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郭建中和合翻译思想理论研究

3.1　郭建中翻译思想中的和合翻译观

郭先生作为一个译者，用其一生的翻译实践做探索来追寻翻译真理。长期以来，先生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当代译学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不少学者醉心于纯理论研究和宏观理论研究，把翻译实践当做细枝末节不屑一顾的时候，先生清醒地指出：“我们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应该进入第三阶段了，即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相结合的阶段了。要使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相结合，我们就必须做到以下三点：①把理论研究建立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翻译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的解释；②研究特定的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转换的特点和规律。对我们来说，就是汉英、英汉（尤其是汉英）这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转换的特点和规律；③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论与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念与方法统一起来。”（郭建中，2005：2）这些观点现在都已成为译学界的共识，但当时提出这些观点是需要一定的学术远见和学术勇气的。

早在1993年5月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上，郭先生谈到了他对发展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两点思考，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他针对当时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出现的摇摆不定现象，提出要处理好继承与引进和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认为要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不应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应把“信、达、雅”等理论置于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肯定其所发挥过的历史作用，但不能就此停步不前。他认为：“翻译实践在发展，理论当然应随之发展。但对西方翻译理论亦不必全盘吸收或肯定，也不应该排斥，认为它与实践脱离太远，我们应该仔细加以研究，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并与中国传统理论结合研究，其间必定会经过引进—研究—结合的过程；并认为，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的融合。”（郭建中，2010：111）

先生还密切关注当代译学的发展走向，1999年撰写了论文《中国翻译界十年（1987-1997）：回顾与展望》，全面总结了中国译学这十年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纵观中外翻译理论史，我们发现，翻译理论不是呈直线形或曲线形的规律发展的，而往往是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互相补充、互相接近、互相完善的。（郭建中，1999：53）我们可以应用西方翻译理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总结和解释中国传统译论，因此必须系统、全面地引进国外翻译理论；在引进和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还应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应包括评论和比较；就比较而言，可进行国外各种翻译理论流派之间的比较，更需进行对国外译论与中国译论之间进行比较。（郭建中，2010：127）先生还认为：“翻译理论是基础研究，翻译技巧则是应用研究。翻译理论具有普遍意义，翻译技巧一般只是两种特定语言之间相互转换具体方法的总结。一方面，翻译技巧应上升为理论；另一方面，新的翻译理论概念的诞生，也必将发展新的翻译技巧。（郭建中，1997：2）各派理论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翻译的本质。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容翻译本质的各个方面，因此，对待翻译理论的各种流派，我们需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西方翻译流派纷呈，以前是各派理论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现在是呈多元化趋势，我们要有机地对它们进行和合。

郭先生翻译思想中“和合”意识中的翻译理论观具有明确的终极目标，即追求翻译真理和翻译的客观价值；在行为原则上表现出鲜明的是非立场、冷峻的科学态度；在原理追求中，内承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外引西方翻译理论、结合自身翻译实践的总结，既以动态开放的心态保持与译学研究的同步成长，又竭诚阐明自己的见解，运用实例论证和逻辑性，使自己的见解渐成系统。郭先生在自己的译论研究中，一直注重采各派之长，补它派之短，将它们有机和合起来。他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上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通过多年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多元范式的研究，在广泛借鉴吸收国外译学理论和丰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郭先生对翻译对等标准、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与归化与异化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体现了中国当代译学兼容并蓄、求实创新的时代精神，具有较强的“和合”意识。

3.2　郭建中翻译思想在和合视域中的映射

中国当代译学是以翻译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两大转向以及随后形成的两大翻译研究范式为基本特征的。两大翻译研究范式是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多元范式。在学术生涯中，郭先生一直致力于引进介绍国外最新的译学研究动态，但他对国外理论从不盲从、从不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应用。在语言学翻译研究途径确立之前，中国译学基本是经验之谈、随感而论，在理论、方法、系统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翻译研究没有学科地位，在学校是语言教学的附庸，在社会是文学的附庸。在很长时间内，翻译研究停滞不前。面对当时的困境，一批在海外留学、得西方译学学术风气之先的中青年学者，胸怀强烈的翻译学科意识，以建立中国译学为己任，把当时西方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方法引进到国内。郭建中先生就是这批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他是较早把奈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和韦努蒂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博士后优秀论文《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第一章“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接受”中，杨柳教授两次提到先生在这个时期所做的贡献。（杨柳，2009：4）的确，先生为推动翻译的语言学途径在中国译学的确立不遗余力，并且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

3.2.1　翻译对等标准

语言学翻译研究途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间建立对等关系，对等是其中的核心概念。早在1986年先生就系统梳理了西方研究“对等”的方法。发表在1986年第5期《中国翻译》的刊首文章《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是郭先生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国内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中翻译的“对等”概念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较早介绍了后来为国内翻译界所熟悉的著名西方翻译理论家，如语言学派的雅可布逊和卡特福德，交际学派的奈达和卡德，翻译学派的诺伊贝特、彼得·纽马克等著名学者。此文发表后反响较大，被学界视为当时对翻译对等问题研讨的总结性文章，并被收入《中国翻译辞典》，作为该辞典的重点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