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献给渴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传承者

当被问及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靠什么支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想到需要有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当我写完第一本书《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中西方差异的人文渊源》并交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曾经是一个强盛的国家，而从近代开始就慢慢衰弱下来？当时中国衰弱所体现出的外在的文化标志又是什么？

依循这个方向，我开始思考和分析中西方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中重点研究中西方文化传播载体的先进性问题。在我的思想中始终有一个概念，即推动人类进步发展的核心技术是通信技术。也就是说，人类是在不断减少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进步的。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越先进，信息不对称问题解决得越好，人类文明程度也就越高。人类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着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并逐步实现人人对话、人“机”对话。信息传输沟通的速度，决定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 水平。

在文字产生之前，信息传输只能靠口口相传，而且几乎是一次性传播，既无法记录也无法重复，信息的传播区域和范围十分有限。出现了文字之后，信息能够保存和传承，传播的范围和广度也逐步扩大。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不断出现传播信息的职业、场所，以及传播信息的书写工具、书写介质。这些都是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传播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这些载体不断地传播、传承、发展各自的文化，以此推进人类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一次文化传播载体发生革命性的技术进步，都毫无例外地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有力地迈进。对中西方社会而言，当两者没有接触时，彼此的文化分别按照各自独立的轨道有序发展，两者之间几乎互不干扰。在很多时候，中国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因为各种原因传播到西方，被西方所借鉴、发展，并有力地推动着西方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西方社会接触更趋频繁，对各自的文化传播载体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开始进行无形的比较，在此过程中，中西方文化传播载体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显现出来。

近代之前，中国文化传播载体的整体技术水平领先于西方，而且各种文献资料显示，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的整体实力也是强于西方的。当然，当时彼此沟通不多，也无法进行具体现实的有效的比较。或者说，中西方文化并没有随着文化传播载体的接触而发生冲突。但随着近代的临近，西方文化传播载体的技术水平开始全面超过中国，并逐步进入中国。这时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中国整体实力大幅下降，几乎到了濒临亡国灭种的境地。

对比这时的中西文化传播载体，我们清晰地发现，在书写工具方面，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即1829年英国人发明了钢笔笔尖和1884年美国人设计出了现代意义的自来水笔。这个时候，西方以钢笔为书写工具的书写质量和书写速度，已经全面超过中国的毛笔。而毛笔这一中国使用了近两千年的书写工具，曾经远远领先于西方从6世纪才开始使用的羽毛笔和在这之前所使用的芦苇笔。

在书写介质方面，西方到13世纪才开始使用来自中国的造纸技术，但自从1795年法国开始实施机械化造纸之后，西方的造纸技术、造纸效率和造纸质量，超过了自东汉时期就使用造纸术的中国，造纸成本远远低于中国。这之前的西方，一直使用昂贵的羊皮纸和纸莎草纸，而这些书写介质因造价和材质来源等因素，根本无法普及性地传播文化。因此，那个时期的西方社会，其文明程度和文明区域面积，与中国有着较大差距。

在教育方面，中国古代基本上是实行官师一体的模式，这种近乎行政化强制性地传播文化的手段，对于提高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具有极大的支撑作用；同时，在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方面，几乎覆盖各个区域的教育网络和教育体系，使得古代中国形成了在当时世界上堪称规模空前的文明面积、文明范围以及文明种类。相较而言，西方所传承的文明有着较强的宗教概念，相关宗教人士和宗教场所也分别成为了文化传播的人员和场地。西方文化的传播成效，由于相对缺乏强制性的行政力量，以及民众宗教信仰的不同，自然显得相对分散，也比较势弱，因此，也就很难在当时形成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和代表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总体实 力。

但西方社会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宗教人文教育与专业学术教育加速分离，教师与教士分置而设，专业性、技术性、学术性教育得到较好发展，且逐步形成了符合生产力快速发展要求的教育管理体系，并形成了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框架，迅速提升了西方社会整体文明程度，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生产力的发展。

与上述文化传播载体并行同步的，是中西方各自的家庭教育。中西方家庭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家庭的总体社会背景。中国家庭的大背景是农耕社会，而西方是游牧社会。由于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整体地理环境的差异，致使生活在各自区域的人们，随着日久天长的依地理环境而决定的饮食、居住等生活方式的形成，逐步开始秉持不同的性格、爱好、习惯、习俗、传统、文化，乃至信仰。这些内在的东西逐步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以各自的表现方式予以体现。具体而言，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所凝聚而成的中国的家谱、家训式人文教育，与西方的以《圣经》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式人文教育；中国的宗庙、宗祠式的家族传承式教育，与西方的教堂、教会式的人生重生式教育。这些既是中西方家庭人文教育的不同起点，也是由此导致的中西方社会人生教育的不同归宿。

地理环境直接影响文明的诞生，也直接关系到产生什么样的文明，以及文明发展的进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中西方地理环境的差异有着非常直接、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是无法回避的关系。地理环境是文明的底色，地理环境的不同，是中西方文明从诞生开始就已经存在的物质性差异。当这些物质性的差异体现在文化传播载体上的时候，就自然产生了中西方各种功能相同而形式构成不同的文化传播载体。这些文化传播载体承载着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内涵，并分别影响着各自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中西方各自文化传播载体在传播信息过程中总体效率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各自社会的总体实力。

因此，我们在认知中西方社会差异的过程中，应该把这些方面作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西方差异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清楚中西方社会现实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基本观点上的分歧，也无法弄清与西方社会沟通交流过程的分寸把握。

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中西方社会谁掌握了各历史阶段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技术，谁就获得了更强的文化渗透力，并自然更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体实力的提升，同时也更有利于对所在区域乃至周边地区主动权、领先权和影响力的掌控。这一结论，是通过对中西方文化传播载体的比较性分析所得出的，在本书的具体内容中会有比较详尽的论述。

从现实来看，目前世界上所普遍使用的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就是计算机加互联网，它们集聚也浓缩了过去文化传播载体的大部分组成内容，包括书面文字转变成了电子文字，书写工具转变成了键盘，书写介质转变成了存储器，学校可以由互联网的虚拟课堂予以替代，教育可以由网络教学所实现等。

任何想在这个世界上保有一席之地的国家、地区，都不得不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个就是现实！

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竞争从来都是毫不含糊的，也是毫不客气的。任何国家根本不可能期待竞争对手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核心技术，供他国来追赶，包括在每一项技术转让过程中，都不会也不可能把自己最核心的部分拿出来与别国分享。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想要超越，唯一办法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拥有长时间辉煌，并有着自身独特文化特色的大国，要想在世界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要想获得国际话语权，必须依靠自己！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的关系绝对是靠实力说话的。如果没有实力，任何一个国家就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幻想借助他国的帮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凝心聚力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西方文化传播载体发展的沿革，洞察文化传播载体的变化，并以孕育、研发和掌握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技术为目标，研究提出一整套顺应世界潮流、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人文秩序。

用什么去实现文化改变社会、文化影响民众呢？除了文化本身所包含和展示的思想以外，文化传播的载体作为生产力的一种体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传播载体是否具有压倒性的先进性，是否被更大范围地使用，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直接影响到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综览中国的文化传播载体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显著农耕社会特征的中国，只有当所形成的良好人文秩序得以正常运作、有序发展的时候，良好的人文秩序就能够引领着社会向前发展，整个社会政通人和，广大民众神清气爽，所对应的聪明才智才会不断涌现出创新的灵感，大批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发明创造逐步产生，整个社会生产力得以长足进步，国家实力相应也不断壮大。相反，当人文秩序不尽合理、运作不畅之时，整个社会则郁郁寡欢、氛围压抑。如果人性处于扭曲状态，相信不可能产生文化的激情，更不可能孕育出先进生产力。

在中国这样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国家，体现悠久的农耕文明的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撑。这不单单是凝聚人心、提升向心力的重要内容，更是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农耕社会背景条件下的国家，走向辉煌未来的文化积淀。但关键是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梳理清楚继承好，并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中有利于现代社会人性发展的方面，继承性地重塑中国人文秩序。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一方面中国正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五个温暖期。从历史气候角度来分析，每到温暖期都是类似中国这样农耕文化特征十分突出的国家、地区大发展、大进步的时期，因此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珍惜这一宝贵时光，并切实在当前大的气候环境下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适合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文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当一个社会缺乏真正健康向上的价值导向和追求目标的时候，很难想象能够孕育出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传播载体，并进而推进生产力发展。

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们需要在当前中国人文建设上加快理论研究的步伐，积极挖掘农耕社会本真性的优秀传统人文品格，并广泛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精华，明确提出引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人文秩序规范，切实把理论性的人文秩序说清楚、讲明白，并采取人们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逐步使人们得以理解、消化、接受，同时依据不同的形式、方法和手段，在全社会进行广泛推广运用，使整个社会逐步营造以遵循良好人文秩序为荣，以背离人文秩序为耻的良好氛围，以此指引人们的行为。

不可否认，重塑人文秩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如果想等着先建立一整套重塑人文秩序的体系，然后再一步一步推进，这似乎也太理想化了。因为人文秩序本身的重塑，就是靠各方力量主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结合当今社会实际，不断地提出、不断地交流、不断地实践，从而聚合形成一整套经实践证明符合中国当前实际并引领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人文秩序。

重塑人文秩序本身就是一个过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凝聚才智，共同砥砺前行，点点滴滴、汇流成河地真正探索出一条重塑中国人文秩序之路。

就笔者的理解，重塑人文秩序应该从每个人的现在做起，从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然人和社会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做起。具体来说，作为自然人应该建立持仁爱之源、怀知耻之心、守独立之格、秉正直之气的修为规范；作为社会人应该建立尚尊重之德、践责任之为、恪守信之义、立契约之节的修为规范。在此基础上，逐步按照行业领域的特点、职业范围的需要，依据不同年龄人性发展的规律，不断扩展、丰富并形成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人文秩序。

相信，依据中国当前的整体实力，在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人文秩序过程中，中国一定能够孕育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笔者坚信，当此之时，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之日！

以此代序，献给每一位真正热爱中国、渴望尽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