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事业、爱情的田园牧歌——论《山地笔记》

《山地笔记》收集了贾平凹1975年到1979年的大部分短篇小说作品。在贾平凹这几年的创作中，1977年是一个分界线。1977年以前的作品，还留有当时普遍流行的创作思想的一些痕迹。主要写农民中公与私的矛盾所形成的生活插曲。这其中不乏对农民中后进的小私有者思想作风的喜剧性的善意讽喻，而重点却是对公而忘私的人物的热情歌赞。命意单一，人物形象也谈不上丰满和多大的独特性。这时候，贾平凹还没有具备后来那种强烈的自主意识，创作上总的看来还处在不够成熟的阶段。

1977年，贾平凹创作有了一个飞跃，从他当时创作的总体精神状态看，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超越。这时候他有三个发现：发现了非常切合自我心境的主题命意，这就是讴歌青年对事业和爱情的崇高追求与美好憧憬；发现了自己文学表现上的所长，即意境的创造和诗情抒发；归根到底，他发现了自己，即发现了诗人的贾平凹。这三个发现对贾平凹的迅速成长和在文坛上取得一定地位是带有关键意义的。

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贾平凹的《满月儿》得了奖。《满月儿》所歌唱的，就是农村青年在事业上积极上进的青春之歌。这篇作品写得清新可喜，作者着意于人物个性的描写，尽管这种描写未达于深层，但却是鲜明的。在这篇作品中，作者特意通过对比以表现满儿、月儿姊妹俩的不同个性。“文化大革命”中强调写矛盾斗争，依那时的文学模式，如果作品的主要人物为两人，而作者又是将两个人物对比来写的话，他们一定是革命与反动或先进与落后的一对互相对立的矛盾。然而在《满月儿》中，姐姐沉稳好静，爱钻研，能刻苦；妹妹活泼好动，单纯幼稚，无忧无虑。两个人物都是很可爱的形象，都是本质上追求上进的姑娘。这就突破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形成的人物结构模式，也是贾平凹对自己前期艺术思维定向的一个冲决。《山地笔记》中的《牧羊人》所写的两个姑娘，《第五十三个》所写的歌儿、乐儿两姊妹，都用了大致相近的写法。这种以对比笔墨相互映照来写两个美好形象的构思处理，可以说是一种“和而不同”，它冲破了对立斗争的僵化模式，又克服了人物和情节的单一化，保证了作品色调一定的丰富性。当然在《满月儿》中，由于作者对这种对比手法的过分钟爱，没有明确认识到手法本身不是目的，因而这种对比就多少显出了雕琢的痕迹。

当事业和爱情在小说叙写中被结合起来，两者互相生发、互相照耀，成为《山地笔记》的主旋律，便使贾平凹的笔下特别焕发出光彩。对事业的抱负和志向，使爱情变得高尚充实，而由于爱情的激发，事业也显得更富诗意：栽培果树为家乡谋福利的共同事业，使两个本来陌路的青年男女结成爱侣（《夏诚与巧姐》）；一个为集体放羊的后生和一个为集体护林的姑娘，因为各自忠于职守而互相产生摩擦，然而他们越来越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于是产生了爱情（《泉》）；漂亮的姑娘甩开了许多追逐者，把心交给一个老成持重的青年育种迷，后来她虽然不幸被毁容，但他们的爱情却更加深挚笃诚了（《回音》）；一对奔赴山乡从事小学教育的恋人，当他们各自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两颗心又碰在了一起（《第一堂课》）……这种田园爱情的赞歌，是《山地笔记》的主调。

可以算得上《山地笔记》压卷之作的是《雪夜静悄悄》。这虽非正面铺写爱情的篇什，却展现了青年爱情天地的厚实的背景。在一个雪夜里，西韦的未婚妻跑到西韦教书的学校来找他交流备课的情况，因为第二天她要临时代替一位病了的老师上语文课。她在学校大门口被老门卫、西韦的爸爸挡了驾。老汉虽然从她的话里听出了这是未来的儿媳妇，但心里仍是生气，他最反感打扰老师备课，他甚至背着姑娘告诫儿子不要找一个只知道谈恋爱的“花花枕头”。后来当他亲耳听到两个年轻人是在交流备课内容时，立刻打内心对两个青年涌起深挚的父爱。《雪夜静悄悄》通篇都在写人的心理，但却没有丝毫鼓努用力处，写得灵动、深厚、平实、自然。如小说开头用经济的文字，通过极其细微的听觉、意觉，把雪夜的气氛和老门卫在传达室烧开水的心态活动写得那样深微可感。老人对教育事业忠敬虔诚的内心波澜，只通过他给老师们送开水时的心理细节描写，就表现得非常充分了。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在这样的父辈的精神哺育下，青年男女的爱情在萌生和发展，事业上勃发着青春的活力。

事业和爱情为什么会成为《山地笔记》的主调？贾平凹在1977年为什么会有三个发现？其根源都在于作家的主体精神，在于这时候事业和爱情是他的两大精神支柱，《山地笔记》的主调不过是这种精神的伸张和勃发。然而这种主体精神并不是独来独往的，没有客观环境和条件，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主体精神的腰毕竟难于直起来。用唯物主义观点看来，这种主体精神的产生不是没来由的，它是来源于客观，对客观有着很大的依赖性。首先，是机遇给贾平凹提供了这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欲求的可能和发展前景，文学事业、美好的爱情都向他张开了双臂，敞开了怀抱，这对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来说，是多么大的人生幸运啊！其次，贾平凹的三个发现（归根结底是自我的发现），是发现一种活的过程，而不是发现某个凝固的静物，换言之即发现主体精神伸张的路径。在伸张和高扬这种主体精神时，作家是有一个迅速觅寻角度和出路的过程的，在这里，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贾平凹表现了他的聪明和狡黠。当时“四人帮”刚刚垮台，人们的思想还处在僵化中，出于事物的惯性规律，“左”的一套仍继续着，思想解放是两年以后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贾平凹很快寻找到了相宜的突破口，使其主体精神在文学中的伸张和高扬，与当时的思想环境在外部走向上取得了一致，因而这种主体精神的伸张与表现不特得到了允许，甚至会受到褒扬。对当时的思想环境，这是一种改造性的利用而不是消极的迎合。

和这种特定的主体精神相联系，贾平凹在《山地笔记》的创作阶段，很快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是成熟的标志，评论家在使用这个字眼的时候，一般是非常悭吝的。那么人们怎么会大方到在那个时候就轻易把风格这一概念和小字辈的贾平凹联系起来呢！因为实际存在是一个很倔强的怪物，它常常自己站出来无声地向人们的习惯偏见发出抗议。在《山地笔记》中，贾平凹的风格是突出的，对读者是有一股美感的魅力的，这有什么不可以说破的呢？诚然，贾平凹身上充满着自变性，历史也证明，《山地笔记》的这种风格在他的创作中很快成为过去，但这都不足以成为反对研究《山地笔记》风格的理由。不管贾平凹面前的路有多长，不管他的创作今后如何发展，《山地笔记》的风格却成为不变的历史。作为一段客观的历史，当然是可以评说的。这种评说对一个有自立精神的作家今后的发展，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这正如对他出世的每一篇作品可以进行评论是一样的道理。

风格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是作家、艺术家创作个性的总体表现，用马克思的话说，它不过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构成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克思曾引用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布丰的一句名言，这就是“风格即人”。贾平凹《山地笔记》的风格当然也深烙着他这一时期的思想风貌、个性特征、艺术才能和美学追求的印记。

《山地笔记》的艺术风格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在《山地笔记》中，贾平凹善于用诗的韵味的语言，创造出一种幽美的意境。作品中萦绕着一股透明的、美的情思。他的人物就在这种意境中，体现着这种情思并思考、说话、行动。在章法上，他的作品像写意的水墨画，他总是把那些能传神的、有诗意美的地方选择出来，用透明的淡色加以点染，而不做面面俱到、纤毫毕陈的铺排。

一、美的意境在《山地笔记》的作品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这种意境往往打着商洛丹江两岸山光水色的烙印。笔者曾探索作家的创作心理，追溯在《山地笔记》中一些作品创作过程中艺术思维的某些环节，了解到贾平凹这一时期不少作品在创作之初，创作的冲动便是由一种意境触发起来的，进一步的构思往往也继续受着这一意境的推动。《果林里》《泉》《林曲》《竹子和含羞草》等，便是这一类作品。以《果林里》为例。1977年夏天，贾平凹在礼泉县烽火大队驻队，一天下午吃过饭歇晌的工夫，太阳照得正有劲，人们都想找个凉快的地方躲躲热，贾平凹漫不经心地走进果园。虽然来了不少日子了，他还没有好好看看这个果园呢。林子很深，他沿着林中的一条小径往前走着。慢慢地，他听到了淙淙的声响。抬头一看，前面的果林更密了，簇拥着一片浓浓的深绿，他继续朝前走，已经到了林子的中央。这时他才发现，这片深绿中隐着两间生了绿苔的茅屋，屋旁是一个清池，一泓池水碧绿碧绿的，小水渠里正有指头粗的一股水朝池里滴着，一丝清幽一下子沁入人的心脾来。这情境使贾平凹入了迷，公社的果林多美啊！他在这儿伫立了半天，然后才去推茅屋的门，屋里坐着一个英俊好学的小伙子，正伏在桌上全神贯注地看书，墙上是关于果树管理的各种挂图。这个人物跳入贾平凹的眼中、心中，立刻便有一股情思冲击着他。他平时接触过的一些人物，也迅速向这个艺术境界中涌来，经过一番筛选，最后剩下的是这个青年、一个姑娘和一个老人，故事也慢慢形成了。《果林里》的构思过程大概就是这样。

这种诗的意境，在这样构思产生的作品中成为作品的神髓，与作品的人物、情节、主题同在。如果抽掉这种意境，这些作品就不复存在了。在另外的作品中，意境虽然不像前一类作品那样地位重要，但它形成着这些作品独特的色调与风采，同样不可缺少。如果把小院、榆树、月亮从《纺车声声》中拿掉，《第五十三个》中没有了山峦、桃花、竹林，《雪夜静悄悄》中没有了夜幕中的飞雪，这些作品也不免失去光彩。

二、贾平凹的作品中，还贮满一脉美的情思

意境依凭于景象，情思则是融贯于作品中的一种情愫，它无往而不在，或通过人物言行姿态的状写，或通过景色的描绘，或通过贯注于叙述中的口吻和感情色调，像水波一样去激荡读者的心灵。《山地笔记》中着重创造着某种意境的作品，其中也必然充盈着与之相关联的情思；而在一些并不着意构成一种意境的作品中，也仍然流动着这样的情思。这种情思并不是作品的主题，但对主题有一定的烘托作用。它是介于作品思想与艺术之间而更多地属于艺术方面的东西。如果贾平凹的某一作品与别人的某一作品主题大致相同而色调却判然不同的话，那么在造成这种相异上，他特有的情思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所以，诗意美的情思是认识贾平凹《山地笔记》艺术风格的枢纽。

三、和诗意美的情思与意境相联系，或者说出于创造这种意境和情思的需要，贾平凹在创作中酝酿出一种颇有特色的语言

这种具备特色的语言，是形成《山地笔记》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山地笔记》的语言特色，一是凝练，二是清新，三是优雅。所谓凝练，就是不啰唆，不拖泥带水，不面面俱到，抓住事物的特征和作者所要强调的东西，做点染式的描述，避免四平八稳的八股套语。所谓清新，就是不用气势去鼓动，把话尽量说得清淡有韵致，使读者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绝对不讲趾高气扬的豪语。所谓优雅，就是避免俚俗浮滑，语言给人一种散化的跌错美，不用熟腻的俗语。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具有诗的旋律的独特的语言。贾平凹很注意描写文句中的炼字。读《山地笔记》，常常可以读到利用动词的活用而提炼出的一些类似诗眼的字句。如“口中的热气开始在绛红色的毛围巾上镶起了无数的小明珠”“几抹雪粉被风吹落在她的嘴唇上，立刻烫化了”“烟缕从烟锅上端端往上长”等句中的“镶”“烫”“长”等字，都见出他炼字的功夫。

一个作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复杂的，很难用几句话说清，但也并非完全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山地笔记》风格的根源，主要在于这些作品大多写青年男女对事业和爱情的美好追求，所吟唱的是诗化的田园牧歌。这种特定的主题内容和描写对象，内在地要求着相应的作品风格。这种客观上的要求，与作家的艺术素养和美学追求相生发、相协调，就形成了《山地笔记》的特有风格。同时，《山地笔记》的风格也和贾平凹的童年生活以及艺术师承有一定关系。

有人说，对生活、对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作家的最大的馈赠。这话是有道理的。贾平凹生长在商洛山区的丹江岸边，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师，在山区，这样的家庭就算得上书香之家了。这样，少年时代的贾平凹就能够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山明水秀的环境，朦胧地发生诗意的感受了。这里生活着的每个乡亲，这里的一木一石一山一水，都经过他爱的浸染，含蕴到心灵中去了。这是一个早熟而内向的年轻人，他拙于或者不喜欢用嘴巴咋咋呼呼表白自己的感情，而喜欢静静地在内心品尝自己那些诗意的感受。这些心理意识活动，便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一笔看不见甚至意识不到的资本，给他的文学风格造成深远的影响。他对书法、绘画、戏曲、民歌都有特别的嗜好，常常在对这些艺术的欣赏中酝酿着自己的艺术志趣，磨砺着自己的艺术触角。进大学以后，贾平凹接触到孙犁的小说，他一下子对这些作品酷爱起来。于是搜集了能搜集到的孙犁的大部分作品，在享受中仔细地阅读。孙犁这位老作家的艺术，奇迹般地唤起了这个年轻人的艺术灵感。他心灵里那些浸透着爱和审美感受的山水人物，渐渐地活起来，向艺术的世界里跃动。这时候，贾平凹已经运用了一个时期的笔，由生涩逐渐变得熟练，他笔下还不圆熟的艺术便和他的前辈作家的艺术发生着共振。

这种现象曾经给一些文学青年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靠着模仿某个前辈作家，就可以成为一个新作家。这是多么误人的一个认识啊！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当然不免失败了。其实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根本依据是他的生活和艺术素养，其他作家对他的创作所起的仅仅是催化剂的作用。他笔下活动着的是陕西山地而不是华北平原上的景色和人物，他作品中的生活透发着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抗战时期的时代气脉。贾平凹从一开始就是自立自强的，要不然他在以后也不会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追求和那样迅速多变而越来越走向深化的发展了。

在1979年5月《延河》编辑部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贾平凹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我自己习惯写的，大致是一些向上的和进步的人，但不一定都是什么英雄人物。”嗣后他又几次说：“我恐怕永远不会用爆炸性的情节去取胜。”的确，如果你想在他的《山地笔记》中发现重大的主题和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那你一定会失望。那么可不可以认为贾平凹的作品就没有多大的社会价值呢？不可以。贾平凹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独特的。这些价值的提供，不是那些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所能替代的。

如果你再试着把贾平凹《山地笔记》中的作品真正作为艺术品去欣赏，让自己老老实实做一个欣赏者，而不是作为一个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的批评者去读他的作品，你将更容易发现这些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另外应当认识到，艺术品首先得当艺术品看，欣赏齐白石的鱼虾草虫，却先要检验其思想性和政治意义，这不是太多政治家的心肠了吗？用齐白石的画做比也许是极而言之，未必恰当，但我们又很应当看到并尊重贾平凹作品的整体特性，那就是作品的思想都是溶解在艺术中淡淡地显示给人们的。如果不着眼于评论对象的根本属性和特征，即忘记了所品评的是一种艺术品，一开始就看它是怎样配合政治的，它告诉了人们怎样的思想，它对阶级的、民族的斗争能起怎样的作用（其实这些也常常是评论者的主观猜度，它在实际中的社会效果并不一定如评论者说的那样），而对其审美力量和通过审美力量给读者非常深细的心灵、情趣、人格上的陶冶作用往往不大正视，这难道能算作真正的文艺批评吗？

也许不能说贾平凹在创作《山地笔记》阶段思想上已经成熟，但他早在“四人帮”跋扈的时候，就从创作实践上反对政治图解，这确是难能可贵的。在“四人帮”文艺谬论风靡的时期，短篇小说创作也以“样板戏创作经验”为准绳，人物排座次，设置了多层次的矛盾，动辄数万字。贾平凹却不为所动，而致力于千把字的描写真实生活的短章，显示了他艺术头脑的清醒。无论在选材上和写法上，他都和当时的风气保持疏远，而形成自己的特点。

在选材上，他从不追逐所谓“尖端”题材，不热衷于迎合现实中的政治风向，而凝神注视着渗透在平凡生活中的美和善。在写法上，贾平凹力避把主题思想急切地、浮躁地硬塞给读者。他不希望读者一拿起自己的作品先受到教育，他关切的是自己的作品能不能成为使读者得到艺术享受的精神补品和艺术食粮。应该说艺术从在世界上诞生之日起，就是遵循着这个规律在欣赏者中起作用的。

如果说图解思想概念早已成为我们文学创作中的一大弊病而在1977年这会儿还痼疾未除的话，贾平凹能从一开始便预防和克服这个弊病，乐于在艺术上刻苦思索，这种见识和精神应当得到肯定。他在向读者介绍自己创作《满月儿》过程的文章中，毫不掩饰地承认他写这篇作品的动力是出于对生活、对亲人深沉的爱。谈到作品的艺术构思时，他谈了十点，包括人物个性、章法结构、艺术色调等方面的思考与探索，都属于艺术方面的追求。他这样做以及创作的这诸多特点，按照正确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是不应当受到非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