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长的概念

1.关于成长小说

成长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构素，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载体，将成长纳入其中，让成长成为反映和表现人类生活的文学形式的基本主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什么是成长？从生物学概念上讲，成长就是人的各种器官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是指生理上的成熟，多以年龄为计算标准。而我们要研究文学作品中关于成长的概念，应该是从文化学角度切入。文化层面上个人的成长涉及两个方面：个人主观的心灵和个人所生长的整个群体的客观心灵，即个人心理成长和社会（被认同）成长。个人心理的成长就是要追求一种自我认同，而这种自我认同又是基于社会认同之上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只有在成为中心的群体认同语境中，自我认同才能形成。”成长由此获得了答案：成长即“主体”生成的过程。如何形成自我认同，如何成为“主体”就成了一个永恒探讨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当小说等文学作品以其物质性的材料展示并指向文化习得的理性意义时，它就涉足了成长主题”。而当我们将“成长”作为共同类型来探讨时，这些在叙事肌理和精神机制上具有相似性的叙事文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长小说”。成长主题是贯穿人类始终的，而成长小说则是小说形态学中的一类文学批评，是将那些可以从成长角度阐释和批评的作品做类的划分后的整体性批评。本文的重点是要研究王安忆作品中的成长主题，成长主题与成长小说并不是对立的个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

成长小说一词来自德语（BILDUNGSROMAN），其原意为“创造、塑造”之意。在德国，这类小说通常表现一个人通过克服自己的幼稚等缺点后，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成人”，一个被社会尊敬的人。按通常的说法，这种小说还可以称为教育小说，是一种带有传记色彩的文学类型。教育小说，顾名思义，首先来源于作者的这样一个基本观念：人决不是所谓“命运”的玩具，人是可以进行自我教育的，可以通过自我教育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来充分发挥自然所赋予他的潜能的。因此，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教育问题便成为这类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德语文学中的具体范例来说，“教育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在英语文学中，评论家将这类小说称为Initiation stories，在其中描写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某个特别事件或特别遭遇后突然产生顿悟，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认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完成青少年走向成年的社会过程。

美国文学中“成长”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成长小说在美国文学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美国作家热衷于塑造青少年主人公的形象。莱斯利·菲德莱尔在其名著《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中指出：“由于美利坚民族历史短暂，美国作家也没有悠久的民族文学传统可以依凭，他们的创作总是从头开始。”所以美国的成长小说历史和美国文学的历史几乎一样大，很多优秀的成长小说都为我们耳熟能详。如《小妇人》、《乡村医生》、《麦田里的守望者》、《向苍天呼吁》、《所罗门之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红色勇士勋章》等等。其中美国当代小说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公认的当代成长小说经典：主人公霍尔顿拒绝成长，他不愿意失去童真，想要逃避庸俗，他从学校逃走，到纽约去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在这过程中经受了社会的种种磨砺，一步步地发现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因此他想成为麦田的守望者。他不能融入社会，但又不能脱离社会，最终要通过心理治疗来拯救自己。再有霍桑的《小伙子古德蒙·布朗》：

小伙子古德蒙·布朗是个好人，他纯真善良，待人诚恳。尽管他极不情愿，但还是得与新婚三个月的妻子暂别一晚，因为他要出趟远门，有个人已经和他约好，要带他去森林深处参加一个聚会，一个他闻所未闻的、魔鬼的信徒们的聚会。一路上的所见所感一次次震撼着他稚嫩的心灵，一步步把他推向绝望的边缘。他一声声或在心底，或对着天空呼唤着他的妻子的名字，希望像他一样忠实于上帝、忠实于道德、忠实于理想、忠实于美好人性的妻子能赋予他与邪恶对抗的力量。他是否坚持到了最后，小说中的描述十分神秘和含糊。但经过这一晚的游历后，布朗的确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往的热情与对生活的热爱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忧伤和严厉。布朗的森林之旅象征着一个人的心灵之旅。这次的林中远游不仅深入到了密林深处，更深入到了人的内心世界，深入到了一个正在经历着成长痛苦的年轻人的心灵世界，他的人生经历被浓缩在一场林中的噩梦里，这其实对应了一种“人生如梦”的世界观，在作品中做到了真正的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霍桑采用梦幻的形式来表现这样一种失败的成长经历，其深意也许正是为了启迪人们应该勇敢而坦然地直面人生中的一切邪恶，这样才能真正成熟起来，才能赋予人生以积极向上的意义，才能避免像小说中的古德蒙那样浑浑噩噩地虚度一生。人生的最低境界是逃避，超越了这种境界就会去抗争，一是独善其身，二是积极参与。前一种在美国文化中并不多见，在中国文化中这样的人则比比皆是，陶渊明堪称楷模，英国文学中则以湖畔诗人为代表。后者在美国文化中则体现得较多，霍桑就是其中之一，积极参与就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是人生的更高境界。

成长问题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在英国文学中同样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17世纪就出现过《天路历程》，18世纪有《鲁滨孙漂流记》、《帕美拉》、《克拉丽莎》、《汤姆·琼斯》，19世纪有《傲慢与偏见》、《爱玛》、《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简·爱》，20世纪有《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银剑》等。

成长小说在英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于对“一种绝无仅有的生活苦难和一种无与伦比的生活方式的精确再现”。英国小说的这一传统，决定了英国小说对个人成长体验的普遍关注。例如《鲁滨孙漂流记》中描写了一位青年不听父亲的忠告，出海经商，在海上遇难后流落荒岛28年，与自然抗争、与孤独抗争，打败土著、打败外敌，最后回到祖国的成长故事，这篇小说是对一个青年人在险恶的环境中不断完善自我，最终战胜重重困难的勇气和精神的热情讴歌。狄更斯是英国文学史上探索成长问题的重要作家，他的《奥列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都是很著名的成长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儿，他们的成长中充满了磨难，但他们仍然坚强地生存，体现了下层人民的勤劳、互助、乐观的美德。继承英国的优良传统，在成长小说中，作者们也采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通过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来展示他们所经历的社会生活。

中国的成长小说自然不是从上述定义出发来进行创作的，也不是盲目模仿，而是具有自己本身的特色。虽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建立起成长小说的理论框架，但中国当代文学当然不能不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成长，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成长小说创作实践在中国已经蔚为大观了。

樊国宾在《主体的生成——五十年成长小说研究》一书中将当代文学中成长类型小说划分了时期。从1949年—1976年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成长小说在结构和创作上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这段时期的主要文学作品有《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茫茫的草原上》、《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美丽的南方》、《青春似火》等等。该时期成长小说中人物、故事虽千姿百态，但都沿袭了一些共同的创作模式：故事往往讲述了出生贫苦的主人公（即使不出生在社会底层，也都有着痛苦的生活），在旧势力的压迫下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然而生性善良且有着道德良知的他们在一位“精神之父”的范导下，逐渐去除内在德行的污垢，走向一个“新世界”，而在走进“新世界”之前，他们会接受成年仪式的洗礼（多是入党），并获取进入成年世界的信物（入党申请书），完成自己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青春似火》中梁云的形象是这个时期成长小说的典型。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梁云，“父亲（中共地下党员）被敌人杀害了，自己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梁云是个生性善良的人，他参加了革命，在给中共党员裴良志同志传递情报时，裴送给他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裴成了他的“精神之父”。在参加炸毁敌人细菌炸弹仓库的行动后，王政委找他谈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你的入党申请，地下市委已经批准啦！梁云一听这话就仿佛觉得一股炙热的火焰从他的心底刹时遍布全身。他望着王政委，像是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向党述说，却又好像一切都分明而清楚，党已经完全洞察了自己的心，用不着表白，只要今后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毕生的精力，甚至每一滴血都交给党就行了。”这一时期的成长主人公形象有些像西方历史上的圣徒形象，他们始终保持纯正而庄严的形象，前仆后继做出榜样，为世界和历史进入新阶段做好准备。对圣徒而言，标志性事件是洗礼，于成长主人公而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入党”。进入80年代后，成长小说经历了一个重写“革命年代”之期。这时候的重写已经带着解构利剑在质疑“革命年代”泯灭个性的“集体成长”。这时候起，“有着千百年大共同体本位传统的古老中国，重新找到了自我指认的理性镜像”。这一时期作家们开始质疑“革命年代”主人公成长的虚假性，如果说“革命年代”主人公的成长是在信仰的明灯照耀下的“幸福成长”，那这一时期则是对“把历史看作道德剧，将革命看作道德”的讨伐。到了90年代，成长主人公不再是模型一样的“新人”了，现代性构想与其实践在中国蔓延开后，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陈染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就认为“与群体融为一体的快乐，是我永久的一种残缺”。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的成长道路显然是怪戾的，多米的性别自我建构历程中伴随着“手淫”、“同性恋”这样背离群体伦理的事件，这些都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成长小说以一种文化姿态浮出历史地表，这是近年成长小说与以往历史时段成长主题的根本区别。以往的“成长”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政治术语，它的外延和内涵，与“进步”是同义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春之歌》，“林道静”模式在斗争中成长成为那一代不可移易的成长公式。之后的“寻根小说”虽然开始关注小说的文化构素，但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去寻找文化之根而不是成长之根。到了90年代，思考文化和人的文化成长，思考人的精神道德问题和生活本源问题才受到了作家的关注。这一时期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性别意识不断建立，令女性的文学更加具有个性化的鲜明风格。自80年代起，女性作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世界里，普遍存在女性被压抑、被扭曲、被异化的现实。这种女性生存现实被遮蔽的不平等关系，不仅影响着女性群体的发展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还直接地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这个问题的清醒的认识，使得女作家在创作中，能够逐渐地把性别观念演化成一种文学的自觉。而之前的文学里，女性的成长却更多是让自己的意识、行动与社会历史运动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