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改革分水岭

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她富裕为她兴旺。

——陈晓光：《在希望的田野上》，1982年

在这一年的浙江义乌，一个名叫冯爱晴的妇女，突然在某一天闯进了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向他愤怒地诘问：“县里为什么总是要四处赶我们！”接下来，她又把一连串的问题愤怒地抛向这位父母官：“我没工作，但我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你们共产党难道不是为人民服务的？”

原来，冯爱晴是个41岁的个体小商贩，一直靠走街穿巷卖针头线脑为生，在前几天，她的小货篮刚刚被工商管理人员收走，于是，生计无着又怒火中烧的她，决定跑到县委办公室去闹上一闹，“蹲监狱也豁出去”。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一闹，竟然给义乌日后的辉煌传奇拉开了序幕。

在冯爱晴走后，谢高华陷入了沉思。对于脚下这块土地的情况，身为县委书记的他再熟悉不过。义乌位于浙江中部盆地，三面皆是山区，土地贫瘠，工业落后。在浙江诸地中，算的上是最贫穷的地区。为了提高地力，当地农民从清末开始，便集体挑担外出，用一些糖块、草纸、针头线脑的小物件换回鸡毛，沤烂在地里用来肥田。多年流传，繁盛时竟形成“糖帮”，其众可达万人。

1978年前后，这些挑着担子“鸡毛换糖”的人，在义乌县城里摆下了小摊子，随后逐渐引来新加入者，两三年下来，竟然蔚然成势，多到两百多摊，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市场。当时的政府不知如何处理，便让工商局颁给了“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从此，当地的劳动力一到空闲，便倾巢而出，附近村镇十室九空，盛况空前。

到这一年年初，全县的小摊位竟然已经达到7000多个，商品交易也绝不仅限于“鸡毛换糖”，于是这便引起了省委的注意，在当时那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大环境中，县委和县政府也不堪重压，只好让工商局、“打办”的执法人员上街，清理了一部分小商贩，结果便引来了冯爱晴的大闹。

在谢高华看来：义乌人多地少，环境恶劣，即便是把当时最流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到底，全县人民一起种地，所得所入大概都不够糊口，因此当地才会形成经商传统。现在，要对此进行打击，不仅有悖传统，也和中央号召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相符。以他的政治经验判断，这股“打击经济犯罪”的风潮应该只会持续一时，中央仍然在号召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只要顶住一段时间的压力，总会等到拨云见日的时候。

就这样，这个只有1米65，90多斤的中年人，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政治选择。他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商品市场”，并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种大尺度的政策，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谢高华却顶住上面的压力，坚持开放市场，并且从并不宽裕的县财政里拿出58万元，建造起一个占地220亩的摊棚式市场。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大闹县政府”的冯爱晴，不但没受到任何处罚，还获得了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胆大妄为的谢高华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决定，竟然成就了义乌日后的辉煌。到1983年年底，小商品市场的日均交易人数竟达到6000人，上市商品多达3000多种。其中大部分都来自省内乡镇企业和其他华南地区。一个跨越省界，辐射全国的商品网络中心，就这样在义乌这块交通闭塞的土地落地生根。而当地的商贩也开始在摆摊的同时，在家里生产自己的产品。日后，在成熟的销售网络支持下，那里的家庭工业发展迅速，很快便成为了全国的小商品生产基地。

据说，富起来的义乌人十分尊敬这位领导他们富起来的“谢书记”，在他们看来，这个面相清苦的男人几乎是现代的财神爷，因此曾提出在市中心给他集资塑一尊铜像。在他退休回到老家衢州之后，逢年过节，从义乌赶来看他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现在倒回来看，谢高华在那时作出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邓小平在不久之后便看出，对私营经济的打击其实并不能解决财政紧张的问题，其效果可能还恰恰相反；与此同时，那些因为“经济犯罪”而被抓进监狱的人们，也根本不是什么十恶不赦之徒，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只不过是怀着改善生活的希望，去从事一些卑微而辛苦的工作。于是，让政策再度回归宽松，就成为了必然的趋势。

不过，在1982年的前大半年里，这种肃杀的气氛仍然得不到缓解，民营经济所遭受的整肃，仍然比比皆是。

在西安，这一年大约有将近300名个体户的营业执照被吊销、被撕毁、被扣押，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个体户高文喜的营业执照被卫生局没收，原因仅是因为高文喜是个跛子。在广西，当地政府规定，个体户除了要照章纳税之外，还要额外向街道服务公司缴纳2％～5％的管理费，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0％。

在甘肃，一个分管经济的副县长公开表示，中央的意思就是要对个体户“重税重费，限制资源，逐步取缔”。在济南，当地政府划出17条“一级马路”，规定个体户不准在这样的道路上经营，在二级马路上，不准在白天经营。而哈尔滨则把个体户集中到偏僻的街道，统一进行管理，在湖南临澧县，当地工商局更为彻底，直接发了一份文件，把县里全部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收回注销……种种形式花样百出，不一而足，而在这些整肃行动中，最著名的，也最严酷的，便要属对温州乐清柳市镇“八大王”的严肃处理了。

在这一年的春节过后，那个“电机大王”胡金林就接到了警告。

警告他的人是镇上的熟人，虽然话不多，但气氛却让人感到异常压抑：“你从现在开始，不得外出，必须随叫随到，等候处理。”与此同时，镇里的朋友偷偷告诉他，乐清县的“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已经进驻柳市镇，并且开始着手整理他的材料了。

看到街上随处可见的横幅：“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再听一听广播站里播放的同样内容的社论，胡金林隐约感到苗头不对，他索性把“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的卷帘门一拉，关起门来消灾避祸。

这样的日子直到7月份，每天都有不好的消息传来，据说，镇上相熟的“线圈大王”郑祥青已经被抓了起来，原因是“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组”在乘车进镇的时候，恰好看见了郑祥青家的三层小楼，第二天，他就被抄了家，人也被扣了起来，而另外几个大王也都被找去谈了话，和他一起被列为了“重点清查对象”，有些干脆就没有再出来。几个月的时间里，胡金林心里始终忐忑难安，不知道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处罚，与此同时，他也暗下决心，做好了逃出柳市的准备。

一天傍晚，一个与他相熟的镇干部骑着自行车来到他家门口，突然小声说：“不行啦，要下大雨啦！”胡金林扭头奔回屋里，拿出准备好的500斤粮票，2000元现金和各种证件，头也不回地逃离了柳市镇。当天晚上，县公安局的警车就呼啸而至。

两个月后，公审大会在柳市镇召开，除个别在逃者之外，昔日的柳市镇“八大王”被悉数拉到现场，以“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罪名分别判处徒刑。这即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它和第二年发生的“东北二王凶杀”案一起，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就当时而言，这种对私营经济的打击，甚至已经超脱于经济之外，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反潮流的风气。极左思维的狂信者，借此机会反对一切宽松的改革政策，随着经济领域里冷空气的到来，人们的生活中，似乎又一度寻找到了“阶级斗争”时代的影子，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象征符号之一的军装，在这一年里又得到了复苏，或者说是新一轮的流行，在北京、天津、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街头，又重新出现了草绿色的四兜旧军装、以及穿着解放布鞋、背着军用挎包的年轻人，和当时无处不在的“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口号结合在一起，似乎只差一个“红卫兵”的袖标，一切就可以退回到十多年前。

在这一次的经济整肃运动中，为了让运动的调子变得更高，国务院于1月11日下发口气严厉的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到这截止到这一年年底，全国共立案各种经济犯罪案件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犯罪”款项共计3.2亿元。

随后，在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向全国公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这份《决定》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尽管日后的故事证明，这场斗争并没有像《决定》中所说那样持久，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它在心理上所造成的伤害却是相当久远的。

“八大王”里的“线圈大王”郑祥青，被当地看守所关押半年，和那些刑事犯关在一起，吃尽苦头，半年之后被放出，七八年里不敢做任何生意。而“目录大王”叶建华，则被判处徒刑一年半，出狱后不敢再做产品目录，只好开一家照相馆谋生。胡金林则从上海逃到北京、再从北京逃到东北，颠沛流离，苦不堪言；“螺丝大王”刘大源更为凄惨，整整三年时间里，他形同乞丐四处躲藏，甚至到垃圾箱里翻捡东西吃。

两年多之后的1985年1月15日，远走黑龙江的胡金林听说风头已过，之前被抓获的另外几名“大王”都被放了出来，便悄悄地溜回了柳市。不料当天晚上，公安人员闻风而至。第二天，乐清县广播站向全县高声宣布这一消息：“全国经济要犯，八大王之首胡金林抓获归案。”当时的胡金林被关进了监狱的重刑犯单间中，彻底绝望的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判重刑乃至枪毙的准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66天的煎熬之后，四个公安人员来到他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

回忆起这段岁月，胡金林这样说：“从牢房里出来后，我曾经发誓，这辈子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了。”在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私人轧钢厂之后，胡金林又到深圳，上海乃至新疆柴达木盆地四处寻找商机，最后，他选择了离开中国。

于是，距他被迫离开柳市镇二十年后，胡金林再一次离开了柳市镇，在2001年，既不懂英语，又不懂高棉语的他来到了柬埔寨，在首都金边，他成立了一家三林国际电器公司，专门销售柳市镇生产的各种电器。站稳了脚跟之后，胡金林将柬埔寨第三大发电站——马得望省发电站买了下来，随后，他又将国内的电器生产技术引进柬埔寨，在那里直接开办工厂，几年之后，这个曾经的“电机大王”在异国他乡又获得了新的称号——柬埔寨水电大王。

由此大王换成彼大王，胡金林用了整整三十年。然而，当年这种心灵上的创伤却极难弥补。比这更重要的，政府出尔反尔，政治风向摇摆不定的印象，长久以来存留在人们心中，使得日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们，许多都养成了紧盯政策的习惯。

尽管气氛紧张，举国之中，倒也并非全无亮点。在这一年的重庆，一个叫左宗申的男人，就开起了一家摩托车修理铺，说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下海创业了。

两年之前，左宗申在重庆一家瓷厂当烧窑工，工作环境虽然艰苦了一些，但毕竟算是有一个风雨不愁、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不过在心思活跃的左宗申看来，这样的铁饭碗越是牢靠，也就把人束缚的越紧。于是，带着借来的两万块钱，左宗申和妻子下海了。

在从1980年开始的两年时间里，他和妻子去过河北、到过山东，卖过当时正在火热流行的港台武侠小说，倒过服装，贩过水果。可惜的是，初次下海的夫妻二人，并不知道这里面水有多深。水果生意需要把握时令，并不熟知于此的左宗申初次贩运就遇到坏天气，水果都烂在了半路上；倒卖服装却又遇到骗子，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被骗走。两年下来，两万块钱本钱被折腾的十去八九，只剩下最后的两千块。

接连的失败让左宗申倍感痛苦，在二十多年后，已是宗申产业集团董事长的左宗申回忆说：“消沉的情绪使我一度想放弃理想，我已经快入而立之年，妻子劝说我学技术，我想‘人过三十不学艺’，本想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算了，却没想到后来与摩托车结了缘。”

在妻子的反复劝说下，左宗申跟他的大舅子开始学摩托车检修。让人想不到的是，左宗申在这方面居然显示出了惊人的天赋，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练就了一手摩托车维修的高超技艺。只要听一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这车究竟哪里出了毛病。很快，老左的手艺就超过了他大舅子，这一年，妻子把娘家一间临街的住房收拾了出来，在门口又搭上了一个遮阳的小棚子，东挪西借了五千元买来一些修车用的工具，左宗申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摩托车修理工生涯，一修就是八年之久。

在这一年的秋天，那个在两年前跳入大海的梁伯强回来了。

在香港和澳门打工的整整两年，虽然钱挣得要比大陆这边多一些，生存的环境却充满了凶险，这让这个刚及弱冠之年的年轻人整天心惊胆战。听后过来的偷渡客说，现在国内也允许私人做生意，机会也多起来了。于是，一心眷恋家乡的他把辛苦打工攒下的三万块港币绑在腰上，搭上渔船偷偷地回到了家乡小榄镇。

在那个政治意识仍然很浓厚的年代，类似梁伯强这样的人，自然不会被社会接纳。果然，回家之后的梁伯强。竟然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的国营单位。而原来曾经工作过的工厂虽然一度同意他继续上班，但却开出了一个条件：要他在全厂职工面前悔过自新，并且要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叛国投敌”的牌子，念一份言辞恳切的检讨书。

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有辱自尊的条件自然令梁伯强难于接受，一时之间，他甚至有点后悔当初回到家乡的决定。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去菜市场当一个菜贩子。不过，有些失望的梁伯强并不知道，不久之后他便会用扛大包和描家具攒下的三万元港币开始自己的事业，成为那个今天为人熟知的“指甲钳大王。”

出逃香港的梁伯强虽然回来了，在这一年里，却有更多的人逃港而去，比这更为普遍的，则是华南沿海地区的海上走私活动，沿着大大小小的梁伯强们逃亡的线路，无数的走私货被贩进大陆。

在当时，广东省东部县市、福建沿海以及浙南温州、台州等地的走私最为严重，以至于许多市县甚至出现了“干部不上班、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他们每天从海上的趸船中取下诸如电子表、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摩托车发动机等货物，用低价买进，再沿着公路沿线向过往的司机兜售，后来则干脆发展为相当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在一些县市乃至乡镇的街头巷尾，随处都可以遇到贩卖走私货的小贩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并不是职业的走私者，都有着公开的职业与身份，然而正是这样，才让政府的稽查人员很难搞得清，究竟谁是走私犯，谁是安分守法的良民。

新华社记者魏运亨的描述中，福建沿海的走私景象是这样的：当时每天停泊和游弋在东沙岛海域的港台走私船多达几十艘，前往交换私货的大陆走私船则多达上百艘。电子表、尼龙布料涨潮般地涌进内地，黄金和银元则退潮般地滚滚外流，成千上万的群众如痴如狂，沿海城乡形成了好几个远近闻名的私货集散市场。

比这更混乱的，则是那些走私物的流通数量，以及具体的交易金额。由于这种走私行径来自于地下，既不会有统计部门进行统计，也没法按关税或营业税来计算总额，所以自然很难得到确切的数据。然而我们必须要说的是，类似于这样的走私行为，广泛地存在于那个时代华南地区，因此，有不少后来蜚声海内外的著名企业家，都曾经参与过这样的走私活动，他们从中获得了企业发展所亟需的资金，以及种种零配件、产品、生产设备等等。依靠走私来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改革开放早期经济的一大特色，也是商品经济起步的重要推动力。

很显然，假如要清算原罪的话，那么这些走私贩私活动。是明显应当包含在内的。事实上，当时的一些政府部门与工作人员也参与其中，或是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是直接为这种活动大开绿灯，甚至给予种种方便。这种“活跃一方经济”的调子在南方沿海一带久唱不衰，这无疑反映出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念的紊乱，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这种行为的道德是非判断一直相当迷乱。直到四年之后，在海南岛上爆发了由政府参与的汽车进口狂潮，所有人才算统一认识这一问题，但在那时，由于流传千年的纯朴商业道德早已被泛滥的物质文明冲刷殆尽，种种更富暴利的灰色手段与行径被发明出来，走私早已算不上什么“不道德”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走私活动的泛滥正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控制在国家手中的流通渠道效率低下而僵化，从而导致了许多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很多时候变得异常棘手。所谓的“进口许可证制度”，正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

在那个时代里，即使某人拥有足够的外汇、并且按照规定足额缴纳关税，不从事任何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也不能随意从境外进口商品、原料或者是生产设备，因为必须要拥有一个来自于政府方面的“许可”。更糟糕的是，这个“许可证制度”覆盖范围之广，几乎包括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消费品和生产原料，大到汽车钢材机床，小到手表首饰照相机。在最初设立这一制度的时候，其初衷无非是依据西方的贸易保护理论，让它与关税一起成为国产工业的屏障。但在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跨越的过程中，许可证制度的存在，逐渐变成了一种异常灰色的经济寄生物，因为发放许可的权力是由政府中少数人掌握的，真正有进口需要的企业很可能不被批准，而得到“进口许可证”的，往往又是那些善于利用政府关系的人。

在日后的几年时间内，倒卖“许可证”以及政府批文、指标的趋势将会越来越热，直到90年代仍未见衰，它几乎是那个时代最赚钱的行当，由此酿成的行贿受贿、舞弊营私等腐败事件层出不穷。然而在某些时候，譬如在国家宏观调控期内，这些来自流通体制外的运作能力与物流网络，却又以一种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方式，帮助那些民营企业家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就在私营经济持续遭受到打击的同时，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国库券，仅在上一年发行最初稍有成绩，在这一年里竟然铩羽而归，而让专营此事的财政部国债司司长、国债设计者张加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国库券竟然在今后的几年时间里“越卖越难”。

按照原先设计的方案，财政部在推销国债的时候，对下面讲究“自愿量力，不要强行摊派”的原则，但是在实际的推销过程中，由于每个单位都分配有任务，这种推销就开始逐渐变了味道。而国库券10年的偿付期，也让一些被迫购买者产生了抱怨情绪，张加伦回忆说，当时许多人都反映“不知道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本息”，加上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做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使得推销变得越来越困难。

为了把国债发行顺利进行下去，国务院决定，由财政部发起成立国库券推销委员会，包括人民银行、计委、中宣部、军委总后勤部、全国总工会、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即便这些部门同时发力，但仍然效果不佳，为此，各级为不得不发出通知，号召职工自行认购国库券，“认购的越多，说明越有党性，越爱国，思想也就越先进”。有些单位则干脆采取摊派的方式，在工资中强行扣除发放。在80年代前几年的时间里，许多单位每个月在发工资前，都会在通告栏里发布通知，告知当月单位发行国库券的总量、每个职工会发到的国库券数量，通常来说，越是收入高、级别高的职工，被分配到的国库券数量就越多。

一位名叫王嘉锡的江西铜矿职工回忆，他当年的月工资只有43.5元，每年却要摊上100元左右的国库券，这些东西是当做工资“摊派”下来的，但是按照规定，它们在到期之前无法兑现。最后，因为家里有急用，王嘉锡把家里的国库券以每百元70元人民币的价格，兑给了上门收购的小贩。

张加伦大概不会想到，在六年之后，那些上门收购国库券的小贩里，竟然会出现数位叱咤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风云人物，像“证券教父”管金生、“第一散户杨怀定”，以及“最大民营企业创始人”唐万新，都曾经有过倒卖国库券的经历，他们分别用这种奇特而又灰色的方式，积累其下海创业所需的第一桶金。

在这一年里，财政紧张的局面仍然在持续，对私营经济的严厉打击，在使私营经济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挫折的同时，也顺带着打击了人们下海创业的积极性，北京市在这一年里仅增加了1600多户个体工商户，而在前一年，这个数字是3200户。在大连，个体工商户的停业、歇业情况异常严重，在1981年，共有779户工商户关门，在1982年上半年，又停业了379户，据财经作家俞雷的《追寻商业中国》披露，在1982年初，全国个体工商户的人数，甚至还没能恢复到1963年的八成。

比这更可怕的，是从政府到社会群众，几乎都对个体经济丧失了信心，而沈阳的一位街道办领导，则干脆向待业青年的家长宣传“别让孩子干个体，个体户长不了。”在限点摆摊的哈尔滨，一位年轻的个体户对《人民日报》的记者抱怨说：“成天蹲在这儿，人蹲懒了，货晒旧了，生意难做，我真想退业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