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东城晚宴》：一个民主的爱情故事

美国作家卡波蒂在他的著名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中，让他的女主人公霍莉发出这样的感叹：“他们在这城市的每一个转角都安了吃角子的老虎机。”这句轻而幽深的感慨，在小说以及电影充满浪漫色彩的情节中，很容易被忽略。这座城市指的是1950年代的纽约。半个世纪过去了，金钱、性别和现代生活风格仍然是它的主题，一个情爱故事如果发生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那么其中多少要蕴含一些与种族、身份认同、文化变异相关的元素，它注定会是一个现代故事，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自我，试图把握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笔下，震耳欲聋的大街上的忘情一瞥开始，一座真正的现代城市中已不有古典爱情的位置，但正如另一位法国诗人兰波所说，爱就是不断地去重新创造，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之中获得了创造自我的均等机会，纵然是小市民的男和女，都可被视为现代英雄。

唐颖的新作《上东城晚宴》讲述的是从上海到纽约，这样一个跨越双城的爱情故事。女主人公里约到纽约度假访友，在一次晚宴中结识了一位成功的华人艺术家，她得知这个男人是通过他富有的白人妻子的帮助，才得以在纽约的艺术圈发挥他的才华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便在心里称他为“于连”。对里约来说，“于连”象征了纽约上东城的奢华生活，以及神话般的成功，他强烈的个人魅力，使得里约在明知会遭遇什么结局的情况下，仍然陷入了爱的迷狂之中。毋庸置疑，这样的故事，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不断地发生，不断地被表述，但《上东城晚宴》对于读者来说仍然会是一部耳目一新的小说。

首先，我们所熟悉的以海外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大多以“移民情结”催生故事的主要情节和主要矛盾，刻意强调种族和文化心理的落差，总之脱不开“某某人在某某地”“某某地的某某人”这样的一种人性的区隔化，或含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叙事结构。实际上，21世纪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代文坛也已经收获了各种风格的、年轻前卫的作品，特别是近十年以来，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加深，城市文学的意识和经验都在逐渐地积累，如何表达城市，城市里究竟能不能产生出好的故事？这是我们从文学“寻根”的过去，要转而面向“新新人类”的未来的一种急迫追问。（自有“新新人类”这个词以来，第一批获得这个称呼的人如今已近不惑之年了。）在我看来，真正有质量的城市文学，关键在于如何塑造真正的现代生活主体，以及如何表达现代人的社会心理结构。“五四”新文学一百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像一个现代人那样活着，像一座现代城市那样拥有风格，像一个现代国家那样建立规则。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和一切文字与影像叙事作品的重要性仍然是不可估量的。

《上东城晚宴》的女主人公里约是一个来自上海的自由职业者，她到纽约的目的，并不是像前几代移民文学的主人公那样，被迫寻落脚、讨生活。虽然她并不富裕，却是个有着自己生活轨道的人，一个典型的大城市中的独立女性。里约对于纽约的社交界抱有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过，与此同时，她对纽约城又确实怀有十分的赞赏与热爱，这座城市的自由、先锋、丰富多彩，让她忍不住要去多了解一些其中的奥妙。小说就从象征着核心奥妙之一的场景——纽约的富人区上东城的那场晚宴开始，生发了好看的爱情故事。里约对于这座艳光四射又冷酷无情的城市抱着一点若即若离的态度，在情感的风浪中始终得以保持反观自身的余裕，这得益于她的“前世”——上海。小说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里约在上海的挚友天兰，临终前将自己暗恋的对象，在纽约生活的艺术家高远托付给里约，希望两人能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联系，这也是里约再访纽约的一大原因。两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托付含有一种古典的姐妹情谊的成分，天兰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她无法获得那种一往无前式的浮士德意义上的现代生活，因此她是保守的。虽然在故事开始时她已经去世了，但她却是一条重要的线索，在某种意义上，她象征着上海城市生活中保守的一面。上海，这座同样先天不足的，借得西方人的历史来阐发自己故事的城市，永远也要强调现世安稳，天兰的冷静、客观、持重，总是能制衡里约泛滥的情感，哪怕她已经遁世远离。

这样，一个有关激情的故事其实有着若干种精心设计的前提，每一种前提都指向叙事核心的一种气质。《上东城晚宴》是一部很成熟的现代城市小说，作者唐颖生于上海，多年旅居美国，她对纽约城的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和法拉盛的唐人街等的不同风貌有着丰富细致的书写，处处显出驾轻就熟的自信。然而小说的叙事重心并没有淹没在这些异国风景和异国情调之中，仍然能够从中读出一种属于其自身的结构。这一叙事结构的关键在于人格创建，有关现代人、现代女性的主体性生成，而情感方式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里约和“于连”的爱情自生成之初，便有一种毁坏性的能量包含其中，也因此而格外激昂动人。在我看来，里约在这场爱情之中自然而然地包含着一种自觉，她已过而立之年，有过一段婚姻，远非什么头脑发热的傻姑娘，她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以及她看待世界的态度表明个体的自觉意识对她而言早已成型，是一种习惯，在与“于连”、高远以及她的前夫这三个男人的交往中都显示出这一点。大城市中的现代女性，哪怕她们的悲伤也是优雅和高傲的，她们处于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之中，因此而显得神秘莫测，这种优越感其实不难破解，它来源于城市对传统乡土中的人格角色限定的破除，城市重新定义了个人才能，城市生活中的视觉审美原则，使一切表象层面的与众不同都变得理所当然。更重要的是，人们不分性别都对爱情有一种民主化的想象和理解，即情感关系中的自由选择与公平对待，无论门第、财富、样貌，都应“如同两个创世之初的人那样恋爱”。这是一整套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关联的平等理论，在现代爱情的感觉结构之中有着极大的体现，我们不用像城堡里贫穷的家庭女教师那样，宣告与男主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才能找到灵魂平等，大都市给了每一个人平等相爱的机会，或至少是这种幻觉。

纵观20世纪的中国现代小说，李欧梵曾说中国现代作家是浪漫的一代，爱欲与性情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与性别、爱情和人格相关的问题在现代历史开创之初就深刻地影响了小说叙事，几乎人人都在开口宣称“我是我自己的”。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这样一种确定的“五四”式的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忽然又变成了值得怀疑的东西，《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和范柳原互相之间的猜测、犹疑，兜兜转转，两个人之间始终确定不了交换关系，仰赖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在基本生存的角度拉平了所有人的位置，才使得两个人最终获得了“执子之手”的可能性与真实性。今天我们又万分艰难地重新回到了这个主题，问题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在快速地陷入消费主义的后现代生活之后，某些基本水准的感觉、风格和氛围却还没来得及在文学中树立起来，《上东城晚宴》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了城市文学应有的美学品格。

需要再谈到“于连”这个人物。“于连”之所以叫于连，是因为他的个人奋斗历史有着特殊性，与他相比，女主人公里约还有另外一群做当代艺术的朋友，他们是一群在纽约的下层艺术生态圈里摸爬滚打，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上城区位置的人，当他们听到里约用“于连”来称呼她的地下情男友时，都觉得特别恰如其分。“于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上东城晚宴”由此成为了一个符号，既标志着大都市的自由、开放、先锋，也同样标志着森严的身份秩序和等级差别，而对里约来说，“于连”是这个符号唯一的肉身显现：

她的目光越过人们身体，找寻到正在和客人寒暄的主人，他剃平头，有股草莽的硬朗，一双炯炯不无威慑力的黑眸，他仿佛感受到了她的注视，他的视线猛地射向她，或者说朝她的方向射来，她一惊，不由移开目光，心却在悸动。[11]

这是两人相见的一幕，与波德莱尔诗歌的意境十分相似，萍水相逢，四目交会的时刻我们一见钟情，同样在这一瞥之间已经永久离别。现代城市的街道、公园、地铁、客厅等空间，就在大量创造这样迅速而流动的情感，在震耳欲聋的大街上，个体化的人身上任何一种属性都被悬置，在顷刻之间变得极为抽象以至于忘情地相爱起来，大城市汹涌的陌生人，一次又一次的短暂聚会，使得这样的创造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开放式的空间中获得一次平等的相爱机会，也同样能够在爱情消逝之后通过记忆去回味和重新占有它，这就是工业革命之后感伤小说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里约在这场爱情的高烧中想要不断地去寻找、接近一个基本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将发生两个充分自足的个体之间，一场情感的等价付出与回报，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对于爱情的基本的假设。基于这样一种对等价情感的假想，她在挥金如土的纽约城耗费了大量的心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她永远不向富有的“于连”吐露自己有时困窘的经济状况，因为她认定自己在个体意义上的充分自足和完满，也认定这是在一场爱情中能够去和另外一个人交换恒定之约的必要资本。

然而里约的失败在于，“于连”的个体意义并不是守恒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尚未生成。正如朋友们口中议论的那样，他的位置依靠一系列的裙带关系而产生，因此永远处于被他人所定义的过程中。作为艺术家，他是艺术品市场中的成功者，而这也意味着他需要等待更重大的光顾，有如某种奢侈的商品，随着市场的波动而显示出无常的色彩。“于连”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然而他的创造力多半来自于对他所依附的关系，他的豪宅、婚姻和市场的叛逆，因此他的作品常常显得阴郁而无法解释。这使得他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到可以表征他所依附的存在体系，但同时又散发着局外人的颓废气质，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好奇的里约。然而，一旦她进入到这一情感的过程之中，她却发现“于连”这个符号的所指是空洞的，无论是流利的英语，高档的餐厅与消费场所，镁光灯与掌声，没办法实际上改变这种空洞。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当里约和“于连”在咖啡馆约会时，遇见了一个熟人，“于连”便对里约说，“我会和她说，你是我太太的朋友”。这是一种微妙的“错指”，显示出在“于连”的世界中，一种最大的安全感来源于他的白人太太所提供的一整套秩序，因此他第一反应是将里约推向这套秩序，而这几乎已经是一种抛弃。

在法国哲学家巴迪欧看来，爱给共同体带来的是平等乃至解放，从“一”到“两”的创造和完满个性的交换，这几乎就是现代民主社会里个体交往的完美定义。《上东城晚宴》的结局是里约嫁给了艺术事业上无法成功的高远，后者最终开了一家甜品店谋生，这个结局或许读起来有一点像童话，不过，我们也完全可以换一种角度，从天兰在上海的托付到里约与高远最后的结合，来看待这样一条从“一”到“两”的爱情线索最终的完成，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意义上的互文性，也随着一位真正的现代女性的重拾自我而揭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