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再慢的日子，过起来都快。

千禧那晚，我独自蜷缩在书房里，清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就在千年之钟敲响的一刻，我莫名地想起了祖母说过的一句话：“日子，慌乱仓皇得像一把疯长的稻草！”

我不知道，一字不识的祖母，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一句深刻而文雅的话来。读过媒体拼尽才情撰写的辞别文稿，我觉得，祖母的话，才是对二十世纪最精当的描述。

一晃，新世纪又快过去二十年了。因为写作，我重新回到少年时代，捡拾起已经成历史的故乡人事。每每进入一个记忆中的故事，我又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祖母的这句话，浮现出那些日子的种种慌乱与仓皇：旧俗的废止与新规的张立，故景的消亡与新物的生长，审美的倦怠与求生的决绝，顺命的乖张与抗命的狂悖……初衷与结果南辕北辙，宣言与行为背道而驰，良善和邪恶互为因果，得势和败北殊途同归。这个看上去像慌乱追寻又像仓皇出逃的世纪，岁月被捣碎成一堆空洞的日子，日子被挤榨成一串干瘪的岁月，恰如田地里疯长的稻禾。

究其动机，我写这些人事，并不是为了给二十世纪一个删繁就简的抽象评判，也不是为了印证祖母几十年前所说的那句话。于我而言，时代只是一日一日的日子，历史只是一个一个的个人。无论身处哪个时代，一日一日的日子，总会有苦也有甜；一个一个的个人，总是有悲也有喜。置身其中的每个个体，其苦其甜，其悲其喜，都是连筋连骨、动情动心的真实人生。

我当然明白，文中所载的那段岁月，注定是要在历史中浓墨重彩的。其臧其否，也必将为后人们长久地争来论去。不管未来的史学家们如何评判，我笔下的这些人事，都会兀自生活在评判之外。他们中，命运顺遂的未必适得其所，命运乖悖的未必咎由自取。无论历史的逻辑是否忽略这些人事，但对他们而言，时代过去了，日子却留了下来。

我一直质疑所谓的大历史观。见史不见人，是历史学家们的特权。对文学家来说，任何历史都是不可替代、不可重复的个人史。史学家评判的昏暗岁月，一定有过光彩的日子；后世人艳羡的幸运人群，一定有着悲怆的个人。在生命的意义里，光彩的日子，哪怕只有一日也不可被忽略；悲怆的个人，即使只是一个亦不能被丢弃。

这自然只是个人的文学态度。星光灿烂的作家群里，也有好些被喻为编年史家的。或许是因为我对弱小和孤独的生命天性敏感，抑或是弱小和孤独的生命铸就了我审美的天性，因而我的这一写作立场，并非基于某种社会学认知，而是源自个人的审美本性：在峻岭之巅，我更关注小丘；在洪涛之畔，我会流连涓流。子夜独行，为远处一星未眠的灯火，我会热泪盈眶；雁阵排空，为天际一只掉队的孤雁，我会揪心不安；年节欢宴，为门外一个行乞的叫花子，我会黯然失神；春花烂漫，为路旁一棵迟萌的草芽，我会欣喜若狂……

其实，我始终都在逃避和压抑这种天性。近二十年，我一直作为一个纯粹的经济人而存在，不仅放弃了成为作家的少年梦想，而且与旧时的文学圈子渐行渐远。无奈，天性就是天性，可扼制却无法割弃。年前的一个周日，我在书房翻读鲁迅先生的手稿，忽然心头一热，拿起一管毛笔坐上案头，情不自禁地写作起来。也不知为什么，祖母所说的那些疯长的日子，竟如泉水一般突涌出来。

这便是我散文创作的缘起。

即使在今天，我打算将一年来所写的这些文字，零零星星聚拢来结集出版了，仍说不清为什么要写下这些旧人旧事。不过我敢肯定，断然不是为了怀旧、讽今，或者警示未来那么风雅而宏大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向某部巨著、哪位大师致敬那么猥琐而堂皇的意愿。也许，仅仅是因为那是一种真诚而实在的生存。毕竟，疯长的稻草也是稻禾，疯长的日子也是岁月。

再虚的日子，过起来也就实了。

龚曙光

2018年1月31日于抱朴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