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急转直下

春天没有来，

树枝是黑色的。

我们只有分别。

为了结束寂寞，

在最后的回顾中，

我看到一点绿色，

是你的衣领，

在湿风中微微摇着

——顾城：《春天没有来》，1981年

1981年，一位名叫奥威尔·谢尔的美国青年记者，第三次来到中国游历。

谢尔是一个对中国抱有浓厚兴趣的人。早在1975年的时候，谢尔就和一小批激进的美国学生一起，在当时全国性的集体农业先进单位大寨大队种过地。在1976年以来，他曾经三次回到北京和上海，每一次都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世界大有不同，那个地处山西黄土高原的地方，早就被批判为假典型。

谢尔在这一次的游历中，接触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和5年前相比，他们的言论越来越自由，以至于让这个美国人感到无所适从，在与许多人交谈、相处之后，他写下了自己的印象：“大寨农民的孩子突然被一架宝利莱照相机诱上了消费主义的道路；北京一家咖啡厅里的迪斯科生活和最可行的消费主义——卖淫；自以为美国化了的骑摩托的上海青年；一位官员的漂亮女儿在蒙古种了6年地，当了4年工人，最后又上了大学；大连新开放的自由市场等等。”

这位青年记者在最后惊讶不已，尽管他慢慢见证了一系列的变化，他也亲眼看到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也正变得开始缺乏约束，亲美情绪甚至在中国开始蔓延，经过三年的改革，让中国的社会开始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商业的气息也越来越浓地弥漫在人们的生活当中，中国开始变得不再像过去那么充满神秘感。但对毛时代中国的固有印象，还是令他感到了诧异：“革命到底出了什么事。”

事实上，谢尔的疑问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在那些党内的保守派看来，所谓“四个现代化”的务实主义政策，不过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侵蚀，一些中央领导在去深圳参观回来，甚至悲痛地说：“深圳除了罗湖桥、文锦渡海关前还挂着五星红旗，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由邓小平所发起的这场改革，在行进到第四个年份的时候，除了得到累累硕果之外，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评和攻击。

在过去的三年里，新旧两种思维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缠斗，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而已，内在的斗争则要归结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的角力。在日后的几年里，双方互有攻守，不时交替占据上风，让商海中的人们感到风雨飘摇。

如果仅仅是从表面来看，那么1981年的中国，仍然笼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好春光之下，坚定地进行着改革。而事实却是，寒流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酝酿成势，一场规模巨大，持续日久的倒春寒，正悄悄地降临在民营经济的头上。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倒春寒，竟然是从财政领域发端的。

路透社在2月18日发出的电文中这样判断：“1981年的状况是这样的，（中国）政府正在试行比较放宽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必然带来像通货膨胀和严重的预算赤字这样一些过去所不熟悉的问题。”

事实上，路透社的判断已经不是预言，而是基于事实而发出的评论——在1979、1980这两年里，中央财政连续出现巨额赤字，根据《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所披露的数据显示：1979年财政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为120余亿元。

时任财政部国债司司长的张加伦回忆说：“以前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则是‘收支平衡，不打赤字’，而这两年连续出现巨额赤字，中央也恼火了，让研究怎么办。”

张加伦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来得及研究，更头疼的状况又出现了。

在1980年一年里，物价出现了明显上涨，商品价格直线上涨了6％，这样的情况，即便是在1980年的年鉴里也有反映：“本年度，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价有所上涨，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其实，路透社的评论基本准确，这场严峻的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和外因没关系，而是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带来的。

在过去的三年里，为了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集中在职工提薪，试行奖金发放，政策退赔、扶持农业、安置知青、安置转业军人以及加大物资供应、扩大地方财权等领域，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政策都需要财力支持，也就不可避免地让财政支出大为增加。

另一方面，根据中央办公厅对地方企业的调查发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争夺原料、重复建设、盲目生产、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混乱现象有所发展。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在此时正行进到艰难时刻，根据中央办公厅的调查报告称：“在企业留利、原材料供应、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度、计划外生产等领域，国有企业的权力还很小，对搞活企业的作用有限。另外一方面，集中管理的价格体制，让各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相差悬殊，最为典型的是，成本利润率石油行业比煤炭行业高出100倍，造成苦乐不均，不公平竞争和相互攀比。”

很明显的是，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第一在于财政支出加大；第二在于由国有企业改制而引发的利税下滑。第三则是因为基建规模过大。(1)

基建规模太大，这是没人敢于批评的，特别是在1月4日，葛洲坝水利枢纽大江截流工程胜利合龙后，举国沉浸在欢欣的气氛当中。无论明眼人的意见有多么大，在这个时候对基础建设表现出质疑的情绪，都是不合时宜又容易惹火上身的。这样一来，“研究”的焦点就只能在国企改革上反复打转转。在当时的中央干部和智囊团中，围绕着两种观点分成了两派，以参与改革总体规划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为首的“推进派”，坚持认为应该是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让国有企业尽快加入到流通渠道中来。

“整治派”的意见认为，国有企业之所以改革不畅，主要原因是没能在稳定和中央的控制之下循序渐进，在当前这个物资短缺的时代，新兴的私营经济，正在以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姿态，与国有企业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因此，当务之急并非是对体制作出怎样的改革，而是要整顿私营经济，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毫无计划，无法控制的“个体经济”，因为有它们的存在，才让本来“稳定向前”的经济局势变得一团糟。

那些正被精灵一般的乡镇企业搞得焦头烂额的国企领导，自然对这一意见无比拥护，一来他们正好可以借此摆脱改革不力的过失，二来则可以借机扳回竞争中的劣势。很快，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以及送达中央领导人的“内参”当中，集中地出现了这样的声音：“私营个体的小工厂与国企争夺原料，恶意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国家财产”，将一切罪责与恶名，统统推到了个体经济的头上。

不幸的是，这些声音对于急于改善财政状况的决策层，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这一年开始了，而决策层在思路上的偏差，让这种原本出于维护经济秩序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了对私营经济的打击。

可以说，这种决策上的失误，让原本春光明媚的私营经济，转瞬之间变得春寒料峭。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布紧急文件“打击投机倒把”，先是在1月7日发文《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明确规定了“个人（包括私人合伙）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贩卖工业品”、“农村社队集体，可以贩运本社队和附近社队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履行议购合同后多余的、国家不收购的二、三类农副产品。不准贩卖一类农产品”、“不允许私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运输工具从事贩运。”

还未待全中国百万个体户从惊恐中摆脱出来，1月30日，国务院再次发文《关于调整农村社、队企业工商税收负担的若干规定》，明确支出“为了限制同大中型先进企业争原料，将社、队企业在开办初期免征工商税二至三年的规定，改为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凡同大的先进企业争原料。盈利较多的社、队企业，不论是新办或原有企业，一律照章征收工商所得税”。

从这两个文件的严厉口气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此刻的决策层对于个体经济的态度，而措施之严密，更显示出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或者说是“对投机倒把的打击”有着细致的规划，在当时，这两个文件都被要求在全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上进行刊登报道。就这样，“打击投机倒把”这一短语在决策层的授意之下，成为了这一年中国商业界最重要的事情，并且从此贯穿于整个80年代。

在这样的局面下，许多私营业主乃至私营企业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存。

在江苏淮安，经过几年的经营，那个名叫严介和的草编作坊主，此时已经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刚过弱冠之年的他，是淮安县城里著名的万元户、有钱人，在一些人的眼中，严介和的日子，过的“要比省长儿子还阔气”。这自然招致了许多人的嫉妒。

很快，在村民的举报之下，严介和就成为了当地工商部门乃至当地政府眼中的反面典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投机倒把分子，于是，有关部门找上门来，取缔了他的家庭草编作坊，着实风光了一阵的严介和经此打击后，很是消沉了一些日子。

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着这种对私营经济的打击，本来就对个体户是否合法“吃不准”的基层政府，在得到了新文件的指示后，便很自然地转到了私营经济的对立面上。

在北京丰台，市容和卫生部门联合发布禁令，以影响市容和卫生为由，不允许个体户上街经营，丰台服装公司则对从事个体经营的退休人员停发退休金，在东城区，政府甚至下发规定，要求38条主要街道不允许发展个体户。

在长沙，一个摆茶点摊的个体户被国营饭店的营业员砸掉了摊子，原因是他热情待客，服务周到，饭菜便宜，结果抢了对面国营饭店的生意。当地政府调查后却得出结论：事件与国营饭店无关，全是个体户的责任。在浙江台州，几个干部路过一个小五金作坊，立即认定那里是“资本主义冒尖户”，径直闯入，在抄走了生产设备后，又用铁锤砸开衣柜、写字台，把找到的现金和电器悉数带走。随后又闯入其子家中，继续抄没财物。

在上海，第一家私人饭店“味美馆”因为生意火爆，惹来房管所、工商局、税务局多个部门上门增加税费，最后竟然将店主抓入监狱，饭店的执照也被吊销。最恶劣的事件则发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那些“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执法者，干脆手执棍棒，沿街追打任何摆小摊的个体户、以及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们，当地的老人们对此的评价是：“比‘满洲国’那时候的伪警察还凶，还不讲理。”

很显然，在经历了几年的改革后，中国人沉睡多年的商品意识已经被唤醒，当人们刚刚开始追寻财富，刚刚看到改善生活的一缕曙光时，这种对私营经济的无情打压，自然会引起民众的强烈反感。

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也遭遇了上面给予的压力，这让他感觉到很不满意。

在两年前，大邱庄办起来的冷轧带钢厂，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年利润1000万的工厂，大邱庄村民的收入，要远远高出临近村庄农民十几倍。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相继成立。这块昔日的盐碱地，竟俨然有了一点小工业区的面貌。

然而，在上级政府机关看来，大邱庄这笔财发的实在有些不正当，因为这个村属企业，居然和国营工厂公然争夺原材料，同时又把产品低价销售，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严重“扰乱”了国家的统销统筹，于是，大邱庄里很快来了上级清查组，准备着手处理这家“胆大妄为”的“野厂”。

性格强悍的禹作敏自然不肯屈服，他马上组织村民公开对抗，那些村里的老头子每天都拎着棍子去质问清查组：“我们刚过了几天好日子，你们就来了，我们挨饿的时候你们怎么不来？”小伙子们也前来声讨：“我们打光棍多年，刚找上对象，你们一来就散了，这媳妇要是找不上你们得负责！”清查组不堪其扰，找到禹作敏说：“你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想不到禹作敏当场顶了回去：“尽管没做亏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门前敲，日子能好过吗？”

在当时，像禹作敏这种“明抗”的私营企业并不是很多，但几乎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用一些隐蔽的方法来规避来自上级的重压。而一部分基层政府的官员们，也在暗中起到了保护作用。在他们看来，执行中央文件固然重要，但一旦把下面的私营企业整垮，县里或乡里的日子肯定会更难过。于是，对下辖王牌企业的照顾、庇护甚至纵容，就成为了基层政府领导之中一个秘而不宣的共识，在中国商业界，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直到此后许多年都依然存在。(2)

在当时的县，乡镇两级政府的清理工作中，广泛存在着“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策略，那些县委书记、乡委书记们清楚地知道，上面需要的是抓几个典型，因此在许多时候并不必痛下杀手，因此在执法过程中也往往“雷声大，雨点小”，只抓一些走街串巷的个体工商户，对那些真正有厂房、有设备，能给当地带来较大收益的私人工厂，以及那些集体性质的街道厂、乡镇厂，不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许多时候直接给予庇护。

中央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为了能够将清理整治行动进行到底，选择一部分典型“开刀”，就成为了当时保守派们的最好选择。这个被“开刀”的典型，就落在了温州乐清县政府的头上，“开刀”的理由则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登山鞋厂。

乐清登山鞋厂的前身，是当地的皮革厂。在文革之后，急于恢复生产的县领导把当地的专业户组织起来，到外贸单位找来原材料，又组织一批供销员，到全国去寻找生产任务。很快，这家工厂起死回生。然而在浙江省委看来，这种行为无异于将国家财产窃为私有，于是，当中央决定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时候，浙江省便径直将温州乐清划为工作中心，焦点便是当地的登山鞋厂。

第二年的4月，浙江省委派出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进驻乐清，所谓的调查，其实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因为“从省委到工作组，在思维上已经先入为主”，此行的目的是证明乐清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乐清县委干部则认定乐清的做法符合改革精神，是按照中央政策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争论由此展开。

在省委工作组、县委和登山鞋厂三方碰头会上，争论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双方拍着桌子互相斥责，省委指责县委“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复辟”。县委则反唇相讥省委“教条主义”。最后，省委工作组拂袖而去，硬邦邦地扔下一句话：“乐清主要领导方向错了，路线没把握好！”

回到省里，憋了一肚子火的工作组向省委汇报结论：“乐清的领导班子，对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对一些案件处理优柔寡断，县委内部不团结。”按照这样的意见，省委最终下发文件，免去乐清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的职务，并对另外一部分干部处以行政记过的处分。

浙江省对乐清县的高调处理，其实还仅仅拉开帷幕，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当地繁盛的私营工业、家庭作坊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著名的“八大王”自然无法幸免。事实上，在改革行进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一场旨在打击私营经济的宏观调控，如同乌云一样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头顶，几乎空前绝后。

坦白地说，政府所能够运用的宏观调控手段，无外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种，现在，政府公然以行政权力介入市场，无疑是越位甚至非法的行为，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痕迹太过浓重，国家经营的思维始终对决策层产生影响，这种由公共权力左右市场运行的现象，不仅在1981年前后大行其道，即使在市场经济与自由资本主义已成共识的今天，也依然广为存在。

其实，早在这一年的年初，激进的改革派们就隐隐感觉到大事不妙。在1月份，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全国各省市区的书记、省长必须全部到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调整国民经济。在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向与会者公布了一封信，是由所谓的四个青年人书写、关于经济调整的，这封信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12字方针，句句如刀，直指当时改革风气最浓厚的广东，当时刚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无法忍受，当场据理力争。在回粤之后，他也拒绝传达中央政策，日后他回忆说：“中央领导的发言很重要，但回去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

那些本来就对宽松的改革政策有所不满的保守势力，自然不能坐视任仲夷“如此猖狂”，当时著名的理论家胡乔木就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要在理论上和资本主义的反攻作斗争。于是，一场理论领域的大辩论，就在肃杀的空气中开始了。

不幸的是，任仲夷主政的广东，再次成为了备受攻击的目标，而一位名叫陈志雄的农民，则充当了这次大辩论的导火索。

陈志雄是广东高要县人，在1979年的时候，他在高要县里承包了8亩鱼塘，经过一年的辛苦，收获颇为丰厚。于是第二年，尝到甜头的陈志雄决定扩大再生产，在承包了141亩鱼塘之后，忙不过来的夫妻俩决定雇佣固定工1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即获利一万多元，第三年，陈志雄的鱼塘承包更进一步，面积扩大到了497亩，固定工和临时工日也随之增加到5个和1000工日。

陈志雄的雇工行为，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附近的乡亲们在艳羡之余，也不免背地私语：“陈志雄比地主老财还阔气”，这种议论很快地扩大到了理论界，在1981年5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的文章，并专门开辟了“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专门供理论界研究者进行讨论。

其实，陈志雄在当时的中国并非孤例，在广州，有一个叫做高德良的个体户，他有一手烹制鸡的绝活，靠着这套本事，他下海开办了一家专卖“周生记太爷鸡”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就雇了六个人一起帮工，很快社会上就有人指责他是剥削，很不服气的高德良，干脆写了一封长信到中央，向中央领导人请求放开雇工。

事实上，即使是当时级别相当高的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也充满了困惑，1979年底，任仲夷由辽宁奉调前往广东主政，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到任他就发现，广东个体户的数量要远远多过辽宁，而且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乃至上百人的都有。像这样的问题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即便身为省部级高官，任仲夷也并不清楚，只能向社科研究院、省委党校这些理论机构提出命令，要求他们好好“研究研究”。

在这场大讨论当中，另外一个小人物将其彻底推向了高潮，可以说，这个安徽芜湖的小人物的出现，最终让当时整个理论界争论得热火朝天。

出生于1937年的年广久，有着一个非常贫苦的童年，从七岁开始，就在芜湖的街头上靠捡烟头挣钱，9岁的时候则开始做学徒，在十几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擦干眼泪的年广久接过父亲的水果摊，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街头叫卖，开始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到了1963年，正在摆小摊的年广久因为卖板栗，居然突然受到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在被逮捕之后很快便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一年。出狱之后的他，自然不能再卖板栗。于是，注定无法安分的年广久开始学者炒瓜子，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年广久在这方面居然有着过人的手艺，即便是在芜湖这个瓜子作坊遍地开花的城市，他的瓜子口味也得到了认可。

于是，年广久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始炒瓜子，一口气到第二天早上五点炒好几百斤之后，稍微休息一会，七点钟左右又爬起来把炒好的瓜子分包包好，中午12点的时候，人们下班的时间到了，就出去在大街小巷上偷偷地卖。下午再包上满满一车，到6点钟人们下班时间再卖。

在年广久的回忆里，那段时间是颇为令人自豪的：“我扳着手指算过，扣除工人的工资及炒瓜子的成本之外，每斤瓜子能赚九分到一毛钱。你们别看不起眼，可那时候一天能卖十几板车，那还了得。”

越来越出名的年广久，决定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小贩思来想去，他在卖瓜子的时候总是会另抓一把送给人家，一来二去，他就被叫成了“傻子”，于是索性把自己的瓜子起了个“傻子瓜子”。

这个牌子一挂出，却因为特别而引起了市民的关注，于是，年广久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一天竟然可以卖出两三千斤，渐渐忙不过来的年广久，便请来一些待业青年当帮手，人慢慢多了起来，在1979年就已经达到12个，到了1984年，“傻子瓜子”已经日产9000公斤，最高雇工达103人。

年广久没想到的是，这下子他惹了一个大麻烦。

生意如此之好，本来就让周围的人嫉妒不已，现在他居然请了这么多雇工，于是马上有人打了他的小报告，很快，“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年广久”、“年广久是剥削分子”的流言传遍安徽，又迅速到达了北京、上海，在当时的政府官员和理论界当中，有关“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了12个人，这算不算剥削”这个命题开始变热，无数人围绕它开始了讨论、争辩、乃至谩骂讨伐，就这样，这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由陈志雄发端，由高德良等人推波助澜、最终由年广久推至巅峰。一场带有浓烈政治色彩与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就这么开始了。

很明显的是，在当时占据了正统学术地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里，年广久的行为属于绝对的剥削。在这场讨论中，经济学家林子力引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中的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照这样的计算方式，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起参加生产劳动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小业主，而超过8人的，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堕落成为资本家。

按照这种“七上八下”的标准，雇佣了12个雇工的年广久，自然也就成了资本家，以此为依据，经济学家林子力认为：雇工7个人还是雇工8个人，就是标准的分水岭，现在年广久居然雇到了12个人，那这就算是标准的资本主义。

麻烦就从这里开始了，说这么一个走街串巷的“年傻子”是资本家，大概没有谁会相信，但是在马克思的理论面前，他还真属于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者”，属于应当被横扫、打倒的一类人，但是如果真的对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做如此处理，那么刚刚冒头的“私营经济”岂不是要就此夭折？是不是除了国有企业，全国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以下？想要打倒一个“年傻子”简单，如何处理接踵而来的麻烦却相当困难，正是因为这个，才让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窘迫处境当中。

这场大辩论，甚至一直持续到1984年，此时的年广久、高德良、陈志雄等人早已雇工上百，而关于“个体户究竟雇几个人才算剥削”的争论，此时却仍然在持续。为此，安徽省委农委特意派干部去芜湖调查。不久之后，一份基本肯定雇工做法的调查报告被送到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桌子上。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看到了这份材料，认为很好，很有典型意义，便将其送给邓小平阅览。

看过材料的邓小平表示，可以对此事“放一放”、“看一看”。不久之后，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对私营经济的处理方针：“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将年广久作为例子提出，无疑把“傻子瓜子”上升到发展整个私营经济的高度。年广久也因此而得以平安过渡，并因此而在中国当代商业史上留下一笔，然而对于他来说，命运的道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一马平川，相反，我们这位“傻子”在后来仍然又多次成为这部商业史的主角。同样，尽管邓公一言确定了对雇工问题的处理方针，但在实际政策上却并没有出现多大的改变，真正去掉对雇工人数的限制，已经是1987年的事情了，那时，中国的私营经济早已赫然成势，再在此方面限制既不现实，也不合理，于是，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在这样一片“万物肃杀”的气氛当中，不要说那些公然“与社会主义体制对抗”、“公然扰乱市场秩序”的私营业主，即便是一些想要在体制外获得一线生机的人们，也都遭到了严厉的打击。同民营企业一样，国营企业中的不安定因素，同样也是不能容忍的。

1981年9月，武汉高级工程师韩庆生戴上了手铐，在千余名职工的注视下被带离了厂区，关进了武汉市公安局看守所。

这一年，武汉一家名叫九峰农机厂的乡镇企业，因为濒临倒闭而找到了韩庆生，希望他能给设计一点新产品，韩庆生考虑再三，答应每个周的周日下乡指导，又利用空闲之间，给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顺带着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就这样，这家本来要关门大吉的乡镇企业，却在韩庆生的帮助下扭亏为盈，到年底一算账，竟然有五万块钱的盈余。

九峰农机厂的厂长黄从良从心底感激韩庆生，于是便拿出600元，当做是给韩庆生的报酬。让黄厂长想不到的是，正是这600块钱，给自己和韩庆生惹出一场不小的麻烦。

韩庆生所在的181厂是个隶属于国防科工委的军工厂，到这一年为之，老韩已经在那里工作了整整19年，他所研制的污水净化设备，每年都占到工厂300多万总产值的一半，而韩庆生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报酬，无论是涨工资还是分房晋升，这位木讷的“韩工”都沾不上边。比这更令人丧气心寒的是，几年前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厂里竟然派韩庆生的车间领导去顶替他参会，而恰恰是这个领导，因为“发明”了我国第一台电解法污水净化设备，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表彰。失意的“韩工”找到厂领导，想要调走，恰好武汉市环保局也希望他能到局里工作，而党委书记给他的回答却是：“想走，除非你坐牢或者死了。”

韩庆生大概真的想不到，几年前书记的话，竟然变成了真的，他当真被关进了监狱。

闻听韩庆生帮助九峰农机厂搞科研，并且收了600块钱的酬谢，181厂的领导当即让厂里的民兵，赶去乡下封了九峰厂的大门。随后找来韩庆生谈话，老韩坚持自己是利用节假日设计，并且没有拿厂里的东西，所谓的600块是“自己用脑袋想的，是劳动获得合法报酬”。厂书记则回答他说：“你是厂里的人，脑袋也是厂里的，你想的东西也是厂里的东西，你为别人做这些东西，等于偷了厂里的东西。”

于是，有关领导下令厂保卫处拘留了老韩五天，并向公安局发出案情报告，罗列出“盗卖图纸，泄露军事机密，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收受贿赂”等四项罪名，最后，老韩被判有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

在当时，有许多像韩庆生一样的工程师，在国营单位上班的同时，也偷偷地向民营企业输送技术，用来改善生活状况。而那些正在草创阶段的民营企业，则因为人才短缺，也乐意接受这些有技术、有经验的工程师的帮助。于是，在每个周的周末，一些乡镇企业主便会借来汽车、拖拉机，偷偷地把这些工程师接到工厂，为它们的生产提供技术帮助。因为平时要上班，只有周末可以搞这些名堂，所以当时又有个专门名词用来称呼他们“星期日工程师”。

第二年的3月2日，韩庆生案开庭，公诉方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以韩庆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提起公诉，参加旁听的足足有三百多人，把小小的审判庭内挤得水泄不通，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与韩庆生一样的“星期日工程师”。在整整一天的庭辩中，每逢韩庆生的辩护律师发言完毕，听众便给予长久不息的热烈掌声，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之极。

很明显的是，这掌声来自那些偷偷跑来旁听的工程师们，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既表示了对韩庆生的支持，同时也在宣泄着胸中的愤懑。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光明日报》组织的大讨论中，全国的科技人员、知识分子都对法院的判决不以为然，在他们的脑海中，已经深深地认定知识、经验、智慧这些技术性的财富是属于个人所有的，即便不能用来盈利，它也绝不应当被体制所束缚。

8月24日，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宣判韩庆生无罪，公诉人随即向上级中院申诉，12月，中院改判韩庆生“技术投机倒把”罪名成立。当天，韩庆生的妻子就带上申诉状，登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去上访。

很快，一场大讨论由《光明日报》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全国科技人员的纷纷声援之下，被惊动的中央领导亲自过问案情，很快，由劳动人事部副部长带队的工作组到了武汉，在工作组中还跟随着几位中央级媒体的记者，于是事情很快便出现了神奇的反转，在工作组到达武汉的第四天——1983年2月3日，省高院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宣布韩庆生无罪，判工厂返还上缴的全部报酬。当天晚上，武汉市市长带着判决书、领着181厂的厂长、书记以及返还的600块钱，来到韩庆生家道歉。

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结局，在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亲自干涉下，韩庆生终于从囹圄之灾中解脱出来。巧合的是，开“星期日工程师”之先的是拥有同样姓氏的韩琨，这位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研究院，在1980年担任了一家社队企业的顾问，为表彰他的贡献，公社和工厂奖励了他1200元，在这一年的打击经济犯罪高潮中，韩琨以“受贿罪”被公诉，成为罪人，同样，他也是在中央高层领导的干涉、以及《光明日报》大讨论的影响下才被释放。

值得玩味的是，原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1984年春天接见《光明日报》的新闻工作者们时说：“你们光明日报做了一些大好事，让像韩琨、韩庆生那样的一批知识分子免除了牢狱之苦。”当民众的基本权利仅仅依靠新闻媒体来维护的时候，对于一个国家的制度来说，无疑是很具有讽刺意义的。

关于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员，是否可以外出兼职的问题，在此后几年里始终渺无音讯，因此也就一直处在模棱两可的状态中，这个问题真正得到答案，要等到6年之后。在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颁布了一个文件，规定“允许科技干部兼职”，不过，那时民营企业早已如火如荼，许多科技人员选择的不是兼职，而是更加彻底的辞职，用技术与经验作为跳板，纵身跃入商海，拨弄大潮。

在那些因为“技术犯罪”、“职务犯罪”、“经济犯罪”而遭牢狱之灾的人当中，有很多像韩庆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更多的则是那些个体户和私企小老板们。当制度上对他们形成歧视的时候，来自社会主流阶层的欺辱与蔑视自然也就随之产生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国有大公司、大工厂的经理和厂长们都嘲笑乡镇企业家是“流氓企业家”、“泥腿子企业家”，这自然也引起了乡镇企业家们的反唇相讥，在他们看来，那些国有大企业的当家人一不懂技术，二不知市场，好听一点叫做养尊处优，难听些则干脆是尸位素餐。双方的敌对与仇视因此而急剧升级，在一些计划经济色彩浓重的地方，如东北、华北等省市，某些国营大厂的厂长们，甚至派出厂里的保卫干部和民兵，上门抓捕、捆打私营企业主，这种景象将在日后的两三年内持续存在，直到那些“泥腿子”们已经无法忽视为止。

把账算在私营经济的头上，显然对捉襟见肘的财政于事无补，实际上，面对1979年与1980年两年合计298.1亿元的财政赤字，无论是人民银行、财政部，还是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计委，都很难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麻烦的是，赤字事小，国库空虚带来的资金紧张事大，靠银行多发票子搞建设，明显是饮鸩止渴，想要治疗“投资饥渴症”，就必须想办法开辟财源。这时候，财政部的干部们就想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发行过一批公债，效果很好，那么是不是可以把这种方式再来用一次。

经过研究之后，中央同意了这一方案，于是在这一年年初，国务院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规定从这一年开始，重新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

后来担任申银证券总经理，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证券人的阚治东在其回忆录《荣辱二十年》中，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释的：“说起国库券，今天可能有些人不清楚，为什么要把国债说成国库券。‘文革’的时候，中国对外宣传‘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可是，搞经济建设没有钱不行，由此开始每年发行国债，但又怕人说：‘你们不是标榜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怎么也举起内债了？’因此把国债叫成国库券，意思是这是有别于国债的。”

就这样，这种名叫国库券的东西开始在国内出现，它似钱非钱，似票非票，不能充当货币流通，却明白地印上与人民币等价数值。根据资料显示，在这一年里，政府一共发行了价值40亿元的国库券，想不到这种10年还本付息，年息4厘的债券，竟然销量出奇地好。实际销售量比计划足足多出8个亿。

国库券的顺利销售，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习惯于政治高调的人们，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自然能够响应这样的“爱国号召”。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当人们开始为生活而担忧的时候，这种爱国热情便会自然消退下去。

在1981年，尽管中央政府一直在不间断地执行改善民众生活的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现状仍旧不容乐观。

由于长时间实行副食品定量配给体制，使得肉、蛋、奶等副食品的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在当时属于按级别享受的“高档食品”。而在1978年以后，尽管副食品市场逐渐放开，但这种供销短缺局面却始终没能得到有效改善。

根据资料记录，这一年的北京市，每家每月只有2斤的鸡蛋供应量，猪肉和牛奶则更稀少。每年的11月份，北京的大街上都会排起长龙，为的是购买冬储大白菜和萝卜，如果没能及时买到足够数量的冬菜，那么对于一个家庭的生活，无疑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种匮乏不仅表现在种类和数量上，在质量上也让人很难恭维。在当时，买来的肉、蛋里经常会有变质现象。那时许多家庭吃一次鸡蛋，要准备好两只碗，先把一个鸡蛋打在一个碗里，再把第二只鸡蛋打在另一个碗里，如果都是好的，再倒在一起，这是为了避免变质鸡蛋污染好蛋的办法。

客观地说，这种副食品的匮乏，和体制上的弊病有很大关系，它所表现出来这种短缺经济，是一个习惯于用计划和指令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政府必然会遭遇的事实，也是政府在开始尝试商品经济时，缺乏市场意识的表现。在当时，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这种积极性却和市场需求处在完全脱节的状态，农民不知道生产农副产品，无论种多少粮食，收入却迟迟不见提高。

在当时，一些有着较好工业基础的城市，会由商业局和副食公司出面，组织一些电器、原材料到县乡一级换购副食品。在上海，主管食品供应的副市长，甚至多次率领采购团前往产地，用“上海牌轿车”来交换副食品，却仍然没办法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副食品采购指标。

透过这些事实，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1981年中国的紧张气息，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生怕它的改革半途而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用它独特的笔触写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4000万党员里有一半是文化大革命中入的党，他们中具有毛思想的党员，可能会设法改变路线。”他继而建议道：“乡镇企业现在为当地农村提供水泥、化工产品、铁、电力、机械和消费品。拿美国或苏联的标准衡量，这些小企业的质量很差，而且是一种浪费。但是，农村必须办工业，尽管中心城市的大生产很经济，中国还是要摒弃这种做法，因为它缺少能把商品送到8亿消费者手里的运输系统。村镇必须在原地搞工业化。”

费正清的评论，基本说出了这一年里中国的现实状况，这种既需要私营经济来作为补充甚至是主要动力，同时又若即若离，甚至嫌恶它的态度，将在此后几年里一直存在。

当然，在这一年里，我们的主人公们并非只与令人沮丧的故事相伴，那个穿着解放鞋、走进华南工学院教师的李东生，此时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在这一年，他在深圳创办了一家TTK磁带公司。

带着借贷来的5000块“创业资金”，李东生和几个惠州老乡一起租下了一家旧的农机仓库，用来充当厂房，雇佣了40多个小工之后，却再也没钱添置设备。无奈之下，另外一位合伙人张济时找到一个外商，对他说：“我们有厂房，有人工，就是没有设备，你来出设备，由我们出人出厂房，做录音磁带，一起赚钱。”这位外商想了一想，同意了张济时的合作要求，就这样，外商掏了100万港币，双方确定了五五分的股份比例，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虽然这家有着奇怪名字公司的初始规模小的可怜，几乎只相当于一个家庭小作坊，但很明显的是，他们的合作是成功的，因为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这家小作坊靠生产录音磁带，很是赚了一笔钱，到了1983年年底，这位投资的外商又追加了50万美元的投资。靠着这笔钱，TTK磁带公司站稳了脚跟，很快便更名为TCL通讯设备公司，在两年之后，李东生出任总经理。在此后，他用十多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才干，也为中国的商业史增添了许多个不同类型的故事。

在上海，一个叫王正华的人，也迈开了他脱离体制的第一步，虽然步子不大，也并非主动，但对于他个人而言，在那样的政治气氛中，做出这种努力无疑需要更大的勇气。

王正华的身份，是上海遵义街道办事处的党委副书记，他曾经被认为是上海市相当有前途的政界新星。早在1975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就曾经亲自赴沪，对他考察并想要将他调入北京。不过，最后这位部长却发现，王正华在政治觉悟上并不能“紧跟形势”，因此提拔也就不了了之了。

多年之后，王正华颇为风趣地评价道：“当初假如我‘进步’一点，今天的春秋集团就没有了，中央倒是可能多出一个姓王的部长。”

失去了仕途前景的王正华，决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在1981年，返城知青如同潮水一样涌回上海，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就成了王正华最紧迫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他接连办了几家街道工厂，资金花去不少，吸纳效果却并不理想。被人评价为“头脑灵活”的王正华，冥思苦想之后决定办一家成本小，吸纳能力强，效益灵活的企业。

那时的知青，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十分热衷于参加各种培训，于是王正华找来上海的旅游专家，向每个知青收1元钱的报名费，40元的培训费，凑成春秋旅行社的家底，就这样，春秋旅行社诞生了。日后，王正华接连实现跳跃，由春秋旅行社而春秋国旅，在成为国内最大民营旅行集团后涉足航空业，与日后开辟国内第一条包机航线的王均瑶，并称为中国民营航空业的双雄。

这一年里，中国的困境似乎到达了顶点，中央财政吃紧，思想交锋激烈，7月份的四川洪水与河南干旱，似乎在把这个国家再度拖向崩溃的边缘。尽管在城市里，物质和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绝大多数地区，贫困却依然在持续。更值得忧虑的是，无论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中国的人口都已经逼近了10亿，可以预知的是，人口的压力在经济、政府和道德方面带来不少复杂的问题。一位名叫张五常的学者观察到这些现象，在他的论文《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中论述道：“中国最后必然会走上近乎私有企业制度的道路，邓小平显然是为了现代化的所需而坚持打开中国的门户——引进科技知识，资金和外汇……今日在中国掌权的务实派显然相信，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及技术，在共产主义下的一切经济失误都是可以克服过来的。”

在这篇令他名声鹊起的文章中，张五常推论道：“我推测中国假以时日，将会采纳一种近似私有产权的产权结构……我可以推断，在未来、劳工、生产工具、机器、建筑物，甚至土地，将会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权和转让权。而即使将来中国允许资源的转让及私有使用权，中国可能也永远不会以‘资本主义’、或‘私有产权’等名词来形容其经济制度”。

就在张五常于大洋彼岸抛出这些观点的同时，大陆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却在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小心翼翼地提议道：“不妨考虑把庙会搬到故宫来办，一年搞它三次，有人说摆小摊外国人看了不好，其实论小摊，外国人比我们多，天安门观礼台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早就被利用起来了。”

在今天，一个经济学家说这样的话，大概会被耻笑，但在当时，这却是相当大胆的声音，所需要的勇气要比张五常大得多。更有趣的是：政府甚至将这一建议，当成了一个改革课题来进行认真讨论。许多年后，当“星巴克”这样的外国咖啡店入驻故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想起薛暮桥的这个建议，因为在那时，无论是外国人的企业，还是个人所有的企业，它们的生存权，都不再是一件需要被质疑的事情了。

商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久

年广久的一辈子，总共蹲了三次监狱，罪名分别是“投机倒把”、“牛鬼蛇神”和“流氓罪”；他也三次被邓小平点了名，分别是1982年、1984年和1992年，这三年恰好被史家公认为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于是，在这个小商贩的身上，竟然隐约折射出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起伏来。

在第三次出狱后，年广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这个“中国第一商贩”称自己时刻铭记着邓小平的恩情，并且随信寄上了由他亲自炒、亲自拣、亲自包的瓜子，想要“通过非常微薄的礼物”，“代表自己的深深敬意”。虽然信是请安徽师大的一位教授代写的，不过，这个只会写“年广久”和“同乙”的小人物，还是用一种朴实而又不失温情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与谢意。

他的确是需要感谢邓小平的，在这个文盲商人的眼里，邓公所扮演的角色，大概与旧时代戏文里的圣明天子没什么区别，而他自己，则自然是那个蒙冤草民。有趣的是，我们的另一位主人公牟其中，也怀着同样的心态，只不过他把自己定位的更像“蒙冤官员”。

1991年5月，被以经济问题立案侦查了两年之久的“傻子”，最后被发现在经济上没什么问题，却侦查出他犯有流氓罪，曾经“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大大咧咧的傻子告诉法官：不是10个，是12个。于是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第二年，邓小平在深圳南巡点了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被无罪释放。

年广久的三次入狱，与其说是个案，倒不如说是有着重大社会背景的两种思潮冲突，甚至是两种经济体制的交锋结果。

在今天这个时代，瓜子早已没什么特殊之处，但在三十多年前，瓜子却属于国家二类农副产品，属于统购统销物资，个人经营是违法行为，由此可想而知，年广久当街向路人兜售瓜子，需要承受多大的风险。

年广久曾经给《安徽商报》的记者讲过一个故事，一位姓熊的炒瓜子师傅，因为政府不允许卖瓜子，就在衣服里缝了许多小口袋，把瓜子放进去，再在外面罩个大罩子，偷偷跑到街上卖。结果遇到了“打办”的人，别人抓他，他就跑，口袋里还装着十几斤瓜子，熊师傅上了岁数，一口气跑出去老远，结果往下一瘫，就再也没有起来。

类似于这样的经历，年广久也有过多次，不过和熊师傅不同的是，无论是抓还是放，“傻子”都表现得异常淡然，他自己回忆说：“曾经天天被抓，抓了再炒，几毛钱的瓜子，又不是几百块的东西，我拿不出来。”言辞之间，那种小商贩的精明淋漓尽致。

胆子越来越大的年广久，很快便成了富甲一方的人物，据说，1980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赚了100万。他本人对此也并不否认，甚至颇为自豪地对记者炫耀：“那时候的钱最大（面值）就是5块10块，一袋袋都是大麻袋装着，天下大雨，我的钱都发霉了，就拿出来摆在院子里晒，市委的人路过看见了，对我说，你不要命了，赶紧收起来。”

年广久的名声，让他成为了当时个体工商户的标志性人物，以至于许多芜湖的个体户后来都回忆说：“当时就怕风向变，于是我们就看傻子，傻子没事，我们就平安，傻子要是挨打，我们就赶快缩头。”

1984年，年广久当地劳服公司联合经营，他以技术和品牌入股担任总经理。本以为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想不到派来上班的干部无不官僚习气浓重，始终和傻子难于和睦相处，直到今天，傻子回忆起来，都还愤愤不平：“他们过去给公家上班，一个月40多块，我这里工资500块，我给高工资，但是得遵守我的制度，他们上班就是看报纸，我规定上班看报要罚款100，上班就是上班，办公室不能看报纸。他们都讲我太厉害了，后来钱拿走了，却给我来个斗争，上告，给我合伙戴帽子，最后公司就这么倒了。”不过，在年广久看来，吃亏的并不是自己，而是那些来自公家的干部们，因为“我倒了他们也倒了”。

坦白地讲，傻子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企业经营者，直到50多岁，他都习惯于自己赤膊上阵，抡着铁锹在大锅前炒瓜子。这样的生产方式小打小闹尚可，一旦市场需求变大，他就忙不过来，不得不到其他瓜子厂收购。在94年前后，他就把芜湖市其他作坊的瓜子都收购过来，统一用“傻子瓜子”的品牌销售，结果在消费者当中影响极坏。

与此同时，年广久又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人，在1980年，芜湖市果品公司因为运输紧张，没能按时供应原料。这让傻子误认为是有意卡他，于是他带了一帮人把果品公司货栈的牌子摘下，倒挂在市委机关门口，放言“谁不支持傻子，谁就是反对三中全会”。在意识到错误之后，他又用绳子绑着自己到政府机关请罪，随后又放着鞭炮到货栈赔礼道歉。很明显，他这样的个性，自然得罪了许多人，无形之中，也对品牌造成了伤害。

如今，这个曾经名动一时的人物，已经渐渐归于平淡，除了一些纪念改革的活动，几乎没人想得起他，记者们前去采访，见到的只有一位老者，曾经瘦削的脸庞早已开始发福，却挡不住那种市井生意人的精光外泄，蓬乱的头发也开始梳得油光水滑，只有手上那枚硕大的金戒指依然未变，即使洗澡、睡觉也不肯摘下，那上面刻着“年广久印”，据他自己介绍，那是他独有的印章。而在傻子瓜子的店堂里，则摆着一副超大的相片。照片上是一次企业家的聚会，背景是一排排衣冠齐整的严肃的官方表情，年广久则兴奋地笑着，面对镜头展开双臂。

据年广久说，他一辈子只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不过，他很快又对此解释说：“如果我没有做出贡献，邓小平也不会提到我，替我说话，但他不是针对我，他是为全国许许多多的‘傻子’说话。”

很显然，他说的都是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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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1978年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按照这个规划来计算，这8年的基建投资规模，相当于新中国前28年的总和。

(2) 早期的乡镇基层政府，和下辖企业的密切关系早已不是秘密，它最早发源于华南地区，日后逐渐影响到全国并流传久远，在吉林蛟河，当地政府甚至挂出了这样的标语：“谁和外来投资企业过不去，就是和蛟河人民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