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这个人与他的城市

《朝霞》是一部极为特别的小说，它刚刚诞生在上海。

上海早已被认定为一座特别的城市，中国诞生现代历史的几种重要的标志，财富的积累、文明的更新、政治与文化领导权的转换，都放到这座城市来检验。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在上述所有这些命题的笼罩之下，是否已经形成了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的叙事结构。而吴亮早已开口，但不是以小说的形式，《我的罗陀斯》一书作为70年代的阅读史和个人回忆录，几年前已经出现在了爱好者的案头。他历年来的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包括他本人在各种重要和不重要场合的响亮言说，莫不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刻画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不断进军，不过这一次，他选择了写小说。于是，《朝霞》看似石破天惊地出现了，实际早已预谋多时，其中的“直接议论”部分更是竹筒倒豆子，滚瓜烂熟翻作新声，让人觉得一个活生生的吴亮在纸面上奔跑。自有小说分析这回事以来，叙事者、主角、人称、他者，本我、自我、超我、忘我，这些颠来倒去的生产工具，在这位生产力旺盛的批评家这里，简直不够玩，吴亮不管。他只管来书写这部讲述“文革”十年中的上海的小说，刻画这群“50后”的童年与青少年生活，那些黑暗之心中的浪荡，对哲学与意义的迷恋，那些冲动叛逆中的命运，初绽的情欲与来路的迷惘。与通篇鲜明凝重的议论相比，人物故事反而是意外地轻巧圆熟，像是没有人见到的草的自然生长，这一重一轻之间，足以将人带入到那个特殊的十年之中，历史重音落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绽开。关于上海，关于“文革”，关于这代人，难道这不是一次最为重大的阅读机遇放在了你的面前吗？但它并非阳光灿烂的日子般的怀旧兼托大，也不是私人生活“嘈嘈切切错杂弹”，一位严肃的批评家要在他的小说里告诉你，世界已经被改变了，关键是要解释世界。

然而，这给其他批评家们出了一个难题，该怎样解释这部小说？怎样看待作者笔下这座被现实政治的风暴所裹挟的城市，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开始和存在，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并宣告了另一个世纪的到来。但对《朝霞》的叙事者来说，小说之创世起于一个明确的态度，其实所有的人最终都将认可，小说总是指涉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所有，但小说的魅力在于它的镜像般的复杂认同方式：热爱城市的人，敏感于这个城市的许多细节，厌恶城市的人则从这种厌恶中明白自己的生存状态。《朝霞》所呈现的，是那样一个正与反，上与下，主与奴，真与假的变奏时期，一种小说审美的辩证法就更为鲜明：

必须把这个隐藏着的历史从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以文学的方式隐藏起来，不是揭露和控告那些早已作古的偶然性，也无须追述他们的过犯推翻他们的定论，只有这样一个观念才是符合文学伦理的：将芸芸众生从记忆的瀚海中打捞出来，既不是个人诉讼更不是集体纪念，遗忘不可能被复原，遗忘必须由想象力去替代，这里没有所谓的真实，所有的真实都带有必要的谎言，这里也没有绝对的谎言，谎言不过是一种无法面对的真实之求生策略，它是一种失去乐园之后的倾其所有，交出去，交出你的一切，财产，身体，信念，灵魂，统统交给真理，反之，妄图拒绝交出，你已无处藏身，无处逃逸，无处生还。[10]

“无处藏身的空间恰恰是最容易躲避的空间”，一个幽灵在这城市的中心徘徊。不要试图到《朝霞》中寻找上海的全景敞视，你找不到城市百科全书，这片朝霞照亮的地方仅仅是通常被称为“市中心”的区域，它只有不到百年的时间，甚至难以称之为历史，因为它是东方主义的，人工化的，景观社会的，飞地的，也是革命的。然而百年以来它变成一块顽固的洼地，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现代主义者，今天它依然构成我们想象城市的方式的核心，用吴亮的话说，“与那个非利维坦式国家有着长久的对峙”。也总有人想彻底弄清长久以来为何它难以被民族国家的大叙事所克服，它被荡平，被改造，被洗涤，然而它依旧存在，并总有新的人格从中诞生，小说开头的那个“他”，在第一句话中，便幽灵般地醒来了，“醒来头一天，他就似乎感觉原有生活痕迹统统被抹去了”。“他”的触觉、听觉、味觉在那一刻被激活。

“他”是谁？“他”还要回溯在那个十年里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但一个神圣的开端已经降临，“自我知觉”的深沉与静谧，意味着一个强力意志的人诞生在这座城市中，敌视唯物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分析，敌视一切说教和肉体劳动，甚至敌视自己出生的时刻。这一种时代的精神状况锻炼出来的人格症候，将来必会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人”的来源总是值得追问，阅读或许是最可靠的一种解释，在那个年代，阅读首先意味着冲破界限，冲出牢笼，经常要以一种戏仿的现代派方式达成。两位老派知识分子何乃谦和马馘伦曾经在一次对话中，一次性提及“好几个姓马的”，马克思、马尔萨斯、马基雅维里，最后还想起了马丁·路德。当是之时，“新启蒙”的知识爆炸尚未到来，更不用说后现代的知识浪潮和学院研究体制，“姓马的”之话语连缀如同一次艰难的知识考古，在有限的空间中，展开天马行空般的狂想以及这种狂想的气氛所带来的破坏力，小说的整体风格大致如此。与我们所熟悉的另外一些方式，“隐藏”“躲避”“潜在”无名阁楼、弄堂地下，另起一行、另开一桌完全不同，《朝霞》的话语方式是主动出击，打入其中，并欲将其撕裂。

辩证法魔咒，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物质无限可分，真理即谬误，过俭者吝，过谦者卑，物极必反，虚心未必使人进步，骄傲未必使人落后，所有导师语录都可以作相反表达，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不是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本没有必要，办学习班不是一个好办法，阶级斗争一抓就乱，天下大乱越来越乱，大乱不见得会带来大治，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七八年来一次，通向解放的道路就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艰苦朴素就是繁荣昌盛，为国分忧饿肚子就是责任，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蛋票棉花票香烟票豆制品票就是人人平等……

……

既然从来没有纯艺术，又何必批判纯艺术，因为你无法批判一种不存在的东西！

这种逆反的狂想、激越的诡辩、咬牙切齿的解构，构成了《朝霞》大段大段的议论文字，与之呼应的，是小说中男孩子们不断积累的读书札记。这些本应该进入大学和研究室的年轻人，现在念了社会斗争这所大学，他们的自我熏陶、自我教导，也是自我塑造，在话语和权力的层面将成为一种特殊的启蒙方式。而后，他们将持续多年成为思想史上的起义者，不拘一格，永远显得自由、激进、兴致勃勃，即使昨日已不再来，议论仍几乎日日出现，冲破了小说人物自然成长的时序。这些1966—1976年间的成长故事，时常跳跃、穿插，依靠回忆、梦境来颠倒、打破时序，塑造了一种同质化的时间，使得“文革”这一事件在作者的笔下甚至失却了政治意味，也并不牵动太多生活具体性，反而更大程度上化身为一种精神性的命题，也同样须由精神层面反击和颠覆。书中频频出现的“谎言”这个词，从另外一个层面昭示小说对真实之物的追寻和执着，这也使得它有别于多数“伤痕”文学的懦弱与虚无感，而真正叛逆，真正先锋，真正动人。

这些叛逆者和先锋者的诞生，让小说《朝霞》为我们做了一次城市空间的定义。何谓空间？作为文化—政治经济学上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而实际上，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以后，计划经济之下，城市的消费符号很大程度地被清理，劳动生产成为了关键词，而精神生产的意义在这部小说中，前所未有地成为了城市空间的题中应有之义。与之相关的若干种博弈正在展开，体现在人物命运中的首先是身体的流动，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城市青年的“被分配”命运，家庭出身、兄弟排行、身体与精神状况，各种具象与细节在全盘计划中蒸腾，命运不可避免地被理解为一种全然被动之物。但是，小说中也出现了“主动出走”的尝试，沈灏、孙继中、东东等人痴迷于计划、尝试野外生存，林林在攻读哲学之余制订好了终极出走的路线，阿诺有一日忽然和纤纤提出，要一起去崇明看看，“看看女知青的生活，到底是不是那个样子的”。“生活在别处”在世界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总是被当作一种政治决断的代称被提出来，虽然它更多地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而拥抱它的往往是居于象牙塔内的巴黎学生、“五四”青年、亭子间文人、淮海路小资……政治主体或者以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为政策，或者以领袖意志为方针，或者以个体存在方式为选择。《朝霞》中几乎没有对于第一种政策范畴的表述，其主要矛盾集中在后两者的“对峙”之中。隐去了更多的人，是为了突出“这一个人”，其效果是个体的人可以在意志的层面与任意的另一个人作出对决、思辨、抗衡。

小说行进到第19节，作者才指出：开头的那个觉醒的“他”就是阿诺，实际上，阿诺也就是他的小伙伴们，一个抗辩的主体，他们的言语、故事、行为、想法总在彼此做着补充，他们之间几乎没有真正相左的意见，总是互相启蒙、互相教导，彼此呼应，他们甚至连鲜明区别的外貌特征也没有。他们标志着这个城市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想法，至少在小说的核心内容中，他们甚至是反物质的。大部分人都会注意到，这部小说尤其注重对话，这些人物几乎是在对话中成长起来，他们依靠话语的逻辑关系，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同盟，或者说，建立起自己的多重语境，“这个人”，他所构建的白日梦是一种无意识的政治空间，在对话中自问自答，像流落荒野的孩子，自己长大，自己搭建舞台。小说中确实有好几处话剧舞台的设置，为什么要有舞台？舞台是一种隐喻，意味着创造空间，自设逻辑，自成体系。有意思的是，与他们相爱的种种女性，也几乎是同一个女人，宋老师、殷老师、翁家姆妈，都要比爱上她们的男孩子大上十几二十岁，甚至比阿诺小半岁的纤纤，在性的方面也要比阿诺神秘地早熟。如果再加上阿诺的妈妈，马立克的妈妈，沈灏妈妈……这里的女性几乎都是教师或者小知识分子，她们以一种极为清晰简约的方式，为孩子们承担了日常生活与情欲启蒙的角色。

《朝霞》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与尘世的秩序脱节，作为一个工人，阿诺从不思考工厂生活本身的问题，他的主要哲学实践表现为泡病假，他把病假时间大量地花在阅读、交友和闲逛之中，他在世界边缘走动，在尘世寻找天堂——永恒的激情，“这个人”在激情层面是绝对的主人，果壳里的君王，热衷于思考宇宙的起源，月球表面、卫星上天……以思考科学技术的名义，“仰望星空”，脱离中国社会的一切，也就是一种现存秩序，怎么可能？他需要一位上帝。

《朝霞》并不是一本宗教小说，其一大动力却来自信仰，不谈这个问题，就不能完整认识这本小说，在片断接续与思维间隙处，对上帝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小说中确实出现了一位牧师，几位教徒，但基本的信仰成分来自更加后设的叙事立场，很难为这种立场定义一种时态，它几乎是超时态的，小说因此而带上了强烈的形而上意味。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立场承担个人精神救赎的功能，为精神能量的获得提供了合法性，除此以外，在某种程度上更产生了一种超级宏观视角，以之来抵抗、破除另一几乎不可能破除的巨大宏观视角，引入神的话语来破除神话，这给整部小说笼罩了一层悲壮的气氛。

无论如何，这种力量能够保障《朝霞》有一个精彩的结尾，那是一个时代的结尾，神话的终结，伟大领袖的去世，悲哀而难以置信。一系列蒙太奇式的书写出现了，所有人的命运在这一重大事件中暂时休止，实际上当那一时刻来临之际，小说里几乎所有人都处于运动之中，唯有阿诺处于一种莫名静止的状态，他在预备切阑尾的手术台上：

世界停顿了，就那么熬着，等着，等着，啥都不去想，脑子昏昏沉沉，事实就是如此，不是自己骗自己，不愿意面对它，关我什么事？啊，你总算讲了真话，阿诺，我明白了，你平日只思考自己，你不思考他，是的，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不怎么在意他，我从没见过他，虽然我和他曾经同时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他出局了，我也出局了，真的吗，阑尾炎发作，把你救了出来，你一贯逃避，阑尾炎成全了你。

割去阑尾，仿佛一种极有意味的形式，无用、无能的肉身之部分从整全的人身上脱落，正如阿兰·巴丢所说：“除了真理以外，只有身体和语言。”阿诺“独自一个”的存在方式带点荒诞地实现了，“这个人”在这一时刻幻化出了所有自由的个体的内在涵义。是否可以这样说，自由真理的内部本身就包含了平等，“同时生活在一个世界上的”两个及更多个独一无二的个人，分别为圣，“我不认识他，我没见过他，我不在意他……”失去了锁链，“这个人”的使命终于完成了。广阔天地与城市之心，虽然注定是一场不对等的抉择，或者它只存在于“文学的幻觉”中，但这不就是小说的意义吗？上海不再仅仅是颓丧的、肉欲的和装饰主义的，而表现出另类的精神，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超拔的、决断的气质，以及新颖脱俗的言语，这正与国家中更新了的一代人的属性较好地相吻合，它表现了一种率真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我们总会有办法脱离掉一切低级趣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朝霞》开创了上海小说的一种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