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的童年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活着要有意义，成为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为此，我立志努力学习，要用全部知识武装头脑。我在笔记本上写着：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坚持坚持，再坚持；前进前进，再前进。

松花江畔

有的人包括与我共事的外国人知道我有三次到法国和美国著名大学留学的经历，能讲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对中国法律和国际法都很熟悉，又在数个知名的国际机构担任法律顾问、局长、法官等要职，他们都很好奇，问我是否是中国的“官二代”或者是“富二代”？我说我父母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富豪，而是中国非常普通的工人。我父亲张乃良是轧钢厂的技工，母亲孙乃荣是橡胶厂的工人。

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家乡，我就唱起中国家喻户晓的抗战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我出生在美丽的松花江畔吉林市。我的童年是在年年战乱、人民生活困苦、家境非常贫寒中度过的。1944年10月25日，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飞机轰炸声中我出生了。因为妈妈没有吃的，没有奶水喂我，我只能喝一点小米汤充饥，哭个不停。我的哥哥因为没有吃的，才三个月就饿死了。因为一直吃不饱，营养不良，我从小就患了软骨病，三岁才会走路，直到七岁还是罗圈腿，走路比较困难。

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敌军空袭将我们家屋顶的天窗砸坏，玻璃掉了下来，我哭着喊妈妈，连滚带爬躲进桌子底下。妈妈立刻从院子跑进屋里，喊着我的名字怕我受伤。一块掉下的玻璃划伤了妈妈的左臂，鲜血直流，她用包裹布扎住伤口。等到敌机飞走后，警报解除，妈妈和从外边赶回来的爸爸抱着我大哭一场，庆幸我们还活着。妈妈的左臂也留下了一块大疤。

吉林潺潺流动的松花江给我留下了艰难困苦的童年记忆，也留存着我快乐的童年时光。吉林原名“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是“沿江的城池”。城市四面环山，三面临水，自然景观得天独厚，有“北国江城之称” 。被誉为四大奇观的吉林雾凇更是冬日奇观。我的大伯张乃谦一家住在吉林市北山脚下。冬天的吉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北山被大雪覆盖，像佩上了雪白狐狸毛皮的白雪公主，漂亮极了。冬天我们几个小孩去北山大伯家，在雪地里划自己做的木制雪爬犁是最快乐的运动。我们连滚带爬变成雪人，眉毛鼻子都成了冰柱，口渴了就吃一把白雪。滑爬犁后回到大伯家吃着大伯母做的苞米面野菜团子特别香。饭后，大伯给我们小孩分瓜子吃，有时还有青萝卜，真好吃！我们都喜欢到北山大伯家玩，不愿意回吉林火车站附近的自己家，那里没有雪爬犁，也没有玩具。

吉林市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物产富饶，水利和化工业也很发达。我小时候听到大人聊天说得最多的是丰满水电站和江南石油化工厂。吉林市是多民族居住地，有汉族、满族和朝鲜族。据说我的姥姥还是满族人。我们家的邻居有很多朝鲜人，他们冬天吃狗肉，满院子挂着一串串的红彤彤的大辣椒。过年时节，朝鲜族叔叔阿姨给我们每个邻居家送他们亲手打制的年糕，很好吃。他们还穿上红红绿绿的花衣裳，在自家院子里打秋千，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几十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喜欢东北家乡菜。母亲每年入冬时用大缸积酸菜，做酸菜炖白肉、小鸡炖蘑菇，这是过年时请客人才能吃上的荤宴。母亲做东北菜的手艺还传给了我。1999年我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副局长时，有一天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马尼拉家中，请亚行的十几位同事吃饭。我做了一大桌东北菜，他们大赞我的厨艺。饭后，我还做了东北的炸年糕给客人们吃，他们连连称赞中国的东北菜好吃。

我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大弟弟张英林生于1946年，二弟弟张永林生于1948年，小弟弟张洪林生于1950年。我父母都是贫苦出身。父亲张乃良十岁起就给人家当童工做“博弈”。这是当时东北对童工（Boy）的称呼。我父亲的妹妹叫彭丽青，由于家庭贫寒，吃不饱穿不暖，不到一岁就被送给姓彭的人家了。后来这位老姑还经常来看我们，给我买一些糖吃，我高兴的像过年一样。老姑说你爸爸和妈妈可吃了不少苦。我五叔从小参军，还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大伯父是土木工程师，二伯是铁匠出身，后来在哈尔滨汽轮机厂当工程师，三伯父是木匠出身。我父亲排行老四，从小做铁匠活。他们都没有上过学，靠自学摘了文盲帽子，工作中又刻苦钻研，都在各自岗位上成了工程师。父亲干手艺活养活我们一家六口人。

我的母亲孙乃荣家境贫寒，她的弟弟患病失去劳动力。我大舅舅得了精神病，家里无钱医治，只好带着镣铐被锁在厨房的火炕上。时至今日，我六岁时到姥姥家，第一次见到大舅浑身黑乎乎地被铁链子绑在炕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我在吉林第一小学上一年级时，因为父母亲搬迁到北京谋生，便一个人寄住在父亲的师兄弟邱国真叔叔家。他家人口多，我因罗圈腿走路不便，放学走路慢，回到家时往往没有剩饭了，我就提早睡觉。但是肚子饿得咕咕地叫，我悄悄起来，喝口凉水，拿出书本在厨房的微弱灯光下复习。从邱叔叔家到我姥姥家坐车需要近一个小时。为了节省钱，我曾经徒步走了两个半小时，脚起了很多泡。姥姥看了心疼地哭了，还给了我车钱。我舍不得花钱乘车，仍然走路回家，把零钱攒起来给三个弟弟买了文具。

1963年我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这是贴在学校获奖栏上的照片。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转学到北京和搬到北京的家人团聚，住在前门西河沿156号。租的房子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洗手间，院子里住了十几户人家。全家六口人睡在一个大板铺上，使用院子里的公用厕所。我从小就帮家里到大院后边的护城河担水。街坊邻居说由于我从小担重东西，压得长不了个子。

那时我身高不到1.4米。为了能长高，我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包括打乒乓球、排球，做垒球后卫，参加少年宫摩托车训练、小口径射击等运动。

我和三个弟弟的学习成绩都很好。1958年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北师大附中。直到1964年高中毕业，我每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妈妈生前常后悔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我很多奖状都烧了。留下的唯一一张就是我获得北京市三好学生，学校奖励栏上贴着的照片。

我的家庭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长期战乱，新中国面临的是被日本鬼子和蒋介石洗劫一空的烂摊子，全国人口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母亲是文盲，每天晚上到街道补习班学文化。父亲小时候念过一年书再加上自学可以读报写信。父亲爱读书，喜欢钻研技术，还能自己设计轧钢机械。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母亲非常要强。我小的时候家里没有保姆，她独自带着我们姐弟四个人，早上五点起来给我们做好一天的饭，然后才去上班。中午怕我们吃冷饭冷菜，她又跑回家，生起煤球炉子，给我们热饭，还要洗衣服。当时家里没有洗衣机，母亲每天要洗全家几十件衣服、背心和袜子，整整两大盆。我就帮母亲倒水。租的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冬天洗衣服要用开水将院子里结了冰的水管化开。全院各家排队在一个公用的水龙头前接水。母亲看我的手都冻僵了，用围裙包住我的手说：手冻坏了怎么写字呀，抢过水桶自己去接水。看到母亲累得出了汗，背也驼了，我很心疼。母亲忙完家里的活，又急忙赶回工厂上班。晚上她还上夜校学写字、念字读报。因为常年操劳，积劳成疾，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52岁时就得脑溢血去世了。这是我一生的痛。

我是家里老大，长姐如母。我主动分担家务活，洗衣做饭，带弟弟学习，带他们去玩。我去先农坛体育场练习射击，有时也带着弟弟们。还记得，有一次我向班里的同学借了两双旧溜冰鞋，带着三个弟弟去北海公园滑冰。两双冰鞋四个人轮流滑。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快速换了鞋就在冰上奔跑起来。时间过得太快，冰场要关门了，工作人员催我们离场，我和弟弟才收起冰鞋，向北海大门口走去。在大门口看到很多人围着一个卖元宵的车子，弟弟们跑过去，我看出弟弟们又饿又馋直流口水。想给他们买元宵，可是我们姐弟四人的零钱只够乘车回家的。弟弟们都同意买一碗元宵尝尝，然后走路回家。一碗元宵才六个，我看三个弟弟太饿了，就让他们分着吃了。我吃了半个元宵喝了元宵汤，也觉得特别好喝，等我们从北海走回家已经夜里十二点多了。这次滑冰和分吃元宵的经历让我们姐弟终生难忘。在家里我还帮弟弟们复习功课，给他们开家长会。自己早起晚睡努力学习，年年都获得三好学生的称号。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实行粮食定量供给，我家粮食不够吃。父亲把在郊区用高价买的几斤豆粉和甜菜干锁在小屋里。二弟饿极了撬开锁，抓了一小把豆粉吃，还给其他弟弟尝了一下。晚上父亲回家发现了，把二弟狠狠地揍了一顿，说不能穷的没志气。我们全家抱头大哭。

家里粮食那么少，粮票、油票不够用，母亲看到邻居家更困难，就节省一点粮票油票给他们未满月的小孩。母亲特别同情贫困的孩子，把我们的衣服、鞋帽送给他们，还寄钱给乡下困难的亲戚，资助他们的小孩上学。我家租的房子不大，经常住着从外地来京就医或路过的亲戚和朋友，给他们提供吃喝。母亲对我们说，她小时候在冬天雪地里快要冻死的时候，是邻居大爷拿一块破麻片让她披着，冻僵的身体才缓了过来。她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好人会有好报。母亲的言传身教，我立志要像父亲母亲那样，意志坚定，克服困难，助人为乐，从小就关心父母、弟弟和亲戚们，对邻居和同学也热心帮助。

我们家境虽然不富裕，但是父母凭借辛勤劳动，再加上在中国中小学没有学费，让我和弟弟都上了中学、大学。父母说他们从小由于家境贫寒，没有吃，没有穿，从小没有机会上学，还是解放后参加扫盲班，学习的文化。他们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我们上学。我和三个弟弟都是北京重点中学毕业。大弟弟张英林，北京八中毕业被选定出国留学，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未能成行，后来自学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大学任教多年被评为教授。二弟张永林，十五中毕业后到工厂锻炼，后来考入大学，毕业后工作多年，成长为政府劳动人事部人才培训司的司长。三弟张洪林，北师大附中毕业后到煤矿下井劳动，患了高血压。“文革”后考入大学，毕业后到非洲援外工作多年，他是一家大型进出口公司的经理。每年，我们都会照一张全家福。

我在北京南新华街小学完成六年学习，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市重点中学北师大附中。

1956年，在北京照的全家福。

1959年，在北大照相馆照的全家福。

北师大附中

1958年至1964年，我在北师大附中度过了难忘的六年中学学习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北师大附中，是教育部直属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附中，北京首批市级重点中学、示范性高中。北师大附中的前身是成立于1901年的五城学堂，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公立中学，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北师大附中的校训是：诚、爱、勤、勇，知名校友有中国著名的导弹之父钱学森。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刻苦学习，团结友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们的班主任王兆芬老师教我们化学课，周末会请同学们到她家里吃饺子。王耀忠老师教我们政治课，也是团委书记，后来韩文宗任团委书记，杨元星担任辅导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团的学生，还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我感觉中学时期做一些学生会的工作有助于培养组织能力、演讲能力、文体活动和宣传写作能力。不但没有影响学习，反而促使我学会提高效率，抓紧时间刻苦学习，不能耽误功课。我每一天的时间表都安排得满满的。当时认准知识就是力量，要以知识报国。我走在路上都背英语单词，课前做好预习。从中学起我就养成早起的习惯，一直到现在70多岁还是一只早上四五点起床的“朝气的鸟”。我当时最喜欢的书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常背诵书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1958年我在北师大附中开始中学学习时，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中，我们初中生也从家里拿来旧铁锅、铁铲等，在师大附中的操场上搭起土坯垒的土高炉。原料不够，我们女同学就到街道垃圾堆里捡废旧金属物。每个班都有炼钢的任务指标。为了班集体荣誉，有的同学还到郊区废品收购站花钱买他们收购的金属废物件，拿回学校放到土高炉里做原料。

1959年至1962年中国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那些年缺乏供给，很多日用品和生活用品都是按计划凭票供应。我的三个弟弟正在成长发育期，饭量大，每天粮票都不够吃。我和父母亲都尽量少吃，节省粮票给弟弟们。就是这样，家里到月底还是没有粮食。父亲骑车到北京的远郊买一些酒厂做酒发酵后的废料糠渣子拿回家当粮食吃。由于长期吃不饱，我在学校上晚自习时，突然肚子疼，还晕了过去。同学立刻请来校医给我看病。李医生说是因为吃得少，胃里存着不消化的甜菜和糠渣子引起胃炎，给我喝了一碗葡萄糖水，休息半个小时就好些了。同学送我回家，父母亲知道后都哭了，说我是饿的，没吃饱。从此他们每天特意留一个小窝头放在我的书包里。我舍不得吃，留着回家后分给三个弟弟。

中学时期我们学习雷锋、焦裕禄、董存瑞、黄继光等英雄模范事迹，他们的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我和同班同学栗建华、李小夜、张吉平、刘淑思、张翠微、高世茹、李荣、陈慧来等同学住得比较近，一起复习功课，一起参加体育活动。我们课间打篮球、排球，男同学踢足球。我还参加了学校的垒球队，担任后卫。我在中学功课很好，大多课程都是最高分五分，连续多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我们班的尹卓、常磊、周晋夫、戈也夫、朱和都是将军的后代，可是他们一点都不特殊。我们到郊区农村劳动，他们都是不怕脏、不怕累、带头干。在大炼钢铁的运动中，我们班是年级里炼钢最多的班级。现在想起来有点幼稚可笑。但是当时我国钢铁产量才1700万吨，我们要全民动员、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口号深入人心。合格钢材没炼出多少，但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建设国家的至理名言牢记心中，成为我们刻苦学习、健康成长的动力。我们班的同学后来绝大多数都考入了知名大学或出国留学，毕业后都成了国家建设的骨干。没有上大学直接工作的也干得很棒。

北师大附中同学游颐和园，第二排左一为张月姣。

中学的生活紧张而丰富。我还参加了宣武区先农坛的小口径射击队。平时没时间训练就在家里天天练习单臂举砖头。1961年我参加市里三八节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获得冠军。体育活动培养了我不服输的性格。记得在先农坛体育场观看摩托车队训练时，我产生了加入该队的念头。当时教练说：你个子矮，不能参加摩托车队。我不服气说，你可以对我考试。教练指着操场上的一个大空油桶说，如果你能用自行车骑过去，就可以参加。我说一言为定，我行！教练拿来一条窄木板放在空油桶上，搬来一辆男士旧自行车。摩托车队两名队员站在边上保护。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蹦上自行车，对准木板使劲骑去，砰的一下，骑过了大油桶，把我的屁股墩得疼了一个礼拜。当时站在边上观看的摩托车队的人全都给我鼓掌。教练说就冲你的勇气，你行。我就这样加入了摩托车队。1959年至1962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缺粮、少油。为了节省训练用油，我们都是自己推着摩托车先跑，等车身热了，再蹦到车上踩离合器，听到突突加油声，就可以发动摩托车，节省耗油量。一次在北京少年宫场地比赛时，我前面的摩托车起火，将那位男赛手吓坏了，退出了比赛。我下决心要为车队争光，咬着牙，瞪着眼睛，准确地骑着赛车穿过了火圈。经过中学的磨炼，我后来在国际机构跳舞、唱歌、开车、游泳、打高尔夫球和在亚洲开发银行参加乒乓球比赛，都很得心应手。外国朋友说你的球技反映了中国国家队的水平。我说我完全是业余的，离中国国家队的水平可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1959年，我作为师大附中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参加了长山岛夏令营。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轮船（第一排左起第13位为张月姣）。

我感谢抚育我成长的母校北师大附中。母校为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中文、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基础，让我掌握了良好的学习方法，培养了刻苦顽强的学习精神。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和社会实践，也使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得以初步形成。中学时期学习的英文，也为我在留法归国后和在多个国际机构用英文和法文两种外语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