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1]——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继的新朝代为了总结历史，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都要给上一个朝代编纂历史。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构成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

现在，清朝被推翻已经整整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历时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清史稿》。由于参加编纂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忠于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把端方、志锐、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说成是“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还有在记载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这种立场、观点当然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故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平心而论，《清史稿》是以前清国史馆的资料、稿本为基础，提纲挈领，删繁就简，囊括近300年史事，历时颇久，用功甚勤，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杀，但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且编纂时，清宫所藏历史档案尚未为世人共知，故没有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这就大大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做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又缺乏修史的专门人才，故仅把《清史稿》稍做修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人曾提出编纂《清史》的建议与设想。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此建议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当时百废待兴，还顾不上修史工作，故而搁置下来。50年代末，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吴晗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他向戴逸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对修史最为热心，有意亲自撰写《清史》，收集了大量清人的墨迹和史料作为修史的准备。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和范文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自己退居第二线，管的事情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可见，清史和编纂《清史》的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人极大的关注。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央宣传部筹备此项工作，中央宣传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但这次会议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酝酿多年的编纂大型《清史》的工作化为泡影，而且成为中央宣传部和郭影秋干扰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罪行。“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勒令解散，教师被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为了保存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集合的一些清史研究力量，于1973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清史研究所复归人大。“文革”后，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同志将这封信批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由于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他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现在，已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此项工作启动过早或过迟，均有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猝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淡褪，历史细节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二十六史”中的很多部写成在旧朝代灭亡以后数十年至100年左右。现在清朝灭亡已90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二

编纂《清史》不但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政治日益腐败，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且清朝灭亡至今不足100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因此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方面史事，详尽完备、篇幅较大的《清史》。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又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修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其体例、体裁、部件、篇幅需要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拟定一个比较完善而可行的方案。《清史》的编纂既然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就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为了讨论方便，《清史》可否考虑设置以下部件：

（1）编年。编年以记史事，按时间为序，取代“二十六史”中为帝王作传的本纪。（2）传记。网罗近300年之历史人物，分别作传。这是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篇幅最多，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3）通史。按今日章节式之体裁，写成有清一代之通史。篇幅不必过大而观点须鲜明，叙事须准确，文字须通畅，为旧史所无之新增部分。（4）专史。分门别类，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之发展，取代旧史中的志。（5）表。各种史表，如世系表、职官表等。（6）图。地图与其他图籍。（7）纪。清代近300年中，包括南明和太平天国，二者各有其政权，各有其历史，各有其典章制度，可否另设南明纪、太平天国纪，分别叙述。又清代关外部分，可否设立清史前纪。（8）清史著述书目。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即为了编纂大型《清史》。35年来，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虽然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但清史研究所一直坚持这一工作方向和目标，黾勉以赴，矢志不渝，为大型《清史》的编纂做准备。大型清史，工程浩大，部件众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把各个部件分解开来，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个部件，分期分批，撰写完成。这个办法，持之以恒，已见成效。20年来，清史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已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包括《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37卷以及大量资料的整理编纂，这些成果可以作为今后修史的准备和基础。

三

“盛世修史”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说到历代的文化工程，唐代就会提到《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这些都完成于唐初的贞观盛世；宋代就会提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以及《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都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就会提到《元史》和《永乐大典》，二书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就会提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明史》，这些都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的。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当然，编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应是21世纪历史学界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要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既要有一定的经费、编制，又要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如军事史要依靠军事史家，经济史要依靠经济史家，科技史要依靠科技史家，要有学术界、文博界、档案界、科技界、出版界的协同配合，还要邀请台湾与海外学人参加讨论与编纂。任何个人或单位皆难以承担这一繁复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代修史都是政府主持，以政府首脑领衔，如唐初六史的修撰，以宰相魏徵、房玄龄、褚遂良等领衔，有学者姚思廉、李延寿、颜师古、李淳风等参与；清修《明史》，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有史学家万斯同、王鸿绪等参与。这样的修史班子具有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便于创造修史的条件，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研究和解决编纂中的疑难和问题。可以相信，如果组织有力，条件具备，规划妥善，不难于20年内完成编纂大型《清史》此一代之盛事、旷世之巨典。

注释

[1]原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