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

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

一

1978年的一天，一个出生在湖南茶陵的青年，正在手捧陈旧的课本，从那些标注为黑体字的公式和定理中学习高中数学。因为从那一年起，全国性的高考得以恢复。一年之后，这个名叫陈志武的青年，考取了当时的中南工业大学，在三十年之后，他成为了美国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

作为那一时代的亲历者，他在后来评论道：“1978年以前的中国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这几乎已经是所有经济学者的共识，它绝对是一件不需要来论证的事情。

透过那一时代的布局，就很看得出一些问题：在1953年到1979年期间，出于政治目标上的考虑，军工产业占据了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和它伴随的自然是石油、钢铁这样的重工业，而且，这些重工业产品，根本没能正常流入国民经济的扩大再循环，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轻工业产品和国民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人人以限制性的票据来购买粮食、日用品。

“文革时期在农村，大人出差旅行时，都要带上一袋大米，菜、以及被子、席子，唯独不必带钱。”陈志武在后来出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写道，“而当我在几十年后，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却看到了一个正被市场化改变的社会，一个在方方面面都被转变的国家的缩影。”

其实，市场化只是一个模糊笼统的说法，随着无数学者对中国经济的持续观察，特别是在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的变革时，就会发现，真正起到作用的，可能未必是某个具体的制度，也绝不是政策、环境，当我们这样归纳的时候，就会在无意之间丢掉一些最关键的因素。

那些被丢掉的因素是人，而历史往往是由人来创造的。

在那个曾经草莽遍地，风生水起的时代里，总有一些人的身影或明或暗地浮现其中，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亲身参与了这场转变，甚至可以说，这样的转变，是他们一手创造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很多种称谓来定义他们——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私营业主、个体户、甚至或大或小的老板……但是，恐怕最富有时代特征，也最能够准确地描述这些人精神气质的词语，恐怕只有“下海者”才能忝充其任。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陌生的。然而对一个国家来说，这些人又绝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步入商业时代、在进行原始的财富积累时，都一定会出现这样一群人，它几乎是一个必然。

假如，我们将发生这些“下海者”身上的精彩故事组合起来，那么便几乎拥有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商业史的全貌。这种事件与人物的交织缠绕，和任何一段历史一样，是绝对难以轻易分割开来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它能帮助我们发现许多未曾发现，或是不便言说的东西。

那么，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这些后来者与得益者，是否有可能对这样一些曾经遭遇漠视甚至敌视，后来又成为创业青年楷模偶像的阶层，进行一次新的观察呢？

像这样的设想，其实并不是唯一的。2010年的盛夏，我与我的出版人高原先生对坐闲谈，在讨论了过去几年内数个创业高峰之后。他突然谈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些下海者当中，有的在大环境下成长为今天的企业家，有的却在大环境下衰败，那么，中国的商业环境，对这些人来说是否公平？”

这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我无法立即给出答案。

很明显的是，问题还远不止这些。早在此前的写作当中，我就曾接触过大量的商业史实，在对这些史料以及企业案例的阅读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扑面来袭——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下海者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它是短暂的刺激，还是有着更长效的作用？下海者那种漂移不定的性情，坚韧而勇于博取的精神，良好的商业嗅觉，不可遏制的豪赌性格，甚至在有时表现出的野蛮风格与冷酷贪婪，究竟是下海者的特有的心态，还是在环境中形成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下海者这个庞大的群体，究竟应该定义在怎样的位置上？

因写作《激荡三十年》而闻名的企业史学者吴晓波认为：“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然而这并不足以回答我们上面的一系列问题，甚至，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问题——国家在这场变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何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

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对这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进行全景式的解读，才有缘发现那些历史深处中的迷雾。

比这些更具意义的是，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几乎是如此的辉煌，特别是对于百年孤独的中华民族来说，它背负着太多的光荣和梦想。但是在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里，却几乎将那群居功甚伟的下海者彻底遗忘，尽管他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电视机、汽车、个人电脑、互联网，扫去了粮票、布票、大锅饭以及囊括所有领域的限量供给。

可以说，这些问题和结论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张大网，既将过去的风雨尘埃一网打尽，也疏而不漏地将未来固定住，让我们始终需要面对一些不曾变化的东西。

显然，在我们走出了三十年之后，如果对这些不公平的经历尚且不能总结，那么最初“为何下海”的原因，也就自然会被淡忘。

黎巴嫩诗人卡里·纪伯伦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们已经走的很远了，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用在这里，意境非常贴切。

于是，为了给上面的问题找到答案，我在完成了前几部书稿之后，开始重新对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展开思考，试图去还原一副商业史、甚至是“下海史”的原貌。然而物事变迁，许多人、许多事都已经渐行渐远而面貌不清、更有许多事件在特殊的原因下，被刻意地规避开。于是，一切都变得像戏剧一样，充满了神秘的气质，又像是风云诡秘的历史，让人不得窥视真相。

二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下海者，他们在哪里？

牟其中的南德集团，如今已只能从书本上找到踪迹；唐万新的德隆集团总部，现在被一把钢锁锁住了所有的故事；宋如华的“中国硅谷”西部软件园，早在2005年就被改造为一家休闲娱乐中心；在中原大地郑州，王遂舟和他的“亚细亚”都已经成为历史，当年“百货航母”的构想，早已被沃尔玛、家乐福所实践；在广东小城中山，五桂山下河水依稀，胡志标的爱多VCD却永远地定格在了1999年；在惠州城郊，麦科特工业园犹在，昔日的掌门人王铭利却至今不知所踪。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这三大证券教父、甚至齐刷刷身陷囹圄、失去光环、陨入茫茫凡尘之中。

年广久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很久，然而正是“傻子瓜子”的出现，间接导致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从此不同；刘桂仙的名字，绝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回忆，然而假如没有她的“悦宾餐馆”，没有这全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今日北京如火如荼的餐饮业便无从开始；张树新的时代逝去，接踵而来的却是中国互联网的高潮；以及仰融，在这个声若洪钟，头发光亮的“中国车王”出走之后，吉利、奇瑞等一系列本土汽车企业诞生出来，华晨已经“泯然众人”，一无旧日霸气。

除了这些标杆一样的人物，还有为数更多的人默默无闻，他们早已随着失败，消失在茫茫人海里，或者说，他们本就在人海当中，甚至都没有机会实践一场轰轰烈烈的失败。

当然，失败与淡出绝非是下海者的唯一宿命，有另外一群人，用后来的结果来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何等英明正确。

任正非用两万一千元创立的华为公司，在今天到达的高度不仅空前，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有人企及；鲁冠球的万向集团，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卑微的“宁围万向节厂”；王石不必再倒卖外汇，因为万科早已找到了更具利润的地带，并且赚得盆满钵满；江湖虽然险恶，却也再也险恶不到史玉柱的头上，柳传志隐然幕后，联想却从未止步……

这个时代，在许多人的眼中，对与错是不重要的，有的只是成功与失败，然而我们又该怎样评价这种成功和失败？是否成功者一定智力过人，失败者则是平庸甚至愚钝？或者说，是否成功者采用了正确的方式，失败者则是一无是处，甚至是穷凶恶极的赌徒？

在这方面，事实真的很有趣味，在中国商业史上存留的那些故事，其复杂曲折程度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加耐人寻味。

在1997年前后，三株集团的混乱已经达到了失控的状态，单单是因为“虚假广告”而引发的诉讼，就达到了十余起，而同样靠大言不惭、广告攻势起家的沈阳飞龙、广州太阳神也在同一时刻从云端落入尘埃，这些昔日的保健品明星企业，在一瞬间深受当年激进之害，从风光不二到急速萎缩，假如要将此作为MBA教材的经典案例，那么一切原因，似乎都应当归咎于广告的“言过其实”。

可是，事情偏偏又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同样是夸大功效的保健品，同样是任意渲染、感性促销、同样是狂轰滥炸，同样是“软文”催化，史玉柱的脑白金却逃脱了中国保健品“各领风骚二三年”的铁律。同为企业家的段永基这样评论道：“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北京四通已将脑白金这一品牌收入囊中，收购价格为11.7亿港元。

这样有关命运的故事相当多，甚至穿插在整部商业史中间，在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无法用一些约定俗成的商业标准、或是用价值规律、或是人情世故来评价这些成败，它们的出现带有偶然性，即便把它们统统归结为“天命”，也难以掩饰这些传奇身上的诡异色彩。

我想，这真是一些值得探究的历史谜团。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下海群体的命运起伏，乃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成败，究竟要依托哪些因素？这实在是一个深邃的命题，绝非只言片语能够说清。在这部书中，我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

1：权力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差别，始终困扰着中国的商业社会。

在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中，始终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每个下海者的起点其实是不同的。这或高或低的起点，很可能来自身份、家庭这样一些看上去无关的因素。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海者究竟可以走多远。

譬如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王石一手创立万科，却少有人知道其父曾经官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后来的柳州铁路局局长，至于他那位曾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的岳父，知情者就更是寥寥无几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王石乃至万科有恃父荫，但在那个岁月里，拥有这样的人际脉络，究竟可以为他减轻多少阻力与障碍，实在是一件无从估量的事情。

就像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王石可以在风声最紧的时候倒卖玉米，一口气赚出用来成立万科的300多万创业资金，而同样在“套购国家统销物资”的牟其中，却要背负投机倒把的罪名锒铛入狱。在此之后的许多时刻，这种差别表现得更加明显，作用也更加巨大，甚至于对许多企业家、更多的民众造成伤害。

比起伤害，更令人难以释怀的则是一种对于商业规律的普遍蔑视，取而代之的则是权力崇拜，许多从体制中走出来的企业家，在商海中浸淫多年以后，仍然对“中国”、“国际”这样的字头有着本能的敬畏感、更多的人则是一种近乎于谄媚的贴近，他们往往在潜意识中认定，带中国字头的企业“级别很高”，拥有“特权”，既承担经营又指导市场，并且理所当然地是中国第一。很明显，这也是权力社会与商业社会的最大差别之一。

2：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乃至更久的时间里，商业精神始终没能浸润中国的商业阶层，或者说，它始终是以一种中国特有的赌博气质存在着的。

尽管达尔文主义并非中国特产，但是很明显的是，中国实在是一块最符合这种气质的土地，在一个延续了2000多年强权政治的国家里，“成功至上，生存第一”的信条始终被奉为圭臬，于是，成王败寇的逻辑，几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商业文化上的惯性。

就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许多下海者的故事当中，既有倾其所有的奋力一搏，也有无视禁忌地去打破规则，更有贪婪而冷酷地去编造美丽的谎言，甚至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灰色行为。要么成就霸业，要么酿成惨烈无比的悲剧。所有的一切，与其说是个人的豪赌性情与浅薄果断使然，倒不如说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赌博气质在作用。

3：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变革史上，下海者这一群体，曾经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进步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乃至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进步，有很大部分来自于下海者的抗争，由于这些抗争，使得经济环境得以不断改良，这种抗争很难被官方明确地记载出来，但是实际上，正是它们赋予了中国经济以今天的活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下海者，以及那些倡言变革，打破体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尝试将中国引向真正的市场经济。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宏观调控所打断，每次宏观调控所整治的重点领域，都集中在那些民营资本扎堆的行业中，这不仅使许多下海者因为形势误判而马失前蹄，也使中国近三十年的商业史变得伤痕累累，悲剧无数，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因此变得跌跌撞撞。对于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专家都已经给出了解释，在我们的这本书中，仅仅从那些被书写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二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多次波及经济领域，三是在国家经营思维下，导致国家商业主义的诞生。

直到今天为止，这三个现象都依然存在，其作用之大，影响之深，不仅仅存在于历史，甚至已经印入人们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多年来我们确有进步，但在某些方面，却始终没能前进半分。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已经证明了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可以获得了不起的成就；证明了个人可以通过自由的市场经济，取得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跃迁；那么谈到贡献，这恐怕是经济学获得的最大实例支持。未来的三十年，我们需要证明，假如给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更快的速度，它是否由可能带来更大的贡献。

这是本书的一个期望，也是本书的工作之一：用那些下海者的真实故事来做依据，证明中国商业社会的前行，的确存在着确定的阻碍与推动。

三

在很大程度上，“下海”现象的出现都像是是一种意外，或者说，这实在是一种改革的副产品。当市场的禁锢被解放开来时，无数人当即从体制内脱离出来，一头扎进商海，陆续不断、绵绵不绝，直至今天都未见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来都未有重商主义存在的国家，中国人竟然如此热衷于经商，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对物质财富的渴望”，明显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本身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人性是无论何时都存在着的。你可以说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中，这种人性被牢牢压抑，终于在缺口处得到了释放，但请相信，这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绝不在此。

可以说，一切都是经济规律引发的变化。

当计划经济的铁幕被徐徐拉开，越来越多的光亮透入整个商业社会当中时，市场经济就成为了必然。从计划到市场，一旦这样的势头出现，作为市场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最重要作用的人，就不可能不随势进入市场。

看起来，那很像是一场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恢复回去的运动，可是，实际上谁都知道，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自由经济都很难被承认，2000多年的集权政治，从未允许过民间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经济；那么，与其说这是恢复，倒不如说这是一场创造的尝试。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那场运动里，参与者们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却创立了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为欧洲今日的文化奠一良基。那么，从角色和作用上来说，三十年里的下海者，便可以称之为中国商业新文明的缔造者，虽然直到今天，这种新文明的缔造还未成功，但是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任何方面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生生不息，为中国经济输送繁荣，这里面的每一个下海者，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他们的事业是大是小，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在历史上留下梦想、挥下汗水、印下脚步、因此，也就都理所应当被我们铭记。

可是，偏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被人忘记。

不单如此，在三十年的岁月中，下海者总是处在灰暗的角落里，他们唯利是图，他们缺乏信仰，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拿来公开展示的身份，他们看上去可以随时被消灭，似乎应当随时被整治，随时被调查，他们几乎是一群注定要与“不规矩”联系在一起的人。

这个群体似乎很少拥有属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那么善于妥协，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显得那么温顺，只要能够保护应得的利益，以至于在许多时候表现得过于冷静，然而即便是在最无奈的时刻，他们也总是不丧热忱。在一些时候，他们会成为偶像，成为风云一时的激荡人物，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始终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无法处理好“政与商”之间的关系，最终带着头上的光环陨落，宛若流星过天，转眼判若云泥。

我们不妨可以做这样的设想，假如许多事情没有发生，那么这部三十多年的下海史，会不会变成另外一副样子？比方说，如果当年唐万新的德隆能够彻底控股那些城市商业银行，那么德隆有没有可能命运翻转，成为一家实业投资和金融紧密结合的财团型大企业？如果戴国芳的铁本公司能够如愿生产，也许中国的钢铁行业就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今日的中国首富是不是会属于他？他有没有可能超越宗庆后的800亿身家？如果没有与辽宁省政府的交恶，没有仰融的出走，那么华晨那盘气势恢宏、势不可挡的产融整合规划，是不是会形成一个东亚地区的汽车霸主？如果宏观调控晚来半年，让孙宏斌的顺驰稍得喘息，绷紧的资金链得以松弛，消化掉全部的财务风险，那么今日中国地产格局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这些设想都能实现，那么，中国民营经济的成长史会不会重写、中国下海者的历史里，会不会多几分辉煌？也许，这段历史不会如此精彩纷呈，不会如此戏剧波折，不会有如此激情，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能够出现。

在去年写作《中国经济猜想》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其命运的沉浮、心态的变化，实际上是和中国体制的变化相伴随的。做小生意也好，经营企业也罢，假如下海者不曾考虑政策的因素，不将自己置身于宏观环境内，那么，他便很难连续地实现提升。在这本书所作的观察中，大凡那些失败的下海者，几乎都没能很好地对政治环境进行思考，也没能理解政策制度的影响，反之亦然。

当这样的结论被做出时，我想，它的意义之沉重，是有理由压在我们每个人心头的。

在另一层面，下海者群体也曾经成为最失落的一群人。

一方面，中国社会对富裕者的批评与讨伐，已经拥有了悠久的传统，它几乎成为了文化中的一部分。

一旦社会中出现何种经济现象，富裕阶层总是会遭到口诛笔伐，被认定是责任在身，甚至是罪魁祸首，元凶大憝。偏偏，下海者又是富裕阶层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另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样的问题长久存在，当民众认知得不到正确引导、民众情绪得不到宣泄疏导时，那些富裕起来的下海者，便常常会被冠以“非法得利”、“昧心钱”之类的恶名。

另一方面，下海者自身的心态失衡，也让人感受深切。

出于对金钱观的不同，富裕起来的下海者对待财富的态度也不同，80年代“食利阶层”、“息爷”的广为存在，发家之后挥霍无度的则更有之，而“炫富”的话题也早已数见不鲜，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固然没有权利也不应该去评价是非，然而却足可以看出一种人生境界的取舍。这样看起来，下海者们在经历了太多市场给予的风雨洗礼之后，其实还有一些东西很是需要补习。

这些事实都颇为沉重，我们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目睹了无数下海者的故事之后，却发现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去关注，反倒时而与其情绪对立，倘若一任其继续，伤害的恐怕不仅是情绪，更会让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失去意义。

于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对下海者价值的重新定位，对他们的人文关怀，以及对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关注，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之巨，几乎相当于一次思想领域的“改革开放。

诗人纪伯伦与学者RG·科林伍德都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在这场改革行进到第三十二年的时候，我们真的应当回首，去探寻当初出发的目的，究竟是不是为了复兴中华民族，是不是为了摆脱贫困命运，是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平等、民主、富有的权利。我们甚至应当回首，看一下三十多年来所经历的路径，究竟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还是权力与财富相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当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被引发出来的时候，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有失公平、贪污腐败等等，民众的不满情绪便随之升腾，我们在对未来寄以希望的同时，更不应当忘记出发的初衷。

或许在若干年之后，当教授们在大学课堂上讲述中国经济的成长史时，都会带着一种遗憾的口吻，不无痛惜地评论道：“改革开放后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中国逐步沦落为一个世俗的社会，物质财富成为了人们追求的唯一目标，积聚千年的道德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所有人都陷入了心灵的空虚之中……”

四

在写作此案之前，我一直在阅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作品，对这样一句话印象很深：“历史是由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错误，以及英雄业绩而构成的。”在写作当中，每进一日，对这句话的理解便加深一层，由衷地为错误而惋惜，为英雄拊掌，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接近了历史的本原。但是在一瞬间，又会觉得这些错误与辉煌或许应当是另外一副样子，于是又会怅然若失。

从本质上来讲，历史早已成“史”，而我们这些仍在动作的人该去如何演化未来，自是难以推论，元曲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类似这样的巨变，绝不是一句“以史为鉴”能解决得了的。对于中国的下海者，中国的民营经济而言，在未来究竟还会遭遇怎样的命运，都是值得反复猜想的问题。在这种迹近揣测的思考中，我时而会喜不自胜，时而忧心忡忡，所忧所盼，都不过是独自劳神。

这场写作，堪称我的工作中最充足的一段时光，在外人看来枯燥，实则却趣味盎然，与那些熟悉、不熟悉的名字相伴，一日一日地重温三十年来的岁月，有失落，有振奋，如同增添了一段精彩之极的生活经历，这样神奇的快感，大概只有梦境才能接近。而每当从一个下海者的名字身边走开，从一段故事中脱身时，我总是会顿觉开阔，继而又怅然若失。觉得恍惚之中，有一些人正在渐行渐远，在这时，我会想起诗人舒婷的诗篇：

他们在天上

愿为一颗星

他们在地上

愿为一盏灯

不怕显得多么渺小

只要尽其可能

唯因不被承认

才格外勇敢真诚

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

敏感的大地

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

为开拓心灵的处女地

走入禁区，也许就在那里牺牲

留下歪歪斜斜的脚印

给后来者

签署通行证

如今，后来者已经跟上，他们很有可能超越前人的商业成就，但是却绝没有可能取代他们在历史里的地位，因为，这三十年的下海史，注定是无法复制的。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着那歪歪斜斜的脚印，敲响与遗忘对抗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