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郭建中和合翻译思想理论研究

3.1　郭建中翻译思想中的和合翻译观

郭先生作为一个译者，用其一生的翻译实践做探索来追寻翻译真理。长期以来，先生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当代译学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不少学者醉心于纯理论研究和宏观理论研究，把翻译实践当做细枝末节不屑一顾的时候，先生清醒地指出：“我们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应该进入第三阶段了，即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相结合的阶段了。要使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相结合，我们就必须做到以下三点：①把理论研究建立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对翻译的实践经验作出理论的解释；②研究特定的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转换的特点和规律。对我们来说，就是汉英、英汉（尤其是汉英）这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转换的特点和规律；③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论与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理念与方法统一起来。”（郭建中，2005：2）这些观点现在都已成为译学界的共识，但当时提出这些观点是需要一定的学术远见和学术勇气的。

早在1993年5月在四川乐山举行的“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上，郭先生谈到了他对发展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两点思考，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他针对当时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方面出现的摇摆不定现象，提出要处理好继承与引进和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他认为要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不应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应把“信、达、雅”等理论置于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肯定其所发挥过的历史作用，但不能就此停步不前。他认为：“翻译实践在发展，理论当然应随之发展。但对西方翻译理论亦不必全盘吸收或肯定，也不应该排斥，认为它与实践脱离太远，我们应该仔细加以研究，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并与中国传统理论结合研究，其间必定会经过引进—研究—结合的过程；并认为，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的融合。”（郭建中，2010：111）

先生还密切关注当代译学的发展走向，1999年撰写了论文《中国翻译界十年（1987-1997）：回顾与展望》，全面总结了中国译学这十年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纵观中外翻译理论史，我们发现，翻译理论不是呈直线形或曲线形的规律发展的，而往往是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中互相补充、互相接近、互相完善的。（郭建中，1999：53）我们可以应用西方翻译理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总结和解释中国传统译论，因此必须系统、全面地引进国外翻译理论；在引进和介绍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我们还应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应包括评论和比较；就比较而言，可进行国外各种翻译理论流派之间的比较，更需进行对国外译论与中国译论之间进行比较。（郭建中，2010：127）先生还认为：“翻译理论是基础研究，翻译技巧则是应用研究。翻译理论具有普遍意义，翻译技巧一般只是两种特定语言之间相互转换具体方法的总结。一方面，翻译技巧应上升为理论；另一方面，新的翻译理论概念的诞生，也必将发展新的翻译技巧。（郭建中，1997：2）各派理论都从某一个侧面揭示了翻译的本质。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包容翻译本质的各个方面，因此，对待翻译理论的各种流派，我们需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西方翻译流派纷呈，以前是各派理论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现在是呈多元化趋势，我们要有机地对它们进行和合。

郭先生翻译思想中“和合”意识中的翻译理论观具有明确的终极目标，即追求翻译真理和翻译的客观价值；在行为原则上表现出鲜明的是非立场、冷峻的科学态度；在原理追求中，内承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外引西方翻译理论、结合自身翻译实践的总结，既以动态开放的心态保持与译学研究的同步成长，又竭诚阐明自己的见解，运用实例论证和逻辑性，使自己的见解渐成系统。郭先生在自己的译论研究中，一直注重采各派之长，补它派之短，将它们有机和合起来。他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翻译理论，对翻译理论上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通过多年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多元范式的研究，在广泛借鉴吸收国外译学理论和丰富翻译实践的基础上，郭先生对翻译对等标准、翻译单位划分、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直译与意译与归化与异化等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体现了中国当代译学兼容并蓄、求实创新的时代精神，具有较强的“和合”意识。

3.2　郭建中翻译思想在和合视域中的映射

中国当代译学是以翻译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两大转向以及随后形成的两大翻译研究范式为基本特征的。两大翻译研究范式是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和解构主义多元范式。在学术生涯中，郭先生一直致力于引进介绍国外最新的译学研究动态，但他对国外理论从不盲从、从不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应用。在语言学翻译研究途径确立之前，中国译学基本是经验之谈、随感而论，在理论、方法、系统等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因此翻译研究没有学科地位，在学校是语言教学的附庸，在社会是文学的附庸。在很长时间内，翻译研究停滞不前。面对当时的困境，一批在海外留学、得西方译学学术风气之先的中青年学者，胸怀强烈的翻译学科意识，以建立中国译学为己任，把当时西方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方法引进到国内。郭建中先生就是这批学者中的杰出代表，他是较早把奈达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和韦努蒂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介绍给国内的学者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博士后优秀论文《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第一章“翻译对等论在中国的接受”中，杨柳教授两次提到先生在这个时期所做的贡献。（杨柳，2009：4）的确，先生为推动翻译的语言学途径在中国译学的确立不遗余力，并且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

3.2.1　翻译对等标准

语言学翻译研究途径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间建立对等关系，对等是其中的核心概念。早在1986年先生就系统梳理了西方研究“对等”的方法。发表在1986年第5期《中国翻译》的刊首文章《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是郭先生翻译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之一，是国内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中翻译的“对等”概念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较早介绍了后来为国内翻译界所熟悉的著名西方翻译理论家，如语言学派的雅可布逊和卡特福德，交际学派的奈达和卡德，翻译学派的诺伊贝特、彼得·纽马克等著名学者。此文发表后反响较大，被学界视为当时对翻译对等问题研讨的总结性文章，并被收入《中国翻译辞典》，作为该辞典的重点条目。

对西方翻译理论问题的研究学派纷呈，众说不一，概括起来，先生把“对等”的研究方法分为三种：语言学方法、交际学方法和翻译学方法。郭先生对这三种方法的代表人物和他们的主要观点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论文《论西方的翻译对等概念》还从正反两个方面客观地介绍了雅可布逊的“信息对等”，卡特福德的“行文对等”，奈达的‘动态对等’，卡德的“潜在对等关系”以及诺伊贝特的“可译性程度分类”和彼得·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郭先生总结道：“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了翻译‘对等’的本质，奈达的“动态对等”概念正是为了使翻译达到交际的目的，而诺伊贝特的‘语用对等’概念为翻译克服文化差异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郭建中，2010：35）他还指出：“当代翻译理论家，不论是从语言学方面，还是从交际学方面，或是从翻译学方面，都试图对翻译的‘对等成分’不仅作出定性分析，而且作出定量分析，从而把翻译的‘对等’概念，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同上）当代翻译理论运用符号学、信息学、交际学，尤其是语言学等各门学科的新成果已经为翻译‘对等’的概念作出了较为明确的描写，各种描写拥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功能对等’，即原文类型不同，译文读者对象不同，翻译目的不同，翻译‘对等’的要求也不同，因而翻译的方法也不同……因此，翻译中的‘对等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决不能用‘一刀切’的观点，来看待‘对等条件’。”（郭建中，2010：36）

除了从理论上介绍并论证了翻译对等概念外，郭先生还从理论层面上探至实践层面。发表在1978年《外语》第五期的论文《英语定语从句的翻译》以实例探究了翻译的标准问题。针对当时翻译首重形式对等或意义对等之惑，该文对定语从句传统语法的概念和论述作了修正与补充，提出了限制性与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划分，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不是绝对的。定语从句在句子中所表达的意义除了定语的内容之外，还能表达并列复合句及各种状语从句的内容。鉴于意义在语境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得出了翻译首先要重视意义对等的结论。因此，郭先生提出，正确理解定语从句的关键是：摆脱传统语法关于定语从句概念的束缚，从定语从句与主句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时间顺序等方面，重新认识定语从句的语法功能，确定其在具体的句子中所表达的内容，然后在翻译时作相应的处理。（郭建中，2010：14）

例1：There I was with a few of the people that are the future, the New China.

原译：我结交了几个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的人。

郭译：我结交了几位朋友，他们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

（1977年10月《参考消息》）

译文分析：根据传统语法的概念，这个定语从句从形式上来看是限制性定语从句，因而译者在翻译时处理为限制性的定语结构。如果不看原文，译文给人的感觉至少是有点生硬，不太符合中文的习惯。但如果摆脱传统语法概念的框框，仔细考察一下原文所代表的内容，我们就会发现，作者与之交为朋友，并非一开始就因为认为他们是“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这只是作者与之深交之后所得出的印象。因此，这一定语从句只是对先行词“afewofthepeople”作解释性的补充说明，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其句法功能相当于并列复合句中的解释性从句。

例2：And here I was, thrust directly into a country, Nationalist China, which was a completely repressive society and which fitted all the criteria of the fascist state we were supposed to be fighting. —Ibid

原译：这时我却直接置身于一个完全采取高压手段的社会，一个同据说我们正在与之作战的法西斯国家的一切标准完全符合的国家，即国民党中国。——同上

郭译：尽管据说，我们正在与法西斯国家作战，而我这时却直接置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国家，一个完全采取高压手段的社会——国民党中国。

（郭建中，1978，《外语》）

译文分析：且不说原译译文生硬晦涩，诘屈聱牙，而且，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美国正在与国民党法西斯中国作战。这就完全曲解了原意。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当时，正是重庆谈判之时，美国正在大力援助国民党法西斯中国。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译文，也完全是由于受了关于定语从句的传统语法概念的束缚，曲解了原文中的三句定语从句。先生分析道，原文中有两句which-clause，这两句which-clause是并列的。译者在翻译时作为定语结构来处理，本来也何尝不可。但这样的处理，就使中文中的“……的”结构很长，不符合中文的习惯。而如果仔细考察这两句which-clause，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完全是对先行词Nationalist China作补充性的解释，起着并列复合句的作用。原文中还有一句省略关系代词的定语从句“we were supposed to be fighting”，从形式来看，这似乎应是限制性定语从句无疑了。其实，作者的意思是：美国当局告诉他们的士兵们，他们是在与法西斯国家作战，而作者却发现，他们所援助的国家——国民党中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国家。而译者则把这句仍处理为定语结构，没有表达出作者这层转折的意思，结果不仅是译文的定语叠床架屋，而且行文意思含糊，易使读者误解。

论文《译文如何重现原著风格》是先生早期的一篇翻译评论文章，1983年发表在《翻译通讯》第11期上。先生比较早应用奈达“自然对等”的理论，对辛格短篇小说名著《傻瓜吉姆佩尔》的三种译文，从重现原文风格的角度，进行了评述。先生将“对等”话题从句子层面提升至语篇层面。针对翻译应重现原文的形式还是原文的精神之争，郭先生通过对《傻瓜吉姆佩尔》三种译本的比较分析并认为，由于英汉两种种语言属于不同语系，完全按照西方的翻译理论重视形式对应而达到风格对等的原则，对于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移植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强调形式对应的理论不完全适合英汉英汉翻译实践，并且还论述说：“译文仅仅达到形式对等或意义对等是不够的，最高的要求是风格的对等。译文只有达到神似，译文读者的反应才能与原文读者的反应趋于一致”。（郭建中，2010：12）同时，他用实例探讨了风格再现的途径。

例3：I slapped someone he’d see all the way to Cracow.

万紫译：要是我打人一拳，就会把他打到克拉科夫去。

刘兴安译：我扇谁一巴掌，准会把他扇到克拉科夫去。

刘绍铭译：我掴任何人一记耳光，他就会给我打到西天去。

（郭建中，1983，《翻译通讯》）

译文分析：郭先生认为，短语see all the way to Cracow万译和安译是直译，能保留原文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征。但是，“打到（或扇到）克拉科夫去”，在汉语中没有什么引申的含义，在英语中see all the way to Cracow亦非固定词组或成语。这儿的Cracow是波兰南方的一座城市，位于维斯杜拉河畔，远离吉姆佩尔所居住的小镇Frampol。因此，这一短语离开小说的独特环境就失去了意义。刘译改成“西天”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对中国读者来说，译文显得通俗易懂而又合乎习惯。当然，两种译法，各有得失，但在文本中，刘译似乎更符合吉姆佩尔的口气。如果说第一、二种译文达到了形式的对等，那么，第三种译文就达到了自然的对等。奈达认为，要重现原著的风格，译文就必须达到“自然的对等”。

因此，郭先生认为，译文重现原文的风格是可能的。纵然不能“完全一致”，至少应能“基本一致”。而且，译文如何重现原文的风格，也是有标准可循的。我们赞成安诺德和奈达的观点，即译文与原文只有达到“自然的对等”，才能重现原文的风格。（郭建中，2010：22）

安东尼·皮姆认为：“所有翻译理论都是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翻译是否可以用对等来定义。”（Pym，2010：Preface）芒迪表示：“等值对翻译实践来说将永远是一个核心问题，尽管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至少在现在看来，已经将它丢在一边。”（Munday，2001：50）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在国内翻译界认为奈达的“功能对等”已经过时，“等值”理论被打入冷宫形势下，郭先生一直坚持：“西方的‘对等’概念，犹如我国的‘信、达、雅’概念，不仅在翻译理论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翻译实践至今还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郭建中，2010：37）郭先生这个观点和以上译学名家不谋而合。郭先生还在专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奈达翻译理论”一章中，专辟一节，论述“功能对等”对翻译实践，尤其是对英汉、汉英翻译实践的重要意义。

3.2.2　翻译单位划分

对等概念涉及在哪个层面和原文对等的问题，这就是翻译语言学途径中另一个核心问题：翻译单位。翻译单位的问题，与翻译对等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就翻译过程而言，翻译单位是在什么层次上寻求翻译对等的问题；就翻译作品而言，翻译单位是判断翻译对等的工具。

“翻译单位”问题自1984年从国外引入国内翻译学术论坛以来，一直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国外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理论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话语划分方法作为翻译单位。Vinay和Darbelnet在1958年提出了“思维单位”（unité de pensée）的概念，他们认为，思维单位、词汇单位和翻译单位是一致的；拉多（Rado）在1979年提出了复杂的“逻辑素”（logeme）作为翻译单位；巴尔胡达罗夫把篇章作为翻译单位时，仅限于诗歌翻译；Koller则把篇章翻译单位从诗歌翻译扩大到广告翻译；巴斯内特（Bassnett）在1997年讨论文学翻译时，认为篇章作为翻译单位也适用于散文翻译（并也适用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翻译），因为，她认为，篇章是基本的单位。她和勒菲弗尔（Lefevere）甚至提出了按功能划分翻译单位的观点。（Nord，1997：26）此外，Sorvali在1986年又提出了“信息素”（inforemes）的概念，而Rosa Rabadan在1991年则提出了“翻译素”（transleme）的概念，Bell在1991年认为，能够描述的最大的语言单位是句子。纽马克曾提出，在翻译中“词”是最重要的翻译单位。纽马克把语言单位按级从高到低分为语篇、段落、句子、子句、词组、词、词素。（郭建中，2006：50）

在国内，罗进德早在1984年就写了《翻译单位——现代翻译学的一个研究课题》发表在《翻译通讯》1984年第12期上，他对国外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简要介绍，重点介绍了拉钩提出的逻辑素（logeme）这一新概念；蔡颖等学者在1985年撰写了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其中一章专门介绍巴氏关于翻译单位的观点；吕俊教授在1992年在《论语段作为翻译单位》中提出了以“语段”为翻译的基本单位；罗选民教授在在1992年《论翻译的转换单位》一文中，首先区分了话语层翻译的分析单位和转换单位，并提出了以“小句”作为话语层的基本转换单位。“转换单位”即“操作单位”。

尽管国内外翻译实践家和翻译理论家对翻译单位的划分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大家都同意，即两种语言的亲缘关系越近，翻译单位就可能越小，反之则越大。因此，从不同的一对特定的语言出发的研究者，就可能对翻译单位有不同的划分。例如，一直从事印欧语系语言之间翻译的人，就往往主张以词为翻译单位，Newmark在1981年认为，“理想的翻译单位是词”。但从事英汉/汉英翻译的人都知道，由于两种语言在词汇、句子结构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很难做到以词为翻译单位。比较多的英汉/汉英翻译工作者主张以句子（sentence）为单位。但以句子为翻译单位，不能做到等值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

郭先生在2001年撰写了论文《汉译英翻译单位问题》，发表在《外国语》第8期上，他对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他认为，在特定的一对语言之间，翻译单位的划分，理论上必须要有合理性，实践上要有可操作性。以汉英翻译而言，若以句子为翻译单位，难以观照句与句之间的连接和段与段之间的衔接。若以语篇为单位，则因单位太大而难以操作，尽管，从理论上来说，文本中的每一个词、短语和句子的意义，都需要在整个语篇的观照下确定。若以语段为单位，即使在语言学家中，对话语的划分也还存在着很多分歧，因而对一般译者来说，要是不具备语篇分析的基本知识的话，就更难以划分了，因此也就难以操作了，至于从功能来划分翻译单位，就难以有可循的规律，而以文化为翻译单位则实在有点抽象了。（郭建中，2001：51）郭先生在比较了中外理论家对翻译单位的不同划分之后，以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为基础，经过自己的分析研究和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研究翻译单位，不能脱离具体转换的一对语言，他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认为在汉英翻译中，最理想的翻译单位是自然段落（paragraph）。这不仅可以克服以句子为单位的缺陷，而且在实践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理论上也符合篇章结构的规律和逻辑翻译的原理。（郭建中，2001：51）他明确提出，就汉英翻译而论，主张以“自然段落”作为翻译过程中分析和操作的单位，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具备如下五大优越性：①可考虑到句与句之间的连接；②可考虑到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以重组句子，或分译或合译；③可按英语段落结构的特点，对汉语段落进行重组；④可按汉英段落结构的差异，重新分段；⑤可考虑到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和衔接，从而逐步扩大到段群乃至整个篇章。（郭建中，2001：52）

下文以郭译本实例加以阐释以“自然段落”作为翻译单位的五大优越性。

（1）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可考虑到句与句之间的连接。

例4：关于禹的出生有许多神奇的传说。有的说，鲧死了三年，尸体还没有腐烂。有人用刀子把尸体剖开，禹就跳了出来；有的说，禹的母亲吃了一种野果，就生下了禹。大家都说禹是神的儿子，是一个聪明、能干、了不起的英雄。

郭译：There have been many mythical stories about Yu's birth. One is that three years after Gun was killed, his body still showed no sign of putrefaction, and when someone cut it open, out bounded Yu the boy. Another has it that Yu's mother gave birth to him after eating a kind of wild fruit. Anyway, in ancient times, everyone seemed to believe that Yu was the son of a god, an ingenious, capable and peerless hero.

（郭建中，2007，《中国翻译》）

译文分析：段落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连接，不仅仅是连接词的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前后句子用词的相互呼应问题，从而可以解决傅雷所说的译文中“句句断”的弊病。译文中除了将“one...another”译为“有的说……有的说……”之外，还添加了and，anyway连接词和起连接作用的副词。这是因为汉语和英语句子的连接手段不同，英语以形合为特征，汉语则以意合见长。

（2）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可考虑到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以重组句子，或增或删，或分译或合译。

例5：相传四五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发生了一次特大的水灾，洪水冲毁了房屋和村庄，淹没了田地，淹死了许多人。活着的人只好搬到山上去住，或者离开家乡，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郭译：Legend has it that some four or five thousand years ago there once occurred in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a terrible flood which washed away whole villages with their houses and inundated large areas of cropland .Many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flood and those who were fortunate enough to survive were forced to abandon their homes and go and live on hillsides or migrate to places far, far away.

（郭建中，2007，《中国翻译》）

译文分析：众所周知，英语句子结构的逻辑性要比汉语强，本句在分析了整个段落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后，译文没有按原来汉语句子的结构来译，而是按英语句子的逻辑重组句子。译文中，把“洪水冲毁了房屋和村庄，淹没了田地”放在一句中译；“把淹死了许多人。活着的人……”放在一个句子中。如果仅仅以句子为翻译单位，就不可能这样做。其次，把“冲毁了房屋和村庄”这一汉语中的并列结构译成主从结构“...which washed away whole villages with their houses”。因为，从英语句子的逻辑关系来看，“房屋”是在“村庄”里，因此，“村庄”和“房屋”是不能并列的。句子经过这样的重组之后，符合英语句子行文的习惯。

（3）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可按英语段落结构的特点，对整个汉语段落结构进行重组。

例6：杭州市属7个县境内，北有超山，西有天目山，溯钱塘江而有富阳鹳山，桐庐瑶琳仙境、桐君山和严子陵钓台，建德灵栖三洞，新安江“千岛湖”等名胜，形成一个以西湖为中心的广阔旅游区。

郭译：The beauty sports in the seven nearby counties form a vast for tourists with West Lake at its center. To the north of Hangzhou stands the Chao Hill, and to the west Mt. Tianmu . Going up to the Qiantang River one finds oneself at Stork Hill in Fuyang County. Nearby in Tonglu County are the Yaolin Wonderland, the Tongjun Hill and the Terrace where Yan Ziling, a hermit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25-220）, loved to go angling by the Fuchun River. Jiande County boasts of the three Linqi Caves and the Thousand-Islet Lake at the source of the Xin'anjiang River.

（郭建中，2000，《西湖风光》）

译文分析：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句法结构的差异，信息在段落中的分布有不同的次序，翻译过程中，需要按照汉英两种语言信息分布的特点，对段落加以重组。译文中把原文中的最后一句“形成了一个以西湖为中心的广阔的旅游区”置于第一句中。因为，汉语段落结构的特点，与句子结构的特点一样，一般是先分提，后总提，而英语段落结构和句子行文的习惯恰恰相反，一般是先总提，后分提。所以，在翻译中，我们把“……有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译成了“...three cities including Shanghai, Nanjin and Hangzhou.”符合汉语习惯。

（4）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可按汉英段落结构的差异，重新分段。

例7：历史证明，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一些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杰出的科学家，既为人类物质文明作出贡献，也以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类的精神文明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爱因斯坦在评介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尤其是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老一辈院士大多是我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和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研究成果，而且通过其在科学界的活动而影响他人，甚至一个学科领域。院士们的品德、学风和献身精神在科学界堪称楷模，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青年摄影家侯艺兵，历经3年寻踪采访了1980年以前当选的291位院士，为他们留影写真；同时征集院士亲笔题写的他们所喜欢的一句或一段人生格言，汇编成这本大型肖像、手迹画册献给读者，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郭译：History bears proof that the prominent role the outstanding figures play in the advance of science should not be ignored.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not only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accumulation of material wealth with their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but aiso leave behind them rich cultural heritages with their exemplary integrity. In his appreciation of Madam Marie Curie, Albert Einstein once remarked:

“It is the moral qualities of its leading personalities that are perbaps of even greater significance for a generation and for the coures of history than purely intellectual accomplisbments.”

The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Academia Sinica）is the nation’s highest academic title gran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title of great honor and academic authority.Most of Academicians of the elder generation are pioneer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ology in China and founder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use of New China. They have exerted great infuluence upon people as well as upon their fields of study only through their accomplishmen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through their activities in academia as well. They are regarded as models for scientists and held in great esteem b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for their moral qualities, consistent attitude towards research and altruistic to the cause of science.

Now Mr. Hou YiBing has done something really significant. As a young hotographer, he worked on his large album for three years, during which he interviewed 291 Academicians elected before 1980, taking their photographs and collecting their autographs—a sentence or a paragraph they regard as their mottoes.

（郭建中，2001，《上海科技翻译》）

译文分析：这一段落中包含了三个层次或三个主题。因此，英语分成三个段落来译。其中，爱因斯坦的引文，按英语中行文习惯，也独立成一段。这样，原来汉语的一个段落，在英语中译成了四个段落。这在汉译英中是常见的现象。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原文中的最后一句“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翻译时放到了这一段的第一句。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上面第三点讲到重组段落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我们下面要讲的，考虑到段与段衔接的需要。段落开头加了一个“Now”来衔接上下两段。

（5）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可考虑到段与段之间的衔接，从而逐步扩大到段群乃至整个篇章。

例8：下面的例子包括两个大段，每一大段有一个小标题：

自然条件和经济特色

浙江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开发较早，发展潜力很大。一是港口条件优越。……二是旅游资源丰富。……三是物产丰富。……四是工业基础良好。……

投资环境

——邮政电讯全国领先。……

——航空网线继续拓展。……

——港口运力不断提高。……

——供电能力持续增高。……

——浙江省已有37个市县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放城市。……

郭译：Natural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Features

With favourable natural conditions, Zhejiang is one of the most economically developed provinces with great potentials for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rovince boasts of its five advantages in the economic expansion.

Firstly, Zhejiang is endowed with good harbours...

...

Secondly, Zhejiang has abundant resources for tourism.

...

Thirdly, Zhejiang has rich natural resources.

...

Fourthly, Zhejiang has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Zhejiang has greatly improved its environment for investment in the last few years, creating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s, transportation, power supplies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re open 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Firstly, Zhejiang leads the country in postal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Secondly, ...

（郭建中，1985，《浙江对外开放专辑》）

译文分析：以自然段落为翻译单位，可考虑到段与段之间的衔接，从而可以解决傅雷所说的译文中“节节断”的问题；从段落衔接逐步扩大到段落群，直至整个篇章。因此，段落衔接好了，整个篇章就成了一个衔接紧密的有机的整体（textual organicity）。

上文显然是一篇对外宣传的介绍性文章，分别由不同的人起草。第一部分的体例与第二部分的体例很不相同。第一部分开头有一句主题句，而第二部分就没有。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到全文体例上的一致，因此，第二部分开头时，译者加了一句主题句。这句主题句的内容包含了这一大段中所讲的要点：通讯、交通、电力供应和经济开放区和开放城市等。译者只有考虑到段与段、段群与段群之间的衔接，才可能做到整个篇章的统一。

郭先生指出，翻译单位在实践中是动态的，自然段落为单位只是一种切入方法。在翻译过程中，词、短语、子句和句子之间一直处于相互的动态的变换之中。

2001年先生发表的《汉译英的翻译单位问题》，后被收录在王菊泉、郑立信编的《英汉语言文化研究（1995-2003）》中，2004年10月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对郭先生的汉译英的翻译单位以自然段为单位，王菊泉、郑立信评价说：“文章观点明确，论述紧紧围绕上述优越性展开，所举实例紧扣汉英语言在不同层面上的种种差异，分析点评到位，很有说服力。英汉互译和英汉对比关系密不可分，再好的英汉互译理论也离不开具体转换的两种语言，也不能不以英汉对比研究的成果做基础。郭建中先生的这篇文章雄辩地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王菊泉、郑立信，2004：29）

3.2.3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与翻译对等概念，是翻译理论中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是翻译理论中的两大中心问题。1987年，郭先生被邀参加1987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当代翻译理论研讨会”，撰写的论文《对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的探索》是体现郭先生翻译理论研究主要观点的又一力作，此文在大会做主旨发言后反应热烈，现已编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陈善伟先生和David E. Pollard主编的《翻译百科全书汉英/英汉翻译》（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Chinese-English English-Chinese）一书中，199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应杨自检先生编辑大型论文集的要求，在把原论文译成中文的同时，郭先生并从哲学、认知语言学、文体风格学和语用学等方面进行了改写和扩充，融入了到当时为止的新的研究成果，该文更系统梳理了翻译史上哲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学家对可译性问题的不同观点。这是国内比较全面系统讨论可译性问题的经典之作。

语言相对论者认为，一切人类的语言，都是由任意选择而又严格约定俗成的符号组成的，意义和表达形式完全不能分割的；因此，语言的风格、和谐与力度都是无法移译的。洪堡在1796年7月23日给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信中的话是不可译论的典型观点：“在我看来，所有的翻译都只不过是试图完成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任何译者都注定会被两种绊脚石中的任何一块所绊倒：他不是贴近原作太紧而牺牲译者本民族的风格和语言，就是贴近译者本民族（语言）的特点而牺牲原作。介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不仅难于找到，而且根本不可能找到。”（Wilss，1982：35）语言共性论者则认为，人类的思想具有同一性，认识和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因而思维的规律是全人类性的，各民族的思想感情也都具有相似之处。尽管语言具有各异的民族特点，但由于基本相同的思维规律和生活经验，语言中的共性往往多于差异。“通常在两种语言的对译中，人们不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替代另一种语言中单个的符号，而是用信息替代信息。”（Jakobson，1959：32）郭先生在阐述了语言共性论者语言可译的观点和语言相对论者的语言不可译的观点之后，先生认为：“理论上的可译性与翻译实践是有区别的：并不因为翻译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而证明可译性是绝对的；也并不因为不可能有绝对完全的翻译而确认普遍的不可译性。”（郭建中，2010：59）并根据英汉翻译的实际，详细探讨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以及不可译的补偿方法问题。他认为，在语言方面，可译限度可以出现在各个层次：词性、语音、词汇、语法、文体风格等方面：每种语言都各有特点：每个时代、每个地区、每个人使用语言也各有特点。这些语言特点，原著利用得越多，语言上可译性的限度就越大。在文化方面，可译性限度主要出现在文化差异和文化空白两个方面。这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风俗以及时代背景等非语言的因素而引起的。针对可译性的限度问题，郭先生还深入探讨了不可译性的补偿手段，赞同巴尔胡达罗夫的观点。“补偿法是可以达到等值翻译的一种特殊替换手法。当译语中因某种原因没有源语中某些成分的等值成分，也无适当的表达手段时，常用这种方法，赞同译者可利用“替代法”和改变位置的“整体补偿法”，认为补偿法是可以达到等值翻译的一种特殊替换手法。（巴尔胡达罗夫，1985：191）例如，语言中若出现词汇缺，我们可以通过借词（loan-words），或借译（loan-translations），或新造词语，或语义转换，来对语言进行修饰加工，如麦克风（microphone）和kungfu（功夫），航天飞机（space shuttle）和papertiger（纸老虎）。而且郭先生还用实例演绎了目前这些可译性的限度所在及补偿手段后，指出这个“可译性限度”会随着翻译观念、衡量人们观念的开明度，语际间的交际度和融合度的变化而变化。（郭建中，1997：73）郭先生还提出，可译性的限度是相对的。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这种限度似乎不断在缩小。这似乎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翻译史和翻译实践也告诉我们，随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接触的增加，原来“不可译”的东西，现在变得“可译”了；同样，现在“不可译”的东西，由于语言的变化，也由于解释手段的改进，以及接受能力变得更为敏感，在将来就会变成“可译”的了。（Steiner，2001：262）从而得出了可译性问题上“相对的、能动的、历史的”辩证唯物观的结论。（郭建中，2010：74）

郭先生还论述了作家个人的风格，他认为，其可译性也是具有一定的限度的。作家的语言层和句法结构的特征，都体现了“文如其人”的个人风格。其间的差别和特征在原作中也许清晰可辨，在译作中若能做到“依稀可辨”，就很不错了。例如，美国当代犹太作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巴·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是一位公认的独具一格的文体家，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民族风格。要重现辛格的风格，除了小说的主题、题材、文化和历史背景外，必须抓住形成辛格风格的主要因素，即语言通俗生动，自然流畅，句子简短突兀、简洁朴素，行文节奏迅捷。先生发表在《中国翻译》1996年第二期上的文章《汉语歇后语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和《让译诗展翅飞翔》就是典型的具有“可译性限度”的实例演绎。郭先生根据汉英、英汉翻译的实际，详细探讨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和文化的可译性限度以及不可译的补偿方法问题，这是国内比较全面系统讨论可译性问题的经典之作。

不可译性来源于“词”作为不可重复的“神的启示”之宗教迷信，语言哲学家中的相对论者也认为，不同的语言集团，看待现实世界的方法不同，因而翻译是不可能的；奎因（Willard Guine, Van Orman）提出了“翻译不确定性”命题。先生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意义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是解构主义的一块重要基石。因为意义不确定，所以翻译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意义的不确定性这一哲学命题对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皮姆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式。先生在《论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的文章中认为：“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原理中最重要的观点是：人们不可能在绝对的意义上确定任何一个可接受的规范是否正确。这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成功地寻找到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证据：在许多可接受的与言语倾向整体一致的翻译规范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郭建中，2010：145）并且颇具洞见地指出语言哲学中探讨翻译不确定性的实质。“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不只是一个关于语言翻译的命题，而首先是一个认识论命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郭建中，2010：146）不可译论发展至极致，就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这种学说认为，语言的结构决定了操该语言民族的思维方法。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可译论或“过分强调了各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或出于形而上学的桎梏。（郭建中，1999：54）郭先生还从解构主义中得到启示，认为应该用“更现实、更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即“既否定了不可译论，又指出了可译性的限度”。（郭建中，1999：59）

在文化学派和功能学派的翻译理论兴起之前，可译性问题是传统翻译理论、语言学翻译理论和哲学家们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即使在今天，对这一问题重新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还是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3.2.4　直译与意译

在西方，直译、意译之争也是由来已久。在古罗马时期，Cicero，Horace和St Jerome等人所论及的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译，即直译的雏形）和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意译）。17世纪的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提出了翻译的三分法，即逐字译、意译和拟译，这是对西方传统上直译、意译两分法的突破。

在我国，直译、意译之争，可谓古已有之。郭延礼先生认为，“直译和意译之争，起于道安。”（郭延礼，1998：71）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严复的“信达雅”、现代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直至现今，这股争论伴随着异化和归化而越发未有穷期。在中国译学论者看来，直译与意译也包括了源语文化表达语的移植和改换。林煌天（1997）编著的《中国翻译辞典》认为，凡是能够保存原文意义、形象和语法结构而译文又明白通顺的，才称得上正当的直译，例如，把“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译为“趁热打铁”；凡是脱离原文形象或语法结构但对原文意义无所损益的，才称得上正当的意译，例如把“Every dog has his day”译为“人人都有得意的时候。”孙迎春（1999）编著的《译学大辞典》认为，所谓直译，就是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指保持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每一个民族语言都有它自己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当原文的思想与译文的表达方式有矛盾不宜采用直译法处理时，就应采用意译法。

在以上的这几个定义中，学者们都谈及了形式与内容。

那么，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直译与意译的词典定义：

A literal translation can be defined in linguistic terms as a translation “made on a level lower than is sufficient to convey the content unchanged while observing TL norms.” Nabokov describes it as “rendering, as closely as the associative and syntactical capacities of another language allow, the exact contextual meaning of the original”.（Shuttleworth，2004：96）

A free translation can be defined in linguistic terms as a translation“made on a level higher than is necessary to convey the content unchanged while observing TL norms.” Free translations are thus generally more “TLoriented”than literal translations.

（Shuttleworth，2004：63）

在上述定义中，直译与意译只是就语言表达而言。用奈达的话来说，直译相当于“形式对应”，意译相当于“功能对等”。（郭建中，2010：208）

在关于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上，先生认为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实质，是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源语的表达形式问题。（郭建中，2010：38）郭先生从语言体系和文化背景两个方面考察直译与意译，他认为只有在两者有相同之处时，才采用直译，如果保留源语表达形式违反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就采用意译的方法。（郭建中，2010：213）因为两种语言体系之间是不能互相转换的，加之文化背景的差异，译文必须作适当的调整。

早在1983年，先生就在《翻译通讯》第11期上发表了论文《译文如何重现原著风格》，该文谈及了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他认为“两种译法（直译与改换说法，即意译），各有得失”，他在评论《译文如何重现原著风格——从〈傻瓜吉姆佩尔〉的三种译本谈起》时，认为根据原著的语境“改换说法更传神”。（郭建中，2010：19）在《翻译通讯》1985年第12期的文章《辛格谈翻译》中，他再次提到可以用“改换比喻的方法来克服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障碍”。（郭建中，2010：24）在《外语研究》1989年第1期的文章《关于直译与意译的新观念》中，郭先生对直译与意译做了更加系统论述。他指出，直译与意译的实质是在信息不变的前提下，“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源语的表达形式问题”，并认为直译与意译之分因“界限模糊，阐释笼统”而不够科学。他引进比克曼和卡洛“适当的直译”与“符合习惯的翻译”的术语。前者指译文在容易引起误解或曲解处做适当调整，尽可能地保留源语的表达形式，译文总体上“不通顺，不自然”；后者是“理想的翻译”，“译文在遣词造句这两方面均用目的语自然的表达形式”，其中包括双语的词汇结构和语法结构相同或相近时所采用的移植。（郭建中，2010：40）随着“异化/归化”概念的引入，郭先生认为翻译策略应综合平衡作者意图、翻译目的、读者对象和文本类型等诸多因素而加以灵活运用。（郭建中，2010：267）

3.2.5　归化与异化

最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中出现了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翻译理论深深地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二是从重视语言的转化转向重视文化的转换。这两种倾向的结合，人们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Christiane Nord（1991）干脆用“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来替代“翻译”这一术语；Holz-Manttari（1984：17）甚至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Lefevere（1992）则把翻译看作“文化交融”（acculturation），而R. Daniel Shaw（1988）创造了“t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共识。

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因此，怎么处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任何一个译者都知道，信息发送者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与信息接受者是不同的，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对应关系。（Reeves，1994：36）正是在对待翻译中怎样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上，翻译界内部产生了分歧。一般来说，可分成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的“异化”与“归化”。前者主张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后者则认为译文应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这两种原则与方法。（郭建中，1998：13）

在我国古代，归化异化之争的雏形是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梁启超指出，“……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陈福康，2000：8）他所说的“直译”和“意译”就是佛经翻译中所谓的“质”译与“文”译。到了近现代，“质”译和“文”译为“直译”和“意译”所取代，其第二次交锋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以鲁迅为首的一批左翼学者主张直译，而以梁实秋为首的一批右翼学者则主张意译。当代中国译坛归化异化之争可视为20—30年代那场直译意译之争的延伸。率先对在当代中国译坛归化翻译主流提出挑战的当数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1987）一文。10年之后，由许钧在《文汇读书报》上发起的对《红与黑》译本的读者调查和讨论直接引发了归化派和异化派的交锋，当代中国译坛归化与异化的对话从此进入高潮阶段。

在西方，归化翻译的肇端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英国，在英国翻译史上，从德南姆、德莱顿到泰特勒，都主张通顺翻译，其理论与实践贯穿于诗歌和散文翻译中，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通顺翻译就成了英语翻译的规范。19世纪初，异化翻译在德国兴起，德国著名翻译家施莱尔马赫（Schieiermacher）在1813年的演讲提出了“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作者而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翻译观点。（Schleiermaeher，1992：42）前一种韦努蒂所说的异化，而后一种是我们常说的归化。现代译学意义上的归化与异化在此已显雏形。

在当代国际翻译论坛，引起归化和异化之争的人应该是Nida，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描述这对翻译策略的是以色列学者Even-Zohar，而将这一对概念引人你死我活的角斗场的则是美籍意大利裔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概念是韦努蒂于1995年在其名著《译者的隐形——翻译史论》中提出来的。

学者蒋骁华和张景华在其和合作的文章中指出，学界公认郭建中教授是最早译介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先生不仅是国内对于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最早的译介者，也是对韦努蒂最执着的访谈者、对话者，对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补充，使之更加适合中国现实的文化语境。他持之以恒达20余年之久。作为一名资深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工作者，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如此执着，国内亦不多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郭建中始终如一的关注与解读，国内对于韦努蒂异化翻译的探讨绝对不会如此深入与持久，也就不会有对于中国翻译研究如此长期的影响。这点完全可以从国内后学者的众多论文及硕士博士论文和相关论著对郭文的频繁引用可以看出。郭先生的理论引介工作既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又细处着眼微观剖析，既能够入乎其中，又能够出乎其外。简言之，其引介外来理论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必须不唯外也不唯中，而是要交融而出心知，推陈而出新，要推介与反思共在，继承与扬弃并举。故而，其理论阐释总是持论公允，不走极端，我们可从他的系列文章中体会到。

论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是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到文化转向的产物，郭先生此文并非专门介绍韦努蒂的翻译理论，而是着眼于探讨“翻译与文化”的大问题。他先是指出当代翻译研究两大明显趋向，即翻译理论深受交际理论与重视文化转换的影响，因而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由此自然提出怎么处理翻译文本中的文化因素问题，而解决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则使得翻译界出现了分歧，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这就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转换时译界的两种翻译原则与方法的分歧。论文《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1998年发表后，2001年先生在《中国翻译》第1期上又发表了《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较系统地阐发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同年稍晚，他在其专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中专辟一节（第八章第二节），更系统地阐述了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来源、内容及其影响。接着，先生分别发表了《韦努蒂访谈录》（2008）、《归化与异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2009）等一系列的文章。同时，先生还发表了《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1999）、《简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2000）、《译学研究的第三次转向》（2004）、《译学文化转向的意义和向语言学回归的必然》（2006）等系列文章，对意译、直译、异化和归化进行了认真探索。至此，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被先生基本完整地引进国内。

按照韦努蒂的说法，所谓“异化”，就是：“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反对一种以目的语的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郭建中，2004：210）他还指出，归化和异化是道德态度问题，而不是词语选择和话语策略的问题。多年来，韦努蒂一直极力主张异化翻译，反对归化翻译，在其《反思翻译》（Rethinking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抵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即后来的异化翻译）可以有助于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生成陌生化的译本，从而标示出目标语文化主流价值观的边界，并阻止这些价值观对文化他者进行帝国主义的归化。”他说，这种翻译不仅避免译文通顺，而且对目的语的文化提出挑战。因为通顺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主义对外国文本进行篡改。“阻抗”，即抵制目的语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郭建中，2004：210）这里，韦努蒂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十分强烈。而要表现外国的文化，实现其“阻抗式翻译”的策略是要“保持语言的异质性”，并取得一种新的“可读性”。先生认为，“作为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一种道德态度是需要结合政治、历史和文化对外语文本进行考察的，其反抗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实际上起了质疑、改造，甚至颠覆以英美的民族主义思想（文化霸权主义）为倾向的目的语文化规范的作用，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郭建中，2012：165）针对国内对异化翻译概念的争论，先生发表了《韦努蒂访谈录》和《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再次澄清“异化”的概念：“异化实质上是一种翻译实验”（郭建中，2010：290）；归化与异化是指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指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产生的道德影响。（郭建中，2010：347）但是，作为一个实践家，先生偏向于从翻译策略的视角而非道德态度的视角去关注归化与异化问题。

通过先生对韦努蒂的采访，我们了解到不但直译可以取得异化效果，意译同样可以取得异化效果。“‘异化’翻译策略的实验，涉及话语策略的选择和外语文本的选择。”（郭建中，2010：291）“异化的效果，可以通过多种方法获得。首先是文本的选择。译者可以选择不同于译入语文学规范的外语文本，或甚至挑战译入语文学规范的外语文本来翻译，以取得异化的效果。韦努蒂认为，即使你使用通顺的翻译策略来翻译，这种选择偏离译入语文学规范文本的倾向本身，就是使规范陌生化，从而取得异化的效果。”（郭建中，2010：348）“其次是多种话语策略（词语的选择）可获得异化的效果。可以运用多种语言形式进行实验，可以紧贴外语文本来翻译，也可以选择能为读者理解但并不广泛使用的词汇和句型。一个持异化主张的翻译家也可选择符合译入语文化规范的外语文本来翻译，但使用一种译入语中边缘的话语策略，对外语文本作出完全不同的诠释，从而改造当今流行的翻译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规范。”（郭建中，2010：348）先生在定义了“异化”与“归化”的术语、追溯各自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罗列两种对立原则或方法的理由后，指出：“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我们认为，‘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郭建中，1998：14）

Pete Newmark一直是郭先生崇拜的翻译实践家，先生的翻译观中也映照着他的一些观点。他推介目的论，他认为：“应用翻译的目的论理论（skopos theory），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作综合的分析，译者既可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哪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作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郭建中，2010：112）先生从翻译研究应以实践为基础的观点出发，根据目的论，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范例，探讨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归化”和“异化”问题，用实例演示两种方法“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文化移植需要多种方法和模式融合”……并认为两种方法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将永远同时并存”，并且会随着语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当代或在历史上占上风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逐渐朝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发展。（郭建中，1998：17）

《译者的隐身》第二版出版后，韦努蒂在与郭建中先生的访谈中，提出了一些新的主张。他认为，“归化”和“异化”不是一对全然不同的两个二元对立的术语，不是简单地等同于“通顺”和“阻抗”这对话语策略的术语。……（Venuti，2008：19）他说：“语际翻译是文化间的调和，语言是文化的实践。”他还说，“……另一个误解是，把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看成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但情况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异化翻译也要落实到接受语文化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归化的翻译不是异化，但异化的翻译只能用归化的语言，这样说是正确的。”（郭建中，2008：44）韦努蒂在先前的访谈中还强调指出：“任何翻译的概念必须本地化，这一点十分重要。”（郭建中，2008：43）

西方译界的翻译理论我们应去借鉴，而不应盲目推崇。任何理论都有本地化的问题，翻译理论也应如此。所谓本地化，就是在学习和借鉴外国理论时，要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考虑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先生认为：“在讨论中，许多译学论著，实际上是把两种概念混淆了起来。在讨论直译、意译的时候，谈语言形式问题，也谈文化移植和转换的问题；在讨论归化、异化的时候，谈文化移植和转换的问题，也谈语言形式问题。结果是：异化和归化问题的争论，基本上还是延续两千年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应该在翻译中把语言和文化因素分别处理，把直译和意译的定义限定在语言形式的处理范围，把异化和归化的定义限定在文化内容的处理范围，同时撇开意识形态问题，只就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对上述四个概念重新定义如下（郭建中，2004：211）：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译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在目的语规范容许的范围内，基本上遵循源语表达的形式而又忠实于原文的意思。

意译（free translation）：译文的语言表达形式，完全遵循目的语的规范而不考虑源语的表达形式，但又忠于原文的意思。

异化（alienation）：在译文中保留源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特别是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

归化（domestication）：在译文中把源语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用目的语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来替代，特别是把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用相应的目的语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来替代。

郭先生通过重新定义“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的术语，将直译和意译限定为“语言形式的转化”，将异化与归化限定为“文化因素的移植”，发展出语言操作的四个方法：直译+异化、直译+归化、意译+异化、意译+归化，并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翻译的实例做了分析验证。

直译+异化的译文：译文保留源语的表达形式，也保留源语的文化内容。

Is cloning technology becoming the sword of Damocles to human beings？

克隆技术是否正日益成为人类头上的柄达摩克利斯剑，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我们的安全呢？

直译+归化的译文：即译文保留源语的表达形式，但用目的语中的比喻和形象替代原文中的比喻和形象。

Forever hidden by a thick veil of dust and gas, the center of our Milky Way Galaxy cannot be seen in visible light, the kind of light that our eyes see.

我们所说的银河系的中心，永远被厚厚的云尘笼罩着，看起来没有任何光，因为发出的光线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意译+异化的译文：即不考虑源语的表达形式，用遵循目的语规范的表达形式，保留源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特别是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

Computer technology may make the car, as we know it, a Smithsonian antique.

计算机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使我们今天熟悉的汽车成为史密森博物馆里的一件古董。

The solar system will then have “gone to seed” as an indefinite number of world-ships drift outward in every direction, ...

到那时，太阳系空间的四面八方，都漂浮着无数的居住了太空公民的飞船，就像花谢了后结出的种籽一样。

意译+归化的译文：即不考虑源源语的表达形式，用遵循目的语规范的表达形式，并用目的语中的比喻和形象替代原文中的比喻和形象。

Where love’s the case, the Doctor is an ass.

心病尚需心药医，名医难治相思病。

意译和直译+异化：

There is the manifest destiny of humanity .We have been in the womb of Earth for millions of years and lived out the childhood of our species. It is time we moved out into near space and entered the adolescence of our development, so that someday we might move into far space and attain full adulthood.

上帝赋予了人类使命。我们在地球的胚胎中已经待了上百万年，度过了我们这个物种的童年。现在，正是我们应该飞向近太空，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了。这样，有一天，我们将会向外太空发展，进入成熟的成年期。

在实际的翻译中，上述四种方法都得用上。需要强调的是通顺易懂的译文，照样能保留源语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观，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先生发表在《中国科技翻译》2007年第5期上的论文《重写：科普文体翻译的一个实验》和Pragmatic Translation in the Chinese Context再次验证这些转换规律。郭先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用通顺易懂的译文，来表现异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以及源语中的比喻和形象。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只要可能，就直译；如果保留源语表达形式违反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就采用译意的方法。但不论用直译或意译的方法，都可以保留源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但不论用直译或意译的方法，都可以保留源语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保留原文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等。这种直译或意译+异化的翻译方法，也适用于大部分的文学翻译，其适用于像科幻小说和其他文体的翻译。（郭建中，2004：213）我们不必因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而一定要使译文不通顺。这样可以解决译文的通顺易懂与表现异国情调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异国情调不一定要用不通顺的译文来表现。形式和内容是矛盾的统一。

3.3　郭建中和合翻译行为原则

辞海中论述了“原则”的概念，即：“原则”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准绳。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往往会受到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当原则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并确定能正确反映事物的客观规律时，就上升为“原理”。“原理”在自然科学学科中使用得比较广泛，于翻译学而言，就是指与翻译的本质、原则和方法，相关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观规律。郭先生翻译实践中的和合翻译行为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3.1　和合翻译文化原则

和合文化观提倡使用符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的“适译”的吸收型翻译，要求翻译主体超越自身的眼界，抵制源语文化的压力，通过适量、适宜与适度的翻译实现“物相杂而生生不已”的文化生态景观，反对作为文化侵略与殖民手段的替代式翻译，提倡“适量、适宜、适度”的吸收型翻译。

“适量翻译”，是“适译”在量的方面的要求，就是指翻译要从本土文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与和谐性出发，在通过翻译进行的对外文化活动中做到“适量吸收、以我为主”，捍卫民族文化的主权与完整，保证本土文化的稳定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本土文化的创新，抵制与反对强势文化的侵略与殖民。“适宜翻译”，是“适译”在质的方面的要求，“适宜翻译”就是要求引进目的语文化生态系统能够消化与吸收的内容，而不允许引进的内容直接替代目的语文化生态的文类系统或价值体系，尤其是核心的文类与价值。“适度翻译”不仅指译文语言的文法等形式因素能够被目的语文化所容纳，也指原文的语义、价值观等内容经过翻译的适度“消化”而不至于损害目的语文化的生态体系。（吴志杰，2011：12）和合翻译文化观的目标是使翻译适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抵制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反对强势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侵略与殖民，努力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的和谐、多元与创生。

郭先生和合翻译文化原则之一是：批判地引进西方翻译理论。

在郭先生学术生涯中，他一直致力于引进介绍国外最新的译学研究动态，但他对国外理论从不盲从、从不生搬硬套，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应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的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的著作《论翻译》的导读中，先生在阐述了纽马克的基本翻译思想和对译学的贡献后，指出：“纽马克从印欧语系语言间的翻译实践所进行的思考和总结的有些具体的翻译规律，不一定适用于英汉/汉英（外汉/汉外）的翻译实践。这是我们在学习纽马克翻译理论时需注意的，不宜盲目全盘吸收。”（郭建中，2010：246）借鉴吸收西方的译学思想、译学方法必须结合汉语语言文化的特点，这是先生治学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也贯穿先生的学术生涯。

早在1999年先生以《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为题，介绍了德里达、沃尔特·本雅明、尼兰詹娜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并且阐述了解构主义思想对翻译研究的启发及其局限。先生认为：“解构主义让我们从新的角度来考虑翻译的本质问题，使我们更多地考虑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语言的本质、各具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和意义的问题，以及译文和原文的关系问题。尤其可以使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以更通达的态度来对待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郭建中，2010：139）但是，解构主义彻底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稳定性，使得意义变得不可捉摸，也就否定了翻译的可能性。他指出，“解构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更深刻地理解翻译的作用和地位、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消极影响是意义的不定性、抹杀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区别。解构主义的这一缺陷在其被引进翻译学之初，就被先生洞悉。郭建中早就指出：“解构主义关于意义的不确定性及译文与原文关系无相似性的论点走向了一个极端。”（杨柳，2009：88）因此，先生认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不能说是一种理论，因为解构主义者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描写性或规范性的翻译原则、模式和方法。也没有详细探讨具体的翻译过程。他们只是用翻译这种现象，来阐明他们的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思想。”（郭建中，2010：140）这一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提醒我们当代译学应该避免脱离文本分析、误入虚无缥缈的歧途。

先生还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了奎因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先生认为，奎因翻译的不确定性思想正面作用是开阔了人们关于翻译的思路，让人了解翻译对等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负面影响是意义完全没有客观标准，等于否定用语言交际的可能性（郭建中，2010：146），并且颇具洞见地指出语言哲学中探讨翻译不确定性的实质。他说：“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不只是一个关于语言翻译的命题，而首先是一个认识论命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郭建中，2010：146）

中国当代译学研究在步入解构主义多元范式以后，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大家劳伦斯·韦努蒂追踪式的研究。他在《中国翻译》发表三篇论文讨论这位在国际上引起广泛争议的解构主义大师的翻译思想，并且以坦荡的学术胸怀，澄清以前对韦努蒂翻译思想的误解。第一篇文章《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后来被收到罗选民教授主编的《结构、解构、建构》论文集中，罗选民教授评价道：“韦努蒂的魅力在哪里？他的翻译策略究竟是什么？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可不读郭建中教授的大作《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罗选民，2009：199）当时的中国译学界对韦努蒂翻译思想存在不少误读的现象，有些人把“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等同于传统的“直译”和“意译”，也有人认为只有紧贴原文的“直译”才能取得异化效果。为了彻底弄清韦努蒂翻译思想的理论内涵，先生利用在美国访学的机会，亲自访谈了韦努蒂先生，使得国内对韦努蒂的翻译思想有了更加全面、清晰、深刻的了解。

郭先生和合翻译文化原则之二是：遵循“适量、适宜、适度”的吸收型翻译原则。

《鲁滨逊漂流记》是公认的文学名著，它是一本深受大众欢迎的畅销通俗小说，连粗通文化的厨娘也人手一本。小说从初版至今，已经出了几百版，几乎被翻译成了世界上的各种文字，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不朽的名著。郭先生在《鲁滨逊漂流记》译序中指出：“我们既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两部文学名著，又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一个个冒险的故事，译文也应该流畅为宜。”（郭建中，2008：5）在翻译实践中，郭先生十分重视译文的通顺。他常说，不通顺的译文不可能是忠实的译文，通顺的译文当然也有不忠实的译文，要忠实原文，通顺的译文是必要的条件。他不赞成“美丽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漂亮”这句意大利谚语，即“通顺的译文不忠实，忠实的译文不通顺”这样一种翻译观。他认为，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译文通顺，才是真正忠实的译文。

郭先生认为，《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这两部文学名著是翻译小说，所以，我们翻译时我们也要尽可能地保留异国情调和文化的差异。（郭建中，2008：6）他认为，如果我们把直译和意译的概念仅限语言形式的转换，而把归化和异化的概念仅限于文化的移植，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通顺的语言传达出异国的情调，而不一定要同时“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的差异”（Vennti关于异化的定义）。也就是说，语言的异化与文化的异化，不一定要“捆绑”在一起。（郭建中，2008：5）先生认为，这一原则比较适合翻译如《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文学名著。因为，如郭先生在《译序》中所指出的，在当时它只是一部畅销小说，因此，译文的文字也应该能通俗易懂，所以译文应该保留原文通俗易懂的文风，运用归化的语言；但正因为是翻译小说，所以，要尽可能地保留异国的情调和文化的差异。所以，他在2006年的修订版中，为了体现原文的异国情调，对原作进行了一些修改：一是把文中的英制度量衡全部保留，悉数照译，真实地反映了英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二是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文的比喻，这些成分具有明显的异国情调。例如，当鲁滨逊从海盗那儿逃出来时，他把同行的那个摩尔手人丢到海里，书中是这样描写的：“He rise immediately, for he swam like a cork.”郭原来是这样翻译的：“这个摩尔人是个游泳高手，一下子浮出海面……他在水里像条鱼，游得极快。”修订本中保留原文“like a cork”的比喻，改译成：“这个摩尔人像钓鱼竿上的软木浮子，一下就浮出海面。”先生认为，我们完全可以用通顺易懂的译文，来表现异国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以及源语中的比喻和形象，这样可以解决译文的通顺易懂与表现异国情调之间的矛盾。

翻译作为一种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互动的重要方式，既不能看作一种可任意阐释的、供主观性肆意发挥的个人行为，也不能简单当成一种由语言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码转换行为，更不能看成一种仅仅由意识形态操纵或行为目的左右的工具性活动。翻译既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同时也体现了人文性与伦理性，用以“适译”为核心观念的文化生态思想来认识与指导翻译活动，必将有利于合理而恰当地摆正翻译的位置，使翻译超越译者个体的视域，超越操纵机制赋予翻译的工具性存在，达到和合翻译学所追求的推进和谐、多元与创生的文化生态理想。（吴志杰，2008：136）

3.3.2　和合翻译审美原则

根据和合美学的观点，艺术的意境是“情”与“景”的融突和合（张立文，2006：786），审美活动的本质就是“神与物游”。（同上：802）在翻译活动中，“神”是译者对译作风格的审美把握，体现了明显的和合特征。

“神”作为“音”、“形”、“意”在更高层次上的和合体，是形式与内容的有机和合体，具有整体性。原作的“神”只是潜在的，需要通过读者（/译者）的审美阅读来激活，呈现为一个主观与客观的和合进程，具有过程性。正是从“神”的整体性与过程性出发，和合翻译理论主张在翻译中采用由上至下的工作路径，通过“先神后形”、“以神写形”的再创造行为保证译文的各个部分与层次各得其所，使译者审美阅读中所体悟到的“神”在译文中得到栩栩如生的再现。文学翻译中，译者若想再现“神韵”，必然是重新创造的结果，只有重新创造才能保证各个部分各得其所，才能保证译者审美阅读中所体悟到的“神韵”得到整个的再现。因此，文学翻译中应以由上至下的工作路径为主，其实质便是要求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心里时刻装着“神韵”，“以神制形”、“以神写形”。“先神后形”、“以神写形”的翻译方法强调文学翻译中的再创造行为，而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行为。（吴志杰，2011：11）

实现“忠实”与“通顺”的和合是先生在和合翻译审美原则上的体现。

《摩尔·弗兰德斯》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笛福借用主人公摩尔之口，叙述了他的故事。主人公摩尔，出生于社会底层，长期混在罪犯之中，其叙述的语言当然是口语化的。但摩尔也并非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和教养的人。他幼时寄养在阿妈家，与上舞蹈学校的富家子女一样被培养成“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人”。后来，当女仆时，在主人家与两位小姐在一起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因此，摩尔的语言尽管口语化，但不粗俗，其中还不乏流露出他的文化素养。因此，笛福运用的叙述语言，应该说是一种经过略微加工过的口语，并非完全是“大白话”。郭先生在翻译这部文学名著时，也试图运用一种略经加工的汉语口语体来翻译，译语语言也通顺流畅，译文语言的文法等形式因素能够被目的语文化所容纳。此外，先生在翻译《鲁滨逊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这两部文学名著时，郭译本中常选用短句、成语、单音节词和原词重复等汉语词汇手段，他充分利用汉语流水短句，增强了译文的流畅通顺；同时，他还选用一些汉语口语中较常用的没有很强的文化色彩的四字格成语和惯用语，以适当反映出主人公的文化修养，使语言更具现代感，更通俗易懂。他的译文言简意赅，起到了行文简洁、画龙点睛的效果，拉近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读者读来亲切、地道。

笛福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内心似乎都有一股力量使他们不能安静下来，使他们不满足，不停地行动、追求。（侯维瑞，1999：10）《鲁滨逊漂流记》朴实的文字无不向读者传递着一种奋斗、抗争的精神，小说中的主人公内心的这种不安分为他那段扬名世界的荒岛漂流经历埋下了伏笔。

例9：I was sincerely affected with this discourse, as indeed who could be otherwise? And I resolv'd not to think of going abroad any more, but to settle at home according to my father' desire. But alas! A few days wore it all off；and in short, to prevent any of my father's farther importunities, in a few weeks after, I resovl'd to run quite away from him.

郭译：我为这次谈话深受感动。真的，谁听了这样的话会被无动于衷呢？我决心不再想出洋的事了，而是听从父亲的意愿，安心留在家里。可是，天啊！只过了几天，我就把自己的决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简单地说，为了不让我父亲再纠缠我，在那次谈话后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一直远远躲开他。

（郭建中，2008，《鲁滨逊漂流记》）

译文分析：郭先生的翻译简洁明了又符合汉语读者的习惯。寥寥数语即道出了鲁滨逊心中的矛盾和心理变化过程。先生把“真的”单独分离出来放到句首，既突出了主人公内心前后矛盾的巨大变化又使读者感到似乎正是鲁滨逊本人在面对自己将他的内心纠缠过程娓娓道来。译文中几个叠词，例如“无动于衷”、“九霄云外”及“远远”的使用使译文更加自然而流畅。

例10：It was not till almost a yea after this that I broke loose, tho'in the mean time I continued obstinately deaf to all proposals of setting to business, and frequently expostulating with my father and mother, about their being so positively determind against what they knew my Inclinations prompted me to.

郭译：只过了一年光景，我终于离家出走了。而在这一年里，尽管家里多次建议我去干点正事，但我就是冥顽不化，一概不听，反而老是与父母纠缠，要他们不要那样反对自己孩子的心愿。

（郭建中，2008，《鲁滨逊漂流记》）

译文分析：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鲁滨逊内心的不安定因素愈加明显。“break loose”原指“挣脱”，但文中译者用了“离家出走”，之前还加上“终于”以修饰，这更能体现鲁滨逊心中的那种不安的欲望。“离家出走”、“冥顽不化”、“一概不听”、“纠缠”等一系列简短的动词清晰勾勒出主人公内心的冲突，凸显出那股使之不断行动、追求的内在力量。所以说，文学翻译中，只有重新创造才能保证各个部分各得其所，才能保证译者审美阅读中所体悟到的“神韵”得到整个的再现。

3.3.3　和合翻译伦理原则

和合学在伦理上推崇“直心”，是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张立文，2006：117）在翻译活动中，这一“直心”就是翻译各方的“诚”。以“诚”为基础的伦理关系不仅体现在翻译活动的起始阶段，它还贯穿了翻译的整个过程。“诚”不仅是一切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伦理前设，也是确保翻译顺利完成的保障。

“诚于译事”是一种做人的态度，而不仅仅是从事某一职业（此处为翻译）所需的谋略。《周易·乾卦》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和合翻译伦理观也认为，译者有必要在翻译中超越语言层面的文字转换活动，把翻译与修德、立业、做人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处理好翻译中的伦理关系，才能解决好翻译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困难。（吴志杰、王育平，2008：140）

在和合翻译伦理观中，“诚”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和合特性，首先，“诚”表现出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和合过程，只有内外兼修才是儒家一贯的传统，才是有机的、整体的、和谐的“诚”，即所谓“合内外之道也”。这反映在翻译研究中就是要求译者要诚于翻译事业，而不是出于利益关系，浮于表面地服从或服务于某人。其次，“诚”表现为认识与伦理的和合过程。“诚”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态度与观念，具有伦理意义。然而，“诚”又是一种开放的、包容的、积极的、审慎的伦理态度与观念，它具有容纳他者的胸襟，因此，伦理意义上的“诚”通常能够促发、激励、保证认识过程的发生，使主体达到对事物及他人的认识。当然，认识也会反过来促进“诚”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诚明相资”的循环过程。这对翻译的启示就是译者的知识水平与道德修养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可偏废。再次，“诚”表现为成人与成物的和合过程。“诚”以伦理意义为出发点，自是一种“成己”的行为，但其由内而外，从而促使认识过程的发生，进而导致诸如生产等进一步的实践活动。一个译者的成长过程也应如此，只有自身道德水准与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才有可能做到诚于翻译事业，真诚对待他人，才有可能最终成为翻译大家。大师级的翻译家绝不仅仅是一个匠人，必定是一个有天赋又勤奋的德艺双馨的译者。（吴志杰，2009：31）

规范自身的翻译实践，真实地表达译者的翻译特点，这是郭先生翻译行为原则在伦理方面的体现。

郭先生一生都忠诚于翻译事业。他至今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职业翻译工作者而不敢称“翻译家”，尽管学界公认他是professional translator。在翻译实践中，他非常严肃对待翻译工作，不管是翻译名著，还是科幻小说，翻译前总要先搜集资料，认真研究原作和作者，包括作品的语言特点和作者的风格，然后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每次译后总要写译序，不但向读者交代有关的作品和作家，还交代所依据的版本及自己翻译此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

郭先生在编著《汉英歇后语词典》及重译和修订《鲁滨逊漂流记》，撰写《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时，在序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原则；在重译《摩尔·弗兰德斯》、编辑《文化与翻译》、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和《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时，他在序（引言、前言）或结束语中对重要概念和事件，甚至困难或不足的处理方法均有明确的相关交代。对文本中个别词语的意义和地名的溯源和对原文故事中的地名、历史事件都作了详细考证，并详加注释，如他在翻译《鲁滨逊漂流记》时，鲁滨逊第一次航海遇难，船只曾停泊在雅茅斯港外的锚地，该港口有一条河流入海湾，原文中只用了“river”一词。郭先生对该河流进行了认真考证，后来证实该河流应是“耶尔河”，而前译本却均称其为“泰晤士河”。先生还在译作的前言中说明原文的写作背景、写作风格以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并且阐述自己翻译这些文学作品的目的及其运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使读者了解译文以现在的形式存在的原因。这种对读者和作者负责的态度正是和合翻译伦理观的映照。

在翻译实践中，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译本的真实含义，郭先生很重视对句子中词语的润色。以“编者序”的翻译为例，序言中指出这是一个private man的历险记，private man到底怎样翻译为好呢？private本意是“个人的”、“保密的”。郭先生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private man应该翻译成“普通的”，即是一个“普通人”的冒险经历，而不是“私人的”意思。因为笛福写的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离奇遭遇，《鲁滨逊漂流记》讲述的是一个普通人的冒险故事。这一点笛福同时代的不少评论家曾指出，小说之所以深受大众欢迎，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笛福写了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离奇遭遇。有些评论家就用了plain一词，便可作为佐证。还有“corruption”一词的翻译。“But by the usual corruption of words in England, we are called...Crusoe...”原译本是“由于英语语音的变化”或“由于英语语音的转讹，结果大家就叫我们‘克罗索’”。郭译本译为“由于英国人读‘克罗伊次内’这个德国姓，发音走了样，结果大家就叫我们‘克罗索’”。原译中“corruption”翻译成“变化”或“转讹”。“由于英语语音的变化”或“由于英语语音的转讹”，句子不通顺。先生认为，其实本文是指英国人读这个德国姓名发生了语音上的变化，故郭先生翻译成“由于英国人读‘克罗伊次内’这个德国姓，发音走了样，结果大家就叫我们‘克罗索’”。郭译文更流畅，更通顺易懂。

郭先生总是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翻译实践，具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积极的、审慎的伦理态度与观念，它具有容纳他者的胸襟，真诚对待他人，他的知识水平与道德修养是相辅相成的，他的确是一位有天赋又勤奋的德艺双馨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