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方快车：从巴黎到伊斯坦布尔

达菲尔戴上了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上缠了好多透明胶带，估计他是看不见蓝色清真寺[5]了。他把包裹聚在一堆，一边咕哝着，一边用皮绳和帆布带子把行李箱捆扎上，好似要加上双重保险，免得箱子撑爆。走过了几节车厢后，我俩再次在车身的标牌旁相遇，标牌上写的是：东方快车，巴黎-洛桑-米兰-的里雅斯特-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索菲亚-伊斯坦布尔。我们站在月台上，盯着这个牌子，达菲尔像用望远镜似的，把镜片举到眼前。终于他说话了：“1929年的时候，我坐过这趟车。”

他好像在等我接茬，可当我想到该说什么的时候（“从这车的模样来看，八成就是你坐过的那一辆！”），他已经拎起那一堆包裹和五花大绑的行李箱，沿着月台往前走了。在1929年，这必定是一辆光鲜体面的列车，而且毋庸置疑的是，东方快车可谓是世上最著名的火车。就像西伯利亚横贯线一样，它也连接了欧亚大陆，部分浪漫色彩正源于此。但小说也给它添上了光环：心潮起伏的查泰莱夫人搭乘过它；赫丘力·波洛和詹姆斯·邦德也搭乘过它；格雷厄姆·格林派出笔下一批心中没有信仰的角色，在车厢中逡巡——写《伊斯坦布尔列车》的时候，他自己甚至还没坐过这趟车（“既然我没法搭火车去趟伊斯坦布尔，那最好的做法就是去买张奥涅格的交响乐《太平洋231》的唱片听听。”格林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小说作品中的浪漫源头可追溯到法国作家莫里斯·德哥派拉1925年的作品《卧铺列车的圣母》。德哥派拉笔下的女英雄黛安娜是“那种会让约翰·拉斯金[6]热泪盈眶的女子”，完完全全符合东方快车的情调：“我的车票是到伊斯坦布尔的。可我或许会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下车。这全看机缘，或是看跟我同包厢的人眼瞳是什么颜色。”最后，我不再去猜为何有这么多作家都把这趟列车设为谋杀案件的密谋场所——从诸多方面来看，这辆东方快车的确能要人命。

我的卧铺包厢是个逼仄的小空间，里头还硬挤着一架梯子。把行李箱扔进去后，我就没地方下脚了。列车员示范给我看，该如何把行李箱踢进下铺底下的空隙去。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等着我给小费。

“这间还有别人吗？”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有旅伴。远途旅人总是想得挺美：既然自己要去的地方那么远，肯定会独享包厢吧。很难想象还有人跟自己想法一样，也要去那个好地方。

列车员耸耸肩，没准有，没准没有。看他态度这么含糊，我就没给他小费。我在车厢里溜达了一圈：一间双人卧铺里有对日本夫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紧邻的是一对年长些的美国夫妇；丰满的法国妈妈不放心地盯着可爱的女儿；一个块头极大的比利时姑娘（身高一米八还不止，脚上踩着超大码的鞋子）跟一位时髦的法国女子搭伴旅行；还有个身材胖胖的人，不知是修女还是魔鬼的信徒（当时门正关上了）。车厢那头，有个身穿高领套头衫、戴着水手帽和单片眼镜的男子正在往窗台上堆放瓶子：三瓶红酒、巴黎矿泉水、一大瓶杜松子酒。他显然要出远门。

达菲尔站在我的包厢外，上气不接下气。他说他法语烂得很，所以找车厢费了一番周折。他深吸一口气，脱下华达呢外套，把衣服和帽子挂在我的衣物钩旁边。

“这是我的铺位。”他拍着上铺说。他是个小个子，可他一踏进包厢，空间就塞满了。

“你到哪站下？”我斗胆问道。尽管我知道答案，可听见他说出来，还是有点灰心。我本打算站远一点观察他，也指望着独占一个包厢，可如今都落了空。他看出我的神色有异。

他说：“我不会碍事的。”他的包裹还在地上放着，“只是得找个地方放这些东西。”

“你慢慢收拾。”我说。其他人正站在车厢过道里等车开动。那对美国人用指头蹭着窗户上的灰，发现污迹原来是在玻璃的另一面才停手；带单片眼镜的男子喝着酒，四处观望；法国女人在说“……瑞士”。

“伊斯坦布尔。”比利时姑娘说。她长着一张大脸盘，大大的眼镜愈发显得她面庞宽阔，而且她比我高一个头。“第一次去。”

“两年前我去过伊斯坦布尔。”法国女子皱皱眉。法国人改口说母语之前，总是这种表情。

“那儿怎么样？”比利时姑娘问。她等着下文，我也在等。她催催法国女子：“很不错？”

法国女子冲我俩笑笑。她摇摇头说：“很脏。”[7]

“可那边很漂亮吧？古老吗？教堂怎样？”比利时姑娘追问。

“脏。”可她干吗笑着说这句话？

“我打算去伊兹密尔、卡帕多西亚，还有……”

法国女子不停气地说着：“脏、脏、脏。”她回包厢去了。比利时姑娘冲我挤挤眼，做个鬼脸。

列车已经开动，车厢那头，戴水手帽的男子倚在门上，喝着酒看着我们。几分钟过后，其余乘客都各自回到包厢，我那间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纸包被塞进了角落。于是，过道里只剩下我和那位饮酒男子（我开始认定他是个船长了）。他朝我看过来，说道：“伊斯坦布尔？”

“对。”

“来喝一杯。”

“我都喝了一天酒了，”我说，“你有矿泉水吗？”

“有，”他说，“不过我是留着刷牙的。火车上我从来不喝水。喝点带劲的吧，说说，想喝点什么？”

“啤酒就挺好。”

“我从不喝啤酒。”他说，“尝尝这个。”他举杯给我看，返身到架子前给我倒了点，“这种夏布利干白味道好得很，一点石灰味也没有。他们出口的那种总有那种味儿，你肯定知道的。”

我们碰杯。火车加速了。

“敬伊斯坦布尔。”

“一点不错，敬伊斯坦布尔！”

他叫莫尔斯沃思，可他咬字特别清楚，念出这个姓氏的时候中间顿了一下，我头回听见的时候还以为这是个复合姓。他言语机敏，行动利索，有种当过兵的感觉，但也有可能当过演员。他有五十七八岁，正是对人对事愤愤不平的年纪，我能想象出他训斥年轻下属的样子——在军事重镇奥尔德肖特，或是在拉提甘[8]写的某出戏剧的第三幕里。他脖子上挂着的原来不是单片眼镜，而是个放大镜。他用它来找夏布利酒瓶子。

“我是个演员经纪人，”他说，“在伦敦开了个公司。规模很小，可生意不错，活儿总是接不完。”

“有我认识的吗？”

他说了几个大明星的名字。

我说：“我以为你是当兵的。”

“是吗？”他说他真的在驻印度的军队里服过役：浦那、西姆拉、马德拉斯[9]。由于他很有戏剧天分，就负责为士兵组织安排演出。1946年，他曾安排诺埃尔·科沃德[10]造访印度。他十分热爱军旅生涯，说有不少印度人的教养很好，简直可以平等相待，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都不觉得是在跟印度人说话。

“我认识个英国军官，四十年代在西姆拉服役，”我说，“我是在肯尼亚遇到他的。他的外号叫‘巴尼’。”

莫尔斯沃思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嗯，我认识好几个叫巴尼的。”

我们聊起印度的火车。莫尔斯沃思说那边的火车了不得。“车上有淋浴，而且总有小个子仆役随身伺候，你要什么他都有。他们还会给下一站拍电报去订餐呢。哦，你肯定喜欢。”

达菲尔从门里探出头来说：“我上床睡觉了啊。”

“你同屋，是吧？”莫尔斯沃思说。他前后看看：“这趟车可没以前气派啦，真可惜。以前这车真是数一数二的，奢华得很，坐的都是有身份的。如今可不敢这么说了。我看车上没餐车，要是真没有就惨了。你带吃的了吗？”

我说没带，尽管人家嘱咐我带点来着。

“嘱咐得对，”莫尔斯沃思说，“我没带饭，可我吃得也不多。吃东西的主意不坏，可我更愿意喝点小酒。这夏布利怎么样？再来点？”他把放大镜凑到眼前，找瓶子倒酒，“法国葡萄酒，禁得住咂摸。”

半小时后，我回到自己的包厢。灯亮着，达菲尔在上铺睡着了。在头顶灯光的映衬下，他的脸庞苍白灰败，没有活力。他的睡衣扣子一直扣到脖领，脸上一副遭罪的神情。他的头随着车身晃动，表情却没有变化。我关灯上床。起先我睡不着，感冒、刚才喝下的酒，还有疲劳都令我没有睡意。随后一个发亮的圆圈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是达菲尔的夜光表，他的胳膊垂了下来，发光的绿色表盘随着火车的颠簸，在我眼前像个钟摆似的晃来晃去。

圆圈消失了。我听见达菲尔爬下梯子，每踏一步梯级就呻吟一声。表盘移到洗脸槽边，灯亮了。我翻个身，冲着墙，听见达菲尔哐啷啷从水槽下方的柜子里摸出便壶。我等待着，过了好一会儿，传来一阵颤抖的水声，夜壶满时，水声转了调。然后，水花泼溅的声音传来，好似一声叹息。接着，灯灭了，梯子轧轧作响。达菲尔最后呻吟了一声，我睡着了。

早晨，达菲尔已没了踪影。我躺在铺位上，用脚趾去挑窗帘，往上抬了几英寸后，窗帘卷了上去，展露出阳光灿烂的山坡。阿尔卑斯山斑驳的身影从窗口闪过。在这趟火车上的第一个清晨，数天来我第一次见到了阳光。就从这一天开始，此后的两个月一直阳光灿烂。在明澈的天空下，我一路行进到印度南部，直到那时我才再次见到了雨，那是马德拉斯迟来的雨季。

到了沃韦，我想起了黛西[11]，然后冲了一杯果子盐调理肠胃。到了蒙特勒，我精神养足了，起身去刮脸。达菲尔回来得正是时候，夸赞起我的充电剃须刀来。他说他用刀片刮胡子，在火车上总是把自己割得一道一道的。他给我看脖子上的小伤口，然后告诉我他的名字。他要在土耳其待两个月，但没说去做什么。在明亮的阳光下，他看上去比在阴郁的维多利亚站台上显得更老。我猜他大约有七十岁。可他的精神并不矍铄，我想象不出，除了在逃的贪污犯，还会有谁在土耳其待上两个月。

他眺望着阿尔卑斯山，说道：“有人说，要是让瑞士人来设计这些山，嗯，山头就会更平一点。”

我想吃早饭了，可在整列东方快车上走了个来回也没发现餐车，只有更多的卧铺车厢，还有在二等座上打瞌睡的人。回99号车厢的路上，我身后跟了三个瑞士小男孩，每到一个包厢门口他们都去拧拧门把手，如果里头应声了，他们就拉开门往里瞧，可人家八成在穿衣服，或是还赖在床上没起。趁人急匆匆拉过衣服遮掩的时候，孩子们就高声喊出“不好意思，夫人！”“不好意思，先生！”。来到我这节车厢时，爱偷看的顽皮小鬼们正在兴头上，尖叫着，嚷嚷着，可敲开门之后，他们的语气里总是饱含着最高级别的礼貌。“不好意思，夫人！”他们发出最后一声呼啸，消失不见了。

美国夫妇的包厢门开了。先生先走了出来，整理着领带结；太太有气无力地拄着手杖，蹒跚地跟在后头，撞到了窗玻璃。阿尔卑斯的走势陡峭起来，最险峻的地方建有阔屋顶的小房舍，蘑菇丛般一簇簇贴近地面生长着，远近错落分布在教堂周围，看那教堂的模样，仿佛在挑战重力法则。不少山谷都处在暗影中，阳光只出现在高高的崖壁和山顶上。平地上，火车经过果园和整洁的村庄，系着头巾的瑞士人骑着脚踏车在兜风。这一切就像是日历上的风景画，你赞叹一小会儿之后，就迫不及待地想翻到下一张去。

美国夫妇回来了。男人往我这边看看，说：“我没找到。”

女人说：“依我看，咱们走得还不够远。”

“别傻了，都走到火车头了。”他看着我，“你找到没有？”

“找什么？”

“餐车。”

“没餐车，”我说，“我找过了。”

“那见鬼了，”男人此时才忍不住发火，“为什么他们还叫我们出来吃早饭？”

“有人叫你们了？”

“是啊。‘最后一遍通知。’你没听见？‘用早餐了，最后一遍通知。’他们说的啊。所以我们才急忙出来。”

这对美国夫妇出来之前，是那群瑞士小男孩在高声喊叫着拉包厢门。他们以为这阵喧哗是早餐通知；饥饿的人耳朵总不大好使。

男人说道：“我讨厌法国。”

太太看着窗外：“依我看，咱们已经出了法国，现在已经不是了。”

“管它是哪儿。”男人说。他说他挺窝火，可又不想总是抱怨，但他打了辆出租车，车程不过一丈远，就收了他二十美元。后来又来了个搬运工，把两个箱子从出租车提到月台上，就要十美元。给法国钱还不要，人家要十美元。

我说这的确挺过分的，又补了一句：“你给了吗？”

“我当然给了。”男人说。

“他应该吵一架，不能就这么算了。”女人说。

男人说：“在国外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我们以为赶不上火车了，”女人大声地喋喋不休，“我赶得都要吐血了！”

肚子空空如也的时候，这种谈话听着挺烦。我很高兴听到男人说：“来吧，孩子妈。没早餐吃，咱们还是回去吧。”他带着她回去了。

达菲尔在吃最后一点香肠。他让我吃，我婉拒了，说我打算等车到了意大利就去买早餐。达菲尔拈起香肠片，送到嘴边，就在他咬下去的那一刻，火车进了隧道，什么都看不见了。

“开开灯吧，”他说，“黑着我没法吃东西。尝不出味儿来。”

我摸索着找到开关，打开了，可依旧什么都看不见。

达菲尔说：“他们可能是想省电。”

黑暗中，他的声音好似离我特别近。我挪到窗边，想看看隧道墙壁，可看见的只有黑暗。漆黑中，隆隆的车轮声显得更响了，列车在加速。速度和黑暗让我感到一阵幽闭恐惧症般的窒息，房间里的气味清晰起来：香肠、达菲尔的毛衣，还有面包屑。过了好几分钟，隧道还没过完。我们这是掉进井里了吧，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大洞要把我们带往瑞士那钟表般的内核，冰冷的齿轮和棘轮，结了寒霜的报时布谷鸟。

达菲尔开口了：“这肯定是辛普朗隧道[12]。”

我说：“希望他们把灯开开。”

我听见达菲尔把吃剩的香肠包起来，塞进了某个角落。

我说：“你去土耳其做什么呢？”

“我？”达菲尔说，好像这间包厢里挤满了要去土耳其的老头，每个都在等着表明此行的目的。他停了一会儿，说道：“我在伊斯坦布尔待一阵子，然后在土耳其国内转转。”

“出差还是观光？”我太想知道答案了，在这充满告解氛围的黑暗中，我的刨根问底听上去没那么恶劣，他看不见我渴望的神色。另一方面，我听得出他小心翼翼的犹豫。

“都有。”他说。

这没多大价值。我等他多说点，可他没再说下去了。于是我问：“达菲尔先生，您是做什么的？”

“我？”他又来了，简直是在请我挖苦他，可我还没来得及接茬，火车就驶出了隧道。阳光洒满了车厢，达菲尔说：“肯定到意大利了。”

达菲尔戴上粗花呢帽子。他发觉我在看那帽子，说：“这帽子有年头了，十一年。干洗就行。在巴罗亨波买的。”他拽出香肠纸包，继续吃被辛普朗隧道打断的早饭。

九点三十五分，我们停在意大利多莫多索拉火车站。有个男人在卖吃的，他从水壶里倒出咖啡，从塞得满满的手推车上拿出食品。推车上有水果、长条面包和面包卷、各种各样的香肠，还有午饭便当，他说里头装的是“好东西”。他还有不少酒。莫尔斯沃思买了一瓶巴多利诺和三瓶契安蒂——“以防万一”。我买了一瓶奥维多干白和一瓶契安蒂。达菲尔买了一瓶红葡萄酒。

莫尔斯沃思说：“我把这些拿回车上去。劳驾，帮我买份午饭？”

我买了两份午饭和几个苹果。

达菲尔说：“英国钱，我只有英国钱。”

意大利人从老人那里拿了一英镑，找给他若干里拉。

莫尔斯沃思回来了，说：“苹果要洗洗才能吃，这地方有霍乱。”他又看看食品推车，说道，“我看得买两份午饭，保险点。”莫尔斯沃思又买了些吃的和一瓶巴多利诺。达菲尔说话了：“1929年我坐过这趟车。”

“那时候是值得坐坐，”莫尔斯沃思说，“以前这车很有档次。”

“咱们停车多久？”我问。

没人知道。莫尔斯沃思冲列车员大声喊：“哎，小子，咱们停多长时间？”

列车员耸耸肩，此时火车开始后退。

“咱们是不是该上去了？”我问。

“车在倒退，”莫尔斯沃思说，“估计他们在转轨。”

列车员说：“走啦。”[13]

“意大利人特喜欢穿制服，”莫尔斯沃思说，“瞧他。可那制服总是特差，他们看上去真像长得太快的小男生。你在跟我们说话吗，小子？”

“我看他是叫我们上车。”我说。火车停止了倒退。我跳上车，往下看去。莫尔斯沃思和达菲尔还站在梯级底下。

“你拿着东西呢，”达菲尔说，“你先上。”

“我没关系，”莫尔斯沃思说，“你先。”

“可你拿着东西呢。”达菲尔说。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斗来，放进嘴里。“上去吧。”他往后退退，给莫尔斯沃思腾出地方来。

莫尔斯沃思说：“你确定？”

达菲尔说：“1929年的时候，我坐的不是全程。直到‘二战’以后我才坐过全程。”他把烟斗放进嘴里，微笑着。

莫尔斯沃思踩上踏板，慢慢地爬上车来——他还拿着一瓶酒和第二份午餐盒。达菲尔抓住门外的扶手，正在此时，火车开动了，他松了手，放下胳膊。两个工作人员连忙冲到他身后，扶着他的胳膊，把他推向移动着的99号车厢。达菲尔觉察到了意大利人的手，他甩开人家的胳膊，虚弱地往后倒退了几步。他转过身，对着迅速移动的车门苍白无力地笑了笑。他看上去有一百岁了。火车轻快地掠过他面前。

“小子！”莫尔斯沃思大喊道，“停车！”

我探出身子往外看：“他还在月台上。”

我们身旁有两个意大利人，一个列车员，一个负责整理床铺的。他们泰然自若，做好了耸肩的准备。

“快拉紧急刹车绳！”莫尔斯沃思说。

“可别，别，别，别，”列车员说，“我要是拉了绳子，就得掏五千里拉。别碰！”

“随后还有火车吗？”我问。

“有，”整理床铺的不耐烦地说，“他可以在米兰赶上我们。”

“下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到米兰？”我问。

“两点。”

“咱们什么时候到米兰？”

“一点，”列车员说，“咱们两点开车。”

“见鬼了，那他怎么……”

“那老头可以搭汽车，”铺床的说，“别担心，他可以在多莫多索拉打辆出租车，出租车快着呢，唰的一下就到啦。他能赶在咱们前头到米兰！”

莫尔斯沃思说：“这帮家伙真该学学怎么管理铁路。”

达菲尔没赶上车，午饭变得索然无味。我们到莫尔斯沃思的包厢里聚餐，比利时姑娘莫妮克拿来了自带的奶酪。她想要点矿泉水喝，却遭到了拒绝。“不好意思，那是我留着刷牙的。”我们肩并肩坐在莫尔斯沃思的铺位上，阴郁地在午餐盒里挑挑拣拣。

“我没想到会没餐车，”莫尔斯沃思说，“依我看，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餐车才对。在边境挂上，提供讲究的餐点。”他咬了一小口煮老的鸡蛋，说，“或许咱们应该联名给铁路部门写封信。”

东方快车一度以优质服务而著称，如今却以没有服务而著称了。印度的吉达尼快车的餐车上供应咖喱，巴基斯坦的开伯尔邮车也是，马什哈德快车上供应伊朗风味的烤鸡肉串，去往日本北部城市札幌的列车上有熏鱼和黏黏的米饭。仰光车站上有卖盒饭的，马来西亚的火车总有装配了面条摊位的餐车，你可以买到汤米粉。还有美国铁路公司的火车，我一向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差的火车了，可在詹姆斯·惠特康姆·赖利号（华盛顿到芝加哥）上也有汉堡出售。饥饿让旅行变得索然无味，从这个角度看，东方快车还比不上最寒碜的马德拉斯火车，在后者上，你还可以用脏兮兮的餐券换来锡盘盛着的蔬菜和米饭。

莫妮克说：“我希望他搭上出租车了。”

“可怜的老家伙，”莫尔斯沃思说，“他吓慌了，你瞧见了吧。直往后退。‘你拿着东西呢，’他说，‘你先上。’他要是不慌神，没准就上来了。咱们看他能不能到米兰吧。应该能到。我真怕他犯心脏病。他的气色看上去可不好，是不是？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达菲尔。”我说。

“达菲尔，”莫尔斯沃思说，“要是他晓事理，就该先坐下来喝一杯，然后搭出租车去米兰。路程不远，但他要是慌了神，就会走丢。”

我们继续吃吃喝喝。如果有餐车，我们就会去简单吃点东西，到此为止。可既然没餐车，我们就一路吃到了米兰，越是担心挨饿，就越觉得饿。莫妮克说我们快跟比利时人差不多了，总是在吃。

到米兰时已经过了一点钟。没有达菲尔的任何迹象，月台上没有，拥挤的候车室里也没有。车站是模仿大教堂的样子修建的，拱顶很高，简单而硕大的标志牌（比如“出口”）戏剧化地镶在墙上，颇有几分宗教箴言的隐喻意味。阳台除了栖息着沉思的石雕鹰鸟外，别无他用，而且看那鹰的模样，估计也肥得飞不动。我们买了更多的午餐，外加一瓶葡萄酒和《论坛报》。

“可怜的老头。”莫尔斯沃思四处寻找达菲尔。

“看样子他没赶上。”

“有人提醒过的，不是吗？别误了火车。你以为车正在转轨道，可实际上是要开车啦。尤其是东方快车。《观察家报》上登过来着，大家都没注意。东方快车最容易出这种事了。”

到了99号车厢门口，莫尔斯沃思说：“我看咱们最好上去，我可不想被‘达菲尔’了——误了车子。”

现在已到了威尼斯，没有任何看到达菲尔的希望。他没有丝毫机会赶上来了。我们又喝完了一瓶葡萄酒，我回到铺位上去。达菲尔的行李箱、购物袋和纸包都堆在角落里。我坐下，往窗外看去，压制住翻看他行李的冲动——我真想知道他去土耳其究竟干什么。天气热了起来，玉米地被烤成了焦黄色，散落着秸秆堆和收割后的残茬。过了布雷西亚，成排房屋的玻璃反光害得我头痛起来。过了一小会儿，在意大利令人昏然欲睡的炎热中，我进入了梦乡。

威尼斯就像一个加油站里的会客室，郊外是一大片贫瘠的工业用地，飘散着恶臭的油味，横七竖八地排布着污水沟，还有冶炼厂硕大无朋的水池和火炉。在这些东西的威吓与映衬下，不远处那个精致优雅的城市就显得矮小了。沿途墙上的涂鸦画得跟那些工厂名字一样专业：莫塔冰淇淋、阿吉普石油公司、我们都是杀手、雷诺、联合。潟湖上漂着闪亮的油膜，就像被意大利画家卡纳莱托绝望地修饰过似的，水面上还浮着将近一米宽的垃圾：橡胶、塑料瓶子、坏了的马桶坐垫。湖中混杂着未经处理的污水，白骨色的泡沫被风吹成了小堆，漂在水面上。城市的边缘区域已经屈服在工业的侵蚀之下，乡间别墅浸了水，你能看到破碎的后窗和废弃的后门，还有几座颓败的威尼斯式尖塔。再往前走，是黄澄澄犹如意大利面颜色的灰泥矮墙，肉眼几乎能看出它正在下沉。红色的屋顶上，成群的燕子在空中滑翔，教鸽子学飞。

“咱们到啦，孩子妈。”那位上年纪的美国人搀着太太走下车厢梯级，一个行李搬运工几乎是半抱着她走完余下的路，来到月台上。这对夫妇见过威尼斯的盛时光景，可如今，这座城和看城的人都已老衰，忍受着岁月的致命折磨。这里头有种奇异的般配。可凯彻姆夫人（这是她的姓氏，也是她告诉我的最后一件事）看上去像受了伤一般，拄着拐棍，弯起僵得如同石头的关节，疼痛地挪着步子。他们的计划把我给吓了一跳：凯彻姆夫妇过几天要去伊斯坦布尔。我觉得，拖着虚弱的身体，从一个遥远的国度挪到另一个，说得客气点，这简直就是莽撞。

我把达菲尔落下的行李交给威尼斯站的工作人员，请他联络米兰站，让达菲尔放心。他答应了，可语气里带着意大利式的漫不经心，就像在嘲弄你对他的信任。我跟他要了个收条。这个他倒是给了，可在纸条上逐件记下达菲尔的行李时，他慢吞吞的，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流露出一种酸溜溜的顺从态度。一离开威尼斯，我就把纸条撕成碎片扔出了车窗。要这个收条，我不过是想小小收拾他一下罢了。

在的里雅斯特，莫尔斯沃思发现意大利检票员误把他票夹里的票全给撕了。这事出在威尼斯那一站，结果莫尔斯沃思就没有去伊斯坦布尔的票了，或者就眼下来说，他没有去南斯拉夫的票了。可莫尔斯沃思依然很冷静。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策略就是说自己没钱，而且只会说英语。“这就把球给他们踢回去啦。”

可新检票员顽固得很。他倚在莫尔斯沃思包厢的门上，说：“你，没票。”莫尔斯沃思没搭腔，给自己倒了杯红酒，啜了一口。“你，没票。”

“你弄错了，小子。”

“你，”检票员拿着一张票，冲莫尔斯沃思晃晃，“没票。”

“对不住，小子，”莫尔斯沃思仍然在抿酒，“你得给管理部门打电话。”

“你，没票。掏钱。”

“我不掏钱。没钱。”莫尔斯沃思皱皱眉，对我说，“真希望他赶紧走。”

“你，不许坐车。”

“我就坐车。”

“没票！没车坐！”

“老天爷啊。”莫尔斯沃思叹道。这场拉锯战来回扯了一阵子。莫尔斯沃思被规劝到了的里雅斯特车站里。检票员开始冒汗了。他对车站站长解释了情况，站长立起身来离开了办公室，再也没回来。他们又找到了一个工作人员。“瞧瞧那身制服。”莫尔斯沃思说，“皱得不像话。”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威尼斯。他用粗短的手指嗒嗒敲着电话叉簧：“快点，快点！”可电话就是打不通。

终于，莫尔斯沃思说话了：“我投降。喏，给你钱。”他抓起一把一万里拉的钞票在眼前晃，“我再买张票。”

检票员伸手去拿钱，就在他快够着的时候，莫尔斯沃思把手收了回去。

“听着，小子，”莫尔斯沃思说，“你给我拿张票。可给我票之前，你坐下来给我写个欠条，让我回头能把钱要回来。明白没有？”

可当火车开动，我们再次上路的时候，莫尔斯沃思只说了一句：“我看那帮人全都顽劣得很。”

到了南斯拉夫边境的塞扎纳，那边的人也顽劣得很。胸前横扎着黑带子、浮肿面庞的南斯拉夫警察挤在车厢过道里检查乘客的护照。我把护照拿出来，警察抓将过去，舔舔手指头，乱翻一气，在纸页上留下湿迹子，直到找出我的签证页为止。他把护照递还给我。我想从他身边过去，到莫尔斯沃思包厢里去拿我的红酒杯，这位警察揸开手掌，冲我胸口一推。看我往后趔趄，他咧嘴笑了，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

“想想吧，这些南斯拉夫警察在三等车厢是什么做派。”莫尔斯沃思说这话时，流露出一份少见的义愤。

火车外，孩子们在铁轨上嬉戏，父母们排成行，弓腰勉力提着行李箱。穿着制服的警察身上带着警棍和皮质子弹袋来回巡逻，吸着呛人的香烟，牌子的名字倒贴切得很：“停！”

在威尼斯这一站，有更多乘客上了99号车。一位从土耳其来的亚美尼亚女士（她有个姊妹住在马萨诸塞州的沃特敦），带着儿子一道出门，每次我跟这位漂亮女子说话的时候，小家伙就开始大哭，直到我领会意思走开。还有一位意大利修女，长着一副罗马皇帝的面孔，脸上还有一抹唇髭痕迹，她弟弟恩里克住了达菲尔的铺位。三个土耳其男人想尽办法想挤在两张铺位上。还有一位从维罗纳来的医生。

医生是个癌症专家，准备去贝尔格莱德开个癌症研讨会。他对莫妮克十分钟情，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姑娘把他带到莫尔斯沃思的包厢里去喝一杯。医生一直闷闷不乐，待到话题转向癌症时，他的态度有了转变。就像威廉·伯勒斯[14]笔下的本韦医生一样（“癌症！我的初恋！”），当他说起要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时，就变得颇为好相处了。我们全都竭力装出一副能听懂的样子，可我注意到医生捏着莫妮克的胳膊，仿佛发现了什么症候，正准备来个更为彻底全面的检查。我道了晚安，回到铺位上去读《小杜丽》。在米格尔斯先生的话中，我找到了几分启示：“人总是一离开某个地方，就开始宽恕它了。”脑际萦绕着这个念头，我沉沉睡去，有如憩息在老式摇篮里的婴儿，也有如火车卧铺车厢里的旅人。

次日清早我刮胡子的时候，恩里克也像达菲尔一样，对我的便携充电剃须刀大感好奇。此时，我们正与另一列火车并行，那辆车的车身上镶着一个珐琅牌子，上头写着“莫斯科-贝尔格莱德”。东方快车停下了，震得车厢连接处一阵响，恩里克冲出了门口。这里就是贝尔格莱德，正是在这一站，我想到应该把相机拿出来试试。我看到一群南斯拉夫农民，有妈妈、爸爸、奶奶，还有一群小孩子。男人们留着翘胡子；其中一个女人身着翠缎长裙，底下却穿着男式长裤；奶奶围着大披肩，除了硕大的鼻子之外，一切都被遮挡住了，手里还提着一个破旧的旅行箱。他们其余的行李，包括各式各样的纸板箱和缝得整整齐齐的大包裹，都被扛过铁轨，从一个月台运到另一个月台上去。任何一个大包都会导致列车脱轨。“贝尔格莱德的移民”，这该是一幅琐屑现实的辛酸画像。我对好了焦距，准备按下快门，可在取景框里，我看见老奶奶对一个男子咕哝了几句，他转过身来，冲我做了个威胁的手势。

往月台上再走深几步，我又发现了一个绝妙的机会。一个身穿铁路巡查员制服的男子正向我走来，他头上端端正正戴着鸭舌帽，衣服上缀着肩章，裤子烫得笔挺。可值得拍照的妙处在于，他双手各拎着一只鞋，正在光脚走路。他宽大的脚板像萝卜一样，白而圆钝。我等着他经过面前，按下了快门。可他听见了咔嗒声，回身冲我吼了句脏话。打这以后，我拍照时就不再这么明目张胆了。

莫尔斯沃思见我在月台上晃，说道：“我得上去了。我再也不信任这趟火车了。”

可大家全都在月台上。事实上，贝尔格莱德车站的全部月台都挤满了游客，这给我留下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贝尔格莱德就像个终点站，人们等待着永不会到来的火车，张望着无限期晚点的车头。我把这想法说给莫尔斯沃思听。

他说：“我看它是‘达菲尔’了。我可不想被‘达菲尔’。”他上了车，冲我喊：“你可别被‘达菲尔’了！”

在威尼斯，意大利列车员已经走了。到了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的列车员换成了保加利亚人。

“美国人？”保加利亚列车员收我护照的时候，问我。

我说对。

“阿格纽[15]。”他说道，然后点点头。

“你知道阿格纽？”

他咧嘴笑了：“他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莫尔斯沃思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你是列车员，对吧？”

保加利亚人脚跟一碰，微微鞠了个躬。

“好极了，”莫尔斯沃思说，“现在我要你把这些酒瓶子清理出去。”他指指包厢地板上触目惊心的一大堆瓶子。

“空瓶子是吧？”保加利亚人干笑道。

“没错。很好。干活吧。”莫尔斯沃思说，然后走到窗边跟我一起看风景。

贝尔格莱德的郊区绿树成荫，一派怡人景象。我们离站时已是中午时分，所以沿途的农人都放下了农具，盘腿坐在铁道旁的树荫里吃午饭。火车的速度相当慢，你都能看见他们盘子里盛着湿答答的卷心菜，能数得出缺了口的碗中盛了多少颗黑橄榄。他们相互传递着足球大小的面包，掰成大块，擦着盘底。

这趟旅行的晚些时候，我从日本的火车市集转向苏联的铁道（起点在纳霍德卡），搭乘一艘苏联轮船，航行在日本海上。在船上的酒吧里，我遇见了一个快活的、名叫尼古拉的南斯拉夫人。他告诉我：“在南斯拉夫，我们有三样东西——自由、女人和酒。”

“但三者不可同时兼得，是不是？”我说，希望这话没有冒犯他。那时我正晕船，已经忘掉了南斯拉夫，忘掉了在火车上度过的漫长的九月下午。那个下午，列车从贝尔格莱德驶往季米特洛夫格勒，我坐在角落的位子上，有满满一瓶红酒和通畅的烟斗。

窗外的确有女人，可她们都上了年纪，围着头巾挡住阳光，挽着绿色的洒水壶在踩得乱七八糟的玉米地里劳作。农地的地势很低，坑洼不平，尘土中有几只牲畜，大概是五头牛吧，一动也不动。一个牧民斜倚在木杆上，盯着饥饿的牛群，一旁的稻草人（一根细瘦的横杆上套了两个塑料袋）以同样的姿态盯着种了卷心菜和胡椒的荒芜田地。在成行的紫甘蓝之外，一头粉扑扑的猪正在拱着小猪圈的薄围栏，废弃足球场的小树荫下躺着一头牛。深红色的胡椒好似一簇簇的一品红，摊在农场小屋外的太阳地里晾晒。农人跟在牛拉的犁后头磕磕绊绊地走着，偶尔有人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载着大捆大捆的干草。牧人不仅仅是放牧的，他们也是卫兵，守护着小群的牲畜不受侵扰：一个女人看着四头牛，一个拿着棒子的男子赶着三头猪，骨瘦如柴的小孩子盯着骨瘦如柴的鸡群。自由、女人和酒，这是尼古拉的定义。田里的确有个女子，她停下来，把水罐凑近嘴巴，喝完后弯下腰去继续捆扎玉米秸。赭色的大南瓜鼓胀饱满，坐在枯萎的藤蔓间。农人在灌泵，用拴了长杆的水桶从井里提水。地里堆着细高的干草垛，胡椒田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成熟风貌，乍看之下我还以为是花园。这是一派纯然的静谧，火车的穿越暂时打破了这与世隔绝的乡村风貌。在南斯拉夫的这个下午，车窗外的景色一连几个小时全然不变，可随后所有的人都消失了，那感觉很怪异：路上没汽车也没自行车；空旷的田野边上，农舍的窗户空敞着；树上累累地结着苹果，却无人采摘。或许是时间不对——正值下午三点半；也或许是天太热。可是，是谁堆起了干草垛，把胡椒精心摊开晾晒？火车继续前行。这不停歇的前进正是火车的魅力所在，可经过的仍然是同样的景色。六个形状匀称的蜂窝，一个废弃的蒸汽机车头，野花从烟囱里钻出来，仿佛给它戴上了花环。平交道口立着一头一动不动的公牛。下午的蒸腾热气中，我的包厢变得灰扑扑的，车厢顶头，土耳其人躺在座席上张着嘴巴睡觉，孩子们趴在大人肚皮上，醒着。在每条河、每座桥上都有方形的砖砌炮台，身上弹痕累累，就像是克罗地亚版的碉堡。随后我看见了一个男子，他弯腰低头俯在田地里，比他身量还高的玉米秸挡住了他的身影。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庄稼把他们衬得身形如此之小，所以我才一个人都没看见。

尼什城外上演了一幕活剧。铁轨旁的道路上，一群人争先恐后地围观一匹马，马儿身上还套着缰绳，拖着一辆超重的货车，侧身倒在泥坑里——货车显然是卡住了。我猜它在尽力挣脱负重的时候心脏已经迸裂了。这事肯定刚刚发生：孩子们正呼朋引伴过来瞧；一个男人正撂下自行车，跑回来看；稍远处，一个正对着篱笆小解的男人竭力往马匹这边张望。这幅景象好似佛兰德斯画派的构图，正在解手的男子恰是个生动的细节。火车的车窗暂时框住了景象，把它变成了一幅画作。篱笆前的男子抖落掉老二上的最后一滴，把它塞进宽松的长裤，朝着人群发足狂奔。画面完整了。

“我讨厌观光。”莫尔斯沃思说道。我们待在过道的车窗旁，一个南斯拉夫警察因我拍了一张蒸汽机车头的照片刚训了我一句。暮色中，上千名归家的上班族穿过铁道，扬起盘桓回旋的烟尘，一大蓬青色的蒸汽混杂着金色的蚊蚋群，笼罩了车头。现在列车行驶到尼什郊外的山谷区域，正朝季米特洛夫格勒行进。随着列车贴近，山崖显得越发高耸，偶尔呈现出对称分布，就像是损毁的城堡上砖石垛口的遗迹。这种景象好像惹得莫尔斯沃思有点不耐烦，我觉得他很想解释解释自己的疲劳。“手拿导游手册到处转悠，”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他说道，“混在成群结队的观光客里头，在教堂、博物馆、清真寺里进进出出的。我可不要，不要。我只想安安生生待会儿，找把舒服椅子坐下。你明白我意思吗？我想踏踏实实的，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国家。”

他在喝酒。我俩都在喝酒，酒精让他陷入沉思，却让我陷入了饥饿。这一整天下来，我只在贝尔格莱德吃了一个奶酪面包，还有一包椒盐饼干和一个酸苹果。保加利亚的景象，那破败的房屋和瘦骨嶙峋的山羊，都让我没法指望在索菲亚站吃上丰盛美食。在一个名字颇为吓人的城镇（“跩勾门”），很多人因为没打霍乱疫苗而被带下了车，其中就有几个是我们99号车厢的。保加利亚人说，意大利那边正闹这毛病呢。

我找到保加利亚列车员，请他给我说说典型的保加利亚饭食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把他提到的佳肴名称用保加利亚语记了下来：奶酪、马铃薯、面包、香肠、豆子色拉，等等。他跟我保证说，到了索菲亚肯定有吃的。

“这车慢得吓人。”东方快车在黑暗中轧轧行驶的时候，莫尔斯沃思说道。时不时地，我们能看见一盏黄色的灯笼、远处的灯影，或是遥远小站上房舍里透出的灯光。小站几乎看不清楚，依稀能看见站长立在小屋近旁，冲着这趟慢悠悠的列车挥舞着旗子。

我把保加利亚美食清单给莫尔斯沃思看，告诉他我打算在索菲亚站把能买的都买了。这是我们在东方快车上度过的最后一夜，理当享用一顿美餐。

“这单子应该有用，”莫尔斯沃思说，“你打算用什么钱买？”

“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说。

“这边的人用的是列弗，可麻烦的是，我不知道兑换价。我的银行经理说，列弗属于毫无前途的货币——我估计它压根就不是真的钱，不过是纸票子而已。”从他说话的模样中我能看出来，他不饿。他接着说道：“我总是用卡。卡可是相当有用啊。”

“卡？”

“喏，就是这玩意儿。”他把酒放下，拿出一叠信用卡，一边洗牌似的整理，一边念出卡的名字。

“你觉得巴克莱卡在保加利亚能刷吗？”

“但愿如此吧，”他说，“如果不能的话，我还剩了点里拉。”

到了索菲亚，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正当莫尔斯沃思和我准备下车的时候，列车员告诉我们行动要快：“十五分钟，没准十分钟。”

“你说我们有半小时的呀！”

“可现在车子晚点了。别说了——赶紧吧！”

我们快速冲进月台去找吃的。小咖啡馆的柜台前挤满了人，除此之外，只剩下月台那头一个推着食品车的男人了。金属小车上冒着蒸汽。男人是个光头，他一只手里拿着小纸袋，另一只手弹开推车上的食盒，叉出白色的面包和红色的香肠。香肠有香蕉那么大，滴着汁水，肠衣微绽处，露出粉扑扑的肉来。我们前头有三个人。他不紧不慢地给他们拿吃的，用叉子叉起面包和肉肠放到袋子里。轮到我了，我冲他举起两根手指，想了想，又举起三根。他每样给我装了三个。

“我跟他一样。”莫尔斯沃思说，递给他一张一千里拉的纸钞。

“不，不。”男人说。他推开我的美元，同时把食品袋从我手里拿走，放回到推车上。

“他不收咱们的钱。”莫尔斯沃思说。

“银行，银行。”那人说。

“他想让咱们去换钱。”

“这是一美元，”我说，“都拿着吧，别找了。”

“他不会要的，”莫尔斯沃思说，“你说的银行在哪儿，啊？”

光头男子往车站上指指。我们朝他指的方向跑去，看见一个出纳柜台。那儿排起了长队，队伍一寸寸往前挪，闷闷不乐的人们手里捏着纸钞，踢着脚下的行李。

“我看咱们算了吧。”莫尔斯沃思说。

“那香肠都快把我馋死了。”

“除非你想被‘达菲尔’。”莫尔斯沃思说，“你得上车了，我看我得上去了。”

我们上车了，几分钟后汽笛响起，索菲亚隐没在保加利亚的夜色中。恩里克看到我们两手空空地回来，就从他的修女姐姐那里要来了意大利饼干给我们吃。亚美尼亚女士拿来一厚片奶酪，甚至还坐下跟我们喝了一杯，直到她儿子穿着睡衣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他看见妈妈在笑，于是大哭起来。“啊，回去了。”她说，然后起身走了。莫妮克已经上床，恩里克也去休息了。99号车厢都睡了，可列车在加速。“咱们也不是一穷二白嘛，”莫尔斯沃思一边切奶酪，一边说，“还有两瓶酒，咱俩一人一瓶，还有点奥维多白葡萄酒。奶酪和饼干就权当夜宵吧。”我们继续喝，莫尔斯沃思谈起了印度往事，他第一次跟上千名应征入伍的汉子乘坐P&O公司的轮船出航，这些人都是来自达拉谟煤矿的剽悍矿工。莫尔斯沃思和军官们有充足的酒水，可级别低的人没这个福气。一个月之后，啤酒喝光了。船上起了内讧，“等我们到了孟买，绝大多数人都给铐上了。可我因为规矩得很，肩膀上还多了颗星星”。

列车在加速行进，莫尔斯沃思在拔最后一瓶酒的塞子。“要说喝酒，经过一个国家，就该喝它当地的酒。”他瞟一眼车窗外的暗夜，“我看咱们还在保加利亚。多遗憾呐。”

七只身形庞大的灰狗（大概是野的）正穿越过土耳其西北部荒芜的大草原，追着火车狂吠。它们把我吵醒了，这里是色雷斯，内格尔出版社的导游手册称此地“相当无趣”。野狗放慢了脚步，被疾驰的列车抛在身后。此时，除了单调沉闷的小山包外再无什么值得一看了。外头偶尔闪过几幅军队招贴画，男人们把覆着尘土的甜菜头铲到钢制的车斗里去。放眼望去，不见一棵绿树，这一切都让窗外的景色显得愈发单调。我真受不了这些光秃秃的山包。埃迪尔内（旧名阿德里安堡）尚在北边，此地距伊斯坦布尔还有四个小时。可我们在大草原上行驶着，在最小的站台停靠，这真是贫瘠地貌上乏善可陈的旅行。这片草原唯一的特色就是没有特色，这为它蒙上了一抹棕色，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值得记述的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待在窗边，希望能看到惊喜。又经过了一个车站，我想找出点细节，可它跟之前的五十个车站并无不同，这种重复让人抓不住重点。可这一站刚过，我看到了一个花园，园子旁有三只火鸡，正以禽类典型的方式在闹哄哄地转圈。

“瞧哇！”莫尔斯沃思看见了。

我点头。

“火鸡。在土耳其[16]！”他说道，“它们是不是因此得名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禽鸟的名字来源于非洲几内亚的吐绶鸡，是通过伊斯坦布尔进口引进的。我们边喝早晨的那顿酒，边讨论这个问题，一直说了一两个小时。令我惊讶的是，身为一个已经有妻有子的男人，我那种毫无目的的好胜心竟然强得很，旅行中，人总是慵懒而又放纵。

一进入伊斯坦布尔郊区，这辆由巴黎开来的伟大快车就名不副实了，它变成了一辆令人心焦的土耳其当地火车，站站都停，好像只为了给列车员一个机会，让他们在土耳其的克拉彭火车站和斯卡斯代尔[17]来回瞎摆弄记事簿子。

列车的右边是马尔马拉海，波光粼粼的海面上停泊着锈迹斑驳的货船和轮廓如弯刀般的渔船，帆船围绕在四周。列车左侧是郊区，每五十码就换个景致：星星点点的帐篷和渔村让位给高耸的公寓楼房，楼的脚底下是窝棚；接着是一处建在岩层上的棚户区，平坦的地方盖了平房，然后是一片高低不平的木头房子，从悬崖上斜斜地延伸下来。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很喜欢这种建筑风格，伊斯坦布尔这边也是。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这些建筑风格上的巨大差异，体现出来的不是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是年代。每种风格都代表着一个年代。伊斯坦布尔是一个有两千七百年历史的城市。你离宫殿越近，建筑就越老，也越坚固（从墙面板到木材，木材到砖头，砖头到石块）。

火车经过了金色大门（也就是狄奥多西凯旋门）的城墙，伊斯坦布尔到了。这城墙修建于公元380年，但是不比土耳其人服装下摆的线绳破旧多少。此时，火车没来由地加起速来，沿着伊斯坦布尔的“鼻子”地带向东快速驶去，经过蓝色清真寺和托普卡匹皇宫，然后绕到了黄金角。锡尔凯吉火车站完全没法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姊妹车站海达尔帕夏相比，但它离繁华的艾米诺努广场和城内最美的清真寺之一新清真寺最近，更不用说那座加拉塔大桥了。桥上包罗万象：小贩、鱼摊、商铺、餐馆，还有伪装成商贩的扒手。这让乘坐东方快车到达伊斯垣布尔的人们又惊又喜，仿佛一头扎进了市集。

“全都丑到家了。”莫尔斯沃思说。但他在微笑：“我觉得我会喜欢这地方的。”他要去高消费的渔村塔拉布亚。他把电话号码给我，说要是我待得无聊就打给他。此时我们尚在锡尔凯吉火车站的月台上。“我得说，看见这趟车的尾巴我不伤心，你呢？”可他话音里别有一番挑剔的钟爱，就像一个人自称傻瓜，但实际上指的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在伊斯坦布尔佩拉宫大酒店十英尺高的镀金框大镜子中瞥见自己的样貌，你立马就能领略到那种荣耀和欢乐，就像在王子的肖像画中看到了自己的脸。酒店里的装修有种没落的奢华味道，大片大片的精美地毯，黑色的嵌板，墙上和天花板上雕刻着洛可可式的花纹，丘比特的塑像在那里耐心地微笑着，剥落着；天花板上装的是复杂的枝形吊灯，像是巨大的水晶风铃；走过舞厅的大理石柱和盆栽棕榈树，就到了桃花心木装饰的酒吧，墙上挂着平庸法国画作的精美复制品。从外头看，这座宫殿并不比波士顿的查尔斯顿储蓄银行壮观多少。侍者们都身量不高，肤色黝黑，看起来都像是同一家族不同辈分的亲戚。当他们用法语回答你的英语提问的时候，每个人的小胡子下都带着殷勤的假笑。幸好，这个饭店由一个慈善基金会掌管，根据已过世的拥有者、一位土耳其慈善家的遗愿，你在这儿的每一笔骄奢花费，其利润都会改善贫苦土耳其人的生活。

在这座城里的第一天，我就像刚从长时间的禁闭中突然解放出来一样，肆意地到处乱走。对于我这种爱漫步的人来说，坐火车唯一的惩罚就是没法走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放慢了脚步，拿着内格尔出版社的《土耳其观光手册》开始观光。观光这种行为让真正的闲散人士很开心，因为这太像做学问了，直直地盯着古董器物，偷听它们的私语，自以为是在发现过往，实际上却是在重新发明，而导游手册的功用就是速记提纲。可是，伊斯坦布尔应该怎么看呢？格温·威廉斯在他的《土耳其历史与导览手册》中这样建议道：

花一天时间看城墙和防御工事，再用几天寻觅城内外的水渠和贮水池，一个星期看宫殿，再一个星期看博物馆，一天看柱子和塔，数周看教堂和清真寺……可能要花上好几天来参观坟墓和公墓，你会发现，死亡的装饰要比你想象中的欢快华美……

经过这一番筋疲力尽的折腾，不管装饰怎样，死亡本身也够欢快华美的了。无论如何，我还有火车要赶。于是我随意去了几个地方逛逛，结果满意地发现，这个城市我是很愿意重游的。在托普卡匹后宫，我看到了黑奴宦官的房室。每个小间外都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指头夹、鞭子等。但据导游说，刑罚不一定都煞费苦心。我追问着，请她举个例子。

“他们把他们吊起来，打他们的脚。”她说。

一个法国人冲我问道：“她说的是英语吗？”

她说的是英语，也说德语，但她把这两种语言都染上了土耳其语的韵律和摩擦音。可是好像没人在意这个，绝大多数人只是慢腾腾地来回走，说着：“来一个，怎么样？”在珠宝馆里，这种话听上去有种格外的讽刺味道，因为匕首和长剑上的绝大部分珠宝都是假的，真品早在多少年前就被人偷走了。到伊斯坦布尔的平均机票价，毫无疑问能买下托普卡匹的全部珍宝，尽管土耳其人出于爱国，坚称那些鸡蛋大的祖母绿都是真的，就像他们坚称庭院对面圣物馆里穆罕默德的足迹是真的一样。如果真是这样，他大概是史上唯一一个穿十四码巨大凉鞋的阿拉伯人。

比这更奇怪（但肯定是真事）的是圣索菲亚教堂一张马赛克壁画背后的故事。画中人是佐伊女皇（980-1050）和她的第三任丈夫君士坦丁·摩诺马修斯。君士坦丁的脸孔有种面具般的感觉，就像毕加索为格特鲁德·斯泰因画的那幅著名肖像画一样。实际上，君士坦丁的脸孔是在佐伊的第一任丈夫罗马诺斯三世死去或被流放之后才补到壁画上去的。但是，最美的马赛克壁画并不在伊斯坦布尔中心的大教堂和清真寺里，而是在城郊一幢小而破败、灰土色的建筑里。它名叫卡里耶清真寺，里面的马赛克壁画柔美生动。成千上万片小小的马赛克仿佛有着画笔的笔触：基督如同在呼吸一般，有幅壁画上的圣母马利亚长得跟弗吉尼亚·伍尔芙一模一样。

那天下午，我急着去看看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也打算把去德黑兰的火车票给买了，于是我搭上渡轮，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去往海达尔帕夏车站。海面出乎意料的平静。读毕《唐璜》，我还以为这片海必定险恶非常：

黑海海浪最凶险

乘客狂呕皆掩面

但那片海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远端。此处的海面波平如镜，海达尔帕夏车站倒映在水面上。车站是一幢厚重沉郁的欧式建筑，有一面钟和两个钝的尖塔。身为通向亚洲的门户，它的风格并不协调。这幢楼建于1909年，设计它的德国建筑师显然认为，土耳其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在这个帝国里，在这样的车站里，臣服的民众会忠贞不渝地爱吃香肠。他的意图似乎是要盖上这么一座楼，德国皇帝的肖像会挂在里头，而且看起来不会不搭调。

“请拿一张到德黑兰的票。”我一边对售票处的姑娘说，一边瞄着土耳其语会话手册，给自己鼓点勇气。

“我们星期日不卖票，”她用英语说，“明天再来吧。”

我待的地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右岸，所以我从车站走到了塞利米耶兵营，也就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在克里米亚战争[19]期间护理伤兵的地方。我问卫兵能不能进去看看。他说：“南丁格尔？”我点点头。他说她的房间星期日不开放参观，然后指路给我，让我去于斯屈达尔的公墓看看，那里有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古墓地。

正是在去于斯屈达尔的路上，我悟到了一件关于土耳其的一直困扰我的事。“土耳其之父”（他的姓氏就是这个意思）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形象在土耳其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他的照片、肖像画和雕像：广告板、邮票、硬币上，总是同一幅侧面像，像个皱着眉头的银行家。街道和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你在土耳其的每一场谈话，几乎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他的面孔已经成了一种标志，鼻子、下巴，那带着棱角的轮廓无处不在，就像中国人用来驱鬼的简笔画一样。阿塔图尔克于1923年上台执政，他宣布土耳其成为共和国，实施现代化改革。他关闭了全部宗教学校，废除宗教法令，引进拉丁字母和瑞士民法法典。他于1938年逝世，我悟到的东西就跟这个有关：1938年11月10日九点零五分，随着凯末尔溘然长逝，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止了。就像是为了证明我这个想法似的，他离世时的房间保留着原样，屋里所有的钟表都停在九点零五分。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土耳其人的典型服饰是1938年的样式：毛茸茸的棕色毛衣，菱格纹的袜子，宽松的细条纹长裤，蓝色哔叽呢套装上有垫肩，翅膀样的翻领，胸前口袋里露出叠成三角形的手帕。他们的头发用发油弄出波浪，胡须上打着须蜡。女性日常穿着棕色华达呢的长裙，裙边大约在膝下两英寸。这些是“二战”前的时尚，你不用费劲就能看到1938年的帕卡德、道奇、庞迪克在路上慢吞吞地行驶，而路面最后一次拓宽，正是这些车型上市的时候。伊斯坦布尔的家具店在橱窗内展出最新的设计式样——四四方方的椅子装着过厚的坐垫，沙发的腿是爪形的。这一切都让人得出必然结论：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优雅顶点是苏莱曼大帝在位时的十六世纪，那么现代化的最高水准就是1938年，彼时阿塔图尔克依然在模仿西方保守谨慎的设计风格，塑造着土耳其的时尚。

“有你的，真聪明啊。”我给莫尔斯沃思打电话说这事的时候，他这样说。随后他转变了话题。他在塔拉布亚很快活，天气好极了。“过来吃午饭吧，出租车钱贵得吓死人，可我保证你能喝到非常好的葡萄酒。这酒名叫‘坎甚雅’或‘安基雅’，是干白，有那么一丁点粉红色，但绝对不是玫瑰红，我讨厌玫瑰红酒，而这酒顺口得很。”

我没法去跟莫尔斯沃思一起吃午饭，因为我已有约在先了。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唯一任务就是做一场午餐会演讲，是一位热心的美国使馆人员帮我安排的。我没法取消，还得靠它付房费呢。所以我去了会场，那儿大约有二十位土耳其人，正喝着饮料等开场。有人告诉我，这些人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学者。我交谈的第一个人最傲慢，他是土耳其文学联盟的主席，名叫厄丘迈那·贝札特·莱夫，对我来说，这名字既难念又没声望。此人一副徒有虚名的样子：白发，小小的脚，勉为其难的眼神中带着过于熟练的倨傲。他抽烟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斜睨的厌恶神情，人想要戒烟的时候就是这种神态。我问他是做什么的。

“他说他不会说英语。”漂亮的翻译诺尔小姐说。主席说了句话，转开了视线：“他愿意说土耳其语，但他可以用德语或意大利语跟您交谈。”

“好啊，”我用意大利语说，“那咱们就用意大利语。你在哪儿学的意大利语？”

主席用土耳其语向诺尔小姐说了句什么。

“他说：‘你会说德语吗’”

“说得不太好。”

主席又说了句什么。

“他要用土耳其语跟您聊。”

“问问他是做什么的，是作家吗？”

“这个问题，”这位男子通过诺尔小姐回答我，“完全没有意义。你没法用一两个词说清你是做什么的、你是谁。要说清这个，得花上几个月，有时要好几年。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名字。除此之外，你就要自行找答案了。”

“你跟他说，这工作量太大了。”说完我走开了，跟伊斯坦布尔大学英语系主任聊了起来，他介绍同事给我认识。他们两人都穿着粗花呢，脚跟支着地，微微摇晃着，一副英国学者打量教员休息室里新成员的做派。

“他也是个老剑桥了，”系主任拍拍同事的背，“跟我一个学院的，菲兹的。”

“菲兹威廉学院？”

“没错，可我有好些年没回去过了。”

“您教什么？”我问。

“什么都教，从《贝奥武甫》到弗吉尼亚·伍尔芙！”

看来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预先排演过自己的说辞。正当我琢磨着该怎么接话的时候，有人大力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给拉走了。拽我的人身材高大魁梧，脖颈粗壮，下巴结实，淡茶色眼镜没完全遮住他的右眼——那只眼睛盲了，看上去像是凋萎的葡萄。他一边把我朝房间角落里拽，一边快速地说着土耳其语。

“他说，”诺尔小姐努力跟上我们的脚步，“他总是能逮到漂亮姑娘和优秀作家。他想跟您聊聊。”

这位是雅沙·凯末尔，《雄鹰穆罕默德》的作者。土耳其小说里，我只记得读过这一本。很久以前人们就说他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说自己刚从苏联回来，在那边跟朋友阿齐兹·聂辛一起做演讲。他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巴库和阿拉木图都做了演讲。

“演讲的时候我说了好多可怕的话！他们讨厌我，气得要命。比如，我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认为就是这样。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很清楚。除了肖洛霍夫之外，所有苏联作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愿听这么可怕的话。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想知道谁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吗？’然后我说，‘威廉·福克纳！’他们气坏了。没错，肖洛霍夫是个伟大的作家，可福克纳是个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说，我不认为福克纳会同意这话。他没理我，继续往下说。

“还有最伟大的幽默作家，当然咱们都知道是马克·吐温。可第二伟大的就是阿齐兹·聂辛。别以为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俩都是土耳其人，或者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阿齐兹·聂辛正从房间里走过，忧郁地小口咬着一块美国使馆的酥皮馅饼。他已经写了五十八本书，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集。据说他的作品十分幽默滑稽，可尚无一本被翻译成英文。

“对此我毫无疑问，”雅沙说道，“阿齐兹·聂辛是个比安东·契诃夫还要伟大的幽默作家！”

阿齐兹·聂辛听见有人说自己的名字，抬头看看，悲哀地笑了笑。

“到我家来坐坐，”雅沙说，“咱们去游泳，如何？吃吃鱼？我把前因后果都说给你听。”

“你家怎么走？”去他家前一天，我问雅沙。他说：“随便找个孩子问就行。大人不认识我，可所有小家伙都知道。我给他们做风筝。”

我相信他。到达一片断崖上的公寓楼之后（这片山崖底下是一个名叫麦那科西的马尔马拉渔村），我向一个年纪很小的娃娃打听雅沙家。孩子指了指顶层。

雅沙家里乱糟糟的，那种舒服从容的散乱和堆叠，唯有作家同行才能理解它其实是井然有序的，周围散落的纸张和书籍都是有意为之，直到这些东西构成一个惬意而又牢靠的巢穴。雅沙的好几个书架上放置着他自己的著作的不同版本——被翻成了三十种语音。英文版是他夫人蒂尔达翻译的，她窄小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简编牛津英语词典》。

雅沙刚刚接受了一家瑞典报纸的采访。他把报纸递给我看，尽管我看不懂，但“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字眼吸引了我的视线。我跟他谈起这个。

“是的，”蒂尔达给我们当翻译，“有这个可能。但他们认为，该轮到格雷厄姆·格林了。”

“我的朋友。”雅沙听见了格林的名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把毛茸茸的大手放在心口上。

格雷厄姆·格林好像在这一路上有不少朋友。可雅沙还认识很多作家，说到他们名字的时候，他就拍拍心口。威廉·萨洛扬是他的朋友，还有厄斯金·考德威尔、安格斯·威尔逊、罗伯特·格雷夫斯、詹姆斯·鲍德温，他叫他“吉米”——雅沙提醒我，詹姆斯的《另一个国度》就是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座奢华别墅里写成的。

“我可不敢去游泳。”蒂尔达说。她是个耐心而又聪颖的女子，英文说得那么好，以至于我都不敢夸她，生怕她会说出瑟伯在相似场合下的回答：“我理当说得不错——我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过了四十年，天天琢磨这玩意儿。”蒂尔达为丈夫打点那些人间烟火的事情，谈合同，回信，向人解释雅沙关于理想中社会主义天堂的慷慨宏论——在那个苏维埃田园牧歌式的地方，工人拥有生产资料和全套福克纳的作品。

真可惜，蒂尔达不跟我们一块去游泳，因为这意味着我跟雅沙要说上三个小时的洋泾浜英语，他肯定跟我一样，觉得这样沟通很累人。我们拿着泳裤，走下覆满灰尘的小山到海边去。雅沙指指渔村，说他打算依据那儿的生活方式创作一系列小说。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个哆哆嗦嗦的小个子男人，他是个光头，照例穿着皱巴巴的、三十年代的衣装。雅沙冲他大声打招呼。男子迤逦着步子过来，捉住雅沙的手想要亲吻，可雅沙猛地抽回手，把这卑下的逢迎变成了握手。他们聊了一会儿，雅沙拍拍男子的背，让他踉踉跄跄地回去了。

“他叫阿迈特。”雅沙说。他把拇指按到嘴巴上，晃晃手：“贪杯啊。”

我们在一个游泳俱乐部里换好衣服，有些男人在附近晒太阳。下水后我提议来个比赛，他轻而易举地赢了我，我跟在他身后勉力往前游的时候，他冲我泼起水花。前一天他看上去像个公牛，可如今在水中的他成了壮硕的海中怪兽，毛茸茸的肩膀，粗壮的脖颈，他庞大的块头在水中拍起浮沫，漂浮在胳膊旁，他咆哮着浮出海面，水珠从巨大的头颅上滴落下来。他说，游泳冠军（他说自己就算一个）全部来自安纳托利亚南部的阿达纳——他出生的地方。

“我热爱家乡，”他指的是安纳托利亚，“我爱那个地方。托罗斯山，平原，老村庄，棉花，鹰隼，橙子，最好的马——很‘长’的马，”他把手按在心口上，“我爱。”

我们聊起作家。他喜欢契诃夫，惠特曼不错，爱伦·坡也很棒。麦尔维尔相当好：每年雅沙都会重读《白鲸》和《堂吉诃德》，“还打荷马”。我们顶着烈日，在海滩上漫步。雅沙的庞大身影遮住了我，因此我绝无晒伤之虞。他不喜欢乔伊斯，他说：“《尤利西斯》——太肤浅了。乔伊斯是个很肤浅的人，不像福克纳。瞧，我对形式感兴趣。新形式。我讨厌传统的形式。用传统形式写作的小说家是……”他艰难地搜索着词句，“是渣滓。”

“我不说英语，”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我说库尔德语，还有土耳其语和吉卜赛语。可我不说野蛮人的语言。”

“野蛮人的语言？”

“英语！德语！没错！法语！所有这些野蛮……”他正说着，传来一声大喊。一个正在沙滩椅上晒太阳的男子在招呼雅沙，给他看报纸上的一篇文章。

回来后，他说：“巴勃鲁·聂鲁达逝世了。”

回去的路上，雅沙坚持要去渔村待一会儿。咖啡馆外大约有十五个男子。看见雅沙后，他们跳了起来，雅沙给每人都来了个熊抱。其中有个八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破旧的衬衫，裤腰带是一根绳子。他肤色黧黑，光着脚，牙已经掉光了。雅沙说他没有家，无论什么天气，他每晚都睡在自己的帆船里，而且这样已经有四十年了。“他有一艘船，也睡在里头。”这些人，以及我们后来在陡峭小路上遇到的一个（向我作介绍之前，雅沙谨慎地在他两颊上各吻了一下），显然都认为雅沙是名流要人，言谈应对中都带着敬畏。

“他们是我的朋友，”雅沙说，“我讨厌作家，我喜欢渔民。”可他们之间有距离。雅沙故意插科打诨，创造亲昵的氛围，想拉近距离，可距离仍在。在这个咖啡馆里，没人会认为雅沙是个渔民（他的身量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大上一倍，穿得像个职业高尔夫选手），也没人会认为他是个闲逛徘徊的作家。在这里他看上去像个当地人，是这里的一分子，却又与周围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我看来，他那永无止息的慷慨大度让他陷入了矛盾。这个结论并没有让我更容易理解他。我们的午餐是烤红鲻配白葡萄酒，席间雅沙谈起监狱、土耳其、他的书和计划。他以前坐过监狱，而蒂尔达坐牢的时间甚至比他还长，如今他们的儿媳妇正关在监狱里。根据蒂尔达的说法，这姑娘的罪行是：有人发现她在一个男人家里煮汤，而这个男人曾被通缉去问话，原因是跟政治犯罪有牵连。对这个稀里糊涂的故事，最好还是别表现出无法相信的样子。据土耳其人说，土耳其这地方跟别处都不一样，可是，在用阴郁的土耳其方式描述过最难以置信的、由折磨和残忍带来的恐惧之后，他们会邀请你来这里住上一年，连声跟你保证，你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的。

雅沙的性格还要更奇怪些。身为库尔德人，他一心爱着土耳其，不愿听“脱离”的话；他热诚地支持苏联政府，也热诚地支持索尔仁尼琴，这就好比既支持魔鬼，又支持丹尼尔·韦伯斯特[20]。他是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穆斯林，他太太是犹太人，在他看来，异国里唯一比苏联更好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我的花园”。他有着公牛般的体格和孩童般的温驯，他认为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郡享有永恒的荣耀，也认为克里姆林宫的人民委员们都是心怀愿景的天使长。他的信念与逻辑是相违背的，有的时候，这些信念会十分怪异地、出乎意料地出现，就像你在亚洲孩子身上看到了金发和雀斑。可雅沙的复杂性格很多土耳其人都有。

在我们的告别午餐上，我把这些讲给莫尔斯沃思听。他半信半疑。“我相信他是个很棒的家伙，”他说，“可你得当心土耳其人。战时他们是中立的，你知道的。可他们要是有一丁点志气的话，就会站在咱们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