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人民日报》1957年8月23日（节选）：

经过了两个多月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北京大学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得到了共同的认识：必须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加强政治学习，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做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

……

在这一场斗争中，每一个学生，特别是党团员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都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他们之中除去有个别人，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分不清敌我，消极动摇，有的党团员甚至投敌叛变，但绝大多数党团员及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都经得起这一场斗争的考验。右派分子每贴出一张大字报，他们就贴出了十张、二十张的大字报来揭露和驳斥。右派分子企图出版《广场》等反动刊物，他们就出版《浪淘沙》《五月》《争鸣》《啄木鸟》《论坛》《思想战线》等更多的革命刊物，对它展开围攻。右派分子在广场上到处设立讲坛，大事造谣诬蔑，他们即登坛驳斥。右派分子在这一讲坛遇到对手，转移阵地站到另一讲坛，他们就跟踪追击。

全校右派骨干分子集中的中文系（全校右派分子的核心组织《广场》编委会，由谭天荣、龙英华、刘奇弟、张元勋、沈泽宜、陈奉孝、张景中、叶于泩等十五人组成，中文系即有六人），在党团员的带动下，全系同学都积极行动起来，和右派分子展开斗争。

在辩论会上，在批判会上，在所有舌战和笔战的场合，各系都不断地涌现出成批的富有战斗力，长于说理，又善于掌握战略战术的思想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我曾问张师关于右派的问题。

张师说：“你应该看过《原上草》这本书吧？”

我说：“看过，不过《原上草》只记录了您三篇文章（《在1957年6月26日报告会上的发言》《与段、江、程、丁四位先生谈话的内容摘要》《急流勇退》），我曾看过一本1957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更全，除了这三篇外，还有四篇（《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给5506136的一封信》《在6月7日中文系一年级举办的辩论会上的发言》《在6月14日中文系一年级与谭天荣辩论会上的发言》）。我觉得那些言论不算什么啊？”

张师说：“现在看来确实不算什么，只是些常识性的讨论。经过这些年的思考，我认为如果从数学公理体系的角度来看社会，是很有意思的。社会这个体系是基于哪些公理？或者说，一个社会是按照什么原则来运转的？如果你触犯了这些原则的话，那么你很可能就要倒霉。我还想，个人不可能改变整个国家已经形成的公理系统，那就必须找到适应这个公理系统的方法。马克思说过，一个人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你在对社会产生影响之前，社会首先要影响你。”

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

——数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儿《谈谈方法》

我问：“夏衍先生有一首诗：‘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头上戴，搬他不动重如山’，描述右派之苦，您有没有觉得责罚太重，命运不公？”

张师说：“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发表那些言论，不应该受到那样的处理。但同时又觉得还是应该去劳动，因为劳动也是建设，也是必需的工作；而且，到了农场我看到周围的农民可能比我们的生活还要苦。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村庄附近挖沟，有一个农民就找到那个领着我们的队长，说我们劳动教养能吃饱，让他们也劳动教养好了。整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生活这么苦，我们的苦也就算不得什么。只是没有想到会有20年那么长。”

丁石孙先生的《我在北京大学的前期经历》回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这篇社论明确指出‘大鸣大放’中的很多意见是向党进攻，并不是为党好，于是很多同学被打成右派。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人政治上并不复杂，实际上是很天真，也比较狂妄。

学生被打成右派后，情节较轻的，还可以上学；但比较严重的，如张景中就不能上学了，他被发配到新疆劳动。其实，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多数是有头脑的。但他们在反右运动刚开始时不明形势，也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还一肚子的不服气。有一次，系党总支要段学复、江泽涵、程民德和我4个人去和张景中谈话。这次谈话是在他被打成右派之前进行的。我们跟他从上午10点一直谈到下午2点，结果也没有能够说服他。当时，系党总支的意思还是想挽救张景中，希望他认个错就过去了，但他坚持不认错。张景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后来的经历很惨。他被发配到新疆，干强体力劳动，好在他身体不错。经历了这么沉重的打击，他能够再起来很不容易。”

当时找张师谈话的四位老师，丁先生较为年轻，只比张师大9岁，刚从清华毕业来北大教书没几年，其余三位都是数学界的大佬级人物。可见数学系对张师的重视，希望他能转过弯来。若干年后，却是丁先生做官最大。

江泽涵（1902—1994），数学家，我国代数拓扑学的开拓者。193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4—1952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段学复（1914—2005），数学家，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194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1952年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近40年。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程民德（1917—1998），数学家，从事多元调和分析、多元三角逼近论的研究，并在中国倡导开展模式识别、图像处理的研究。1955—1966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系副主任。1978—1988年，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丁石孙（1927—　），数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代数学。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于丁先生说张师身体不错，我记得张师曾提起：“劳动教养20多年，身体肯定是有所损伤的，平反后国家发了200多元，说是对20多年劳动教养的补偿，全买了吃的，补充营养。”

在胡伯威先生的《青春·北大》书中，有这样一段：

我记得数学系张景中也来参加过我们的会议。他也在“大鸣大放”中出了名，是他和谭天荣共同发起“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虽然他本人的大字报说了些什么我已完全不记得，但知道他在数学系也是一个天才。此人瘦小、光头、其貌不扬，‘卫道士’曾经揭露他在辩论时情急动武，有一张漫画上画着他用自己的光头去撞人家的肚子。到反右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现在才深深体会到这样的政治太肮脏，没有意思了。当然后来他绝对逃不脱一顶右派帽子。

很多回忆文章都提到张师除了数学厉害外，文学功底也甚为深厚。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由于勤奋好学和极高的数学天赋，张景中和他的同班同学王选，不仅成为全校公认的全优生，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还被学友们冠以数学力学系“十大才子”的雅号。

王选在《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时写道：

54级新生共200多人，在数学系历史上是空前的，新生的水平也是空前的，54级后来出了6名院士：张恭庆、周巢尘、胡文瑞、张景中、朱建士和我。

5班中最突出的是张景中，他不仅成绩好，文学水平也不错，发表过诗作，他的政治课读书报告曾作为范本张贴在墙上供大家学习。可惜的是，1957年他被划为极右派，发配到新疆。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仍不忘业务，与人合作，得了一个国家发明二等奖，后在机器定理可读性证明方面做出重要成绩，当选为院士。

2001年我患病住院治疗期间，一位1957年曾任北京团市委负责人的干部来医院探视，谈起张景中，她说：“当时划右派时就十分犹豫，因为他的功课太好了，很舍不得。”

王选（1937—2006），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人和技术负责人，被誉为“当代毕昇”，2002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曾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和中国科协副主席。

1999年，张景中（中）和同学王选（左）、苏少华（右）在广州

对于张师的文才，偶有不同看法。马嘶先生在《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中写道：

龙英华、谭天荣、刘奇弟、陈奉孝、杨路等人，我不认识他们，也从未听说过这些名字。对于张景中，我倒是很熟悉。他是河南人，一口河南腔，他生得其貌不扬，矮个子，推着光头，衣着朴素。但他却很有才华，他似乎在数学系二年级时，就在《数学通报》上发表过数学论文，在数学系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令我佩服的是，他还是个积极写诗的人，他写了大量的诗，在《北大诗刊》《红楼》上都发表过。他是学数学的，长于逻辑思维，他的诗终是缺乏诗的意境，不很美。

在印象中，我好像未曾看到张师写诗。

我曾问张师：“假设没有1957年反右，大学毕业后您打算从事文学还是数学？”

张师说：“我很喜欢文学，甚至超过数学。不过也难说，数学系毕业做数学工作可能更适合一些。”

张师因言获罪，劳动教养二十几年，之后哪还有写诗的兴致！或者说，张师在大学时已经把一辈子的诗歌都写完了。

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张师的一首诗，不知道是不是张师最早发表的诗作。拿给张师看时，他说：“这你都能找到？不过还有几首，你肯定找不到。”

张师在某次简历中写道：“中小学时在家乡汝南县度过，曾作为学生剧团成员到农村宣传演出，因而对美术、音乐及文学产生兴趣，并在河南省《翻身文艺》月刊发表过诗歌和歌曲的习作。”

《翻身文艺》是1950年由河南省文联筹委会创办的半月刊，虽然目前我还没找到，但相信以后能够找到。

目前找到的这首诗名为《好光景》，主题是歌颂土地改革，1951年发表于河南省文联主编的《河南民歌选》。这一年，张师15岁。

15岁时的张景中

好光景

红的花儿绿的草，光景过的真正好。

土地改革分了地，封建势力连根倒。

土地证，拿到手，小黄牛，拴上槽，

多掏劲，多打粮，一年四季吃不了。

日子越过越有劲，光景越过越是好。

注：掏劲，河南方言，使劲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