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1]

本文以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安重诲传》为例，说明“义法”的具体运用。什么是“义法”呢？方苞在《又书货殖传后》中指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那么所谓“义法”，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具体统一。方苞认为，记事文中的义法，关键在于详审其事的“义”，然后采用适当的“法”，“变化随宜，不主一道。”《左传》、《史记》真正做到了这一点。而欧阳修的《安重诲传》由于并未周详认识其事的义，不恰当地采取叙事议论相间杂的作法，内容与形式不相适应，不合记事文“义法”。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2]。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诲传》总揭数义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中间又凡举四事，后乃详书之。此书、疏、论、策体，记事之文，古无是也。

《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3]，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4]，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5]，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难知，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6]，而阴以寓己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7]，未尝有是也。《重诲传》乃杂以论断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邪？

【翻译】

记事文章，只有《左传》、《史记》各篇有义法，一篇之中，文脉贯通而不可增添删减。但它们的文脉前后相呼应，有的隐蔽，有的明白，有的侧重，有的全面，各随内容作适当的变化，并不只限于一种方法。《新五代史·安重诲传》先总起来提出几个思想论点，然后逐条分别加以阐述，中间又一共列举四件事，然后再对四件事详加述说。这是书信、公文、奏章、论说、策问的文体。记事文章，古代是没有这类文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