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越洋电话

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生蹭蹬，一事无成。

——莎士比亚

对于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来说，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最后两年显得异常艰难。

从2007年年末开始，石油价格攀升，钢铁涨势生猛，银行信贷紧缩，经济形势低迷，消费信心受挫，汽车销量骤减，亏损传闻层出不穷，罢工此起彼伏……衰败的气息扑面而来，汽车业风光不再，形势一落千丈。

经济危机大爆发的2008年，正值通用汽车百岁诞辰；距离亨利·福特生产出第一辆T型车，也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光景。

然而，底特律却无心庆祝。这一年，通用汽车从全球第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上跌落，福特公司还在为工会问题苦恼，克莱斯勒公司推出不久的新产品因油耗过大而无人问津。

预想的欢庆之年，竟成衰败转折点，惨淡之极。

彼时，“汽车城”底特律阴云重重，到处充斥着垂死挣扎的失意与无奈。昔日繁忙的工厂死气沉沉，流水线时常处于停工状态，工人们无所事事，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街道上，人人愁容满面，流浪汉丢弃的酒瓶随处可见，失业人数不断飙升，原本糟糕的社会治安更加混乱不堪；打折促销已经勾不起人们的任何兴致，有人准备逃离，房屋与汽车被弃之不顾。

唯一仅存的体面是“三巨头”（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总部大楼，尽管玻璃幕墙仍旧流光溢彩，但不景气的氛围却难以遮掩：为支付租金，一些汽车制造厂被列入改造名单，按照计划，它们将被分批改建成农场。而一个世纪前，情形恰恰相反。

繁华与落寞，相生相伴。期间兴衰转换，有如天堂地狱之别。

时光倒溯，在通用和福特大受欢迎的20世纪50年代，从废墟上建起的德国大众开始生产平民汽车，“甲壳虫”由此大卖，并像蝗虫般登陆美国；日本，丰田刚刚研发出第一款“皇冠”，便急不可耐地推向美国市场。

美国人当时正陶醉于汽车帝国的辉煌中，志得意满。因此当1957年8月，爬上美国口岸的两辆丰田车，由于马力不足最终没能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时，美国媒体多以此为笑谈，未察觉其中包含的巨大野心。

岁月无声，流年暗转。2008年，丰田取代通用，登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丰田时代”如日中天，美国梦瞬间黯淡，亨利·福特的子孙们颜面无光。世界在迎来送往中变换模样，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2009年6月1日晚8点，通用汽车正式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百年老店”轰然坍塌。

整个初夏，底特律河畔哀鸿遍野，景象颓然。几千公里外的洛杉矶，一位头发竖立、精神矍铄的中国人，正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

这年，他52岁，已过“知天命”之年，却仍旧不甘落寞，把留了几十年的“大背头”剪掉，换成“板寸”，威严依旧，但气质迥然，看起来似乎年轻不少。经过多年磨炼，他变得越发成熟老到，不但遇事从容冷静，而且头脑理智、思维敏捷。尽管早已不是容易激动的年纪，但汽车界的这场大变局，还是激起了他内心无限的涟漪。

虽远隔千里，但他心有戚戚，注定难以置身事外。实际上，他本人也曾是中国汽车界呼风唤雨的一位人物。但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数年来，他只能客居异国，冷眼旁观。如今，汽车界风云渐起，局势大变，似乎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抑或拨动了他不甘寂寞的心弦。

而此时，早年布下的棋局已然成形，他似乎要有所行动了……

2009年6月23日，星期二，北京阳光明媚。

东城区兴化东里的一幢写字楼上，《经济观察报》编辑部气氛紧张。这是一份已经成立八年的经济类周报，以观察家自居，颇受市场欢迎。

在这家机构供职的编辑、记者多是三十上下的年轻人，富有理想，朝气蓬勃。此时，他们个个奔忙不停，找选题、做采访、写稿子，都在为新一期报纸忙碌。事实上，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这段时间简直是难得的好日子：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新闻层出不穷，大多数时候，根本用不着像以往那样辛苦，新闻便会自动找上门来，而且往往颇具爆炸效果。

这天下午3点，一部电话机突然响起来。

号码显示电话来自美国洛杉矶，此时那里已是子夜。出于职业敏感，一位记者麻利地拿起话筒，电话另一端的声音略带苍老，自称“仰融”，这令这位记者兴奋不已，甚至整个办公室都在一瞬间气氛凝重。要知道，这个名字以其背后巨大的谜局，总能激起新闻工作者的好奇心与探究欲。多年来，此人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诡秘，极少在媒体露面。如今，居然主动现身，定然大有玄机。

报社自然不肯放过这个独家消息，另外两名记者也加入进来。采访从午后开始，一直进行到太阳西沉，历时三个多小时。

期间，仰融始终保持专注，对于敏感话题，“既急迫，又宽容”，仿佛有无尽的话要说，可话到嘴边，总是欲言又止，给听者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他谈到七年前的出走，但语焉不详，最多的一句话是“水落石不出，对事不对人”，这十个字，重复了七八遍；他还向记者详细描述了自己的“造车计划”：中国和美国同时展开，先期整车制造总产能400万辆，发动机600万台。记者说这是“复活”，他赶紧纠正——“重出江湖”，好大喜功的本性展露无疑。他多年前的出走，或许与此性格不无关系。而今，他已年过五十，深感时不我待，决心要“快马加鞭，把失去的时间给抢回来”。

此时，世界汽车业乱象丛生，美国三巨头一死二伤，欧洲车阵脚大乱，日本车频频召回，唯独中国市场需求旺盛，选在此时出山，可谓得“天时”。

几天后，《经济观察报》推出重磅新闻：《仰融越洋来电：我想回来》。一时间，中国汽车界为之沸腾。有人拍手叫好，有人猜测质疑，还有人称之为“骗子”、“疯子”，把他的“千亿造车”计划看做天方夜谭，在茶余饭后拿来调侃。

中国的事情一向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是极左，便是偏右，极少出现理性判断；所谓中庸，也不过是左右摇摆。仰融历来被争议颇多，此时境遇当属意料之中，加之看惯春秋，他已将名誉置之度外。如今，国内汽车界对其褒贬不一，恰恰说明他虽已过气，但未被遗忘，甚至“买账者”众多。只待时机成熟，招手一挥，仍旧应者景从。

许多时候，媒体的参与常常令事件发展超乎预料。

不久后，《经济观察报》的这篇独家报道被大小媒体纷纷转载，几个门户网站以此制作专题，一些编辑甚至添加个人附会与想象，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很快，围绕“仰融造车”，喧闹从汽车界迅速扩展至社会上下。一时间，“仰融”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从阡陌到市井，从乡间到都市，几乎所有人都满怀好奇，想对他一探究竟。

整个夏天，这位逃避国外的“通缉犯”引起巨大轰动，风光热闹不输当年。对此，如果要作一解释，唯一的原因便是，此人身后谜团巨大：众说纷纭的身世，离奇上市、让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意外出局、鲜为人知的异国岁月，以及扑朔迷离的“二次造车”。

毋庸置疑，神秘离奇的经历总能加重世人的好奇心。仰融素以狂人面世，历来行踪诡秘，令人难以捉摸。如今，竟以戴罪之身在美国抛出造车计划，想要“回国造车”，出手之大方、气魄之慷慨、声势之浩大，前所未见，无一不令人称奇。

然而，仰融此时虽身价不菲，但以一己之力，恐难支撑如此庞大计划；再者，回国造车只是一厢情愿，地方政府能否容许“罪人”回归，态度含糊不清，事件疑窦丛生。然而，仰融已无退路，如何收场，成为最大谜局。

有时候，人们终其一生，实际上是在做同一件事情。仰融身上，有太多谜团未被解开，太多行为不被理解。他的人生，似乎总是与谜有关。

假如记忆足够深刻，历史就不会被遗忘。

把时间拉回十年前的沈阳冬天。“中华”牌轿车下线仪式上，仰融难以抑制心中喜悦，高举“中华第一车”书法，向每一位到场者展示，且出语豪迈：“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和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充满戏谑意味的是，他没能看到那天，甚至尚未把“中华”车投放市场，就不得不离开。

2002年春末的一天，仰融从上海飞往山西，到五台山登顶拜佛，询问前程；千里之外的沈阳，密谋筹划之后，早已布下“重重杀阵”，只待他自投罗网。5月，仰融风闻剧变，携妻仓皇出逃，远避美国洛杉矶。随后，辽宁检察院对其发布通缉令，华晨“董事长”、“董事局主席”职务被撤，遭此巨变，仰融顿成孤家寡人。

由此之后，华晨残局，零落数年。

四年后的2006年，中国汽车市场风生水起，外资、合资、自主品牌杀伐不断，而最早扛起“自主汽车品牌”大旗的华晨则不见起色，反而步步沉沦，距离世纪初的那个宏伟愿景，越走越远。

猛回头已是百年身。如今，仰融的声音漂洋过海，穿越时空，将时间拉回那段或风光、或无奈的岁月。因之，其人其事，情景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