前言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一生悄然创作了近两千首诗歌，关于宇宙、自然、爱、喜悦、痛苦、孤独、死亡、不朽等，她沉思默想，为自己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命名和定义一切，为美国诗歌敞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至少在她的时代，没有谁的探索如此独特，达到如此深邃的程度和崇高的力度。认知的深度和曲折使狄金森的诗风总体上简洁凝缩、冷峻瘦硬，充满空白、断裂和多义性。

她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写诗，虽然她渐渐明白，这样的诗作注定难以取悦当时的读者。她说，“我栖居于可能性”（I dwell in possibility）。

每一个文学文本都处在广义的翻译、移动和重写（rewriting）之中，并在不断的“重写”中获得延续和重生。不过，狄金森诗歌文本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显得尤为突出，这与她私密的创作和发表样态及其诗学策略密切相关。狄金森的大量诗歌文本都处在明显的未完成或不确定状态，这首先表现在物质形态上，可以粗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未定稿：诗人留下大量未加整理的草稿或半成品，它们停留在实际的未完成状态；第二，异文：同一首诗作有多种不同形态的手稿或手抄本存留，如零散的手稿、装订成册的抄本或随信寄给亲友的抄本；第三，替换词（alternative words or phrases）：在似乎已经完成并定稿的文本中，诗人在纸张的空白处保留大量替换词，让文本处在开放状态或保留多种可能性。

在诗歌史上，没有哪位诗人像狄金森一样如此频繁地为诗歌文本保留了如此丰富的异文和替换词。一方面，这与诗人生前选择不发表或仅限于在朋友圈传递抄本的发表方式有关；另一方面，有种种迹象表明，保留替换词是狄金森自觉的“选择不选择”（choosing not choosing）的诗学策略，具有明显的实验性。而大量的未定稿和异文的存在，也很可能与诗人无意于追求确定性的诗学策略和创作理念相关。

为了在汉语世界里进一步敞开狄金森诗歌的诸多可能性，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和美国狄金森国际学会（Emily Dickinson International Society）联合发起并组织了“狄金森合作翻译项目”，共同翻译、精读、研讨狄金森诗作104首。发起这个项目的另一个初衷是为了配合狄金森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的首次召开，因此，这个翻译合作也是研讨会的一个配套项目。研讨会和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复旦大学中文系王柏华，协同狄金森国际学会主席马莎·内尔·史密斯（Martha Nell Smith）和《狄金森学刊》前任主编克里斯丹·米勒（Cristanne Miller），共邀请到近50位中外诗人、译者、学者参与，组成21个翻译小组，每组2—3人，分别选译3—11首狄金森诗作，并为每一首诗作提供注释和解读。

中方合作者既有狄金森和美国诗歌的译者和研究者，如董恒秀、李玲、刘守兰、罗良功、周琰等，也有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的诗人，如冷霜、王家新、杨炼、周瓒等，而北美合作者主要由一批狄金森资深学者组成，除两位学界领袖米勒教授和史密斯教授之外，还有狄金森国际学会两位副主席莫斯伯格（Barbara Mossberg）和德普曼（Jed Deppman）、《狄金森百科全书》主编埃伯温（Jane Eberwein）、狄金森权威传记作者哈贝格（Alfred Habegger）、狄金森信封诗和晚期手稿权威专家维尔纳（Marta Werner）、《狄金森学刊》前任主编斯托（Gary Stonum）、《狄金森学刊》现任主编理查兹（Eliza Richards）等。

“狄金森在中国——翻译的可能性与跨文化视野”研讨会（Emily Dickinson Dwells in China_Possibilities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s）已于2014年11月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是首次在中国举办的以狄金森为专题的国际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美国狄金森国际学会协办，近60位专家学者、诗人、译者与会，交流狄金森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中英诗歌相遇中的诗学、美学、文化阐释等问题。研讨会分为学术报告和合作翻译工作坊两个部分，采取了大会发言、专题研讨、小组对话和诗歌朗诵会四种形式。研讨会以国际合作翻译项目为后盾，突出了它的一大特色——融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于一体。

史密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提出，阅读狄金森，从手稿、印刷出版物到如今的数字化形式，即使用英文，却始终在翻译/移动（translation一词的本义即移动和传送）中阅读，正如狄金森生前在她选定的小圈子里移动自己的诗作一样。她重点介绍了近20年来她本人积极参与和推动的狄金森数字化档案的建设情况，包括Dickinson Electronic Archives（DEA）和Emily Dickinson Archive（EDA）的异同和使用方式。经由跨语际的翻译，狄金森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米勒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强调狄金森诗歌对韵律和节奏的重视，特别是有意运用声音结构及多重韵律来传达认知与观念的方式。她结合德语和法语译者的处理方式，探讨了翻译的可能性和困难，也为中译者提供了灵感。

早在2014年7月，翻译项目的合作者已通过邮件就所选诗作的版本、诗意的整体把握、具体词语的理解、节奏韵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在会议召开前夕提交了部分翻译初稿。2014年11月，16个翻译小组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安排各个小组成员在光华楼星光咖啡厅见面交流，继续修改译作。在翻译分会场，每个小组都发表了翻译研究报告，与各组同仁切磋翻译心得和体会，特别是其中的难点和困惑。翻译工作坊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认同和反对意见此起彼伏。

罗良功指出诗歌翻译需要重构三重文本：语言、声音、视觉。他结合自己翻译狄金森的尝试，探讨了这三重文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他建议采用加粗字体来重构狄金森诗作中频繁出现的首字母大写的词语的视觉效果。陈义海在发言中提醒译者，不宜为“凑韵”而牺牲诗意。王柏华以两首诗作为例，展示合作翻译和重译狄金森的必要，其中一首涉及版本的慎重选择，另一首涉及语法和诗学上的困境以及文化和宗教负载词的处理。台湾译者董恒秀描述了狄金森进入台湾的历程，并结合实例分享了她与老师莱杰威（George Lytle）多年翻译合作的经验。王立言提出通过增补的翻译技巧来传达狄金森晦涩、跳跃、浓缩的诗作中内含的意义成分。徐翠华的发言为三首诗作提供了深入细致的解说，特别是其中节奏韵律的巧妙运用。曾轶峰引用施莱尔马赫的观点强调翻译狄金森的异化效果。刘守兰生动介绍了她与美国合作者相互启发、相互印证的通信往来如何最终加深了她对狄金森诗作的理解。周瓒结合本雅明的翻译观和她本人的实践提出，狄金森在呼唤她的中译本，这是对原作的必不可少的增补与完善。

在闭幕式前的诗歌朗诵会上，16个翻译小组的成员以中英双语朗诵了部分诗篇，听众们以饱满的热情聆听专家朗诵原作，品味中文译作的得失，现场见证狄金森诗歌在双语相遇中的困境、突围与重生。狄金森国际学会主席史密斯教授在闭幕式上表示，这是一个十分有特色有创意的会议和合作项目，她愿意与复旦文学翻译中心的组织者共同努力，争取打造出一个互动的网络平台，将这个合作项目继续下去。

自会议结束以来，各个小组继续开展远程合作，精益求精，打造译文和导读，于2016年夏天提交了翻译定稿。经主编王柏华细心审阅，同时针对一些疑难和有争议的问题，进一步与小组成员讨论，期间多次请教史密斯和米勒两位教授，合作翻译项目成果于2017年8月结集并定稿。

总结狄金森合作翻译项目，有以下几个特色和突破：

第一，首次为中文读者提供了狄金森手稿图片（共128幅），并提供了手稿相关信息，展示了狄金森诗歌的创作原貌。

第二，首次呈现了狄金森诗歌文本中的异文和替换词，以展示狄金森诗歌的开放状态以及“选择不选择“的诗学策略。

第三，提供必要的注释和解读，为难点和关键点加注，同时精选合作者之间的研讨记录，邀请读者亲历狄金森诗歌翻译现场，以进一步敞开狄金森诗歌的多种可能性。

第四，首次以图文的方式翻译和介绍了狄金森的信封诗11首。

狄金森国际合作翻译项目是一个尝试，或可为文学翻译界提供一个值得推广的翻译范式，但由于多人参与合作，组织、沟通、协调工作以及编辑、统稿、校对工作都十分不易，难免存在盲点、错漏和各类不足，诚挚地期盼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柏华＆Martha Nell Smith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