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文本”

对于“重写”的重要性，沈从文很早就有体认。他在《月下小景》题记中特别强调，自己曾经研究“记载故事的各种方法”，提醒读者要注意对照阅读，才会“明白死去了的故事，如何可以变成活的”。韩侍桁敏锐地发现了《月下小景》的独特，特别留心于“故事的复制”。他说：“依我自己的私见，那条腐旧的文艺原则——‘小说就是讲故事’——现今的人还必要重视的；因为我们时代的创作是太属于观念的而缺乏故事了。”韩侍桁犀利地捕捉到“故事的复制”这一现象，但进一步论述时却将问题归到小说素材上，并且认为，“从现在生活里取材”也好，“利用既成的故事作为材料”也好，就创作而言，很少区别。真的“很少区别”吗？当然不是。很可惜，他没有进一步研究“复制的故事”，寻找出“复制”和“原创”的差别来。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复制”和“原创”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前文本”的有无。因此，就小说文体而言，完全可以按照“前文本”之有无为标准分为“重写型”与“原创型”两类。小说具有前文本并对其重写，即为“重写型”小说；不具有前文本，即为“原创型”小说。评判“重写型”小说的标准，应该和“原创型”小说有所不同。拿统一标准来衡量“重写型”与“原创型”小说，看不到两者的差异，也许就错过了理解前者的最佳视角。

根据“前文本”的存在与否来判定“重写型”小说，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前文本”概念的引进，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重写型”小说与“原创型”小说在创作发生学层面、文本理论层面都有根本的区别。从文本理论来看，“重写型”小说的“重写”针对的是符号体系，包括政治、历史、宗教、文学等在内的各种各样文献都可以成为前文本，这是已经被整合、提炼的符号化的语言；“原创型”小说则直接对应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本身。“重写型”小说总是既负载着前文本的信息，又带有重写时历史文化语境的痕迹。重写者一定对前文本有所认识，具有“前见”，进而在写作中将时代因素、个人因素带入小说。借用解释学的术语，重写文本对作者来说恰恰是“视域融合”的产物。这一点，韩侍桁也看到了，他说：“一个作家如是想利用过往的社会的故事的话，不只必要故事的选择，而对故事的认识，同样必须有着特殊的见地。”与此相对，探讨“原创型”小说的创作少了“前文本”这一影响因素，小说与作者、小说与写作时代的关系成为主要问题，这样的思路与研究“重写型”小说显然很不相同。

当选择“重写”角度时，不再像“原创型”小说研究聚焦于小说文本内部或者现实语境、作家背景，而是引入一种基于对比的结构性观照，深入到对小说创作的认知模式之探寻当中。以往研究者考察“重写型”小说时，将注意力放在“重写文本”和作者，没有对“前文本”的存在多加考虑，也就没有更多关注重写文本与前文本之间的关系。“重写型”小说研究则立足于重写文本与前文本的关系，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小说研究中本事考据等所能涵盖的。本事的考证，只是“重写型”小说研究的一部分内容而已；关系研究，才是重写研究的重点所在。考据研究，只能说明“重写型”小说“重写什么样”的前文本；而关系研究，才能凸现“重写型”小说“如何重写”前文本。就创作发生学而言，前文本、重写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作者（重写者）三方面都深刻影响着“重写型”小说，这三者和重写文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关系。

因此，考察“重写型”小说至少要考虑到四个方面：重写文本、前文本、作者、写作语境。对于重写文本来说，前文本、作者、写作语境都是制约重写的因素。首先，前文本为重写提供了生发的空间，原有故事的情节、人物、主题在重写中可以不断伸展；同时，前文本的存在使重写本身具有张力，因为前文本既提供故事伸展的可能性，也对重写时的阐释空间有所规定。其次，重写中体现的对前文本的理解与阐释的欲望建立在对前文本的认知与态度之上，而作者的思想文化背景制约着自身对前文本的认知与态度，作者的学识、修养、审美追求等都直接影响其对前文本的认识。第三，作者对前文本的认知与态度以及重写的动机，又与写作时代的大语境不可分割，时代环境、思想风潮、意识形态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写作语境。

当然，除了这些因素，读者也是重写问题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元。读者对前文本的熟悉程度、受众的阅读接收心理，这些都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重写者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的前文本大多数都是普通读者较为熟悉的。读者阅读之前，熟悉的故事能够吸引他们来关注，产生较强的阅读期待；读者阅读之后，重写文本与前文本的相似与差异则能够使他们体会到遇见“熟悉的陌生人”般的审美愉悦。

在以往的研究中，重写文本、作者、写作语境都得到较多关注。比如，就重写文本来讲，论者注意到施蛰存《鸠摩罗什》、《将军底头》等小说中心理分析新方法的试验；就作者的主观动机而言，论者注意到郁达夫《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夜》等小说中自我抒怀式的创作动因；就现实语境来说，论者也往往从讽喻的角度分析在高压审查制度下郑振铎《取火者的逮捕》包含着革命与反压迫的隐喻。不过，前文本问题却往往成为研究者的盲点。这并不是说在以往的研究中不涉及前文本，而是没有很好的研究模式来考察前文本在重写中的位置。我所要做的，正是将这被忽视的前文本作为切入点，深入“重写型”小说的探讨。以前文本为中心，“重写型”小说的探讨可以转化成以下问题：“重写型”小说重写了什么样的前文本，两者的相同与不同；前文本在以前被如何评价；作者为何这样重写，怎样看待前文本，其思想学术背景如何；重写时代有什么样的思想学术语境等。通过考察这些问题，“为何这样重写”的答案就可能逐渐呈现出来。

1. 沈从文《〈月下小景〉题记》，《沈从文全集》第九卷，第216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侍桁《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年5月31日《中央日报》副刊。
3. “前文本”概念还可以细分成几个子概念：（一）前文本，“重写型”小说所参照的以前的文本。例如，郭沫若的《楚霸王自杀》是根据《史记·项羽本纪》重写的，那么，《史记·项羽本纪》即为《楚霸王自杀》的前文本。“重写型”小说的前文本可能是小说，也可能是经籍、史传、神话传说、词曲歌赋等等。（二）前文本群，一篇“重写型”小说至少有一个前文本，还可能有更多的前文本。所有前文本的集合，称为前文本群。例如，曹聚仁在其小说《孔老夫子》的标题下，注明了“用论语、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材料”，那么，《论语》、《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构成了小说《孔老夫子》的前文本群。（三）直接前文本，即“重写型”小说所直接参照的前文本。例如，冯至《伍子胥》的前文本群包含了《史记》、《吴越春秋》等一系列前文本，不过，小说故事情节直接参照的前文本是《吴越春秋》，因此后者才是《伍子胥》的直接前文本。谭正璧《还乡记》写高祖刘邦衣锦还乡，前文本群包含了《史记》、《汉书》等许多史书，不过，直接前文本却是睢景臣的散曲《高祖还乡》。（四）重写文本，即参照前文本创作的文本。“重写型”小说研究就是重写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类型。针对底本元缜《莺莺传》来说，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西厢记》都是重写文本。有时候，一个重写文本的影响会大于底本，成为后世重写主要针对的前文本。
4. 侍桁《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年5月31日《中央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