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鲁迅的文化“校雠”式重写

很多人将鲁迅的《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豕蹄》相提并论，他们两人在重写上的共同点当然不在于都结集出版了一部“重写型”短篇小说集，当我们的眼光不限于小说时，会发现这两位作家的重写多有重合。鲁迅的小说《补天》重写女娲造人与补天的故事，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也取材于“共工怒触不周山”与“女娲补天”；鲁迅的小说《采薇》重写伯夷叔齐故事，郭沫若的诗剧《孤竹君之二子》也是同样的取材；鲁迅有重写老子的小说《出关》，郭沫若则有小说《柱下史入关》重绘老子；鲁迅有重写庄子的《起死》，郭沫若则有《漆园吏游梁》重塑庄子形象。这种重合真是很有意味的事。由此或许可以得见，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同样吸引着他们两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颇有重合之处。

鲁迅和郭沫若在小说中各自重新塑造了四位对中国文化具有深远影响的先秦诸子，其中三位是重合的，即孔子、老子、庄子。除了这三个人物，鲁迅还写了墨子，郭沫若还写了孟子。他们的重写都指向对先秦诸子思想的重估，小说重写和他们的“诸子观”密切联系着。实际上，鲁迅、郭沫若都曾在不同学术侧面讨论到这些先秦思想家。比如，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有《老庄》篇，侧重从文学的角度阐释老庄的文章，对其思想也有评述；郭沫若则从历史的角度靠近“诸子学”，专门写过《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学术著作，对孔孟老庄都有细致评判。

除开这些相似，他们的重写还有更多不同。如前所述，郭沫若的重写中“凸凹镜的装置”时时发挥作用，当某一面凸凹镜被另一面凸凹镜所替换时，他的观念转变就直接影响到重写的命意，而给人学术与写作上“多变”的印象。同时，郭沫若喜欢独标己见。在“五四”之后非孔言论盛行之时，郭沫若却站出来，称“骂孔子为盗名欺世”的人是“唱暴论”，是“诬枉古人”。清末以来学术界有“扬墨”的倾向，于墨学颇有发扬，郭沫若却独独反墨。郭沫若的思想方式自有其前后一贯性，比如他一直对孔子肯定多于否定，有很多赞美的言辞。不过，上述抗拒时俗的观念难免有刻意立异之嫌。

鲁迅评价诸子、重写诸子，也有自己的原则性。人们谈及鲁迅总会率先提及他的“反传统”。确实，鲁迅一生心心念念医治传统文化的弊病，以抨击旧文化之腐败、揪出病根为己任，不过，他晚年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则更多肯定，《故事新编》中重写墨子的《非攻》一篇就是明证。《非攻》中凸现的扬墨倾向是清末以来学术界的重要症候，鲁迅在这一点上和同时代人颇为契合。

1.《非攻》扬墨·清代诸子学·马克思主义

《非攻》一篇的前文本主要取自《墨子·公输》。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就到为楚王造云梯的同乡公输般那里劝说，又由公输般引见给楚王，直接说服楚王不要攻宋。鲁迅在重写时只是作了扩展，主要情节完全依照《墨子·公输》的记述。墨子去往楚国之前，鲁迅增加了一段子夏的弟子公孙高来求见墨子的情节。公孙高的名字不见于古书，应该是鲁迅的杜撰，不过，公孙高和墨子的对话却是依据《墨子·耕柱》。墨子成功地说服楚王不再攻打宋国之后，鲁迅又增加了一段描写墨子到公输般家里两人的对话，其前文本来自《墨子》中的《贵义》、《鲁问》。

小说以《非攻》为题，讲述墨子成功地阻止了一场非正义战争的爆发，不过，鲁迅这篇小说的主旨却并非落在“非战”上，而在于墨子之实干与实践。小说一开始就写，墨子忙碌起来很少回家，子夏的徒弟公孙高找了几次都没见到墨子，直到某一天墨子正巧回家时两人才碰面。墨子在家里也不过稍作停顿，就拿了干粮包裹又上路了。这样的开头，渲染了墨子为了他的正义事业马不停蹄地奔波，为整篇小说凸显墨子的实干劲头、实践精神作好了铺垫。

接下来，小说描写墨子到楚国之前先去宋国，在那里安排自己的学生准备防御。小说在此插入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宋国，墨子看见自己的学生曹公子在街上向人们喊：“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墨子对曹公子这种徒作空言、“弄玄虚”的举动很不以为然，他主张的是：“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这段描写很生动，同时进一步说明《非攻》的主旨在“实干”胜于空言。

当然，小说的主体部分还是墨子由公输般引荐面见楚王。墨子最终说服楚王不再攻打宋国，他以理屈服楚王是一方面，但并非靠口舌之利就能成功。墨子固然用一连串譬喻迫得楚王哑口无言，真正起作用的还在于他在演示中以方略胜过公输般：墨子与公输般在楚王面前模拟对抗战，无论是攻还是守，墨子都获胜，证明了如果自己帮助宋国，那么楚国不可能取胜。

鲁迅在文章中提到墨子，往往将他当做能动手、肯实干的例子。比如，鲁迅曾举反例，认为“墨子的飞鸢终于失传，飞机非募款到外国去购买不可”，是因为中国“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缘故”。《出关》里，鲁迅不忘用一处调侃式的闲笔对比老子的空想与墨子的实干：老子想爬城墙出关去，却不能同时运出青牛，“倘要搬，得用起重机，无奈这时鲁般和墨翟还都没有出世，老子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玩意”。在肯定墨子“实干”这一点上，鲁迅和近现代治墨子的诸多学者有着一致性。

在所谓的“蛰伏时期”，鲁迅曾下力气研究中国古典文化，1914年到1915年他特别关注老庄墨子。就购买、阅读墨子相关书籍而言，鲁迅日记中有如下记录：1914年1月13日，收到周作人寄来的张惠言《墨经解》；1914年8月27日，前往琉璃厂（“留黎厂直隶官书局”）购孙诒让《墨子闲诂》（鲁迅藏书中现今仅存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诒让《墨子闲诂》，可见这本书他至少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1915年1月17日，季天夏来访，以邓云昭《墨经正文解义》相借；自1915年1月22日开始抄录邓云昭《墨经正文解义》，2月21日归还此书；1918年重新阅读了这个抄本，作《〈墨经正文〉重阅后记》。鲁迅所阅读的关于墨子和墨经的注解本，都是清人注疏。

有清一代的诸子学中，墨学是很引人注目的一支。到了民国，墨学依然是门显学。梁启超称自己号“任公”就是因为“醉心墨学”的缘故。他特别重视墨学的“实行”，称其是“中国独一无二之实行家”，“实行力至强而莫能御”；他表彰墨子的人格，称墨子为“坚苦的大实行家”，“不惟在中国无人能比，求诸世界也是少见的”。1922年，梁启超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写道，“我和胡先生都是极崇拜墨子的人”。的确，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涉及先秦诸子学说，于墨学尤有心得。对墨学持批判态度的郭沫若甚至认为梁、胡等人“在打倒孔家店之余，欲建立墨家店”。胡适早年就对墨学深感兴趣，自称幼年便深受墨子非攻哲学的影响。他留学美国师从杜威习西方哲学，后来研究墨学采用西学方法（这也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出版就夺人耳目的重要原因）。胡适的墨学研究主要成就在墨学史的考辨和墨辩逻辑研究上。当然，胡适也论及墨家的社会思想特点，称其为“应用主义”、“实利主义”。在与儒家思想方法的对比中分析墨家时，胡适强调了墨学“重进行方法”的实践性。

《非攻》以强楚要攻打弱宋的时局为背景，小说中呈现的世态颇让人有“人心浇漓”的喟叹。宋国贫弱，百姓得知楚国要来进攻，完全是挨打的心态：“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不仅如此，还有人借着“救国”的名义组织“募捐救国队”，不管三七二十一，连乞丐一样的墨子都被抢去了包袱。相比之下，楚国富强，物产丰富，商贸繁荣。不过，若说宋国人怯懦麻木的话，楚国人则是肤浅浮躁的。当墨子在楚都郢城问路时，恰好有名的赛湘灵开始唱她的《下里巴人》，于是乎，举国应和，哪里还有人听墨子的问话。在这样的宋国与楚国之间奔波的墨子，确实像一位圣徒。

《非攻》中墨子孑孑独行、不怨不尤、头脑明晰、做成实事，显然是一位“救世”的实行家。这种将墨子、墨学当做救治衰世之药方的观点，和清代以来墨学的复兴有紧密的对应关系。清代最先研究和提倡墨学的是汪中。从乾隆至道光年间，除了汪中致力于校注《墨子》，卢文怞、孙星衍、毕沅、张惠言、王念孙等人也治《墨子》。和其他校注者对《墨子》有所保留的态度不同，汪中非常大胆而明确地肯定墨学，称其“救衰世之敝”，认为墨学与儒学“相反而相成”。到嘉庆年间，路德进一步肯定墨学，将墨学当做针砭时弊以救民生的思想资源，他认为，人心浇漓的时代，墨学比儒学更能校正时弊。

《非攻》中墨子又特别富于牺牲精神。墨子从家中出来行至宋国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但是，“他毫不在意”。到宋国都城的时候，他的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到了楚国的郢城，他“旧衣破裳，布包着两只脚，真好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了”。等到墨子说服楚王，使其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之后再回到宋国，他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褒奖与感激，竟然被“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接着被巡兵从城门赶到雨地里，淋得“鼻子塞了十多天”。表彰墨子的牺牲精神，的确是晚清以来墨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点。梁启超就特别称颂墨家的牺牲精神，认为“墨教之根本义，在肯牺牲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