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约选序例
《古文约选》是方苞在雍正十一年(1733)奉和硕果亲王之命为八旗子弟选编的一部古文读本。方苞按照“义法”标准,选录两汉至唐宋历代古文,而其中以选录汉人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主。名义上,它是和硕果亲王选编的,本序例也署名“和硕果亲王”,其实是由方苞代笔。本序例是方苞对“义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他认为“指事类情,汪泽自恣,不可绳以篇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乃古文义法之上乘。语言雅洁,取舍精当,结构谨严,言之有物则是“义法”的具体内容。同时,本文以“义法”为标准,对宋以前的历代古文进行了评论,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篇古代散文批评的专论。
《太史公自序》[1]:“年十岁,诵古文。”[2]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3],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4],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5],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6]。我国家稽古典礼,建首善自京师始[7],博选八旗子弟秀异者[8],并入于成均[9]。圣上爱育人材,辟学舍,给资粮,俾得专力致勤于所学[10];而余以非材,实承宠命以监临而教督焉[11]。窃惟承学之士[12],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绝无善本;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古文[13],闳博深远[14],非始学者所能遍观而切究也[15]。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16]。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17],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18]。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战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19]。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20],敷陈论策[21],绰有余裕矣。虽然,此其末矣[22]。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23],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24]。”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25],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26]。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27]。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28],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29],而后能辨其门径;入其窔穾[30]。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31],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
一、周末诸子[32],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33],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34]。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一、在昔议论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35],倜傥排宕[36],不可方物[37],而法度自具。昭、宣[38]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39],惟刘子政杰出不群[40],然亦绳趋尺步[41],盛汉之风,邈无存矣[42]。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43],所录仅三分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过而存之者[44]。
一、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45]今观其书疏吏牍[46],类皆雅饬可诵[47]。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48],必至严乃不杂也。既得门径,必从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49]。退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50]。
一、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51]。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52]。虽相如《封禅书》[53],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54],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浅耳[55]。
一、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56],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57],永叔史志论[58],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59],淳实渊懿[60],子固序群书目录[61],介甫序《诗》、《书》、《周礼》义[62],其源并出于此。概弗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63],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64]。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65],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66],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67]。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而自与之并矣[68]。故于退之诸志,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69],皆变调[70],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71],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72]。盖黑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笔古隽[73],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耳[74]。
一、《易》、《诗》、《书》、《春秋》及“四书”[75],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76]。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
【翻译】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十岁时,开始诵读古文。”周代以前的书都是他所谓的古文。自魏晋以后,堆砌词藻、讲究文采的文章盛行,到唐代韩愈将衰微了八代的古文重新振兴起来,然后读书人才将先秦西汉论事说理、古朴而不芜杂的文章当作古文,那些大抵是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的支流枝梢。我大清国考求古制,规范礼仪,首先要把京师建设为教化最好的地方,所以广泛地选拔优秀特出的八旗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皇上爱惜培育人才,开辟学馆,供给资财粮食,使得大家能专心致志地勤奋学习;而我作为一个并无才能的人,此次却蒙受皇上的恩宠任命,到国子监来监察管理而教授督促诸生。我私自认为,来受学的士子一定要钻研古文,但近来社会上书坊刊印的古文,绝对没有好的本子。圣祖仁皇帝御定的《古文渊鉴》中的古文,宏大广博而深远,不是初学所能全部阅读并切实究明的。于是精选了两汉的书信奏章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刊印发行,用作广大士人学习古文的范本。
古文的由来,很久远了,六经、《论语》、《孟子》是它的根源。能够成为它们的支流,而义法最精的,没有一种比得上《左传》、《史记》,然而它们各自成书,首尾完整,不可分割。其次是《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国语》、《战国策》,虽然都有各自的篇法可以探索,但都是贯通地记载数百年的言论和事情。读书人必须通读全书,然后才能获得它们的精要。只有两汉的书信奏章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每篇写一事,可以选择出其中最优秀的。但所选的一定要最为精要,然后它们义法的精微才可能体现出来。所以从韩愈的作品中选十分之二,欧阳修的选十分之一,其余六家有的选二十分之一,有的选三十分之一;两汉的书信奏章,则选取百分之二三罢了。读书人能对这些文章切实探究,再用来探索《左传》、《史记》、《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的义法,那么触类旁通,用来做科举文章,写好议论文和策问,肯定是绰绰有余了。虽然如此,但这是学习古文的最低要求了。前辈儒家程颢说韩愈是因学文而发现“道”,但韩愈自己却宣称说:“学古道,所以想同时弄通古文言辞。”广大文士果真能依据我们这本文选来探求六经、《论语》、《孟子》的宗旨,而得到他们根本的趋向,亲自实践仁义,在忠孝上鼓励自己,那么立德、立功来报答我们皇上爱惜培育人材的最好心意,都从这里开始打下基础。这就是我编选这套古文读本来辅助传播政治教化的内心愿望。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
一、《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史记》是古文的正宗,但都自成一个整体,读书人一定要反复熟读全书,然后才能辨明其门道,而进入到深奥中去。所以这部书中所选编的,只是汉代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专集,以使初学做古文的人先知道写作古文的方法途径,然后可以考察源流,完全掌握各家的精髓了。
二、周代末叶诸子的文章,精深而宏大广博,汉代、唐宋的文章作家都是从中吸取精华的。只是先秦诸子著书,目的在于指出事实,以类推阐发情理,所以像在汪洋大海而自由自在,不可用一定的篇章法则来衡量。其中篇章法则完备的文章也偶尔有一些,但体制也各有不同,所以一概不予采录。读者理当从自己的阅读中去获得这样的体会。
三、过去议论的人都说,古文的衰微是从东汉开始的,这是不对的。西汉只有武帝以前的文章,富有生气,奋发飞动,洒脱不群,激荡奔放,不能具体识别其形成的种种原因,却又自有其法度。昭帝宣帝之后,文章就渐渐地写得拖沓而不流畅,只有刘向杰出,不同凡响,但也只是亦步亦趋地按照固定的规范写作,西汉盛世的文风,到这时已经完全没有了。这部读本中对汉武帝至三国时的文章录取的仅占三分之一,然而其中还有些文章因为所写之事适合讲授答问,所以显然超出选录范围,却保留下来了。
四、韩愈说:“汉朝人没有不能写文章的。”现在看汉朝的书信奏章公文之类,大抵都典雅工整,可以诵读。这里选录的文章只有五十余篇,因为辨察古文的文气文体,一定要极为严格才能不至于驳杂。知道了门径,还必须广泛地学习百家之长,然后才能成就一家之言。韩愈自己说“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就是这个意思。
五、古文的文气文体,贵重的是纯清而没有渣滓。纯清的最高境界,便是自然而又能散发出光泽精华,那么《左传》、《史记》的瑰丽浓郁就是这样。初学就追求古雅典范,必然会沦落成明代前后七子的那种摹仿形式的伪体,所以像《答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的文章都不采录。即使像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也姑且搁置不选,因为司马相如天生超凡俊杰,不是从人世间来的,恐怕读书人无从窥伺寻找他的精华,却胡乱地摹仿其字句,那只会白费精神在生涩浅薄中罢了。
六、司马迁的《世表》、《年表》、《月表》序文,义法精深又富于变化。韩愈、柳宗元读经书和诸子文而写的文章,欧阳修的史志论,它们的来源都出在这里。班固的《艺文志·七略序》,淳厚朴实而又深刻有内容,曾巩的群书目录序,王安石的《诗义序》、《书义序》、《周礼义序》等文,它们的来源全都出在这里。以上一概都没编入,因为《史记》、《汉书》是学作古文的人必须全部通读的。单单选录了《史记·太史公自序》,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列在“世家”“列传”之后,但别为一篇,不是《史记》的本文。
七、韩愈、欧阳修、王安石都擅长写墓志铭。但是叙事的文章,义法在《左传》、《史记》中已经具备,韩愈变换《左传》、《史记》的格调而暗用它们的义法,欧阳修摹仿《史记》的格调而巧妙地领会了它的风格神韵,王安石又变换韩愈的结构布局而暗用他的章法。学古文的人真正能够探究《左传》《史记》的精华,那么对于三家的墓志铭,不用去摹仿就自然会和他们取得同样的成就了。所以对韩愈作品中奇特突出、高超古雅、清新深沉的墓志都没选录,只选录《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和《柳子厚墓志铭》。这两篇都改变通常写法,比较浅显易学。一般来说,墓志铭应当如实验证事迹,有的事迹无可验证,便叙述作者与死者之间长久亲密的交情,而以此发出感慨,马君墓志就是这样。有的是另外发表一通议论,可以激发情感志向,可以认识某些事理,《柳子厚墓志铭》就是这样。对欧阳修只选录他给亲人朋友写的墓志铭,王安石的只选录于记事之外发表议论的墓志铭,各有几篇,他们的体制都是学的韩愈,选这些是为了使初学的人知道怎样入门。
八、韩愈说自己的学习,在于“辨别古书的正伪,和虽正但没达到理想标准的文章”。大凡分辨不清黑,那么所见的白就不会是纯真的白。柳宗元文笔古朴俊秀,但义法却有很多小毛病。欧阳修、苏氏父子、曾巩、王安石的文章也偶尔有不合义法的,所以都大略地指出其中的缺点,以使其优点不至于被掩盖。
九、《周易》、《诗经》、《尚书》、《春秋》以及“四书”,一个字也不能增减,是文章的最高准则。以下《左传》、《史记》、韩愈的文章,虽然篇幅很长,但字句可以删减的却很少。其余各家,即使是举世传诵的文章,内容枝蔓、言辞冗杂之处,大概不能避免吧!不便于删改,姑且在旁边加以钩划,使读者便于辨别选择。
注释
[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作(见《史记》卷一百三十),叙述作者家世及有关《史记》写作的情况。
[2]年十岁,诵古文:《史记》原文为“年十岁而诵古文”。
[3]藻绘:堆砌词藻,讲究文采。
[4]韩氏:韩愈,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唐宋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起:兴起,振兴。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认为古文自西汉以后,历经八代衰微,到了唐代才由韩愈重新振兴起来。
[5]盛汉:指西汉盛世。质:质朴。
[6]盖:大概,大抵。六经:儒家的六部经典,即《易》、《诗》、《书》、《礼》、《乐经》(已佚)、《春秋》。孔子、孟子之书:指《论语》和《孟子》。余肄:支条。肄:树木再生的嫩条。
[7]“建首”句:意思是说京师应为教化最好的地方。出《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
[8]八旗子弟:清朝初期将满族编为黄、白、红、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后又增设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满洲八旗地位最高。八旗子弟指满族贵族的子弟。
[9]成均:西周时的大学,后来也称国子学或国子监为“成均”。这里指教授八旗子弟的官学。
[10]俾(bǐ比):使。
[11]监临:监管临视。
[12]窃:谦词,私自,私下。承学之士:入学馆学习的人。承:接受。
[13]圣祖仁皇帝:即康熙皇帝。《渊鉴》:即《古文渊鉴》,康熙命徐学乾等编选,共六十四卷,选《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秦至宋文,每卷有康熙御批,以及注笺,以倡导古文,并供学习古文之用。
[14]闳(hónɡ宏):宏大。
[15]切究:深切地领会,理解,指很好地掌握。
[16]约:精要。书疏:书信和上给皇帝的奏章。唐宋八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八位散文大家。楷:楷模,范本。
[17]盖:句首语气词,表示下文是一种推论。
[18]剟(duō多):割取。
[19]尤:优异突出的。
[20]制举:应试科举。
[21]敷陈:铺叙,详加论说。论策:议论文和策问,都是康熙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
[22]此其末矣:意思是说,能写作科举文章,还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
[23]先儒:指北宋程颢。他认为学习本是为了修德,有德然后才有言,而韩愈却弄颠倒了,是学文然后见道。见《近思录》及张伯行集解。
[24]“学古道”二句:见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
[25]躬:亲自。蹈:实行,遵循。
[26]本志:指内心愿望。
[27]和硕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康熙第十七子。
[28]三传:指《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三部书都是阐发《春秋》经经文的著作。
[29]熟复:反复熟读。
[30]窔穾(yàoyào要要):深奥。
[31]津梁:渡口和桥梁,比喻用做引导的事物或过渡的方法,手段。
[32]周末诸子:春秋战国时各个学派,也指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此处指后者。
[33]类情:类推以阐发事物的情理。
[34]绳:衡量。
[35]奋动:蓬勃振奋,形容富有生气。
[36]倜傥(tìtǎnɡ替淌):洒脱,不拘束。排宕:开放、有气势。
[37]不可方物:不能识别。语出《国语·楚语》:“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此处指不能具体辨析其篇章结构等写作手法。
[38]昭、宣:西汉昭帝和宣帝。
[39]繁重滞(zhì志)涩:指文章写得拖沓,不流畅。
[40]刘子政: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41]绳趋尺步:这里指按固定的规范标准写文章。绳、尺都是木工用来比划曲直、度量长短的工具,这里用来比喻固定的文章标准、规矩。
[42]邈(miǎo秒):久远灭绝。
[43]蜀汉:朝代名。三国时刘备占据蜀地称帝,国号汉,后代称之为蜀汉。
[44]过:超出常规。
[45]“汉朝人”句:见韩愈《答刘正夫书》。
[46]吏牍:公文。
[47]类:大抵。雅饬(chì斥):典雅工整。
[48]气体:文气和文体。
[49]从横:即纵横。
[50]“贪多务得”二句:见韩愈《进学解》。意谓博览群书,兼收并蓄。捐:舍弃。
[51]明七子:指“前后七子”。明弘治、正德时期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阳并称“前七子”。嘉靖、隆庆时期文学家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伪体:指模拟因袭、缺乏生命力的东西。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前后七子都主张拟古,追求形式,形成一股摹拟风气,对当时及清代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方苞称之为“伪体”。
[52]《客难》:即《答客难》,东方朔作。《解嘲》:扬雄作。《答宾戏》、《典引》:班固作。
[53]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封禅书》:当为《封禅文》。
[54]天骨:天生的骨骼,指天赋的品性气度。
[55]敝:耗费。蹇(jiǎn简)浅:生涩肤浅。
[56]子长:指司马迁。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史记》的作者。《世表》、《年表》、《月表》序:指《史记》十表的序。司马迁《史记》中有十表,分《世表》、《年表》、《月表》三类,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每表前各有序。
[57]“退之”句:指韩愈、柳宗元读经书、诸子书后写的文章,如韩愈的《读荀子》、《读仪礼》,柳宗元的《论语辩》、《辩列子》等。
[58]永叔史志论:指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序》等文。永叔:欧阳修字永叔。
[59]孟坚: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汉书》的作者。《艺文志·七略序》:当指《汉书·艺文志序》。班固的《艺文志》是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故此并称之。
[60]渊懿(yì义):深刻而有内容。懿:深。
[61]“子固”句:曾巩有《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文。子固:曾巩的字。
[62]“介甫”句:王安石有《诗义序》、《书义序》、《周礼义序》等文。介甫:王安石的字。
[63]家、传:指《史记》中的“世家”和“列传”。
[64]志铭:即墓志铭,刻在石上埋入坟墓中的文字,写明墓中人的姓名及一生的主要事迹、经历等。
[65]阴:暗地里,这里指把别人的东西融合到自己的东西里面,使得表面上看不出来。
[66]曲:深入而巧妙地。
[67]壁垒:军营的防御工事,这里比喻结构布局。步伐:指章法。
[68]规:即规模,效法,摹仿。并:并列齐名,指取得同样的成就。
[69]马少监、柳柳州二志:指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柳子厚墓志铭》。柳柳州:柳宗元晚年为柳州刺史,故人称柳柳州。
[70]变调:指不同于常规的写法。
[71]兴:抒发感情志向。观:认识社会。语本《论语·阳货》。
[72]“辨古书”二句:见韩愈《答李翊书》。
[73]古隽(jùn俊):古朴俊拔。隽:通“俊”,俊秀、俊拔。
[74](yǎn掩):掩盖。
[75]四书:从宋代开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合称为“四书”。
[76]薙芟(tìs hān替山):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