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2年8月末，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可以视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起点。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延至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终结。这五年不到的历史给了中国社会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还处在这种影响之下。研究并正确地阐释这一段历史，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国共两党对这一段历史的解释几乎完全不同，海内外史学家对它的认知也多有差异。我们必须超越长期以来两党对峙的政治架构，拨开烟雾，剥离由于敌意而涂附于历史的层层油彩，在百家争鸣中攻难切磋，才有可能揭示历史本相。

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是“穷”“弱”“落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能进行合作，首先在于两党都渴望改变这种状态，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且都不仅以一般的“政治革命”为满足，而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孙中山声称：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应视为由衷之言，而不是基于一时的策略。但是，无可否认，两党的思想、理论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后来发展为两党分裂的思想因素。

其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孙中山认为，资本公有、土地公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大贫”和“小贫”，资本主义还没有出世。这样，他就在力图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余地。《实业计划》宣称，国家只经营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大工业，至于此外的事业，则不妨任由老百姓去经营，国家以法律保护并奖励之。20世纪20年代，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更加强了孙中山的一种认识，连苏联这样的国家都没有资格建设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更何况中国！[1]当时，西方某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探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出现了若干为当年马克思所不曾见到的情况，例如工时缩短，工人的工资、福利有较大增长等。孙中山据此判断，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活力，从而对是否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产生疑问。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更清楚。”[2]

三民主义（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中国国民党信奉的基本纲领。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构成，设想通过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图为孙中山题写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蒋介石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坊间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也接受过日本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认为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3]从蒋介石早年的日记看，他对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均无好感，但是，他所设想的“社会改造”仍然限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良和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1923年11月，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耶夫在报告中认为三民主义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号”，警告中国国民党“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4]这些话蒋介石听起来自然很不舒服，答辩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国民党人“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其为“浮泛不切”。在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上，蒋介石早期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三民主义范围广大，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都是三民主义之一部分”；[5]第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为革命主义，利害完全相同，但在方法和时期上“有分别”，可以“互相为用而不相悖”；[6]第三，三民主义适用于现在，共产主义适用于将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7]第四，中国人大多数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将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因此，根据“现在的国情”，“无论如何只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8]基于上述认识，他一方面表示，“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又表示，“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9]透过这些两面兼顾而表述并不很清楚的话语，可以发现，蒋介石推崇和强调的重点始终是三民主义。1925年9月，他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唯一的中心”，“唯一的主义”。[10]12月，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中称，三民主义可以“垂之百世，推之世界”。[11]次年1月，又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主义”，“苏俄同志，不但是不要我们施行共产主义，而且崇信三民主义”，“苏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12]“清党”时，他用以反共的理由就是这种三民主义“唯一”说和“根本”说。[13]和国民党人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决而明确的。中共认为，由于中国落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进步意义，可以在适当时期适当范围内容许其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有朝一日，必须坚决、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毛泽东在比较两党的革命目标后认为，国共两党的“最低纲领”大致相同，但是，共产党在“最低纲领”之外，还有“最高纲领”，而国民党则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毛泽东所说的“最高纲领”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共产党最担心的是，“国民革命”之后，中国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时就提醒自己，这种联合只是“暂时”的，“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14]因此，中共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总是力图确保这一革命要向“共产革命”转化。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中国革命的现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国共两党都曾有人作过“两步走”的设想。中共二大提出：“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还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15]。一年之后，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也在向苏方提交的备忘录中说：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16]但是，两党对“第一步”所需时间的长短却大有差异。1927年3月，国民党的吴稚晖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在上海有过一次谈话。吴稚晖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需要200年以上时间，陈独秀认为，建成共产主义只需要20年，吴稚晖坚决表示不可能，声称即使建成了，也一定是“赝品”。他说，按照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说法，国民党的生命不是只有19年了吗？[17]陈独秀的说法当然只是他个人的一时估计，未必经过深思熟虑，但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时期内的普遍愿望。

孙中山在进行“国民革命”时主张采取暴力形式，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但是，在进行“社会革命”时，却坚决反对暴力。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18]因此，他重视“调和”的作用，主张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促成人类进化的“经济能力”。[19]早年，孙中山曾经明确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但是，在设计“平均地权”理论时，孙中山却主张由地主自报地价，当地价提高时，原价为地主所有，增价则由国家征收，为全民造福。这一理论剥夺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但是，也照顾到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方案，显示出他准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即使这一时期，孙中山所考虑的，也还是“和平解决”，即使农民得益，而又使地主“不受损失”的方案。[20]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调和”思想，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蒋介石明确声称：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21]1925年11月，蒋介石读《泰戈尔传》，赞许泰戈尔“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批评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后来，又进一步批评马克思“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显然，他也是阶级“调和”论者。[22]

在革命屡遭挫折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图为1923年秋，孙中山主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的预备会议后合影。

前期，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时虽然说过，“有了阶级便免不了争斗”，“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也不必反对它”，但是，他主张，这种斗争，“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而且要“在革命统一指挥的范围以内”，“使农工运动得收实益而又不破坏联合的战线”。[23]到了“清党”之后，蒋介石就完全反对阶级斗争，宣称“要各个阶级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的专政”了。[24]台湾时期，国民党人进行土地改革，兼顾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就是“调和”“合作”思想的体现。

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阶级斗争”，视“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共二大宣布中共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25]1924年，陈独秀在广东演讲，明确宣称：共产主义者“立脚于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每个步骤都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不能采用改良的方法”。[26]自然，中共坚决反对“阶级调和”。二大宣称“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27]1925年1月，中共四大批评国民党“在群众中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工作中，“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斗争的成分”。[28]中共指示：即使“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也应该“指导工人对他们进行决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29]中共所提倡的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体现于以暴力夺取政权，而且体现于以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进行革命。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所指并非战争暴力，而是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还在《民报》时期，孙中山等人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孙中山等人的一项贡献。但是，在策略上，孙中山由于孤立无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不尽量争取资本主义列强的援助。因此，《民报》六大主张中有一条，就是要求世界列国赞助中国之革新事业。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于美、英、法诸国，目的是争取他们的经济援助和政治中立。只是在晚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影响下，才逐渐对列强强硬起来。国民党二大前后，国民党日渐左倾，反帝的态度愈益鲜明强烈，蒋介石也多次表态，要坚决“打倒帝国主义”，但北伐进行中，他逐渐倾向于“首先单独对付一国”，避免帝国主义组成联合战线，使中国“处处受敌”。[30]1926年8月，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称：“其有赞助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以最亲爱之友邦视之；其有妨害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与四万万人民共弃之。”[31]同年11月，蒋介石派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目的之一是争取共产国际赞成国民党对列强的态度：利用矛盾，区别对待。[32]同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决定派戴季陶访日，目的即在于安抚日本，使之与中国友好相处，“冀其朝野贤达，知武力侵略乃自害害人，终归失败”。[33]1927年初，汉口发生群众集体冲击英租界事件，汉口和九江租界相继收回，英、美、日担心上海租界的命运，协议增兵来华。此后，蒋介石多次向列强传递讯息，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34]他私下对他旧日的日本老师小室静透露，上海租界自应收回，但“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35]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主张坚决地不妥协地打倒帝国主义。1922年6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的反帝运动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36]为此，中共批评国民党在列强面前表现软弱，“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陈独秀将这种情况称为“半国民运动”，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37]中共尤其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寄希望于列强援助中国革命，称之为“求救于敌”。[38]

孙中山在长期争取世界列强援助中国无效后，转向苏联，确定联俄政策，但是，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始终怀疑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满意于苏联对蒙古的控制。蒋介石1923年访苏，要求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并自蒙古向北京进军，推翻直系政权。这一要求遭到苏俄的坚决拒绝。此后不久，蒋介石即在致廖仲恺函中尖锐地批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对中国怀有祸心。蒋的这一态度被孙中山批评为“顾虑过甚”。[39]此后，蒋一度高唱联俄，否认苏俄有侵略中国的意图，甚至表示：“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40]但是，蒋介石是一个要求“独立自主”的人，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即逐渐表现出摆脱苏俄顾问控制的企图。1927年初，鲍罗廷在武汉一次宴会上借批评张静江为名，当众、当面批评蒋介石，使蒋感到“奇耻大辱”。[41]“清党”时，他就公开喊出：“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之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42]

中共则在长时期内相信和依靠苏联。1922年，中共二大在《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提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议决案》号召中国工人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43]在国家关系上，中共则要求“中俄亲善”，经济、政治合作。[44]

孙中山题赠给蒋介石的字幅：“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题中称“介石我兄”，表达了对蒋介石的期望。

“扶助农工”，这是两党一致同意的政策，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以农工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上。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即斩钉截铁地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45]北伐进程中，在中共的领导或影响下，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三日一小罢，十日一大罢”之势。运动中，工人的社会地位、工资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也出现了若干“左”的倾向，例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以及捕捉店主，捆绑游街，等等。[46]对此，蒋介石曾主张双方“调和”。他向商人呼吁：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的要求”，保证“本党与国民政府断乎不会蔑视商人”；又向工人呼吁：“急须受本党指挥”，“非但不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47]但是，此后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按蒋介石所允许的轨道发展，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不满和敌视日渐强烈。1927年3月，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工人领袖陈赞贤，左派要求严惩，而蒋则对倪持明显的袒护态度。

1924年孙中山于北上前夕，签署过一项命令，减少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48]1926年7月，中共中央将之纳入《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49]同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将之纳入《左派政纲》，成为两党一致同意的纲领。[50]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减租减息斗争掀起。这时，社会尚无明显反对意见。不仅如此，由于湖南等地的农民、农会欢迎北伐军，积极为北伐军带路、担架、侦探，因此，国民党将领对农民运动颇有好感。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是湖南为最有成绩。”[51]关于“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理论上都是接受的。1926年8月，蒋介石曾从湖南前线致电在广州的张静江和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研拟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52]分歧主要在于实行时机、办法、手段和对两湖农民以各种方式斗争土豪劣绅，自行插标分田的态度上。自1927年2月起，毛泽东多次为湖南农民运动喊好，称颂农民完成了“四十年乃至数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当然也看出了运动中存在“左稚之病”，如：有五十亩地，即为“土豪”，穿长衫，即为“劣绅”，以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以及农民斗地主的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当时的乡村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等等。但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这一切都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53]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则与毛泽东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声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无条理暴动”，视为对社会基础的“大破坏”。[54]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5月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指责农民“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55]一个赞誉为“奇勋”，一个愤而要“制裁”，两者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56]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并作北上前的临别演说。前排孙中山右侧者为蒋介石。

国共两党在思想、理论、策略上还存在其他种种分歧或相异之点，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二　促成两党破裂的国内外因素

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即所谓“党内合作”。采取这一形式是孙中山本人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共同意见。对于这一形式，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领袖们长期想不通，多次抵制，在勉强接受以后，又曾多次要求退出，只是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压力，“党内合作”才得以维持到1927年。“党内合作”，在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无异是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他们既担心共产党掌握国民党大权，“赤化”国民党；又对不时出现的来自共产党的批评感到恼火，更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党团”，发展共产党员感到疑虑不安。因此，从孙中山决定“容共”之日起，国民党内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容共”的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孙中山建言、上书，要求和共产党“分家”，各自独立。孙中山在世时，这一派被压制着；孙中山逝世后，这一派先是亮出自己的主义——戴季陶主义；继而形成自己的派别——西山会议派。

列宁最初在苏联实行军事共产主义。20年代，改行“新经济政策”。与此相应，在中国推行的政策也具有稳健性。国民党一大提出的“节制资本”，既是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一贯思想，也和“新经济政策”若合符节。因此，孙中山曾高兴地宣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他的民生主义。但是，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即着手改变列宁的既定路线，苏联的内外政策逐渐“左”倾。与此相应，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向强硬、激烈方向变化。从强调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同革命，改变为警惕“同路人”变质，准备“分手”。1926年12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运动的基本力量将是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做出选择：“是同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势力维持联合，还是进一步巩固自己同农民的联盟。”[57]布哈林在会上严厉批评中共害怕资产阶级反对，进行“土地革命”不力，迫使中共代表谭平山在会上做出检讨。此后，中共部分领导人力图紧跟共产国际的步伐，另一部分则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持消极和抵制态度。中共内部的“左”“右”倾斗争趋于激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找不到整合的意见和办法。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鼓励和支持中国“激烈派”的同时，列强则期待中国出现“温和派”。对于中国革命，列强自然是不喜欢的，部分极端分子甚至有过武装干涉的打算，但是，列强出兵又是极为审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列强希望革命营垒中出现“温和派”，推行其可以接受的政策。早在1926年1月，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J. W. R. Macleay）就提出：“我们最重要的方针是就此住手，静观其发展，以期中国即将来临的事件导致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削弱，更温和的党派在那里占优势。”[58]同年4月27日，美国驻广州领事詹金斯（D. Jenkins）致函驻华公使马慕瑞（J. V. A MacMurry）说：“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如果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一旦获得完全统治，整个形势将大为改观。”[59]在经过相当时期的观察、研究后，列强逐渐认为蒋介石就是这样的“温和派”。

1927年3月，蓝普森（M. W. Lampson）向英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现已显示出国民党温和派领袖的本色，看来他和他的朋友们终于走到挫败极端派及其俄国顾问的转折点”[60]。同月下旬，南京发生大规模的排外事件，多处领事馆、外侨住宅、商店、教堂遭到抢劫，列强借此加紧压迫蒋介石采取行动，镇压激烈分子，维护秩序。30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受日本外务省指派，会晤蒋介石称，时机已到“千钧一发的重大关头，弥漫着某些细小事端都可以引起重大事件的危险性”。他要蒋介石“深刻考虑”上海的“治安问题”，蒋则答以“业已体察尊意，一定严加取缔”。[61]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较充分的发展。以中国银行为例：1917年时，其私人股份为727.98万元，至1927年，增加到1500万元，增加率为100%；1917年时，其存款为14，869，500万元，1927年时，增加到33，049，700万元，增加率为122%。当年，中国已有57家新式银行，其中48家为中国资本的商业银行，共有资本8000万元，存款总额达3亿6000万元，其中80%集中于10家银行。[62]银行业已如此，其他行业的发展状况可以想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苦于外资挤压和军阀压榨，希望国家统一和强大。在一段时期内，民族资产阶级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伐是持好感的。1926年，上海资本家王晓籁等人组织代表团访问广州，印象良好。但是，广东地区的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对革命逐渐害怕起来。工人一而再再而三的罢工，以及不断增长的提高工资的要求都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尤其不能接受的是工人成立工会后，自己就失去了自由解聘员工的权利。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天津《国闻周报》发表过一篇题为《全国实业界应要求蒋介石宣明态度》的文章，中称：“蒋军之政治政策，固尚鲜明，而经济政策，极为暧昧。谓为赤化也，则广州尚未闻资本制度之铲除；谓为非赤化也，则广州咸传为劳工势力所支配。”该文要求蒋介石明白回答：“是否仿照赤俄，将以其旧政策为模范耶，抑以其新政策为模范耶？”“其以共产主义为主义乎？将以资本主义为主义乎？抑介二者之间别有新政策乎？”“在广州之劳工政策，将推行于长江流域乎？对香港之封锁政策，将采用于全国商埠乎？”该文称，中国连年战祸，民生困苦，实业生机，不绝如线，不能也不应该“赤化”。[63]这篇文章可以看作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一次公开呼吁。后来，武汉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左”的倾向也日益发展，资本家们迫切需要找寻蒋介石的庇护。1927年3月，蒋到上海后对虞洽卿表示，“抱维持资本家主张”，又对上海商业联合会代表称：“关于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议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64]于是，上海资本家，特别是金融资本家们纷纷解囊，以换取蒋对工人运动的抑制。

虞洽卿（1867一1945），浙江镇海人，名和德，中国近代著名资本家。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抗战时期，他坚持抗日爱国，不当汉奸，日军占领租界后离沪赴渝，到大后方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持抗战。1945年4月在重庆病逝。

继工人运动之后，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日益激烈。1926年11月，湖南全省75个县中，有3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入会农民l367727人；1927年4月，激增至63县，500余万人。[65]农民运动的内容也从支持北伐军发展为揪斗“土豪劣绅”。对此，一部分人觉得“痛快”，视为革命的必要之举；一部分人觉得“过火”；一部分人则痛心疾首。当时，唐生智所部军队或在河南前线作战，或卫戍武汉。其军官中有不少人出身地主之家，他们的老子或亲属在家乡被斗，反共情绪因而日益强烈；广东地区的农民运动比较“温和”，张发奎的部队就在一段时期内“亲共”。

三　两党关系从合作向破裂的演进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有一个演变过程。始于国共两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发展为国民党内部的党权、政权、军权之争，终于“清党”、分共，两者以刀兵相见。国共两党合作，意味着两党结成统一战线。在这一联合中，到底谁听谁的，谁领导谁？开始时这一问题并不明确。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这意味着他只想领导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而不想领导共产党。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声明，宣称中共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政纲，“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步骤，为国民革命奋斗”[66]。这个时候，他显然没有想到过，要领导国民党的问题。

然而，根据列宁的理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掌握领导权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中共，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67]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指示，中共如何争取和掌握领导权。事实上，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特殊的“合作”形式中，也很难找到妥善的办法。当时，中共采取的基本办法是改造国民党，其具体办法有：批评国民党政治纲领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企图以自己的坚定性去影响国民党；发展国民党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共产党员去充任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为国民党组织省、市和基层党部，等等。但是，这几种办法都引起国民党中部分人士的反感。于是，中共只能改变“包办”方式，致力于发展国民党左派，支持左派，扶植左派，企图通过左派去贯彻自己的主张，间接掌握领导权。孙中山逝世以后，汪精卫是公认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共对国民党的领导部分通过汪精卫，部分则通过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谭平山等人。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蒋介石在北伐时机等问题上和苏联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和苏共中央、共产国际）发生分歧，蒋介石认为中国革命必须“独立自主”，力图摆脱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控制。中山舰事件后，苏共决定对蒋介石让步，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得不到支持，愤而出国。同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目的是限制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扩大的力量和影响，苏共中央再次决定让步，并且帮助蒋介石顺利掌握了军权和党权，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至此，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第一阶段，蒋介石取得胜利。

中山舰事件前，黄埔军校内部发生左右两派的分歧和斗争，蒋介石为此感到烦恼。他认为，法国革命由于指挥不统一，因此发生多头政治，彼此冲突，而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党的组织统一，有唯一的领袖指导。1926年5月，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闭幕时公开提出：“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的”。[68]此后，他多次演讲，声称革命“只需要一个党，不应有两个党，只要有一个主义，而不应用（有）两个主义”[69]。为了解决当时两党并存的矛盾，他要求作为“小党”的共产党做出“牺牲”——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使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很强固的党，把中国革命势力和指挥统一起来”。他说：“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党员在团体里面另有所组织活动，这个大党一定是要摇动的，不会坚固的，一定是很容易崩坏下来的。”[70]蒋并预言，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共产会“发展”，会“成功”。蒋的要求表现出，他对跨党的共产党员的个人质量、革命精神颇有好感，但他不能容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活动，和他分庭抗礼。蒋的要求遭到鲍罗廷和中共的抵制后，便于1926年11月派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以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领导为条件，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两党都要求领导权，但领导权只能有一个。中国没有服从民意，取决于选票的传统；即使有，在北伐过程中也无法付诸实施。于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仍然采用老办法，支持和加强国民党左派。蒋介石按照自己的意图率军北伐后，鲍罗廷和中共都感到蒋介石的权力过于庞大，力图加以限制。于是，发起迎汪复职运动，召开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代表会议，通过“左派政纲”，同时企图改变国民党中央领导，将蒋介石从最高领袖的位置上拉下来。结果，前者得到实现，但后者却受到国民党代理中常会主席张静江的坚决抵制。1926年10月，北伐军克复武汉，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迁都该地。12月，鲍罗廷和先期到达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成立以徐谦为首的临时联席会议，代行中央职权。这是一个在实际上改变国民党中央权力结构的措施，事前未和蒋介石商量，未经中央全会讨论，国民党党章中也没有对这一组织层次的规定，因此被蒋介石指责为非法。蒋随即改变主张，要求暂以南昌为首都，从而发生迁都之争。鲍罗廷和国民党左派认为蒋介石出尔反尔，以军权挟制党权，发起提高党权运动，企图以党权限制蒋介石掌握的军权。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不仅将左派的许多政见纳入大会决议，而且以集体领导取代国民党长期实行的党魁制，蒋介石因而失去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地位。至此，可以说是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第二阶段，左派取得胜利。

迁都之争后，蒋介石决意向长江下游进军，同时密谋“清党”。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也力图削弱蒋介石的军权，同时密谋通过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金融资产阶级和桂系的支持下，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通缉并逮捕共产党人，随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形成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归国后，虽然加强了讨蒋的声势和舆论宣传，但是几经权衡，仍然采取了联络冯玉祥，先行北伐的方针。

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的精神传入中国后，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的广度、烈度都迅速发展，中共内部或认为“必要之举”，或认为“过火”现象，争论不一，但是，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却普遍认为“过火”。1927年春夏，武汉国民政府曾发表一系列训令，目的都在于纠正“过火”现象。当时，由于工人罢工、列强与南京方面的封锁等多种原因，武汉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地区经济空前恶化，苏联原来答应给予的援助又未能充分兑现。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遂完全破裂。

1927年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决定。图为会议执行委员合影，前排中为宋庆龄，宋左一为孙科，左二为谭延闿，宋右一为宋子文，右二为陈友仁。二排左二为董必武，左八为毛泽东，左九为林伯渠。

1924年，蒋介石说：“必能容纳共产党，始为真正之国民党。”[71]1927年，蒋介石却说：“如果国民党要成功，非先消灭中国共产党不可。”[72]短短的几年内，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了迥然不同的变化。

四　两党破裂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比国民党组织纪律严厉得多，对于革命有步趋、策略、方针、政纲，与其他团体不同。国民党除与共产党合作外，尚有何党何派可与之联合？现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党不仅不与共产党分离，且应日日团结，方能扩大力量，适合本党的政策。如放弃、排除，使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打击，而本党处领导民众地位，离开共产党所受打击更大些。”[73]后来中国的历史发展，正如蒋介石所言。

两党破裂使国民党丧失了大批精英。国民党改组前，组织松散；国民党采取“容共”政策后，大批信仰共产主义的年轻精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蒋介石评论说：“国民党若没有这些新进的党员加入，或许失去国民党的革命作用。因为一般青年分子是很有力量的，思想是很澈底的。”[74]在一段时期内，国民党的许多宣传机构，国民党中央、上海等地方党部的许多实际工作，都由共产党员“包办”，北京、天津、南京、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省市党部甚至都由共产党“为之创设”。[75]两党破裂后，这部分跨党分子或遭逮捕、杀戮，或者转为反抗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回复到改组前的松散、疲弱状态。

两党破裂也使国民党失去了工农群众。国民党一大前后，国民党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方针，但是，真正深入到工农中去，发动工农，组织工农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各地的工会、农会也差不多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两党破裂后，工农运动停顿，国民党既缺乏联系工农的能力，也缺乏动员工农的革命纲领，因此，很快就失去了大批工农群众。

两党破裂还使国民党失去了苏联的援助，不得不寻求新的“与国”。国民党曾经希望和日本搞好关系，但是，日本当时是新兴的极富侵略性的国家，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访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北伐战争以后，英国即逐渐从东方撤退；美国也不很重视和中国的关系。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并没有得到列强的实质性的援助。这种情况，直到抗战爆发后才缓慢地发生变化。

两党破裂后，国民党的外交和内政都发生了不同情况的变化。外交上，大体坚持了孙中山等人原定的目标，而在内政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

前文已经指出，国民党原来对列强的态度比较温和。国民党改组后，受到共产党影响，外交政策趋向强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升级为“打倒列强”和“打倒帝国主义”；与此相联系，国民党政府和列强的谈判常常伴以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罢工。两党破裂后，国民党在外交领域排除群众运动，从强硬退回温和，企图以长期、耐心的谈判和列强磋磨，以期废除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伍朝枢就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宣布其外交方针为：1.不采用暴力手段；2.于相当时期提议废止不平等条约；3.打倒帝国主义非排外主义。伍朝枢并解释说：国民党要打倒的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而不是无选择性的排外。[76]1928年6月，黄郛接任外交部长，继续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但措辞更为委婉，态度更为软弱，声称在新约尚未订定之前，“国民政府准备与各友邦维持并增进其亲善工作”；即使对于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黄郛也仅示：“不得不采取并施行最适宜之应付方法。”[77]黄郛之后的王正廷虽然标榜“革命外交”，但他还是要在“铁拳之外，罩上一层橡皮”，[78]实际上其办法还是和列强长期协商、谈判。

不过，南京国民政府还是在力图收回国家失去的权利。1927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于当年9月1日起实行关税自主，但不久又决定暂缓。1928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新条约》，此后经过漫长谈判，直到1930年5月与日本签订《关税协议》止，世界各国才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在收回关税自主权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又着手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撤废领事裁判权特令，随即遭到列强反对，国民政府再次退让，宣布“仍将通过与列强的会商来废除这一特权”。[79]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国民政府与英、美的谈判已获初步成效。此外，国民政府还收回了威海卫英租界、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英租界、厦门英租界和部分司法主权。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定都南京，与武汉国民党中央及政府相对抗，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图为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合影，从右二至左，王宠惠、胡汉民、伍朝枢、吴稚晖、蔡元培。左一为蒋介石。

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抗战期间的事。1942年3月，国民政府外交部向盟国提出：“一切不平等条约，战后应无条件取消。”蒋介石认为外交部所定时间过晚，于同年10月草拟交涉要点，敦促美国提前放弃不平等条约。[80]此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先后与美、英签订平等新约。为此，国民政府发表文告称：“我们中华民族，经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战牺牲，乃使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81]不过，历史不会是笔直的。1945年8月，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形式上平等，而实际内容并不平等。

纵观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史，温和、软弱、妥协是其特色，但仍然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做了不少工作。

与外交相比，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政上的成绩却殊难令人满意。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实行孙中山的理想——“耕者有其田”方面。

国共分裂后，国民政府于1927年5月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收获量的百分之四十。[82]1930年6月，国民政府又在《土地法》中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俗称“三七五减租”。但是，国民党严格规定：“绝对取消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抗租、罢工、怠工、减工之亡国灭种政策。”[83]两个法令均长期停留于纸上。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底，浙江省曾经打算执行“二五减租”政策，然而城乡地主们群起反对，省政府主席张静江也建议取消，国民党中央派戴季陶调解，结果不了了之。

居正草拟的土地改革纲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5年10月通令，减免佃农应缴地租的四分之一，但实际执行的仅江苏吴县等少数县份。1946年11月，蒋介石下令：自各省明令实施二五减租办法之日起，地主不得借故更换租约，增加租额，不得借故撤佃。同时要求各级社会行政机关，协同党部、团部，充实各地农会组织，大量争取佃农、雇农为会员，以便推行减租运动。[84]但是，也只是说空话。1948年8月，蒋介石阅读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恍然悟到中共得到农民拥护的原因，决定在国民党“收复区”承认中共的土改成果。手令称：“吾人必须打破其优点，为尔后发挥战斗力之要着；其对策应考虑土地政策，实行耕者有其田，并于收复区已分配之土地，承认其所有权，以争取农民。”[85]国民党在30年代“剿共”时，长期实行“田还原主”政策，现在承认“翻身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了，自然是一个重大的改变。[86]然而，当时国民党人正依靠城乡地主的支持和中共作战，又何能贯彻这一指令，侵犯支持者的利益呢！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退保台湾，痛定思痛，才在1951年6月颁布《三七五减租条例》，于1953年1月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草案》。后一条例规定，既要帮助佃农取得其耕作土地之所有权，同时也保护地主的利益。其办法是，政府一面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和价格，收购地主的土地，转售给现耕农；一面出售“国营公司”的股份，便利地主投资，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工业厂矿的股份。台湾的这一土改方案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并不一致，但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很多，但失去农民支持应是主因。1949年4月，著名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87]陈光甫并非“亲共”分子，应该承认，他的这段议论是客观的、公正的。和国民党的情况相反，中共在两党破裂后转入农村。它虽损失了不少党员，但是，因祸得福，却在农村中获得了生根发芽的新机会。中国农民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保持着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共产党在这个新天地里发展、壮大，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依靠穿上军装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以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现代化的军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毛泽东总结第一次合作时期的经验，作了三项重要决策：一是采取“党外合作”的方式，避免“党内合作”所必不可免的种种矛盾和猜忌；二是明确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其后，毛泽东又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将中国革命分为两步走，克服“一步到位”的“左”倾急性病；三是调节阶级关系，宣布取消“暴动政策”和“赤化运动”，在一切抗日的阶级和党派之间提倡“互助互让政策”，主张“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88]这三项决策保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能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成为抗战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重犯“左”倾急性病和迷信阶级斗争两大错误。在经济上，匆匆忙忙搞“三大改造”，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企图尽快将资本主义等非公有经济成分消灭干净，以便及早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政治上，提倡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两大错误的严重后果是造成1959年至1962年的严重经济困难和1966年开始的十年动乱。邓小平搞改革开放，首先致力的就是纠正毛泽东的上述两大错误。他积极引进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等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宣布中国目前所建设的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许多中共党人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左”倾急性病。同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明确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从根本上纠正了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的对阶级斗争作用的夸大和迷信。

我们没有材料证明邓小平具体研究过20年代国共合作与分裂的教训，但是，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显然是总结中国革命长期以来经验和教训的结果；我们也没有材料证明邓小平研究过孙中山的思想，但是，他的改革、开放理论显然综合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仁人志士的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