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凡湖快车：伊斯坦布尔到凡湖

“求您看看这个卷轴吧，再看看我。”伊斯坦布尔大市场里的古董小贩说。他拿起霉坏的丝绸卷轴在耳边拍拍：“您说这个卷轴脏了！可不吗！肯定脏！我今年四十二，头都秃了，还满脸褶子。这个卷轴可不止四十二年呐，它有两百年了，您不买，是因为您嫌它脏！您想要什么样的？鲜亮亮的新货？您跟我开玩笑吧！”

他把丝绸卷起来，塞到我胳膊底下，一边在柜台后踱着步子，一边叹道：“好吧，我就吃点亏吧。大早上的，给四百里拉您就拿走吧。”

“不要。”我把卷轴递回去。我只不过流露了一点礼节性的好奇，他却以为我很感兴趣，只是精明地不表现出来而已。每次我试图走掉，他都把价格降下一半，坚信我的冷淡是狡猾的砍价策略。

最终我逃开了。我睡过了头，正饿着肚子，而且我得去买点吃的，为凡湖快车之旅做好准备。这趟车一向以食品短缺和路途漫长著称，而到达伊朗边境要十天以后。我这么记挂着吃，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很想尝尝内格尔导游手册中提到的一些菜式。那些菜名十分诱人，既然我下午就要坐火车走了，这一顿就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给自己列了个菜单。里头包括“土耳其佛跳墙”（ImamBayildi，一种蔬菜杂烩），“大臣的手指”（VezirParmagi），“陛下所好”（HunkarBegendi），还有另外两种叫人没法拒绝的菜，“淑女的大腿”（KadinBadu）和“淑女的肚脐”（KadinBobegi）。

我时间不多，只能尝尝最后两道。去渡口的路上，我走进一家咖啡店。我很想知道，土耳其人对菜名的选择是否体现了他们在解剖学上的品位：“大腿”那道菜肉滋滋的，“肚脐”则是甜的。每道菜二十美分，比起午夜时分“独立大道”后巷里排列的同名“淑女”要便宜得多，大概也安全得多。小客栈里透出朦胧的微光，飘出萨克斯的乐声，趁你沿着陡峭的鹅卵石小道摸索走路的时候，流莺扯住你的袖子。可我坐怀不乱。在伊斯坦布尔，除了这道名字委婉的面点，我从没接近过任何一位淑女的大腿。何况有人提醒过我，这些流莺绝大多数都是异装癖者，白天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渡口当船员。

在渡口乘船最后一次前往海达尔帕夏的时候，我相信了这个说法——一个穿着水手服饰的年轻人操着中性的嗓音，甜甜地称我“阁下”，催促我快点上船。我找到上层甲板，把食物分门别类查看了一遍。我有好几听鲔鱼罐头，豆子，一种用葡萄叶包了馅儿的吃食，几根黄瓜，一块白山羊奶醋，还有脆饼干和三瓶葡萄酒——去凡湖的路上一天喝一瓶。我还带了三盒酸奶，他们叫作“ayran”，据说这是土耳其牧人的传统饮品。

可我其实用不着这么操心，因为当凡湖快车停在海达尔帕夏车站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了餐车。我找到铺位，去餐车吃了午餐，然后看看月台上的动静。成群结队的嬉皮士宛如去参加聚会或前往新牧场的部落人，挤过穿着朴素衣装的土耳其家庭。几分钟后，土耳其人和嬉皮士发现大家都在三等车厢，于是争起靠窗的位子来。土耳其铁道部门用于短途运输的蒸汽机车被堵在了月台上，它们喷出煤烟，笼罩了正在上车的乘客，也染黑了天空，为这个德国车站添上了几分德国的气氛。

真惬意啊，又可以一边吃着东西、喝着酒、读着《小杜丽》，一边乘着铁路上的市集向东而去，它将把我带到土耳其最大湖泊的岸边。看到土耳其的铁道设施，我更加放心了：火车长而结实，卧铺车厢比东方快车的新，餐车的桌上摆着鲜花，葡萄酒和啤酒的存量充足。到凡湖要三天，到德黑兰五天，而我极其自在。我回到包厢，坐在窗边，那是个阴凉的角落位置，亚洲的大地正在车轮下渐次展开，这种感觉让我平静而又安宁。

列车到达马尔马拉海的最东岸，在边远城镇卡尔塔尔和盖布泽（汉尼拔自杀的地方）停留了一阵子，随后披着落日余晖的斑驳光影，驶到了伊兹米特海湾。天色渐黑，我们在内陆中一路朝着安卡拉行进。火车停的站更少了，进站的时候，头戴布帽、身形疲惫的小个子男人们带着绳捆的包袱从火车上下来，一走下梯级，就把包袱放到地上，等待下一班火车。离站的时候我观察着他们，火车带走了光线，直至他们身上余下最后一颗光点。那是唇边的香烟，随着焦躁的抽吸一亮一灭。绝大多数地方车站都有户外的咖啡馆，摆满了白色的桌椅，灯光打在绿树上。在里头喝东西的人不是观光客，而是吃过了晚饭，到车站来看火车，借此消磨长夜的当地人。凡湖快车对咖啡馆来说是个大事：我们一离开，身形笨拙的客人就从位子上起身，招呼穿着白色外套的侍者，指指自己的咖啡杯。侍者正凝神看着火车，听见客人的声音，兴兴头头地走过来，拍着前臂上搁着的小毛巾，准备鞠躬。

“晚上好。”[21]我的包厢门口来了个土耳其人。他说，他不会说英语，但是懂一点德语。以前他在慕尼黑做过一年的汽车装配。打扰我很不好意思，但他的朋友有几个问题想问我。他的朋友是个不会说外语的老头，就站在他身后。他们腼腆地走进包厢，然后会说德语的那一位开始提问：您为什么一个人待在包厢里？您要去哪儿？您为什么没带太太一起来？您喜欢土耳其吗？为什么您的头发这么长？您国家里的人头发都留这么长吗？提问停止了，老人拾起《小杜丽》，翻动书页，他对细小的印刷字迹大感惊讶，用手掂量着那本九百页的书。

我心想，我应该有权利问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可我犹豫了。他们肯定刚刚在自己的包厢里吃过饭，把酸菜的味道带到了我这儿。他们盯着我的杜松子酒，裤扣没有扣上。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一战时期的英国士兵管这种扣子叫“土耳其奖章”了。那老人不停地用口水沾湿指头，翻着我的书。

门口出现了几张孩子面孔，最小的哭了起来，我的不耐到达了顶点。我把书要回来，请他们出去，然后闩上门睡觉。在梦中，我竭力想飞起来，迎着强风扑扇着双臂，当我尽力想离开地面的时候，风像托风筝一样把我托了起来，可我依然只能像水面上的黑鸭般水平掠过。我狂乱地扑打着双臂，拖着沉重的脚。一连三个月，这个梦我每周都要做上好几次，在万象深吸的那一口鸦片，才让我飞上了天。

豪华卧铺车厢里只有土耳其人。观光客总是认为当地人不坐头等车厢，这回这想法可站不住脚了。好像是怕被其余车厢传染似的，这些土耳其人极少离开包厢，更是从来不到其他车厢去。卧铺包间里设有两张窄小的床，我颇费了点时间琢磨，他们究竟是怎么分配铺位的呢？比如说，我隔壁是个橙黄色皮肤的男子，带着两个肥胖的妇人和两个孩子。我看见他们白天的时候在下铺坐成一排，可天知道晚上怎么办。没有一个包厢少于四个人，拥挤给卧铺车厢带来了这些人竭力想避免的三等车厢的脏乱。

那个说德语的土耳其人形容其他车厢是“没事闲嗑牙”，还做了个鬼脸。可只有在闲嗑牙的车厢里才有人说英语。你可以看见扎着马尾或编着辫子的高个子小伙，还有短头发的姑娘，她们在男友身边晃来晃去，一副闷闷不乐的娈童模样。身型瘦削、头发乱糟糟的男孩子带着背包，鼻子上留着晒伤的痕迹，摇摇摆摆地站在过道里，每个人的脚都很脏。越往车厢顶头走，人的模样就越脏，也越疲惫。到了车头附近，他们几乎可以被误认为是土耳其人的不幸远亲了。但跟他们同包厢的土耳其人要干净得多，他们大声嚼着面包，把食物渣从胡子上梳理下来，给婴儿拍着奶嗝。总体来说，嬉皮士无视土耳其人的存在，他们弹吉他，吹口琴，手拉着手，打牌。有些人只是弓着背侧躺在座位上，占掉了半个包厢，坐在位子上的土耳其女人从黑色面纱后惊异地瞅着他们，双手绞紧放在膝盖间。偶尔我能看见热恋情侣十指紧扣地离开座位，到卫生间去亲热一番。

绝大多数人都是去印度和尼泊尔的，因为：

对裘园至为狂野的想象，是加德满都的日常景象；

于克拉珀姆犯下的罪孽，在马达班即可视为贞洁。[22]

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去，所以脸上的神情像逃犯般，有种僵冷的忧惧。事实上，我毫不怀疑，组成这些松散部落主力军的十几岁少女，她们的模糊快照或修饰过的高中毕业照，最后肯定会出现在亚洲区美国领事馆的公告板上：“少女失踪！您见过她吗？”这些年轻孩子是有首领的，从穿衣打扮的样子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褪了色的僧侣服装，破旧的肩包，还有饰品——耳环、护身符、手镯、项链。地位纯粹靠的是阅历，单凭他们身上叮当作响的饰品就能看得出哪个资历更深，并借此成为小群体的头头。总而言之，这种社会秩序跟马萨伊部落很相似。

我想知道他们要去哪儿，可这并不容易。他们极少去餐车吃饭，总是在睡觉，而且土耳其人的奢华堡垒不允许他们进入。有些人站在车厢过道的窗边，陷入了老僧入定般的状态——土耳其的地貌会引得游人入了迷。我悄悄走过去，问他们有什么计划。有一个人甚至连头都没转。他大约三十五岁，头发脏乎乎的，穿着一件写了“摩托古兹”的T恤衫，耳朵上戴一颗小小的金耳环。我猜他把自己的摩托车卖了，换了张车票去印度。他手扶窗框，凝视着空荡荡的、泛着浅红和微黄的平原。他的嗓音十分柔和：“本地治里。”

“去静修？”灵修地奥若维里就在印度南部，离本地治里不远，它是为了纪念斯瑞·奥罗宾多，当时的管理者是他九十岁的法国情人（“妈妈”）。

“是的，我想在那儿能待多久就待多久。”

“大概多长时间呢？”

“几年吧。”他看着窗外经过的村庄，点点头，“如果他们让我留下的话。”

当一个人告诉你他听到了心灵的召唤时，他的语调就会像这样，带着几分虔诚，还有几分傲慢。可“摩托古兹”在加州已有妻儿。有趣的是，他从孩子们身边逃离，而他所在群体中的一些小姑娘从父母身边逃离。

另一个家伙坐在列车转向架的踏步上，在风中晃荡着双脚。他在啃苹果，我问他打算去哪儿。“没准去尼泊尔，”他说，然后咬了一口苹果，“没准去锡兰，如果可以的话。”他又咬了一口。那个苹果就像地球，小而明艳，唾手可得，他正在镇定冷静地把它一块块切分给自己。他露出非常洁白的牙齿，再度咬下去。“没准去巴厘岛。”他咀嚼着，“没准去澳大利亚。”他最后咬了一口，把苹果扔进尘埃，“你是干什么的？写书的？”

这不是挑衅。他是个心满意足的人——他们全都是，只有一个人例外。此人是个德国的马拉松选手。白天不管几点钟，你都能看见他在二等车厢里做着肌肉训练。他爱吃酸奶和橘子。他穿着带拉链的蓝色田径服，用前脚掌走路。“我快疯了。”他说。他平素习惯每天跑上十二英里。“要是这趟车开得时间太长，我就没状态啦。”一开始我没听明白，原来他是要去泰国比赛。他曾经去过俾路支斯坦。他告诉我火车要开往扎兰德。他想起这地方，笑了：“等你到了扎黑丹，你会变得非常脏。”

夜里的一阵撞击声惊醒了我，引得我往窗外看去，发现写着埃斯基谢希尔的站牌正在后退。清晨六点，我们到了安卡拉，马拉松选手一跃而下，疯狂地在调车机车旁慢跑起来。午餐时分，列车到了土耳其中部，马拉松选手告诉我，他还有足够的酸奶，够喝到阿富汗边境的，在那边会有更多酸奶可买。

然后，我们默默地望向餐车窗外。窗外的风景乏善可陈，地貌没有变化，而且十分崎岖，没有绿树的山丘在地平线上连绵不断，眼前是一片贫瘠的平原，笼罩在凡湖快车扬起的黄褐沙尘中。不毛之地晃得我眼睛生疼。唯一可见的变化是上帝的乏味之作：洪水、干旱和沙尘暴留下的痕迹，被侵蚀的沟壑中露出干涸的河床，还有暴露在外的岩层。余下的就是干旱的广袤平原，在澄澈的蓝天下，绵延几个小时毫无变化。我看到的人物就像是贝克特[23]戏剧中的可悲角色，荒芜的大地上，他们那焦灼的身影显得他们愈加荒谬。不知从何处来了位穿着可爱裙子的小姑娘，摇摇晃晃地提着两桶水，越发衬出荒漠的寂寥。一个土耳其男人像株杂草般立在干涸的水闸边，他穿着细条纹裤子、V领毛衣，打着领带，头戴羊毛高尔夫球帽，浓浓的唇髭勾勒出浓浓的笑意。这幅景象过去几英里后，火车经过了几处房屋，其中有六所像是泥砖房，屋顶立着整整齐齐的一列圆木棍。这里是中央高原，火车正往低海拔的地区开。午饭过后，我们看见了灌溉的迹象，原野上出现了几处绿洲，再远处是高山灰蒙蒙的天际线。可是，往外看很累，因为外头热度渐高，光线越来越刺眼。下午晚些时分，气温达到了三十二摄氏度，呛人的灰尘落得到处都是。

“一直到巴基斯坦，差不多都是这样子，”马拉松选手说，“一模一样，很平坦，土黄色。当然了，那边更热，尘土更多。”

我回到铺位躺下，就像自愿殉夫的印度寡妇躺到了火葬柴堆上。让我更“开心”的是，一个满脸青春痘的小个子澳大利亚姑娘从三等车厢闲逛到我的包厢门口，想要点东西喝。我给她拉克酒[24]，可她要喝水。她的包厢里住了六个人，前一天晚上有一个偷偷走了（她不知道那人上哪儿去了）。“所以五个人还不算太坏。我的意思是，我睡了几个小时，可今天晚上又有六个人了，鬼知道我该怎么办。”她看看我的包厢，微笑说，“我叫琳达。”

“我愿意请你留下，”我说，“可问题是，琳达，这儿地方太小了，咱俩立马就得摞起来了。”

“那好吧，谢谢你的酒。”

她是个学生，跟其他人一样，她也有张证明身份的学生证。就连年纪最大、穿得最破旧、嗑药嗑得最晕的首领也有学生证。理由很充足：凭学生证能买半价票。青春痘澳大利亚姑娘从伊斯坦布尔到德黑兰，付的票价是九美元。我的票是五十美元，便宜得简直没道理——两千英里的路程，有风扇和洗脸池的单间，还有足够的枕头，让我可以像个土耳其总督一样靠在铺位上，在旅游手册上查询途经的城镇。

其中一个叫做开塞利，也就是原来的凯撒里亚。炎热的午后，这座城池出现在车窗外。自从公元17年，也就是罗马皇帝提比略把它设为卡帕多奇亚都城的那一年以来，它经历了很多个征服者：六世纪的萨珊家族，七世纪和八世纪的阿拉伯人，到了九世纪征服者变成了拜占庭人，十世纪是亚美尼亚人，黑斯廷斯战役一年后，塞尔柱人占领了它。最后，它落入巴耶塞特（Bayezid）手中（有些英国讲师称他为“Bajazeth”），在马洛[25]的《帖木儿大帝》上卷中，巴耶塞特被帖木儿俘虏后发了疯，一头撞死在囚笼柱子上。1402年的安哥拉之战中，帖木儿历史性地击败了巴耶塞特，正是在这次战役之后，凯撒利亚被兼并了；随后它被马穆鲁克[26]占据，到了十六世纪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尘土并没有留住征服者的足迹，就连帖木儿的灿烂声名也没有把这个样貌单调的城镇渲染得有趣一点。随后的征服者只是劫掠它的财富，除了一座清真寺外没留下任何辉煌。据说这座清真寺是建筑师锡南的作品，这位天才修建了伊斯坦布尔几座最伟大的清真寺，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用巧妙而巨大的支撑结构修复了圣索菲亚大教堂。开塞利城中，清真寺笔杆般的宣礼塔在奇形怪状的房屋轮廓间隐约可见。离城远些的地方长着成行的白杨树，灰白的叶片在风中翻转着。树林之外，简陋的屋舍零散地分布在郊区，平房样貌呆板，窗歪歪斜斜的，帖木儿的后人在屋院里徜徉，忧戚地向地平线张望着另一批征服者的身影。

正是薄暮时分，这是土耳其中部最静谧的时候：蓝丝绒般的天幕上嵌着几颗明亮的星，山影的暗色浓淡合宜，村井龙头旁的小水洼如同水银般，不规则的形状闪着微光。夜幕迅速降临，四周漆黑一片，唯有灰尘的气息犹在，提醒你这筋疲力尽的一天。

“先生？”说话的是碧绿眼睛的土耳其列车员，他正在锁卧铺车厢的门，把他想象出来的其余车厢的掠夺者锁在外头。

“什么事？”

“土耳其好不好？”

“好。”我说。

“谢谢您，先生。”

第三天，我们穿过幼发拉底河上游，从马拉蒂亚去往埃拉泽，缓慢地朝着凡湖进发。火车经常停下，待到汽笛回声散去，列车就再次起动。沿途的房屋依然是方正的，但垒成房子的是圆石头。这些房屋就像界碑，指出去往精心灌溉的绿洲的道路。放眼望去，起伏的平原上有绵羊和山羊，如果地上有草的话，你尚可断定它们正在吃草，可地上根本一棵草也没有。这些牲畜瘦骨嶙峋的模样跟它们脚下嶙峋的大地很相配。在小站上，孩子们追逐着列车，他们长着金色头发，十分活泼，除了褴褛的衣衫之外很像瑞士人。地面的景象没有什么变化，但地貌变得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干旱空旷。远山上显现出巨大的火山褶皱，有些地方非常葱茏；近些的山丘也有褶皱，却像烤焦了的饼皮般呈现出焦煳色。

我正看着这派荒芜景象，包厢的门滑开了。进来的是隔壁包厢那位橙黄肤色、拖着一大家子的男人。他皱着眉头，冲我打个手势示意，关上门，坐下。他用手捂住头。那边厢，他的孩子们在哭，我隔着窗户听得到。他留着一条细唇髭，脸上的神情像撞上了所有倒霉事的喜剧演员——那种适合喜剧的悲剧角色。他又做了个无助的手势，带着点道歉的意思，然后点了支烟，靠在椅背上抽了起来，一句话也没说。他叹口气，抽完烟，掐灭，拍拍膝盖，起身拉开门，头也没回，大步流星地朝哭喊的孩子的方向走回去。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如果你能早早地进到餐车，找个阴凉的座位，还有足够的桌面空间可以继续读《小杜丽》，那么凡湖快车上的午餐还是非常惬意的。我刚刚开始边吃边看，那群人里的一个二当家的就过来坐到了我身旁。他的长金发留成了童花头，是那种心怀远大抱负的先知喜爱的样式。他的上衣是用面粉袋很艺术地剪出来的，身上穿着一条褪色极厉害的“华盛顿牌”工装裤，一只手的手腕上戴着个象鬃编的手镯，另一只手上套着个印第安手镯。我曾见他在二等车厢里盘腿打坐。他把一本伊德里斯·沙赫的书放在桌上，书被翻得很旧了，就像后来我在圣城马什哈德见到的倦怠信徒手中握着的旧《古兰经》。可他没看。

我问他要去哪儿。

他摇摇头，发丝飞扬起来。“只不过是，”他抬起眼皮，戏剧化地说道，“上路旅行啊。”

他看起来颇为虔诚，但可能是火车的缘故。在土耳其的这个地段，二等车厢给每个风尘仆仆的人都抹上了几许受苦受难的虔诚神色。

他要的瓜来了。瓜被切成了小方块，他带着怜悯微笑着说：“他们把它切了。”

我主动告诉他，邻桌土耳其人点的瓜没有切，他们盘子里盛的是带着瓜皮的。

二当家的想了想，然后俯身过来直盯着我的眼睛：“这是个奇怪的世界。”

为了他的神智状态着想，我希望气温可别再升高了。可天更热了，空气滚烫，每个包厢里的阴凉都被收了回去。每次想读上两行或写上两行的时候，我都会睡着，唯有火车全然停下时才会醒来。停车是因为到了荒原里的小站，小屋子前头有个男人举着旗，布告板上写着“通行”或“故障”。我写了几行字，随即惊异地发现，自己的字体流露出迷路探险者那种慌乱的潦草，比如说，就像被遗孀整理出版的沙漠探险日记。我对自己说，下次汽笛再响的时候我一定要起床，到车头那边溜达溜达。可汽笛再响的时候，我总是还在梦中。

到达凡湖已是晚上十点，这可真讨厌。外头漆黑一片，我没法去印证听来的传说：会游泳的猫；高碳酸含量的湖水能漂白衣衫，还能把游泳的土耳其人的头发漂成火红。我还有一个遗憾：这里是列车的最后一站。卧铺车厢被摘了下来，我完全不知道余下的旅程安排。柴油车头被换掉了，一个蒸汽机车头把我们拉到渡口码头，然后用了好几个小时，把车厢两个两个地拉上渡轮。其间我找到了新的列车员，他是个伊朗人，我把车票给他看。

他把票推到一边说：“没包间。”

“这是一等车票啊。”我说。

“没地方，”他说，“你上那边去。”

上那边去。他指着刚被拉上渡轮的车厢，那是三等座。三天以来，去餐车的路上我都要经过这几节车厢，那感觉可谓是纯粹的恐怖。我知道乘客都是何许人。那儿有一拨罗圈腿的日本人，肤色很黑，顶着粗硬的短发，同行的还有个矮女人，也是日本人，她把相机用皮带子挂在脖子上，可相机能撞到她的膝盖。这群人的首领是个凶巴巴的年轻人，戴着军用墨镜，抽着没点的烟斗，脚上踩着冲凉时穿的塑胶拖鞋。那边还有个日耳曼部落：蓄须的男孩子，留着平头的胖姑娘。他们的头儿一副猩猩模样，在过道里晃来晃去，有时候还拦住路谁也不让过。那儿还有整天大睡的瑞士人、法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醒来只是为了抱怨或问时间。里头还有一些美国人，其中有几个我知道名字。“部落首领”们正在渡轮上碰头议事，其余的人在车上看着。

“上那边。”列车员说。

可我不想去，那边的包厢过于拥挤，除了满是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车厢之外，还有住着库尔德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和阿富汗人的包厢，他们摞着睡在旅伴身上，还危险地点起煤油炉子，在铺位之间的空余地方做炖菜。

渡轮拉响汽笛，向漆黑的湖中开去。我追着那个列车员，从甲板这头走到那头，竭力跟他理论。我边说边堵住他的去路（巨大的车体被铁链锁在甲板的轨道上，哐啷作响）：已经大半夜了，可我的包厢在哪儿？

他把我领到二等铺位，里头有三个澳大利亚人。后三个月里，我渐渐发现了一个规律。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当一切都陷入最绝望、最难受的境地时，我身边总有澳大利亚人出现，就像是在提醒我已经倒霉到底了。凡湖渡轮上这个三人组把我看作侵略者，从晚餐中惊异地抬起头：他们正在分食一条面包，像猴子似的弓腰低着头吃。三人里有两个男孩和一个金鱼眼女孩。我请他们把背包从我的铺位上挪走的时候，他们不满地嘟哝着。渡轮的引擎引得车窗嘎嘎作响，我躺在铺位上琢磨着，万一船沉了，我该怎么爬出包厢和车子，沿着狭窄的扶梯上到渡船甲板，去到安全的地方。我没睡好，有一次是被澳大利亚姑娘刺耳的呻吟声吵醒了。她离我不到两英尺，一个同伴正鼾声大作，躺在她身上。

天色破晓，迅疾的晨光中，我们抵达了湖的东岸。在这里，火车更名为德黑兰快车。澳大利亚人在吃早饭，把剩下的面包撕成小块。我走到过道上，盘算着该给列车员塞上多少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