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已高三丈透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浣溪沙

红日金炉，玉楼碧阙，佳人美酒，无不透露出李煜帝王生活的各种痕迹。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皆是些缠绵缱绻、显贵荣华的风景。这枕温柔乡，这片富贵地，曾摄过才子的魂魄，缠过词人的心田，再以后遭遇国破家亡，帝王仓皇辞庙，甚至沦为赵氏兄弟的囚徒，千般万般，皆由此起。

很多人说，承袭帝位非李煜所愿。由是出发，无数拥趸以“天教心愿与身违”诉说着李煜生于帝王家的无奈，认为登基为帝的荣耀一刻，是才子悲剧命运的源头。倘若他只是个寻常人家的公子，风流如他、才情如他，那一双眼睛定然像微风拂过的湖面，时而荡漾起一抹碧水的青光，时而暗淡出一片夜空的清寂。这样的男子，世人皆盼着他能有个快活且圆满的人生。

心有愿，但天不遂。历史与命运，屡屡与人们的愿景开些吊诡的玩笑，便让词客坐了皇位，又让君主成了俘虏。

清朝的皇帝爱新觉罗·福临，便是被这命运玩弄的棋子之一。顺治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亲政，仅这两个数字，已足够让人刮目相看。据正史记载，这位少年天子崩于天花，英年早逝。然而诸多野史，都称他后来看破红尘、厌倦宫闱，最终在五台山出家。

和这桩不见于正史的奇闻一起流传民间的，还有一首《归山词》，其中有这么几句自白：

黄袍换得紫袈裟，只为当年一念差，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南征北讨几时休？我今撒手西方去，不管千秋与万秋！

相传此诗见于五台山善财洞上院正殿的山墙上。康熙帝命人拓印，带回京城请孝庄太皇太后鉴别。这位在宫廷斗争的血雨腥风中鲜少落泪的老妪红了眼圈，颤巍巍地点头，认定笔迹确实出自她那抛却万里江山的儿子。

《归山词》是否是顺治亲作，历来争论不止。然二百余言，字字句句说的都是同一宗遗憾：事与愿违。

后人多说，继承大统与顺治的心愿相违，也和李煜的心志相悖。他们隔着千年的凄风苦雨，却都成了被皇权羁缚的可怜俘虏。

公元961年，二十五岁的李煜子承父业，成为南唐的统治者。因为兵败，当时的南唐已取消帝号，沦为后周的附庸。李煜继位不久，即向代周建宋的赵匡胤大量纳贡，并亲笔写了封言辞谦卑的表文，表示愿意恪守臣道。若观时局，李煜这番举动或可称是不能不为；倘论骨气，则是人未举步但膝骨已弯。

这首词就作于李煜登基后，南唐亡国前。先读《归山词》，再吟《浣溪沙》，猛然惊觉，或许，自作多情的后人，大多误读了李煜。多情如他，即使亡国后，也未像顺治这般发出过“为何生在帝王家”的感慨。

这位南唐君王的生活，自有一番绮丽光景。

红日升，已有三丈之高。大殿里，太监和宫女们忙着朝金炉里添加炭火。侍者往来不绝，连地上的红毯都被踏出了褶皱。善舞的美丽宫人，随着舞曲翩飞似蝶，跳到用情处，束发的金钗沿着光滑的青丝坠落。

或是因那缭绕不去的香气，或是因宫人曼妙的舞姿，或是因舞者那柔顺乌黑的长发，或者只是因为美酒，置身其中的李煜有了些许醉意。他随手摘下一朵鲜花，希望能借此醒酒。恰在此时，其他宫殿里的音乐缥缈传来，先入君王耳，再绕君王心。

宋代的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有言：“帝王文章，自有一股富贵气象。”李煜词中这一番尊荣至极，又怎“富贵”二字了得？

炉是黄金铸成，虽然贵重，却不及用炭之讲究。香兽这种用炭，并非寻常人能用。最初使用香兽为炭的是晋朝羊琇。据《晋书·羊琇传》记载：“琇性奢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李煜学不来羊琇的智勇，已是可悲，又竭力效其奢侈，更加可叹。

红日高过三丈，皇帝没有批阅奏章，也没有接见大臣，更未思索国家命运百姓祸福，反而沉醉在歌舞美酒中，日日以谱新曲、做新词、制新舞为乐，实在让人忍不住怨之恼之。

若非一国之君，李煜自然无法把风流才子的奢华迷梦变成现实。宋代李颀在《古今诗话》说：“诗源于心，贫富愁乐，皆系其情。”此语可视为《浣溪沙》一词的注脚——做着太平天子的李煜，有着由衷的快乐和满足。

他曾沉醉于那温柔乡、富贵地，待到想从中抽身而出时，则是怕那温柔乡终会成为英雄冢。乱世出英雄，当赵匡胤厉兵秣马准备一统天下时，不识干戈的李煜有成为英雄的机遇，却没有成为英雄的雄心。他早已在醉舞狂欢、夜夜笙歌的欢愉中大醉，在金炉红毯的奢华中迷失。

和他一同迷失的，还有整个南唐朝廷。

《资治通鉴》有言曰：“楚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瘢；吴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说的是上行下效之害。可惜李煜早生了些年头，无缘得见司马光对君主的劝谏。正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整个南唐朝廷被诗词和歌舞笼罩，文人无谋，武士无志，表面繁华至极，背后隐忧重重。

故而，小小南唐的旖旎宫廷，算不得是英雄冢。

在那些歌舞升平的年华里，李煜对皇位甘之如饴。他贪恋这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带来的诸多特权，并选择对帝王的责任视而不见。有史书评价他：“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

才子李煜掌舵南唐，或许是他的不幸。然与之相比，南唐子民却更加不幸。当他在大好晨光里逗弄佳人、拈花听鼓的时候，赵氏的兵卒已磨刀霍霍。

有人或许要为李煜辩解：不恤政事不上早朝，李煜并非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要向前追溯二百年，便有唐玄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恨歌》，揭了这位帝王的短：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早已烂熟。李隆基与李煜这两位君王，同样“不早朝”，同样夜以继日沉溺于政务之外，同样，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安史之乱起，六军不发，唐玄宗眼睁睁地看着宠妃“宛转蛾眉马前死”，却“掩面救不得”，只落得“此恨绵绵无绝期”。爱情支离破碎，盛唐也随之一并成了说书人嘴里的往事。

帝国在玄宗手中由盛转衰，相较而言，李煜则失去的更多。当他手擎白幡向宋军投降时，不仅失去了“三千里地山河”和深爱的女人，还有为君的尊严、为人的自由。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不管是因为女人，还是因为其他和朝政无关的兴趣，但凡荒废政务者，大多会被历史荒废，成为一卷史书中灰暗的一笔。

后人说唐玄宗是被女人所误，其实，这位“开元盛世”的开创者，只不过是把自己从“应做”之事中解脱出来，放纵任性地投入到“想做”的事情里。他是被放纵吞噬的。

李煜则与他不同。享乐是人之天性，而奋发图强则需后天磨砺。李煜被极具文人气质的父亲教育长大，在他为一首词的韵脚紧锁眉头时，没有人教过他怎样去做好一个皇帝。他是被无知戕害的。

他懵懂无知地过着他理想的生活。这种红日升而不起、佳人舞而心醉的日子，被斥为奢靡无度，或许能够和杜甫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相对照，成为极乐与地狱的范本。然而，很多人像明代文学家杨升庵一样，一面疾言厉色地“讥其忒富贵耶”，一面又赞其词章豪华妍丽，甚至引为“绝唱”。

帝王的狂欢不是一日，也不是一夜，而是夜以继日；宫殿里的宴乐，不在一处，而在多处，甚至，整个宫廷都迷失在了箫鼓齐奏的歌舞升平里。词里前后呼应，帝王生活之放纵无度，可见一斑。

日头是红灿灿的，兽炭是带着熏香的，箫鼓一曲曲，荡漾了心神，美酒一樽樽，已染醉了灵魂。李煜眼中的宫廷生活，说得文雅些，恰似一桌色美香浓味鲜的珍馐美馔。先哲们说尽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可叹李煜却不懂。

值此美景，面对佳人，耳闻仙乐，不沉醉，难，抽身而退，更难。

难怪李煜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