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诚实地讲，第一次进清真寺是同母亲一起去参加开斋节，那时，我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在这之前，清真寺对我来说是遥远的，遥远得如同一种心情，离开和抵达都不太确定。

小时候，同那个时代所有城市里的孩子一样，我生活在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环境里，在学校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因此，我与母亲，甚至是父亲的生活场景都是疏离的，他们很在乎的一些东西，诸如传统的细节、习俗等，在我看来，未必如此。然而，我与他们的生活又是如此的进逼，我爱他们，却又不免由爱生怜：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爱与怜，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绪，我内心的矛盾由此产生。母亲是什么时候开始悄悄礼拜的，我不得而知，或许已经很多年了，或许刚刚开始。有一次，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硬壳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阿拉伯文字，母亲说，上面记的是礼拜必诵的经文，让我帮她抄写。我很为难，我并不认识这样的文字，而母亲自己也不认识，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要抄写呢？再说，她干吗不自己抄写，许是她更不方便吧？无论如何，我还是接过了本子。我不敢拿到学校去抄，怕老师和同学看见了没法交代，好在那个年代上学也就那么几节课，放学也基本没多少作业，于是我用了五个晚上，依样画葫芦，从右至左硬是帮母亲抄完了那本神秘的文字。第二个星期，母亲表扬了我，她说，她请人核对过了，我居然一个字也没有抄错，她连连称奇。我心里扬起一阵得意，也有些不解：分明是我模仿能力强呀。从那以后，我注意到，母亲比原来早起了许多，先做完晨礼，再生上炉子为我做早点，然后再坐交通车去上班。每天早上，只要一睁开眼睛，无论光线怎样暗淡，我都能看见母亲在一角礼拜的身影，她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不合时宜，我内心非常不安：这个妇女，一直任劳任怨地工作，操劳持家，爱人爱己，已经很好了，在革命的世界里，她还想干什么呢？我被她所做的事情吓了一跳。我觉得母亲的信仰离我很远很远。

关于信仰，母亲也是多次对我说起过的，在母亲看来，没有信仰是可怕的、可悲的，她是真的为我着急。那时，我对信仰没有太多的认识和感受，我不能确定自己信还是不信，因此，母亲每一次说起，我都会以作业太多为借口搪塞母亲，有一次我甚至说，您以后不要再对我说这些了。母亲有些愕然地看着我，长久地沉默。我抓起书包跑出门去，心里充满了难言的忧伤。毕竟我的血管里奔流着她的血液，那是一种无法分离的天然认同，命脉归依。我敬爱她。她日复一日不变的姿势使我相信，她所做的一切，完全是由了内心推动着往前走，她的生命也因此而一直呈现着丰饶的状态。

然而，我为什么不安和害怕呢？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针刺般的感觉，疼痛由心脏向着四肢蔓延。其实，疼痛确实可以抵达任何它想去的地方。我的喉咙哽咽起来，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突然看见了我自己。

此刻，当说出这些的时候，疼痛又回到了我的身上，是的，很难用什么词来复述我当时的心情。

但是，我没法不坦诚。

二

开斋节那天，学校给回族学生放一天假。早晨，空气里有露水的味道，天空蓝得发亮，像孔雀宝蓝色的羽毛。我穿过校园那片银杏树往外走，说好了同母亲在顺城街碰头。在校门口碰上了吃早点回来的大刘，他问：“要出去？”我说：“去清真寺过开斋节。”他笑笑，不知该对我说什么。

顺城街是那种典型的老街，窄窄的街道，纵横的巷子，一辆车子开进去很容易就堵塞了交通。木板的铺面，青瓦的屋顶长满了开着小花的细草，人潮涌动，空气里弥漫着清真食品特有的气息。孩子们在街道和巷子里钻来钻去，小贩们的叫卖声，像屋顶上的炊烟，一阵阵地飘来飘去。

明清时期，这条街因顺着昆明的南城墙而建得名。当时乃至现在，这里都是昆明最繁华的街道之一，马帮在这里驻扎，商贾在这里云集，就连旅行家徐霞客到昆明的时候也投宿在这里。

如今，古老的顺城街在一堆庞大的机器面前很容易就彻底瓦解了，拔地而起的高楼彻底取代了它昔日的容颜。在这个崇尚创新的时代，“陈旧”是无地自容的，顺城街的结局是所有老房子的宿命。

我去的清真寺位于顺城街的敦仁巷内，浑厚的老墙上用红纸贴着欢度开斋节的标语，印象最深的一条标语是这样写的：“穆圣说：学习，从摇篮到坟墓！”

巷道两旁早已站满了等待接济的孤寡老人。母亲让我把事先准备好的钱挨个递给老人们。

清真寺的大殿里站满了人，连门外的台阶上也铺着毯子站满了人，就像湖里溢出来的水。刚进去的时候，我有些微的紧张，同时交织着一种接近的渴望，站了一会儿，慢慢地也就松弛和接纳了。

眼前是1981年重新修缮过的大殿，门棂牌匾布满了新刷的油漆，只有院子里那些已经磨损的青石板，默默地袒露着时间的痕迹。仔细看了寺里的《重修顺城清真寺碑》得知，该寺创建于明弘宣之世，迄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阿訇大约70多岁了，留着长长的胡须。他那悠扬的诵经声构成了我对清真寺最初的印象。

节日聚餐的地点在清真寺后面的一间大房子里。远远地，我就看见里面人头攒动，十多张小方桌依次摆开，每桌坐着八个人，由于地小人多，后面还有很多人等待入座，那情形有点像农村盛大的婚礼。我同母亲刚走进去，立即就有人招呼我们，快到这里坐，快到这里坐。一个老太太拉着母亲的手问长问短，说着一些遥远的教门事情。坐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

很长时间了，我从未留意过这些，对于我来说，它们犹如厚厚的幕窗偶尔被扎了几个洞，只有在不经意间才会透出几缕光来。

我是不是有罪的？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念头让我惊惧不已。

三

父亲是彝族人，在我的经验里，他的族人爱憎分明，粗犷而豪放，总是佩戴着一些式样繁复、魅惑跳荡的银饰，穿着隆重的绣满花朵的服装，年复一年地在篝火边跳着古老的众神之舞。他们对美有着一种惊人的天赋，很喜欢打扮自己。

多少个不眠之夜，闭上眼睛，我总能见到这样的情景：火塘边，一个面色黝黑、戴着硕大项圈的汉子从怀里掏出两块已经磨得闪亮的石头，然后把一小撮搓得棉花般柔软的火绒按在上面一阵猛擦，火绒顿时冒出了一缕青烟，汉子趁势鼓起腮帮一阵猛吹，火苗突地蹿了起来，汉子小心地把火苗捧向架好的干柴茅草，火塘就燃起来了。烤茶在飘荡的火苗中翻滚，具体的日子便一天接一天地延续了下去，这是父亲族人们昔日的生活场景。

因此，我总是一次又一次不断地翻山越岭，走进那些神秘的丛林。山村里的狗就警觉地叫着，厩里的牛怯生生地抬起了头，嘴角上沾满了草。土掌房里一个接一个跑出如熊仔般健壮的孩子，脸一闪，又不见了。有男人在喝酒，弹三弦，有女人在舂碓。

这样的场景很容易使人想到古老、朴实、蛮荒、偏僻这样的词语。我突然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只能说，这是一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生活，很简单。山上砍来竹子、木头，把土墙舂厚实，炊烟飘起来，娃娃哭起来，五禽六畜叫起来，生活也就开始了。火塘边，浓烟永远缭绕，上面烤着苞谷、洋芋。时间不是富余的问题，而是根本不存在。

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朴素柔软的东西。抬起头，看见远处来了一群牛，二十来头，清一色的水牛，它们正在缓慢地穿越波浪起伏的山地。还有那个放牛老倌，尽管他的腿上有泥，脸上有炊烟的痕迹，但一只黄狗还是围着他跑来跳去。我看出来了，他是一位王，这片山林的王，只需一个眼神，他的臣民就心领神会。看见我，他也不打招呼，径自吆喝着它们，转进一片树林，一晃就不见了。

傍晚，随着夜幕降临在篝火边，众多披着羊皮的男人和穿着各色绣花长裙的女人们早已里里外外围了三个大圈。大三弦骤然响起的一刻,强悍而猛烈的舞蹈便开始了。当然，舞蹈在这里不仅仅是用来释放内心和躯体的激情，更是一些最直接、最具体的东西，譬如神灵，真实的风，春种秋收，火塘，牛羊，等等。

本质上讲，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爱说话、不善表达的人，热闹的场合尤其如此。不可思议的是，每逢盛大的歌舞时刻，我便会热血沸腾不由自主地加入其中，忘情地手舞足蹈起来。毕竟，我的血管里同样流淌着不羁的歌舞血液。

舞蹈的间隙，我请他们中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唱首歌。这个汉子面黑身悍，也不推辞，喝口茶水就唱了起来。我一下子被镇住了，他是真唱。粗糙的原声中充满了个性和经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我听不懂他唱些什么，在我过去的岁月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如此的音乐和语言。直到我走到他们中间，住着他们的房子，吃着他们的食物，我才得以触摸这些属于丛林的音符和句子。

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学不来的东西。随着每一个音符的战栗和节拍的陡转，歌手时而伤感，时而激越。有时候，他不断地重复一些旋律，有时候又不规则地停顿下来。我问他，是不是唱他们征服了蛮荒的土地，征服了暴雨，征服了河流，征服了最漂亮的女人？他一听就笑了起来。实际上，他只是即兴唱出他想的事情，目的并不十分清晰，但绝对是把生命和身体完全放了进去。

直到今天，父亲的族人们依然在云南最酷烈的大山里跳着亘古繁复的舞蹈，用最本真的舞蹈言说着他们奔腾的快乐和隐秘的忧伤，而这样的歌舞，他们可以毫无来由地开始，也可以漫无目的地唱跳下去。

四

母亲出生于滇中玉溪，外公是个天生的冒险家，胆大心细，早年一直率领着马帮往返于那时被称作“夷方”的东南亚做生意。靠着这样的冒险和勤奋，外公挣下了家产，也见了不少世面，因此，他出资在家乡办了一所学堂，取名育才学堂，不仅让他的三个儿子到学堂里读书，还让他的三个女儿也到学堂里读书。除了讲授经典，学堂还教授自然科学，设有语文、算术、美术等课程。

姨父也是走夷方中的一员，不过，同外公的马帮相比，姨父只能算是小本经营。姨夫的家乡通海位于滇中腹地，自古就是云南商业发达地区之一，到了近代，在滇越铁路修到开远，还没有修到昆明以前，进出越南河内的货物都是走蒙自、建水、通海，然后再经玉溪或江川到达昆明。姨夫家原本以制造农具、枪支、刀具为业，娶了姨妈之后，他也购了10多匹骡马，加入到马帮的行列，将家乡的土布、黄蜡、铁制农具、土造手枪、刀具、银饰、日用百货等驮到泰国的山区出售，又从那里换回象牙、虎骨、熊胆、鹿茸等山货药材，有时也驮回蓝靛、煤油等到昆明销售。在1949年年初的一次出行中，他再也没有回来。

那时，他的三个孩子尚小，大表姐六岁，大表哥四岁，小表哥才一岁。从此，他的妻子开始了一生漫长的等待。

艰难的生活使姨妈变得敏感而短视。她会为几个小钱与她的亲弟妹们斤斤计较，她的三个孩子也没有进过一天学校，仅靠自学认识一些汉字。

姨妈在1970年的通海大地震中腰部受了重伤，躺在病床上的日子里，终于有姨父的消息辗转传来。原来，那次他们的马帮在密林里遇上了土匪，所有货物被洗劫一空，人也大部分被打死，姨父侥幸逃脱捡了条命逃到泰国清迈，原想找老乡借一些路费回家，可那时的大陆已经解放，边境封锁，姨父终于至死都没能踏上归乡的路。

去年，小表哥的幺孩考上了江西大学，为让不让孩子去读书的问题，夫妻俩颇费了一些思量：家里好不容易办了一个还算红火的轧钢厂，孩子去上大学，不仅赚不到钱，还耽误了赚钱。

几经权衡，他们得出结论，让孩子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他们的决定遭到了孩子前所未有的抗拒：大学一定要上，否则，就离家出走。小表哥夫妇俩惊呆了，从小听话的孩子怎么变成犟牛了？无奈，夫妇俩只得顺了孩子。

如今，孩子上了大学的表哥表嫂并没有感到喜悦和欣慰，反而时常抱怨，别人的孩子忙着赚钱、结婚，自己的孩子却忙着上什么大学，有什么用呢？他俩甚至断言：“不信走着看，外面找工作有那么容易吗？他念完了这个大学还得回到轧钢厂，与其如此，还要走这个弯路干吗？”基于这个观点，他们与孩子的较劲儿还在继续，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五

父亲的家族和母亲的家族因了茶马古道上的贸易关系而联姻，他们有着不同的习俗和信仰，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辈子。

犹如河流一直在寻找落脚的河床，除了父亲自己，有谁能够说得出眼前与遥远丛林之间的关系？作为从出生起就远离丛林和族人的父亲来说，他的一辈子注定都是孤独的。他长时间地沉默着，沉默得甚至有些怪异。多少个夜晚，他长时间地坐在调暗的灯光下，缓慢地吸着烟，一支吸完，又点上一支。有时，一坐就过了一个晚上。我常常从后面越过他的肩，注视着墙上那一动不动的身影，心里咚咚地跳个不停。我想，父亲一定是嗅到了丛林的味道，想起他一出生就永远失去的那个遥远丛林了。于是，他孤独隐秘的心灵，不可避免地被涌起的思念和忧伤所笼罩、所撕裂。或者说，只有在那些沉默的夜晚，丛林，以及那里的亲人们才会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他的心灵世界。关于他的族人，他甚至没有我了解得多，父亲到底属于谁，我一直没有想透。转眼，父亲就老了，而我，依然年轻。我看见了一条路的尽头。

多么残酷。

我抚摸着父亲布满斑点的手，然后再摊开自己的掌心，让耀眼的阳光在上面跳跃，我希望把这种贴近的温暖安放到父亲的心里和那有些发凉的肌肤上，尽管我早已习惯了他手上的凉。

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样去安慰失去了丛林的父亲。在生死离别的最后时刻，父亲显出了出乎预料的平静。我相信，他一定是看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丛林，并为即将回归那里而自信。他是个不善表达的人，然而，表达与不表达，有什么不同呢？

我知道，父亲和母亲，他们一直就在同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