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

江西战场是北伐时期的三大战场之一。它由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亲自指挥，其对手是直系军阀的后起头目孙传芳。研究这一战场上的两军作战史，不仅有助于了解蒋介石其人及其军事活动，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北伐战争，获得军事史上的某些经验。

一　孙传芳出师援赣

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向为富庶之区，孙传芳于1925年11月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后，便提出“保境安民”口号，一以杜外人觊觎，保住到口的肥肉，二以迎合东南资产阶级的愿望。还在北伐军入湘前，孙传芳就声明：“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如贪婪窃发，抉我藩篱”，“亦惟有率我五省之师旅，以遏制之而已”。[89]1926年北伐军入湘后，孙传芳又于6月12日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无论何方军事，均主以消极眼光应付之”，“不加入任何漩涡”[90]。吴佩孚曾派人到宁，要求孙传芳援湘，但孙不愿意为吴火中取栗，他企图坐山观虎斗，在两败俱伤后占领两湖，坐收渔人之利。7月27日，孙传芳接见国闻社记者时，以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说：“循环无已之战争，国人孰不痛心？天下无可以杀尽百姓之英雄，是以平日持论，治军必先爱民。”又说：“目下情形，南方实严重于北方”，“最好将北方之事，完全交奉方主持”，吴佩孚“尅日南来，对付湘粤”[91]。28日，孙传芳命亲信，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杨文恺赴长辛店，向吴佩孚进言。但吴佩孚正忙于指挥南口之战，完成包围国民军的计划，无意立即南下。他要求孙“特别设法”，使“讨赤军内部之团结”臻于“圆满”，对湖南战事，则请孙“多为帮忙”，“量力予以相当之接济”。[92]对此，孙传芳的答复是，“无力遥顾湘战”[93]，他仍然要求吴佩孚“督饬各军，迅扫西北之敌”，然后“回师南下，坐镇长江”。[94]当北伐军节节前进之际，孙传芳却在南京优哉游哉地修明礼乐。8月6日，举行投壶新仪，声称：“吾国以礼乐为文化之精神，今欲发扬文化，非以修明礼乐不可。”[95]同时，又组织修订礼制会，聘请章太炎、沈彭年、姚文抩、汪东等一批名流为会员，以章太炎为会长。孙传芳称：“此次举行投壶典礼，看似迂阔，实则君子礼让之争，足以感人心而易末俗。”[96]

当时，江浙地区正在掀起和平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社会成分很复杂。部分绅商既害怕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南，也反对孙传芳出师援助吴佩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江浙地区的组织及其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则企图以此牵制孙传芳出兵，争取民众同情。[97]8月初，苏州、无锡、武进、镇江、淮阴以及上海县的商会会长联名致电孙传芳，对所谓“援湘”准备表示惊疑。电文称：“兴无名之师，何如以不战服人？惩异端之攻，何如以自强不息！”电文要求孙传芳“熟筹全局，慎于一发”。[98]随后，南京部分绅士和法团领袖联袂会见孙传芳，要求他“力顾五省保境安民宣言，勿牵入湘、粤战争漩涡”。[99]11日，上海全苏公会召开特别大会，议决七项，其要者为：1.电致孙传芳，赞成“消极的增防”；2.警告北伐军总司令部，请其严饬所部，绝对不得越闽、赣省境一步；3.通电本省及浙、闽、皖、赣四省各团体，一致运动和平；4.联络上海各法团，共作和平运动；5.通电全国军事当局，请停止战争，共谋国是；6.发表和平宣言。[100]9月8日，全浙公会常务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蒋尊簋、殷汝骊、沈田莘三人赴宁，向孙传芳请愿。[101]13日，又决定派蒋尊簋、魏炯（伯桢）二人赴汉口，和蒋介石接洽。[102]其后，江苏派出袁观澜、黄炎培、赵正平，福建派出方声涛、史家麟，安徽派出许世英、王龙亭，江西派出徐鹤仙等人，参加和平运动。一时间，各种名目的和平组织纷纷涌现。有一个名为“五省和平祈祷会”的组织，甚至致电张天师，邀请他莅沪“设坛酿醮”。[103]

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布誓师词。

进步力量企图以和平运动牵制孙传芳出兵，乖巧的孙传芳则将和平的口号接过来，作为阻拦北伐军的口实。8月11日，他复电各商会，声称：“逞能肆态，驰骋角逐，以较一日之胜负，残民、蠢财、溺国，芳虽愚，绝不为也。”他表示：“金革之声频惊，不能不稍事整备，俾固疆圉。”[104]9月10日，他在会见全浙公会代表时说：“破坏和平，在蒋不在我”，“我始终以和平为怀，只须蒋中正将入赣境之部队完全退出，我决不追赶一步”。[105]20日，孙传芳会见江苏、上海和平代表时又进一步提出三项条件：1.撤退入赣党军，停止湘鄂战争；2.组织内阁，各方自由推戴人选，取决多数；3.召集南北和平会议，划分军区，匀配财权。[106]

尽管孙传芳故作从容，高谈和平，但是，北伐军的进军脚步毕竟不能使他平静，特别使他系念的是势力范围之内的江西。早在7月上旬，就传出他要派安徽混成旅长王普率部援赣。不过，由于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拒绝，王普迄未接到动员命令。[107]邓虽然是五省联军成员，但始终依违于吴佩孚、孙传芳之间，并非孙的嫡系，不愿轻易让别人插足境内。7月31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军事会议，决定合力对粤。会后，孙传芳即调兵遣将，部署援赣。自8月17日起，谢鸿勋的第四师、杨震东的第七混成旅、孟昭月的第十混成旅陆续出发。19日，孙传芳通电本省各部队各机关：此举纯系防御性质，“我军此后行动，仍本素日宗旨，坚守疆界，禁暴息争”。[108]20日，谢鸿勋部抵达九江，由邓如琢指定，以赣北修水、铜鼓两县为驻扎地点。其后，陆续到达赣境的孙军有卢香亭第二师、周凤岐第三师、郑俊彦第十师、彭德铨第六混成旅等，共五师八旅约十余万人。月底，孙传芳任命原浙江总司令、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同时下达援赣进攻计划：以皖军王普部为第一军，进攻通山、岳州；以苏军为第二、第三军，进攻平江、浏阳；以邓如琢部进攻醴陵、株州；同时命闽南周荫人部进攻广东潮州、梅县。[109]9月2日，吴佩孚所派告急使者赵恒惕到宁，孙传芳爽快地表示：“即日电令各军火速出发，实行进攻湘、粤。唇亡齿寒，智者皆知。”[110]由于两湖军事节节失利，吴佩孚心急火燎地盼望孙传芳出兵，至此算是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答复。

孙传芳像。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人，直系军阀首领。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11月在南京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1927年8月与北伐军交战失败，自此一蹶不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隐居天津。1935年11月13日，被仇家施剑翘刺杀身亡。

二　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

孙传芳的援赣部队虽然出发了，但他仍然在观察风色，一面和蒋介石的代表频频谈判，一面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

孙传芳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早有联系。1925年12月，孙传芳曾派王季文为代表到粤会见蒋介石。[111]次年2月、5月，孙两次派人赴粤与广东国民政府“修好”。7月，孙传芳派人赴沪，和粤方代表商洽，并致电蒋介石，希望不用北伐字样，不侵犯闽赣。[112]8月12日，蒋介石致电孙传芳，要求他不受吴佩孚“伪命”，并称，“对于全国军人，力求团结”，“志同道合，直可联为一体”，倘孙传芳能“顺应革命潮流”，则可代为向政府请求，承认孙传芳为五省总司令。[113]8月，孙传芳派人到湘，和蒋介石联系，同时运动唐生智，以湖南地盘为条件，诱使唐“拒绝革命军”。[114]蒋介石估计孙传芳的内部发生变化，指令驻沪代表何成浚和孙传芳接洽，“于此倒吴之时，须要孙有确切表示，或加入国民政府应有其具体条件也”。[115]何成浚与孙传芳原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二人于8月下旬在南京进行了两次会谈。第一次，何成浚提出：1.由广州政府委派孙传芳为东南五省首领，保持五省治安；2.孙传芳与革命军一致动作，革命军自湖南北上，孙军自江西西进，双方夹击湖北，会师武汉。孙传芳提出：国民革命军应停战并退出湖南，“湘交湘人自理，作缓冲地”。对此，何成浚表示：“停战未始不可，但必须吴军退出鄂境，以两湖作缓冲地方能商议。”[116]第二次，孙传芳要求国民革命军在岳州停止前进，“以和平手段处置国事”。何成浚则要求孙传芳先促吴佩孚下野，“担保吴不复在政治上活动；在岳停止一节，亦可商议”。[117]会谈中，孙传芳只表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亦表赞同，惟共产主义深所反对”。[118]对何成浚的具体意见则始终不答复。9月初，张群再次赴宁。孙传芳强烈地表示，不能接受国民政府任命，但又同时声称：“保持和平，不投入漩涡。”[119]孙的左右手杨文恺则提出办法三条，要求张群转达蒋介石，其内容为：在现下不犯入其辖境，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粤方“须表明非共产”等。[120]

除派代表磋商外，孙传芳、蒋介石等人之间的函电联系也很频繁，彼此都要求对方撤退。9月6日，孙传芳致电谭延闿、蒋介石等，声称粤军进攻江西萍乡，“传芳已命我军后退百里，请粤军亦迅速撤退，以免误会”。[121]7日，再电限24小时退回粤境。[122]蒋介石则于9月10复电孙传芳，建议由原江西军务督办、国民政府新委任的江西宣慰使兼第十一军军长方本仁主持赣政。[123]13日，再电孙传芳，声言“执事以保境安民为职志，应速撤退驻赣各军”。[124]此后，蒋介石一直坚持要孙传芳以此点来表示“诚意”，并称：“本军决不扩大战区，即使占领了江西，亦可如前议归还。”[125]谈判一直若断若续。

孙传芳和张作霖、张宗昌之间长期存在仇隙，不久前还是生死冤家。他在出兵援赣之际，不能不调整关系，以免后门失火。

8月16日，五省联军训练总监王占元由天津到达济南；9月7日，到达南京。王占元南行的任务是动员孙传芳与张作霖抛却前嫌，合作援吴。8日，孙传芳致电张作霖，表示“备悉我公恳恳关垂之意”，“今赤焰枭张，势将燎原”，“愿追随左右，共挽颓局”。[126]9日，张作霖复电：“东南半壁，全赖我兄支柱”，“弟但知大局为重，微嫌小隙，早付东流”。[127]在王占元南行之后，提倡大北洋主义的靳云鹏也于11日接踵而至。靳于8日到奉，参与军事会议，对张作霖说：“党军既以北伐为名，在势必不止于长江，彼方行步步为营之策，得湘、鄂即窥豫赣，得长江安能保其不窥河北？”[128]靳建议联孙制蒋。当时，张宗昌也在奉，经靳劝说后表示：“馨远若能断然出兵打蒋介石，山东有一兵一卒走入江苏，算我姓张的不够朋友！”[129]靳、孙会谈结果，孙传芳表示，将亲率13万大军进驻江西。11日，孙传芳致电张宗昌称：“效帅忠勇奋斗，肝胆照人，请联合出兵，共同讨赤”，“传芳诚意与奉鲁合作，此心可质天日。”[130]14日，靳云鹏、王占元联翩到济，转达孙传芳的“合作”之意，请奉鲁军速由京汉路进攻武汉，孙方将由赣进攻党军侧面，同时保证孙军在苏鲁交界不驻重兵。[131]当日晚，张宗昌即派潘复、文和、吴家元三人为代表赴宁会见孙传芳，潘复表示：“效帅为直接（截）了当之人，非尔虞我诈者可比”，“一俟苏鲁妥协，即行出兵”。[132]16日夜，双方协议：江苏徐州、山东兖州双方驻兵不过一旅；遇必要时，鲁军得假道徐州陇海东站入豫，但徐州以南五省势力圈之军事，鲁方决不干预。[133]

经过王占元、靳云鹏的斡旋，苏孙、鲁张、奉张之间的联盟初具雏形。9月19日，张作霖派人赴宁答谢，携带共同出兵计划及解决内阁方案，征求孙传芳意见。同日，杨文恺等赴济，代表孙传芳和张宗昌交换了兰谱。[134]20日，匆匆返宁报命。

在和张作霖、张宗昌结盟的同时，孙传芳还于9月14日派出密使会见英国驻沪领事，以“中国的安全岌岌可危”“英国利益同样受到威胁”为理由，要求英国给以任何形式的合作。密使表示，“只要能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孙传芳准备冒奉军赖在长江一带，以及被指责向外国人出卖祖国的风险。[135]15日，英国公使麻克类向外交部建议，由驻沪领事向孙传芳保证，视孙军与广州军队作战情形，予以“最适当、最有效的援助”。[136]但是，英国政府对沉浮变幻的中国军阀不放心，担心孙传芳的失败会使英国的处境“更为难堪”，[137]因此仍持观望态度。

尽管如此，杨文恺的济南之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孙传芳的后顾之忧。21日晨，孙传芳乘江新轮赴赣。在船上，他发表谈话说：“予此次出师，抱定三爱主义，曰爱国，曰爱民，曰爱敌。”“誓本此旨，为此次作战主义。大局定后，即以三爱为我党之党纲。”[138]到九江后，即以江新轮为总部，指挥江西战事。同时命皖军陈调元部驻扎于湖北武穴，准备上窥武汉。

三　蒋介石决策进军江西与程潜首攻南昌

北伐最初的战略是各个击破，集中力量首攻吴佩孚，因此军中有“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放弃张作霖”的口号。8月5日，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讨论攻鄂攻赣战略，加伦主张先攻武汉，“对赣暂取守势”，蒋介石赞同加伦的意见。[139]12日，长沙军事会议再度肯定了在攻克武汉后乘胜入赣的方针，决定以第二、第三、第六各军监视江西，防御后方。但会后不久，蒋介石即企图改变这一决定，提前入赣。14日，电告何应钦、赖世璜、谭道源第二期作战计划：对江西暂取“攻势防御”，如侦知敌有向我攻击之企图时，即以第二、第三军进占萍乡，并相机进取南昌、九江，同时，以南雄第五师及赣东独立第一师协同攻取赣州，进占吉安。[140]26日，再电何应钦，声称“武汉或不日可下”，催促赖世璜速占赣州。[141]27日，电告程潜，我军决于9月1日，对江西实行攻击，先取赣州。[142]29日，蒋介石决定亲自指挥江西战事，并于31日和加伦商量，加伦当时在攻克武汉后是进取河南还是回兵江西问题上方针未定，[143]因此有犹豫之意，但蒋介石则决心已下。[144]9月1日，决定攻赣计划。2日，他下达了二、三、六军协同动作，三天后进攻的命令。

这一决策的改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孙传芳的出师援赣。孙军谢鸿勋师、杨镇东旅入赣后，即向赣西北的武宁、修水一带进军，其目的在于进扰浏阳、平江、通城等地，威胁国民革命军的侧背，阻止其进取武汉。为此，蒋介石会同朱培德制订了一项迎战计划，以第二、第三军入赣，进攻萍乡、万载、袁州等地，在将该地区之敌扑灭后，以必要兵力协同第六军夹击修水方面孙军。[145]

北伐时期，蒋介石手书的“革命军人四要”：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众。

其二是和唐生智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蒋介石入湘以后，即与唐生智不和，其日记称：“入湘以来，为其当道怀疑抱恐，拒之不得，迎又不愿。”[146]这里所说的“当道”，即指唐生智。长沙军事会议后，由唐生智指挥主力第四、第七、第八军夺取武汉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路节节胜利。8月22日克岳州，27日克汀泗桥，出现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势，蒋介石急于另辟战场并迅速取胜，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他29日的日记说“余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147]正是这一心情的曲折表现。

其三是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猜忌。这一方面，他的日记多有记载。8月20日云：“得粤电，知后方有迎汪之谋，代行者亦有此意，或另有他图，以为倒蒋之伏线。”[148]同月23日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此后入于四面楚歌之境，惟有奋斗自强耳。”[149]这种情况，也增强了他另图表现的决心。

当时，第二、第三军集中醴陵，第六军集中通城，为了加强力量，蒋介石并调第一军第一师至浏阳，为总预备队。9月2日，蒋介石电告程潜，在他本人未入赣以前，第六军暂归朱培德指挥。[150]5日，国民革命军开始进攻。邓如琢本来和孙传芳有矛盾，又新遭父丧，曾于8月20日致电吴佩孚、孙传芳辞职，吴、孙不允，孙并授以第一方面军司令之职，于是邓便“墨绖”出师。他采取诱敌深入策略，节节撤退，[151]国民革命军进展迅速。9月6日，第二、第三军占领萍乡。7日，新近归附北伐军的赖世璜部及第二军第五师谭道源部收复赣州。11日，第六军占领修水。在胜利的鼓舞下，蒋介石急匆匆地于12日电令朱培德，要求他从速督军，“猛进南昌”[152]。由于敌军主力正在樟树布防，与第二、第三军相持，南昌城内只有邓如琢的骑兵团和少数警察部队，不过600人左右，因此，程潜决定变更原定攻击德安和涂家埠的计划，抢在朱培德之前奇袭南昌。苏联顾问康奇茨劝他等一等，与朱培德协调行动。[153]但程潜本来和朱培德有矛盾，不愿受其指挥。[154]他听从总参议杨杰的建议，命令第十九师等部星夜兼程前进，抢先占领南昌。[155]

9月19日，第十九师便衣队200余人潜入南昌城内，在工人、学生和省长公署警备队的响应下，向邓如琢的骑兵团发动攻击。同时，五十六团张轸部爆破惠民门，进入市区。南昌警备司令刘焕臣、省长李定魁闻讯后越墙逃跑。

南昌既克，程潜在凯歌齐奏中跃马入城，受到市民热烈欢迎。22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1万余人。第六军政治部李世璋在会上宣讲了北伐军的政策，对人民的支援表示感谢。江西群众也登台发言，控诉军阀、官僚的罪行。当时，正值中秋前两天，市民杀猪宰羊，抬着月饼劳军。中秋之夜政治部派出宣传队，挂起煤油灯在街头演出，南昌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人场景。

继第十九师之后，指挥总预备队的王柏龄也率领第一军第一师部分人员进入南昌，同时向总部报功。朱培德指挥的第二军、第三军本已离南昌不远，因听说南昌已下，便勒兵不前，在原地休息了一天。[156]这样十九师便成了深入敌巢的孤军。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先后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图为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按程潜原计划，当第十九师奇袭南昌之际，王柏龄所率第一军第一师王俊部应向城西南浔铁路上的牛行车站急进，夺取该站，向北警戒；第十七师应向城南靠近赣江西岸的生米街急进，并由该处渡江，向南警戒。但直至20日晚，第一师仅有两营到达。次日，进攻牛行站，守敌为维持交通线，顽强抵抗。第一师因为中山舰事件后即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去，战斗力不强，几乎无法支持，靠了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的支援，至22日才逐渐得手。[157]

邓如琢获悉南昌失守，即由丰城向师。卢香亭也命郑俊彦率第十师及杨赓和独立旅约两万人，由九江南下驰援。[158]孙军以优势的兵力、火力反扑。王柏龄在进入南昌后，就到妓院作乐，军中无主。[159]程潜感到孤城难守，下令撤离南昌。23日晨，第十九师在万河一带被邓如琢部包围。经苦战，24日突围，渡过赣江。25日，在万寿宫附近收容残部。其间，王柏龄及一军党代表缪斌不知去向，程潜因失去部队掩护，只好疏散随员，剃须化装，靠了江西老表的领路，才得以摆脱敌人。事后，白崇禧讥笑程潜的这次遭遇为“曹孟德潼关遇马超”。[160]此次战斗，第六军第十七师、第十九师、第一军第一师损失了大部分兵力。

孤军深入向为兵家大忌。程潜首攻南昌失利，其原因即在于此。

邓如琢军入城后，闭城大抢三日，任意杀人，以杀取乐。因为学生曾欢迎北伐军入城，所以凡学生装打扮者，均有性命之忧。据记载，“数龄小儿，亦被其砍作多块，满挂街衢。”[161]南昌一时陷入了白色恐怖中。

四　蒋介石入赣与再攻南昌

蒋介石于9月19日到达江西萍乡。此前，他虽然早就下了亲自指挥赣战的决心，但还是于9月3日到了武昌城下。在进攻武昌过程中，他的嫡系部队第二师的腐败暴露得更加明显，他本人和趾高气扬的唐生智之间的矛盾也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4日蒋介石日记云：“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8日日记云：“接孟潇总指挥函，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他自悔不能早出江西，将武汉交给唐生智。14日日记云：“余决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则人格扫地殆尽。”[162]这样，他终于在17日离开湖北前线。25日，指令李宗仁率第七军由鄂东南的兴国乘虚猛攻九江，断敌归路，并设法与程潜取得联系。[163]

但李部遵命进入赣境后，却不知六军去向。李宗仁感到，如继续向九江进军，将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中。他决定改变战略，舍弃九江，移师南向，找寻六军。苏联顾问马迈耶夫坚决反对，声言“在苏联，指挥官如擅改作战计划或不听命令，是犯死罪的”，但李宗仁执意不变。结果，在箬溪与孙军谢鸿勋部相遇。9月30日，李宗仁下令全军出击，鏖战近一日，谢军全线崩溃。李部俘获2000余人，[164]谢鸿勋受重伤，不久在上海死去。[165]谢本人是孙传芳的心腹，谢部是孙传芳的精锐，此役为国民革命军入赣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0月3日，第七军乘胜进攻德安。德安位于南浔路中心，是敌人补给要站，有重兵驻守，且构筑有坚固工事，经激战后于当日攻克。

第三军自第六军退出南昌后，即驻扎于万寿宫附近。朱培德与程潜等会议决定，各军后退，诱敌前进，相机聚歼。[166]9月30日，孙军第二方面军郑俊彦部1万余人挟南昌战胜余威，向第三军阵地进攻。朱培德以第七师王均部任正面防御，以第八师朱世贵部迂回敌后，攻击侧背，并以预备队第九师作为增援力量，激战至10月2日，占领万寿宫。孙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由于近在樟树，坐视不救，被孙传芳于10月3日撤职，以郑俊彦继任。[167]

第七军、第三军先后告捷，蒋介石估计歼灭孙军约过半数，便于10月中旬，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第二次进攻南昌。

第二军原处赣江西岸，与驻守樟树的邓如琢部隔江对峙。9月底，各部陆续渡江。30日，蒋介石亲赴清江督师。10月5日，第一军第二师占领樟树。[168]6日，占领丰城。9日，第一军第二师与第二军五、六两师到达南昌城下，线军退入城内固守，使守城部队达到五六千人之数。为了使北伐军在城外失去进攻屏障，岳思寅、唐福山、张凤岐等赏洋两万元，命令工兵营在城外纵火，延烧了两天。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不少繁华地区成为焦土，名胜滕王阁也在这次大火中被毁。12日晨，国民革命军各师同时开始攻击，第六师各团并组成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奋勇队架梯登城，[169]守军凭借城防固守，进攻受挫。同日，蒋介石赶到南昌，与白崇禧、鲁涤平会商。南昌城垣坚固，白崇禧反对围城硬攻，但蒋介石求胜心切，亲往北门第二师阵地，决定夜12时爬城。

当夜，第二师第六团正在作攻城准备之际，敌军敢死队从城下水闸中破关而出，袭击攻城部队。时值黑夜，不辨虚实，第六团秩序大乱。蒋介石几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问：“怎么办？怎么办？”白崇禧事先已在赣江上游搭了两座浮桥，便下令全军沿赣江东岸南撤，由浮桥渡江，退往西岸。[170]蒋介石自感指挥无方，既烦恼，又紧张，“终夜奔走，未遑宁息”。[171]混战中，第二师第五团团长文志文等阵亡，部队及装备受到很大损失。13日，蒋介石下令撤围。他在日记中写道：“因余之疏忽卤莽，致兹失败，罪莫大焉，当自杀以谢党国；且观后效如何。”[172]在损兵折将的严酷现实面前，蒋介石多少表现了一点自我责备的意思。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进攻南昌之时，蒋介石吃了一次败仗，事后，孙传芳、吴佩孚等人竞相宣传蒋介石负伤身死。此为孙传芳等宣传蒋介石“受伤致死”致各方电文。

蒋介石进攻南昌失利，孙军小胜。10月15日，孙传芳在九江的联军总部参谋处通电云：“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173]紧接着孙传芳、吴佩孚等纷纷通电庆贺，声称“伫看楼兰将灭，痛饮黄龙”，他们忘记了这条消息只是“俘虏及百姓均称”，并未核实，就急急忙忙地宣传起来了。[174]

五　三攻南昌与江西战场的胜利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蒋介石冷静了下来。10月14日，他通知各军暂取守势，同时，决定调在两湖战场上屡建功勋的第四军及贺耀祖的独立第二师来赣。

这时，蒋介石的威望更为降低。唐生智多次向苏联顾问铁罗尼表示：“蒋介石太累了，他不可能在江西完成任何事情，最好还是休息，假如我来指挥，将不仅夺取江西，南京也不在话下。”[175]10月中旬，加伦亲赴武汉求援，说明江西战场的失败将威胁湖南、广东，北伐甚至可能因此垮台。[176]中国共产党人也极力向各方陈说利害，希望他们放弃目前的小冲突，迅速集中力量消灭孙传芳。[177]结果圆满。20日，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自武昌乘轮东下。蒋介石得到有关消息后“如获至宝”。[178]

第二次进攻南昌失利之际，第七军又在赣北打了一次胜仗。攻克德安后不久，孙传芳命卢香亭等以重兵反攻。第七军因补给中断，并探悉敌人有包围之势，为避免腹背受敌，于10月7日退至箬溪休整。孙军第八混成旅旅长颜景宗因此被升为第六方面军司令。12日，李宗仁在王家铺一带发现皖军陈调元部。陈部依山布守，七军自下仰攻，进展艰难。李宗仁考察地形后，改取中央突破，反扑两侧办法，又经第一师增援，于次日攻克王家铺。

第七军入赣后，进攻孙军侧翼，三战连捷，对于江西战场形势的转变，有很大作用。后来，陈调元曾表示佩服，称之为“钢军”。[179]

除王家铺之役外，江西战事一时处于沉寂状态。

早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次进攻南昌失利之后，孙传芳便提出双方于10月3日停战，恢复原状。10月14日，蒋介石复电孙传芳代表葛敬恩、徐培根，要求孙传芳先行确定撤退援赣军队日期，同时邀请江浙和平代表蒋尊簋、史家麟、赵正平、魏炯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会见蒋介石，声称孙传芳“可放弃闽赣，惟须保江、浙、皖，暗中结约，共同对奉，商妥后，即由赣撤兵”。[180]加伦主张“表面答应，实则准备总攻击”。蒋介石与邓演达商量之后提出：1.浙江归国民革命军；2.江苏、安徽作为孙传芳的势力范围，但应允许国民党自由宣传；3.孙传芳撤退援赣之兵前一日为停战之期。[181]

28日，蒋尊簋自南昌抵达蒋介石行营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孙传芳的五省总司令的头衔，其余皆可商量。蒋介石答以孙传芳确定撤兵之期再言其他，限于11月1日前用无线电话答复。[182]11月1日，蒋介石读到蒋方震复葛敬恩函。当时，蒋方震正在孙传芳军中参赞军事，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写道：“敷衍油滑，是诚军阀走狗不若矣，其人之肉不足食也。”[183]

同日，战事再起。

国民革命军自放弃南昌后，主力集结于南浔路以西地区整顿，同时，白崇禧、加伦、蒋介石等积极制订计划，准备第三次进攻。

鉴于孙军主力集中在南浔路九江、德安、建昌、涂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时转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进攻以截断南浔路，歼灭孙军主力为主，而不急于夺取南昌。在兵力配备上则分为三路：1.右翼军，由第二、第三军等组成，朱培德指挥。其中又分左、右纵队。2.中央军，由第六军组成。3.左翼军，由第七军及新近调赣的第四军与独立第二师等组成。此外，另设总预备队，由第一军的第一、二师及炮兵团组成，刘峙任指挥。总攻击时间定为11月1日拂晓前。10月20日，由第十四军组成的右翼军右纵队攻克抚州。30日，蒋介石下令各军将士，“务将孙之势力迅速扑灭”，“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为最后之牺牲，始博最后之胜利”。[184]11月2日，第二军第四、五两师从东、南两面进逼南昌郊区，陈兵城下。

右翼军左纵队以蛟桥为进攻目标。11月3日，第二军第六师和第三军第七师、第八师等联合攻占该地。4日，围攻瀛上、牛行，孙军自乐化来援。5日，第三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命补充第四团警卫团加入战线，仍感不足，又致函程潜、刘峙，调第二师增援，加伦认为不必要。在加伦的镇定面前，蒋介石“甚惭自信力薄弱”。[185]果然不出加伦所料，阵地迅速稳固下来。据苏联顾问回忆，当时，“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指加伦——笔者）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186]7日，右翼军占领瀛上、牛行，切断了南昌地区孙军的陆上主要退路。

中央军以乐化为进攻目标。11月3日，占领芦坑车站，并将铁道破坏。4日，蒋介石致电张发奎、李宗仁等，指出涂家埠为敌军主力所在，要求他们迅速南下，与第六军一起夹击孙军。当晚，第六军在总预备队第一、第二两师与炮兵团支援下，占领乐化。[187]随即分东西两路向涂家埠攻击前进。5日晚，第六军与南下的第七军联合攻占涂家埠。残敌向鄱阳湖畔的吴城溃退。6日，第二师追击至吴城。

左翼军以德安、涂家埠为进攻目标。11月2日，第七军西路逼近德安，与孙军第六方面军的3000余人发生激战，占领该城。同日，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在德安北部的马回岭与孙军交火，马回岭驻有重兵，战况剧烈。在第四军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及第七军第一旅增援下，于3日占领马回岭。4日，孙传芳乘决川舰赴武穴，意在促使陈调元进攻武汉，以解九江之危。但陈按兵不动，孙又返航九江。[188]5日，贺师乘胜北上，占领九江、瑞昌。孙军见败局已定，失去斗志，只图逃窜。孙传芳见不可收拾，6日，鼓轮东下，返回南京。周凤岐部不战退回浙江，陈调元、王普部退回安徽。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与北伐军各集团军司令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胜利祭灵大典后合影。自前排右起第二位始依次为李宗仁、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至此，南浔线及南昌城郊的孙军已全部被击溃，城内仅余唐福山等残部两三千人。他们表示要归方本仁收编，企图迁延时间。11月7日，蒋介石至南昌车站与朱培德商量监视城内敌人计划。8日，下令攻城，城内残敌投降，退出城外。革命军入城后，“民众欢腾，往日萧条寂寞景象陡变为热闹市场，男女老幼，拥挤道途，争相瞻仰革命军旗帜之飘摇”。[189]同日，白崇禧率领由第二、第三、第七各军组成的追击部队进至滁槎以东的汉口附近，将准备沿鄱阳湖岸东逃的孙军主力截住，孙军主帅郑俊彦只身逃走，下辖旅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派使者请降。[190]

11月9日，蒋介石进入南昌，江西战役胜利结束。此次战役，歼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精锐部队，据朱培德电称，仅7、8、9三日，右翼军即缴获敌枪3万余支，各种大炮20余门，机关枪30余挺，俘获师长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3名，团长以下官兵5万人。左翼军、中央军在建昌、吴城方面缴枪2万余支，机关枪20余挺，大炮数门，俘虏2万人。[191]至此，孙传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军歼灭殆尽。但是，国民革命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官兵伤亡约达1.5万人。

江西战场最初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急于显露自己，在敌人还保有强大兵力时就企图迅速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结果遭到挫败。其后，不得不增调骁勇善战的第七军与第四军，同时改变战略方针，首先致力于截断交通线，击溃孙军主力，形成对中心城市的包围态势，这才取得了胜利。

江西战场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直系军阀势力，使北伐军据有的广东、湖南、湖北得到屏障，这是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但是，它也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蒋介石的军事威信，使他有了一块立足之地，成为不久以后同国民党左派进行迁都之争的“资本”。在北伐过程中，鲍罗廷、加伦和中国共产党人曾企图在取得武汉后，出兵河南，而蒋介石则力图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以便取得江浙资产阶级的援助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公开反共，建立新的军事独裁统治。江西战役胜利以后，蒋介石的这一反革命意图就更加不可逆转，并在复杂的历史合力作用下最终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