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袤的苏北平原改革开放前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在属于淮河流域的里下河地区，靠近黄河故道的南侧，离黄海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自然村落叫辛庄。村西边有一个四合院，在这个四合院，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说起四合院，人们总会想到北京或北方的四合院，但在我老家，也能见到极少数四合院。

我们家这个四合院，由二十多个房间组成，占地两亩左右，住着五户人家——父辈的五个兄弟。大伯家坐西朝东，三叔家坐东朝西，五叔家坐北朝南，我家和四叔家坐南朝北。我家还有一个房间连着三叔家坐东朝西，和三叔家隔着一个共用的过道。四合院中间是一大块场地，是打谷、晒粮食、晾衣服、孩子玩耍的地方，也是五家共用。四合院当然不是全封闭的，拐角处有条小路通向菜园，通向田野，通向几里外的小镇。在苏北，绝大多数农家是朝南或朝东的三间房子，外加一个堆柴火烧饭的锅屋，而且错落而坐，不讲排列。因此我们家相对独特的四合院就有点名气，人们称之为“辛家家天”(天井之意)。

提起“辛家家天”，十里八乡没有人不知道的。名气虽有，但不适合居住。比如我家门朝北，冬天，西北风刮得门窗呼呼作响，寒冷至极；春天，暖和的东南风又吹不进家门。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不适合农村生活的四合院呢？或许是我的祖父担心他的儿子们分散居住形不成合力被人欺负，因此教导他们成家后仍居住在一起，好相互照顾，也可防盗防抢什么的。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祖父如此思考，那他一定是个有头脑的人。我未见过我的祖父，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去世了。

我们家的四合院在当地之所以小有名气，除了与众不同的住房结构外，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这兄弟五人都“刨园”，意思是会种蔬菜，相当于现在城乡接合部的菜农；另一个特点就是都供孩子上学读书。当时的农村，绝大多数孩子读几年书认几个字就回家种地了，而“辛家家天”的孩子，只要成绩好就可以一直读下去。小学升初中，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镇上读初中；初中升高中，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县城读高中；高中升大学，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大城市去读大学。父母再苦再累再穷，一句话，也要把儿女的上学读书进行到底！因此，在他们后辈共二十个子女中，就有十人先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扬州工业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大中专学校，先后跳出了“农门”。这在当地农村是极少见的，“辛家家天”也因此更为出名。我所在小学的一位老校长评价说：“你看看人家‘辛家家天’，会‘刨园’，又让孩子全部上学读书，将来一定有好结果。”当然，这也是一字不识的父辈们晚年引以为荣的。

2014年春，借高中毕业四十周年同学会之际，我回了一趟老家。父母十多年前已先后去世，我也多年未回故乡了。我儿时印象中那整齐壮观的四合院不见了，它的地基已荒废，不知是谁在地基上种了几棵病恹恹的小青菜。我心中一阵悲凉，四合院已永远地消失在这片土地上了。但所幸的是，老屋破败后我妹妹为母亲搭的两间小平屋还在，它们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仍然坐南朝北。我轻轻地推开房门，静静地走进房间。昏暗之中，我看见六十年前母亲生我时的那张床还在，我小时候睡觉的平柜还在，那只用于盛粮食的大坛子也还在，只是都铺满了灰尘，结满了蜘蛛网。显然，它的主人已远行多年了！不知是不是中午与老同学聚餐时的酒意所致，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

现在的人们谈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怎一个“穷”字了得，但我的感觉是，我的儿时“既穷又不穷”。说穷，当时的中国普遍是贫穷的。大概是1960年春天吧，我的一个姨娘一路乞讨，走了几百里路逃荒到我家，饿得面黄肌瘦，几乎衣不蔽体，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到了夏收季节才走。也是那年春天，凄凉的春雨连绵不断，我们家也断粮了。母亲煮了一锅白菜梗，没有油，放了些盐，四个孩子喝了就熄灯上床了。我饿得睡不着，躲在被窝里抽泣。到了后半夜，蒙眬中睡在我身边的父亲不见了。到了第二天晌午，他奇迹般地背了一大袋米回家。不久就听到母亲在外屋跟父亲吵了起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是从哪里弄来一大袋粮食的呢？母亲又为什么跟他吵呢？那时我五岁。即便到现在我都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说不穷，就是在那最艰难的年代里，我父亲兄弟五家共二十个子女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做到“三有”：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贫困地区之一的苏北平原，能做到这“三有”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父母的勤劳、智慧、无私和忘我。春夏秋冬，从早到晚，家里家外，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天刚蒙蒙亮，我们还在睡梦中，父亲就出门拾粪去了。早餐几碗地瓜粥下肚后，他又远出卖菜种子去了，直到天黑才回家。母亲则一整天在地里劳作，还要烧饭、喂猪、洗衣服。天黑了，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几个孩子缝补衣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如此。我家对面五叔家有七个孩子，从我小时候记事起，直到我十八岁参军离开家，我就没有见到五婶清闲过，留在我记忆中的全部是她劳作时的清瘦身影。参军那天早上我向五婶道别时，她正从水缸里舀水，她一句话都没说，我看见她的泪水嗒嗒地滴在水缸里。真是苍天有眼，她的七个子女中有六个在政府机关和教育系统工作，她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他们不仅勤劳无比，而且都善于干活。就说“刨园”吧，他们能从那几分自留地里刨出“金子”来。我父亲培育的大白菜一棵能长到二十多斤，我三叔种的大萝卜能有十几斤。我记得当时的村干部还让三叔戴上大红花，捧着那棵硕大的大萝卜在村里兜了一圈，后面还跟着一支锣鼓队。他们不仅种白菜、萝卜，还种南瓜、山药、花生、茄子、西瓜、甜瓜、梨等，而且样样长势都很好，从未见他们失手过。这些农副产品保证了正在发育时期的儿女们的营养均衡。

高产的白菜和萝卜是吃不完的。他们就挖个地窖，把白菜埋进去过冬，萝卜腌制成萝卜干，放在大缸里储存起来。漫长的冬天过后，农村进入青黄不接的时节，他们就把白菜、萝卜用手推车推到小镇上去卖，这时能卖出上好的价钱。换来的钱用来给子女们交学费，买粮买油买布。这样一来，人家的孩子因没有钱交学费而辍学了，而我们能得以继续上学。

大概在我十岁时，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赶集，他去卖萝卜干。父亲在小街的一侧刚蹲下不久，突然有两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过来，一个一脚踢翻了筐子，萝卜干撒了一地；一个一把夺走我父亲手中的小秤，将秤杆折成了两段。我父亲是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平时在家里还是挺凶的，我看见他两眼冒出愤怒的火焰，但一句话也没说，后退了一步，又急忙蹲下去捡满地的萝卜干，担心稍慢一点萝卜干就会被拥挤的人群踩烂了。父亲趴在地上捡萝卜干的样子显得那样可怜和无助。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

忙碌了一春之后到了夏天，四合院里突然热闹了起来，放暑假了！四合院里大大小小十几个学生都回家了。我们几个在村小学读书的小学生自然不用说，在镇中学读书的初中生、在县中学读书的高中生、在省城读大学的大学生都回家过暑假了。父母们更加起劲地忙碌起来，除了地里的农活，还要为孩子们烧一日三餐，还要打扫房间，整理床铺，洗涤衣裳。清晨一大早，各家门前的晾衣绳上已挂满了衣服，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黑色的，花格子的，犹如彩旗一般。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盛夏的夜晚屋子里闷热难耐，兄弟姐妹们纷纷把草席铺在天井里的场地上乘凉。男的只穿短裤，女的短裤加汗衫，人手一块毛巾，一把扇子。透着青春的气息，遥望着星空，大声地讲着各自的学习生活和见闻。有的说见到从城里来的同学带着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羡慕；有的说做早操时突然晕倒了，一位老师给了她一块糖，吃了就好了，其实她不懂，实际上她是饿成低血糖了。我的一个哥哥自带的粮食不够吃，就把山芋干放在饭盒里蒸熟当饭吃。山芋干很容易被其他学生偷走，有几次他没有吃饭就含着眼泪去上课了，老师见他上课无精打采就狠狠批评他。更多的是说自己刚进城时出的种种“洋相”。

在那些难忘的盛夏之夜，当我们十几个兄弟姐妹在四合院的天井里讲着各自的经历和见闻时，我们的父母们只是拿个小凳子坐在一旁，不时地用毛巾擦擦脸上的汗水，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看得出，他们疲惫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期望。似乎在想，孩子们呀，你们一个个都慢慢长大了，要飞走了，只要你们将来过上好日子，我们死也瞑目了。

我父亲兄弟五家的二十个子女，现在大多数在南京、苏州、杭州、盐城、石家庄等城市安居乐业，有好几个也都事业有成。只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大哥由于文化低，现在还生活在老家，但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学、打工等渠道，也大多离开了农村。这也许是中国农村历史大变迁，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吧。

父辈们和他们亲手建造的四合院已回归本来就拥有他们的土地。时间也逝去久远，但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2014年春

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子

(1975年于杭州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