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往事

母亲属鸡，今年本命年。

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按男虚女实的计岁旧制，母亲今年是个坎。不过，母亲一辈子生活俭朴，行止规律，身子骨还算硬朗，加上平素行善积德，这个坎她迈得过去。

毕竟，母亲还是老了。

近几次回家，母亲会盯着我看上好一阵，怯怯地问：“你是哪个屋里的？”过后想起来，又歉意地拉起我的手，连连道歉，“看我这记性！看我这记性！你是我屋里的啊！”一脸孩童的羞赧半天退不去。

当医生的大妹夫提醒：母亲正在告别记忆！话说得文气，也说得明白。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记忆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更无法接受母亲独自走进那个世界。小时候在星空下歇凉，母亲每每一口气背下屈原的《离骚》和《九歌》，母亲的同学都说读书时她记忆力最好，母亲怎么可能失去记忆呢？

妹夫说在医学上目前无法治愈，甚至延缓的方法也不多。我感到一种凉到骨髓的无助和无奈！我不能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母亲走进那个没有记忆光亮的黑洞！我要记下母亲的那些往事，让她一遍一遍阅读，以唤回她逝去的记忆……

一

母亲小姐出身丫鬟命，是个典型的富家穷小姐。

母亲的外婆家很富有。老辈人说澧州城出北门，沃野数十里，当年大多是向家的田土。向家便是母亲的外婆家。湘西北一带，说到富甲一方，安福的蒋家、界岭的向家，在当地有口皆碑。蒋家便是丁玲的老家。后来有考证称，兵败亡命到石门夹山寺的李自成，将家人和财富安置在距夹山几十里外的安福，改姓为蒋。能与当年的蒋家齐名，可见母亲外婆家不只是一般的有钱人家。

有一回，聊到《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我外婆家有新旧两个园子，每个都有大观园那么大。尽管母亲淡淡的语气不像吹牛，但母亲离开外婆家时尚小，儿时对空间的记忆往往会夸大许多。母亲见我怀疑，便说有一年躲日本飞机，国军一个团的官兵及武器粮草，藏在老园子里，日本飞机竟没有找到一个兵。大学时我去了一趟界岭，在母亲描述的老园子前待了许久。园子1949年后分给了农民，据说住了一个生产队的农户。我去时绝大多数住户已搬走，房屋坍塌得不成样子，只是轮廓还在。前面一口巨大的水塘，呈腰子形横在一座陡峭的山峰前，老园子便建在山水之间一块开阔的平地上。主人在水塘上修了一条路，路上建了一座吊桥，如果将吊桥拉起来，外人除非游泳才可能进到园子。一位靠在断墙边晒太阳的老人告诉我，当年贺龙率兵攻打澧州城，有当地人点水，建议贺龙中途攻打向家园子，顺手牵羊捞些金银粮草回去。据说贺龙一看，园子不好打，怕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误了攻打澧州的正事，老园子侥幸躲过一劫。母亲的记忆也好，老人的传说也罢，如今已都不可考，不过向家的富甲一方，却是毋庸置疑的。

母亲的母亲嫁到戴家，乡邻公认是明珠暗投。母亲的父亲家姓戴，那时已家道中落，除了一块进士及第的镏金大匾，当年的尊荣所剩无几。

母亲的父亲很上进，立志中兴家道，重振门庭，于是投笔从戎。先入黄埔，后进南京陆军大学，在民国纷繁复杂的军阀谱系中，算得上嫡系正统。母亲的父亲身在军旅，平常难得回家，年幼的母亲没和父亲见过几面。

作为向家大小姐的母亲的母亲，似乎并不在意夫君的这份志向，也不抱怨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更乐意生活在娘家的老园子里。母亲便一年四季待在向家的时候多，住在戴家的日子少。

记忆中母亲的舅舅很多，有在外念洋书并出洋留学的，也有在当地任县党部官员的，还有在家什么都不做，成天酗酒烧烟、纳妾收小的。舅舅们各忙各的，没人关注这个寄居向家的外甥女，甚至对这个嫁出门的妹妹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冷漠。婶娘们更是你一言我一语冷嘲热讽，虽有外婆疼爱，母亲和母亲的母亲都有一种寄人篱下的尴尬和郁闷。没多久，母亲三四岁时，母亲的母亲抑郁而死，将母亲孤零零地扔在了向家。

谈及母亲的母亲的死因，一位婶娘隐约告诉母亲，说母亲不是戴家的骨肉。言下之意是向家大小姐另有所爱，而且与戴家公子是奉子成婚。那时母亲尚小，并不明白这事意味着什么，对她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只当是婶娘们惯常的饶舌。懂事后母亲想起向家的这则飞短流长，又觉得将信将疑，因为母亲对婆家的冷淡，父亲对母亲的疏远，除了家世和个性的原因外，似乎另有隐情。多年后母亲和我说起，我倒觉得以向家当年的家世与家风，大小姐以爱情抵抗婚约，做出点红杏出墙的壮举，似乎也在情理中。

这件事的后果是苦了母亲。母亲的父亲不久便续弦再娶。有了上次迎娶富家千金的教训，这次娶了一个贫寒人家的女儿，并很快生下一男一女。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母亲成了外人。母亲的父亲依然在外戎马倥偬，继母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即使继母不是生性刻薄，母亲在家也要带弟妹，洗尿片，打猪草……

母亲的外婆去世后，母亲成了真正的孤儿。在富有的向家和败落的戴家，母亲都是无人疼爱的无娘崽！就在外婆死去的那一刻，“家”便在母亲的情感世界中彻底坍塌了。

二

母亲辍学在家，一边细心照料弟妹、侍奉继母，一边热切地盼望军旅在外的父亲回来，她相信在外做官的父亲，一定会支持自己返校读书的想法。

住在向家时，母亲已经发蒙读书。起先是在私塾，之后是在新式学校。新校是母亲的三舅创办的。国立湖南大学毕业后，三舅原打算留学欧洲，适逢二战爆发，欧洲一片战火，只好回到老家。三舅不愿像其他舅舅那般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便拿出自己名下的家产办了一所新式学校，一方面想用新式教育培养向家子弟，以使其免蹈父辈覆辙，一方面收教乡邻学童，也算报效桑梓。开学那天，三舅将母亲从昏暗的私塾里拉出来，带进敞亮的新式教室，开启了母亲的学校生活，也由此奠定了母亲对三舅的好感。在母亲数十年的人生里，三舅是唯一一个母亲在心里敬重和感激的向家人。母亲的外婆去世后，母亲回到戴家，没能再返学校。其间三舅到过一次戴家，希望将母亲带回学校。母亲的继母一面客客气气地招呼客人，一面将弟妹打得大呼小叫，一会儿喊母亲换尿布，一会儿呼母亲剁猪草，母亲忙得团团转。三舅的话没说出口，便被戴家那忙乱的场面堵回去了。

母亲指望在外从军为官的父亲回来，相信父亲一定会同意她返校读书。她虽然不知道父亲在外当多大的官，但父亲曾就读黄埔，而黄埔在母亲那辈青少年心中，是一个神圣的殿堂。然而就是这位黄埔毕业的学生，彻底摧毁了母亲的读书梦想。“一个丫头读那么多书做什么？就在家里好好带弟妹，过两年找个人嫁了！”父亲的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冰，将母亲滚烫的心，冻成了一坨冰疙瘩，之后几十年也没有化开。不再读书也罢了，还要草草地嫁出去，十三四岁的母亲忽然醒悟，她真不是戴家的骨血。

母亲一声没吭，却止不住泪水决堤一般地往下流。半夜，母亲跑到生母的坟头，撕心裂肺地大哭，哭到不能再流出一滴眼泪，不能再发出一丝声音……下弦月牙从絮状的云层中露出来，清冷地照着杂草蓬乱的坟头，远近的松涛呜呜地吼着，像海潮也像鬼叫。母亲蜷缩在坟头，那么弱小，那么孤单，孤单得像夜风中飘飘荡荡的一根游丝，像黑压压的树林里一明一暗的一点萤火，无所寄寓，无所依傍，只有茫茫苍苍的天地任其漂流！

从败草丛生的坟头出发，母亲星夜兼程去了澧州城。先考上了澧县简师，后来又考上了桃源师范学校。从此，母亲作别了繁华的向家和衰败的戴家，再也没有返回，甚至没有遥遥地回望一眼。

三

在近代，无论在湖湘教育史，还是革命史上，桃源师范都是一所名校。民国总理熊希龄曾在该校主持教务，武昌首义将军蒋翊武、民国政治领袖宋教仁、著名文学家丁玲等，都曾就读于此。母亲能考入桃师读书，算是圆了梦想。对母亲而言，桃师不仅是学习的新起点，更是精神朝圣的起点，是摆脱封建家庭奔向新制度、献身新时代的起点。刚迎来新中国成立的桃师，人人热情洋溢，处处生机盎然，在人生暗影中待久了的母亲，第一次感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敞亮心情，接下来的校园生活，大抵也是母亲一生中最自由舒展的日子。

1978年我考上湖南师院后，母亲嘱咐我去拜访在该校工作的几位伯伯叔叔，那是母亲在桃师时的同学。听说我是戴洁松的儿子，一个个奔走相告，仿佛见了久违的亲人。在后来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听伯伯叔叔们说起桃师求学时的掌故，主题都是当年的母亲。后来他们之间有了走动，每回聚会，我都能从伯伯叔叔们已不清澈的眼神中，看到母亲学生时代如花如朵、青春激扬的靓丽身影。

母亲那时十六七岁，是学生会主席，也是学校的歌星，被誉为桃师郭兰英。在那个时代，郭兰英是全社会的偶像，以她来喻母亲，可见母亲当时在学校受追捧的程度。母亲嗓子亮有歌星范儿，这一点我在童年里几乎天天见识。嗓子是否好到可以与郭兰英媲美，儿时的我无法鉴别，然而母亲的美丽，却是郭兰英没法相比的。那时的母亲看上去有些像秦怡，端庄贤淑而又充满灵气。去年在党校学习时，遇到了桃师的现任校长。他听说我母亲是桃师的学生，竟在学校的档案室里找到了母亲六十多年前的学生档案，其中有学籍表，是母亲用毛笔填写的，一笔颜体小楷十分漂亮，还有一张照片，短发、大眼，一丝浅笑含蓄中透出自信。嘴角微微后翕，似乎是为了藏着稚气，又似乎是为了敛着灵性。照片虽已泛黄，边缘叠了好些白斑，但岁月的斑痕依然掩不去照片上母亲青春的光彩。

在偏远封闭的桃源县城，母亲有这样一张俏丽的面孔，一副亮丽的歌喉，加上若有若无的大家小姐气质，同学们如星如月地追捧倒也自然了。母亲学习刻苦，记忆力又好，屈原《离骚》《九歌》之类的诗词，可以倒背如流。假期母亲无家可回，便独自留在学校苦读。伯伯叔叔们说，每回考试，母亲都是第一名。

临近毕业，同学们忙着报考大学，有报武大的，有报湖大的，更多的是报湖南师院，只有母亲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得知母亲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女同学羡慕中略带嫉妒，男同学欣喜中略带失落。后来，同学们的录取通知书陆续到了，母亲的却迟迟没有收到。直到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校长将母亲叫到办公室，告诉母亲政审没有通过，因为母亲的父亲率领潜伏特务攻打乡公所，被人民政府枪毙了！

时至今日，母亲从未跟我谈及那个时刻。也许这块人生的伤疤，母亲一辈子都不愿意再次撕揭！一位当年和母亲同寝室的阿姨告诉我，那一晚上母亲都在清行李，几本书，几个笔记本，几件换洗校服，母亲翻来覆去倒腾了整整一晚上，母亲没流一滴泪，没叹一声气……

大概就是在那个晚上，年轻的母亲洞悉了自己的命运！自己决然叛逆的那个家庭，其实永远也逃不出，她用一个夜晚逃离了那个家，也逃离了那个旧的制度，却要用一辈子来证明那一次叛逃的真实与真诚。母亲的生命之舟逃离了旧有的码头，却始终驰不进她理想中的新港湾，只能孤寂地漂荡在无边的大海上！

母亲离家后再没回去过，也没和戴、向两家人联络，并不知道在外从军的父亲1947年解甲归田赋闲在家，不知道他当初配合老蒋反攻大陆，在湘鄂一带带领潜伏敌特同时攻打乡公所，更不知道他是老蒋亲自任命的湘鄂川黔边区潜伏军总司令。在母亲的眼里，父亲是一位不可亲的父亲、不称职的家长，一个她永远也扔不掉的政治包袱，却不知道父亲还是一位效忠国民党的司令。

在欢送同学们走向大学的喧天锣鼓里，母亲背着简单的行李，形单影只地去了桃江二中，那是一所藏在大山窝里的乡村中学。暑期放假，学校只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校工驻守，迎接母亲开启职业生涯的，正是这位神情木讷、行动迟缓的白发老头。

命运多舛的母亲，似乎天然地和山里那些纯朴而贫困的学生亲近，每个月除了留下生活费和买书的钱，余下的工资全都接济了学生。母亲三年后从桃江调往澧县，路费竟是向同事借的。离开桃江二中时，母亲担心学生知道了跑来还钱，便趁天色未明离开了学校。“文革”后期，我家下放到梦溪镇，有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自称是母亲在桃江二中时的学生，当年因为母亲的接济才把中学读完。客人边说边抹泪，母亲却淡淡地说：“我都不记得了。”

我知道，母亲说的是真话。

四

调回澧县，母亲仍被分在二中。那时澧县一中设在津市，二中便是县城里的第一中学。民国时叫九澧联中，在澧水流域久负盛名，不仅临澧、石门一带富家子弟多求学于此，就连大庸、桑植乃至龙山、来凤几县的大户人家，也多顺澧水而下，将子弟送至该校就读。

母亲调来时，父亲已在二中，是颇受重视的学生干事。一个是农家出身的进步青年，一个是富家出身的叛逆女性，在那个时代相恋相爱似乎是一种时尚，如今看来，其实是一种宿命。诸多从旧家庭叛逆出来的知识女性，在政治上靠不上新制度的码头，最后便在家庭中建了一个小小的港湾，多多少少躲避一点社会变革的风浪。

豆蔻年华的母亲，有看得见的美丽面孔、听得到的美妙歌喉、品得出的美好德行，追求者理当结队成群。而父亲只有初中学历，身体亦不壮硕，一米七〇高矮的个子，体重只有八十来斤，瘦得像根麻秆。论学历论外貌，母亲的选择都令人不得其解。

很多年后，我问母亲当年选择父亲的理由，母亲的回答出奇的简单：他追求进步！我不知道母亲是因为拥有共同理想而看重父亲的追求进步，还是为了寻求庇护而看重。或许两者皆有，但结果却是父亲娶了母亲，便失去了追求进步的资格，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的父亲，之后再也没人谈及他的入党事宜。

父亲倒也心安理得，祖父教给他的人生哲理是有一得必有一失，父亲得到美丽贤淑的妻子，失去政治上进的机会，倒也两抵相当。我后来想，父亲的追求进步与母亲的追求进步，其实并不相同。父亲是为了吃饭，为了发达，并非为了明了而坚定的社会理想，假若民国政府迟几年倒台，难说父亲不是在另一面旗帜下举拳宣誓。母亲饱受旧制度的歧视，见多了旧家庭的丑恶，新制度是她已经做出的选择，即使意识到这种追求是飞蛾扑火，母亲也会义无反顾。

婚后的日子，证明了母亲选择的正确。父亲实用主义的政治态度，成全了他们的爱情，更成全了之后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在当年，也并不是每一位进步青年，都愿意以一位漂亮妻子置换政治前程的。父亲不仅愿意，而且心满意足，无怨无悔。父亲这种无所谓的心态，减轻了母亲心灵的压力，支撑了母亲放不下的精神追求。

逛完1959年新春的元宵灯会，母亲在津市分娩了我。父亲推开产房的窗户，澧水之上一抹淡淡天光，父亲脱口而言“黎明”，这便成了我最早的名字。一年多后，母亲又生下了大妹妹黎莎。

眨眼之间，母亲由花季少女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知是来不及适应，还是根本就拒绝改变，母亲的生活依然以工作为轴心。我和妹妹给母亲的生活带来了快乐，更给她的工作带来了拖累。母亲为了不影响工作，先让我们寄居在保姆家，后来索性将我们送回乡下，交给了祖父祖母。弟弟和小妹出生后，又被寄养在一对没有生养的裁缝家里。尽管如此，母亲仍觉时间不够，每天工作到夜半三更。母亲批改作文，常常批语比学生的作文还长。母亲退休后，还有学生拿着当年的作文本来家里，让母亲看她当时的批语，纸张虽已泛黄变脆，而母亲一丝不苟的笔迹却依旧醒目。

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子女一样，母亲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治教谕，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工作，证明自己选择了新的道路。然而没有多久，母亲便被逐出了县城，下放到靠近湖北的一所乡镇小学。

五

母亲被“贬”的那个乡下小镇叫梦溪，是父亲老家的公社所在地。小镇依水而筑，在两条交汇的小河边，拉出一条弯弯曲曲的木板房街道。河岸边的大码头，河面上的石拱桥，还有街面上铺排的石板，是清一色油润光亮的青石，踩踏久了，便光滑得照出人影。有雨的夜晚，每家每户的灯光从板壁缝里泻出来，照在湿漉漉的青石街上，沁人的古朴和温情。镇上的居民是日积月累聚拢的，值夜的更夫、赶脚的叫化、花痴的遗孀、坐诊的郎中，卖鱼的、杀猪的、补锅的、剃头的、挑水的、算命的，还有南货的、五金的、农资的、信用社的，每个人都说得出来历，每个人的营生都彼此依存，哪家有了难处，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去额外多做两笔生意，算是搭把手，受惠的人家也不过分客套，只是把这一切记在心里，等到别家有了难事，便早早地跑过去……

在母亲的生命里，小镇是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既不像她逃离的旧家庭，又不像她融不入的新单位，小镇浑然天成的人事与风物，让母亲感到了一种人性的本质和人情的宽厚！祸兮福兮！母亲被逐出县城，却意外地落到了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小镇，过了相对安定的二十多年。

完小来了一对一中下来的好老师，小镇人当作天大的喜讯奔走相告。没有人打听是否犯了错误，或者被揭发了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只觉得这是小镇的福祉。一中的老师，九澧联中的先生，怎么了得！母亲的歌声很快就弥漫了学校，弥漫了整个小镇。母亲除了上音乐课，还要教唱各种革命歌曲，排练各种文艺节目，母亲不是主演便是主唱，母亲的声名一下传遍了十里八乡。小镇人习惯将一种精神上的尊重转化为物质上的表达，初夏新出了黄瓜辣椒，一定要先摘一篮送去；腊月杀了年猪，必定挑一块后腿肉送来；至于那时节都要凭票供应的烟酒糖等，供销社里卖货的掌柜们总是货到便早早包好留在那里，一次一次捎信让我家去取，后来干脆让上学的学生带过来……

这种市井的平静与乡俗的祥和，终究被工联红联武斗的枪声打破。两派分别在石拱桥两端堆起沙袋，架起机枪，用嗒嗒嗒的机枪声宣示对小镇的控制权。学校里也有了大字报，有好些是针对父亲的，看着“火烧”“油炸”之类的赫然标语，父亲担心身体经不住造反派的洗礼，便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逃到了湖北。造反派找母亲要人，拉着母亲批斗过一次，之后便再没有人逼问母亲父亲的去向，也没有人批斗母亲。造反派里哪一派的头头，似乎都拉不下面子去为难戴老师。慢慢地今天红联请母亲去教歌，明天工联请母亲去排戏，母亲成了这些文攻武卫战斗队的休战区，成了混乱世道里小镇的一道人性风景。

在这场风雷激荡的大革命中，出身尚好的父亲被逼亡命，而作为革命和专政对象的母亲却相对安宁，令人匪夷所思。“文革”后有一年过年，当时的几个学生领袖相约来家拜年，围着一盆炭火聊起“文革”造反的事，父亲问他们当年为什么没有为难母亲，学生们众口一词地说：“戴老师人太好，谁好意思揪她斗她呵！”

中国的乡土社会，从来都是一面宫廷政治的哈哈镜。不管庙堂的说辞如何言之凿凿、一派堂皇，百姓却习惯将这种是与非的纠缠，演绎为成王败寇的江湖恩仇，本能地将这类罪与罚的法律控辩，混淆成善恶报应的因果轮回。也正因为这种演绎和混淆，保持了市井众生抱团取暖的人性体温，维系了乡土社会超然事外的生存安宁。“文革”中的小镇，是文化革命的另一种样本，是多多少少被史学家们忽视却具有普遍政治学意义的样本。中国的政治风暴来袭，乡土生活亦会为其创损，但深植的人伦根须难为所动，惯性的生活节律难为所变。中国的乡土社会，从未有幸置身事外，也从未不幸陷身事中。风暴依然，生活依旧，这或许便是乡土中国数千年不变的政治生态。

六

父亲打小病病歪歪，祖父怕他养不活，便为他取了一个极贱的小名：“捡狗”，就是现今流浪狗的意思。父亲活虽活下来了，却始终瘦骨伶仃，一阵风便可吹倒刮跑。除了每天课堂上那几十分钟打起精神，其他时间都是躺在一把黑旧的布躺椅上，恹恹地假寐，只有间或一两声咳嗽，证明他依然活着。我的妻子第一次进家门，父亲就是那样一动不动地躺着，把这个新媳妇吓得半天透不过气来。小镇上过不多久，便会传言父亲故亡的消息，甚至有朋友扛上花圈，到家里上门吊唁。父亲也不生气，依然躺在躺椅上说：“好事好事，阎王听说我死了，就再也不会来拿命了！”

父亲几乎是将少得可怜的体能，完全给了大脑。家里的一切用度，都是他躺在躺椅上盘算筹划的。一个六口之家，靠着父母那点薪资本已十分艰难，加上乡下还有祖父祖母要赡养、叔叔姑姑要支援，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在所难免，但父亲不仅能精打细算应付下来，而且还能让母亲和孩子们感觉不到他的为难，他不希望家里的其他人为钱操心。有两次他实在束手无策了，便找了别的理由硬扛着，死活不提钱上的事儿。

母亲提了一网兜油印的高考复习资料，

告诉我又要高考了。

我说考上了也不会录取……

一回是小妹腹泻高烧，治了十几天不退，县里医院土的洋的办法都用了，一点效果没有，只能一次一次下病危通知书。父亲没说欠费的事，只说实在医不好，也是她的命！一向不理家事的母亲却母狮般地扑过来，从病床上抱起小妹，边跑边吼：“到长沙去！到长沙去！”一生不向他人伸手借钱的母亲，连夜敲开好几家同事的门，借了钱便往汽车站跑，独自将奄奄一息的小妹抱到陌生的省城。几天后，母亲牵着治愈的小妹回到家里，父亲仍旧躺在躺椅上，盘算该怎样还清母亲的借款。

另一回是1981年弟弟和小妹高考失利，是否复读成了家庭的重大抉择。那时我已上大学，大妹读中专，弟弟和小妹在县一中读了三年高中，家里已经举债度日了。父亲依然躺在躺椅上，一支接一支抽烟，就是不谈钱的事，只说其实早点找个工作也好，不是只有读书才能成才呵。母亲也不反驳，只是态度坚硬得像块石头：“一定要复读！”母亲又一次东乞西求，找人借够了弟妹复读的费用。一年后，弟弟考上了师大，妹妹考上了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