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万物生长

春天还可以找到，

但已不那么天真。

花朵被任意放逐，

果实还没有形成。

草木都竭力地扩张，

维护着自己的生存。

——顾城：《平原》，1980年

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那么1980年无疑是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开始，中国人上一次获得这样的体验，大概还要退到1950年。那种卷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冲动，以及一种成为国家主人的振奋感，都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尽管这些感受注定是无法持久的。

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中央办公厅举办了例行的茶话会，在这个并不正式的会议上，邓小平却突然谈到：“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

日后人们在研究改革开放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这次谈话的场合过于随意，而忽视了它的作用，实际上，向来善作惊人之言的邓小平，寥寥几语便勾勒出中国日后十多年的发展方针。在他看来，政治上的因素是要为经济建设而服务的，这也正是今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根源。不过，经济建设究竟能搞成什么样子，会把中国引向何处，却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尽管没人知道路向何方，但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还是明显地起到了作用。在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烈地批评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万千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么能带领群众尽快地致富起来呢？”此文一出，全国各大媒体都开始纷纷效仿，鼓励致富的文章，对“自谋出路”者的表扬随处可见，《人民日报》甚至史无前例地放下身段，为长途贩运这样的小生意辩护道：“这不是投机倒把，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

这种规模盛大的舆论浪潮，在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里并不少见，和过去每一次舆论浪潮一样，它似乎在预告着，一场新的潮流即将涌现出来。从长远来看，这一次舆论浪潮竟然成为了中国私营经济复苏的号角。那些诸如“资本主义尾巴”、“挖社会主义墙角”一类的贬义词汇，开始与私营经济渐行渐远，最终被打入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当然，媒体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舆论转向，一来是集体“揣摩圣意”的结果，二来则是为了应付一个既现实又严峻的问题：返城知青待业。

由千万知青回城所引起的就业压力，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城市最严峻的挑战：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没有能力承受如此汹涌的潮水。于是，在这一年里，“待业青年”这个词被创造了出来。据统计，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11万返城知青中，只有两万多人找到了工作，这些所谓的工作，也只不过是在工厂、街道、商店里当临时工，每天领八角钱的工资。

这些青年人在过去的十年里饱受屈辱，吃尽苦难，被国家所亏负，恰好国家此时又无法对他们做出补偿，他们需要生存，有着妻儿老小等最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又精力充沛，十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一年前发生的云南返城请愿事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比这更令政府焦躁难安的，则是每天连续不断的负面消息。根据《中国知青史》披露，北京市在1979年调查了10个区县7万多名待业青年，发现竟然有7000多人的家庭月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在知青回城第一年的前五个月，仅北京一地就有80名知青自杀，在当年的犯罪分子中，返城待业青年占三分之二。

确定的是，假如不能妥善为之解决，那么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何为这些一无技能，二无知识的青年人谋一条生路，成为当时社会各界都头疼的问题。

显然，邓小平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在他看来，如果想要在不变动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便只有用“开闸放水”的法子，通过经济民营化，让这些知识青年去自谋生路。

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初，一群经济学家被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在经历了一番讨论之后，学者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在结论中，学者们还特别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从这些僵硬的语句中不难看出，由政府主动来承认私营经济，是一件多么不情愿的事情，但除了这样，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强压之下，中国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才被确定下来，虽然有些姗姗来迟，有些违心，但总是好过迟迟不来。

在北京，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八年知青的李晓华，突然辞掉了工作，下海当了一名推销员。

在回城之后，自幼要强的李晓华自然不肯在家待业，在给科研所烧过一段时间锅炉之后，他终于在外经贸部下属的食堂当上了一名炊事员。一次，他正在和工友一起揉馒头，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这人长于谈判，适合经商。”这自然引得身边的人哄堂大笑。日后，李晓华每当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唏嘘不已，因为直到今天，那些嘲笑他的工友们仍然在揉馒头。

在干了一段时间炊事员后，不甘心的李晓华终于辞掉了工作，跑到河北涿县的一家玻璃仪器厂去当推销员。他的精明头脑从那个时候便显现了出来，有一次，他去一家科研企业推销，看到那里铺着地毯，便灵机一动，假装摔了一跤，将身上带的烧瓶产品摔在地上。捧着没有破损的烧瓶，李晓华开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吹嘘产品的性能，他的这套把戏居然真的吸引住了对方，一下子和他签了一笔大合同。

在李晓华看来，商人是需要天分的职业，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只不过是媒体一时凑热闹而已，在这方面，他格外推崇美国大亨洛克菲勒的一句话：“你把我剥光扔进沙漠，如果有一支骆驼队经过，我还能成为百万富翁。”

在日后的几年里，这个曾经的炊事员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商业才能。十五年后，他成为“全国十佳优秀民营企业家”，连续五年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比起早早下海创业的李晓华，同为知青的宗庆后，命运则显得要坎坷许多。他的父亲曾经在解放前曾任职于国民党政府，每逢政治运动，宗庆后一家就不得不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今日的年轻人或许无法理解，但如果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则一听便会明白，仅仅是父辈的成分，就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从1963年开始，还没到下乡年龄的宗庆后就不得不到舟山盐场劳动，像挖盐、挑盐、筑海塘、挖渠这些重活，他几乎样样都干过，解乏的唯一办法，就是四处去找书来读，后来他回忆说，生活虽然苦，但脑袋里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幻想，“总想着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

可惜，宗庆后并没有什么好运气，在舟山盐场、绍兴茶场呆了整整15年后，他才得以回到杭州，在一个校办纸箱厂里当推销员，在随后的10年里，他辗转多家校办企业，在1987年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年男人而言，这是一个可以把人生愿望寄托到下一代的岁数了。然而在被苦难折磨了大半生之后，宗庆后最终选择再尝试一次，希望能够用超人的付出，弥补大半生的消磨，以及往日所有的遗憾。

就这样，宗庆后承包了一家校办企业的经销部，然后骑着三轮车，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叫卖冰棍和日记本。虽然辛苦，宗庆后却感到很有归属感，不久后，他就将用一点积蓄办起一家“娃哈哈食品厂”，然后，再用几年时间把这家厂子变成中国最大的饮料生产企业，他本人也在2010年，以800亿的身家成为这一年里的中国首富。

李晓华与宗庆后的故事，只是那个时代里返城知青创业的一个缩影，自从上一年中央发布文件，规定闲散劳动力可以从事个体劳动后，仅仅一年时间，去工商局申请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就达到了十万户，而像李晓华、宗庆后这样由推销员、采购员入手，慢慢步入商业界的人则要更多一些。这一年的七月，在沈阳的一家从事机械制造的大型国企中，竟然同时有12名工人要求调离岗位，去当一名销售员，甚至可以不拿任何工资，为的是“出去跑跑、见见世面，为日后自己做生意铺路”。日后，这些人果然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下海者，而在那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当年都有过当推销员的经历。

李晓华与宗庆后的故事，似乎暂时可以告一段落，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千万回城知青所引发的就业压力汇集在一起，最终竟然成为了推动这个国家经济改革的动力之一。这似乎可以证明，尽管体制有着一种刚性的束缚，但在人们的求生本能面前，任何阻碍都将变得十分脆弱。

和城市相比，这一年的中国农村反而表现得更加奇特，由于其肌体相对简单，又远离城市的中心，改革在那里所遭遇的阻力，反而要小的多，因此，私营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居然展现出空前繁盛的面貌。

在这些农村当中，最有活力的地区，大概非江南、华南地区莫属，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浙南、福建潮汕等地，那些乡镇企业，家庭作坊、小商品贸易不知何时悄然生发出来，形成了一幅与城市完全不同的活力场景。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这一年来到了福建石狮和广东南海，在采访之后，他写下了这样的报道：“石狮的小商品贸易和南海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样满世界疯长。”

这位记者所描述的景象，与当时的实际情况颇为相符，事实上，这里的确是中国私营经济的萌芽所在，而浙江温州则更是以其盛名，被誉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圣地。如同前面所说的那样，当地领导的开明作风，让温州的个体户们在一开始便获得了滋生的土壤，而后的宽松管理，又让他们有最大的空间可以肆意生长。

根据资料显示，到1980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已经超过了3000户。其中一些头脑灵活、敢闯敢干的个体户，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其所在行业的“大王”。

在温州乐清县柳市镇，一个名叫胡金林的男人刚刚度过他的三十岁生日，从1974年他从柳市初中毕业开始，不安分于种田或上班的他，就开始做起了小电器元件生意，先是做一些量具、标准件的小生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金林的生意得到了迅速发展，于是，他在1980年开了一间“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除了销售电器之外，也顺带着做一些初级加工、组装之类的制作。由于服务周到，价格优惠，生意好的令人羡慕，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营业额已经有120万元，据说在当时的温州，这已经可以称作首富了，而“要电机，找金林”也成为了当年温州地区的流行语。作为温州小电器行业的佼佼者，“电机大王”的名头就这样流传开来了。

就在胡金林成为“大王”的时候，一系列各种名号的“大王”也在同一时间崛起，有心的人点数了一下，能够相提并论的柳市工商户还有七位，(1)于是便把他们和胡金林并列在一起，合称为“八大王”。事实上，柳市的私人工商户远远不止这八位，早在数年之前，那里的个体工商业便已经风起云涌了。

柳市镇位于耕地稀少的浙南地区，历来是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在解放后这种行为遭到打击，于是当地人的生活便开始日渐贫穷，常有人家把十多岁的女儿“送”到附近山民家里，换得100斤地瓜丝。

这种贫穷的生活状况，自然令人很难忍受。既然不准外出经商，也无法通过种地致富，于是，“脑筋活络”的当地人，便开始动起了手工制造低压电器的主意。许多人白天被责令到“打击资本主义学习班”接受“洗脑”，晚上则迅速钻进“地下工厂”，偷偷摸摸地遭一些插头、插座、开关、台灯、风扇之类的小电器、小配件。几年下来，竟然在全国都有了一点名气，改革开放之后，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业正式浮上地面，这时人们才发现，它几乎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了。

在这一年的12月11日，那个名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她的编号是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的字是用毛笔填写的，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在拿到了这份执照后，小章姑娘想了一想，把开业日期改成了1979年11月30日，因为是那一天的早晨，她第一次把小桌子摆到家门口的。

全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就这样诞生了，根据后来的统计，这一批一共发出了1844张个体营业执照，靠这样的速度，到这一年的年底，全国从事个体经济的人数，迅速地增长到了81万人。在这一年6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不同经济形式可以同台竞争，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都应该受到社会尊重。”

这一年里，个体户这个名词，开始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城市里流行开来，并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行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然被广为使用。不过，在当时，它却并非是一个简单的身份词汇，由于解放后长达三十年的计划经济，让许多人如同机器上冰冷的螺帽与螺钉，习惯于组织、纪律、被安排以及保障，当一个人主动将自己排除在体制外的时候，需要的不仅是决心与勇气，他甚至还需要面对来自身边人的劝告、怀疑、嘲笑甚至谩骂与鄙视。这也正是那些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者，为什么都是待业青年、返程知青、刑满释放者、农民和文盲，只有这些处于体制“关怀”边缘的人，才能下决心与其脱离，也只有他们，才能够直面冷漠的目光，用自己的勤劳或智慧，在一步步改善处境的同时，编织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在北京，一家名叫悦宾餐馆的小饭店在国庆之后开业了，地址在东城区的翠花胡同一间只有31平米的民房里，然而它却拥有全北京城第一张个体餐馆执照。

餐馆的老板叫刘桂仙，她在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河北老家到京谋生，此时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因为炒得一手好菜，她得到了在一位中央首长家里做厨师的机会，一干就是17年，而她的丈夫郭培基在“文革”前，也曾经是中南海和北京饭店的厨师。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刘桂仙从收音机里听到，在浙江有人开了夫妻饭馆，这让生活困难的她很是心动，于是，她便找到一个机会，向首长请示开饭馆的可能性，想不到首长对此表示支持，并且透露给她一个消息，国家正在打算放开个体工商业，这个时候去工商局办执照，说不准可以方便很多。

于是，刘桂仙让念书的儿子写了份申请书，亲自送到东城区工商局。一开始，工商局的干部用“上面没指示”的理由回绝了她，经过一个月的软磨硬泡，忽然有一天，当时的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告诉她：“刘大姐，你的事情经过讨论已经批准了，你先回去开吧。”

带着500块的积蓄和丈夫借来的100元，刘桂仙在自己家里装上了上下水，用一个大汽油桶改成灶台，从别人手里买来三张旧桌子铺上塑料布，却突然发现——她没有钱买当时还很稀罕的电冰箱，但是饭馆总不能没有冰箱。于是，她又请工商局的同志帮她担保，在信用社贷来了500块钱，买来一台降价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在刘桂仙的记忆里，开业第一天来了很多人，有市里的领导、区里的领导、还有不少拿着相机的外宾。区工商局局长把她拉到角落，悄悄告诉她：“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你要好好开，千万别给政府抹了黑！”而刘桂仙却正在为菜品担心——当时所有的食品都是凭票供应的，她手里仅剩的一点钱，只能买来四只鸭子，所以，无论客人想吃什么，却只能做几道鸭子菜。更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当菜卖光之后，客人们还迟迟不愿散去，有一个挎着相机的日本记者表示，不论吃什么，一定要在这家饭馆里吃上一顿饭。无奈之下，刘桂仙只好从邻居家借来几勺白面，做了一碗打卤面，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在当时，刘桂仙显然不能明白那个日本记者的用意，在50年代初公私合营之后，北京的所有个体餐馆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都是国营饭馆。现在有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自然具有非比寻常的纪念意义。

事实上，从申办执照到开业，政府对于这个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的确给予了不小的支持。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从郭培基的嘴里套出他们“开店没油没粮没政策”的苦衷。在这条新闻被播出之后，原本以为要受到批评的刘桂仙，却出乎意料地拿到了粮本。原来，在看到新闻之后，东城区工商局找到了粮食局，给他们专门批了一个粮本。而那些专门凭票供应的油、蛋、肉、菜、禽、鱼，几乎都是区政府动员各个部门，为悦宾餐馆专门开小灶弄来的。而刘桂仙本人更是每天早上提着两个大口袋，专门到附近的河北农村去找原料。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鼓励她的积极性，区长甚至专门拿着盆去帮他们找豆腐。

尽管这个举动带有很浓厚的示范成分，但是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政府的态度——国家号召发展的个体经济，并不仅仅是口头允诺，在许多方面，国家是愿意给予扶持的。

在9月份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中央向在座的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们，提出允许“要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村手工业者、小商贩在与生产队签订合同后，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10月份，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提出“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形式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发挥所长，开展竞争。”

看的出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政策的方向越来越朝鼓励个体经济的路上推进，而就在这种渐变发生的同时，在南方的一个地方，一场巨大的变革正拉开序幕。

这场伟大的变革，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惹眼。

不过，似乎所有伟大的进步都开始于一个微小的起点，往往当初似乎是极其不起眼的一个地方，最终却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深圳大概就符合这样的含义。

在人们的印象中，深圳似乎是绝对的改革开放桥头堡，事实上，最早的开放地区，还要算袁庚在上一年搞起来的“蛇口工业区”，只不过“特区”这个名字实在太过响亮，才让人们长久地记住了它。(2)

上一年的4月，邓小平授命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可以和蛇口一起，在深圳再建立一个新的开放区域，面积更大一些，管理更宽松一些，力求引进外来资本，实行和其他地区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三个月后，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被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在这份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办厂投资，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和旅游事业……三个特区建设也要有步骤地进行，先重点抓好深圳市的建设。”

据许多老人的回忆，在当时敲定特区城市的时候，本来也将上海的崇明岛列了进去，后来却不知为何撤出了。这一设一撤，让上海的发展一下子慢了十年，日后，在上海浦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时，邓小平因此坦言：“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

很快，深圳便从县级市到地级市，而后又由地级市升格为副省级，从这种行政级别上的跃升上，不难看出尽管带有试验性质，但中央仍然对那里的改革投入了不小的气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资金匮乏，在当时，深圳市的总面积是2020平方公里，划为经济特区的面积则有327.5平方公里。面积虽大，中央却只划给3000万元的贷款，邓小平对此的解释是：“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有地却无钱深圳特区，难免陷入大而无当的困窘中，事实上，当时那里不仅邮政、水电这些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甚至连道路和大块的平整空地都找不出来。尽管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建厂”，但很明显的是，一块连基本的投资环境都不具备的土地，即使那里的政策再优惠，也实在难以拉来“下蛋的金凤凰”。

这块日后万人瞩目的特区，在一开始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只好和一些香港的小商人做点小生意。日后成为金威啤酒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叶旭全，当时是深圳供水局的团委书记，他后来回忆说：“最早引进的行业是‘养红虫’，因为土地荒了，当地的农民就把土地租出去，用鸡粪养金鱼吃的红虫，鸡粪一发酵，整个地方都是臭的，特别是下午一晒，几公里内都闻得到！”看到这些，他实在是纳闷，难道这就是改革开放？就是替香港人养虫子？

这种疑惑不仅叶旭全一个人有，甚至连当时的市委书记张勋甫也没搞清楚，这块地方究竟可以发展成什么样子。不过，尽管懵懵懂懂，他还是用上了中央所给的政策，并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自作主张地为深圳掘来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在1978年，深圳农民分配收入，平均每年每人只有134元，而就在一水之隔的香港新界，那里的农民却可以收入13000港币，如此大的收入差距，让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从1970年到1980年十年时间里，当地竟然出逃七万多人。“外逃风”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耕地丢荒9万多亩。张勋甫当时的深圳开发者们思来想去，便开始在这些地皮上打起了主意。

为了找到理论上的依据，当时一位名叫骆锦星的干部翻遍了马列著作，终于在《列宁全集》里找到了一段恩格斯的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这个发现让开发者们大感振奋，因为，有了恩格斯这位祖师爷当挡箭牌，他们至少不用担心被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了。

就这样，在这一年的1月1日，深圳签署了全国第一份土地出租协议。一个名叫刘天竹的香港商人，拿到了当时东湖公园附近的一小块土地，随后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一个商品楼盘“东湖丽苑”，108套期房还未施工，就在三天里迅速被抢购一空了。当然，购买它们的都是买不起香港房子的香港居民，大陆地区的土地所有制度改革，则要等到七年后才能出现，当然，那也是发生在深圳的。

有了“东湖丽苑”的成功，开发者们的信心开始变得坚定起来，他们很快熟稔了这种“生财之道”，在此后的几年里，深圳特区依靠收取土地使用费，完成了基础的工业设施建设，随后招兵买马，引资入驻，五年时间里利用外资12.8亿，累计完成基建投资76.3亿。当四年之后，邓小平来到这里的时候，这块个原来的小渔村已经面貌一新，风气领全国之先了。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有趣的设想：假如我们将中国的各个地区看成一个个鲜活的人，那么深圳和蛇口这样的地区，便像极了那些从体制中跳出的下海者，他们懵懂而大胆，对未来一无所知，仅凭着一腔热血和希望前行，时常不循规蹈矩，却不乏新鲜的元素，在世人的眼中，他们就像是另类的存在。然而，正是这种勇往直前的尝试，才让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变得异常精彩。

如果说，当年那些下海创业的人们，用他们个人的努力，让这个从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逐渐和商业社会接轨，那么作为一块率先从体制中走出的土地，则充当了传播清新空气的“窗子”，在我们追溯新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时，这扇开启于1980年的窗，则必须被我们永远铭记。

就在张勋甫一手卖地，一手抓建设，热热闹闹地开始深圳特区的宏基伟业的同时，远在北京的邓小平明显也感受到了这种方式的可行型，4月初，邓小平在和其他领导人谈话时，提到了这样一个话题：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

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早的国家领导人关于住房问题的谈话。在邓公生前，他就看到了自己的话成为事实，房地产和建筑业不仅没有“赔钱”，而且它还成为了中国最赚钱、最饱受非议的一个行业之一。

这样的谈话，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它甚至有点像是一种来自于个人的见解。然而在中国的政治氛围里，威权人物的开明与否，最终决定了这个威权体制的进步程度。很显然，邓小平在经济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各种态度，基本决定了后来中国商业社会发展的走向。日后我们将会看到，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声音，才是书写近三十年来体制更迭的唯一笔墨。

在这一年里，一个名叫阿尔文·托夫勒的美国学者，成为了人们所追捧的对象。他原来是《幸福》杂志的副主编，在记者生涯的磨砺当中，磨练出优美纯熟的文笔，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对社会问题，特别是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苦心钻研下，他对未来价值体系以及社会走向的研究颇有进展。这一年，他的《第三次浪潮》出版，引发了雪崩般的评论，被业界称为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杰作之一”，这本书在三年之后正式被翻译到了中国，但是在此之前，英文原版已经传播过来，有许多习惯于“雪夜读禁书”的人，得以抢先分享书中的思想。

书中所提到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农业阶段、工业阶段、信息化阶段），在今天看起来早已是老生常谈，但对于习惯了以阶级与主义进行社会观察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异常新鲜的理论，而在这本气势恢宏的作品中，托夫勒深入而精辟地阐述了知识经济的作用，宣告了知识力量在未来的崛起，不能不说它几乎相当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宣言。透过他的视角，许多孤立的事件都被联系起来，被解读成一次次令人心动的机会，这些串联起来的事件在他的手里，被勾勒出一条隐约可见的未来之路，对于那些想要投身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竞争世界，对未来或多或少有些盲目的人而言，这无疑意味着燃起了他们心中的激情与希望。无论是已经在商海中沉浮的，还是尚未开始商业之路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希望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些启示，正因为如此，在1983年它的中文版正式进入中国之后，便迅速地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后来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搜狐的张朝阳，当时还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他在那时接触到了《第三次浪潮》，书中的思想或多或少持续指引着他去创造未来。在他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毕业后，代表美国互联网信息公司，提着两个箱子回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尽管张朝阳在日后的互联网时代里名声鹊起，但他却并不算中国最早的IT中人，而在这个领域真正充当领跑者的人物，则早已在如火如荼的改革风云中淡出，形同沧海一粟。虽然他是那样值得我们铭记。

这个领跑者正是陈春先，他在这一年的10月份回到国内，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三次造访美国，除了为那里高度繁盛的物质文化所感慨之外，最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前者由一大群技术精英建立了“新技术扩散区”，后者则由一大群科学家在公路两旁创办了几百家工厂。

在陈春先看来，北京的人才密度和素质，其实并不逊色于美国的这两处地区，“只是潜力没有挖出来”。他发现，位于北京西北部的中关村地区尤为突出，那里几乎是中国最大、也是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区。从1952年中国科学院定址之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又先后在那里建起教研院区。随着中科院数个研究所和配套设施的入驻，到1980年，那里竟俨然一副高科技园区的面貌，陈春先评论说：“不夸张地讲，在1980年的中关村转一圈，遇到博士不稀奇，遇不到博士才是怪事。”在高等教育还很匮乏的年代，中关村的科研人员密集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里，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科研成果被推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资金和渠道，这些成果却往往被束之高阁。身为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的陈春先心里很清楚，对于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来说，奖励其实并不重要，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发明成果能够被投入实际生产。这一点在美国尤为突出，在陈春先的心目中，“美国高速度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和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陈春先很是激动。于是，在回国两个月后，他决定自己来实践“美国模式”，他开始四处狂热地奔波呼吁，要求催生出“中国的硅谷”，然而上级领导和政府官员们却并不能理解他要干什么。不过，一些搞科研的同事们却对他的想法表示支持，因为“老陈的想法实在太贴近他们的心了”。

终于，北京市科协被陈春先说动，借给了他200块钱，还开了一张证明，帮助他去银行开设了一个公司账户。就这样，在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在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仓库里，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现金技术发展服务部宣布成立。

老实说，陈春先的这个“服务部”还算不上一家真正的公司，你从它怪模怪样的名字上就可以发现这一点，连同陈春先在内，15个从中科院物理所、电子所和力学所走出来的科研人员，成为了“服务部”的职工，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技术上的高手，也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商业经营的才干，这种情形在日后将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

不过，此时的陈春先和他的伙伴们，还沉浸在创业的快乐之中。他们为自己能走出科研所，干一点“大事情”而欢欣不已。令他们想不到的是，所订下的“科研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的方针，日后竟成为建设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科技园区、乃至所有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核心思想。

从这一刻开始，陈春先这个出身书香门第、啃过洋面包的四川人，便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始了前途未卜的企业家生涯。虽然几乎所有人都在耻笑、怀疑、甚至辱骂他，尽管从领导到学生都一致认定他不务正业，但这个倔强的知识分子显然对这些并不敏感，他开始乐颠颠地去跑生意，一趟趟地奔波谈判、签订合同。服务部的第一单生意，是给一个街道小厂的机器安装电源。一年之后，服务部结余财务，竟然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

在这一年里，有许多人的身上似乎都在发生着某种变化，那就是追逐自己的梦想，无论是想要将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的陈春先，还是想要改善家人生活的刘桂仙，以及不甘沉沦一生的宗庆后、李晓华，他们都开始尝试着去寻找一种全新的方式，以便让自己离梦想中的生活更近一些，假如要解释下海者的动机，那么，对梦想的追逐，应当是值得关注的原因。尽管，有些人的方式在当时看起来是那样的疯狂。

在秋天，广东省中山县的小榄镇，一个名叫梁伯强的18岁青年，和他的三个好朋友一起从中山小林农场的八一大堤纵身跃入大海当中，而后义无反顾地向对面泅去，之所以要冒生命危险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海的对面是澳门，那里可能会有他梦想中的生活。

到达了澳门之后，梁伯强和他的同伴开始了打工生涯，先是在码头给牛仔裤生产商扛大包，然后又在家具工厂里描摹山水花鸟和古代仕女，在他夜晚暂栖的大工棚里，住满了和他一样的偷渡客、年老色衰的妓女以及危险的毒贩，像这样的日子，梁伯强整整过了两年。大概连他自己也不会想到，在二十多年之后，他会成为全世界的“指甲钳大王”，并会一次次地在大群硕士、大学生面前传道授业。

对于当年的“激情一跃”，梁伯强的解释是：“实在是太穷了，种地吃不饱，做小买卖又没钱，而且可能被判刑，不如出去闯闯。”事实上，他所描述的生存状况，正广泛地存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

在上一年里，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税务官员、财税专家聚集在大连，用半年的时间制定出中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草案。在这一年的9月，人大正式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定为月收入800元，这一标准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被沿用。有趣的是，当时全国民众中，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只有15人，甚至连邓小平本人，都还够不上征税标准。

很明显的是，当时以工资收入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财富来源的中国人，所得实在是大为有限，这一现象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由于供给制的全面实行而显得不那么严重，现在，当这道闸门被稍稍打开，人们可以用钱到自由市场买到副食品、去商场购置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由收入微薄而引发的物质贫瘠，就变得严峻起来。

那个“豪言”要每月赚到2000元的刘永行，在这一年正是因为实在太贫穷，才不得已开始替人修收音机。

春节的时候，刘永行回到家里，全身上下只剩下了两块钱，这时4岁的儿子问他要肉吃，买不起猪肉的他只好买了一只鹅，却不想被高兴的儿子不小心放跑了。面对哭哭啼啼的儿子，被逼无奈的刘永行只好利用特长给人修收音机，短短一个假期过去，竟然挣了300多块，不仅儿子有肉吃了，他下一学期的学费也有了着落。这个结果是他想不到的，也让家里另外三个兄弟大感惊诧，他后来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开始看到了创业的曙光。

刘家四兄弟的集体下海创业，还要再等两年的时间，而那个日后叱咤中国商界的“希望集团”，则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们将从饲养鹌鹑开始，和大多数下海者一样，经历许多挫折与考验，最终百炼成金。

在温州，当了17年工人的郑秀康在这一年选择了辞职，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让家人“过得更体面些”，在此之前，他在工厂里苦打苦熬，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坐办公室的干部”，可以拿上每月72元的工资。在上一年里，眼看提升无望的郑秀康，只好找了一位老师傅开始学习造皮具，为日后的生活做一些打算。

最终，难耐清贫的郑秀康向单位提交了申请，离开温州通用机械厂之后，创办了一家小小的皮鞋作坊，他后来回忆说：“我打定主意做消费品，要么做沙发，要么做鞋，最终选择制鞋业的原因，是因为家里的房子太小，一家老小只能挤在8平方米的小屋里，做出来沙发也放不下。”

尽管制鞋需要的场地并不大，资金也不多，但这还是让没有任何积蓄的郑秀康头疼不已，最后，他被迫把妻子的陪嫁都拿出去卖掉，才凑够了买制鞋工具和皮料的钱。有如此来之不易的机会，自然令他格外珍惜，他每天蹲在不足3平方的空间里，从下午5点开始缝皮鞋，一直缝到第二天早上，连续多年双手疲劳，最后竟落下了十指震颤的毛病。不过，凭借着每天三双鞋的速度，郑秀康一个月的收入猛增到几百块，在改善家里生活的同时，事业也慢慢地有了起色。日后，当他成为康奈集团董事长的时候，还保留着当初的几件制鞋工具。

1980年的中国，还仍然保留着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它们正变得越来越淡。

这一年里，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这个数字比1952年增长了8.2％，猪肉22.3斤，同比增长了88.6％，有这样的进步，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当时中央所执行的经济政策，它的主要目标被设定为改善生活水平。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感到物质匮乏。和食物相对应的，则是全国人均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比1952年减少了0.6平方米。这则要归功为文革十年里，毛泽东恶作剧式的生育号召。为了控制住这种增长势头，国务院不得不重拾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明确提出“一对夫妻最好只生一个孩子”，很快，它就变成了强制性的基本国策，将生育这一基本权力，也纳入到国家的计划轨道中来。

计划的风格在许多领域中都依稀可见，从这一年的10月1日开始，全国第十次广播会议决定：“全国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县广播站，必须转播央视《新闻联播》”。从此，这个时长30分钟的节目，开始准时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成为了许多人最主要也最权威的消息来源。有趣的是，或许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及时地“领会国家精神”，从这年的11月1日起，电视机被允许敞开供应。

这一年里，那些日后将彻底改变中国私营经济的变化，开始在体制内外同时进行。在北京的许多地方，原本只允许外宾和华侨进入的商店，在这一年也开始向普通市民开放。尽管只能看不能买，但更多的商品花样还是让当时的老百姓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冲击。正在拉萨担任自治区交通厅干部的王铭利，在这一年经北京回老家，在一家旅游饭店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瓶装的可口可乐，这种黑褐色的液体让他兴趣盎然，却被服务员告知“按规定只能卖给外宾”。这一经历给王铭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直到我当了经理、总经理、董事长，都还下意识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

学者费正清在观察到上述一系列事实后，不无忧虑地写道：“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位中国观察家所言极是，中国的改革道路非但紧窄，而且曲折，在许多时候还会出现回流。不过，这些并不重要，当大势确定的时候，即使再多曲折，也无法阻挡水流奔腾入海。而我们的众多主人公，也终究会像水流一样，虽历千折而不回。

在这一年里，那个两次落榜的俞敏洪，又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三次高考，在过去的两次高考中，他都因为英语成绩不理想而失利，然而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在这次高考中，长达两个小时英语考试，俞敏洪却只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如此举动自然是相当特立独行的，他回忆说：“听到这个消息的英语老师勃然大怒，迎面抽了我一耳光，说今年就只有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自己给毁了。他认为我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做好，但是我是一个典型的直觉型思维的人，如果做完题一检查，可能就改错了。”

从这个细节里我们不难看出，在俞敏洪的身上，浮现着一种非常感性，甚至可以称之为冲动的性格因素，在他日后的经历中，这种因素始终在发挥着作用，从他离职创办民办教育，到后来新东方的出现，以及他频繁地以一种演讲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都受到了这种因素的左右。事实上，在许多企业家的身上，这种冲动、乐于引人注目、习惯集聚目光的特征都有所出现，在一定的程度上，它或许可以解释许多问题。

在这次高考中，俞敏洪的英语考了95分，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而500分的总分，俞敏洪考了387分，超过了北大380分的录取分数线。为此，这个来自江苏农村的孩子终于考上了中国的第一学府。在离开的那天，村里还特意从城里调来了一辆卡车，把他从江阴一路送到了常州，在站了36个小时之后，他进入了北京大学，然后在那里一呆就是11年，而后一跃入海，成为中国最大民营教育集团的创始人。

不过，俞敏洪并不是这一行业的前行者，在这一年的湖南宁远，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所民办大学已经在世人的质疑声中草草成立了。

它的创办人叫作乐天宇，已经80岁的他是新中国的教育家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农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得到了一些中央首长的支持后，他拿出5万元私人积蓄，在一所破庙里办起了“九嶷山学院”。在下一年的秋天，全校分成三个专业，开始正式上课。

尽管只有四十多个学生，房屋也破旧不堪，遇到雨天，学生甚至不得不集体动手，停课补屋。但是从乐天宇到全体教师，心中却激荡着热切的情愫，他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必然会越来越好，他们的九嶷山学院也会变得好起来，甚至，像美国的耶鲁、哈佛一样世界闻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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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八大王”的版本，流传至今的不止一份，最为公认的八位大王分别是：“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

(2) 据说，当时的筹建干部们对名字反复争论，有人提出叫“出口加工区”，被认为“与台湾一样”，“好像资本主义摆在脸上”；又有人说叫“工业贸易区”，但是似乎又不符合，最后还是邓小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就叫特区嘛！当年陕甘宁也是特区！”由此一锤定音。

(3) 不幸的是，乐老和教师们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从1981年到2005年，在成立之后的24年时间里，九嶷山学院始终没能摆脱“卑微”的出身，它甚至没能取得学历教育的资质，而这就意味着它长期从事的是自考助学非学历教育，连一所民办高校都算不上。目前，它运营艰难，一年只能招收几百名学生，大多数人来“看了一眼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