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知模式的转变

就小说而言，“原创型”小说直接对应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本身，而“重写型”小说“重写”的是符号体系，包括神话、文学、历史、宗教等各方面的文献。“重写”自然包含着对这些前文本的认识与评价，体现出一种认知模式。所谓认知模式，指的是人们观察事物的立场，看待事物的方法。质言之，“重写型”小说文本都体现着重写者看待前文本的认知方式。

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发生了转型，与此相应，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与古代“重写型”小说的不同就在于，前者与其前文本处在不同的文化思想语境中，后者与其前文本处在同一/类似的文化思想语境中。这样，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区别于古代重写的最典型症候就是认知模式的转变。这种认知模式的转变突出地体现了重写中的观念性问题。佛克马曾强调，“任何重写都必须在主题上具有创造性”，重写“是引起惊讶的差异，是新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安德鲁·勒弗维尔将翻译、批评、编辑、撰史等形式都视为某种“折射”或“重写”，认为无论其有何种意图，一切重写（包括翻译）都反映着某种思想意识形态与诗学。主题的创造性、看待事物的方法、思想意识形态与诗学，这些都联系着重写者的认知模式。

郭沫若在《豕蹄》序言中称书中的小说“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喻”。茅盾、郑振铎在给宋云彬《玄武门之变》所作的序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茅盾以写《故事新编》的鲁迅为例，将其重写的手法归纳为“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并且“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解释古事”的说法和郭沫若“史料的解释”一致，而“激发现代人之应憎与应爱”，就接近“现世的讽喻”的表述。郑振铎则认为，“新的历史故事，我以为至少不是重述，而是‘揭发’与解释”。谭正璧在《〈长恨歌〉自序》中也有相似表述，他称自己创作这些小说不外乎三种态度：“一是强调一个故事的中心思想”，“一是对于一个熟悉的神话或故事另作合理的解释”，“一是在旧的躯壳里寓以新的灵魂”。他接着说：“所有一切历史小说，除了据事直写的‘演义’之外，他的作者都不会出这个三种态度。”谭正璧所说的前两条就是茅盾、郭沫若所讲的“解释”，第三点“旧的躯壳里寓以新的灵魂”，“把现实寄托在历史故事里，而寓着讽刺的意味”，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讽喻”。

为什么现代作家感到有必要去“解释”那些“史料”、“古事”、“神话”、“故事”？孟超《〈骷髅集〉序言》明确指出了“历史观的迷滞锢蔽”问题：

梁任公对于研究历史，也曾指出必须“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作为目的。”这样的获得，应该是根据了认识，即使以历史题材写小说，我想，发觉与立异，新的估计与歪曲事实，这期间因为有传统的历史观迷滞锢蔽在人们的眼里心里，你能说是非真伪之辩，就可以立刻判然分明吗？

很显然，孟超认可梁启超研究历史要“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的说法，并将“以历史题材写小说”与“研究历史”类比，认为写小说也要有类似目标。孟超进一步认为，阻碍获得“新意义”与“新价值”的，正是“迷滞锢蔽在人们的眼里心里”的“传统的历史观”。

孟超主要谈“传统历史观”对人们思想的锢蔽，说明“解释”的必要性；郭沫若则指出直接指导创作的新观念，谈到“如何解释”的问题。在《豕蹄》序言中，郭沫若强调作家要有关于生理和心理的各种学识，宣扬他的“科学”方法：

关于人物之先天的（生理的，心理的）与后天的（社会的，职业的）各种特征之抽出与综合，自然是典型创造的秘诀。然而这抽出与综合过程总须得遵循着科学的律令。近世科学的发达便宜了作家不少，往时的作家全凭自己的经验在暗中摸索，我们却有科学的明灯照着去掘发而积聚人性的宝藏。……

我是利用我的科学的智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我始终是写实主义者。

对于“传统历史观”的不满，对于“科学明灯”的赞美，这些无不显示着作家创作时强烈而自觉的“重写意识”。这种“重写意识”的背后正是认知模式或思想意识形态的改变。正因为“历史观”改变了，正因为掌握了“科学智识”，他们感到重新“解释”的必要，就要“重写”过去的故事。

不仅以“解释”为目的的“重写型”小说存在“观念变化”或者说认知模式转变的问题，侧重“讽喻”的“重写型”小说也一样。廖沫沙在《鹿马传》后记中承认这些小说是为了讽刺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皖南事变’引起我对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愤慨，埋藏着一肚子的火气，但当时的政治局势、党的团结抗日的方针，又抑制着我直接抒发这种愤懑。我学习了韬奋、茅盾两位前辈在写作上的斗争策略，恰恰在那时我也收集到一些历史古籍和宋明时代的史料笔记，于是我把笔锋插进这些史书，向历史上的古人和死人挥刀舞剑。最初是以杂文的形式出之，觉得还不过瘾，继而想到鲁迅先生《故事新编》的写法，取一点历史的‘因由’，‘随意点染’，指的是和尚，骂的是秃驴，自觉非常痛快。——这就是我写这些历史故事的由来。”可见《鹿马传》中都是“主题先行”的作品，是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写作。“讽喻”性写作虽然和“解释”性写作有所不同，但创作思维都基于认知模式的改变。

“重写”的基础是作者对前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从不同的作家一再强调创作上“解释”与“讽喻”的目的来看，这些现代“重写型”小说在创作发生学意义上是“主题先行”的“观念性写作”。就“解释”而言，这种观念性写作必然涉及对传统文化（当前文本是中国古代文本）和外来文化（当前文本来自异域）的认识与评估。就“讽喻”而言，现代“重写型”小说的理想读者要对前文本有所了解，还需要了解“重写型”小说的作者以及写作的语境，才会更深入地理解小说观念的具体指向（比如小说讽喻的对象）。换句话说，在阅读理论的层面上，对作者的倾向性和写作语境的了解深刻地关系着“重写型”小说的意义生成。

本书中，现代“重写型”小说认知模式的转变主要通过小说与现代思想学术之建立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来展现。两者的关系可以统摄到“认知模式的转变”这一基本设定上，即中国现代思想学术和传统之间存在着“认知模式的转变”（常表现为“观念的转换”）。换个角度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同时，伴随着新的思想、学术制度的建立，两者往往分享了同一的认知模式，因此，从思想学术和“重写型”小说之关系的角度来探讨“重写型”小说的认知模式应该是可行的。

1. 〔荷兰〕杜威·佛克马《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范智红译，《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2. 〔荷兰〕杜威·佛克马《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九个命题和三条建议》，《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 董广才、张聪《浅析勒弗维尔的重写理论》，《理论界》2006年第6期。
4. 郭沫若《〈豕蹄〉序》，郭沫若《豕蹄》，上海：不二书店，1936。
5. 茅盾《〈玄武门之变〉序》，宋云彬《玄武门之变》，上海：开明书店，1937。
6. 郑振铎《〈玄武门之变〉序》，宋云彬《玄武门之变》，上海：开明书店，1937。
7. 谭正璧《〈长恨歌〉自序》，王富仁、柳凤九主编《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第2卷，第1、2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8. 孟超《〈骷髅集〉自序》，王富仁、柳凤九主编《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大系》第1卷，第564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9. 郭沫若《〈豕蹄〉序》，郭沫若《豕蹄》，上海：不二书店，1936。
10. 廖沫沙《鹿马传·后记》，廖沫沙《鹿马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
11. 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曾用“认识装置的颠倒”的概念来分析明治20年代建构起来的日本现代文学的“客观性制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建立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转变/颠倒。现代“重写型”小说作为一种“观念性写作”，尤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认知的“转变/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