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文学美梦（1928—1947年）

1928年（出生）

高晓声出生。

高氏乡梓、祖先、父母。

25000年前，董墅尚是一片汪洋大海。浩荡长江日夜夹带泥沙东流入海，不断沉积，遂成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董墅土地肥沃，河道纵横，盛产稻麦，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1928年7月8日（农历五月廿一）晨，大雨。高晓声诞生于后董墅村。

高晓声出生时，董墅隶属江苏省武进县丰东乡。几经变动，1991年12月，董墅隶属武进县郑陆镇。

郑陆，原名郑陆桥，宋咸淳年间《毗陵志》晋陵县图标有郑陆桥等村名。其时，境内分属永丰东乡、永丰西乡、安丰北乡、大宁乡。清代分属丰东乡、丰西乡、丰北乡、大宁乡。民国时期，拆大乡为小乡、镇。1949年4月后，几经分合，至1999年11月，焦溪镇与三河口镇合并为焦溪镇，郑陆镇与东青镇合并为郑陆镇。2007年，郑陆镇与焦溪镇合并为郑陆镇，总面积88.93平方千米。2015年5月，郑陆镇划归常州市天宁区管辖。

迄今，境内先后发现的马家浜文化遗址梧岗村乌墩、崧泽文化遗址新丰村张家湾乌墩、良渚文化古城古国的典范三皇庙村寺墩，是距今4500—8000年前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出土大量文物。舜山南麓卧龙伏虎墩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4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虞舜巡狩江南，途经常州，于郑陆东侧的焦溪居住了6年。他率先民盖房挖井，拓荒造田，种植桑麻，开掘河道，留下“德为先，重教化”的舜文化精髓。《史记》有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史前无文字记载，但在焦溪周围，舜山、舜河、舜井、舜田、舜庙、舜桥等遗迹星罗棋布，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不可胜数，万古流芳。

1500年之后，春秋第一贤人、常州的人文始祖季札又相中这块风水宝地，耕读17年，终老于斯。季札是吴国贵族，曾三次让国，封于延陵。延陵，常州最早见诸历史文字记载的古地名。季札挂剑徐君墓的故事，在常州家喻户晓。其为人也，义薄云天，仁冠东南。

公元前242年，楚国宰相春申君黄歇由淮北改封吴地，开浚申浦河，置田上下屯，筑城建仓于舜山与申浦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郡县，返回时经延陵，登焦山主峰东望，留下秦望山等古迹。

常州自古山威水灵，名人迭出：唐代有魏璞，宋代有顾克明、翟梦龙、顾孺履、顾孺俊，元代有谢绍芳，在皇觉寺教过小沙弥朱元璋的焦丙，明代有吴訚、吴椿、谢时化，清代有奚寅、李兆洛、姚祖泰……

古街镇、古石桥、古民居、古牌坊、古戏楼、古墓、古道、古树、古碑遍及全境，故事多，传说多。

郑陆桥，本是北塘河边的一片荒地，人烟稀少。名为郑陆桥，原也无桥。明初，南来北往全靠渡船，渡头名“辋义渡”。当时在今上村高家头后刘家带前有一小街，是唯一的商业、农副产品交易地。

倭寇沿海扰民，波及内河，故两岸不敢住人。后戚继光平倭，始得安宁，交通便利，逐渐有人定居，设摊开店，终成商业、农副业集散中心。

无桥不便，渡船往来时有落水惨剧发生。明万历初，董墅陆姓，嫁女于社渎郑家。双方家境殷实，为防迎亲仪仗渡船往返遇险，即倡议建桥。另一传说是陆女归宁，舟覆溺死，两家共议建桥。辋义渡口建木桥一座，里人歌其德称郑陆桥，桥名流传至今，之后遂成集镇名称。

郑陆乡略成肺形，一马平川。境内河流密织，北塘河横穿中部，芦蒲港、窑墩浜、草塘浜、大漕河纵贯南北，河、沟、塘、潭似繁星点缀，属典型的江南水网平原。

董墅位于郑陆西南6里，是个片村。古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据当地《陆氏宗谱》记载，始迁祖陆董，字乐耕，吴县邑庠生，苏州望族。明洪武初年，奉诏移民垦荒，迁来常州郡东北郊白塔里，开荒种植，休养繁衍，聚族而居，以始迁祖陆董之名命名村曰董墅，以资纪念，不忘祖先恩德。

郑陆片村包括前董墅、后董墅、钱家头、邵家庄、前庄头、陈家头、西塘头、仙湾里8个自然村。高晓声出生的后董墅与前董墅相应而得名。后董墅村共三大姓，高氏一族人户仅次于陈、陆。

现今，后董墅第一村民小组，30来户人家，大多姓高，只有2户陆姓，因称高家头。

高，一个古老的多源姓氏，主源有三：一，出自黄帝时大臣高氏，同时代有高阳氏、高辛氏，其后裔以高为姓。二，源于姜姓。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尚为齐王，六世孙公子高食邑于高（今山东禹城），其后人以高为姓。三，出自他族他姓改高姓。

高氏先祖，汉末从渤海移居无锡的五经博士高彪，高风亮节，《后汉书》有传。江东大名士高岱父子，因刚烈被孙策杀害于镇江。高谟，三河口人，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飞行科，授空军中尉。1937年8月15日，在南京上空与日寇作战英勇顽强，击落敌机6架。8月25日，在淞沪激战中身负重伤，驾机急降时为国捐躯，年仅24岁。高谟的堂侄，三河口人高兴祖，与高晓声同龄。1960年起，他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堪称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开拓者、第一人。怀着神圣的使命感，他自费出版《日军侵略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高晓声也传承了先辈的坚毅心志，刚强好胜铸就了他的火爆脾气，也注定了他不服输的执著。

常州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高姓，是唐初晋陵人高智周，永徽年间（650—656）进士，历官参军、费县令、弘文馆学士。后任寿州刺史、黄门侍郎、中书、御史大夫、散骑常侍等职。

据《毗陵高氏宗谱》1939年敦睦堂藏版记载，一世祖高彻，字汝通，为宋初检校太尉高琼六世孙，先世亳州蒙城人。他于南宋初建炎年间宋室南渡时，自庐州府合肥县西仪村杨柳巷徙居常州，以德才兼备擢升为晋陵令。在任上“务求恤民，殚心治理，邑人威德，留居郡城东十里，因名其地为高墅”，今属郑陆镇。后世分居常州、无锡、江阴等数十处。

第十八世孙高隆迁江阴高家弄。明代著名学者高攀龙即出自此支。高攀龙，万历进士，熹宗时官左都御史，因反魏忠贤，被革职。与顾宪成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时称“高顾”，为东林党首领之一。他和顾宪成合撰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流传千古。后魏忠贤党羽崔呈秀派人往捕，他慷慨赴死，投水自沉。

父亲大名高崖青（高晓声在《自传》中写成“高厓青”），小名高兰，生于1896年，大学毕业，私塾先生。母亲王桂英，生于1905年，家庭妇女，是高崖青的第二任妻子。

提起“十亩三间，天下难拣”，乡下人都眼红。高晓声出生于耕读之家，有田8亩、房屋3间。土地出租，生活主要依靠父亲的薪水和“打秋风”，并不宽裕，一家人常为吃饭、穿衣发愁。父亲一介书生，能读英文报刊，喜写格律诗，书生气十足，不善经营，时常失业，又不善种田。耕作水平低，产量极不稳定。种麦，常得黑穗病；种稻，常得白莠病。一黑一白，就像黑白无常。有一年白莠病严重，堂兄家一亩田稻谷只收到一簸箕，约20斤。

高晓声原名孝生，属生字辈：高孝生、高雨生、高云生、高铁生、高铜生……孝生后来改为晓声，音同字不同。父亲赋予这个名字双重含义：既指拂晓出生，又暗含刘勰《文心雕龙》名句：“操千曲而晓声，观千剑而识器。”

1929年（1岁）

高晓声抓周。

高晓声周岁时，父母在桌上摆放各种玩具、生活和学习用品，让他抓取。此谓“抓周”。

抓周，中国传统风俗，一种小孩周岁时的预卜前途的习俗。小孩周岁时，将各种物品摆放于小孩面前，任其抓取，传统上常用物品有笔、墨、纸、砚、算盘、钱币、书籍等。魏晋南北朝时此风俗已存在，“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据说抓周可以预测小孩一生的性情、志趣。

抓周时，高晓声抓住父亲的钢笔不放。父亲皱了皱眉头，“十有八九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大字不识一箩筐的母亲嘴角微抿，浅笑。儿子头大，额高，将来知书达理，会有出息的！

1930年（2岁）

兄弟姐妹。

母亲唱儿歌。

父亲和前妻生有一个女儿，名凤琴。

继高晓声后，孩子陆续降生。1930年，二儿子云生出世；1936年，大女儿出世；1941年，三儿子铁生诞生。高家日子更加艰难。

田里忙到家里，鸡叫忙到鬼叫，宁可自己节衣缩食，受冻挨饿，母亲拼了命也尽量让孩子吃饱穿暖。

好母亲是孩子第一位好老师。母亲识字不多，但装着满满一肚皮儿歌。孩子不会说，会听，且能听懂一成、两成、三成……儿歌给高晓声上了人生和文学第一课。

抱在怀里颠啊颠，放进摇篮晃啊晃，随同一颠一晃的节拍，母亲曼声吟唱：

华华大大咧，我家宝宝么吃饱佬咧，眼眼要闭闭咧，要困觉觉咧。我家宝宝……

乡下孩子的名字，常带一“大”字，如兴大、顺大、华大、金大、银大、网大、正大、荷大……暗含希望长大成人的吉祥寓意。华大，孩子的代名词。

孩子乌珠发亮了，耳朵竖起来了，笑了！唱啊唱，直到孩子安然入睡，睡得香香的，眼珠转动，做美梦。

或者唱《摇啊摇》：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买条鱼烧烧，烧得头不熟来尾巴焦。吃饭鱼汤浇，吃好再来摇，呀得儿，呀得儿！

母亲口中的儿歌包罗万象，多姿多彩。

春天，母亲唱：

细小佬，放纸鹞，纸鹞放得高，落到河里一笃糟。

晚上，母亲唱《乱说歌》，自问自答：

亮月白堂堂，贼来偷酱缸。嗲人看见格？瞎子看见格。嗲人听见格？聋子听见格。嗲人喊捉格？哑巴喊捉格。嗲人追着格？折脚追着格。嗲人捉住格？蜷手捉住格。

《颠倒歌》也妙趣横生：

从来勿说颠倒话，今朝说话全颠倒。关关夜饭吃大门，听见外头人咬狗。拿起狗来扔砖头，反拨砖头咬一口。从来勿说颠倒话，老鼠咬着猫尾巴。

类似的儿歌还有：

肩了秧田锄犁耙，鲜鱼跳梁猫满沟，满天亮月一粒星。

多年后高晓声在《李顺大造屋》里创作的“希奇”歌，应是受了儿歌的滋养。

晓声跌倒，撞痛，母亲边按摩边唱歌：

扭摩扭摩，百病消磨。饭饭多吃，“嗯嗯”少屙。射尿滴落落，放屁敲镗锣，屙屎棒头大。

孩子端坐母亲身上，母亲捏住他的两个食指，边唱边点击：“斗斗虫，虫虫飞，飞到东，飞到西，飞到高高山上吃白米……”唱到最后一句“扑隆隆隆飞！”话音未落，晓声两只小手飏开。

不唱《斗斗虫》，那就摊开手掌，低头细数指肚的箩和箕，唱《箩箕歌》：

一箩巧，二箩拙，三箩驮棒头，四箩全勿识，五箩穷，六箩富，七箩挑担做长工，八箩高官做，九箩骑白马，十箩十畚箕，呒米也有三担粞。

还有谜语儿歌：

弯背老公公，胡须翘松松。下锅洗一洗，出来满身红。

肉在里头，骨在外头。小娘出头，扇子遮头。

《东边牛来咧》，好长好长，母亲背得滚瓜烂熟，不吃一粒螺蛳，自玩接龙，自得其乐，与儿同乐：

东边牛来咧，西边马来咧，张家大姐家来咧。戴格嗲花？戴格草花，牛郎踏煞老鸹。老鸹告状，告到和尚。和尚念经，念着观音。观音射箭，射着河蚬。河蚬唱歌，唱着阿哥。阿哥买菜，买着妹妹。妹妹吊水，吊着小猪。小猪扒灰，扒着乌龟。乌龟钻洞，钻着蟹洞。蟹要钳人，钳着蜻蜓。蜻蜓蜻蜓飞上天，大姐二姐家来哭五天。

稍大一点，牙牙学语的晓声，一板一眼跟着母亲哼唱，手舞足蹈。

《正月正》歌，母亲唱：

正月正，灯笼马灯闹盈盈。二月二，葫芦茄子齐下地。三月三，荠菜花开穿件单布衫。四月四，新蚕豆子初上市。五月五，挂个鸭子过端午。六月六，猫狗众生洗把浴。七月七，买个西瓜切呀切……

母亲唱到这里就打住。“八月八，八个癞痢爬宝塔。手一塌，脚一滑，八个癞痢全掼煞”，母亲不唱。“鸭子”就是鸭蛋。儿歌有声有色，好说好听，易记易背，母亲给高晓声上了文学第一课。

1931年（3岁）

高晓声跟随父亲学古诗，读古文。

9月，父亲在村上办私塾，高晓声跟随父亲学古诗，读古文。这种熏陶，无形中为日后高晓声作品语言凝练精粹、富于韵律打下了基础。

1932年（4岁）

高晓声唱儿歌，对歌，念绕口令。

四五岁时，母亲教的儿歌，他都会唱，还在外面学会了好几个母亲没教过的呢！他又发现，《箩箕歌》的唱法不止一种：“一箩巧，二箩笨，三箩肩棒头，四箩开当铺。五箩富，六箩穷。七箩挑粪桶，八箩做长工。九箩骑白马，十箩坐官船。”母亲说的是“十箩十畚箕，呒米也有三担粞”，他听来的是“十箩坐官船”，哪个对？哪个错？都对？都错？还是说说白相相的？

小小的晓声喜欢和母亲一起扳指头，念《数字歌》：“头头头，烂鼻头。二二二，做皇帝。三三三，爬高山。四四四，吃狗屎。”念到这里，晓声忍不住笑出声来。“五五五，过端午。六六六，吃块肉。七七七，捉蛐蛐。八八八，上宝塔。九九九，喊娘舅。十十十，捉着贼。”

儿歌计数，好玩。晓声一边转动眼珠，一边唱：“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他一口气可以念到三只青蛙。

跟母亲对歌也好玩。母亲问：“嗲格圆圆天上天？嗲格圆圆浮水面？”儿子答：“亮月圆圆天上天，荷叶圆圆浮水面。”问：“嗲水清来嗲水浑？嗲水冷来结成冰？”答：“湖水清来江水浑，雪水冷来结成冰。”问：“嗲山有嘴勿会啼？嗲山有翅勿会飞？”答：“鸡笼山有嘴勿会啼，凤凰山有翅勿会飞。”有时，他问母亲：“为什么一定要说‘荷叶圆圆浮水面’？鸡头米叶也圆圆浮水面哩！”

绕口令也难不倒小晓声，常念的是《墙上一根藤》，一边念一边用力点头：“墙上一根藤，藤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

1933年—1935年（5岁—7岁）

5岁，高晓声上小学。

母亲唱儿歌，讲民间故事。

高晓声看连环画，编故事。

抓周一事多年萦绕母亲的心。再穷，也要尽早让孩子读书。

晓声的外公在郑陆桥开一爿中药铺。5岁那年，母亲便把他送了去，在镇上的小学里读书，也减轻家里负担。

语文课本由叶圣陶作文，丰子恺插画，再加上唐驼书法，图文并茂，可称三美，高晓声喜欢，他仔细看，大声读。

三只牛吃草。

一只羊也吃草。

一只羊不吃草，

他在看花。

竹几上有针 有线 有尺 有剪刀

我母亲 坐几前 取针穿线 为我缝衣

池中种荷，

夏日开花。

或红或白，

荷梗直立。

荷叶形圆，

茎横泥中，

其名曰藕。

藕有节，中有孔，

断之有丝。

语文书、小学校，成了高晓声的另一个乐园。不过，他并不满足。

他喜欢读书，不亚于喜欢过年，他爱上游戏、唱歌、故事、数数、识字等课程。他爱读李白的《静夜思》、孟郊的《游子吟》，也爱读白话诗文：“杨柳梢，顺风倒，东风吹来西边倒，西风吹来东边倒。要是没有风来吹，杨柳杨柳你哪边倒？”“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往南飞。飞啊飞，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墙顶开朵小红花，墙下蜗牛去看花。……爬爬歇歇三天半，才到墙顶看到花。无数花开朵朵红，一齐笑脸欢迎它。”

父亲、外公有时教他唐诗，教了几遍，聪明过人的他会诵能背，也教《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

七八岁时，母亲考他：“你看看，我们家好过呢，还是不好过？”高晓声想也不想就回答：“不算不好过，也不算好过。”小家伙无忧无虑，答得准确、得体。大了一点才知，开门七桩事，油盐柴米酱醋茶，样样难。家里内亏已极，门面很难撑持。

母亲常常咳嗽、吐血，她患了肺病。在高晓声面前，她挺直了腰，会心地笑，从不说一声苦、叫一声累、道一声烦。

她继续温柔地唱着儿歌：

菜花黄朵朵，杨柳绿阵阵。别人家都在经织布，小姑娘纱头呒一根。

泥瓦匠，住茅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嬷喝淡汤。种粮的，吃米糠。磨面的，吃瓜秧。炒菜的，光闻香。编席的，睡光床，卖油的娘子水梳妆。

晓声听得皱眉头，忙问母亲这是什么歌。母亲说：“《不平歌》。路不平，世道也不平。”

那首《天上一只鹤》，念起来让晓声头痛。头痛归头痛，仍然兴趣浓浓。

天上一只鹤，地上一只鹿，鹤天鹿地鹤对鹿。

“鹤”和“鹿”，要打响舌说出，常州话保留了阴、阳、上、去之外的入声。晓声有点大舌头，学来学去学不像，常常鹤、鹿颠三倒四。母亲一点也没责怪，笑眯眯地看他。夏夜乘凉，一群人七嘴八舌吟诵《天上一只鹤》，反复几遍，大家同步，一片“笃、笃、笃”的打舌尖声，如凉风习习，妙不可言。

母亲还给他讲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以及家乡的名人，比如李兆洛、翟永龄。李兆洛是才子、清官，翟永龄可有点促狭。民间故事给高晓声上了人生和文学的第二课。

母亲嘴里的《孟姜女》，可能是江南民间最古老的版本了：“从前，有个村子，两家人一家姓孟，一家姓姜。孟家种了一棵南瓜，瓜藤爬到姜家地头，开了花，结了瓜。瓜长得特别大，瓜熟了，切开一看，里面有个白白胖胖的女小佬。因为南瓜种在孟家，结在姜家，两家人一商量，就给她起名孟姜女……”

夏夜，在门前土场泼水，防尘降温，地皮滋滋地响。搁块门板，吃饭，饭后乘凉。萤火虫穿梭，好像不灭的流星，高晓声为母亲打扇。满天星斗，母亲开讲《牛郎织女》，指着银河，告诉他：银河对岸那颗亮星是织女，这边的一颗叫牛郎，看哪，牛郎星有三颗，中间的大，两头的小，那是牛郎挑着箩筐里的儿女，追赶织女呢，所以牛郎星又叫扁担星……七月初七，人间都不见喜鹊，原来都飞到银河搭桥去了。第二天飞回来，头上都光溜溜的，没毛，是给织女踏的……高晓声津津有味地听着，忘了打扇。

邱珊花肚皮的故事直听得他一惊一乍，情不自禁拍手、叹气。“邱珊是元末明初人，大财主、大善人，他家与洞庭薛家、盐庄金家、苏州沈家号称江南四富。死前，请裁缝做寿衣。裁缝见邱家麻雀一群一群往外飞，顺手举尺便打，两只麻雀落地变成了金元宝。他拾了金元宝，悄悄回家。想不到回去之后，生起病来，就用金元宝兑钱看病。等到元宝用完，病也好了。命中注定，是你的总归是你的，不是你的总归不是你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七合升箩八合命，满了一升要生病’……东青邱家的老屋还在呢。”

镇上有个专门出租连环画的书店。晓声很快迷上了它。每天上学，总要牛皮糖一样缠住外公讨两个铜板。放学后，先不回家，直奔书店，租了连环画坐在书店门槛上——那里暗得最晚，一直看到天黑才回家。几年下来，他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说唐》《岳飞传》，第一好汉李元霸，第二好汉宇文成都，第三好汉裴元庆……寒、暑假回到乡下家里，招来小伙伴，贩卖故事。一个故事，讲着讲着忘了，就自作聪明搬来别的故事里的情节凑合，居然全无漏洞，小伙伴一个个听得痴迷不已，夸他讲得好。“我很得意，认为自己有天才，将来做个编故事的倒不坏。”（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

1936年（8岁）

大妹出生。

在娘家时，母亲是老大，老二王佩华，老三王桂华。大妹出生，送给郑陆桥大姨王佩华家抚养，改名王婉琴。

1937年（9岁）

日寇侵略。高晓声回家。父亲办私塾，教《促织》。

儿童乐园。

可爱的叔叔。

游戏。“打江山”。

游泳。

1937年，日寇入侵。12月，南京大屠杀。

家乡沦陷，小镇上鬼子常来捣乱，杀人放火，不及乡下安稳。高晓声只得回到乡下家中。学校没了，父亲就在村上办私塾。他是当地有名的塾师。学生有大有小。父亲并不古板，染上新风。传统开蒙先教学生“天、地、君、亲、师”和简易方块字，接着教各种启蒙课本，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启蒙唐诗》之类，再教“四书”，之后便是“五经”……可父亲教他的第一篇古文，竟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太好玩了！他一下子爱上了蒲松龄。

父亲偶尔也讲常武地区的名人轶事。老祖宗季札，路过徐国，徐君十分喜欢季札的佩剑。季札看在眼里，但因肩负重大外交使命，必得佩剑，决意出访结束后赠剑徐君。等他出访归来，徐君已去世。季札来到徐君墓地，解下佩剑，挂在墓旁树上。唐荆川文武双全，乃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向他请教枪法。立功、立德、立言，他占全了。父亲说：“立功、立德、立言，你只要占一个，这一生就不算虚度了。”

住房四周不到50米，开了4爿豆腐坊。豆浆飘香。热腾腾的百页、豆斋饼、油豆腐，三天两头有得尝鲜。

在孩童的眼里，故乡的一切都大。家里的房子又高又大，连椅桌都是巨型的。他和同伴在它们脚边穿梭玩耍，从不觉得妨碍；连踢皮球也像在真的球场上。有时踏着凳子爬上桌面想往下跳，一看那么高便像自己站到了半空，脚跳不起来，心却跳厉害了。

屋后那片菜畦，野野豁豁的，他和小鸡钻进瓜棚豆架戏耍，仿佛角逐于热带雨林。苋菜和茄棵，都成了高大的树木。挺拔的小树，自然是擎天大柱了。

江南农家，通常前榉后朴。祠堂屋东侧，三棵合抱的大树，一是槐树，一是朴树，还有一棵金贵的榉树。三树连冠，覆盖大半亩地。夏日浓荫如墨，从酷热的阳光下走进来，遍身如洒凉露。大人们忙于劳作，无福消受，整天都是儿童的乐园。上树，一个个快如健猫。村边草塘浜宽阔的河面，清澈的河水，以及一大片一大片茫茫无际的青草塘和芦苇塘，那当然是高晓声的五大洲和三大洋。有时他跟着大人骑牛过河到青草塘里放牧，恰似漂洋过海去了一趟东洋、西洋、南洋。

孩子们悠然自得，常常引起父辈关注。他们想起自己的童年，眼里闪烁幸福的光芒，转而变作一声轻微的叹息，告诉高晓声们：“我们小时候才好呢，村前村后，到处是一片片树林，一片片竹园，竹园里也冒出挺拔的大树。陌生人走到了村边头，还不知道这里有村庄呢。那时候的鸟真多，叫得热闹好听，树上有许多鸟窝，爬上去就掏得到蛋吃。晚上连鸟一起捉住，捉住了画眉、黄莺……就放在笼子里玩。那才有趣，谁像你们同小鸡玩来！有时候一场泼天大雨，淋得许多鸟折了翅膀，特别是麻雀，成群瘫倒在泥地里，捡回来油炸也好，清炖也好，怎么烧怎么好吃。冬天下了雪，带了狗到野地里觅兔子和野鸡，它们的眼睛被耀花了，逃都没法逃，束手就擒，哪像现在这样难得见它们呢！……你们哪，迟来世上几十年，错过了！”真迷人！说得孩子们心里痒痒的，尽出神。

高晓声难得在黄豆棵下拾到几只野鸭蛋，感到少有的新鲜和满足。可叔叔对侄儿手上的宝贝不屑一顾。不过一提野鸭子，他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从前年年秋天有大群大群野鸭子从这里飞过，天晚了就在芦苇塘里宿夜，天一亮便飞走。这时候如果有人进芦苇塘，就交了好运，塘里雪白雪白铺了一层，圆鼓鼓的都是野鸭蛋，同家鸭蛋一样大，才不像野鸡蛋那么个瘪枣子呢。一个人光捡也得捡大半天，一箩一箩装着，放在船里运回来，白花花的像一船银子……”那以后，高晓声不知做过多少个在芦苇塘里拾野鸭蛋的梦。那个时代真不该过去，过去了也应该再回来啊！

这位非常可爱的叔叔，童心不老。掏鸟窝、捕野兔、架弓捉黄鼠狼、用铜丝做圈套逮野鸡……无不起劲，无不精通。尤喜捕鱼，常常废寝忘食；玩网、罩、钩、叉，样样得心应手。而耕作却不经心，持家常疏谋划，做事多凭兴趣，像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身材偏又颀长，似乎硬逼别人承认他长大了。大名高泉清，大家都叫他高老清。鲦形同白鱼，但它总长不大，永远像是白鱼的孩子。因此，这叔叔被人说成是长大了的鲦，意思是长得再大也还是孩子。

孩子就孩子吧，不然儿时的高晓声怎会那么喜欢他，跟着他的屁股转呢！每次捕鱼，高晓声总背一只鱼篓踩他的脚印。侄儿绝对是他言传身教的正宗徒弟。水乡跟鱼打交道的人多如牛毛，专业户也不少，他们也影响过高晓声，但高晓声认准的师父只有叔叔一个。童年，他的大部分时间与叔叔共度。这个学生又是个“天才”，轻而易举把叔叔的十八般武艺通通学个八九不离十。多年后，以叔叔的生平为素材，高晓声创作了中篇小说《老清阿叔》，藉以纪念师父。

尽管芦苇塘没有重演一箩一箩野鸭蛋可捡的神话，高晓声童年的生活依然五彩斑斓。“茅针大肚皮了！”“打了春，赤脚奔。挑荠菜，拔茅针……”茅针尖顶紫红，像小姑娘的嘴唇。边找边拔，边拔边唱：“茅针茅针几层壳？三层壳。要吃茅针当心戳，戳到……”野话又来了。莶科的“大茅针”，他也用力拔过，嚼过。捕鱼捉蟹，樵草牧牛，养兔子，放风筝，找“猫耳朵”蚕豆叶，滚铁环，打弹子，笃铜板，削水片，卷蛛网粘知了，拾稻田里的田螺，玩叩头虫，捉天牛，斗蟋蟀，摘蛇莓，采桑子，嚼甜粟，捞野菱，寻刺藜果，找灯笼子，挖野荸荠，剖鸡头米……乡野趣事三天三夜数不完。

猜中指，他门槛特精。左手或右手五指并拢，叠放，另一只手握住。猜一猜，哪个是中指。耍赖时有发生。他摇头晃脑唱山歌：“抽中指，打赖皮。肩锄头，赶野鸡。野菱戳着脚，连连讨膏药。膏药讨勿着，烂落半只脚。”同伴十有八九猜不中。他却十拿九稳地猜中对手的中指。轻打对手，他大声地唱：“抽中指，打赖皮，赖皮要打廿四记。黄牛角，水牛角，乌龟头上劈劈啪。最后还要饶三记，还要搔搔狗脚底！”

他独创“打江山”游戏，或者叫“抢坟墩”。一人双手叉腰，独立坟头。下边的人往上冲，又推又撞，急吼吼想赶他下台。一个，又一个，都不成功。来了个大块头，直扑坟头，泰山压顶，高晓声瘦小的身子一偏，大块头飞过坟头，摔个嘴啃泥。小小的高晓声，隐隐显现“王者气概”。

古运河从瓜州过长江南下，经镇江，百数十里抵达常州西门，并于此分为两支：主流绕城南奔无锡，称南塘河；支流落北朝东，称北塘河。北塘河的河床北岸，每隔几里便有小河直通长江，而南岸，每隔几里总有沟浜。

北塘河出常州30里，到郑陆桥。这个集镇的一条街沿北塘河筑成，街东小河通江，叫芦蒲江。对着芦蒲江口，北塘河南岸有个大沟浜，叫草塘浜。草塘浜纵深20里，曲曲弯弯，犹如迷魂阵。有一次，日本侵略者被游击队困在这里消灭。草塘浜也是鱼虾天堂，当地人声称：草塘浜里一天出一只金元宝。

进草塘浜2里，一条阔而短的叉浜向西延伸，叫芳泉浜。只半里路，船划到芳泉浜的沟梢，上岸就是高晓声家的阶沿石。门前门后都是河。河里鱼虾密密匝匝，常有投进正在淘米的筲箕。村民自夸：“亲戚朋友来了，要下酒菜真便当，架起网上河去，叫老婆烧红了锅子等着，保你马上有鱼来。”

然而水火无情。高晓声8岁那年，6岁的弟弟云生淹死。过几年，又丢了叔弟铜生。

“北人骑马，南人乘船。”村上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备一只小木船，最大能载八九百斤，最小只载两三百斤。船长不过7到9尺，船底浑圆，极其灵活。不会游泳或不习惯坐这种船的人，一脚踏上去，马上像脚底生出了轮盘，滚得直不起腰，只好俯伏，双手握牢左右船舷，才不致吓掉魂魄。如若挺胸凸肚充英雄，难免一个鹞子翻身，“扑通！”家乡人把这叫作“下馄饨”。有时连船也翻身，罩住落水者，倒又像裹馄饨了。

孩子不学会游泳，父母就不敢让他们学划船。游泳是孩子走向世界的第一步。9岁那年初夏，河水刚热了一点，高晓声就下了河。一个下午就学会了游泳，神速。

下河比上树更惬意。狗爬，仰泳，侧游，潜水，摸蚌，捉虾，打水仗，往伙伴脸上抹河泥……白天，泡在河里；晚上，躺在破被絮叠成的被窝里，做的也绝不是岸上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条鱼。

早在三月三，迟到三月半，再不下河，就不算英雄好汉。熬过清明、谷雨，喜迎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已是潇洒；小暑大暑，爸妈谁管？交了立秋，天热如虎；处暑处暑，热煞老鼠。白露身勿露，吓吓老年人。秋分也得劲，寒暖正称心……一年四季，高晓声总有七八个月赖在河里，从早到夜，手指肚泡瘪了，也不上岸。面孔洗得刷刷白，眼睛通通红，嘴唇紫休休，谁见了都说他漂亮。爹娘因此常常奖赏，夜里趁他睡了给赏钱，给一点问一句，再给一点又问一句，问的都是：“看你还游不游！看你还游不游！”

游！赤条条跳下水去，替爹娘省掉短裤一百廿个好！

待在河里久了，父母赶来了。他们在岸上，儿子在水里，打他够不着，骂他也不痛。

父亲“放长线钓大鱼”，扬言大年夜同他算总账——事过境迁，他哪里记得。母亲喜欢当面交易，宣称她手拿毛竹扁担等他上岸。母亲其实是装装凶相的——嘟着嘴，脸却在笑！她比父亲更懂晓声的心，晓得晓声爱钻在水里就不逼他上岸。

长吸一口水，背对阳光喷雾，空中、水下，顿现两条彩虹。美啊！

爹娘去远了，高晓声高叫：“六月里格卵，呒人管。管一管……”接着蹦出一句大野话。这话，祖宗传下来的哩。

有时，脏得如同泥拌萝卜，背皮晒得油光锃亮，水触背皮，凝成珍珠。

难得老车失蹩。父亲督促他读书：“刚才哪里去了？又野到河里去了吧？”

“没有，没有。”

“手臂伸过来。”

伸就伸，手臂又不会招供。

父亲的拇指指甲往他手臂上一划，立现一道清晰的白痕。

“贼说鬼话！还说没有！”

父亲去抓戒尺，他身子一扭，泥鳅般滑脱，皱皱鼻子努努嘴，扮个鬼脸。

到了母亲跟前，他乖乖的。他背《不平歌》，一字不错。又背《东边牛来咧》，越背越快，背完才透口大气，得意得舌头左右乱摆。

母亲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自称赞，打破油灯盏’！”温柔的批评比严厉的训斥更富人情味，更具深远的感召力。

晓声耸耸肩胛，卖弄：“先生教我《大学》，我教先生卖药。先生教我《论语》，我教先生捉鱼。先生教我《千字文》，我教先生迁祖坟。先生教我《百家姓》，我教先生剥脚垢……”

“咄！”母亲柳眉倒竖，“不准乱说！要折寿的。‘吃饭勿晓得饥饱，困觉勿晓得颠倒’！”这回母亲真生气了。巴掌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如掸衣灰。她罚高晓声背《颠倒歌》。高晓声嘴巴撅如花蕾，心里花开。

1938年（10岁）

放牛，捉鱼，钓蟹。

光顾蒲沟。

犟脾气自小出名。

日本鬼子来了，没处上学，高晓声就捉鱼、放牛。捉鱼，赤着脚，高晓声到哪里都带上跟屁虫——堂弟高雨生。雨生腰系鱼篓。歇下来，高晓声开讲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两人好得像掀钮的上下爿。

江南多养水牛。3月起，水温升高，便去草塘放牧。草塘大片土地禁割禁牧，划出公地满足牲畜口粮。草塘四周是河。水牛会水，游泳时身子都没在浪里，只有牛头高高昂起。站在牛背上牵着牛绳过河，太惊险了！那威风，一点不比大将军上战场差啊！胆小的只有羡慕的份。过了河，水牛吃草，孩子玩耍。

牛黑，草青。不一会，又添了鹭的白。牛走，草动，蚱蜢跳，蛾子飞，白鹭扑食。

水牛从河里爬上草塘，常拣容易的地方踩踏。次数多了，那地方就塌进河里。这样，河塘边沿，就造出多个伸入河塘的沟沟，又小又浅。高晓声和玩伴最爱挖些烂泥，堵住沟口，然后在小沟里“瓮中捉鳖”。弄到几条小鱼、几只小虾，便非常满足。浑身糊泥也不在乎。

他仍然常做叔叔的小尾巴，看他在草塘罩鱼，看他在大河扳鱼，总也看不够。看着看着手痒，自己动手捉鱼。

有塘就有痴孵，无锡人叫塘里鱼。暮春三月，菜花镀金。痴孵鱼孵化后代，十分痴情，找个砖石洞或缝，一动不动。头大尾小，大的五六寸长，深灰色，细鳞，摸上去毛糙。面颊上两块硬肉，有钱人用来做“豆瓣汤”。高晓声只是好玩。捡两块瓦片，面对面扎好，草鞋或蒲鞋垫底，制成小小瓦笼，沉进河边。早晚提出水面查看，往往便有塘里鱼在里面孵痴了不走。

多年后，高晓声在《李顺大造屋》里，说李顺大的鼻子“像一条倒挂的刺虎鱼”。中国人写信问他“常州人刺虎鱼究竟是什么鱼”，外国人问“刺虎鱼的学名叫什么”。“逼得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翻书，才晓得原来就是‘塘鲤鱼’。”

塘鲤鱼也是俗名。学名塘鳢（Odontobutis obscurus），也称“土×鱼”——×，左口右父，音府，常州人这么称呼它。

钓蟹，高晓声也熟门熟路。他不用钩子，比姜太公的直钩还彻底，只在线头上系半寸来长一段黄鳝肉，便可垂钓。蟹来吃时，线就动了。小心地慢慢提起钓线——不能提到水面，见到水下蟹影即停，海兜迅速从旁抄到它的身下，十拿九稳。

蒲沟，高晓声也常常光顾。蒲沟与草塘为邻，低二三尺，长年没在水中，只能种植青蒲。青蒲叶条狭长，厚实光洁，青得发绿，看了心里凉爽。春夏之交开花，一枝独秀。状如蜡烛，褐色，或浅红，摇曳万绿丛中。蒲花晒干了点燃，可以驱蚊。因而开花时常有青年妇女划了元宝船来采摘。船极活泛，摇摇摆摆。于是婀婀娜娜，女人耍尽腰腿功夫，不是舞蹈，胜似舞蹈，加上水声、笑声、歌声、语声，时有时无，忽高忽低，直把人看呆了，听痴了。

青蒲冬天收割，只割七八成，否则败坏来年收成。蒲沟永不荒芜，总有遮掩。而不割，青蒲也会衰败。

冬去春来，青蒲冒尖，鱼儿藏身。年轻人下沟罩鱼。黄梅天，蒲沟鲤鱼闹翻天。但水深没法捕捉。过了伏天，青蒲密布，年轻人筑坝排水捉鱼。嫩蒲遭殃，主人便要骂。此事只能趁大家午睡时偷着做。

青蒲也叫香蒲，长叶香香的，可编席子、蒲包。蒲包装物，轻巧方便。

高晓声喜欢蒲叶、蒲花，喜欢蒲沟。10岁那年冬天，叔叔隔夜和一帮人去河对面蒲沟戽水。早晨得到消息，高晓声便赶去，隔着十丈宽的河面喊叔叔摆渡，他也要轧闹猛，叔叔不理。高晓声跳进冰冷的河水，拼命地游，游到河心，棉袄棉裤棉鞋吸透了水，游不动了，才被叔叔捞上岸。把他剥光了裹进被窝，他却一面发抖一面贼叔叔死叔叔烂叔叔乱骂不休。从此，高晓声的犟脾气在乡间出了名。有人背后叫他犟牛。若干年后高晓声戴了右派帽子“荣”归故里，还有人重提旧事，意思是脾气太坏，果然出了事。

1939年（11岁）

高晓声捉大鱼。

打架。

到常州织机坊小学读六年级，与校长争执。

“老天杀人不用刀”。1939年大旱，农历六月初一之前，老天连眼泪都不曾挤出一滴。缺少吃的，为了节约，高家把麦子先放在水里泡涨，研成水浆滤干，连粉带皮一起吞下去。草塘浜见底，只剩几个小小的深潭还有一点泥浆水。没农活可做，大家只好天天捉鱼吃鱼。孩子不懂愁滋味，乐得玩水弄鱼。

高晓声捉了鱼回去，要烧没有佐料，只好撒些盐在鱼肚里，放在锅里蒸架隔水蒸了充饥。蒸的鱼，以鳜鱼最为可口，肉硬而香，可以像鸡肉一样撕了吃。

穷啊，孩子嘴唇生疮，母亲便用锅盖蒸汽的水滴涂一涂。

高晓声在水潭里第一次捉到4斤多重的青鱼，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以前从没见到家乡的河底。父母怕他玩水，总说那河深不见底，水獭野猫、落水鬼出没，不可捉摸。眼前，河底深处和浅处相差不过两三尺，而且被太阳烤得眼泪汪汪的，一点不可怕，反倒有点可怜呢！

4斤多重的青鱼并未吃成。他高高兴兴拎回家，父亲冷着脸呆看了一阵，叹口气说：“没一滴油，用什么烧来吃？”让他送去给街上外公家吃。外公见了喜欢，只是惋惜：“今天是6月初1，是观音菩萨的生日，我们都吃素。这鱼到明天吃就坏了，怎么办呢？”全家为此商量一阵，最后叫高晓声送给外公的朋友杨先生，因为杨先生信耶稣，观音生日也不用吃素。

姑表弟杨显祖比高晓声小一岁。与高崖青一样，杨父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乡村教师。

1939年上半年，高晓声寄居杨家，随杨父去邻村小学读书。一个教室坐满不同年级的学生，因材施教并非易事。高晓声那个年级只有他一人，杨老师教他读《古文观止》。

一次，本村孩子与邻村不上学的“野小佬”打群架。高晓声把樵草的竹篮往头上一套，抓了泥块往前冲，他和伙伴们打赢了。

父亲有时在小学，有时在中学当教员，教语文，教历史，有一点工资，家里生活比纯农户好过。抗战一开始，父亲失业了。9月，高晓声跟堂姐到常州织机坊小学去读六年级，当寄宿生。家里拿不出钱来，只好卖掉了一亩地。抗战前亩值10石米，这时降到6石。瘦弱的他，如同在高贵与卑微的夹缝中挤出来的树苗。

在织机坊小学读书一年，发生过一件大事。

一天午餐，高晓声在盛饭，刚巧校长程远甫走来，看见地上掉了个小饭块，问是谁掉的，高晓声不说话，叫他拾起来他不理。斗了两三个回合，高晓声的老毛病出来了，骂了一声“操你娘”。校长大怒，一把拖进办公室，戒尺雨点般打了高晓声一顿手心，又罚他面壁。下午，班主任找他谈话，说程校长要开除他。后来为了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记了两个大过，留校察看。不过等到毕业，就“刑满释放”，而且没有记入个人档案。

几年前，西塘头村就有农民放鱼鹰捉鱼。鱼鹰是从苏北买来的，本地人叫“捉鱼老鸹”。星期天，高晓声常到西塘头看鱼鹰捉鱼。鱼鹰下河，潜水……冒出水面，捉到大鱼了！高晓声激动得拍手跺脚。看得入迷，时常忘了回家吃饭。

1940年—1941年（12岁—13岁）

小学毕业，未考取县立初级中学。

1940年7月，高晓声没考取武进县立初级中学，停学一年。

日寇入侵，小学耽误了近两年。小学毕业，成绩优等，但造化弄人，他没考上县中。考得很好，十个算术题全对，应得满分。偏偏考试时发生一个插曲，一位考生提问：算术答题要不要在考卷上写竖式？真是多此一问，向来竖式不上考卷，而写在草稿纸上。谁知监考的吴佩昌老师是教图画的，不懂，居然回答：“当然要。”高晓声不知别人怎么做的，反正他莫名其妙地照办。这样，一张考卷等同一张草稿纸，批卷的人不屑一顾扔掉。考上县中享受免费待遇，考不上读私立中学交不起学费，只好失学。

小学毕业后，晓声断断续续在私塾读书，帮家里种田。

1942年（14岁）

到江阴澄西中学，插读初二。

父亲教他作文。

母亲去世。

郑板桥诗的感染。

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年秋天，父亲到江阴私立澄西初中任教，把高晓声带在身边，插读初中二年级，跳了一级。

中学离城40余里，坐落江阴西郊前栗山。学生人数不满两百，校舍仅孤庙一座，却是抗战中澄武地区创办的第一所初中，在地方很有影响。它几乎培养了那个地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能上初中，全靠父亲的朋友——中学的几位老师帮忙。用高晓声的话，他“是混进去的”。但他的学习可不是混的，狠下苦功。他的作文，全班拔尖。

初中二年级第一次正式作文时，父亲教他作文可分三节写，第一节是开头，第三节是结尾，中间一节最重要，五脏六腑都包括在内：叙述、议论、抒情，都要在这一节里写清楚。这样的作文，头和脚都小，中间身体大，显得匀称。于是，高晓声就写三节式散文，一直写到高中毕业，而且还有创造。后来写开头，总只写两句，决不写第三句。一开头就吸引人，可算是一种成功。“我在学校里的语文成绩当然很好，每写成一篇作文，老师总要称赞。于是我就认为将来长大了，当然要当文学家。”（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

常武地区流传一句土话：宁可跟讨饭的娘，也不跟做官的爷。父亲在学校时，一切由他顶着，不用高晓声发愁。父亲不在校时，高晓声时常缺这样，少那样。好在母亲在家，高晓声只要跑几里路，就见到母亲了。母亲再难，也总会帮他度过难关。

不幸的是，1941年母亲肺病加重，病倒了。长期劳累，没钱医治，一直拖着。1942年8月，就在晓声要进澄西中学的暑假，母亲谢世，年仅37岁。高父急着要钱买棺材，不得不接受一个商人的杀价，用一亩田换一口棺材。

临终前，母亲把儿子叫到床前，嘱咐再三：

“在家里吃粥，吃完了舔碗底。到人家去，在学校里，不要舔碗底，不好看。

“别人有恩于我，不能忘记。自己有恩于人，不能不忘。尽量不要麻烦别人。

“善人不欺，恶人不怕。

“世上最重人情债。受人一时恩，要报人一世德啊。等你大了，直到老了，千万记住两条：人欠，欠人。特别是欠人，今世债不能拖到来世还。”人欠，欠人，指别人借自家的钱、物，自家借别人的钱、物未还。

最后，她用商量的口气叮咛儿子：“孩子，我们家里穷，我死之后，不会有钱给你读书了，你不要吵，叫你在家种田，你就种田；能够有人介绍你去学生意，你就去学生意。”

高晓声心里非常难过，但看着一群弟妹，尤其是两岁的弟弟铁生还天真地偎依在母亲怀里，他凄惨悲恻，呜咽着答应了。他觉得从此再也不能当文学家了。

不久，他在初三语文课本上读到郑板桥的一首诗，《七歌》之一：“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郑板桥3岁丧母，由乳母费氏养育，14岁时继母郝氏去世，又无兄弟姐们，落寞孤独至极。催人泪下的诗歌在高晓声幼小的心里激起巨大悲恸。郑板桥如此逼真地抒写了与自己相类的情景，高晓声第一次深深感受到文学的动人力量。“也许就是这一首诗，使我觉得不能再和文学分离了。”（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往后几十年间，高晓声每每忆及母亲去世，颠来倒去一句话：“那时连电风扇也没有，我母亲是热死的！”

高晓声不死心，还是回到学校。那一年里，难到极点。学费杂费都欠账，连伙食费都交不起。如果不是老师念及与他父亲的交情，早就把他赶出去了。他在同学中当游吃队。衣服只穿身上的一套，要替换就向同学借。同班同学谢乐仁，经常做他的施主。文学，又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梦。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没有钱，来上什么学校。“冷粥冷饭好吃，冷言冷语难听。”穷要穷得硬气，少年的他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但硬气不起来啊。凄凉，无助，给少年的心打上深深的烙印。

母亲去世没多久，铁生夭折。

1943年（15岁）

爱国心和排外情绪。

交白卷。

救了叔弟一命。

广泛阅读《聊斋志异》《纲鉴易知录》等古典名著、通俗读物。

黄顺泉的故事。

吟诵常州先贤诗文。

地方上鱼龙混杂，既有新四军，也有国民党的杂牌游击队。学校里的老师，大多倾向国民党，而学生最喜欢新四军。不过，大家一致抗日，学校里从未出过汉奸。日本鬼子无力控制这块地方，常常冷不防扫荡。学校是扫荡的重要目标。有时起身钟还没打，便响起枪声，日军偷袭，包围学校。教员、学生，都有被杀害的。后来不敢再住学校，但还经常逃情况，有时躲在野地里，饿一天肚皮。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为了永久奴役中国人民，竭力在中小学推行奴化教育，强行规定将日语课、读经课、公民课、青少年课列为必修课程。

小学从四年级起，开设日语课，初中一、二年级，日语和英语并设，初三以上只设日语课，每周五节。中学日语课宣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江苏省立常州中学、武进县立初级中学的日语课，由“大东亚省派遣教员”小野文信讲授，其余学校由日本翻译或中国教师讲授。

从小学至中学各年级，均设公民课。该课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满支亲善合作”为主要内容，明目张胆地分裂我国领土，称东北三省为“满洲国”，还颂扬汪精卫“和平建国有功”，吹捧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等“为国为民，劳绩卓著”。

初二年级以上开设读经课。“经”主要指《论语》和《孟子》。日军妄图打着“尊孔”旗号，制造“中日同种”的谎言。此外，初二年级以上还开设青少年课。伪教育局规定以许锡庆所编三民主义教科书为教材。该书肆意歪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扬投降主义，引诱青少年投身于“新国民运动”，走“复兴建国”道路。日伪奴化教育还渗透到国文教材、史地教科书中。

此外，日军还开办日语班、日语学校，强迫各校成立青少年队，并建立“中国青少年团江苏省武进县团部”，强化对各校的控制。同时，加紧实施“青少年战时训练”。

高晓声和同学们根本不买账，没课的时候，在操场，在田野，三五成群疯玩，也忘不了唱山歌。最爱唱《老太婆，肩洋枪》。那不是唱，而是在高喊，大吼，尽情发泄蔑视与愤怒。跳着蹦着，右臂前伸，右手做成手枪形状，闭眼瞄准，食指连勾，“呯！呯！”声不绝。

老太婆，

肩洋枪，

上战场，

打东洋。

东一枪，

西一枪，

打勒小鬼子的屁眼上。

小队长报告大队长，

大队长吓得坐到了马桶上，

哔哩叭啦出洋相。

朴实的农村孩子，爱国心极强烈。孩子们在小学里就读过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全都抱着与日寇誓不两立的决心。学校为了敷衍日军，也开日语课，但高晓声认定这是文化侵略，坚决不学，读了两年，连假名也不认识，碰到考试就交白卷，宣称这是爱国行为，感到光荣而自豪。老师、同学称赞，他更滋长单纯的排外情绪，连英语也放弃了，理直气壮。一开头跟不上，跟不上拉倒。时间长了，差距大了，横竖跟不上，也就不再麻烦自己，省点心吧。学了两年半，连最简单的语法也一窍不通。有次大考之前，英语老师复习，特别指出有些学生连“I”后面不能用“is”也不知道。可后来试卷上考造句，不知出于故意还是无心，高晓声照样来个“I is……”英语老师右眼本来有病，从那以后，同学们都开玩笑说是被他气坏的。

他让学校当局头痛，因为认定他是“闹学潮”的头子。父亲在本校教历史，过分严厉，让同学反感。大家主张交白卷抗议，问他怎么办。虽然他明知爸爸也是块啃不动的石头，他还是拍拍胸脯，第一个交了白卷。

尽管环境混乱，高晓声坚持学好两门主课：语文、数学。基础好，学习语文不费功夫。数学倒是认真学出来的，初三学平面几何，特别聚精会神，以至几十年后也记得不少。“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关押在学校的一间数学办公室，检查已无可写，无事可做，无聊得不知怎么活下去。在房中到处搜索，居然在办公桌的抽屉里寻到一本高中平面几何，大喜过望，从此便悉心解题，竟觉得满屋生机，不思量别人放他“出狱”了。

虽然《模范作文》给高晓声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从不崇拜它，从未抄录，从不模仿。他受古散文影响更深。有位同学写作文抄了高晓声的文章，老师说它来源于《模范作文》。同学供出真正来源，老师便说高晓声的作文也抄自《模范作文》。

那年，高晓声救了7岁的叔弟。夏日的一个中午，高晓声撑了一小船青草从芳泉浜外回到浜梢，见叔弟和两个同伴在码头上玩水，双手扶着石头，双脚在河里晃荡，大半身没入水里。成年人都午睡了。高晓声想：这些孩子如果脚一滑，跌进深水，就危险了。刚想着，叔弟掉入水中没顶。两个同伴只顾自己玩，竟全未察觉。高晓声救了一条性命。

董墅很大，但家里有书的寥寥无几。而有几十部文学、历史书的，只有高晓声一家，都是父亲当年读书时买的。父亲并不希望儿子看他的书，老是板着脸训他：“还是把课本学学好吧！”这教训好像起了反作用，使高晓声把课本看做苦口良药，把其他书籍当成糖了。

初中阶段，他看完了家里喜欢的书，而头一部就是《聊斋志异》。家里的《聊斋志异》版本极佳，难懂的词语旁边都有注释。花妖狐魅，惹人怜爱。这蒲松龄简直不是凡人，是神仙哪！他的笔下，很少奸臣害忠良，少爷缠姑娘，以及“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成婚大团圆”的俗套。新鲜！高晓声连读几遍，几乎就是靠了这部书学通了文言文，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与它结下不解之缘。

另一部是喜欢的书《纲鉴易知录》，清吴乘权（字楚材）等辑，一百零七卷。这是一部简略的编年体通史，一部历史教科书，与作者所编的《古文观止》一样流行。该书编成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以刘恕《通鉴外纪》、金履祥《通鉴前编》、朱熹《通鉴纲目》、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书为根据，编辑而成。高晓声不是读历史，而是当作故事书看的。语言精炼！好看！观念未得多少，故事却记住了许多。

他把读书当玩耍，根本没有目的。父亲买这些书，也完全不是为了儿子。双方都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无心插柳柳成荫，高晓声后来之所以喜爱文学，向往写作以至走上文学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里原有的那几十本书。

他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那样的名著，也喜欢《岳飞传》《封神榜》《列国志》《济公传》《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包公案》《三笑》《今古奇观》《四才子》那样的通俗读物。《说唐》中“贾家楼”一段，《岳飞传》中“小校场私夺魁”一段，笔法真是精彩！他也喜欢常州滩簧《珍珠塔》那样的“俚俗戏剧”。就这样，他成了编故事、讲故事的好手。

广泛的阅读夯实了他的文学功底，阅读的趣味养成了他偏爱细节的特性。“我从小爱读‘闲书’，创作也很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你把《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这一篇的人物语言和陈奂生的相比较，就会觉得很像。”（高晓声，《读古典文学的一点体会》，《文艺研究》1981年第6期）

上初中时，高晓声听到一个绝妙的故事。

抗日战争初期，日军侵入苏南，国民党军队撤退。农村一时成了真空地带，村村巷巷，涌出各式各样的武装力量，有保卫村庄的农民武装，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有土匪流氓，也有地痞恶霸。

恶霸司令陈龙生为了扩展地盘，蚕食鲸吞，进攻农民武装。农民武装却不是好惹的，三下两下把陈龙生打得落花流水。陈龙生逃得飞快，可有个农民比他更快，在黄家村西小石桥追上陈龙生，挥刀砍去。陈龙生来不及躲避，举起手里的皮包一挡，总算拾了条性命。那只皮包，“扑通”落水。

过了一阵，地面上平静些了，黄家村的人听说皮包里装着300块银元，大家都下河去摸。河不大，不一会儿，就被一个叫黄顺泉的农民摸到了。他想：这么多人摸，就我一个人摸到，拎着皮包从大家面前走过，未免那个……于是，他不敢声张，偷偷地把皮包藏进麦田，又下河去摸。他打定主意：大家东摸西摸，摸了半天也摸不到，自会散去，那时再去拿包。不过他又不放心，怕被人捡了便宜，停停歇歇上岸查看。

另一个发觉他的鬼鬼祟祟，不禁生疑。等黄顺泉上岸后再下河，他就爬上岸去寻找。果然，皮包早就躺在那里了，里面真有用布包着的6卷银元，每卷50块。他私下抠出两卷，放到另一块地方。随后，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仍下河去摸。过了一会儿，大家摸来摸去摸不到，终于拆穿了黄顺泉的秘密，都火了，一齐骂他：你这家伙，摸到就摸到好了！为什么不说一声，害得大家还在瞎摸！

黄顺泉把银元拿回家，耳朵灌满纷纷议论。当时陈龙生的势力已经伸到黄家村，这事要给他晓得了，肯定会来讨钱。如果黄顺泉用了这笔钱，说不定会赔了性命。听说邻村几个歹徒也打算来抢劫。村里几个地痞则上门借钱。左思右想，这烫手的山芋不但动不得，而且在家里也放不得。只有送还陈龙生最安稳。于是，第二天一早，他跑了30多里路，把钱送到陈龙生家。陈龙生说：“你把钱送来，我应该谢谢你。不过，我要点一点。”一点，少了100大洋。陈龙生要黄顺泉赔，黄顺泉哪里赔得起。陈龙生说：“这钱是你摸到的，100大洋就算我送你的。不过，不能白送，一块钱买你一记屁股。”平白无故被打了100记屁股，黄顺泉空着肚子一瘸一拐地回家。

这故事太有意思了！高晓声记了一辈子。什么意思？很长一段时间不大明白。长大了，倒霉了，后来瓦片翻身了，每每与朋友相聚，轮流开讲故事，高晓声常常讲这一个，听得朋友们头颈伸长，乌珠发亮。

他总想把它写出来。不过，写恶霸欺压老百姓，这故事人家写了一百篇，一千篇，再写老掉牙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上讨论“向钱看”还是“向前看”的命题，高晓声心里一动：可以写了。要写就写农民对待金钱的复杂心理。

高晓声在1980年《延河》第5期发表的短篇小说《钱包》，几乎原封不动搬用了那个听来的故事，只有两处大的改动。一处是中段，那个发觉黄顺泉秘密的农民，私下抠出两卷银元，删了。另一处是结尾：黄顺泉送皮包，挨了打，想来想去想不通，发了疯。叫花子一样，“讨着吃就吃，讨着钱就放进口袋，傍晚回家，走到小石桥那里，把钱一个一个丢入河里。孩子们有时看见了，下河去摸。他等他们上岸，就捉住了打屁股。”疯了，还牢牢记得被冤枉私拿了钱和被打的屁股。

游泳的次数比儿时少了，但高晓声依旧顽皮，难得与玩伴偷个瓜——黄金瓜、老太婆瓜、苹果瓜、青皮绿肉瓜或铁线瓜，在水里抛来抛去，抢来抢去。玩累了，一拳捶碎，分而食之。周末回家捕鱼捉虾，填填肚子。

读书并未荒废。而常州，本身就是一部大书。常州建城约2500年，人文荟萃。北枕长江，东濒太湖，京杭大运河如游龙穿越城区。“舟车会百越，襟带控三湖”，开风气之先。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清雍正二年（1724年），常州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史称“八邑名都”。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名闻遐迩。高晓声一一拜读恽敬、张惠言、黄仲则、赵翼等先贤的诗文。他们标新立异，开宗立派，非同凡响！

张惠言有诗：“当事事为第一流。”“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

黄仲则有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裁剪。”“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贫是吾家物。”洪亮吉称他是“咽露秋虫，舞风病鹤”。

赵翼有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高晓声也读生性豪迈的乡贤洪亮吉，自清开国以来，直面批评皇帝的第一人。6000字的谏书锋芒炫目，开篇更痛揭逆鳞：“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荧惑圣听……”犯大不敬，斩立决，洪亮吉神色如常。

王嘉大的锡剧《珍珠塔》，他能哼上几段。他还读前清进士，常州名人钱名山的诗，爱上他的“夫子自道”：“红藕一身都是药，碧梧千尺不为琴”。通风云，泣鬼神！如遇知音，他反复吟诵，强烈共鸣。慢慢地，悟出内蕴：全身心发光，远离权势。

“有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沈德潜这么说。但想“争一流”的高晓声从年初一到大年夜都穿末流衣裤，而且只此一件、一条，如果没有同学借衣服让他替换，他无法在学校待下去。

木织机织出来的土布，白里稍带一点土黄，厚厚的，相当粗糙。农民怕穿白衣服，因为容易脏，脏了要用皂荚泡的水，或用稻草灰淋的水洗，家境富裕的才用得起肥皂，所以农民通常染成青的或黑的。染青非买颜料不可，舍不得。染黑省事，不用买颜料，锅屑灰代替，但大多染得不好，浅一块深一块。布宽不过两尺，缝衣常常拼接。

高晓声上黑下黑，人又瘦又黑，看上去格外小样。他跟同学打趣：“我这身行头，就像夜行侠客。”

秋天，父亲离开学校，高晓声的日子更加艰难。

1944年（16岁）

油印学生刊物。

初恋。

初中毕业回家种田。

1944年初，即初三下学期时，高晓声和同级同学谢光组织学生会。原名“青年学生社”，后因“社”字可能引起日本鬼子的怀疑，“学生”与“青年”意义有所重复，作了更改。目的是要把全校学生团结起来。以前不怎么团结，级与级之间还打过群架。

学生会出版过两期刊物，油印的，起名《西中学生》。高晓声主编，其中约1/3的文章是他写的。纸张和油墨，是从校方办公室偷的。刊物起了模范作文的作用。50年代，谢光任苏州地委组织部秘书。

初三时，初恋失败，高晓声一度陷入“忧郁、孤独、自卑”。（高晓声，《自传》，江苏省作家协会档案室编）说是初恋，实际是少年高晓声一种朦胧的喜欢吧。

1944年夏天，高晓声在澄西初中毕业。听说要全县“会考”，家里才第一次给他做了一身“洋布”衣裤，高兴得他一夜没睡好。

下半年，因没钱升学，高晓声只好在家种田。

1945年—1946年（17岁—18岁）

插读龙虎塘鉴明中学高一下学期。

作文被“抬举”为“模范作文”。

危险游戏。

万怀清和尹祖力。

迁校。

1945年上半年，父亲重回澄西中学任教。

没钱上高中，高晓声便在家里晃荡，什么都干。乡下孩子从小就在泥地里滚出来，别的会怕，劳动不会怕。从那时起，就从来没怕过，包括若干年后改造的劳动。

但不上学，总觉得精神空虚。1945年春天，父亲的朋友许士馥，在武进私立鉴明完全中学任教务主任，介绍高晓声进了鉴明中学，插入高一下学期，学膳费欠账。

同以前一样，除了外语老油条，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其他功课都跟得上。

高中一年级时，高晓声的一篇作文又被老师批为“恐非庐山真面目”，意思是抄来的。

这一次加上初中那次的“批评”，让高晓声明白自己的文章被抬举成“模范作文”，不由得加倍努力。

同以前一样，他爱看课外书，爱看小说。有次早读课，他埋头看小说，被教导主任章志良发现，问他在看什么，他坦然把书递给章老师。那是张资平的作品。张是三角恋爱小说家，学校不许看他的书，于是挨了冰雹般的训斥。高晓声感到莫名其妙，理直气壮地反驳。反驳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不是说“开卷有益”吗？看书有什么不好呢？第二，如果这本书不好，为什么还印出来卖给人看呢？后来，他懂得了，书确有好坏之分，看书应有选择，并接受有经验人的指导。

龙虎塘在董墅西偏北，相距18里，高晓声寄宿住校。家徒四壁，母亲去世两年，父亲远游不归。6月上旬，学校查出他拖欠学费，通知他：不交清学费，不得参加升学考试。他赶到澄西中学找父亲，两次都没找到。

这下惨了。借贷无门，也无心复习。没办法，他硬着头皮出去碰运气。年轻脸嫩，一再再三打好的腹稿，到了亲戚朋友面前，又开不了口。

父亲曾教过高晓声：亲戚是要互相走动的。他再痛下决心，跑了一趟郑陆桥，老着脸跟舅母说了。舅母待他很好，只是高晓声觉得一次又一次难为她多了，实在不好意思。一钱逼死英雄汉，无奈啊。舅母照例答应了。她有她的难处。出门兜了一圈，回来告诉外甥，今天没碰到人，过两天你再来一趟。高晓声心知肚明：舅母出去借钱没借到，心里很过意不去，不肯说破，找个借口，让外甥过两天还能有勇气来。回去吧。他一口气跑了9里，到篁村。篁村向西3里有座大岸桥，过桥3里，便是龙虎塘中学。

走近大岸桥，阳光已经变淡，远远看见桥那边看坟屋前林子里有两个一身白的汉子，觉得异样。他过了桥，就听得“喂、喂”的叫唤，那两人朝高晓声招手。他们穿着纺绸，高晓声明白今天遇上麻烦了。再走近去，果然，他们从树干后拿出长枪来。

高晓声面对突如其来的他们，并不怕。战乱中长大的孩子，见惯了这种场面。

两人盘问。老一套。高晓声一一作答。也是老一套。

猫捉老鼠的游戏开场：“把手伸出来！”盘问无果，一声断喝。

高晓声坦然伸手。一个扮红脸的说：“嘿，你还赖！看你这只手，不是捏惯枪的吗！老茧都在呢！”

明知他们在耍自己，高晓声想笑却不敢笑，因为他们面孔铁板，三斧头也斫不进的样子。他只能笑在心里，脸上也得假装认真，不然真会惹火他们。

“不是的，我真是学生呀！”

“还赖！快说，你是不是黄壳队的奸细？”黄壳队，说的是汉奸队伍。

“不是的，跟你讲不是的。”

“那么，是新四军的密探？”扮白脸的说。

“不是的，都不是的。”少年夸张地发急道，“我的学校又不远，就在龙虎塘。你们不相信，就跟我去查问好了。”高晓声实话实说，也是放刁。他猜准眼前两人是站岗放哨的，后面的村庄一定住着部队。哨兵不能随便行动，他们绝不会让他牵着鼻头，跟他去的。

“好，你是×种，你不招，跪下来！”扮红脸的勃然大怒，跳起身来与高晓声拉开距离，把枪端平了。游戏瞬间升级。枪口黑洞洞的。高晓声呆住。

“转过身去，跪下！”扮红脸的大叫。

高晓声就是不动。

扮白脸的过来劝他：“快转过身去，跪下来，莫犟。你要犟，可真要开枪啦！”

“×娘的。”扮红脸的把枪栓拉得卡嚓响。

扮白脸的轻易地拨转高晓声的身子，用膝盖在他腿弯里一磕，他便跪倒了。

“快招！”扮红脸的喝令。高晓声分明觉出他走前两步，枪口紧靠自己后脑勺。

千钧一发之际，高晓声出奇地镇静。

他想得十分透彻，他们绝不能开枪的。枪一响，村里的部队就会误认有情况。他们就犯了谎报军情的罪。尽管枪口对准了后脑勺，尽管那家伙把枪栓推得卡嚓不断，高晓声断定他不会扣动扳机。可他心里仍旧有点怕。他怕这些人手里的枪杆子是老爷货，万一顶针的弹簧扣得不牢，一滑走了火，那就死得太冤枉了。所以，他绝不能让枪口在背后对着自己。他不顾一切，回身抓住枪筒往一边推，把小孩对大人耍无赖的一套全搬出来，大吵大闹。他豁出去了。

闹了片刻，大概那两个人也觉得玩够了，扮红脸的便听了白脸的一声劝，把枪竖起来了。

一点不错，是一场游戏，玩得高晓声筋疲力尽。这下总该让我走了吧！还不。扮白脸的叫他坐在旁边等着。

“等到什么时候呢？天都夜了！”

“不会久的。”

话音刚落，听见村庄向这边喊话。这边大声答应了。然后便朝他挥挥手：“去吧去吧！”

大家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后来，回想此事，高晓声有点后怕，万幸那枪没有走火。

“这一年我十七岁，过了暑假升高二了，别的不懂，但在乱世里成长出来，保住性命的一套已经懂了。现在的孩子比我幸福，所以不懂这些。那好。”（高晓声，《家贫读书难》）

几十年后，高晓声创作《青天在上》，后记写的就是这个故事。他思念爱侣邹主平，忽然又奇怪那老爷枪为什么竟不走火。他也弄不清自己怎么会那样想。死了，就不会戴右派分子帽子，也就不会连累主平了。1991年，《常州日报》记者李寿生采访高晓声，觉得后记与小说不搭界。高晓声说：很简单，也就是说，国民党的破枪没有走火，而共产党的好枪走火了！（李寿生，《高晓声的陈奂生情结——二十年前的一次难忘采访》，《常州日报》，2013.8.24）

危险游戏后两个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了！终于胜利了！常州沸腾了！

高晓声和老师们、同学们一起高歌一曲：

号角吹动，鼓声隆隆，

伟大的胜利多么光荣。

欢迎呀欢迎，民族的英雄，

请你接受我们的歌颂。

八年的屈辱与苦痛得到了今天的成功，

如今是每一个中国人，抬起头来挺起了胸。

1946年，发生过一件大事。有个叫符剑峰的同学，参加了青年军。高晓声写信劝他还是回校读书好。信封用的是国民党武进县党部的。信被驻常州的青年军202师1旅政治部拆阅。其时常州的国民党和三青团斗得很凶，青年军是站在三青团一边的。于是，1旅政治部发了个公函给县党部，说“办党办到如此地步，实属可耻”，要逮捕高晓声。后经父亲的同事调停，才平息风波。50年代，符剑峰在无锡市工业学校任教。

抗日战争胜利后，鉴明中学从乡下搬到常州城里。这时高晓声才知道，学校里有许多三青团员。长住学校的万怀清，名义上是校董，实际是三青团常州专区的主任。学校的训育主任尹祖力，当了武进县三青团的主任。他们在学校发展了不少三青团的地区督导员。鉴明中学在常州有“团校”之称。

尹祖力人高马大，性格却有点婆婆妈妈，常和同学说笑。万怀清全然不同，瘦得像丝瓜筋，扁脸上刮不下半两肉，眼窝深凹，目光冰冷，从不苟言笑。他走东走西带一身寒气，同学无不回避。

父亲一贯教育高晓声别过问政治，而高晓声一向独立，对当权派总是抱有敌意，与三青团保持一段距离。一次三青团活动，邀请全体同学参加。高晓声和几个不愿过问政治的人没去，坐在教室里做作业。万怀清发现了，跑进教室，一言不发，在课桌间的过道慢慢吞吞地走来走去，走了一趟又一趟。约莫走了二三十分钟，只说了一句：“你们没有去吗？”声音极冷，不带感情。其余时间，一片寂静。听他的皮鞋咯咯地响，一声声敲打在高晓声和同学心上，惊得他们全都大气不敢出。

1949年，万、尹逃到台湾。岛上“逃才”济济，找个职业相当困难。后来好不容易在一所中学安顿下来，丢了官帽，重执教鞭，干到退休。两人拿到退休金，一起存放在一个学生的公司里，利息优惠。万万没想到，不久那家公司亏损破产，退休金全泡汤。老来生活，无依无靠。若要另找出路，为时过晚，力不从心。按理说两人命运相同，晚景该一样凄凉。谁知偏不然，尹和同学关系亲近，一旦落难，很多学生援手，居然生活无忧。万却麻烦，因为一向阴沉，唯我独尊，至此自然没人敢造次，晚年只好数米下锅。

90年代初，高晓声从台湾回乡探亲的一位老人那里，听到这些信息，感慨不已。“这真是性格的悲剧。”“这真是啼笑皆非。”“原来在这杂色纷呈、瞬息万变的世界上，未见得真有谁能掌握得牢自己的命运。即使盖棺已经定论，史书上还有鞭尸三百的例子。念此可以为戒。”（高晓声，《那边半本戏》）

抗日战争胜利时，与高晓声同年的谢忱，在江苏省第八中学——后来改为江苏省常州中学读完高中二年级。国民党接收学校，却不接收学生，说他们是“伪学生”。学生奋起抗争，互不相让，一时形成僵局。

其时，龙虎塘的鉴明中学迁至常州东横街，谢忱和一部分同学转入鉴明中学。谢忱读高三，高晓声低一级。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

在谢忱的印象里，高晓声一直是很瘦的。高晓声在鉴明中学的同学尚有刘文瑞、陈少平、高剑南、徐惠卿、王润等。50年代，刘文瑞在北京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工作，陈少平在武进县横林中学任教。

1947年（19岁）

高中毕业，报考中央大学。

进武进晨报社工作。

从初中读到高中，高晓声前后失学三次。抗战结束后，父亲当了个国民党的小官，经济还是困难。好不容易，1947年高晓声高中毕业。

那段时间他“没法认真读书，也很少去想自己的前途，要当文学家的念头，好像变成了一个愈来愈远的幻梦。”（高晓声，《曲折的路》，《四川文学》1980年第9期）

高晓声考大学一心想考文学系，父亲不许，要他考工科，说文学系毕业出来就是失业，没有饭吃。父命难违。1947年暑假，高晓声来到南京，报考中央大学。他晓得自己考不取。别的功课还好，坏就坏在英语上。从初中到高中，他不愿学日语、英语，认定那是文化侵略，于是把它们放在汤团店里养着。平生一门外语没能学会，也许就因为“一念之差”吧。

事到临头，他不在乎。南京还是要去，大学还是要考。考不取就考不取吧，南京总玩着了！常州距离南京虽然只有100多公里，又可乘火车，但无特殊原因，他这个乡下孩子休想去得。在这之前，他从没到过南京。非但如此，读到高中二年级还不曾坐过汽车和火车。有次与一位同学谈起，同学觉得他可怜，就在一个星期天陪他坐火车到邻近的丹阳转了一趟。这次到南京，火车是第二趟坐了，公共汽车呢，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他与一位姓杨的同学结伴同行。杨也是第一次上南京。两人住进丁家桥中央大学宿舍。

两人玩性不改。考前两人都不看书，抓紧时间从宝塔街到四牌楼等地游了一圈，觉得南京城漫无边际，摸不清东南西北，不敢放胆往远处跑。考完，又游了半天玄武湖。湖区荒凉，全是荷叶，几条极狭窄的水道，供小舟来往。湖水极混浊，坐在小船上用划桨往下一触就到底，使高晓声这个从水乡来的弄潮儿大为扫兴。

离开南京的前一天，两人想同游中山陵。他们不知中山陵在哪里，问路，别人向紫金山那边一指。看看不远，他们便从丁家桥出发，到鼓楼以东上城墙。从城墙上悠悠向东，一路南北瞻顾，城里城外景色，尽收眼底。到太平门，已近山脚，便下城墙，出城寻路上山。这时已到中午，肚子饿了，可除了城墙，四顾一片荒野，既无村店，更无人迹，真不相信这里也算南京。回去又不甘心，硬硬头皮，继续前行。不知不觉，他们走进一片高过头顶的荒草，抬头不见四野，俯首也难觅路，不禁提心吊胆，生怕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只得加紧脚步，跌跌撞撞认准山脚快些靠过去。几经曲折，总算摸到一条上山的路，才算松了一口气。不曾想到，越爬越荒凉，一直爬到北坡转弯向南，已近紫金山顶，才豁然开朗。但见东边远处，钟山脚下，有一群建筑，和图画上的中山陵一模一样。两人你看我，我看你，原来走了半天，全是瞎摸。再要赶过去，时间来不及，加上饿得发慌，只得回头，一路自我安慰：“虽然没有到，也算看见了。”

到南京时，高晓声身上带有两支钢笔，一支是旧的，一支是姨父为他考大学送的礼物。到南京第二天，那支旧的就不见了，当时就没弄清怎样丢失的。新的那支，高晓声记得清清楚楚，是离开南京前，上三牌楼搭公共汽车到下关火车站，在车上被扒掉的。大学没考取，中山陵没去成，钞票用光，钢笔丢光，被剥得光光离开。

国立大学没考取，只好失学。高晓声不愿当小学教师，一心想当新闻记者。他爱写文章，又觉得记者这个职业自由自在。

10月，父亲介绍他去武进晨报社，作为临时工作人员。社长蒋克敏是父亲的朋友，情面难却，其实报馆并不缺人，经济情况也很糟。报到后，社长叫他每天下午去父亲那儿一趟，看看有没有消息，有就抄回来，没有就算，再没别的事做了。

在报社，他认识了同事钱亚人、史曼倩等，与武进中山日报社的杨国明也有所接触。五十年代，钱亚人在常州民报社工作，史曼倩在常州实验锡剧团工作，杨国明在华东新闻处工作。

高晓声在报社干了两个多月，一文钱也没拿到，饭也是吃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