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1952年批评和郭沫若旧著再版

——郭沫若和陶大镛往来书信解读

李斌^[1]

摘要：本文通过解读郭沫若和陶大镛在1952年的往来书信，分析了华岗发表在《新建设》1952年第8期上的《学习共同纲领，学习毛泽东思想》一文对郭沫若的批判，以及这一事件对郭沫若旧著再版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修订旧作，是在各方面力量的影响之下做出的，不能单纯归结为郭沫若的个人意愿。

关键词：郭沫若 华岗 《新建设》 修改旧作

一

本期披露了郭沫若和陶大镛在1952年的往来书信，涉及华岗在《新建设》撰文批评郭沫若，以及这一事件对郭沫若旧著再版的影响。笔者就这一事件及后果做一简要介绍。

陶大镛是《新建设》的编辑，《新建设》是1950年代特别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由费青、吴晗等人发起，1949年9月创刊于北京。编委会负责人为费青，编委有向达、吴晗、李广田、袁翰青、张志让、费于、费孝通、闻家驷、雷洁琼、樊弘、潘静远、钱伟长、钱端升、严景耀等，共15人。毛泽东题写了刊名。

《新建设》的《发刊词》写道：“自从《中建》北平版为国民党反动政权迫令停刊，不久北平解放，我们这批经常为《中建》写文章的朋友们，复各自忙于岗位工作，已有半年多没有提笔写作。”“现在我们已经决定重新试办这本《新建设》。”“《新建设》此后的任务，一方面固然不应疏忽了对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警惕而将继续揭发其阴谋，但主要的将是为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而提供我们的意见和方案。”“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应该从建立新观点、新思想做起，像我们这样的许多知识分子，过去在反动政权下曾以威武不屈、贫贱不移自勉，在思想上亦始终不甘落后，但自解放以来获读毛主席从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中所提炼而得的正确理论，更目击了一般中共朋友在这个指导理论下的种种艰苦实践，我们的确深深感到有加紧学习的必要。希望这本刊物成为共同学习的园地，来相互鼓励和督促。”^[2]

《新建设》创刊正值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它被工作人员带到会场，分发给参会的政协委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新建设》题词。毛泽东的题词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3]此后，毛泽东经常阅读《新建设》，一直关注着《新建设》的发展。

《新建设》最初为双周刊，到1950年7月，共出版了两卷24期。“我们检讨过去，由于作者、读者和各方面的帮助和爱护，多少有所贡献，但主观努力仍觉十分不够。我们曾征求各方意见，策划改进。研讨的结果，认为《新建设》今后应以普及和提高人民学术为基本任务。为了达成这一任务，我们已与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即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政治学及新法学研究会）取得密切合作，增加编辑委员和常务编辑委员，并决定将综合性的双周刊改为学术性的月刊。一面即行出版，一面还要继续与其他学术团体商取合作。”编辑队伍扩大到26人，金岳霖、狄超白、郑昕、范文澜、傅彬然、千家驹、胡绳、谢觉哉、储安平、陶大镛等人加入了编委会。

郭沫若最初在《新建设》发表的文章是刊于1950年第3卷第1期的《中国奴隶社会》，转载自当年6月29日的《光明日报·学术》，这是郭沫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记录稿。《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1期是该刊从双周刊改为月刊后的第一期，这次转载体现了新的编委会对郭沫若作品的重视。

1951年，郭沫若和《新建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新建设》为他和其他史学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提供了平台。郭沫若在阅读了该刊第4卷第2期（1951年2月）上范文澜的《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后，不同意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特意写了《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一文发表于该刊第4卷第4期（1951年4月）。王毓铨写了《周代不是奴隶社会》一文。很可能是王毓铨将这篇文章投给《新建设》编辑部后，编辑部送给郭沫若看了。郭沫若认为王毓铨的文章“主要是在驳斥我的说法”，因此写了《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同王毓铨的文章一起发表于该刊1951年第5期。对于发表在《新建设》上的这两篇文章，郭沫若是比较重视的，他曾在当年7月16日致尤湘泉的信中说：“关于古代社会的讨论，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请看《新建设》四卷四、五号。”^[4]第二年，他又将这两篇文章都收入《奴隶制时代》中。

在1952年出版的郭沫若的史学论集《奴隶制时代》中，收有《几封讨论古代研究的信》，其中第三封是《复陶大镛先生》。这封信写于1951年5月21日，主要内容是讨论朱东圃的《释民》，认为该文“以楷书说古文，非是”，故而“颇难同意”^[5]。陶大镛是经济学研究者，当时正在研究“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对这个文字学问题应该没有特别的兴趣。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作为《新建设》编委的陶大镛，请郭沫若为《新建设》审稿，郭沫若给出的审稿意见。郭沫若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他在1944年曾对“民”字有过精彩解读：“臣是竖目，民是横目而带刺。”“竖目表示俯首听命，人一埋着头，从侧面看去眼目是竖立的。横目则是抗命平视，故古称‘横目之民’。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民者盲也’。这可见古人对待奴隶的暴虐。”^[6]因为郭沫若曾对“民”字有过精彩释读，陶大镛请他审读《释民》这篇稿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

郭沫若在1952年11月6日致陶大镛的信中，首先谈到了他对《读七月流火》的意见：“《读七月流火》一文，看了一遍，作者的译文有些地方比我正确些。但关于诗的时代的看法很成问题。他坚持着‘三正交替，是上古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这样一个信念，那就什么讨论也无法进行了。请原谅，我不准备直接简覆。原稿谨奉还。”看来，《新建设》收到了名为《读七月流火》的稿件，送郭沫若审读，并希望郭沫若以致信作者的方式参与讨论。但郭沫若认为这篇稿件质量不高，不拟公开讨论。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在《新建设》上。《文史哲》1957年第2期发表了甘大昕的《读〈七月流火〉》，据笔者考察，这篇文章正是《新建设》送交郭沫若审读过的《读七月流火》。

郭沫若在信中提到的两点——《七月》译文和其创作时代——都是甘大昕文章中讨论的重点。甘大昕解读了《诗经·七月》，对这首诗创作时间的判定和郭沫若在《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写于1944年）中的观点不同。

甘大昕虽然很客气地指出：“郭沫若先生，是我生平所最崇拜的一位大学者，他每一种的作品，都成为我精神食粮中的滋养品的。”但他却不客气地挑战了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认为《七月》作于春秋中叶之后，甘大昕则认为作于周初。

郭沫若认为：“诗中的物候与时令是所谓‘周正’，比旧时的农历，所谓‘夏正’，要早两个月。”而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博士的《春秋长历的研究》，鲁文公和鲁宣公时代的历法有过重大改变，此后实行的是“周正”。“三正论”并非春秋以前之事实，而是战国中叶之后为修改历法所伪托的，所以这首诗不可能写于鲁文公和鲁宣公之前。

甘大昕却认为这首诗写于周初。他说：“我想号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周，在开国之初，对于第一等大事的历法，不会不‘维新’的，也不至于要等到春秋前半已经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才来颁行他‘建子’的新历法‘周正’的。”他也引用了新城新藏博士的那段话，但他得出的结论恰好与郭沫若相反：“这适足以说明三正交替正是上古历法上存在过的事实。因在周初，改用‘建子’，实在是一种未经实验，但求‘维新’的新法。”新城新藏博士认为鲁文公和鲁宣公时代的历法曾有重大改变，甘大昕认为所谓的改变只是研究阶段，并未实行。“到了战国中叶以降，才由‘建子’的‘周正’，实行改为‘建寅’的‘夏正’。这也适足以说明周室日以凌夷，当时‘维新’的‘周正’，在政治上已无力维持下去，‘行夏之时’的时间成熟了。又如果‘建寅’、‘建丑’、建子不被夏商周三代所实施过，那末，秦始皇为什么不‘建子’、‘建丑’、‘建寅’，而偏要去实行在历法上并不高明的十月岁首历的‘建亥’呢？这样看来，郭沫若先生所说的不正是适足以说明三正交替，正是史实吗？”

上古历法是十分精深的学问，但据甘大昕的这段论述，他既没有古文字学的知识，也没有出土文物的支撑，只是想当然地做翻案文章，当然难以让郭沫若折服，故郭沫若认为他是在坚持“信念”，没办法进行讨论。

三

郭沫若在这封信中重点讨论的是华岗对他的《历史人物》及《马克思进文庙》的批评。

华岗比郭沫若小11岁，但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龄比郭沫若早两年。华岗曾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是党内著名的学问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岗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创办了《文史哲》杂志，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华岗对郭沫若的学术研究早就有过非议。1945年，华岗曾论说道：“郭沫若先生最近在《十批判书》中，又大做翻案文章，特别攻击墨家，而赞扬儒家，因此有人说郭沫若成了抑墨扬儒论者。其论据既甚牵强，而历史意义也多被颠倒。郭先生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家，又是我所景仰的革命战士，但是他在历史翻案工作中，常常以出奇制胜，而不以正确致胜，我却期期以为不可。”^[7]

华岗这次对郭沫若的批评出自他发表在《新建设》1952年8月号上的头条文章《学习共同纲领，学习毛泽东思想》。这篇文章分五部分，开篇说明了写作背景和目的：“在全国人民取得了‘三反’和‘五反’运动的重大胜利，各界人民都在努力进行思想改造，正在准备进入大规模建设的今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就号召全国人民重新学习共同纲领，无疑地有其深切的现实意义。”在简要说明实施共同纲领所取得的成就后，第二部分即认为：“然而表示拥护共同纲领的，并不见得都能全面了解共同纲领，更不见得都能言行一致地实行共同纲领，推行有效也并不等于推行无阻。事实上，三年来我们在推行共同纲领的过程中，确曾遇到好些困难与阻挠。这种困难与阻挠不仅来自敌人方面，同时也来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这一部分主要谈的是“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抵抗和阻挠”。第三部分谈到共同纲领在文化战线上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文艺阵地、科学阵地和教育阵地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占着和目前国家性质极不相称的过大比重。”“有些主持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人和工作干部，对于共同纲领还缺乏认真和有系统的学习，还不能做到都能正确掌握共同纲领的精神与实质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和工作”，“在各种文化教育阵地上，还没有真正贯彻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甚至发生抵触与违背的现象，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华岗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郭沫若。“又如共同纲领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第四十四条）。而在实际上，反科学与反历史主义的观点，依然充满在各种学术领域。我们只要看胡说‘唯心论并不比唯物论更反乎进化，或违背真理’的《历史人物》居然还在出版，倡导‘马克思进文庙’的著作，也依然销行市面，就不必再深究了。”

《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在宪法还没有制定出来的情况下，《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郭沫若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主持文化教育事业。华岗所谓的“还不能做到都能正确掌握共同纲领的精神与实质”的“有些主持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人”，其中当然就包括郭沫若。华岗在这份有着重要影响的刊物的头条文章中说郭沫若著作中有“反科学与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违背了《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这实际上是说郭沫若违背了“宪法”，罪名是很重的，郭沫若不得不辩。

华岗引用的“唯心论并不比唯物论更反乎进化，或违背真理”，出自郭沫若1947年7月21日为《历史人物》所写的《序》，收入1947年8月上海海燕书店初版的《历史人物》。郭沫若在《序》中特意谈到了《王阳明》这篇作品：

关于《王阳明》的一篇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东西了，收在这儿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或许还会使少数的朋友感到惶惑。那本是为当时泰东书局版的《王阳明全集》所作的一篇序，其后曾经收进《文艺论集》的初版，在改版时，我自己又把它删掉了。但我今天依然把它收集在这儿，一以表示我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又一想在这儿替王阳明说几句公平的话。

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经历过好几度的变迁来的。我信奉过泛神论，甚至实际从事过静坐，因而王阳明在我心目中有一个时期是最崇拜的一个人。今天拿思想的方法来说，他无疑是一位唯心论者，但我也不想学当今的贤者那样，凡是有唯心论色彩的，便一律斥之为反革命。其实评价一个人的思想应该在整个的思想史中寻求它的真实的时代意义。唯心论有时候并不比唯物论更反乎进化，或违背真理。历史是采取着辩证式的发展的，在唯物论流而为琐碎，锢没性灵的时候，每每有唯心论起来加以挽救。在这样的变革时期，我们本着矫枉不妨过正的观点，毋宁是应该赞扬唯心论的革命性的。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琐碎，想脱去一切学枷智锁，而恢复精神的独立自主性，这毋宁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不要在他所说的“致良知”的一些暧昧的形而上学的言语上去拘泥，我们请在他的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练”上去做工夫吧。说明了这些，我敢于坦白地承认，我在今天依然是敬仰着王阳明的。

这段文字讨论的《王阳明》，原题为《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文章完成于1924年6月17日，最初作为序言收入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5年1月初出版的《阳明全集》。这篇文章包括正文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新旧与文白之争》《王阳明的教育说》《静坐》等四篇附录。郭沫若在正文中讲述了自己和王阳明接触的过程，以及他所理解的阳明学说的特点。郭沫若在留学时期曾十分悲观，是王阳明的作品拯救了他，并向他展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郭沫若说他对王阳明学说“是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他认为王阳明的一生有两个特色——“不断地使自我扩充”和“不断地和环境搏斗”；王阳明的思想核心是“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及“知行合一的伦理论”，“王阳明所解释的儒家精神，乃至所体验的儒家精神，实即是孔门哲学的真义”。

《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又收进上海光华书局于1925年12月出版的《文艺论集》。这篇文章在1929年7月出版的《文艺论集》第4版中改题为《儒家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并删去了附论。在1930年8月《文艺论集》第5版中，这篇文章被删去了。此后它一直没有出现在郭沫若的作品集中，直到1947年编辑《历史人物》时，才改题为《王阳明》收录进来。

《历史人物·序》中关于《王阳明》的这段话对于理解郭沫若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观点十分重要。他并不拘泥于“唯物”“唯心”的机械划分，而是将一种思想放到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考察它是否具有“革命性”。“唯心论有时候并不比唯物论更反乎进化，或违背真理。”“有时候”这个限定词让郭沫若的论述充满了辩证色彩，华岗在引述时漏掉了“有时候”这个限定词，也没有提到前后文，从而歪曲了郭沫若的本意，这让郭沫若感到“那就显得我的罪过并不止于‘胡说’，而是犯了原则性的大错误了”。

郭沫若在这段论述中用了辩论的语气，他在赞美王阳明时不自觉地感到了“当今的贤者”的压力，这样的“贤者”当不止华岗一人。

《历史人物》在海燕书店于1951年2月出至第5版，印到11000册。1951年6月，改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新一版，印数为“11001～14000册”；12月，出新二版，印到17000册。1952年3月，郭沫若对《历史人物》进行改版^[8]，抽掉《王阳明》一文后，加入了此前以单行本印行的《屈原研究》，并于3月20日写了《改版说明》：

本书初版编成于一九四七年七月，当时把一九二一年写的《王阳明》一篇也收录了，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现在我把这篇删除了，同时把《屈原研究》一书改版收入。这样，在自己的研究程序和思想发展上，比较能成一个段落。

由于有这样的改动，因此我把原序中提到《王阳明》的一节也删去了。

改版后的《历史人物》于1952年8月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作为“新三版”印行，印数为“17001～21000册”。华岗的文章在当月就发表了，他在写作时不可能看到《历史人物》“新三版”。

1959年，《沫若文集》第10卷出版，这一卷收录了《文艺论集》。郭沫若在1958年11月25日为该卷写了《前记》，并谈到这次《文艺论集》的版本：“现在所依据的是初版本，但把《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和《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两篇删去了。而补充了改版本所增加的两篇。《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和我后来关于中国古代的研究大有径庭，错误观点甚多；《国家的与超国家的》则因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太浓厚了（年轻时，我有一个时期也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故不愿意再使谬种流传。”《文艺论集》初版中的《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收入《沫若文集》并改题为《王阳明礼赞》，郭沫若还专门用一段文字讨论了这篇文章：

王阳明是一位唯心论者，是有定评的。我对于他曾经礼赞过。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他的“知行合一”，特别是“事上磨练”，是侧重实践的。这和他的唯心论的世界观是一个不能调和的矛盾。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是没有想通。我现在仍然保留下《王阳明礼赞》这一篇文章，以表明我三十多年前在唯心和唯物之间摇摆的思想历程。我当时的思想也是没有想通的。

此外，《沫若文集》对这篇文章做了一定的修改^[9]，注重对王阳明评价的分寸感，将“伟大的精神生活者”“儒家精神生活的复活者”等句子都删除了。

四

《马克思进文庙》是郭沫若于1925年11月17日写的历史小说，最初发表于上海《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25年12月16日出版）。这篇小说以诙谐的语气写下了马克思进文庙后与孔子的对话，以此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相似之处。通过对话，孔子和马克思都发现对方的学说符合自己的思想，共产社会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不谋而合，孔子是马克思在东方的“老同志”。

在“五四”反传统的呼声中，郭沫若对儒家却频频致敬，体现了他当时独特的思想状态。小说发表后，大夏大学陶其情首先反对。他将文章寄到了《洪水》编辑部，作为《洪水》的编者，郭沫若写了一封复信，加了一个按语，与陶其情的文章一起发表在《洪水》第1卷第9期（1926年1月16日出版）。郭沫若在按语中说，小说发表后，“我想反响一定会来。有的会说我离经叛道，有的会说我迷恋国糟，我对于孔子信徒和马克思信徒两方面都是不会讨好的。不过我也顾不得这些，我想在现在漆黑一团的思想界，由我那篇文章能够发生出一点微光来，那也是我所引以为欣慰的了”。陶其情认为，马克思主张“废除遗产”，而孔子重视“传统观念和家族制度”；孔子是“德治主义”的“国家主义”，并非“大同主义”。郭沫若在回复中指出，当时学界并没有充分翻译介绍马克思的著作，原始儒家的思想也缺乏研究，所以对比两人的思想学说是有难度的；“我对于孔子的思想自信还相当有点研究，我不是盲目地崇拜他的人，他是怎样我还他怎样，我也并不是要借他的光来抬高马克思，我也并不是要借马克思的颜料来把孔子画成红脸，他是怎样我还他怎样，这是我研究孔子的态度，也就是我们研究一切学问的态度呢”。

《马克思进文庙》最初收入创造社出版部在1928年5月出版的《水平线下》。《水平线下》“是很驳杂的，有小说，有随笔，有游记，也有论文”^[10]。全书分为《水平线下》和《盲肠炎》两部，“第二部‘盲肠炎’便大多是‘五卅’以后的关于社会思想的论争。这儿在前本预计着还有更多的述作要继续发表的，但在1926年的三月我便南下从事于实际工作去了”^[11]。《马克思进文庙》收录在《盲肠炎》中，位置介于《双声叠韵》与《不读书好求甚解》之间。不久，该书又以《水平线下（全集）》为题在联合书店出版。新兴书局和现代书局出版的《水平线下》则不包括第二部《盲肠炎》，当然也就没有收录《马克思进文庙》。《盲肠炎》的单独出版要等到20年后。1947年，群益出版社出版了《盲肠炎》单行本，也就是1928年出版的《水平线下》的第二部分，当然也收录了《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为该书写了《题记》：“我在那时候，不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个转机，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个转机。当我的思想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之后，我有一段时期是想留在文艺界工作的，从以前的浪漫主义的倾向坚决地走到现实主义的路上来。在这儿所收的属于《水平线下》的一部分，便是代表着转换过程中的写作。”^[12]

《盲肠炎》在群益出版社出版了4个月后，郭沫若在海燕书店出版的新编集子《地下的笑声》也收录了《马克思进文庙》。郭沫若在该书的《序》中说：“这儿把以前写过的一些小说样的东西搜集在一道。有的写在二十多年前，有的写在今年；有的是寓言，有的是写实；有的是历史故事，有的是身边杂事，或者可以命名为《五花八门集》吧。”^[13]在郭沫若看来，《马克思进文庙》应当属于寓言。《地下的笑声》初版的正文有490页。1949年8月、1950年2月、1951年5月，《地下的笑声》在海燕书店又分别印刷了三次，总印数达到8000册。

1951年1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地下的笑声》新一版，这个版本笔者没有找到，找到的是1953年2月的新三版。这一版的印数为“12501～15000册”，正文有480页，比海燕书店版少了10页，抽掉的正是《马克思进文庙》。但《序》没有修改，也没有说明抽掉《马克思进文庙》的原因。1953年7月，《地下的笑声》在新文艺出版社进行第二次重印，正文480页，版权页标有“根据海燕书店一九四七年十月纸型重印”，“本次印数4500册”，“累计印数19500册”。此后，《地下的笑声》不断重印，到1957年10月第11次重印时，总印数已达56560册。1959年，《地下的笑声》编入作者亲自编订的《沫若文集》第5卷，也没有收录《马克思进文庙》。

可见，尽管郭沫若在给陶大镛的信中辩说，当年之所以写《马克思进文庙》，是因为“处在反动的环境里面，采取那样的游戏形式，我觉得在宣传上会更有效些，所以大胆地写出了”。但自受到华岗批评后，在郭沫若生前，《马克思进文庙》就再也没有收录进他的任何集子。

值得一提的是，陶大镛在收到郭沫若的信后十分重视，迅速给郭沫若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也被本辑刊物收录了。陶大镛不仅道歉，还提出要在《新建设》1952年12月号上做出更正。但是，笔者查阅了《新建设》1952年12月号，并没有发现这个更正。

[1] 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

[2] 参见《发刊词》，《新建设》1949年第1期。

[3] 参见《新建设》1949年第3期。

[4] 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编《文献》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

[5] 郭沫若：《几封讨论古代研究的信》，载《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第183～184页。

[6]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41～42页。

[7]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人民出版社，1981，第29页。

[8] 李晓虹在《从版本变化看郭沫若心中的王阳明》（《郭沫若学刊》2012年第3期）中，从此前半年的三次检讨所带来的“思想压力”的角度讨论了郭沫若1952年3月改版《历史人物》时删掉《王阳明》的原因，值得参考。

[9] 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一卷对《王阳明礼赞》的修改情况做了简要说明。

[10] 郭沫若：《序引》，载《水平线下》，创造社出版部，1928，第1页。

[11] 郭沫若：《序引》，载《水平线下》，创造社出版部，1928，第2页。

[12] 郭沫若：《〈盲肠炎〉题记》，载《盲肠炎》，群益出版社，1947，第4页。

[13] 郭沫若：《序》，载《地下的笑声》，海燕书店，1947，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