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如果从恽铁樵点评《怀旧》开始算起，对鲁迅作品的评价到现在刚好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一度作为显学的鲁迅研究，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学随术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自然也会带有新的学术方法，反映新的学术风气。当然，以新世纪为界，选取十年论文，难免有些拘泥，究其原因还是一个带有便宜色彩的选择。所谓“新”，也常常和“旧”有几分藕断丝连。新世纪的不少研究倾向，正是从1990年代延续而来，难以一刀两断。

一

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有所谓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倾向。从外部来说，这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知识分子从干预社会退居书斋，以“学术”相号召。从学术内部发展理路而言，则是学术研究制度化和知识分子专家化、学者化倾向，尤其是在海外保守主义和新儒家的影响之下，学界集体反思1980年代以至“五四”的激进主义，有重学术轻思想的趋势。鲁迅、胡适等“思想家”（或者说他们“思想家”的那一面）一度遭遇冷落，陈寅恪、王国维、钱钟书等“学问家”则广受追捧。尤其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热销和钱钟书的去世，更为这一风尚推波助澜。

作为现代学术体制的一部分，199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本身，而较少关注鲁迅思想与社会思潮的直接互动。不断生产创新成果的要求也使得研究者转向以前相对冷门的方向，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鲁迅的学问、知识结构和鲁迅与传统文化、传统学术的关系逐渐引起关注。研究者自身的“学者”身份，也自然使得他们对鲁迅的学术研究，或者说是对于作为“学者”的鲁迅，更容易有会心之处。1980年代以来，鲁迅辑校古籍、石刻手稿的相继出版和鲁迅藏书研究，也为这一风气创造了外部条件。

十年论鲁迅——鲁迅研究论文选（2000—2010）序鲁迅的学术研究，在之前的鲁迅研究中相对来说是不受重视的，甚至有的时候会被认为有损于鲁迅的战士形象，以至于赵景深谈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还要预先为自己辩解，称自己是因不能胜任研究鲁迅思想的工作，只好退而求其次来研究鲁迅的学术（赵景深：《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可见当时的风气，是思想大于学术，战士高于学者。

近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新风气，从对象上来说，是历来受轻视的小说戏曲得到重视;在学术方法上，是考据之学超越于义理、词章之上，又与西方传入的“科学”方法相结合，成为“新汉学”。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既继承清儒家法，预流这一学风，又都能有所超越，一大原因便是他既是创作家，又是学者，二者相互促进。陈平原曾考察鲁迅的“文学感觉”（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影响，认为正是因为鲁迅“‘学’、‘文’兼备”，他对“小说史的总体描述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便均是紧贴研究对象自身，既非纯粹考据的外部研究，也避免以外来理论剪裁中国文学的削足适履之弊，有传统考据家和现代新汉学者远不能及处（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本书选录的《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一文，则侧重考察鲁迅在学术研究方面对现代学术风气的捕捉与超越，以及鲁迅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学术与文学的体贴与同情。鲁迅一面极力反对传统，一面又保留着许多传统文人的情趣，对于这一矛盾，陈平原从文体的角度阐释，认为鲁迅对于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述，受到文体的制约：杂文侧重现世关怀，不免借题发挥;学术专著则就事论事，侧重对古人处境、学问设身处地的理解。鲁迅对文体的谨慎选择，恰恰体现出他强烈的文体意识，对传统学术的体贴与同情。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一是考据之风弥漫学界，一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术语剪裁中国文学。鲁迅的文学研究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学自身，既不外于学术风潮，又不为风潮所裹挟，多有超越之处，这正是陈平原的研究所要揭示的。

关于鲁迅的文学与学术、作家与学者身份之间的关系，郜元宝从“心”字入手，以“心”为根基，统摄文学与学术。这一思路，受到日本学者竹内好的鲁迅论影响。竹内好认为鲁迅本质上是一个文学者，鲁迅的文学具有某种本源性，其根本在于“无”。鲁迅自身的矛盾，竹内好认为是文学家与思想家、启蒙家的矛盾。在鲁迅的诸种身份中，文学者是根本，其他身份都从文学者无限生成（竹内好：《鲁迅》）。鲁迅区分文学和学术为“神思之心”与“学之心”，郜元宝借用鲁迅的“冰之喻”和吴宓的“二马之喻”，对此“二心”予以阐发。“冰之喻”指出文学“直语其事实法则”、使事物的真实状况“昭然在前”的特征。“二马之喻”原指事功与文艺的“二马分途”，郜元宝引申发挥为“专门之成就”与“佳妙之著作”的冲突。于此“二心”之中，鲁迅显然更重“神思之心”，而相对轻“学之心”;重词章，轻考据;重“真实”，轻“事实”。所以“二马背驰”的时候，鲁迅总是选择文学而放弃学术（郜元宝：《“二马之喻”和“冰之喻”》，《“为天地立心”——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诠》）。鲁迅如此选择，与其说是重文学而轻学术，毋宁说是有意针对近代以来“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将“归于枯寂”的反动，其目的在于“致人性之全，不使之偏颇”（鲁迅：《科学史教篇》）。郜元宝对于鲁迅“心”的发现，对于“神思之心”的刻意强调，既是竹内好“文学家鲁迅无限生成启蒙家鲁迅”的影响，也有对于文学和学术现状的焦虑和不满，是借鲁迅的观点与选择，对当下学风的偏至有所批判，以求兼顾“人性之全”。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剽窃”问题的论争，在1920年代本已告一段落，1936年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信中，更是认为鲁迅“万分冤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到了新旧世纪之交，不少人却又把它当作新问题、新发现重新提出来。顾颉刚之女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书便牵涉这一问题，书中的相关内容一是透露出当年给陈源提供信息说鲁迅剽窃盐谷温的其实是顾颉刚，而非胡适所说的张凤举，二是将当年的材料掐头去尾，给人造成鲁迅默认剽窃的假象。对此章培恒先生曾撰《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一文，再现了被故意省略的陈、鲁论争内容和当时的学术规范状况，破除了顾潮刻意制造的假象。当然，顾潮之书也是有贡献的，那就是让人们知道了当时在陈源和鲁迅论争时提供“剽窃”炮弹的并非“小人张凤举”，而是顾颉刚。本书所选的《重识鲁迅“剽窃”流言中的人证与书证问题》一文，可说是对于“剽窃”流言做了根本解决，无论从材料的掌握或论证方法上，都堪称典范。在人证方面，从张凤举到陈源，再到胡适，以及“剽窃”事件的另一方盐谷温，逐一推进，作者认为：相信张凤举，不如相信陈源;相信陈源，不如相信胡适;相信胡适，不如相信盐谷温。至此，“剽窃”流言已基本站不住脚。不过作者并不以为满足，更进一步搜集“书证”，即将盐谷温的书和鲁迅的书认真对比，将“剽窃”流言彻底击破。

中国近代的批儒思潮，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彭春凌的《中国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从章太炎到周氏兄弟》，着重阐发的是这一思潮的跨文化性，即其背后的日本侵略的外因。周氏兄弟的批儒，从学术思想上，是对章太炎的继承;从所处的境遇上，则是两代知识分子共同感受到日本人在“同文同种”的名目下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考虑到这一“跨文化”因素，则从章太炎到周氏兄弟等留日知识分子在批儒方面的激烈，以及对国内外鼓吹儒学思潮的敏感，也就更容易理解了。

二

鲁迅在历史上常常被划入“左翼”阵营，作为“自由主义”知识群体的对立面出现，尤其是在1949年后海峡两岸的冷战模式中鲁迅与胡适分别被视为不同阵营的“革命导师”和“文化英雄”。1980年代胡适和“自由主义”开始逐渐以正面形象回归大陆学界，但是还处于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怯状态，研究者往往仍囿于主流定性，只是有限度地予以肯定，或是努力发掘胡适与鲁迅一致之处，以此作为肯定胡适的前提。19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逐渐为学术界认可，“革命”则日益成为负面价值。之前的鲁迅与胡适研究，基本以“革命”或以鲁迅为标准，批判“自由主义”，新背景下的研究往往恰恰相反，开始以“自由主义”或胡适的标准来评判、剪裁鲁迅。

这样的鲁迅研究产生出两种流弊：一是以自由主义教条指摘鲁迅，即将鲁迅与自由主义的教条一一对比，证明他不符合自由主义思想，证明他不懂自由民主，不够现代，所以难免（难怪）与专制主义合流，从而认为今天鲁迅的遗产（和革命遗产一起）需要反思甚至清算。另一种倾向则恰恰相反，是将鲁迅向自由主义靠拢，虽然也将自由主义看作正面价值，但是从鲁迅作品中寻找证据，证明鲁迅热爱自由，与革命反倒貌合神离，所以鲁迅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不仅符合自由主义的标准，甚至比那些一贯被冠以“自由主义者”称号的文人如胡适等人更自由主义。这两种倾向，看似截然相反，其共同之处其实很明显，都是将鲁迅置于自由主义理论的视野中审视，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作为评价鲁迅或是胡鲁比较的唯一标准，只不过对于“自由主义”和鲁迅的理解不同，所以才产生相异的结论。

王彬彬的《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一文，通过对鲁迅翻译日本自由主义作家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过程中心理状态和篇目取舍的研究，考察鲁迅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对这两种倾向都有所纠正。文章在将鹤见祐辅的原著与鲁迅的译著逐一对比中，发现鲁迅对原著文章的取舍中值得注意的几种情况：一类是被鲁迅舍弃的，这一类基本是鲁迅不太喜爱，不合鲁迅口味的;一类是鲁迅虽然不太喜爱，但是由于和原著的核心理念相关，却不得不选择翻译的。在鲁迅舍弃的文章中，有《自由》这样重要的阐释自由主义理念的文章，可见鲁迅对自由主义的冷淡态度，因而他不可能被称为是自由主义者。而另一方面，鲁迅对他舍弃了的那些文章的反对，也是受特定情境制约的，而非绝对的无条件。所以，鲁迅之于自由主义，只是相对冷淡，不感兴趣，他固然谈不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也绝非自由主义的敌人。

对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也有人认为是二人思想观念的不同所致。对于文化名人之间的矛盾纠葛，许多人习惯于从思想观念层面寻找根源，而忽略了文化名人自身即可能具有凡俗的一面。周作人在文化思想层面，固然不妨是个巨人，而在个人生活层面，却不免凡庸。他看似恬淡，实则热衷，表面谦和，内心傲慢，貌若谦谦君子，却极度缺乏自省精神，即使做错了也绝不肯露出丝毫悔意。刘丽华的《亲情、仇恨、不辩解说——再谈“二周”兄弟失和》一文，便是从比较“俗”的层面解释二周的失和。在失和事件发生前，周氏兄弟的关系以及二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已经发生逆转。周作人逐渐从事事依赖大哥的附庸变为独当一面的社会名流，经济收入和社会知名度方面都开始超过鲁迅，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周作人才会因太太的一面之词和大哥翻脸，老死不相往来。在对待此事的策略上，周作人也和后来做汉奸一样，一面故作高深地表示“不辩解”，一面又扭扭捏捏拐弯抹角地不断暗示，为自己开脱。香港赵聪《五四文坛点滴》涉及此事，引用许寿裳的话，“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以为“去事实不远”，却始终不肯明白地为鲁迅“平反”。这些都可以看出这位学界名流的自私和无情。

鲁迅思想的分期，历来也是鲁迅研究的重要问题。传统左翼言说的经典论述认为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之后有一个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思想上意味着鲁迅的进步，在组织上意味着对政党的忠诚。与鲁迅同时的自由主义者一般也都认为鲁迅存在这一“转变”，而在他们看来，“转变”则意味着委身于特定的政治势力，沦为附庸，是自由主义立场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丧失。而在这两种观点之外，也有人认为，在鲁迅的思想中有一种超越于政治立场之外的东西一以贯之，鲁迅的思想有转换，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鲁迅的上海十年，先与创造社，后与“左联”周扬等人之间有许多矛盾，集中体现在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之争中。关于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卫公的《鲁迅与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始末》一文，分析创造社与鲁迅从联合到失败的原因：一是根据对郑伯奇、郭沫若二人不同时期回忆文章的文本分析，以及与郑伯奇一同访问鲁迅的段可情的访问材料，确定最早提出联合鲁迅的应是郑伯奇而非郭沫若，郭沫若不同时期的回忆文章前后矛盾，不够客观;其二，郑伯奇倡议联合鲁迅，成仿吾并不知情，当时他正在日本劝说冯乃超、朱镜我等人回国，另有计划，回国后反对与鲁迅结盟和复活《创造周报》，而另办倾向更左的《文化批判》，这直接导致创造社第一次和鲁迅联合的破产。

叶德浴的《周扬的“避嫌”之作》一文，是有关两个口号之争的。这场论争双方的首脑，正是鲁迅和周扬。叶文根据周扬好友谭林的回忆（《难忘相识在东京》），发现1936年光明书局出版的《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一书，是周扬为了避嫌而借用谭林的笔名（林淙）所编。这本书旨在确立“国防文学”的正统地位，以支持“国防文学”的文章为正面，反对文章作为反面，甚至设立A、B栏以区分正统与异端，将除鲁迅以外的反对者都打入另册（B栏）。周扬所写的“前记”，对鲁迅在虚的方面做了一点空泛的肯定（“提示了一部分颇值得重视的意见”），却在实的方面予以否定（“涉及私人的事件太多”）。而对其他和鲁迅意见一致的反对者（如胡风、冯雪峰），则直接否定。这也正可以看出，鲁迅在“左联”甚至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所处的其实只是“止于尊崇”的位置。

“左联”中的前创造社成员和周扬等人与鲁迅的和解，是组织手段强行干预的结果，而非思想、情感层面的修复和契合。此后由于鲁迅被塑造为“圣人”，对鲁迅的不满自然不可能通过书面的形式公开表达。19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于鲁迅的评价逐渐出现多元化的倾向，一些健在的鲁迅论敌旧事重提，往往说出自己的真心话，揭出被外力掩盖的鲁迅与“左联”之间的矛盾，如夏衍的《懒寻旧梦录》中，就有不少质疑鲁迅的内容。《成仿吾晚年谈鲁迅——一种既往的文化现象或心理现象的回顾》一文，披露了成仿吾晚年私下里提及鲁迅时的评价。除去谩骂性的言论外，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诗的理解，他认为这两句诗说明鲁迅唯我独尊，以救世主自居，而将人民群众当做阿斗，是不要人民，不要民主;二是对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反对统一战线;三是1927—1928年间年创造社第一次试图和鲁迅合作，而成仿吾坚决反对，他认为和鲁迅合作是倒退，导致联合的动议搁浅。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和后来“左联”部分盟员与鲁迅的冲突，一直潜在地发生着影响，只不过受制于时势，隐而不发，一旦外在的政治力量松动，这种不满情绪便宣泄出来，而且压抑得越久，宣泄得也就越激烈。即便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在成仿吾这些人的意识里，仍然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革命的、先进的，鲁迅则是退步的，即便联合鲁迅，也只能拿他来做陪衬，只是在特定情况下策略性地冲淡一下革命队伍的色彩。另一方面，也正如作者阎焕东所分析的，成仿吾的愤怒和火气，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源于1949年以后“反鲁迅”罪名给他带来的苦难，他将自己遭受到的不公全部归因于鲁迅，将对那些打着鲁迅旗号迫害他的势力的不满和愤恨，全部发泄到了鲁迅身上。这种心理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思想界是很普遍的，如“鲁迅是专制主义精神盟友”论、“鲁迅研究之谜”，都是在鲁迅和利用鲁迅的政治力量之间划了等号。

自由主义观点的流行，也促使人们思考“左”倾知识分子在革命大潮中是否仍保持独立性和批判性问题，尤其是他们在革命成功之时（往往也是革命变质之时）的进退出处，也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在鲁迅研究中，牵涉鲁迅和“左联”的关系、鲁迅对苏联的态度以及1949年以后许多人喜爱谈及的“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李春林、高翔的《20世纪30年代：鲁迅、纪德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涉及鲁迅对苏联的态度，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普遍“左”倾问题。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左”倾，多半是基于对于被侮辱与损害的弱者的同情和对自由、个性的向往，这一点上，鲁迅和纪德是有共通之处的。二人的区别在于，纪德到访过苏联，明白看到苏联的专制与不公，在访苏归来后发表直接批判的文字，而鲁迅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去过苏联，信息闭塞，所以对苏联的批评和质疑或者是间接地通过对苏联“同路人”作品的译介，或者是只言片语，只限于朋友之间的谈话和信件。

三

鲁迅曾经说过，“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作为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人，无论生前身后，鲁迅都被大量评述，这既是鲁迅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鲁迅形象塑造、鲁迅传统形成的过程。而鲁迅形象的建构，又被直接纳入政党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建构之中，因而不免随具体历史情境发生变化，鲁迅思想、文学的不同侧面，也因政治需要而遭到增添删减。

鲁迅去世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积极争取对鲁迅的阐释权。抗战初期，左翼文化界在国统区通过举办纪念鲁迅活动，确立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有意识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段从学的《鲁迅在新文学传统中的领导地位之建立——文协与抗战初期的鲁迅纪念活动》一文，研究抗战后文化界抗敌协会在国统区的鲁迅纪念活动。在1940年以前，国共两党官方共同参与了鲁迅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阐释也侧重于抗战救国方面，向国民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靠近。从1940年开始，毛泽东着手构建新民主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并将鲁迅纳入新意识形态的建构之中，对鲁迅的阐释随之发生变化。国民党官方也不再能够容忍鲁迅的公然传播，不断动用政治力量干预、禁止对鲁迅的纪念活动。

鲁迅在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的处境，很大程度上是延安鲁迅传统的延续。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研究、塑造符合中国式马克思主义话语，符合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鲁迅形象。这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鲁迅在政治层面的地位，开启神圣化鲁迅的先河，另一方面，也对丰富的鲁迅思想和文本进行删削、规训。鲁迅的阐释权为官方所垄断，只有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阐释才是被允许的，鲁迅被政治化、工具化，甚至沦为政治的附庸。袁盛勇的《延安时期“鲁迅传统”的形成》，从鲁迅接受史的角度，考察鲁迅在延安时期被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革命家”的鲁迅被强调，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则被弱化。对于鲁迅的阐释，完全被纳入到新意识形态话语的框架之中，鲁迅被塑造为这一意识形态的预言者及其真理性的印证者，并直接运用到具体的政治运动当中。这样的阐释和鼓吹，虽然促进了鲁迅的传播，但是其阐释的方式是以政治为根本的，背离了鲁迅自身。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胜利夺得政权，鲁迅形象的塑造及其在普通人中的传播主要通过教育制度完成。教育制度本是国家政权生产传播知识、制造新人的重要手段，鲁迅及其作品在教科书中的形象、地位的变迁，与国家政权的意识形态建构和对于鲁迅的想象、阐释密切相关。鲁迅作品从1920年代即开始被选入教科书，1949年以后鲁迅作品在教科书中所占篇目之多、地位之重，更是无人能及。可以说，作为一个经典形象的鲁迅塑造，是在教育制度中最终完成的。董奇峰、苗杰的《中学语文教材（1950—1977）中鲁迅作品的选录与解读》一文，梳理了1950—1977年间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的选录、阐释情况。在这三十年中，不同的历史阶段，鲁迅作品的去取和阐释，自然都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配合思想政治人物的痕迹，甚至是赤裸裸的曲解，鲁迅在当时所受到的推崇和新时期以来遭受的质疑，均与此有关。可是作者也认识到，鲁迅作品自身的丰富性，使得它即便在文化专制横行的年代，也充当了不少人思想启蒙的资源，引发人们独立思考。

历来国家政权出于政治需要，要将自身竖立起来的“圣人”及其思想纳入意识形态之中，必然要强化、鼓吹其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合的部分，对于那些不符甚至龃龉的部分，则是尽力加以弥合。这种工作类似于建筑工人粉刷墙面时的“打腻子”，其宗旨在于弥缝裂痕，使历史看起来光滑平整，完美无缺。在鲁迅研究中，这种“打腻子”的工作则是要将鲁迅与新意识形态对接，凸显鲁迅思想中可以为意识形态所用的部分，对其做出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解释。与之相对的则是弱化鲁迅思想中难以规训的部分，排斥官方意识形态以外的阐释。作为鲁迅晚年最重要的弟子，胡风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鲁迅思想的继承者，胡风本人显然也以此自任。胡风及其友人在1949年以后遭到批判，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鲁迅思想的阐释和主流不同，不符合新意识形态下思想同质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政教合一式的大一统之下，竟以鲁迅嫡系传人自居，于官方指定的鲁迅传承之外别立门户，而忽略了历来官方对于“圣人”的态度均是“止于尊崇，不许学样”。李新宇关于鲁迅在不同时期的传播、接受及其与当时思想政治之间的关系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的《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一文，处理的便是胡风案中对于胡风和鲁迅问题的解决方式。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中，最高领袖显然选择了将鲁迅思想中不宜规训的部分判归胡风，予以否定，而将阉割后的鲁迅思想继续高置于庙堂之上，使之一贯正确。李新宇指出，作为革命精神资源的鲁迅思想，其实并不利于新秩序的统治。新政权之所以选择打倒胡风而保留“鲁迅”，很大程度上源于革命者对自身文化资源的留恋，执政党对于革命话语的一致性和道义资源的顾及。这样的做法于鲁迅精神传播的影响，则是尊号虽然保留，其精神内涵却已遭受阉割。

鲁迅在国外的传播，以日本最为兴盛。丸山升的《日本的鲁迅研究》一文，介绍了鲁迅在日本的接受史，日本学者对于鲁迅以及中国研究与其对本国处境思考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对日本鲁迅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竹内好的研究，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之中理解鲁迅，关注到鲁迅思想文学中“不变”的部分。大部分外国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虽是异域，但真正的问题指向却在本土。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也是如此，他是以鲁迅及中国的“近代”方式来反思、批判日本的近代。

吴晓东的《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分析了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鲁迅观。竹内好提出“回心”和“赎罪的文学”的概念，以直觉的方式道出鲁迅文学、思想中具有“原点”意味的东西。伊藤虎丸继承了这一点，将竹内好在《狂人日记》中发现的“回心”称作“第二次文学自觉”，发展出关于鲁迅的“终末论”思想，他认为鲁迅正是由于对罪的意识的获得，才完成了“第二次文学自觉”，“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吴晓东也注意到竹内好和伊藤虎丸鲁迅观的历史语境，即都是借助鲁迅来反思日本的近代化转向，过度强调“回心”，有对鲁迅的曲解之处。

高远东的《“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一文，是对“竹内鲁迅”的反思之作。文章指出，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形象，只是“为了建构其理想的日本现代主体——尤其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主体——而倾注其主观价值、追求解放的对象”，“竹内好的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远离鲁迅的历史性存在为特征，以放弃对鲁迅的‘实体性’理解为代价的”。关于鲁迅文学的发生，竹内好将其“回心”确定在“绍兴会馆”时期，而质疑鲁迅自述的“仙台经验”，关于鲁迅文学的属性，竹内好强调其文学性，即非功利、非政治性。高远东则强调鲁迅文学发生的多原点特征，鲁迅文学个人遭遇和民族历史的“经验的同构性”，因而无法将启蒙者、爱国者等与文学者完全对立，也不必将思想者鲁迅从属于文学者鲁迅。

四

“学者鲁迅”、鲁迅与自由主义及左翼的关系、鲁迅传统的形成，是与近年来学界风气演变关系密切的部分，此外在鲁迅思想、文本细读、翻译以及史料研究等方面论文，本书也均有选录，没有一一提及，并不代表文章不够重要。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1．本文选收录鲁迅研究论文以2000—2010年为主，以后也收录了2010年数篇，题中“十年”，只是概数，并非确指。

2．文选分上、下册，共五辑，据论文内容大致分类。

3．所选论文，一律保持原貌，以原文发表期刊为据，不做改动。

4．作为选本，限于篇幅及编者的眼界识见，本书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挂一漏十，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