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对国民性的新揭示——论1980年小说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在198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笔触已经伸到了社会生活的较深处。他的视线已不单单停留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事物那些美的部分上了，他开始注视到历史和现实投在整个生活背景上的魑魅的暗影。于是，静谧透明的田野上，涂染了社会世俗的更复杂的色彩；甜美的抒情曲中，加进了思考探寻的旋律。作者虽然仍带着他诗意的微笑，但却不是以前那种惬意的、赏心的微笑了，这笑影中不免带上了几分调侃和冷峻。

这一年的作品中，只有《他和她的木耳》（《延河》1980年5月号）还较多地保留着以前作品的格调，但即使这篇作品，也和以前的作品有了显著的区别。小说写一双青年男女立志建设山区的故事，表现了他们之间纯真高尚的爱情。如果在以前，作者便可能就此止步，现在他没有满足于此，而是更进一步向生活的内部突进，向人们揭示了山区建设中人事方面的阻力，揭露了盘踞在乌梢岭大队政治经济生活指挥机构中的蠹虫——这个大队的领导。这个操持着全队百姓命运的人，对山区建设并无丝毫兴趣，却很会利用各种保护色借革命以营私。革命青年欢儿等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却站稳脚跟，志不移，心不灰，这是一些多么可爱的青年呢！

写男女青年是贾平凹的特长，在《他和她的木耳》中，他发挥了自己的所长，又给他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两个新形象。积极向上的大恒，憨厚之态可掬，那一颗赤诚的心似乎老露在外面，作者刻画这个人物时，用笔简洁有力，写得比《山地笔记》中的小伙子们更血肉丰满，富于个性。很有心计的姑娘欢儿，泼辣而练达，她不像《山地笔记》中的许多姑娘那样柔情似水，也不像《满月儿》中的月儿那样充满稚气，无论在政治上、生活上、事业上，都堪称大恒的老师，但她身上却充溢着深厚无邪的情爱，绝不是那些嘴里只讲“斗争”“路线”的硬邦邦的人物。贾平凹把欢儿与大恒的爱情写得很独特，很见个性，而且能在这样一个短篇中，把这对青年的爱情在社会生活的土壤中萌发、生长的整个过程，描述得层次分明，极其自然可信，因而这种爱情就不像《山地笔记》一些作品中的爱情描写那样缥缈轻柔、为过浓的浪漫诗情所弥漫，因而显得更为纯朴扎实。

跳出了一味用美好眼光看取生活的囿阈，而转向社会矛盾的审视，使贾平凹连类而及，忆起了少年时代的苦难，写了《纺车声声》（《青春》1979年12月号）和《头发》（《广州文艺》1980年6月号）两篇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纺车声声》是一篇感情真切的作品，能以细节表现人物感情的细微变化，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坚韧的母亲形象，见出了作者以前作品所缺乏的力度，透露了作者的创作风貌将有所变化的消息。《头发》正是《纺车声声》的姊妹篇，《纺车声声》是写母亲的，《头发》是写父亲的。这两篇作品发表之后所以为不少读者激赏，是因为它们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正义的情操，既表达了这种带有人类共同情愫的东西，又从侧面再现了“十年浩劫”中的社会变动，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这场灾难像风暴一样很快刮遍960万平方公里的每寸土地，连一个山区小家庭的院落也不能幸免。小说中的父亲是个足堪为人师表的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折磨和凌辱，但他总是用重大的父爱去保护儿女的心灵使其免受创伤，并在儿子错误地要向社会进行报复时，怒责儿子，把儿子拉上“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自己”的正路。他对人民、对自己的事业一往情深，而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又凛然难犯，坚硬得像一块钢。这是一个有柔有刚的人。

和《纺车声声》一样，《头发》是紧紧抓住表现人物内心感情的细节（如在痛苦中能俯身为孺子牛、被批斗凌辱后晚上和妻子谈话极力瞒着儿女、想到自己影响儿女前途时的痛哭、为解除儿子的精神痛苦教他拉二胡等等），通过这些细节去塑造人物，并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动。“文化大革命”是通过“我”的家庭变故，从侧面得到反映的。在家庭这个视角上又是以父亲为聚光点，以父亲的头发为线索去写的。

当贾平凹意识到社会矛盾的复杂性时，《山地笔记》展示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题旨，也自然地发生了变调。这个变化实际上从1979年就开始了。《丈夫》（《鸭绿江》1979年11月）、《玉女山的瀑布》（《长安》1980年1月号）、《春愁》（《花溪》1980年7月号）都是写青年因社会地位的变化所引起的婚姻爱情上的变故和纠葛，挖掘一些当代陈世美式的负心男性心灵上的污垢，对被遗弃的善良女性给予了深沉的悲悯。《丈夫》中的“她”，曾经在“他”失去生活乐趣的时候，以温情抚慰过“他”的心灵，结婚后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三次打胎，而当“他”在“她”的支持下革新试验成功的时候，“她”在产床上接到的却是“他”要求离婚的信，因为“他”已有了资本，可以向高干的女儿求爱了。《春愁》里的云生媳妇，一人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又在春荒时拖着瘦弱的身子捋榆钱养活婆婆。她早看出在商业局当干事的丈夫已经变了心——半年来他既不回家也不来一封信——但为怕婆婆伤心，她瞒着一切。她委曲求全地想：“他还年轻，慢慢会好起来吧，他当一般干部，我总还勉强配得上他的。”终于，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云生又升为局长了，这等于宣布了她的被弃。这两篇作品都是悲剧性的，《春愁》中愁苦的调子笼罩了全篇，而《丈夫》却有很大的戏剧性，作品最后的悲剧气氛所以特别强烈，是因为作者使他的人物一直向美好的梦幻高峰上升，末了突降到现实的地面上，骤然的大跌落强化了悲剧的感染效果。

这些作品虽然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但由于作者此时还局囿于比较朴素的世俗伦理观，所以作品的褒贬倾向就显得单一直露，那些负心汉的性格和灵魂都浮泛而概念化，没有足够的深度。实质上复杂的生活运动所带来的婚姻爱情变故，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内容的，绝不是负心这一点可以回答的。

在这类作品中，《玉女山的瀑布》和《阿娇出浴》（《长安》1980年4月号）对人物的灵魂进行了深入腠理的解剖。

《玉女山的瀑布》通过一个新晋升为工程师的青年知识分子专程回家闹离婚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剖析了他卑污、自私、空虚的灵魂，表现了他内心的虚弱、矛盾和不值得同情的痛苦。他现在要提出与之离婚的，是在他受迫害时同情和帮助他，后来又答应了他的求婚的阿秀，所以回去后这样太丧失良心的话他说不出口，他只能用冷冰冰的面孔对待她、刺伤她，企图使阿秀恼怒、反目，从而达到他离婚的目的。但阿秀是那样忠实、多情，富于自我牺牲的美德，她甚至发现了丈夫的异样态度也没有往他会变心的方面去想，仍然牺牲自己的一切，一片真心去爱他、迁就他。最后青年工程师终于良心发现，幡然悔悟。

我们推想，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在政治上也许表现得不错，他抵制过“四人帮”，业务上看来还是个尖子。但在对待爱情、家庭的问题上，他的心地却是卑劣的。这种人现实中并不难找，但在文学中却很少如实地去描写。《玉女山的瀑布》打破了以前人物塑造上的僵化积习，表现了人物形象的复杂性。这种表现是具体的、立体化的，叫人感觉是真实的。作者不是用概念化的议论，而是通过形象描写和心理剖析，对这个人物进行了鞭挞和批判。

《玉女山的瀑布》另外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作品通过男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成功地刻画出了一个与之相联系并妍媸对立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是美好的、可爱的，也是血肉充盈的。作者似乎有意不多用笔墨去描写这个人物的外形特征，我们仅知道她的头发缺乏光泽，脸被山风吹得黑黑的，而她的精神美却异常鲜明，不时从纸上腾跳到我们的感官里。这是一个新时代里的人物，她有着与常人一样的个人幸福的要求，这种要求是那样朴实而不奢华、实际而无苛求、美好而不庸俗。但当她作为一个微波转播站的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和关怀别人时，常常把如此起码的个人要求也尽量往后摆。她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主动行为，不是摆出样子来让别人看。她是一个先进人物，但又不是我们在文学中已经见识得很多了的那种昂首阔步、高呼大叫、挥臂舞拳的人物，而是承袭了千百年来中国女性那种善良温厚美德的一个人物。这样的形象在现实中以各种姿态到处存在着，可惜在这之前作家写出来的并不多。阿秀这一丰满厚实的形象正是来源于贾平凹对事物丰富多样性的艺术表现的追求。

《阿娇出浴》塑造的高干子女阿娇，是一个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她鄙视社会上某些青年男女那种平庸俗气的恋爱，追求精神境界较高的爱情，而这种追求又恰好和她对自己出身门第的很深的优越感相伴随。小说写的正是阿娇赴约前后的几个小时内，通过一次灵魂的搏斗，发展了她的积极追求，并对自己的优越感进行了一次激越的自我批判。

《阿娇出浴》对阿娇这个人物之所以写得深刻，在于：第一，这个人物的优越感的表现，不是趾高气扬的炫耀和放荡不羁的张狂，而是通过比较含蓄的细微的方式，甚至伴和着她追求上进的思想倾向表现出来的。因此这类优越感就带着社会、家庭各种复杂因由的折光，深刻地形成独特的、“阿娇式”的优越感。第二，阿娇不是在物质、金钱、权势方面，而是在精神生活方面盲目地存在着优越感。“庸俗”这个字眼，成为她蔑视普通平民（即她所谓的“小市民”）时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实际上作为阿娇产生优越感的根据的她的父母，在人类精神美德方面看来并不充实，不可能给女儿以楷模的感染，不可能给女儿馈赠什么可贵的精神财富。可悲的是阿娇却盲目地认为自己既是高干的女儿，就当然地在一切方面都应该是优越的。

对于阿娇这个在性格上具有复杂性的人物，贾平凹在写她时自然是褒贬互见的。对于她在恋爱择偶上超俗出尘的追求和对父母对她婚姻爱情的代庖的反抗，作者是给予肯定和赞许的；同时又以细微的艺术笔调，批判地描写了这一人物赴约过程中所表现的矫情做作、褊狭脆弱和喜怒无常的性格。

阿娇鄙弃平庸的精神生活，但这种鄙弃却带有失之清高的、超脱于现实而虚浮空洞的性质，所以她的追求就可能像肥皂泡一样被现实的空气和微尘所触破。她不懂得，这些所谓“小市民”恋人的“庸俗”，一方面固然表现着对于世俗颓风的麻木、投合，同时也打着他们经济生活的烙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超物质、超经济的文明。阿娇也不会认识到，谈事业谈理想这当然是好的，但这种事业和理想应该是建筑在现实基地上的事业和理想，是中国的包括这些“小市民”在内的公民们的事业和理想，而不是脱离开这一切的个人纯理想的东西。阿娇就是这样一个追求上进，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找到扎实道路的姑娘。她的这种思想性格的现状，深深地带着现实社会、家庭多年来逐渐烙下来的印迹。

阿娇的父亲也许是从地主皮鞭下逃出来的一个佃农，但是此刻他却要明明白白地在他和农民之间划一道森严的门第鸿沟。阿娇和西林恋爱，确实带有冲击父亲这种思想的性质，但她不是有意识地要填平这条鸿沟，而是因为她认为西林已经脱尽了农民的“俗气”。我们应当看到，无论阿娇还是她的父母那种歧视平民、自视高贵的思想，主要的不是个人的恶德，而是某一阶层社会意识的反映。一个老革命者革命成功，他便升到了与平民隔膜的另一个阶层中去了，这种现实难道是偶然和个别的吗？多年来那种越是“革命”，就意味着对越多的人冷酷地压抑，而不是意味着平等地亲近更多的人，这种“左”的烟雾弥漫得还不厉害吗？阿娇恋爱中的优越感所反映的不正是这种思潮的暗影吗？贾平凹通过艺术形象，真实地揭示出生活的这种复杂性，这是他向社会深处勘探所取得的收获。

和《山地笔记》中的作品比较，作者这两篇写爱情的作品，能把描写的笔锋进一步深向社会生活的内部，去再现社会现实的运动变化对于青年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深刻影响和引起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在人物心灵上的投影。作品所揭示的这些矛盾，不是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所表现过的那些爱情矛盾的抽象的重复，而是从现实生活本身概括出来的，所以才显得不陈旧，才真实地透发着时代的气息。男子负心的爱情故事，在我国古代戏曲、小说中已经成了套子，人们也许已经听厌了。然而《玉女山的瀑布》等作品却给人全新的感觉，原因在于它们真实地再现的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之间所发生的感情波折，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那种急遽变动的现实生活的背景上，因而便不会是那些旧的负心故事的重复，而能给人以新的艺术满足。

在艺术上，贾平凹在《玉女山的瀑布》和《阿娇出浴》两篇作品中主要使用了心理分析的写法以叙写故事、塑造人物。作者在使用这种写法时，虽然在景物描写上时见累赘，但总的看来是驾驭得好的。中国古典小说很少有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心理描写到《红楼梦》才跨出了比较大的一步，但曹雪芹主要的还是通过人物的外部行动来表现其内心的感情波澜的。现在我们当然不必死守着祖先的这点遗产不敢动，而需要同时借鉴外国文学的成功经验，甚至包括我们前多年认为是颓废没落的一些西方文学流派的艺术手段。贾平凹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是能够博采众长的，因而能熔铸成为自己的一套写法，把交代情节、抒写情怀、描绘景色等等统一在人物心理活动中，和谐地冶为一炉。当然这并不是说贾平凹写人物心理已经完全成熟了。人物心理描写应当建立在形象描写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心理分析应当以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精敏的感情体察和丰富的人生经验作为后盾，否则不免会或多或少出现浮滑、熟腻、不确切以及冲淡文学的形象描写等弊病。我觉得《玉女山的瀑布》中人物两次关于“菊花多瘦哟”的感受，很难让人感觉是人物所发出的。两篇作品中人物幡然悔悟时的自我批判，更让人觉得是作者代为捉刀。柳青去世前不久在医院里向从事文学的人强调，作家要“扮演”好他的作品中的角色，要用人物的感觉来表现作品里的情节和环境，不能把作者的感觉强加给他的人物。这是从经验中提纯出来的极其宝贵也极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点。作品的心理描写尤其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这两篇作品中人物最后的幡然悔悟都是顿悟式的。顿悟的现象是经常在常人的生活中出现的，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人偶遇外物触发而产生的认识的飞跃现象。《玉女山的瀑布》中人物的顿悟被写成是他的视听感官接触到瀑布而促成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关键不在瀑布，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物这种顿悟有没有更为主要的内在依据。这篇作品中人物发生顿悟的内在依据是充分的：阿秀的忠诚多情，他们两人以前结合的基础，工程师身上没有丧失的良心，加上他这时读到了阿秀那真诚的信。这样，这种顿悟就带有必然性，不管他这时碰到了瀑布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由于事物发生转机的根据是充分的，因而这种悔悟也就是真实可信的。《阿娇出浴》的情况有所不同。阿娇身上充满着骄气、优越感，不能平等待人，这是在特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长期形成的。这种人一般很难发现自己的弱点并引起强烈的自责，除非她经过某种客观环境的改造以至痛苦的磨炼。所以作品最后写她仅仅因为洗澡时在大镜子里看见了自己的肋子和伤疤，意识到自己也有丑处，便陡然懊悔不已，这是不大符合人物性格的内在发展逻辑的，因而让人难以信服。尽管如此，阿娇这一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仍然是不可否认的。

在放开自己的感官和思想看取生活，独立地观察、分析、感受生活，并做了一些反映的尝试之后，贾平凹企图把自己的艺术表现角度放开到更广的社会层面中去，于是写出了《上任》（《延河》1980年8月号）、《山镇夜店》（《雨花》1980年4月号）、《夏家老太》（《芳草》1980年5月号）等作品。这是一些无论题旨和写法都和上述各类作品有别的小说。这类作品创造了贾平凹此年的创作高峰，其思想深度超过了他以前的创作。《山镇夜店》和《夏家老太》的创作，大约都受了鲁迅小说很深的影响。它们在皴染一幅幅生动的风俗画的过程中，勾勒了活泼泼的人物群像，通过这些人物群像的举止、言谈、情态、心理，挖掘了在当代生活中人们身上潜存的几千年封建历史遗传下来的国民性格中愚昧麻木的劣根性。《夏家老太》的叙写颇取法于鲁迅的《明天》，而《山镇夜店》也当从鲁迅的《示众》等作品得到不小的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有不少文艺作品带着作者的义愤揭露并鞭挞了我国的官僚主义，代人民发泄了心中的郁气，引起了人们的深思。然而细想起来，这种社会颓风，绝不只是由于某些人的恶德所造成的。因此，有见识的作家便通过艺术形象的力量，把他们的笔作为钻杆，从各个角度去勘探造成官僚主义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贾平凹的《山镇夜店》《上任》《夏家老太》等作品就做了这种努力。为了在那个小店里安一夜身，那些先来的和后到的山民们，斗鸡似的相互威胁和攻击，为争占店铺寸土不让，但当听说一位大领导要来住店时，立刻都变了气性，“赶忙就都收拾起各自的行李来，几乎手脚也麻利了，顾不得说话，而且还互相帮忙，抱了被单、芦席什么的到院子的榆树下去睡”。接着像瞻仰活佛一样，伸脖子张嘴地观看那到来的书记。看过后又庆幸有眼福，躺坐在院子的席上谈神一样地谈起书记来。作品还通过一个小孩子悟儿的视角，让他从窗子窥探，看见入睡了的地委书记姿态竟是无比得丑，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山民们愚昧麻木的哀叹和批判。夏家老太辛苦守寡抚养大的儿子和公社书记的女儿结了婚，撇下老娘走了，老太太孤独、伤心、愤怒，她要去找媒人论理出气，不料一出门人人对她刮目相看，从来没有过地尊敬她，奉承巴结她，和她拉近乎，因为她已成了公社书记的亲家了。作品通过这些集中艺术性强化了的然而又不失真实具体的生活情节，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干部的特殊化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根源，而在落后的农村，人们从封建意识中承袭来的顽固的等级观念和奴才气，不能不说是官僚主义生存的极适宜的空气和土壤。而像店主人谄上骄下、操着满口油滑的“社会主义”官腔的人物，则更对社会颓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山镇夜店》是从一个山乡少年悟儿的眼光、心理去写的；《夏家老太》通篇叙写夏家老太的心理活动，一切世态人情都是通过她的所见及其感受写出来的。这两个人物虽是作品的主人公，但是看来作者并无意于刻画他们的性格，从一开始就不要把他们写成两个典型。这两个人物在作品中仅仅起了两面聚光镜的作用，通过他们，把一簇簇浮雕似的人物群像以及这些群像的活动所显示出来的世风世相，生动地映现在艺术表现的屏幕之上。文学作品应该以全力写人，按照传统规矩，作品中的主人公理当尽量塑造成典型人物，那么贾平凹的这种写法是不是就该否定呢？我看还是不要画这个框子的好，应该放手让作家们积极地去进行艺术探索，何况在中外作家如果戈理、鲁迅等人的笔底，业已出现过这种成功的先例。应该通过艺术实践去检验各种艺术方法的成败优劣。

对于贾平凹力图更加深入地反映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和积极揭示社会矛盾的努力，以及在艺术方面的探索和追求，是应当给以肯定和鼓励的。永不满足、总想前进，这是一个作家最可宝贵的品格。至于在探求中步子迈得不稳，碰几个钉子，甚至越点轨，都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不要劝他只在原地踏步以保持既得的成绩，而应当对他的创作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及时肯定并阐发其成功的探索。由于对生活和艺术的刻苦探求，贾平凹1980年的创作总的看来是路子放宽了，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较前深入了，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显得厚实而丰富了。综观这一年的小说，他很善于抓取艺术细节，对于生活的诗意的感受和表现能力是很强的，可以把一个平凡的生活片段写得很有韵致，但在塑造人物上似乎用力不够。对人物的一颦一笑、言谈动作，他可以写得很出色，而要把一个人物作为一个完整形象，扎实地把握其全貌，成竹在胸地熟谙其性格的形成历史和内在发展逻辑，努力把人物塑造成一个艺术典型，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贾平凹做得还是有距离的。他的新作大部分有人物心理活动的大段描写，在这种描写中，有些地方就同人物的性格逻辑不相吻合，特别是人物受外物触发，认识上产生一个飞跃而有所顿悟时，往往让人物来宣示作者某一理念，如《阿娇出浴》中阿娇在洗澡时突然悔悟的内心独白，实际上是作者把对阿娇的批判变换一个角度，安在她身上让她自己想出来。《山镇夜店》里悟儿“那就去睡吧，最好是睡得长点吧”的垂老灰色的理念，是不可能属于一个天真少年的。

1980年，是贾平凹创作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是由单纯到复杂、由清浅到深化的一年。他这一年在表现生活方面进行了多种追求和探索，作品风貌频繁变化，从而也获取了艺术上的丰富性，他在文坛上也因此取得了越来越显著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