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新变　词与曲

词的产生

词，在唐代就已经产生。经过五代的锤炼，至宋代而达到巅峰，故而有“宋词”的说法。词最初产生于民间，中唐之后引起文人的注意，经过五代到宋，发展成文坛上一种受到普遍喜爱的体裁，并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家作品。

晚唐时期即有大词人温庭筠、韦庄，后人称之为“花间派”。五代南唐宰相冯延巳、后主李煜都是宋代之前的大词人。

词在唐五代时被称为“曲子”或者“曲子词”，最初是在歌舞酒宴之间配乐演唱的。所以，词是一种音乐文学，与乐曲的发展息息相关。唐代时大量的胡乐传入中国，与中国旧乐相融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声”，即所谓“宴乐”，又称“燕乐”，流行于歌舞宴会之间。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教坊瓦肆发达，士大夫生活优裕，促成了词的繁荣。

词有固定的词牌，一个词牌对应一首曲子，词牌对词的格律有着细致的规定。比如“念奴娇”“西江月”“浪淘沙”都是词牌。词除了词牌外，还可以另起题目。比如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水龙吟”是词牌，而“登建康赏心亭”是题目。词牌的字面意思与词的内容一般没有必然的联系。

词根据长短的不同，又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清代学者认为，58字以内的是小令，59字到90字之间的是中调，91字以上的是长调。这样区分实际上过于狭隘。现代有的学者指出，小令、中调、长调是依据曲子的节奏快慢划分的，较之于字数论，似乎更接近词的本质。

词又有单调、双调（一说为“两叠”）、三叠、四叠之分。单调即词只有一个段落，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双调则有两个段落，分上片和下片，一般情况下，上片叙事写景，下片议论抒情，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三叠有三个段落，四叠则有四个段落。

宋代开国以来，词的创作经过数十年的沉寂，至中期晏殊、欧阳修一代人方走向繁荣。词产生于歌舞酒宴之间，其内容多为儿女相思、花前月下，情感多为缠绵悱恻，并不为当时的道德观念所接受，因而始终处于地下创作、游戏创作的状态。柳永因公开作词，加之言行浪荡，被宋仁宗贬斥不用，仁宗命他“且去填词”，柳永遂沦落于歌馆妓院之间，以作词谋生。

于是就有文人试图将词加以“雅化”。苏轼开创豪放词，就是对词进行雅化的一种努力。他在选材、用语、意象、情感、音韵上，对词予以全方位的开拓和改造。宋徽宗设置大晟乐府，任用周邦彦整理古曲，开创新声，也推动了词的雅化。

宋词有婉约派和豪放派的说法，一般把柳永、李清照看作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把苏轼、辛弃疾看作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但是要注意，大多数的词是婉约词，而且我们所谓的豪放派词人，比如苏轼、辛弃疾，也有数量极多的婉约词作品。而李清照这样的婉约派词人，也有豪放词作品。比如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其气势不亚于苏辛。

词最初是音乐文学，但是苏轼开创的豪放词，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成为一种不能演唱的词，这是词脱离音乐，走向纯粹文学的开始。对此，李清照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苏轼的词不过是长短不一的诗，背离了词的音乐性。而北宋灭亡，衣冠南渡，又遗失了大量的乐谱，使得北宋留下的词很多都无法演唱，加剧了词与音乐的剥离。

曲的产生

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和外族音乐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种新的乐曲曲词，就是“曲”。曲至元代而鼎盛，故而今天我们有“元曲”的说法。虽然同是配乐文学，但曲在音调、用词和用韵上与词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词，曲更具有俚俗的特点。

曲有散曲、杂剧之分。代表人物有元曲四大家，即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总体来说，曲已经走向表演艺术，与《诗经》以来的诗歌传统并不完全契合。加之本书主要研究古风、律诗和词的创作，因此关于曲，这里不做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