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长的概念

1.关于成长小说

成长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构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将成长纳入其中，让成长成为反映和表现人类生活的文学形式的基本主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什么是成长？从生物学概念上讲，成长就是人的各种器官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是指生理上的成熟，多以年龄为计算标准。而我们要研究文学作品中关于成长的概念，应该是从文化学角度切入。文化层面上个人的成长涉及两个方面：个人主观的心灵和个人所生长的整个群体的客观心灵，即个人心理成长和社会（被认同）成长。个人心理的成长就是要追求一种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又是基于社会认同之上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只有在成为中心的群体认同语境中，自我认同才能形成。”成长由此获得了答案：成长即“主体”生成的过程。如何形成自我认同，如何成为“主体”就成了一个永恒探讨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当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其物质性的材料展示并指向文化习得的理性意义时，它就涉足了成长主题”。而当我们将“成长”作为共同类型来探讨时，这些在叙事肌理和精神机制上具有相似性的叙事文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长小说”。成长主题是贯穿人类始终的，而成长小说则是小说形态学中的一类文学批评，是将那些可以从成长角度阐释和批评的作品做类的划分后的整体性批评。本文的重点是要研究王安忆作品中的成长主题，成长主题与成长小说并不是对立的个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

成长小说一词来自德语（BILDUNGSROMAN），其原意为“创造、塑造”之意。在德国，这类小说通常表现一个人通过克服自己的幼稚等缺点后，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成人”，一个被社会尊敬的人。按通常的说法，这种小说还可以称为教育小说，是一种带有传记色彩的文学类型。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的。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德语文学中的具体范例来说，“教育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在英语文学中，评论家将这类小说称为Initiation stories，在其中描写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个特别事件或特别遭遇后突然产生顿悟，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完成青少年走向成年的社会过程。

美国文学中“成长”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成长小说在美国文学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美国作家热衷于塑造青少年主人公的形象。莱斯利·菲德莱尔在其名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中指出：“由于美利坚民族历史短暂，美国作家也没有悠久的民族文学传统可以依凭，他们的创作总是从头开始。”所以美国的成长小说历史和美国文学的历史几乎一样大，很多优秀的成长小说都为我们耳熟能详。如《小妇人》、《乡村医生》、《麦田里的守望者》、《向苍天呼吁》、《所罗门之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红色勇士勋章》等等。其中美国当代小说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公认的当代成长小说经典：主人公霍尔顿拒绝成长，他不愿意失去童真，想要逃避庸俗，他从学校逃走，到纽约去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在这过程中经受了社会的种种磨砺，一步步地发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他想成为麦田的守望者。他不能融入社会，但又不能脱离社会，最终要通过心理治疗来拯救自己。再有霍桑的《小伙子古德蒙·布朗》：

小伙子古德蒙·布朗是个好人，他纯真善良，待人诚恳。尽管他极不情愿，但还是得与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暂别一晚，因为他要出趟远门，有个人已经和他约好，要带他去森林深处参加一个聚会，一个他闻所未闻的、魔鬼的信徒们的聚会。一路上的所见所感一次次震撼着他稚嫩的心灵，一步步把他推向绝望的边缘。他一声声或在心底，或对着天空呼唤着他的妻子的名字，希望像他一样忠实于上帝、忠实于道德、忠实于理想、忠实于美好人性的妻子能赋予他与邪恶对抗的力量。他是否坚持到了最后，小说中的描述十分神秘和含糊。但经过这一晚的游历后，布朗的确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往的热情与对生活的热爱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忧伤和严厉。布朗的森林之旅象征着一个人的心灵之旅。这次的林中远游不仅深入到了密林深处，更深入到了人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了一个正在经历着成长痛苦的年轻人的心灵世界，他的人生经历被浓缩在一场林中的噩梦里，这其实对应了一种“人生如梦”的世界观，在作品中做到了真正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霍桑采用梦幻的形式来表现这样一种失败的成长经历，其深意也许正是为了启迪人们应该勇敢而坦然地直面人生中的一切邪恶，这样才能真正成熟起来，才能赋予人生以积极向上的意义，才能避免像小说中的古德蒙那样浑浑噩噩地虚度一生。人生的最低境界是逃避，超越了这种境界就会去抗争，一是独善其身，二是积极参与。前一种在美国文化中并不多见，在中国文化中这样的人则比比皆是，陶渊明堪称楷模，英国文学中则以湖畔诗人为代表。后者在美国文化中则体现得较多，霍桑就是其中之一，积极参与就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是人生的更高境界。

成长问题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在英国文学中同样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17世纪就出现过《天路历程》，18世纪有《鲁滨孙漂流记》、《帕美拉》、《克拉丽莎》、《汤姆·琼斯》，19世纪有《傲慢与偏见》、《爱玛》、《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简·爱》，20世纪有《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银剑》等。

成长小说在英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于对“一种绝无仅有的生活苦难和一种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的精确再现”。英国小说的这一传统，决定了英国小说对个人成长体验的普遍关注。例如《鲁滨孙漂流记》中描写了一位青年不听父亲的忠告，出海经商，在海上遇难后流落荒岛28年，与自然抗争、与孤独抗争，打败土著、打败外敌，最后回到祖国的成长故事，这篇小说是对一个青年人在险恶的环境中不断完善自我，最终战胜重重困难的勇气和精神的热情讴歌。狄更斯是英国文学史上探索成长问题的重要作家，他的《奥列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都是很著名的成长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儿，他们的成长中充满了磨难，但他们仍然坚强地生存，体现了下层人民的勤劳、互助、乐观的美德。继承英国的优良传统，在成长小说中，作者们也采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来展示他们所经历的社会生活。

中国的成长小说自然不是从上述定义出发来进行创作的，也不是盲目模仿，而是具有自己本身的特色。虽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建立起成长小说的理论框架，但中国当代文学当然不能不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成长小说创作实践在中国已经蔚为大观了。

樊国宾在《主体的生成——五十年成长小说研究》一书中将当代文学中成长类型小说划分了时期。从1949年—1976年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在结构和创作上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这段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有《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茫茫的草原上》、《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美丽的南方》、《青春似火》等等。该时期成长小说中人物、故事虽千姿百态，但都沿袭了一些共同的创作模式：故事往往讲述了出生贫苦的主人公（即使不出生在社会底层，也都有着痛苦的生活），在旧势力的压迫下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然而生性善良且有着道德良知的他们在一位“精神之父”的范导下，逐渐去除内在德行的污垢，走向一个“新世界”，而在走进“新世界”之前，他们会接受成年仪式的洗礼（多是入党），并获取进入成年世界的信物（入党申请书），完成自己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青春似火》中梁云的形象是这个时期成长小说的典型。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梁云，“父亲（中共地下党员）被敌人杀害了，自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梁云是个生性善良的人，他参加了革命，在给中共党员裴良志同志传递情报时，裴送给他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裴成了他的“精神之父”。在参加炸毁敌人细菌炸弹仓库的行动后，王政委找他谈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你的入党申请，地下市委已经批准啦！梁云一听这话就仿佛觉得一股炙热的火焰从他的心底刹时遍布全身。他望着王政委，像是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向党述说，却又好像一切都分明而清楚，党已经完全洞察了自己的心，用不着表白，只要今后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毕生的精力，甚至每一滴血都交给党就行了。”这一时期的成长主人公形象有些像西方历史上的圣徒形象，他们始终保持纯正而庄严的形象，前仆后继做出榜样，为世界和历史进入新阶段做好准备。对圣徒而言，标志性事件是洗礼，于成长主人公而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入党”。进入80年代后，成长小说经历了一个重写“革命年代”之期。这时候的重写已经带着解构利剑在质疑“革命年代”泯灭个性的“集体成长”。这时候起，“有着千百年大共同体本位传统的古老中国，重新找到了自我指认的理性镜像”。这一时期作家们开始质疑“革命年代”主人公成长的虚假性，如果说“革命年代”主人公的成长是在信仰的明灯照耀下的“幸福成长”，那这一时期则是对“把历史看作道德剧，将革命看作道德”的讨伐。到了90年代，成长主人公不再是模型一样的“新人”了，现代性构想与其实践在中国蔓延开后，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就认为“与群体融为一体的快乐，是我永久的一种残缺”。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的成长道路显然是怪戾的，多米的性别自我建构历程中伴随着“手淫”、“同性恋”这样背离群体伦理的事件，这些都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成长小说以一种文化姿态浮出历史地表，这是近年成长小说与以往历史时段成长主题的根本区别。以往的“成长”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政治术语，它的外延和内涵，与“进步”是同义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春之歌》，“林道静”模式在斗争中成长成为那一代不可移易的成长公式。之后的“寻根小说”虽然开始关注小说的文化构素，但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去寻找文化之根而不是成长之根。到了90年代，思考文化和人的文化成长，思考人的精神道德问题和生活本源问题才受到了作家的关注。这一时期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性别意识不断建立，令女性的文学更加具有个性化的鲜明风格。自80年代起，女性作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世界里，普遍存在女性被压抑、被扭曲、被异化的现实。这种女性生存现实被遮蔽的不平等关系，不仅影响着女性群体的发展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还直接地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这个问题的清醒的认识，使得女作家在创作中，能够逐渐地把性别观念演化成一种文学的自觉。而之前的文学里，女性的成长却更多是让自己的意识、行动与社会历史运动接轨。

在此，不妨以当代文学史中的经典小说《青春之歌》为例做些分析。杨沫在捡拾个人记忆碎片，表述女性成长时，的确用了不少笔墨来描写林道静的爱情。然而，深入研究林道静的爱情经历可以发现，它不过是女主人公由一个年轻的女学生一步步接近革命的扶梯。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余永泽的同居，成全了林道静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抗，走出了束缚手脚和毫无自由可言的家庭。对学生运动的领导、共产党员卢嘉川的爱慕以及卢嘉川的影响，让林道静大胆地走出了和余永泽共筑的安乐巢，投入到了民族解放的洪流。接着又是在成熟的共产党员江华的不断教育中，她克服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单纯、幼稚等弱性，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作者掺杂着个人经历的流畅叙述中，实在难以觅到女主人公因生活环境的复杂而导致的内心的紧张和精神上的困惑以及排遣这些的精细过程。作品对林道静在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稳的战争背景中独有的生存体验表现得未免太单薄了一些。由此看来，受到传统文化构形的浸染，女性的性别特质不只是难以从国家、民族、社会、阶级、政治、权利等固定的中心话语中剥离出来，甚至在女作家积极求同于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时，作家想像力的单薄和思维观念的僵化已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消解和丢失了女性的性别意识。

以上是对中外成长小说做的简要介绍。本文的目的是要研究女性作家在探讨成长这一主题时采取什么样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当然是基于整个文化背景之中的，既不是个人的独创，也不是突发奇想的灵感，所以了解一下整个成长小说的创作背景是很有必要的。

2.女性成长小说：从无到有的蜕变

传统的成长小说更多的是关注男性的成长，因此，成长小说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强烈的性别意识。成长这一文学中的大主题，从一开始就让女性离场。成长文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主人公都是男性，即使文中出现了女性，她们的成长都是遭遇压抑的。希腊神话中呈现了许多女性成长遭扼杀的故事原型：达佛涅为逃离阿波罗的追逐，呼喊救命，结果是成为一棵不能移动的并且被阿波罗所拥有的月桂树；女性对自由及愉悦的渴求被悍然拒绝。再有，塞勒涅对阿波罗的爱慕，只是幻化成一朵朝天的向日葵；女性情欲的自觉再度被漠视。普绪克更因其孝顺父母之心，答应了一桩莫名的婚事，但只因其想确认丈夫的身份，之后遭受了一连串身心的磨难。她最后在奥林帕斯天境得的神袛地位，也是因为得到丈夫的首肯及原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也一直处于被动、从属地位，自我的成长无法得到重视亦不能正视自我的成长。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女性成长才开始受到关注。

英美两国的小说对女性的关注也呈现不同的特色。英国小说对女性成长的关注，几乎和小说的诞生是同步的，被誉为英国现代小说第一人的理查森，就写了两本关于女性成长的小说《帕美拉》和《克拉丽莎》，都是以少女恋爱为故事线索，展示了女性青少年成长中的一个话题。奥斯丁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女性的眼光来观察女性成长的重要小说家，他的《傲慢与偏见》、《爱玛》都是以19世纪初英国乡村女性为主人公，她们的故事矛盾就围绕着爱情与婚姻展开，作者关注女性爱情观念的形成和变化，以及人格发展和成长的层面。奥斯丁之后关注女性成长问题的杰出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倡导了女性自尊、自强的精神，被奉为女性成长小说的经典，这部小说同样是围绕简·爱的爱情展开的。所以女性青少年的成长困惑和她们的爱情婚姻有密切联系，爱情观、婚姻观的形成与发展成为英国女性成长小说的共同特点。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里青少年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是他自身成长的隐喻，但女性成长主题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女性成长才受到更多的关注。与英国女性成长小说不同，美国文学中女性的成长少了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而多了女性争取自己社会地位的反抗。凯瑟琳·安·波特是美国杰出的小说家，她在《源泉》和《旧秩序》中都描写了性格刚毅、果敢能干的母亲形象，她们都是自发反叛旧秩序的女性，她们婚后对丈夫性格的改造以及通过哺乳来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生活的干涉。所以在美国文学中女性们做得更多的是挣脱他者的形象，所以她们形成了一个经历了天真幻想—出走—寻找自我—醒悟的成长历程，体现的是男权社会向两性平等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的成长之路。

性别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先天存在和事实，女性感知世界的能力和方式由遗传基因决定和传送，它是先验的，而不是后天以理性输入的。无论是女作家还是男作家，在以写作来思考和表达这个出发点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性别的差异，体现在他们的观念、思维、观察体验事物的视角以及作品语言的表述方式之不同。这些差异或者说“性沟”，创造了千姿百态的文本，也为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惊讶和比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女性写作应该完全建立起一种不同于男性写作的评判标准，更不能认为在文学这个男女共享的领域里应当割出一块封闭的领地来专供女人游戏。

20世纪开始在西方国家萌发的女权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渐对我们发生影响，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领域，迅速创建了女性主义文学研究这一新的科学。这一新的学科的研究成果，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新的门窗，使我们看到了女性世界在文学中展示的心理奥秘。在女性主义大旗的感召下，女性的“身体写作”成为时尚甚至是女性写作的标志。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认为：女性的身体写作是自我赋权。女人通过返回自己的身体而寻找精神价值。但是，新的悖论也无情地随之而至：如果说女人只应该从事“小女人”或“私人化”写作，岂不是承认文学的宏大叙事只是男性写作的一种特权？如果说女性所关怀的世界只有身体和性，只有爱情和自我，那么是否等于印证了历史上男性对女性的歧视，而将男女共享的天下拱手相让了？

如果说在商业时代的文化消费中，女人的身体本来就被男性当作一种性工具和性对象，那么女性的身体写作是否会成为对“男性窥视”的自觉迎合？别让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单纯的流行和时尚，并带来趋时趋势的弊端。新中国建立后，所谓的男女平等被完全政治化了，中国当代女性表面上是这种国策的受益者，但在心理上却是非性化的受害者。对于封建历史上“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反抗，曾经催生了我们对“男女都一样”的人格地位平等的渴望。而这“一样”所造成的取消男女差异的后果，导致我们又想找回“男女不一样”的女性特质。女性文学所应当体现的女性性心理、性意识以及各种女性体验，女性意识不应被压抑和贬损，我们寻求作为人的“尊严”，寻求从女性立场去判断外界事物、从女性的视角感知生活、用女性话语表述内心情感，我们不是男女关系的对峙以及对男性的“指控”，我们更关心的是一种“自由”，男性和女性共有的“自由”。

人们不会忘记，以往涉及的女性成长小说，无论作者的性别属性怎样，都是比较多地侧重写女性成长中，如何使自己的意识、行动与社会历史运动接轨，如何使自己的价值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并得到社会的积极首肯。为此，作者会选取一个十分生活化的叙事角度，甚至会借用爱情这个比较女性化的补角，但细致阅读就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件吸引读者视线的外罩。作品在表现女性成长内容时，尽管主人公的身份是女性，但她们的立场、视角都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她们的价值体系完全受到男性价值体系的支撑。在她们的声音中基本上没有属于女性性别特质的独特的声音，很难看到女性与男性不同的感知是什么。女性与男性不同的期望是什么，女性与男性的想像空间在多大范围内是重叠的，在多大范围内又是有差异的？换句话说，在这些叙事中，很难寻找到女主人公在成长和奋斗中有着怎样独有的感受和经历。类似这样的女性写作不过是借助于男性中心话语方式来发言，争取极为有限的女性说话的一个空间。女性仅仅是发言人，是说话人，是模仿性的发言人，是模仿性的说话人。而所言说的内容并不一定完全是发自于女性内心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感受。她们的立场可以是男性的、阶级的、社会的、大众的、唯独缺少女性的色彩。

在女性成长小说中，呈现更多的是压迫，以及追寻解放与自我定位。究竟什么样的成长才是女性真正的成长，在根深蒂固的男性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女性能否探索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线。

本章将结合王安忆、虹影作品中关于女性成长的叙述来探讨这一问题。

二、东方式的自我成长

1.从单纯到丰厚

80年代初，王安忆带着她的创作登上了当代文学的舞台，她勤奋，勇于探索，她的每一次创作都自觉不自觉地顺应并体现了新时期不同阶段出现的文学思潮，而且在每一次潮头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也许每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生涯里，都会形成不同的时期划分，但很少有人令研究者感到，这种划分对于王安忆那样重要，富于内在意义。就笔者的印象而言，迄今为止，她的所有作品都必须分成若干块来阅读和理解。而她本人也习惯于集中地推出一批属于同一思路、同一方式或体现同一旨趣的作品。”王安忆创作的描写主人公成长经历的小说，也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下面我们就把她创作的不同时期的女性成长做一个分类，勾勒王氏成长小说的发展脉络。王安忆的小说并不都是成长小说，有的作品是一部完整的成长小说，如《长恨歌》、《桃之夭夭》、《妹头》等，有些作品则是在小说中讨论了成长主题，但并不是一部完整的成长小说，如《小城之恋》、《流逝》、《我爱比尔》，《富萍》等，有些作品则根本没有涉及成长问题。如果因为人的一生是一个成长过程，所有的事都是成长中发生的事，而把王安忆的所有作品都归为成长一类，就太过牵强了，所以我们提取了她作品中属于成长一类的来讨论。

成长是一个人由单纯逐渐丰富，自我意识不断加强的过程，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单纯到丰厚的过程。与其他成长小说不同，王安忆作品中主人公的成长不是由一部小说来完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女性的成长来完成。作为个体的她们在作品中有属于自己的成长，同时她们又作为王安忆笔下成长的一个阶段共同记录女性成长的轨迹。

《雨，沙沙沙》是王安忆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描写了清纯少女成长中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故事的女主角雯雯是一个青年女工，一次回家途中没能赶上末班车。马路旁一位热心的骑车小伙子主动提出捎她一程，一路上向她发表了他的关于路灯的审美发现，谈话中打消了年轻姑娘对陌生男人本能的戒备与紧张。她顺利地回到了家，他也消失在夜幕中。她期待着会有重逢，但却再也没有新的故事。一切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插曲，其实已经有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姑娘的心中，重新建立起对人的信任和对生活的一种诗性追求。小说的笔调明朗轻快，反映了这位正处在青春成长时期的姑娘的一种内心对社会的感受。雯雯的青春气息给她的成长赋予了单纯之美。这是文革过后，一切都重新开始的年代，人们对新生活充满了新奇，但却不敢尽情地张开双手去拥抱生活，心底还残留着文革留下的阴影，人们始终怀着忐忑的心情面对生活，就像青春期的少女，内心炙热，却又惴惴不安，身怕一不小心又“误入歧途”。就像文章中的雯雯那样，因为害怕而时时戒备，但最终，这位成长中的少女获得了肯定的答案：生活是美好的，应该全身心地投入。

如果说文革过后的新生活带给王安忆的是新颖、单纯的话，那改革开放后多元化思想的入侵，则带给她更多的对传统的叛逆。仔细阅读王安忆的作品，我们发现她笔下像雯雯那样对生活微笑亦被生活善待的女性形象其实很少，王安忆笔下更多的是生活在80年代后90年代初社会转型时期的新一代女性。她们经由多元化思想的洗礼，接受“个性”思想的启蒙，她们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有了追求人格独立、婚恋自由的意识与要求，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与周围的传统社会环境，使她们在追求“个性”的同时，理智与情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勇敢”的她们一面清醒地追求人格独立，一面在情感上又不能不有所顾忌。从她们身上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女性成长过程中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一个人身上的男女关系，是一种抽象的男女关系，全凭自己的理智和情感去喂养。”《荒山之恋》中他与她义无反顾的相爱了，他们不顾一切，却迫于传统道德的约束而无法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他们只有一次次地逼迫自己放弃却又一次次被情感占据了上风，最终她采取了一个凄婉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在荒山之巅由她喂他喝下毒药，然后自己再喝下，相拥死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具有叛逆精神的她在情感与理智的交锋中，认识到了个人意识与社会伦理道德间的冲突：伦理道德始终要战胜个人情感，自我意识的增长必须在伦理道德范围之内去完成，超出这个范围必然会带来伤害，伤害个人，亦伤害到了社会。《我爱比尔》中的阿三，她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同时也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她喜欢标新立异，对事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不随波逐流。阿三的成长伴随着两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一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二是前卫的富有挑战精神的现代观念，阿三用这样一个前卫的思想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迥异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世界，并活在这个自己认为合法的世界里。首先她懂得：交换就是一切。为了博取比尔的欣赏与接纳，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就像商品交换时需要接受买方的挑剔一样，阿三知道如何更好地吸引住男人的注意力，降低他们挑剔的眼光，成功地推销自己。通过不断制造浪漫，她用性欲获得了比尔（男人）的接纳与购买。而这一切并没有让阿三获得理想的生活，她还是失去了爱人和艺术生命，被迫以卖淫为生。阿三的成长是一个走向“深渊”的过程，这种成长悲剧的原因是东西方文化差异所致，她身上所具有的西方思想使她敢于大胆表白自己的个性和爱欲，却无法摆脱性别差异所带给自己的伤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成长无可奈何地被扭曲，这是女性更是整个人类命运的真实写照。阿三的成长虽然是一个悲剧，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为了追求与外国大使比尔的爱情，放弃了学业，而最终比尔离她而去，她开始到处寻找与比尔相似的身影，最终沦为了一名妓女。这里的阿三同样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对情感的要求强过了对理智的需要，为了让比尔留在他的身边她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比尔对她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爱，只是像欣赏一件神秘的东方艺术品一样去欣赏她，没有给过她承诺。比尔离开后的日子，阿三想在不同的外国男人身上寻找最初与比尔的爱，但都不能找到。阿三的成长过程中，理智被情感战胜了。《妹头》中的妹头，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女性，从小便清楚作为一名女性应该具有哪些特点，她大胆、好强，敢于追逐自己的爱情，与小白结婚后非常清楚如何去掌控住他，但最终她却有了婚外遇，而这个婚外激情亦是清楚地由她自己掌控的，妹头的成长就在自我理智的控制中完成。

激情过后一切又都得归于平静，尝试探索了成长中女性的叛逆精神后，王安忆发现女性的成长还有别的方式。90年代后王安忆创作了大量描写生活中成长着的魅力女性的作品。《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成长带着青春的羞涩、成长中的叛逆、更有叛逆后面对现实的勇敢与魄力。小说中当李主任死去后，王琦瑶去了乡下老家，但她认识到逃避并不能排解她的苦楚，生活仍然需要继续，她得收拾行李前行，于是她勇敢地回到了上海，开始面对新生活。她的成长中有一种力量，含而不露，让她即使经历苦楚仍能怀着平静的心去一直向前。不过从《长恨歌》这个名字的用意，我们也能感受到主人公“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凄楚，加上王琦瑶带有悲剧色彩的一生，让人觉得，从清纯到叛逆再到默默坚韧，王安忆一直在寻找女性成长的出路。到了《富萍》，听名字就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富萍的成长被投掷于上海这个城市后，就有了几分漂泊无依的酸楚，但富萍默默地承受生活的态度让人为之钦佩，女性在王安忆笔下从单纯走向了丰厚。《桃之夭夭》更体现了王安忆对女性成长的理解，在平凡的生活中不管是满怀欣喜还是遭受挫折都要勇敢承受，这样一来，丰富的女性就能像《桃之夭夭》中的女主角郁晓秋那样“灼灼其华”。

《启蒙时代》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从高级干部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可以说，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2.东方式成长的叙事策略

当代女性的成长背景中主导话语的空无、缺席无疑给女性提供了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建立女性话语的机遇。这个时代甚至比“五四”那种反帝反封建带着妇女浮出历史地表的时代更利于女性的解放与成长。在“五四”时代，妇女的解放是民族再生的伴随物，女性处于非自觉的被动形态，而在社会转型，中心价值分裂的多元化时代，女性的真正解放意味着女性自身的自主觉悟，自我建构，而非解构他人或被他人建构。一个自觉的、有使命意识的女性作家，在没有过多外在束缚的前提下，保持与男性中心话语的距离，将个人经验与个人记忆提升为文学事实，坚持女性文本实验，将女性内在境遇文本化，从而使边缘与个人价值获得保证，使个人化的女性叙事作为这个时代女性写作的一种根本方式，提取女性语言、保留女性独特经验感受，直接展示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扬与更新，获得与妇女深度存在本相对应的话语形式。

从王安忆的整个创作过程来看，她冥思苦想的人生意义并不总是通过故事情节或者人物经历来体现，有的时候，她更愿意将人生意义放进具体的叙述话语中，借助于叙述方式的精心策划，形成独具一格的叙事风格，淋漓尽致地显现她个人的理解。我们只有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才能抓住她创作的精髓。同样在探讨女性成长主题的作品里，也出现了很多不以情节取胜的经典之作。

“不要典型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风格化，不要独特性，”这四不要原则正是王安忆所提出的，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追求叙述视点和叙述话语的改变。我们以《我爱比尔》和《米尼》为例，来阐释隐匿在文本背后的女性的成长。

首先，两部作品中，都隐含了叙述者“我”，不同的是在《米尼》中，隐含的叙述者“我”无处不在，自由出入于人物的内心与外部世界，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聚焦方式，同时穿插了一种打断故事的顺时时态进程的后叙述视点，这种视点的插入往往对主人公的行为进行解释和评价。例如“她觉得，以后发生的一切，在这时是有预兆的”。“我”与潜藏在后视视角中的“命运”之间存在一种关系——“我”软弱无力，“命运”则神秘莫测，使得米尼的成长中迷惑与堕落像迷雾一般越聚越浓。《我爱比尔》中叙事视角则单纯得多，叙述者“我”隐匿在深处，主人公的视角成为全文的主要线索，“我”始终在阿三的内心深处，是她灵魂的探索者。从《米尼》到《我爱比尔》叙述视点的变化表现出：王安忆不再以旁观者的姿态以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讲述女性自己的命运，而是把目光凝聚到了女性自身的省察上，直接让女性探索自己成长过程中自身和历史积重难返的某些劣根与陋习。

其次，两部作品中叙述话语也不相同。小说叙述的手段可以分为讲述和描述，讲述是作者介入其中，描述是作者隐匿其后。

比较而言，《米尼》以讲述为主，《我爱比尔》以描述为重。《米尼》中叙述话语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地讲述故事的流程。《我爱比尔》则以雕琢润色见长。例如，《我爱比尔》中阿三即将迈进堕落之门的隐喻性细节描写：“阿三细长的发梢在微风中轻轻飘荡，她用一个小玻璃珠子坠住它们，使它们不至太过扬起，她的细带细跟镂空鞋有一只伸下了街沿，好像一个准备涉水的人在试着水的流速和凉热。她身姿从后看来，像一个舞蹈里的景致场面。忽然间她的身体跃然一动，她跨下人行道，向马路对面的宾馆走去。女老板的脸上浮起了微笑，似乎是，果然不出她所料。”这些细节描写的精心设计加重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悲剧意味。但是在《米尼》中，讲述的手法使我们与对象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觉到自己作为读者可以全面冷静地观察对象。很显然，王安忆已经把眼光由外往内转移，她的目的是为了让女性更加凝注于女性的内心世界，认识到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悲剧命运是被自己懒于思考、随波逐流、耽于幻想的弱点牵入深渊的。

第三：故事模式构成要素不同。一般故事都有三个要素：女人、男人和时代，每个要素在小说中所占的比例不同，直接影响了叙事文本的结构框架。《米尼》中三个要素齐头并进，米尼从小到大的故事一五一十地被讲述，阿康也有同样篇幅的成长历史，同时，两个的犯罪行为也被放在整个中国社会环境中考察。

王安忆平衡用力，使三个要素都成了重点，试图用一种共同的眼光去探索女性成长中的心理空间，结果却发现，问题无法解决，米尼成了“命运”掌握的玩物，一切都无法摆脱。《我爱比尔》中的三个要素，“女人”成了王安忆最关注的一个，最多的笔墨和感情都倾注在阿三的身上，而“男人”只是一个个有名字而没有历史与背景的外国人，他们只是阿三寄托爱情梦想的影子。同时，阿三的成长过程中也没有了家庭与社会政治背景的介绍，女人的情感世界才是揭开成长之谜的唯一钥匙。米尼与阿三的结局具有相似之处，她们以卖淫罪最终被劳教。然而米尼的堕落是个谜，阿三身上却体现出了自省之后寻找出路的希望之光，前者只是想知道女性为什么堕落，而后者才真正认识了女性的成长之路，女性成长的精神历程。

三、西方式的自我救赎

如果说东方式的自我成长，更多的是自己内在的警醒和成熟，那西方式的自我救赎则更多的是经历苦痛之后的裂变，拥有更多的张力。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霍米·巴巴看来，在后殖民和后现代语境中，真正的学者必须永远追问：自己的文化身份、阶级民族立场乃至性别到底是什么？自己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言说方式来发出声音？

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文学是实践不同文化间相互传递与交流的重要手段，文学以自己的审美形式显示了异质文化语境下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而长篇叙事作品更以其特定的描情状物的叙事功能，沟通和传递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认识，或者表现出相互冲突的文化事实。虹影的小说基本是在异国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最为著名的有《饥饿的女儿》、《K》（后改名为《英国情人》），这两部作品都有跨文化的文本特征。比较文学学者孟华把这类作品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称作“自塑形象”。所谓“自塑形象”，是“指称那些由中国作家自己塑造出的中国人形象，但承载着这些形象的作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它们或以异国读者为受众，或以处于异域中的中国人为描写对象，至少也可被视作具有某种‘异国因素’的形象，理应纳入形象学研究的范畴中来。”作家进行形象塑造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的文化身份必然作用于作品；反过来，异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潜在的表现和传达了文化身份和族裔政治等问题，因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想像与虚构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反映，展现了文化认同、“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等重大问题。因此，本节论文试图在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通过对作家代表性作品的细读和分析，探讨作家自塑的中国形象与文化身份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关系。

1997年和1999年虹影发表了两部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创作的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即前文所提及的《饥饿的女儿》和《K》，它们集中显现了虹影所创作的自塑性的中国形象。

成长，作为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人类个体生命的重要体验，是文学，尤其是小说表现和探索的对象。成长问题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在西方和东方都受到了作家们的青睐，并由此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成长小说。莫迪凯·马科斯在他的论文《什么是成长小说》中综合了关于成长小说的诸多定义后，给成长小说下了这么一个定义：

“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这种改变使他摆脱了童年的天真，并最终把他引向一个真实而复杂的成人世界。在成长小说中，仪式本身可有可无，但必须有证据显示这种变化对主人公会产生永久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虹影的作品《饥饿的女儿》看做是成长小说。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叙述一位少女经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并因此成长的故事。那青春期本能的觉醒，那种破乱失调的家庭情状，那执著同迷惘相伴的情爱经历，那由河水衬托着的暧昧气氛，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与法国作家杜拉斯撰写的《情人》相似的超越国界的叙事之妙。笔者试从成长的契机和成长的领路人两方面入手，探求作家是怎样塑造这个在苦难中“成长”的少女形象的。

1.西方式的在寻找中的成长

虹影曾说《饥饿的女儿》完全是她的自传，这同时也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18岁少女六六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六六的“双重饥饿”（食物饥饿和情感饥饿）被放置在大饥饿年代的特定背景下，把“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融为一体，通过六六回忆她18岁以前的生活和情感经历，传递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饥饿与贫穷，欲望和残缺，其原因，其后果，在作家的叙述中都是个人经验，而且感受切身，叙述清晰。在文本中虹影将女主人公的成长与大饥饿年代特有的血腥、暴力联系在一起，将人性推向人类原欲的最深层，在饥饿引发的暴力拼杀撕夺中探讨人性中的“原罪”、“救赎”等问题。六六的成长迥异于中国传统闺阁女性的成长，她的成长中没有来至传统家庭的文化压力，没有来至传统家庭的性别压力。

六六的成长也迥异于王安忆笔下从单纯到丰厚的女性自我成长，更多的是六六不停寻找的努力，带有西方式的自我救赎成分，作品呈现出一种与法国作家杜拉斯撰写的《情人》相似的超越国界的叙事之妙。

一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往往有一个重要的转折枢机，《饥饿的女儿》是在书写一位绝望中的少女寻求爱的成长故事，引发她成长的契机却也异于常人。

《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是一位绝望而愤怒的小女孩。

这部被定位为“长篇自传体小说”的作品，明显偏向于纪实。小说的主人公“六六”出生在1962年的重庆，那是大饥饿刚刚结束的年代，饥饿的幽灵还徘徊在重庆的上空。她是双重饥饿（“食饥饿”和“性饥饿”）的产物，是靠“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挑着家庭重担的母亲和另一个只拥有一副贫穷的肩膀的年轻男人的私生女。

与杜拉斯《情人》中的小姑娘类似，父爱在六六这里同样是缺席的。因为法院判定生父在六六18岁以前不得与之相见，养父收留了她，但他心中有着对母亲背叛的埋怨，因而对六六就有如外人般彬彬有礼，更不用说其他的家庭成员。由于同样的原因，母亲对她很冷淡，兄弟姐妹视她为异类，远远避开。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温情与爱不存在，六六也没有自己的位置。六六感到彻骨的孤独和愤怒，由此还引发了绝望。18岁以前，她的生活中没有爱，“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父亲也没有，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如果我在梦中被人亲吻，我总会惊叫起来，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父爱在这里是缺席的，亲人的爱更是。

追寻爱，追寻一个温暖的怀抱，在潜意识里就成为六六成长的契机。因此当她遇到她的历史老师，那个她在亲人之外仿佛唯一愿意注视她的人，她就如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完全地奉献出了自己的爱。这爱，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是伤人的刀剑，会将她刺得伤痕累累，她也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当然，绝望并非六六成长的唯一契机，身份归属——“我是谁？”——的问题，才是促使她成长最大的原因。

六六的身份本质其实就是：弃儿。她的非婚生身份导致她在18岁以前招致了一切轻视和白眼。18岁以前，她懵里懵懂，只隐约感觉到命运狰狞的面目。18岁那年，“我是谁”的问题使她日益孤独和愤怒，掉入了绝望的深渊，她向母亲、大姐投去询问的目光，张开期待的怀抱，但无济于事。于是，爱—异性之爱—就成了唯一的救赎。六六迫切需要一个人聆听她对身世的困惑，迫切需要一个人拥抱她孤苦伶仃的身体，迫切需要借由这个人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存在。她太需要爱了，她选中了历史老师。

这份爱短暂地温暖了她，并且在这其中，她通过交付身体的极端方式，完成了成长的仪式。不幸的是，六六是为了情感的需要而去爱，历史老师是为了肉体的需要而去爱，两人在灵魂上并无实际的沟通，这份爱是绝望而无助的。

六六经历了愤怒、痛苦、迷茫和绝望后，犹如受尽风霜摧残的花朵，终于开放，在18岁那年长大成人。她是“饥饿的女儿”，也是时代的女儿。从某种意义来说，她的遭遇也是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遭遇。

2.西方式成长叙事中的女性角色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方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

在观察这些人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过程中，青少年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角色意识和生活方式。

在《饥饿的女儿》这本小说中，影响女孩成长轨迹的主要是她身边的女人们（尤其是母亲）。

对于六六来说，母亲和大姐是对她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在《饥饿的女儿》的前半部，由于对母亲毫不了解，也因为感受不到母亲的爱，六六对母亲怀有很深的恨意。六六的母亲，这位长江水哺育长大的女子，具有勇敢坚强、吃苦耐劳、敢说敢做的品格。小说在第六章浓笔重彩地描写了母亲的青春故事：母亲年轻时，不满家里包办的婚姻，自作主张地从乡下逃婚到重庆；接着在做工的地方与工头对抗，被捆绑鞭打却不服软；在第一任丈夫有了外遇，她没有哭闹，而是毅然离家出走，再未回头；在大饥荒的年代，她孤身一人带着大群儿女与饥饿斗争；与六六生父的恋情东窗事发后，她主动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之后，更为了养家，也为了赎罪，她在各种廉价的工作中耗尽了自己最后一丝青春……小说借六六的目光，展示了这位倔强的女性备受摧残的面容和身体：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庖，像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到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等不到我重新拧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头，双腿不稚观地张开。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对这样一位母亲，六六起初是不解和厌恶，但在经历了许多事件后，她终于意识到在她的身体内、灵魂中，母亲早就深深扎下了根。她和母亲一样，敢于抛弃一切，哪怕被一切所抛弃，只要为了爱，无所谓明天，不计较昨日，送掉性命，也无怨无恨。

她恨母亲，但也尊敬母亲。生存是发展的前提，母亲是适者生存的表现，“我”对母亲既爱又恨，既排斥又认同。因为恨，因为没有获得母爱，“我”成长后的人生就是在不断寻求爱，在寻找中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因为爱，因为受母亲坚韧性格的影响，“我”在以后的人生中，面对磨难时，总是不自觉的有母亲处世的影子。她对“我”的影响是精神的，也是肉体的，更是一生的。

大姐则是六六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美丽而生机勃勃的大姐，“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母亲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对这样一位用耗尽自己生命的方式对抗社会的大姐，六六最初也不能理解。后来在与大姐有几次谈话后，她逐渐认识到大姐的独特之处：大姐这样折腾婚姻，只是想换一个男人换一种生活，走出这个贫穷而无望的家庭，走出父辈留下的阴影。大姐像一面镜子，启示了六六内心深处的勇敢和激情。她由衷地说：我也要翻身，第一要在家里翻身。最终在身世大白之后，远离了家乡，毅然开始新的生活。

不管是母亲或是大姐，不管是爱还是恨，六六身边的女人们的确是她成长的领路人，从这些女人们身上，六六领悟到了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和技巧。

《饥饿的女儿》这部小说带有自传色彩，因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除了在作家的生花妙笔引导下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年轻主人公成长的痛苦以外，还可能同时感悟到文字来源于灵魂的力量，惟有经历过那种苦难的人才能通过文字表达出那种含蓄的震颤波动。

在《饥饿的女儿》中，20世纪60年代的氛围，一位在苦难中成长的少女忧愁而倔强的身影被虹影朴实的叙述，极其切近地恢复和呈现于读者的感知当中。书中主人公六六的非婚生身份就实际来说只是一种个人的偶然境况，但从社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来说，却远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标记。《饥饿的女儿》比同样题材的作品，多了一些面对自我和面对苦难的审视，这使《饥饿的女儿》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真实地再现和表现了中国最核心处的一些生活境况，比如令人恐惧的饥饿、特殊而宝贵的票证、神秘惊惊的“敌特”、各种各样的政治“贱民”、渴望从贫困中突围而不得法的底层人民……一段苦难的历史，在作家冷静的文字中真实地重现了。

3.东西文化碰撞的扣问

1999年，虹影的长篇小说《K》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发行。出版之后，勾起了不少编辑、评论家、读者种种兴趣。这部小说是作者利用钩沉的历史资料虚构出来的作品，但因为在书中人物的设置上采用了“实名制”，引发了一场牵扯到法庭论争的轩然大波。后经过相关法庭调节，《K》改名为《英国情人》，并做了若干细节上的修改。

在这部小说中，虹影演绎了一段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位中国女子和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的第二代传人裘利安·贝尔之间的爱情故事。以真实的布鲁姆斯勃里文化圈的真实背景作为男一号裘利安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而女一号—在《K》中叫林，在《英国情人》中叫闵，则是历史悠久而今似乎绝传了的古代房中术传人。男主角裘利安是英国著名作家伍尔芙的侄子，接受的是父母一辈的纯自由主义思想，本来算是个类似唐璜的花花公子，来中国准备感受革命，却阴差阳错做起了吃喝不愁的青岛大学教授，并且遇到了系主任夫人闵，两人陷入了疯狂的爱情。

这样一个故事，很容易被理解为单纯的情爱故事，但我们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提供另一种解读。著名评论家陈晓明，一直在关注虹影的小说。他在名为《专业化小说的可能性——关于虹影的（英国情人）的断想》的文章中指出，从专业化的角度去理解《英国情人》，它“可以说是一部专业小说，或者说达到专业水准的小说”。所谓专业小说也就是那些符合我们迄今为止形成的关于小说的标准概念的那种小说。简单讲，就是既好看而又具有相当艺术水准的小说。事实上，《英国情人》作为一部专业小说，从中可以看出作家对故事、人物、情调、结构以及叙述节奏的把握都是相当出色的。除此以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英国情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跨文化文本。这不仅是因为作家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创作的这部小说，还因为它表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吸引的关系。这部小说采取的是经典小说惯有的情爱故事模式，但由于书中人物文化身份的不同，使情爱关系打上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从而具有意识形态的含量。这里的情爱关系，就具有思想反射能量，从性质上来说，情爱关系可以具有思想化的转化功能，那就是“这两个人的情爱关系可以再度解释为是关于东方阴柔的唯美主义对西方雄奇的唯理主义的征服。”小说据说是作者根据追寻到的一些裘利安的故事而重新虚构的小说，而作者把两种文化糅合在一起的叙事方式，也显示出这是作者在跨文化的语境下对历史所作的重新书写，她几乎用尽心中的激情塑造了一个她心目中的东方奇女子——闵。

在《英国情人》中，故事开始时，闵——一青岛大学英文系系主任的妻子、作家，在遇到裘利安这位信仰个人自由主义的布鲁姆斯勃里圈的第二代传人时，她的行为并不胆小，反而稍显主动。她旁听了裘利安所讲授的课程，还“要求”他“讲课眼睛不要总看着我一个人”，这样貌似主动的宣言引发了裘利安的疑惑与幻想。不过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遵循既定的外交礼仪，但闵恪守本分的行为，让裘利安最终有了本能的反感和捣乱的心态。他直接拿男女之事来挑衅体面的系主任夫人，在她尽量掩饰的慌乱中找到了胜利的快感。接下来，他步步进逼，大谈英帝国，谈家庭背景，谈家中众人自由无忌的性关系。在东方式的羞涩面前，裘利安按捺不住与闵有了第一次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接触的结果使闵震惊而且好奇。

对于裘利安来说，他个人更倾向于把闵的心理感觉看成是性好奇，对东方女人的欲念刺激着他把闵想像成和自己有私情的第十一个情人。闵察觉到了他的这种心理，并因此而愤怒和沉默。

这反而加重了他对闵的牵挂和依恋，促使他在闵的面前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毫不掩饰的自由感性。这种西方式的直白终于叩响了闵紧闭的心门，她向裘利安发出邀约：在北京等他。

在赴京约会的途中，裘利安阅读了闵自传般的英文小说手稿。闵的才华，使裘利安的内心更增添了对她的好感。而后，裘利安知道了闵的身世：原来闵父是个很有名的前清翰林，她的母亲也是清朝贵族，因为缘自陪嫁带来的道家秘籍如《玉房经》之类的民间孤本使爱书成癖的藏书家父亲对母亲极为宠爱，二人还一起修炼道家玄学之功，母亲将道家基本要领传授给闵，然而这种道家“迷信”却给她带来了个人婚姻的不满。可以说，闵与裘利安三个月的北京之行，就是整整三个月的性欲燃烧之旅。如果说以前还是裘利安把握着两人关系的主动权的话，现在则是闵在牢牢地控制着它。闵花样翻新、精力充沛地帮裘利安领悟着性之极致：

“室内的盆火旺旺的，纱慢在飘飞，许多白鹤在燃着霞光的一片红色森林上掠过，成群的翅膀涌上来，把他们往上托跃。他几乎在烈焰似的感觉中醉过去。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的享受，都在这一刻用尽了。”这段从裘利安的角度所表现的两人欢爱的诗意感受，可以说是裘利安所领略到的闵向他呈现的东方奇观的极致。在闵呈现的东方奇观那里，有着道家特异的房中养生要领；在那里，人们可以剥离社会人格而进入另一层心理人格。面对这样的奇观，裘利安开始觉得自己恐怕一生都不懂中国，从眼前的这个中国女人开始。

北京回来后的故事节奏明显加快。裘利安被安排做了逃兵，他的精神极欲恢复他所致力追求的革命活动正义事业，他的身体却难以自拔地陷入Q之爱恋，不出走无以摆脱困惑迷失。正是在出走途中他领悟到：原来与闵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只有闵这种排他性的狂热举动才能将内心深处的爱情表露无遗，在灵肉合一的同时展现她所在那个世界最深刻彻底的底蕴，非真情不足以至此。他快马赶回青岛大学，其结果是两人私情的暴露和最后无奈的离别。裘利安最终离开中国，死在西班牙马德里战场，闵则以生命为代价为他们的情爱做了了断。

在《英国情人》中，作家挖掘出了闵，一个旷世奇情精通房中术的东方女子。对于裘利安来说，闵不是他以前十个情人的总和，而是前所未有后继无人的超越者，“Q”这个象征闵的代码彻底颠覆了在此之前他对东方的所有理解和想像。

在Q身上，虹影倾注了热情的赞美，洋溢着生命的光辉。当然，“Q”的形象也隐含着虹影的野心：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获得文化认同。文化身份是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荷兰学者瑞恩·赛格斯指出：某一特定的族群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只是部分地由那个民族的身份决定的，因为文化身份是一个较民族身份更为宽泛的概念。所以通常人们把文化身份看作某一特定的文化特有的、同时也是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一系列特征。对此，美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有较为具体的论述：“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了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化身份具有一种结构主义的特征，因为在那里某一特定的文化被看做一系列彼此相互关联的特征，但同时也是一种“变化”，是在现实过程中不断受到外力影响而漂浮着的变化着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文化身份当作某种文化永远固定不变的表现，而应该看做现实因素下的运作过程，它“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换句话说，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我们不仅应该将文化身份看做是民族固有的特征，而且还应该将其看作是对身份的重新建构。

鉴于上述论述，一方面，虹影塑造出的Q这一形象，代表着她心中虚实结合创造出的文化理念，代表着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体认，显示了作家想借此摆脱西方偏见的意图；另一方面，虹影浓墨重彩塑造出的这个展示东方奇观的奇女子形象，也表现出她渴望借Q提高东方“被看”的质量，借以吸引西方的注意、惊羡、赞叹，并最终获得其他文化对自己的认同。

综上所述，对于跨文化的叙事作品来说，创作主体的文化身份，会使其作品在表现上带有明显的文化差异政治的特征，使得虹影的作品中女性成长浸透出一种西方式的自我救赎。

四、结语

成长主题，成长小说的研究是一片有待开发的疆域。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成长小说，必然为读者展示不同的社会问题、教育理念、时代主题、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不同的文学传统等。我们本文研究的王安忆、虹影对成长，尤其是对女性成长的阐释，就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价值观，当然，一个作家对成长的阐释并不能概括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王安忆、虹影也不例外。

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描写人类成长心路历程的作品，反映了个人在精神境遇中艰难探索的历程，具有不同时代的社会底蕴：在五四启蒙引领下表现出“人觉醒”后对成长前途的感伤情绪和忧患意识；在革命意识形态背景下反映出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历程的平面化、脸谱化性质；新时期的成长叙事实质是用自由、民主、进步的新乌托邦取代意识形态下的革命乌托邦；90年代个人话语下的成长小说是对传统叙事的颠覆性重写，充满了私语话的冲动、迷惘和激情。纵观传统的成长小说，尽管故事情节、叙述风格、人物经历等千姿百态，但这种表面的差异背后，则有一个共同的结构模式：即一个尚未成年的未经世面的少年，身负某种使命踏入社会，经历了种种复杂曲折的充满着九死一生的痛苦磨难，以及情与仇、爱与恨、血与火的考验与洗礼，最终成长。这一模式背后有着更深层的隐喻结构—关于生命成长的隐喻，生命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诸多的磨炼与考验才能真正成熟，通过这种成熟，生命获得一种质的转换，从自然生命存在转换为属人的社会化的生命存在。转换的成功与否，和磨炼与考验的深度及难度成正比。从原型的角度来研究，这类成长小说就具有英雄神话的特征，英雄神话诞生于人类社会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化的过渡期，同时也是人类从万物有灵的动植物神图腾崇拜向祖先神崇拜转化的时期。英雄神话中的神是由人转化而来的具有与祖先合一的神。例如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后羿等都是这种英雄神。英雄神话的诞生，意味着人的主体意识的产生和主体地位的确立，这在神话中表现为英雄神灵都是人类某种生产工具或生产技术的创造发明者，而工具和技术的拥有，宣告着人对自然力的历史性的胜利。因此，英雄神话所讲述的便是一个人之为人的故事。英雄神话中蕴涵的人类生命成长的隐喻原型，在进一步发展的人类文化传统中，形成了普遍存在的“成人仪式”。

在上述提到的四个时期的成长小说中，前三个时期的成长小说还是受到传统模式的影响，几乎主人公的成长都由一个重要的“成人仪式”所确定，通过该仪式让自己真正被社会所接受，个人意识被集体意识同化。我们看到其实这时候的成长小说将成长定位为一个“完成时态”，通过那个“成人仪式”后，个人就能成长，而且完成了成长，之后的个体就能一帆风顺地按照已经完成的形式继续生活，生活似乎也不会再改变。

在80年代后，成长叙事转向个人话语，那种要求个人成长贴近集体意识而忽视人本性，生活本质的成长思路逐渐被淡化，在多元思想的影响下，成长成为一种人的处境，一种隐含着丰富社会意义的生存状态，这时候的成长小说展现的是人类在生命历程中寻找丢失的精神家园的躁动不宁。王安忆笔下“雯雯”成长过程贯穿了一种寻找的心理，虹影的小说中也时刻流露出灵魂丢失后的恐慌。张承志《北方的河》中青年对理想价值的追求，刘索拉《无主题变奏曲》中音乐学院学生对艺术的探询，以及寻根小说家对人类成长的民族心理挖掘，都揭示出人生自我的成长是一种寻找的过程，这是对人的生命价值和理想的寻找。没有了单一“成人仪式”的寻找是一种“未完成时态”，是人类追寻价值的真实写照，人类就处在这种“未完成”之中。作为当代杰出作家的王安忆、虹影当然也属于这类“未完成”状态下的写作者，因此她们的成长小说通过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展现了人类对成长探寻的结果。

于是，我们发现，作为个体的女性在成长中都在不断寻找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就是女性成长的过程。自我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最普通的精神文化问题，但是表层的和世俗的解释，通常视自我为狭小的世界，批评家也经常在这样肤浅的层面定义自我。在这样肤浅的层面，女性的经验也可归为狭小的、个人经验的，所以就有“女性的”就是“私人的”这种错误判断。西方作家笔下的自我被当成通向人类精神王国的通道，每一个人都以独特的自我通向精神世界，在成长过程中，自我就是精神，自我越强烈、越独特，其精神世界就越深广。这时的生长重心放到了生活世界中，拨开了遮蔽主人公命运真相的意识形态云翳，成长的过程伴随了生命的整个过程，主人公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相连，在生活世界中获得质朴和直接的观察，成长的真相才被还原：成长不是舞台上的完成时而是不懈的生命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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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虹影，饥俄的女儿，知识出版社，2003，第10页。
20. 虹影，饥俄的女儿，知识出版社，2003，第7页。
21. 陈晓明，专业化的可能性——关于虹影的《英国情人》的断想，转引自《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第180页。
22. 陈晓明，专业化的可能性——关于虹影的《英国情人》的断想，转引自《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第183页。
23. 虹影，英国情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第98页。
24.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刘象愚、罗钢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09页。
25.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刘象愚、罗钢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