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1978～1983 冰山下的暗流

1978：北国之春

木兰花开山岗上，

北国的春天，

啊，北国春天已经来临。

——井出博：《北国之春》，1978年

1978年3月18日，某军用飞机制造厂33岁的技术员任正非到达了人民大会堂，跟随着6000人的汹涌人潮，他在后排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座位，然后落座，摊开面前早已摆好的会议流程，开始聆听来自主席台上的讲话。

在参加大会的6000人里，年龄在35岁以下的仅仅有150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任正非能够有此资格，实在是一桩了不起的殊荣，而让他得到这份殊荣的原因，则来自于他刚刚获得的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

不过，此刻的任正非并没有多少心思来享受这份殊荣，文革中被打倒的父亲能否平反、以及他本人能否如愿入党的问题，都正在困扰着他，然而，这种惆怅的情绪却在突然之间被来自主席台的讲话打断了。

在他的回忆里，那是第一次听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自打文革开始，报纸广播一张嘴就全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地位实在是不值一提，而现在如果说科学技术第一，那知识分子也就是第一，这实在是让人吃惊不小。

从历史资料上来看，日后创办了风生云起的华为集团的任正非，在记忆上并没有出现什么差错。因为那一次的科学大会，乃是邓小平担任政协主席、真正主导中国命运之后主持的第一个大会，在会议上专门阐述了科技与发展的关系，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以及那篇富有革命浪漫色彩、入选了中学课本的《科学的春天》，都是在那次大会上出现的。

除此之外，国家领导人还承认，中国在许多领域都落后世界水平至少15年，为此还专门提出了一个气魄雄浑的发展规划，将108个项目作为全国科研重点攻关项目，目的是“到本世纪末赶超世界水平”。

事实证明，这一目标实在是带有太大的浪漫色彩而显得不那么切实，因此也就没可能完全实现，不过，有没有实现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当时它确实让所有与会者，甚至是全中国的精神都为之抖擞，更有那么一批人，感觉似乎要从那种混沌、无序、浑噩中挣脱出去，切入到另一条看上去前景广阔的新轨道中来。

对于现代中国来说，1978年的重要性，恐怕要远远凌驾于其他年份之上。在此之前，中国的封闭自守程度，甚至超越了过去的任何一个朝代。像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却和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

不唯如此，即便就内部而言，这辆在计划轨道上运行已久的经济列车，也显示出一种暮气沉沉的疲态来——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只有区区4元，农民比这更少，只有2.6元，物资供应的状况，在许多地方已经不能用紧缺来形容，这还仅仅是一种宏观的描述，实际上，任何一个从那个时代度过的读者，都会对这种现状感触颇深。

在经历了一些观察之后，许多外国评论家都对中国当时的状况感到悲观，多年积贫、混乱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打倒“四人帮”后的一年里，仍然不见变化的政治空气，以及落后而残破的工厂、矿山，这些因素与事实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让人灰心丧气的环境。

在日本评论家山川晓夫的观察中，他发现武汉钢铁厂在经历了文革之后，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篇沼泽地，前往参观的日本技术人员，甚至不得不穿上高腰胶靴，才能勉强在泥泞中行走，这个事实让山川感到震惊，因为在同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全部实现了公园式建筑，并且已经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类似的事实也被《读卖新闻》驻香港记者松永二日注意到，在6月份，他应邀参观了上海的一家集成电路工厂，在回来之后他写道：“日本的集成电路工厂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相比之下，上海这家工厂简直是马路工厂。工厂方面声称，产品一多半不合格，卖不出去。”

在山川晓夫的估计中，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几乎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的水平，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他甚至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到1978年，人民生活丝毫没有改善”的结论。而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在最后，山川晓夫评论道：“中国的经济已经处在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十几年里，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说起来，这种不抱希望的评论，倒未必是发达国家的评论员们故意为之，也不是受意识形态所驱，不自知地戴上了有色眼镜，在那个时代的许多国人眼中，希望的确是像黑夜中的萤火一样，有那么若隐若现的一点点，但更多的，还是漫长而无边无际的黑暗。

后来创立了麦科特集团的王铭利回忆说，“那几乎是一个空前的大泥潭，而且大家都站在里面，既前进不得，又要忍受那种沉闷，刚乱哄哄地度过十年，从心底来说，其实本来毫无希望可言，却又总是想着，未来是不是会好一些？”带着这种对未来的茫然与不可测，王铭利成为了一名援藏干部，在那里一呆6年，然后便回到内地，随即转身南下深圳，几年后，麦科特集团的摩托车，一度占据了中国轻型摩托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在同一年的四川成都，当时正在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刘永行，在宿舍的一次“卧谈会”里和同学也谈到了未来，这个未来的标准，则被这一帮年轻人设定在了2000年。

在各自畅想憧憬了一番之后，有一位同学说道：“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可能会涨到200块吧？”这个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刘永行却突然说了一句：“我觉得应该会到2000块。”此言一出，所有的同学都把它当成了一句笑谈，要知道的是，当时一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一个月只有18块钱的工资，即便是他们这样的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也只有40块，如果说翻五倍到200块尚且可以憧憬，那么把刘永行的“2000”当成笑话，实在是情理当中的事情。

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在这些大学生们所设想的未来——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达到了6208元。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2.5倍，当然，更奇妙的是，根据2000年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统计，这一年刘永行及其弟刘永好所拥有的个人财富，达到了86亿元人民币。

未来是什么样子呢？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这个问题属于全体中国人，而悲观的情绪，却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传播。

在1978年新年前夕，路透社的一位记者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恢复。大部分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这使得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丧失信心。人们无不担心，世界可能会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在满目灰暗、充耳悲戚的环境里，中国却开始静悄悄地酝酿着一场变化，它始于这一年的元旦。

按照一般的传统，党政军几大报刊在元旦或春节时，总是会出于宣传需要，刊登一首诗词，而且一般会选择“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原因则纯粹是因为词牌名字的贴切。但是，在1978年的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解放军报》却一改形式，共同发表了社论《光明的中国》。

在这篇题目寓意很明显的社论里，秉承着那个时代一贯的政治腔调，然而却在结尾处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地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之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很明显，在一向被视为政治风向标的三大报刊中出现这样的社论，如非有高层授意，实在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对于决策层来说，“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既来自外部的质询，也同样来自内心的试探。

有趣的是，当这篇《光明的中国》以铺天盖地之势，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声音时，两个曾经发出过同样呐喊声的人，却依旧要为此在监狱里度日。

在湖南长沙，31岁的杨曦光已经坐了整整十年监狱，从1968年2月开始，他就开始承受这场囹圄之灾，原因就是他在当年写出了一篇洋洋万言的《中国往何处去》，言辞之间不乏对国家命运的忧虑，然而却被当时的“文革”领导人康生先后三次点名，最终获刑十年。出狱之后，改名为“杨小凯”的他考取了社科院研究生，却因为政治审查始终不能过关，迟迟无法入学，在他的四处奔走之下，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他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他才得以在政治上“恢复清白”，却仍然厄运连连，甚至无法获得一份正式的工作，直至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后来，此人成为了当代最富于现实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值得玩味的是，他终身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

比起杨小凯，另外一个写了《中国往何处去》的人，命运则显得更为波折，他就是来自四川万县的牟其中，一个县玻璃厂的普通烧炉工人，在1971年，已界而立之年的牟其中响应时代号召，在老家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两年之后，他又把这一小组升级为“马列主义”研究会。

在1974年，因为在他的《中国往何处去》中批判“文革”，提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同样获罪入狱，被冠以当时最严重的罪名“现行犯革命”，甚至被“内定”为死刑，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发文进行全省范围的大批判。只是因为案子一拖再拖，才终究幸免于难。

值得玩味的是，牟其中在出狱后，并没有选择像杨小凯一样，走一条专业学术的道路，而是向人借了300块钱转投商海，成立了一个小小的“贸易信托服务部”，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曾经极度辉煌，一度成为“中国首富”，也曾二次入监，被描述成“中国首骗”的形象，最终在1999年第三次被关进监狱。

光明究竟来自何方，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根本不是个问题，它或许来自十年浩劫过后的喜悦，或者来自对未来的期盼，或许干脆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但是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下，决策层中能够提出如此试探性的问题，能够发出如此声音，对于亿万还生活在茫然之中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举动。

在这一年，尽管执行极左政治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两年之久，但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向下，却依然存在着僵化强大的体制，以及刻板的理论体系，譬如“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就依然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领域里，实行最具意识形态化的管制，延续着过去的统治力。

如果说《光明的中国》这篇社论的出现，仅仅代表了中共决策层一种“投石问路”的心态时，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变化，则正代表了“问路”之后所跨出的第一步。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经济领域所发生的变革，竟然是从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发端的，这种“先政后经”的变化模式，在此后几乎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惯例，贯穿于我们三十年来的整段商业史中。而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足以载入史册、轰轰烈烈的惊天变化，其源头竟开始于一封普通的来信。

在《光明的中国》发表后的第十四天，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收到了一封信，写信的人则是《光明日报》的编辑。在半年之前，胡福明曾经利用在医院陪床的空暇时间，趴在长椅上撰写了一篇八千字的文章，随后投寄给该报哲学版，却如同石沉大海，迟迟没有收到回复。

在胡福明后来的回忆里：当时的来信中还附上了一份清样，正是他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清样，信里的大概意思，则是希望胡福明能够按照建议修改文章，把道理讲的再清楚一些、完整一些，不要让人产生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感觉。从那之后，稿子就来来往往好几个来回，反复修改、反复推敲。到了后来，来信的要求又变化了，调子变得更高，让他写得更鲜明一点，要更有针对性、要更有批判力……

在这样你来我往了4个月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继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等媒体纷纷全文转载。在这片文章的结尾。作者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文章一经发表，当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当时政治气氛最为沉闷窒息的东北和上海等地，有人甚至给它扣上了“荒谬”、“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一时之间，讨伐之声隆隆四起。

时隔三十年后，胡福明对于那段日子仍旧印象深刻：当时斥责者有之，赞其“东风第一枝”、“摧毁四人帮反动思想体系的重磅炸弹”者亦有之，众说纷纭，争论四起。在他看到报纸上批评的消息之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回答道：“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

胡福明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不仅如此，在4年之后他便调入江苏省委工作，从此仕途一帆风顺，直至出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他并不清楚的事实是，在当时的最高决策层中，有一个人正在试图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中国人思想解放，推动中国命运变革。在这个人与这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共同作用下，中国发生变革的思想基础就此奠定。

这个奠定了中国变革思想基础的人，就是邓小平，而在我们这部下海史的前半程中，我们越来越会感受到他在关键时刻的作用，感受到他对整场变革节奏的把握，以及他赋予中国商业社会怎样的影响。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的时候，专门谈到了这篇文章，认为该文是符合马列主义的，甚至说：“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扳不倒嘛。”在随后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再次以此文为题，对教条主义展开了批评，号召全党、全军、全国“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在他看来，这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于是，从6月到11月的数月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绝大多数省市的负责人，都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有关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只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经济的领域当中，这场讨论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思想环境，以及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商业伦理。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维模式，不仅主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还衍生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是好猫”这一类政治格言，更在无数下海者的头脑中深深打下印痕，使得他们在后来的商业运营中把实际效果放在第一位，许多或悲或喜的故事，正是因此而被孕育出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此之后，中国再很少有学术文章，能够像这篇文章那样引起高层领导和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如此多次的修改，也绝少有任何一篇学术文章能够像它这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现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因为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复制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如此特殊时期出现的《实践》一文，注定要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一个孤独而又伟大的角色。

1978年的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商业环境，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史实中读出几分。

就在那场大讨论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省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一户农民被当成了“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典型，不得不接受残酷的批斗，说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批斗的原因竟然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之外，其余各家各户都背井离乡，外出讨饭。

从1月底到2月初，邓小平开始了尼泊尔的出访之行，在途经四川成都的时候作短暂停留，在听取了四川省省委的工作汇报之后，邓小平突然评论道：“农村和城市都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的很！”

这些非常细微的小事件，在当时闻者甚少，更不为新闻报道所注意，人们所关心的，往往只集中于那些具有宏大政治意义的事件，然而当我们今日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以邓小平那种深思慎行的性格，绝不可能在未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便轻易提出主张。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被人遗漏的细节，才显得格外有价值，每当一个细节出现的时候，其历史意义是绝对深远的。

就在邓小平尝试着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尝试着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内进行一场变革的时候，却有许多人已经在既未得到政策鼓励，又未得到舆论支持，更未见社会环境好转的情况下，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他们的商业之旅，不知不觉地或主动、或被动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不仅为他们日后的下海之路埋下伏笔、积累下原始资本、也初铸了中国最初的商业形态。

在山西运城川口村，一个叫做李海仓的23岁青年，此时正盘算着要开始自己的事业，这份机缘则来自于他在三年前的发现。

在1975年的时候，自幼在晋南大地上长大的李海仓，忽然感觉到了一点门道——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许多生活物资都奇缺无比，就连人们常用的肥皂都难以买到，只能用味道很大的猪油胰子、皂角水代替。那么，如果能自己生产肥皂，那么起码在晋南地区销路不成问题。

于是，带上父亲给的30元钱，李海仓踏上了前往运城的道路，在运城火车站的候车室睡了一夜后，他找到了当地生产肥皂的粮油加工厂，却不巧正好赶上那里中秋节全厂放假。一心想要学做肥皂的李海仓，居然愣是从收发室里找到一个退休的老技师，用两盒月饼和一顿酒学到了配料、熬制这些技术。

回到家里，拿着自己做出的肥皂，李海仓找到了川口村的大队干部，要求大队给他投资。川口村地处晋南，向来是贫瘠之所，自然没办法提供他所急需的资金，唯一能拿的出来的，就只有几百斤小麦和一口大铁锅，并且要他和队里签订协议“第一年交出6000，第二年交1万”。

于是，李海仓把小麦卖掉，在场院里支起大锅，就这样办起肥皂厂来。在当时的中国，6000块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李海仓能够冒如此大的风险，实在需要非凡的气魄和胆量。好在工厂把肥皂一生产出来，立刻供不应求，一年之后，李海仓便如数上交了6000元。小肥皂厂也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成为了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的前身。

其实，假如我们把视野放得再广阔一些就可以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李海仓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在广东，普宁县流沙公社，一个名叫陈凯旋的农村青年在三年前来到广州务工，最初在广州化工研究所做建筑工，随后跟着包工队去清拆旧楼，还在黄埔港挖过一段时间的排水工程，这些都是需要出力的体力活，对于那段日子他一生记忆深刻，“那些都是苦力活，而且只能求温饱，不求其他。实在是很苦，但是也受用无穷。”

几个月后，陈凯旋开始了“单干”的生涯，起初只是做一些规模很小的买卖，只要有利润，几乎无孔不入。直到有一天，正在大街上东游西逛的陈凯旋忽然想到，自己的家乡物资奇缺，而消费需求却相当旺盛。

于是，在这一年的春节里，陈凯旋拿出了3000元积蓄，装了满满两大箱子洗衣粉、洗发水之后踏上了回家的道路，从此，他每周都要奔波在广州与潮汕地区之间，来回倒腾日常洗化商品，几年之后，几乎跑遍了潮汕地区所有乡镇的陈凯旋，终于积累起一笔不小的财富，然后便创办了立白集团，它后来成为了中国洗涤行业里最具实力的企业之一。

在内蒙古，一个叫做牛根生的青年人，此刻正遭遇父丧。说起来，他实在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个月，他就被亲生父母从乡下卖到了城里，据说只卖了50块钱，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因为他的养父从抗美援朝结束后便一直在养牛，所以让他也姓了牛，十四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去世了，现在则是他的养父。

和陈凯旋、李海仓等人“单干”不同的是，在料理完丧事之后，牛根生成为了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从此不必挨饿受冻，而他的下海故事，以及那一连串关于“蒙牛”、“伊利”的传奇经历，则要等到二十一年后才会正式上演。

在当时的中国，有着许多像陈凯旋、李海仓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做出如此“出格”、如此“大胆”的事情，多半是受到贫穷的驱使，而之所以能够在后来被写入中国的企业史，则在于他们日后的辉煌。当大家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清醒过来的时候，贫穷就变得如芒在背，让人无从忍受，尽管它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要承认，生存的确能让人动作得更快更早。

事实上，当邓小平在发表自己主张的同时，一些有着敏锐政治感觉的人，便已经开始察觉到中国经济风向的微妙变化。他们和李海仓、陈凯旋这样的人不同，这些人多为乡村、乡镇的基层干部，中国特有的官本位文化，使得他们习惯于时刻留心、时刻揣摩最高权力阶层中，核心领导人所说的每一句正式、非正式的言论，每一句话里所包含的玄机，都被他们反复玩味，从中品读、引申出更深远的意义；反过来，他们所处的基层管理者位置，又能够给予他们更多可施展抱负的权力与空间，以及相对城里更自由的环境。

在这一年的12月7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一篇稿件，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的篇幅看出了此稿，同时在头版右上方那个显要的位置上，还配发了一篇《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的评论员文章，随后，全国所有的省级、直辖市级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篇通讯。

可以说，这是中国新闻界当年给够给予的最高规格报道，之所以有如此待遇，原因则是因为华西村这个旧日典型的身上，再一次焕发出了新的光芒。

早在60年代，华西村就是“农业学大寨”的全国典型，它的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则被描述成为一名“陈永贵式”的好干部，风光及地位一时无二，早在这次报道之前，《人民日报》就曾经用充满激情的笔调描写过华西村：“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如果说这样的报道还仅仅是一种“政治样板”的话，那么新一轮的宣传，则更多地反映了另一个层面上的变化。

这一年的华西村，虽然还没有达到红遍全国，富甲天下的极盛程度，但在当时的中国，华西村确实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存在。在这一年里，华西村总计实现产值万元，创造利税万元，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人均分配水平达到220元；200多户社员全部住进了村里新建的瓦房，甚至还建成了当时苏南地区大部分县城都没有的五层楼房，用来办托儿所和中小学，老人或五保户不仅供应口粮、燃料、蔬菜，每月还会发给零用钱。

类似于这样的成绩，自然不可能仅凭农业生产来完成，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吴仁宝在高调跟随中央“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又在干着一些“见光死”的事情。从1969年的时候开始，吴仁宝就抽调了20个胆大心细的人，在村子的一片泽地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周围四处是茂密的林木，他还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挂上厚窗帘，勒令所有人对外守口如瓶。

“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顶替了吴仁宝职务的他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当苏州地区的“大寨学习会”在华西村召开时，各地区领导、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华西村，无奈的吴仁宝只好做出了“舍小利，保大利”的决定，下令工厂关门，工人放假，等会议结束之后立即开工，加班加点弥补损失。

在吴协恩的回忆里：“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通知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之所以如此冒险搞工业，原因就是种田实在赚不到钱，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只有24万，而只有20个人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的产值。在吴仁宝看来，既然农业本身难以积累到足够的资金来发展，那么就有必要另辟蹊径，有必要“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支农业。”

事实上，办工业是真，支持农业却未必是最终的目的，在此后的几年里，吴仁宝在华西村搞的那些地下小工厂一直在偷偷运转，而正是这些作坊式的小工厂，日后却成为了中国乡镇企业最早的雏形。

如果说吴仁宝的尝试是借助模板效应，顺势而为的话，那么，同样是在1978年，在距离江苏上千公里之外的吉林省四平市红嘴村，则发生着另外一种模式的变革，它是一种坚持与体制对抗的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受政府认可，红嘴村的当家人卢志民甚至差点被关进监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地下转到地上的民营企业模式。

红嘴村地处吉林东辽河畔，虽然依山傍水，却贫瘠穷困，当地甚至编出歌谣“光棍四五十，干活没分值，牲畜没草料，家家没粮吃”。卢志民耳闻目睹，对这种贫困的体验自然格外深刻，想要脱离这种现状的愿望自然也更加强烈。他初中毕业后返乡务农，22岁那年，他当上了红嘴村生产二队的队长，从此开始带着一群社员搞副业，刚刚有了一点起色的时候，却不料恰好赶上“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进了村。

稍微年轻一些的读者，可能会对这个所谓的“教育工作组”不甚了解，然而在当年，这个名称看似温和的工作组，却可以随时给人冠以“背离党基本路线”的罪名，要知道，这样的罪名似有似无，可大可小，严重起来足以将人置于死地。果然，经过一番所谓的走访调查后，卢志民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认钱，不认路线，被关进牛棚进行批斗，108天后才被释放出来，荒唐的是，连党员都不是的他，一夜之间竟然成为了“党内正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被放出来之后，卢志民在家呆了两年，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要办一个翻砂厂。尽管78年的政治环境已经有所好转，但是就当时而言，人们的思想却仍然未能从“文革”的桎梏中脱离出来，更重要的是，办厂所需的条件，卢志民可以说是一样也不具备，最大的麻烦是，他的翻砂厂始终无法得到来自“上边”的支持，以至于办厂经费只有区区一百元。

卢志民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工厂没有地方买设备，他就四处寻觅游说，看见哪里有块破铁板破铁皮，哪怕是挡猪圈用的，也要说服人家让出来；没有鼓风机，就蹬着辆破自行车到四平市里，在铁锹厂的废料库里买下一台报废的；没有电动机，就搬来一台碾坊磨米用的旧电机，白天工厂生产用，晚上再还给社员磨米。一切因陋就简，拼拼凑凑，然而却在年底达到了万元产值，超额一倍多完成指标。

红嘴村翻砂厂的成就，开始引起了上级部门的反感，甚至于某个公社领导在公开场合宣布：“卢志民吃一百个豆不嫌腥，搞资本主义差点没进班房子，一解放出来，就整翻砂厂。他怎么整起来，我怎么给他平了。”此外，还有一些人给省里写匿名信，告发“红嘴村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样的气氛中，卢志民一边想办法维持生产，一边顶着压力躲过重重暗箭，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一年多，直到“民营企业”不再是一种卑微的象征时，卢志民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方向驶去，当然，这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实现。

对于太多人来说，1978年都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因为正是在这一年里，全国性的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恢复了。

从64年开始，到79年完事，《毛主席语录》一共印了十亿九千一百万册，77年高考出了一件事，因为报名的实在太多，结果印卷子的纸不够了。然后老邓拍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先不印了，拿这纸印卷子。我说这事没别的意思，主要是老胖子的书印得实在太多了，文革期间那谁的书印了十八亿七千二百四十万册，这里面大约有十亿一千万册语录，两亿五千万册文选，五亿两千三百万册选集，八千五百万册诗词。

带着积聚了十年之久的梦想，610万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入了考场，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考试就此开始了。颇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因为参考人数太多，加之国民经济的破坏严重，国家竟然一时调集不出足够的纸张用来印刷试卷，于是不得不做出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当中，这样的决定意味着什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在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了40.2万人。在这次高考过后，许多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变化，有许多在农村插队的青年，在这一年里都如同鲤跃龙门，成为了大学校园中的一员。

在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在博士毕业之后于1987年自创公司，开发出了中国第一代掌上电脑“商务通”，北京176中学的老师段永基考上了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来继万润南之后成为了四通的掌门人。更为神奇的是，有三个农村来的青年人，同时考上了广州的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他们的名字是黄宏生、李东生和陈伟荣，这三个穿着解放鞋走进教室的农村青年，日后分别创建了创维、TCL和康佳三家彩电企业，不需要任何数据来帮助，我们都对这三家企业极盛之时的名声记忆犹新。

事实上，当这些青年人刚刚开始他们的学业时，已经有那么一批人，已经在大学里度过了一年的时间，早在此前的1977年，高考制度已经部分恢复，这批青年人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了最早一批的体验者。在当时，大学生是拥有干部编制，并且可以领取相对于工人来说不菲的工资，许多大学生在外出校园时，大都会戴上校徽，以彰显自己的特殊群体身份。大概是过于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日后的下海大潮中，77乃至78级的大学毕业生，仍然舍不得丢掉这份宝贵的待遇，这也是今日著名民营企业家中，77、78两届大学生极少的原因。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些令人感到熟悉的名字。

和全国所有大学一样，江苏工学院也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在动力工程系中，一位名叫顾雏军的18岁男孩并不显眼，每天只是倔强地钻研课程，尽管这与当时的学风吻合，但更多的则来自于顾雏军惯有的气质；少年时代的顾雏军就酷爱读书，在那个时代，农村的娱乐活动极为稀少，每逢电影放映队下乡的时候，总是会引得全村人围观，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热闹场面，顾雏军也从来不参加，他总是会选择躲在家里安静读书。更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他对机械设备也同样感兴趣，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把村里唯一一台柴油机拆开，再原封不动地装好。

不出意料，当1977年部分恢复高考的时候，18岁的顾雏军一举从所在公社的37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四年之后，他又考入了天津大学的研究生。在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工作里，他发明了一套热力循环理论，直接命名为“顾氏理论”，在这个时候，顾雏军倔强性格中的自傲成分发挥了作用，他对师弟放言：“我搞的东西，导师能明白一半就不错了。”

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报纸、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他的发明消息，并且配上了一篇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评论《快抢财神顾雏军》。然而，尽管受到了媒体的一致赞誉，这项发明却不被当时蓬勃发展的电冰箱行业看好，找不到合适买家的顾雏军一怒之下，找朋友东挪西借了10万元，下海创办了一家注册资金为10万元的小公司。

在10年之后，顾雏军所创办的格林柯尔公司，最终成为制冷家电龙头企业科龙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手中握有的电冰箱年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台，在全球行业中仅仅逊于伊莱克斯；然后又在数年之后，从创利6亿元到巨亏36.93亿元，在这里面，他那种倔强而强势的性格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此中的跌宕起伏，以及与其相关的另外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将会在后面的篇幅中一一记述。

和顾雏军同一年进入大学的还有黄鸣，这位皇明太阳能集团的创始人考上了中国石油大学的机械设计系，在第一节课上，听到教授告诉他们：“世界的石油大概只够用五十年，中国的则会更短。”闻听此言的黄鸣异常激动：“难道等不到七十岁，我学的专业就毫无用处了？”此后黄鸣在能源利用领域的成就，以至于成为中国能源环境立法的推动者，实在不能不说与此大有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上面这些人一样幸运。

在江苏常州，后来成为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的俞敏洪，在1978年的高考过后黯然失利，英语只考了33分的他，不得不选择回家种地喂猪；在复习了一年之后，颇具信心的俞敏洪再次参加了高考，孰料那一年的分数线水涨船高，满怀希望的俞敏洪不得不再次铩羽而归，落寞地回到村里，继续着一边务农，一边复习的生活。

对于上面这些人而言，高考给各自命运带来的变化，其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是否成为莘莘学子中的一员，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的着眼之处更远，要求改变命运的愿望也更为强烈。

公元1978年6月的一天，一个普通而又与众不同的中年人，悄悄地踏上了香港中环码头。说他普通，是因为他只带了简单行装和一张单程通行证，和一般人别无二致；与众不同的地方则是：他叫荣智健，来自曾经显赫百年的无锡荣家。

无锡荣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始终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商贾大户，荣家的印染、纺织工厂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囊括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大半。在1949年之后，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荣家，自然在政治上熠熠生辉。1953年开始的公私合营运动里，荣家所持股的广州第二纺织厂，成为全国第一家递交公私合营申请书的私营工厂，其示范作用非比寻常，而这更是让荣家第三代掌门人荣毅仁仕途坦荡。

在1957年的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为工商界报喜队代表的荣毅仁，被赞许为“民族资本家的首户”。随后，荣毅仁参选上海副市长，曾任上海第一任市长的陈毅亲自为之助选，其中意义不言自明，荣毅仁的当选也自然不在话下，两年之后，荣毅仁又担任了纺织部副部长。自此，荣家在政治上已经达到了工商界人士中一时无二的顶峰。

然而在“文革”期间，一切却急转直下，荣毅仁被当做“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成为当时的专政对象，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全国工商联机关打扫厕所，与他一起遭此噩运的还有同为民族资本家、时任工商联副主席的经叔平，此人在后来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形象代言人”，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这个话题。

受到父亲的连带，荣智健的遭遇自然不会太好，他被流放到四川凉山的一个小水电站做抬土工。在六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地图上都难觅踪迹的荒山野岭中艰难度日。而在四人帮下台之后，尽管荣毅仁重新在政治上恢复光芒，但荣家在大陆的资产却早已不复存在，于是，每天无所事事，却又不安于水电部工作的荣智健将南下香港，当成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最好选择。

在荣智健后来的回忆中，到达香港那天，是一个潮湿而又平淡的夏日，来迎接他的，是他的两个堂兄弟，荣智谦、荣智鑫。当他们建议荣智健先到国外深造一下，学成之后再来香港创业发展时，他的回答是“已经三十六岁，不想再虚度光阴。”于是，三兄弟决定合资办厂，股本占三分之一。

两位堂兄自解放后一直在港，筹集资金自然没有问题，唯有荣智健两手空空，不得已之下，一封求援信写到了父亲荣毅仁手中。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荣毅仁》书中这样描述：“1949年后，荣毅仁留在大陆，他的钱在工商业改造中都合营给了国家。但是，荣智健创业的钱从哪来？他们家在香港有一些股份，30年没领过股息，30年后儿子要创业，荣毅仁让他去算一算，结果算出来还有600万港币，也就是说这钱是他的，30年都没挪窝，30年后还是他的。”

就这样，荣智健在父亲的指点下分别结算，靠着这笔不菲的资金，荣智健开始了激荡香江的生涯。在这一年的12月，总股本100万元港币的爱卡电子厂开业，具体的业务则是将香港的电子表、半导体等廉价电器向大陆贩卖。

在今天看来，以爱卡这样的规模，这样的业务范围，根本算不上一家入流的企业，但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对于一家港资企业而言，能够获得“大陆贩卖权”，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在这个过程里，荣智健的官方背景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说得清。

果然，三年之后，这家“荣记”小电子厂就被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从100万港币到1200万美元，荣智健只用了三年时间，此后他一路高歌，直至荣登“中国首富”的宝座，回首历程，起点当始自那个潮热的夏天。

在儿子闯荡香港的同时，担任了全国副主席的荣毅仁，则开始了他商业人生中的第二次辉煌，在这一年，荣毅仁向邓小平提议：“从国外吸引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似有必要设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于是，这家即将创办的公司名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即为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中信。

比起儿子，荣毅仁对政治资源的利用更加彻底，你很难分清楚，他究竟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是政协的副主席，是国家领导人之一，是为数不多的能决定这个国家命运走向的人，在中信的成立过程中，邓小平“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的托付，无疑令他几乎可以毫无限制地拥有一切权柄。与此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中信从开始时的十几个人发展到后来集生产、技术、金融、贸易、服务五位一体的国际化超级央企，一方面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而在另一方面，无疑是制度与资本结合的果实——中信所拥有的开发权，拥有的资金渠道无可比拟，我们很难用普通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类型的“下海”，也无法说这是否符合“创业”的定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它就像是一个社会改革的试验场，直到今天，这种能够集权力与资本于一身的角色，都是中国企业家在内心深处羡慕并暗自追求的对象。

对于这一年的中国而言，政治上的变化无疑是巨大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内部，更体现在对外关系的一系列转变上，在这一年里，以邓小平为首的主要领导人纷纷出访，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政治色彩很强的举动，在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则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在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北京那所著名的中日友好医院，此后不久即在日本政府的无偿援助下奠基建设，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中国设备最先进，最优秀的医院之一。12月16日，中美发布联合建交公报……

这些举动带来的政治抉择自然不言而喻，与此伴随的则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在建交之前的夏天，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技工作者，就已经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陈春先的44岁教授，作为中科院的派出代表，也成为了访问者的一员。

陈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研精英，早年留学苏联的他，曾经因为成绩优秀，受到过斯大林的特别接见。在回国之后，成为了中国托克马克核聚变装置的奠基人。在中科院评聘第一批十名教授级研究员里，他和数学家陈景润同时上榜。

在带回美国先进的科技知识的同时，陈春先教授也带回了一些当时国人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在美国著名的硅谷，陈春先在感受高科技公司繁荣的同时，更感受到了那种独特的创业精神，而在他这代留苏人员的身上，强烈的报国心立即使他想到——中国同样应该有自己的硅谷，同样应当尝试着把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变成生产力，变成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于是在回国之后，陈春先开始了他的呼吁，号召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的“硅谷”，地点就在他工作的中关村。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陈春先的想象在数年后成为了现实，在没有任何国家投资的情况下，中关村赫然成为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电子一条街”，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技术试验区，到1993年的时候，这里的民营科技公司已经达到了5180家，许多著名的企业都脱胎于此，国家科委随之启动了著名的“火炬计划”，而这一切的开始，应当说都源于陈春先在这一年里产生的设想。

在邓小平的这一些外交访问中，新加坡之行理当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一些专业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关注于这些访问在政治上的意义，却忽略了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新思考，如果说这种思考是他早已开始酝酿的，那么在新加坡数日里，这种思考的层次无疑更上一个台阶。

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邓小平离开几个星期之后，有人把北京《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新加坡的文章给我看。报道的路线改变了，纷纷把新加坡形容为一个花园城市。说这里的绿化、公共住房和旅游业都值得考察研究。我们不再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邓小平在第二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润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到的最基本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种思维变动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外资有可能开始进入中国，在那些土地稀缺而劳动力充裕的地区，闲散的民众得以开始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在积累了技术与经验之后，开始转入商业来寻找新的机会，于是，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人的出现诱发了乡镇企业的萌芽，如果说中国民营企业有一个起点，那么在根源上，这种思维变动则明显提供了一种推动的力量。

尽管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个美好的开始，但并非所有人都已经做好准备，对于我们后来将要讲述的许多主角而言，1978年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年份，不仅距离他们日后的成就很远，甚至仅仅停留在梦想的阶段。

在深圳的一间破工棚里，一个名叫王石的青年，此时刚刚度过他27岁的生日，几个月前，他刚刚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担任每个月42元工资的给排水技术员，随后便跟随工程五段，来到了深圳罗湖桥头参加沿线土建工程。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就搭建在铁路旁，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睡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书，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门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要防苍蝇的困扰；晾衣服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

“工作之余，我总会捧着一本书，在晚饭后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工程在继续，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从这些后来的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一段岁月当中，王石正陷入一种对生活的迷惘。事实上，王石的迷惘绝非文学青年式的幻想，而是由现实引发，实实在在的困惑。

深圳当时的名字还叫做宝安，那个后来闻名于世的经济特区，此时还仅仅停留在子虚乌有的阶段，要等到第二年三月份才能成立，即便是有关于此的构想，也要等到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伴随邓小平“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的理论一起诞生。而1978年4月的深圳，正如同王石在自传里描写的那样：“路轨旁抛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与香港毗邻的沙头角有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中方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生活的清苦贫瘠，环境的恶劣单调，让王石这个出身于高干家庭的青年开始对现实产生些许困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既有对这个社会的未知，也包含着对个人前途的不测，他或许不会想到，在三十年后，他会以另外一种心态来看待深圳，在这三十年里，他将经历人生中最为传奇而辉煌的一段岁月。

比起王石的这种迷惘，日后同为地产界风云人物的潘石屹，此时的处境则要更为艰难。

1963年的秋天，潘石屹出生在甘肃天水的农村，之所以会在那里出生，完全是受到了“右派”父亲的影响。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个至今仍然贫穷的地方，作为一个右派子女的潘石屹，会有着何等贫苦的童年生涯。即便是在1978年父亲平反，全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之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

在回城之前，潘家必须将家里所有的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通用的全省粮票，于是，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潘家长子潘石屹身上，200多斤的粮食装在一辆平板车上，当时只有一米四几的“小潘”拉着这样一车粮食，竟然要走上20多里土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的艰辛没法形容，有两个上坡怎么也拉不上去，只好站在路边，等人过来帮忙。”直到他在第二年考入了兰州一所名叫培黎学校的中专之后，才略微望到了人生的曙光。

尽管如此，在我们这些后来的下海者当中，潘石屹的遭遇仍然不是最苦的，在浙江的温州，只有13岁却身为长子的南存辉，此时则要挑起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父亲的意外骨折，让这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母亲身体则一直孱弱，于是，初二还未念完的南存辉，不得不背上一堆工具，辍学成为了一名走街串巷的小鞋匠，在他的回忆里：“补鞋稍不留神，锥子就深深地刺进手指，鲜血顿时涌出，只好找片破纸包上伤口……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凭的就是自己的速度快，修的用功，质量可靠一点。”在6年之后，这个昔日的小鞋匠办了一家名为“求精”的开关厂，在20年后，这家开关厂成长为正泰集团，在这个过程中，质量即市场的道理始终伴随着他，而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正泰为何在后来激烈的低压电器大战中能够杀出一条血路，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的原因。

尽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现实是那么的残酷，未来又是那么的不确定，但是假如能够将这一年的大事梳理成线，找到一条发展脉络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关中国的商业史，是在这一年里才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获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后，科学大会的召开，正式确定了现代化建设的基调；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五条里规定：“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或者农村的基层组织统一安排和管理下，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尽管这条条文还带有着明显的“革命意味”，但“允许个体劳动”的规定，却无疑等于在巍巍冰山上凿下一角，从此暗流奔涌，势无可挡。

随后，在5月份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人们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有关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思想，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随后的一系列外事活动中，中国开始逐步向外界敞开了大门；在11月份，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一场革命行动，那些在“文革”中遭到迫害的人们，从此将开始逐步平反，无疑相当于卸下了他们心头的最大负担。这种逐步渐进的变化，在一点一滴改变现状的同时，也逐渐为中国未来的走向勾勒出一幅清晰的画卷。

如果将这三十余年来的中国商业史，比作一场波澜壮阔的大戏，那么作为第一幕，1978年的高潮，则应当归属于一次具有特别意义会议的召开。

在这一年的年底，从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同时也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回忆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值得寻味的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这个议题之下，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也就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或许对于当时来说，这种变化并没有深深地触动人们的内心，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政治与“革命”将不再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念，经济发展重新成为了这个民族前进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两年前，执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但是中国真正开始摆脱桎梏，真正开始自己的新路途，却是从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开始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许多变化的发生，其实是需要历史的感召的，正是在这种感召的热情下，许多原本应当兢兢业业、默默无闻一生的人，纷纷开始从各自的岗位上离开，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开始了他们的商业人生。

在20多年后，创办了了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回忆说：

“记得在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一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争，全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事实上，感受到政治气氛变化的，并不仅限于柳传志这样一批敏锐的人，即便是在政府的许多高层官员中间，也都感受到了明确的方向，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的态度何去何从，实则上是一个非常叵测的命题。

在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纪录片中有过这样的一段记述：在1978年12月初，当时担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与政治理论家邓力群，经济学家马洪一起到日本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道：“袁先生，中国允不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袁左问邓力群，闭眼不答，右盼马洪，紧嘴摇头。最后他只好硬着头皮说：“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

在中国的当代史上，1978年的确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从许多的领域上，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让人感受从政治狂热中解脱出来，将视线停留在一些对于国人来说还很新颖的东西上。

在那一年的高考中，作文题目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比起1977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其中的区别不言自明。在这一年的新华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之外，还破天荒地出现了少数几本外国文学名著，这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几乎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在一向被视为党内第二大理论报刊的《解放日报》上，居然专门用极大的篇幅来介绍当时绝大多数国人还都很陌生的超市；在《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在公园里则出现了牵手的情侣，在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后，北京在十年来第一次演出了西方的芭蕾舞。

美国著名的政治评论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这一年报道称：“虽然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但是妇女们已经开始涌向百货商店，从有限的供应品种中选购衣料。在城市，新时兴卷发和电烫发型，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恐怕就要属理发店了。”

在此后的几年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进行，那些西方国家、港台、日本的流行元素，开始逐渐渗透进中国。年轻人开始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以蜷曲的“鸡窝头”为最时髦的标志。稍后一年，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甜蜜蜜》被创作出来，尽管被大陆的媒体舆论斥为靡靡之音，却已经有许多青年男女正在偷偷传唱。

不过，此时的中国人，可能还需要数年的时间，才会真正地习惯于追求那些物质财富，已经拥有接近十亿人口的中国，在此刻似乎还不适应这种新气氛。人们显得那样单纯而天真，甚至有一些无知。美国华人协会的一名秘书在这一年来到中国，在一些学校里做有关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报告，最后，一位青年学生呆呆地问道：“听说，在美国他们可以用铁管子把牛奶接到家里来，是真的吗？”

和这个青年一样，我们那些已经出现、或是尚未出现的主角们，在此刻也大多显得蒙昧而迟缓，他们的思维、他们的能量、他们的智慧还都处在一种尚未萌发的阶段，以至于想要从这一刻就观察到他们的全貌是那么的困难。但是随着时日推移，你会发现这些人都开始呈现出大家印象中的风格，这种风格越来越清晰，随着对这个国家、这段历史中发生过的大事小情的逐渐还原，在许多年后，他们都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形象。

很明显，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开始。在这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西方的圣诞夜里，中国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踏上了飞机。在前一天的平安夜里，法新社驻北京记者比昂尼克发表了一篇新闻评论，由这个外国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978年划上了句号在这篇名为《中国人民进入正常的充满希望的时代》中，比昂尼克说，中国人民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很大，尽管达到这个目标可能要费若干年的时间。从明年起，经济将同政治处在同等地位，将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面搞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1978年，走好。

商业史人物：红旗不倒吴仁宝

华西村给人的印象，大概就是它的富庶了。财富的印记在村子里随处可见，你会发现，在村子里停放着许多重量级的豪车，即使是二十多岁的年轻村民，也有奥迪、别克这一档次的私家车，比豪车更多的，是村里到处遍布着宽窄不一的长廊，将每家每户的别墅以及厂区之间连接在一起，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达成当年立下的“雨天出门不打伞”的目标。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大概是这个村子的最高决策者吴仁宝的简朴，尽管华西村的大饭店比比皆是，但吴仁宝的饮食几十年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一碗清汤面，一碟小青菜、再剥两只茶叶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在他居住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曾经有记者细致地描写道：“吴书记房间里摆着一张老式的木床，被褥都已陈旧，外间两个单人沙发，看起来竟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样式，扶手上的皮革脱落。”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不住好房子的时候，吴仁宝往往会幽默地回答：“墙上这几百张照片，就是最好的装饰。”在他背后，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与几乎每个时期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吴仁宝与政府关系的融洽，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吴仁宝就非常注意维持与政府的关系，同时，他也极善于运用这种良好关系来为华西村服务。为了能够把握政治风向，这个只念过几天私塾的人热衷于读报，在电视出现后，他每天无论风吹雨打，都要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于是我们看到，在他执政华西村的48年时间里，那里几乎是新中国所有历史时期的农村典型，从“浮夸风”时代的高产村，到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从科学种田典型，到乡镇企业典型、农村支教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等等。

对于这一个个政治上的荣誉，吴仁宝的态度十分淡然，他甚至还对媒体坦言：“有些典型是靠作假和唱高调换来的”。他的这种说法并不是虚构的，比如1958年的浮夸风，他就带头虚报过产量。而在他退休之前，正值中央提倡“三个代表”，吴仁宝立即指示华西村艺术团，专门创作三个剧本，用来歌颂“三个代表”。

吴仁宝的这种举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叫做“以政治优势来为经济建设服务”，在这一点上，“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

吴仁宝独创的这种“政治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屡试不爽，在60年代举国农村学大寨的时候，被竖为“样板大队”的华西村，其地位和风光几乎直追陈永贵的大寨，但在表面文章之下，吴仁宝这位“陈永贵式”的好干部，却悄悄地在村子里办起了小五金厂、铁匠铺和纺织作坊，在那个“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吴仁宝的先进身份，自然是这种“见不得人”勾当的最好掩护。

7年过后，文革结束，大寨很快被斥为“假典型”和无视科学的反面教材，那些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无不举目四望，心思茫然，折腾多年却一无所得。与此同时，华西村盘点家底，小小的五金厂却积下了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以及三年的口粮。

吴仁宝的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当时一度曾被人揭发出来，然而他靠着平时与政府积累下的良好关系，轻而易举地将事情不了了之。

一位长期研究华西村的学者评论道：“吴仁宝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注意到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要归结为他的敏锐，这一点许多人都能够做到，但能够对每一条中央政策都作出正确的解读，举目全国也没有几个”。

我们回顾吴仁宝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这样的评价并不夸张，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推行，中央大力号召“分田到户，土地承包”的改革措施。但吴仁宝却并不认为这种政策适合华西村，在他看来，华西村的800亩耕地，就算是一年两熟，“把田绣出花来也只能混个肚子圆”，而中央的意图无非是让农民富起来，只要不违法乱纪，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并不重要。于是，他决定把800亩耕地全部划给几个种田能手承包，剩下的村民则马上参与创办一个农药喷雾器厂。四年之后，这个厂又带来了200万的利润。

吴仁宝的这种政治解读能力，在让华西村获得了安定的发展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宝贵的发展机遇，在那个政策反复无常的时代，前瞻者往往会得益颇丰，另一位同样精于此道的企业家柳传志则补充说：“跟不上趟的人只能在后面吃土。”

很明显，吴仁宝和华西村从来都不是那个“吃土者”，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华西村都依靠政策捷足先登，成为绝对的吸金机器，日后华西村300亿的产值，很大程度上都是用这样的方式积聚起来的。

华西村最著名也最令人称羡的一次原始积累，发生在邓小平92年南巡期间。

当时，在南巡讲话公开发表之后，从2月19日开始，《深圳特区报》就连续发表了《要搞快点》、《要敢闯》等8篇文章，吴仁宝据此判断，全国经济大发展的时刻即将到来。据一位村党委委员回忆，当时吴仁宝在凌晨两点将村里的全部干部和企业领导召集起来，情绪高昂地宣布：“根据最近搜集到的信息和多年的经验，邓小平出来讲话了，经济发展的浪潮马上就要到来，经济一大上，原材料就吃紧涨价，我们要赶紧筹钱先把粮草买了”。这一次，从无负债的华西村破天荒地借款1000万元，而吴仁宝究竟动用了怎样的关系，从银行“火速”贷来了多少钱，最后又赚了多少钱，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知道的谜。其子吴协东后来透漏说，当时买了万吨钢坯、千吨铝锭，其他材料无数，光铝锭一项，就净赚1200万的差价。

上世纪70年代曾在华西村插队，后任江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姜宪回忆说：“老吴很善于‘两面讨好’，上面的政策总是弄得很明白，村子的利益常揣心头。”不过，这句话显然还不够完整，这个当了48年村支书，最高曾任江苏省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的吴仁宝，绝不仅仅只会“把政策弄明白”，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苦心，让华西村所拥有的影响力异乎寻常。甚至在某些已经超越了一个企业所能拥有的最大限度。

在1995年前后，眼见褚时健的云南红塔集团，每年可以从香烟的生产与专营中得到超额利润，吴仁宝则开始了自己的动作。他动用多年积累下的高层关系，竟然硬是弄来了生产“华西村牌”香烟的批文，然后交由淮阴卷烟厂生产，由华西村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整条环节，华西村一分不出，每年却可以从中提取2000万元的纯利润。以一个村办企业，竟然能够参与国家垄断行业，吴仁宝的政治影响力究竟有多大，便可以从中知晓了。

无论是在政治运动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吴仁宝的政治能量似乎始终未见削弱，甚至还越来越强，那些与他同时代的“红人”们纷纷落马、或被人逐渐淡忘，而吴仁宝却能够保持“五十年红旗不倒”，目睹其人其景，令人不胜感慨。

在这一问题上，江阴市的一位官员透露了一点内情：“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村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在这一点上，与华西村并称“北大南华”的天津大邱庄当家人禹作敏则表现的截然相反，从一开始，禹作敏走的就是靠冲撞体制来获得利益，这在厉行改革的年代自然平安无事，但当改革思路骤变，“稳定压倒一切”的岁月到来时，它却会成为外界攻讦的借口，加之与政府关系的恶劣，使得危急时刻，高层官员再无人肯出面为之缓颊解困。相比之下，吴仁宝的每一步棋，靠得都是和政府的紧密配合来完成，在获得政治庇护的同时也获得了经济上的丰厚回报。这种关系甚至为当地政府所认可，并注意加以维护，据说，江阴市每一届领导班子在上任之初，都会和吴仁宝进行交流沟通，以方便日后“展开工作”。

和吴仁宝“五十年红旗不倒”同时令人惊讶的，是在长久以来，吴仁宝都保持着对华西村的绝对控制权，他既是华西村的最高行政决策者，同时又是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执掌权柄，却从未遭到过村民的反对，也未遭到过外界的质疑。在他未退休之前，四个儿子与一个女儿就已经成为了华西村新一代领导的核心人物，在他退休之后，整个华西集团的产业被传给了他的孩子们，大儿子吴协东主管建筑装潢公司，二儿子吴协德主政钢铁产业，三儿子吴协平负责旅游服务公司，女儿吴风英负责服装公司，小儿子吴协恩则接了他的班，担任华西村的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这样看来，集体性质的华西集团，似乎正在以一种家族企业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5年，吴仁宝正式退休，忙碌一生的他，仍然习惯在村子里和厂区间转来转去，也仍然习惯在凌晨两点起床，去各个工厂里巡视一周，因为“那个时间往往是工人最困的时候，不去看看不放心”。不过在他看起来，自己还是有变化，也享到了福，因为他“可以到村里的宾馆，吃点自己想吃的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