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民日报》1982年8月1日：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公告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最近审查批准了35项发明。现公告如下：

一等奖：高产抗病甘薯品种“徐薯18”（江苏省徐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盛家廉、袁宝忠、朱崇文）。

二等奖：

早熟、硬粒、大穗型玉米自交系“原武02”（山东省农科院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所胡世昌、王增贵、王长明、杨爱珠）；

离心选矿机（云南锡业公司中心试验所李季等）；

共轭回转式电火花精密加工新工艺系统（江南光学仪器厂孙昌树、杜仁昌、濮业柏等）；

安全、节能、低噪声的木工电磁振动刨床和木材的电磁振动刨削工艺（新疆建设兵团二十一团曹培生，北京市木材工业研究所秦骏伦，中国科技大学张景中）。

这一年的国家发明奖总共35项，其中一等奖仅1项，二等奖也只4项，可见得到二等奖很不容易。张师对我说，当初报奖比较保守，只报了四等奖，后来初评时被提升为三等奖，复审又被提升为二等奖。

可能很多人对这些获奖者都不太熟悉，那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在此前一年，也就是1981年，第一个荣获这项奖励的特等奖的是袁隆平，获奖成果是籼型杂交水稻。

从项目题目可看出，这些发明都和工农业生产紧密相关，能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和现在某些靠包装、靠玩概念得奖是完全不同的性质。这项发明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可看看下面的报道。

《新疆农垦科技》1982年第五期发表了题为《二十一团场曹培生在同行的帮助下，发明电磁振动刨床及刨削工艺荣获国家二等奖》的报道，全文如下：

农二师二十一团场铁木工厂技术员曹培生同志，从6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电磁振动刨床问题，得到当时也在该场参加劳动的张景中同志(现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的帮助，以后又与北京木材研究所助理工程师秦骏伦合作，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发明了安全、节能、低噪声的“木工电磁振动刨削工艺”，荣获国家二等奖。

曹培生同志1961年在上海初中毕业，自愿参加支边建设，1966年在塔里木农垦大学水利系毕业，被分配在二十一团场铁木工厂任技术员。在工作中他深感传统的木工电刨噪声大、粉尘多，操作不安全，容易出事故。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就设想和研究电磁振动刨床，在同行的帮助和合作下，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反复失败、修改，终于制造成功。这种电磁振动刨床，能把木材刨得又光又滑，刨床的噪声只有五十七分贝，相当于日光灯管轻微的声量；能量消耗和同功效的老式刨床相比，节约五分之四，而且刨花整齐，可作装饰用。特别是这种刨床在工作时极其安全。即使人手触在刨床上，只有麻酥酥的感觉，不会发生丝毫伤害。据报道，有一位著名机械专家称赞说：“这项发明，造福于工人阶级，造福于人类。”由于曹培生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已于1981年被晋升为工程师。

这篇报道是以曹培生为主角写的，而网文《我知道和认识的学者——张景中和杨路》则是以张师为主角，记录也更详细。

成都《华西都市报》1998年1月7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张景中院士科研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报道称，这是四川省近年在基础研究领域所获得的最高级别的奖项。该项成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自动推理领域近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工作”，是“计算机发展处理几何问题能力的道路上的里程碑。”

我知道张景中其人，是在70年代末，当时为了解支边青年曹培生的一项发明“近共振型电磁振动刨”去信新疆焉耆生产建设兵团巴州21团，恰好在《计算数学学报》上看到张景中写的一篇论文，落名新疆焉耆巴州21团。

不禁使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在如此蛮荒之地，人才辈出、藏龙卧虎。

1980年年底，在北京碰到小曹问起张景中。他讲张景中系北大数学系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改造。

当时中国数学界有一对黄金搭档，十分有名，就是杨乐、张广厚，巧的是落难的张景中也有一位搭档叫杨路，也是右派，在四川大邑新源煤矿劳动教养。

在50年代，我们的科技界有一批精英被打成右派，离开了他们心爱的学校和科研岗位，但他们落难，毕竟还在不很偏僻的地方流浪，而张景中却是在远离城市，几近蛮荒（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知识的传播）的新疆。

没有资料，没有信息，只有自己那一颗不曾停止思考的头脑，一待就是二十余年，其艰辛和遇到的磨难是常人，乃至许多受磨难的人，都难以承受和想象的。

这种待遇，也落到了杨路的头上（杨路当时在劳改煤矿，井下挖煤）。

小曹系上海支边青年，新疆伊犁农垦大学毕业，时任技术员，监督张景中劳改。“文革”中要揪斗死不悔改、还在研究密电码的张景中，小曹站出来为张说话。后张看小曹肯学习，建议他自学高等数学，由他辅导，所以小曹讲张景中是他的老师。

小曹的第一项发明“近共振型电磁振动刨”，不久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第3发明人是张景中，第2发明人是一位南京林学院毕业姓秦的人。

“文革”结束后，张景中去了中科大工作，一年不到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他之所以到四川，和杨路有关。

走出劳改煤矿的杨路以及张景中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了。除了事业，个人问题也摆到了他们的面前。杨路在四川找了对象，又帮张景中介绍了对象。也就是说，张景中是以一位四川女婿的身份来四川的。

感谢这两位女士，为四川留下了两位英才。

来川后，张景中任中科院成都分院数理科学研究室主任，杨路任副主任。

1985年，张景中转向几何命题的机器证明，其算法的精巧表现在，用“486”电脑比国外的高档电脑还快，且一举解决了数千个命题的证明，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

1997年下半年，北大教授王选在《计算机世界报》上著文谈到国内的基础科学研究：一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不多（忽视基础研究）；二是论文不少，但水平不高。衡量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就是被国内外同行的引用率，这时他谈到了计算机界的两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张景中。

在我国，体育界的冠军家喻户晓，而科技界的冠军却无人知晓，要知道在我们这样生产力低下的国家，科技界的冠军，远较体育冠军难得多（不信我们可以数数看）。

像张景中院士这样，安于清贫（在国外他就不会清贫）、历经磨难、矢志不渝、埋头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也是国人学习的榜样，这就是我建议写写张景中的初衷。

振兴中华，新闻媒介义不容辞，我不但建议写张景中，而且建议花更多的版面写写像张景中这样的人和他们的精神。要知道在我们庆贺改革取得成功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VCD是美国解码芯片，飞利浦机芯；我们的空调再三强调系外国原装压缩机；而重庆的奥托还在谈国产化率为80％时，作为中国人不知是啥滋味？

说句不中听的话，12亿人口的中国，在发展科技方面，不如三千万人口的韩国，也不如三千万人口同是中国人的台湾，不汗颜吗？

《华西都市报》重庆读者阳关

1998年1月12日

这是一篇旧文，是当时寄给《华西都市报》的一封信，题目是《写写张景中》，写于20世纪90年代，但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启迪。

我所知道和认识的学者，其可贵之处是对事业的“执著，锲而不舍，为此无怨无悔的付出”。

后来，张师与曹培生教授还合写了《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这虽然只是一本科普小书，但却是张师几十年数学思考的结晶，希望改革数学，让数学变得更容易！

这本书后来多次重印，并出版了系列丛书。基于教育数学的理念，张师和同好者还组织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

这本书最早由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封面上署的是笔名：井中　沛生（中间没有顿号，只用空格隔开）（见下图）。结果若干年后，闹出了笑话。某位研究者在论文中写道：日本学者井中沛生先生所著《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思想深刻，发前人所未发，乃我辈学习之楷模。

我拿给张师看，笑着问：“您什么时候成了日本人了？”

张师无语，一笑了之。

这样的事情不是个别的。某研究者鼓励大家多看名著，这样写道：

很多数学大师，如华罗庚、陈省身、丘成桐等诸位先生，他们的著作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来精读，最近看了丘成桐先生整理推荐的前辈数学家丘镇英先生的《丘镇英教授文集》，获益匪浅。希望大家也看一看，即使刚开始的时候看得并不明白！

我看到这一段，大笑不止。一个人读书少、无知，倒也罢了，偶尔和人吹吹牛也可以理解，他竟然敢写在书上。他认为以丘成桐先生的眼光，整理推荐的书肯定是一流的数学著作，岂不知那是丘成桐父亲的遗作。丘成桐先生为了纪念父亲，还成立了“丘镇英基金会”，用于资助世界顶尖数学家来华举办讲座和从事学术研究。

可以肯定那人没有看过《丘镇英教授文集》，因为那书全部是文史哲学，根本不是数学著作。

这种现象在文史领域更为普遍。某些人为了显示水平，在给人开书单时，会列一些自己都没看过，但让人感觉又很有档次的书。这样的做法，想露脸，却一不留意露出屁股。

我大学时气焰比较嚣张。有一次在图书馆排队借书（当时图书馆不是开架借书，读者只能通过电脑查找索书号，交由工作人员代拿），前面一个同学是中文系的，正准备借《管锥编》，于是问道：“这书你也看得懂吗？”他说：“我都看了几遍了。”我立马发飙：“你以为这是本小说啊，读书人要懂得敬畏。”

《管锥编》是钱钟书先生主要学术代表作之一。全书一百三十万字，论述范围由先秦迄于唐前。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该书主要使用文言文，除英语外竟还有法、西、德、拉丁语等。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应该发脾气。也许这位同学真的看了几遍呢。或许这位同学并不知此书的难度，听闻其名，想翻看了解一下呢？我何必要一棒子把人打死。如果我当时推荐几本容易读懂的书给他，可能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