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家世背景
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珅府第赐居，则吾愿足矣！
——永璘
乾隆皇帝弘历
爱新觉罗·奕劻是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的孙子。因此，奕劻的家世背景最早可以溯源自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名弘历，是雍正皇帝第四子。雍正皇帝即位后，汲取乃父康熙皇帝立储的教训，实行秘密建储之法，选定弘历。同时，又从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妙选天下英贤”如朱轼、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蔡世远、鄂尔泰、蒋廷锡等满汉名臣硕儒对弘历进行讲读与辅导。
这样，从少年时期开始，弘历便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以及其他传统文化的教育。几年中，“熟读《诗》、《书》、四子”，“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
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雍正皇帝封弘历为和硕宝亲王，并令他参加了对西北准噶尔用兵和此后进行的平定贵州苗疆叛乱等重大军事活动。应该说，到雍正皇帝去世时，弘历本人已经具备了作为一个君主所必不可少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治国理政的能力。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皇帝在圆明园患急症突然去世。
这一事件虽然出人意外，然而，由于雍正皇帝生前对继嗣问题预有布置，因而，他死后最高权力的过渡进行得十分顺利。受雍正皇帝之托，大臣张廷玉、鄂尔泰和其他几位宗室皇亲本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立即着手拥立嗣君。首先是张廷玉提议取出当年雍正皇帝的建储密旨，当着众大臣的面在灯下宣读，公开确定了弘历的嗣皇帝身份。随即，弘历根据雍正皇帝于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对后事预作的安排，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为辅政大臣。而后，准噶尔、苗疆军务和其他军政重大事务都及时地得到了妥善处理，治丧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八月二十七日（10月12日），雍正皇帝遗诏被颁发于全国，九月初三日（10月18日），弘历继位于紫禁城内的太和殿并向全国颁布登极诏书，大赦天下，改明年（1736年）为乾隆元年，颁乾隆新历，铸乾隆通宝。九月十九日（11月3日），九月二十七日（11月11日）服满，弘历移居养心殿。至此，弘历在全国的最高统治地位初步确立下来。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将清王朝托上了繁花似锦的盛世时代。其间的文治武功，为大家所熟悉，这里不再述及。在此仅对与奕劻家族、家世有关的建储、传位等事略作一些说明。
清朝前期，雍正皇帝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对于加强皇权、安定政局、巩固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乾隆皇帝即位之初，由于受传统建储观念的影响以及缺乏政治经验，他对乃父的秘密建储制度的认识远远不足。在他看来，秘密建储不过是一种“酌权剂经之道，非谓后世子孙皆当奉此以为法则也”。对于储君人选标准，他也拘泥于中国传统的立嫡立长之旧规，对顺、康、雍三帝和他自己皆不是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深表遗憾，并为此而暗下决心，“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因而，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乾隆皇帝即首次秘密建储，他将富察氏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琏内定为储君。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永琏病殁之后，他又想将皇后所生之皇七子永琮内定为储君。然而，就在他迷恋于中国传统宗法制度那一套立嫡立长的时候，乾隆十二年（1747年）底和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他心目中的建储对象永琮和富察氏皇后又先后死去。至此，乾隆皇帝建储立嫡的愿望完全落空。而在此时，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对皇后之死不但“并无哀慕之忱”，甚至还有幸灾乐祸之意。这让乾隆皇帝十分恼火，当即严加训斥，并对他们觊觎储位的非分之想予以严厉警告：“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若敢于朕前微露端倪，朕必照今日之旨，显揭其不孝之罪，即行正法。”经过这一事件的打击，乾隆皇帝汲取教训，才认识到，“建储一事，亦如封建井田，固不可行之近世也”。
为了防止争储夺嫡的悲剧重演，乾隆皇帝加强了对诸皇子的管理。主要举措有：
1．加强对诸皇子的教育。
据在当时入值军机处的著名文人赵翼记载，每日五更，皇子们便按照规定进入书房读书作诗文，“每日皆有程课”。此后，“又有满洲师傅教习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对于学业不佳、骑射不优或不经奏闻擅自行动的皇子，则立即予以斥责和惩罚。对于“平日怠惰，不能尽心课读”的师傅，更是或罚俸，或革职。
2．对皇子们的待遇严加限制。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一月以前，除皇四子永珹、皇六子永瑢因分别出继履亲王允构和慎郡王允禧而得赐爵位外，其他全部皇子一概没有任何爵位，而且，对于封有爵位的那两个皇子也严格限制其器用服饰，规定“一应服用，仍应照皇子之例”。对皇子限制之严、待遇之低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朝君主。
3．在没有物色到合适的储君人选以前暂不秘密建储。这样，经过乾隆初年建储过程中的一系列波折，乾隆皇帝才回到雍正皇帝的原来立场上。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对于年已六十三岁的老皇帝来说，建储一事刻不容缓。经过反复考虑，乾隆皇帝再次秘密建储。由于乾隆皇帝在位已近四十年，各种政治经验已相当丰富，因而，这次建储，做得特别秘密。建储之前，并未就建储时机和储君人选与任何人商量，书写建储密旨并将之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也没有召集诸王、文武大臣宣示。只是在这一切办妥之后，才将此事谕知军机大臣。建储之后，乾隆皇帝一方面利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对储君的品质和才能进行长期考察，一方面又恩威兼施，进一步加强对其他皇子的控制。尤其是对诸子与外廷官员来往继续严加禁止，一旦发觉，涉及人员严惩不贷。
为防止传统建储观念破坏自己的建储大计，乾隆皇帝还利用一切机会对传统建储理论及其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乾隆皇帝曾言：“秦汉预立太子，其后争夺废立，祸乱相寻，不可枚举。”所以如此，在于“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所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献媚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至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对于立嫡立长的传统建储原则，他也不遗余力地加以批驳。“至于立嫡立长之说，尤非确论”；“纣以嫡立而丧商，若立微子之庶，商未必亡也。”因而，他断言：“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
为使广大臣民尤其是诸皇子汲取历史教训，防止骨肉之争，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乾隆皇帝特命诸皇子、军机大臣、尚书房总师傅等将历代册立太子事迹可供鉴戒者，编成《古今储贰金鉴》一书。此外，为了让广大臣民了解秘密建储制度的意义，他还从其动机和效果两个方面多次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对于推行这一制度的动机，他认为，“盖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对子秘密建储的效果，他则以康熙皇帝临终时“一言而定大计”，以致雍正皇帝即位后“内外帖然”；以及自己借建储密旨即位后“人情亦甚辑宁”为例，指出，“此即不建储之益，固天下臣民所共见共闻者也”。据此，他认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为了防止后世子孙废弃这一重要制度，乾隆后期，乾隆皇帝多次宣称，秘密建储是本朝重要“家法”，并要求“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他还断言，如果后世子孙放弃这一制度，恢复古制，必至“酿成大祸”。由于乾隆皇帝的反复阐述，秘密建储制度普遍地为统治集团中的各阶层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尽管其子息甚多，而且其中不少人都觊觎储位，但是一直到其在位之末年，始终没有发生像康、雍之际皇位交替之时皇室内部骨肉相残的情况，乾隆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也一直极为稳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值乾隆皇帝八十五岁高龄之际，他举行了传位大典，传位给嘉庆皇帝，自己过起了太上皇生活。
事实表明，由于乾隆皇帝对建储问题的重视，以及对诸皇子的严格约束，他在位期间，虽然诸皇子对皇位有觊觎之心，但并不敢公然争夺，嘉庆皇帝继位属于和平过渡。在嘉庆皇帝诸兄弟中，更由于永璘的低调与谨慎，还曾演出下列一段精彩的故事。
庆僖亲王永璘
永璘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嘉庆皇帝的同母弟。他生性淡泊，对皇位争夺没有兴趣。
据史料记载，和珅是乾隆末年最大的暴发户，他的房屋财产及珍宝珠玩早已引起乾隆皇帝诸子的垂涎。
永璘曾直言不讳地向诸兄长们袒露心迹，他表示自己无意于角逐嗣皇帝宝座，最高理想就是获得和珅的府第：“使皇帝多如雨落，亦不能滴吾顶上，惟求诸兄见怜，将和珅府第赐居，则吾愿足矣！”此语虽含玩世不恭的口吻，倒也是永璘真情的流露。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果然，嘉庆帝亲政后，处理的第一件实政就是制裁和珅，并将和珅府第“赐永璘”。
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要从和珅说起。
和珅相貌出众，才思敏捷，又会察言观色，善于揣摸乾隆皇帝的心思，更有一口伶牙俐齿，善于插科打诨，能够在君臣关系严肃有余的情况下，让乾隆皇帝感到放松。凭借这几样法宝，和珅很快就成为乾隆皇帝晚年身边须臾不可缺少的弄臣。
和珅虽身为大臣，却终日在乾隆皇帝身边奔走扶掖，在重大典礼及接见外国使臣的场合，亦无所不至地照料着乾隆皇帝的生活琐事。对此，早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朝鲜使臣便颇有微词，称：“彼朝上下全没仪节……惟和珅、福长安辈数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可见习俗之本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朝鲜使臣又有如下记载：“皇帝如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纪纲可知。”除了照料乾隆皇帝的日常生活外，和珅还以善谑调剂森严肃穆的宫廷气氛。礼亲王昭梿曾言：“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相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据说当时王公贵族有傅粉涂脂者，和珅所谓女儿兵即讥讽此种情状。正因为和珅善于捕捉笑料，幽默风趣，故深得乾隆皇帝的欢心，主眷日隆。
不过，和珅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主要的因素还是由于他的聪慧过人。
与不学无术的一些满洲贵戚相比，和珅能背诵《论语》、《孟子》等传统典籍，也颇谙熟时事政治；而与汉族大臣相比，他既通晓满汉文字，又能粗通蒙古、西番文字。因此，遇有重大军政决策，和珅均能“承训书谕”，着实让乾隆帝感到惬意。
正因为如此，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珅晋封三等忠襄伯，为图形紫光阁的二十名功臣之一，并且有御制赞诗曰：“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事，惟明且断。”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平定，和珅又作为十五名功臣之一而图形紫光阁。乾隆皇帝再一次褒赞他“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意，勤劳书旨，允称能事”。乾隆皇帝在赞诗中加注曰：“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汉、清文，此外颁谕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对于军国大事，乾隆皇帝乾纲独断，并不需要臣工有治国安邦那样的雄才大略。相反，小有才智，善解人意，能够无差错地“承旨书谕”，才是这位专制皇帝需要的人臣。和珅恰恰符合这一条件，这是他能获得乾隆皇帝长期宠信不衰的根本所在。
据史料记载，和珅的机敏，亦为朝廷上下所公认。当时便有传说，说和珅过目不忘，办事效率高。就连嘉庆帝后来处置和珅时，亦不得不在御批中承认其“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
和珅以一微不足道的御前侍卫，靠服侍乾隆皇帝和能机敏承旨而发迹，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暴发户。
乾隆皇帝耄耋之年，精力不济，和珅乘机揽权用事，除了继续掌管吏部、刑部、户部及户部三库、崇文门监督等实权部门外，更进而把持军机处，并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时，另以副封关会军机处。
清代是君主专制独裁发展到顶峰的时代。其表现之一，即是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创立的密折陈奏制度与军机处机构。军机处是皇帝行使权力的中枢机构，军机大臣都是皇帝精心挑选的忠诚可靠者，他们秉承皇帝的旨意承办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军机大臣不准与部院大臣及督抚、将军交往。密折陈奏制度是皇帝和大臣单线书面联系的渠道。大臣及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以及个别经过特许的道府、知县等中下级官吏均可将所见所闻写成密折，盛以特制的木匣直达御前，由皇帝亲自开拆批示。皇帝的朱批也同样照此下传。各级官员之间绝对不许私下互通奏折及朱批的内容。这个制度能使下情上达，便于皇帝迅速地了解各地情况，成为清代皇帝直接控制操纵地方官员的情报网。各级官员们亦因此而如履薄冰、小心谨慎，彼此戒备防范，有所顾忌。但是，和珅控制了军机处后，不经请示乾隆皇帝就任意撤换军机处记名人员，以印文形式命令各省：将直呈御览的密折另抄一份，投送军机处。所谓“副封关会军机处”，实际上就是先交和珅过目。据朝鲜使臣的冷眼观察，认为和珅即便如此跋扈张狂，也未必有心僭越乾隆皇帝，只不过是借此“预知所奏事件，作为应对便捷，而以显其能。故督抚等先将奏稿私书质问，便成已例”。和珅的这种做法，客观上造成并助长了内外大臣“通同扶饰”的弊病，破坏了康、雍二帝苦心创建的密折陈奏制度，更架空了颟顸老迈的乾隆皇帝。这深为嘉庆皇帝所忌恨。
另外，和珅还利用审查贡品的权力，明目张胆地大肆侵吞内外大臣的贡品。纳贡本是皇帝的特权，和珅竟敢公然将贡品据为己有，“四方进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据说，“孙文靖士毅归自越南，待漏宫门外，与珅相直。珅问曰：‘公所持何物？’文靖曰：‘一鼻烟壶耳。’索视之，则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者也。珅赞不绝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闻，少选即当呈进，奈何！’珅微哂曰：‘相戏耳，公何见小如是。’阅数日，复相遇直庐，和语文靖：‘昨亦得一珠壶，不知视公所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前日物也。文靖方谓上赐，徐察之，并无其事。乃知珅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径携之以出，不复关白也。其权势之恣横如此。”这一记载虽系传闻，但事出有因，和珅随便截留进献皇帝的贡品却极可能是历史的真实。
副封关会军机处及截留贡品，均为嘉庆皇帝所不能容忍，他深知长此以往，皇帝就有大权旁落之虞，无奈碍于太上皇春秋已高，宫中又少不了这位宠臣而不便动手。因此，一俟太上皇龙驭上宾，嘉庆皇帝独踞金銮宝座，便立即果断处置了和珅。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即乾隆皇帝崩逝的当日，嘉庆帝不露声色，任命和珅参与总理乾隆皇帝葬仪，先稳住和珅，然后在暗地里加强自己的阵容：加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下诏急调自己老师朱珪火速赴京；授意给事中广兴弹劾和珅。嘉庆皇帝处置和珅是与他收揽权力同步进行的。初五日（9日），针对和珅破坏军机处和密折陈奏制度，嘉庆皇帝重申：“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强调封章密奏，无异于宣布废除副封呈送和珅的旧规。至初八日（12日），嘉庆皇帝便急不可待地对和珅下了狠手。他召集群臣宣读乾隆皇帝遗诏，随后立即当众命令两位皇兄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出马，由勇士阿兰保仗剑随行，前往捕拿和珅及依附于和珅的福长安，将他们革职下狱，查抄家产。随后，嘉庆皇帝又下旨令永璇总理吏部，永理总理户部及三库，绵恩任步军统领，凡以前和珅所把持的枢要部门，皆被嘉庆皇帝的兄弟子侄或心腹亲信所接管。
十一日（15日），嘉庆皇帝向内阁正式宣布和珅罪状。
十八日（22日），清廷宣布：鉴于和珅曾为首辅大臣，为国体起见加恩宽大，特赐令自尽。福长安则被押往和珅内室，跪视和珅自尽，因福长安过去常为乾隆皇帝沏茶倒水，特派遣他到裕陵充任供茶拜唐阿。和珅的弟弟和琳因早已在川楚军前病逝，他曾缘军功配享太庙，设立专祠，至此时也被明令撤出太庙、拆毁专祠。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因系固伦额驸，看在他妻子十公主的面子上仍保留伯爵封号，令其在家闲住。
嘉庆皇帝处置贪官和珅，在政治上维护了皇权，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经济上更是收益丰饶。和珅案后，嘉庆皇帝果真满足了当初不争皇位争府第的弟弟永璘的愿望，将和珅府第的一半分给了他，另一半分给了妹妹十公主，而和珅的园林则分给兄长成亲王永理。永璘住进和珅府第之初，这所和珅故宅称惠郡王府，后随着永璘的封号由惠郡王改为庆郡王，这座王府亦改称庆郡王府。
可以说，永璘在嘉庆初年得到的实惠无人能及。嘉庆皇帝之所以恩宠永璘，一奶同胞固然是重要原因，而永璘的“不争”和“听话”更是重要因素。当初，雍正皇帝和十四阿哥允禵也是一母所生，却兄弟猜忌，终生不睦，究其原因，就在于十四阿哥允禵的“争”和“不听话”。
和珅家私庞大。据同、光年间的大臣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述，嘉庆四年正月十七日（1799年2月21日），嘉庆皇帝发布上谕，宣布查抄结果：“前令十一王爷、盛住、庆桂等查抄和珅家产，呈送清单，朕已阅看，共一百零九号，内有八十三号尚未估价，将原单交八王爷、绵二爷、刘中堂、盛住，会同户、工二部，悉心公同估价，另单具奏。已估者二十六号，合算共计银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万五千一百六十两，着存户部外库，以备川、陕、楚、豫抚恤归农之需。”仅数天功夫，查抄财产的四分之一就达2.2亿两银之巨，相当于同时期大清国国库五年收入之和。
和珅死后，他的财产又陆续被清出许多。这个清朝第一大贪官，由于贪欲无度，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首级，而且死后所贪资产也全部充公，徒给后人留下一段笑料。
不料，多年以后，在贪官和珅的这所府邸，又产生了另一位能与和珅的腐败并驾齐驱的大贪官奕劻。这个在清末数年握有政府大权而又缺乏监督的腐败高官，直将清王朝这艘破船引向覆亡之地而使之触礁沉没。
庆郡王绵慜
历史上，有过庆亲王王爵的仅有三位。
第一位庆僖亲王永璘，前文已经述及。他是乾隆皇帝最小的儿子，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封贝勒。永璘与嘉庆皇帝同为孝仪纯皇后所生，兄弟两人感情深厚。所以，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皇帝去世，嘉庆皇帝亲政后，便恩封永璘为庆郡王，之后又将和珅府宅的大部及和珅名下的最大当铺“庆余当”一并赏给了永璘，另外和珅在热河的一处豪宅也成了永璘的产业。
关于庆郡王永璘，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资料太少，无法还原、丰满和呈现这个历史人物的全貌。从《清史稿》的记载来看，只知道他是庆亲王奕劻的祖父。另外，他还是一个不太懂官场规则、不热衷权力角逐的亲贵王爷。有下列两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他“以祝颖贵太妃七十寿未奏明，命退出乾清门，留内廷行走”。
第二件事，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正月，乾清宫筵宴，其子辅国公绵慜“就席迟，奕绍推令入座，拂堕食碗”，这本是一件可以忽略过去的小事情，但永璘还是将此事告诉了内奏事太监。不料，这倒犯了诸王不得交接宫内太监的规矩，让嘉庆皇帝感到不悦。嘉庆皇帝为此下旨罚永璘俸并警告：“诸王奏事不得径交内奏事太监。”
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出，永璘本人确实对官场上的事情没有兴趣，也不太懂得官场的规矩，他为人虽然小心谨慎，却不料还是处处触动忌讳。他不因自己儿子犯错而留情，反而因自己不懂规矩更触动了皇帝的忌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他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惶恐中度日如年了。
至于庆郡王绵慜，历史上留下的资料就更少了。只知道他如乃父永璘一样，处事小心谨慎，唯恐引来不测大祸。《清史稿》中说：
子绵慜，袭郡王。绵慜奏府中有毗卢帽门口四座、太平缸五十四件、铜路镫三十六对。上谕曰：“庆亲王府第本为和珅旧宅，凡此违制之物，皆和珅私置。嗣后王、贝勒、贝子当依《会典》，服物宁失之不及，不可僭逾，庶几永保令名。”府置谙达二，亦命裁汰。道光三年正月，赐绵慜三眼孔雀翎，管雍和宫、中正殿。十六年十月，薨，赐银四千治丧，谥曰良。上命再袭郡王一次。
由上述史料可以看到，庆郡王绵慜处处小心，唯恐得咎。由绵慜死后道光皇帝给他的谥号“良”以及命该支再袭郡王一次的恩典来看，绵慜在世时的表现应该不错，因而才会得到道光皇帝这样的嘉奖。
袭爵风波
庆郡王绵慜死后，永璘一支出现了家族继承危机。
从历史资料来看，庆郡王绵慜去世前应没有留下自己亲生的子嗣。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绵慜离世。道光皇帝赐银四千两为他治丧，同时以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彩过继给绵慜为后，让绵慜这一支再袭郡王一次。由此可见，嘉庆、道光两代君王对永璘、绵慜这两代庆王还是相当满意的。这很可能与这两代庆王远离高层权力纷争、小心谨慎的作风有关。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了前代的基础，按理说庆王后代应该顺达才是，但事实却正好相反。嗣者奕彩是一个纨袴膏粱之人，他完全没有先辈那样的忧患意识与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月，道光皇帝念及两代庆王的风范，特意任命奕彩在御前行走，这是有意重用他的前奏。不料，这个第三代庆王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奕彩以服中纳妾，下宗人府议处。奕彩行赇请免……事发，奕彩夺爵”。这就是说，奕彩违反了大清律例中不得在国丧期举办婚庆之事的规定。尽管奕彩认为自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但金屋藏娇，服中纳妾不是一件小事，不满与觊觎他王位的大有人在，在事发交宗人府议处后，他还敢于行贿，企图过关。奕彩在太后大丧期间纳妾的举动，惹恼了道光皇帝，一道谕旨，“奕彩夺爵”。奕彩终于因为不检点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被撵出了庆王府。
事情到此还远不算完。
在奕彩被逮下交宗人府议处之日，有人欢喜有人愁。
叔伯侄子奕彩被夺爵的消息，引起永璘第六子绵性的贪念，他掐指细算，有了舍我其谁的冲动。
于是，绵性也蠢蠢欲动，上下奔走，“亦行赇觊袭王爵”，就是找路子往宗人府送钱。不料，有人将绵性所为密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由奕彩太后大丧期间纳妾而起的无名火尚未消散，如今又闻绵性贿赂宗人府败坏朝廷风气，勃然大怒，斥之“赇觊王爵”，接着下谕：“遣戍盛京。”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绵性不但没有能袭得庆王王爵，反而被发配到盛京（今沈阳），亦落得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下场。
不久，道光皇帝下旨，“以永璘第五子不入八分镇国公绵悌奉永璘祀。旋又坐事，降镇国将军”。本该袭爵的绵性花钱买祸，自毁前程，这让庶出的永璘第五子绵悌捡了个便宜。不过，绵悌没袭上贝勒爵，连降三级，只承袭了个辅国将军的爵位。但是爵位虽降却没下令迁居，因为按定制，一降至辅国将军就得搬出王府另觅住处了。
绵悌奉嗣永璘后，很快又因犯法而被降为镇国将军。在郁郁寡欢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卒。
事情往往出于偶然。
就在庆僖亲王永璘嫡支后代屡因犯罪被夺爵以后，道光皇帝特命永璘第六子绵性之子奕劻为永璘的继承者，奉祀永璘。道光三十年（1850年），袭辅国将军。一夜之间，原本袭爵无望的奕劻反倒成为了这个家族丑闻事件中的幸运儿。奕劻本为永璘第六子、袭爵不入八分辅国公的绵性的长子，按理他可能承袭的最高爵位只能是镇国将军了。不料，造化弄人。原祀永璘的绵悌（奕劻的五伯父）辞世后，诏命奕劻为嗣子续奉永璘之祀。这对奕劻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从此，奕劻一反前辈几代命运多舛的坎坷人生，从他开始，官阶爵位历年有加，顺风顺水，庆王府以此显贵，逐渐走上了巅峰。
- 《乐善堂全集定本·稽古斋文钞序》。
- 《乐善堂全集定本·朱轼序》。
- 《清高宗实录》卷22，乾隆元年七月甲午。
- 《清高宗实录》卷305，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
- 《清高宗实录》卷317，乾隆十三年六月甲戌。
- 《清高宗实录》卷450，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壬子。
- 赵翼：《檐曝杂记》卷1，皇子读书。
- 《清高宗实录》卷481，乾隆二十年正月庚子。
- 《清高宗实录》卷921，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庚戌。
- 《清高宗实录》卷1189，乾隆四十八年九月戊午。
- 《清高宗实录》卷1066，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
- 《清高宗实录》卷1067，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 《清高宗实录》卷1189，乾隆四十八年九月戊午。
- 《清高宗实录》卷1066，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乙未。
- 《清高宗实录》卷1067，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未。
- 昭梿：《啸亭杂录》（续录）卷5，庆僖王。
-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96页。
-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762页。
-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40页。
- 昭梿：《啸亭杂录》卷9，和相善谑。
- 鄂尔泰纂：《八旗通志》二，卷首六，天章。
- 梁章钜：《浪迹丛谈》第6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
-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19页。
-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纪和珅遗事》。
- 《清仁宗实录》卷37，嘉庆四年正月甲子。
-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3，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
-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96页。
-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96—9097页。
-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97页。
-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90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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