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林贤治

当“知识分子”的名词输入中国之际，正值这块古老的东方大陆艰难转型。由传统士人蜕变而成的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负担无疑是沉重的，然而，他们却以旷古未有的英雄主义行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性成就，无论以多少富含黄金的字眼去形容它，评价它，都不会过分。即便如此，支配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依然强劲。即以“五四”以后的头十年为例，从无政府主义到“好政府主义”，从“到民间去”到“踱进研究室”，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而艺术”，都是明显的转向和倒退。一代启蒙工作陷于停顿。大的方面原因有两个：一是知识者的先天性脆弱，一是社会运动渐成压倒性优势。总之，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不是分头并进，而是由后者瓦解和吞并前者，使之丧失曾经一度在斗争中获得的独立身份。及至后来，整个知识群体几乎沦为“社会公敌”而遭到唾弃，如文化大革命，其受迫害的程度是惊人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其实是一部中国现代化史，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苦难的历程”。

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是意义重大的。然而，这种近于集体自传式的书写，惟有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实在是只可为政治家或工农兵立传的。遗憾的是，有了史传之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未能如实反映知识分子的面貌。对于历史，我们不是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是以意为之，功利主义得很。在否定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之余，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掩盖知识分子自身的人格和思想方面的缺陷，掩盖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故意夸大个别政治文化派别或学术小圈子的成就，如二三十年代的“英美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制造知识分子神话。如此种种，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意识的缺失。

王培元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十多年前，他即已撰写了一部延安鲁艺的专著；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事业与命运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前者侧重事件，后者聚焦人物；但无论择取何种结构方式，作者都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材料出发，尽可能让尘封的档案及鲜活的记忆直接说话。

本书是王先生为他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一代知识分子撰写的列传。这是一家身份特殊的出版社，素有“皇家出版社”之称，从中央到地方的金字塔式的建构来看，它居于塔尖的位置，是出版界精英人物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沉浮进退，在中国知识界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列传，是创自《史记》的一种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在史书中设置列传，它的好处是将历史文学化、人性化，通过人际关系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刻画，赋予历史以政治、军事以外的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王先生的书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严谨的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融合了史学与文学因素的边缘性作品。全书由多篇独立的小传连缀而成，它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个人命运背后的共同的时代框架上面。整个框架大象无形，然而坚硬实在，不可变易。书中的人物几乎无一可以免除批斗、囚禁、劳役，深受精神和皮肉之苦，简直带有宿命的性质。孟超和巴人的结局，可谓惨绝人寰。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足以构成一个社会单元，富于独立的文化价值；但当作者把这众多的人生画面有机地铺陈开来，从而展现历史的同一性时，显然更具震撼的力量。这是悲剧的力量，也是理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的批判意图是明确的：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以及形成一系列运动的社会机制应当永远革除，因为，它首先是反人性的。

这样，人类的价值与尊严便进入了全书的核心。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在政治压力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奋起反抗，而是忍耐、等待、挣扎，退回到自己的内心，唯以沉默的超重的工作体现自身的价值。作者没有就“知识分子意识”，即在公共性和道义感方面向主人公们进一步提出质询，也许他有感于苦难的过分深重，而视此为一种苛责，所以表现相当宽容。不同于那些知识分子神话制造者的是，作者不是先验地去完成一个政治构图，而是透过特定的生存空间接近他笔下的人物，在价值取向上，对某些传统道德和人格规范表示认同。他固然赞美冯雪峰、牛汉的刚直不阿，欣赏聂绀弩的狂狷，楼适夷的率真，严文井的超然，感动于韦君宜的勇毅，蒋路的谦和，林辰的笃实，而对一度千夫所指的舒芜，也在大关节处有所开解，不乏奖誉之辞。

大量的口述材料的使用，使全书具有为一般的考据史学著作或文学杂记所没有的文献价值。而这些材料，又是为作者所严加选择的。其中，如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的变异，冯雪峰为《鲁迅全集》作注，以及后来的焚稿；牛汉与艾青在批判会上的问答；秦兆阳夜访刘白羽；严文井对赵树理和周扬的评价；绿原学习德语的始因；楼适夷的忏悔；聂绀弩寄巴人诗及其不同版本等等，这些史料都是非常珍贵的。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写尽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困难的事。作者的写作策略是：一来引入日常生活的材料，凸显人物个性，二是发掘人物的文化价值的特异性；除此以外，都属多余枝节而被删夷。所以，即使全书写了十余位同样职业的知识者，也不至流于面目模糊，彼此雷同。在书中，虽然作者使用了一定的文学手段，但是他并不特别看重为传记作家所倚赖的情节，却是较为注重细节性材料，由此显出描写的本领。书中的文学性，实际上更多地表现为富于文采的叙述语言。不同于历史的分析性话语，作者是热情的，激愤的，悲悯的，言语间有一种情感的浸润；当人物的命运出现戏剧性转折时，书中往往出现大段奔突而来的抒情性独白，诚挚感人。

知识分子的历史，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逼近真实，需要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色彩的书写。《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仅系其中的一种。王先生于半个月前将书稿寄我并嘱作序，使我得以重睹一群老知识分子的人生沧桑。余生也未晚，当“文革”时，受过批斗，坐过囚室，且累及家人，然而不要说为天下苍生忧，其时竟连为自己抗争的勇气也没有。这种懦怯一直延至今日，自觉是没有为本书作序的资格的。以上文字，读后感而已，倘若可以印出来，那么，就当是大时代里的一个小人物所作的一份精神见证吧。

2006年11月15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