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之外：诗歌史上的月泉吟社

浙江师范大学 慈波

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南正式纳入元朝疆土已经十年。作为元廷“参用南人”^a的标志性事件，此年三月程钜夫“将旨江南蒐罗遗逸”^b。同年十月，吴渭在浦江“【征】赋《春日田园杂兴诗》，限五七言律体。以岁前十月分题，次岁上元收卷，凡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延致方凤、谢翱、吴思齐评其甲乙，凡选二百八十人，以三月三日揭榜”^c，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月泉吟社征诗活动。吟社参与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委实令人惊叹。^d

关于吟社的活动形式、成员组成、诗歌特色等，学界已有深入研究。^e由于发起人、评诗者的宋遗民身份，吟社诗在接受视野中往往带有“抗节季宋”^f的鲜明政治色彩，“月泉吟社的征诗活动，主要表现为对杜诗爱国精神的发扬光大，尤其对陶渊明不事二姓之气节的大力高扬，所以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有力地推动了此后诗社的蓬勃发展，更主要的还在于标榜民族气节上”^a，不失为代表性的观点。

吟社的遗民色彩，自然不容否认，后人对吟社诗的肯定也主要是着眼于此。不过毕竟诗社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存在，征诗活动的核心价值更在于诗歌。如果过于突出道德评价，容易遮蔽诗社的文学特质。实际上元人一般以为，在文学方面“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b，“国初学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余风”^c，似乎吟社只能是江湖习气的延续。人们往往卑视江湖诗风为“末流”，对吟社诗人则强调其忠义气节，所用标准并不相同。这一认识上的悖论提醒我们关注，在宋末江南江湖诗风盛行的背景下，仅仅十余年之后的吟社诗人们，在身份构成上是否与江湖诗人形成了本质差异？他们的活动是否促成了“诗道反振”的格局？或者说，对于宋季诗风而言，月泉吟社诗的出现具有何种意义，究竟是沿袭旧局面还是逗引了新气象的产生？

一 易代之变下的吟社诗人

南宋覆亡之后，江南地区并未立即安定。就在吴渭征诗之前，浦江邻境的永康还发生了县民起义事件。^d由于元廷的“内北人而外南人”^e的治理策略，南人在社会层级中地位低下，士气悒而不舒，黍离麦秀之悲与个人身世浮沉之感相互交织，构成了文人心态的重要方面。因此当吟社以“春日田园杂兴”命题征诗，虽然“借题于石湖”，却很难说是约请诗人们吟咏平静安宁的田园生活。诗作的具体内容，“使人诵之如游辋川，如遇桃源，如共柴桑墟里，抚荣木，观流泉，种东皋之苗，摘中园之蔬，与义熙人相尔汝也；如入豳风国，耜者桑者，竞载阳之光景，而仓庚之载好其音也；如梦寐时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优游乎耕凿食饮，而壤歌之起吾后先也”^f。表面上看，吴渭称颂的不外乎隐逸之趣、农事之乐与太平之适，但是三者无一例外的是对古代的追慕，而且世外桃源、梦寐时雍，不免影射了现实的惨淡。至于说到欲相亲近的偶像，特意点明了据说“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a的陶渊明，其用意已经颇为显豁了。

和这位前宋义乌县令吴渭一样，三位评诗者也都是坚定的宋遗民。方凤曾游太学，后来以特恩授容州文学，尽管并未实际到任^b，他却在临终时“属其子樗题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c，足见其心志。谢翱宋末追随文天祥，其名作《登西台恸哭记》被后人认为是“恸乎宋之三百年”^d的沥血之作。吴思齐曾任嘉兴县丞，后代摄县事，宋亡后坚处不仕，属于“知事君不以存亡贰其心者”。这三人关系莫逆，“剧谈每至夜”^e，又同时客寓吴渭家中，同声相应的切劘无疑更会强化彼此本来就强烈的家国意识。以他们作为领袖人物的征诗活动，带有遗民色彩并不让人意外。那么，参加吟社的诗人们是否真的如四库馆臣所认知的那样，“其人大抵宋之遗老”^f呢？

当时应征的诗作多达二千七百多卷，虽然选中了280名，但是现在仅依赖《月泉吟社》一书存留前60名共74首诗，除去一人数卷而导致的重复，实际上只有53人。由于诸人采用寓名，实际生平仕履情况很难考实，另外附录的摘句图收录了32联，作者情况更难确考。如果要了解宋元易代对于诗人们的冲击与影响，进而体会他们参与诗社的心态，他们生平仕履的资料当然非常重要。综合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除了声名稍著的仇远之外，欧阳光考述了连文凤、梁相、刘应龟、魏新之、杨本然、杨舜举、全璧、刘汝钧、林子明、白珽、周暕、黄景昌、陈希声、陈尧道、陈舜道、许元发、陈君用、陈养直等简况；方勇考述出连文凤、梁相、刘应龟、魏新之、陈尧道、陈舜道、陈希声、刘汝钧、何鸣凤、林子明、白珽、周暕、黄景昌、陈公凯（君用）、刘边等人生平；邹艳则提出邓草径与田起东实为同一人，即刘汝钧。

根据新发现的资料，仍然可以对已有的考证成果略加补缀。第十一名方赏，名下原注“桐江，徙居新城。方德麟，号藏六”。据此可知方赏真名为方德麟，桐江（今桐庐）人，后移居新城（今富阳）。《全宋诗》录其诗二首，《全宋文》录文一篇，《全元诗》录诗一首，《全元文》录文八篇。去除重复后，知其存诗二首，文章则还可依据《永乐大典》补入《问农桑水利》《巢乌说》《资圣寺重建山门记》《禹鼎赋》《清明望祭先墓文》，以及《月泉吟社》卷三收录的回送诗赏劄，共存十四篇。《资圣寺重建山门记》作于泰定三年（1326），文称“余儿时谒午庵日尊师于是”，后又称“今五十年”，以“儿时”为十岁计算，方氏约生于1267年。《自有馀斋记》称“延祐丁巳（1317）八月丁酉烖，会余倚席钱塘，时又方与江浙俊秀较艺场屋”，从“倚席”一语来看，他当时应当在杭州从事教职，而“较艺场屋”说明他参加了元代举行的江浙行省第二次乡试。^a根据《新登县志》卷一八的记载，他撰有“东岳行庙碑”，下记“元至元五年（1339）松江府儒学教授致仕白云方德麟撰记”，可知他仕至松江府儒学教授。如果他正好是此年致仕的话，则约生于1270年，与此前的推测没有太大的矛盾；但参与诗社活动时则尚未成年，似乎有违常理，因而方氏此前也许就已致仕。他可知作年的文章，最晚为《三皇庙记》，作于至正元年（1341），此时已经年逾七旬了。

第二十名赵必范（学古翁），号古一，“太宗十世孙”^b，咸淳四年（1268）进士。^c第四十一名蔡潭，方回《桐江续集》卷二九有《熙山箴》，称“武林蔡君潭浚父”，“其居无山而榜曰熙山”，知其为杭州人，字浚父，斋名熙山。第五十五名九山人，小注“寓杭”。此人实即当时有名的诗僧崈古，“字太初，号竹深。族姓钱氏，邑之仪凤里大族也。以诗名，有集曰《白云谣》。壮岁弃妻妾出家，馆于小蒸曹氏数十年，竟守戒行以终”^d。戴表元有《吴僧崈古师诗序》，称之“生华亭钱氏世家”，二十年后的大德戊戌（1298）两人重见时已出家为僧，“壮年歌游处所，一一无复故物”^a，则其壮岁出家之举应与宋亡之变有关。崈古曾为赵孟頫《枯树图》作跋：“木生天地间，为风霜之所夭折，不能竟其天年，不幸甚矣。而骚人名士形诸赋咏，著之翰墨，精彩百倍，垂于无穷，实枯中之荣也。余老且衰，抚卷为重一慨。九山人崈古。”^b赵氏此图作于大德三年（1299），崈古跋后又有龚璛至大二年（1309）跋，跋文应作于两者之间。第五十九名君瑞，或即丁君瑞。吟社第一名连文凤有《学鲁斋记》，称“钱塘丁君强父，文章士也，乡之人咸誉之。初余游杭頖，君居前庑，与之识，且尝与之争功名于场屋间”“有子曰君瑞，读父书，世其业，心术气质不为习尚所变化。谦于己，恭以待人，言语动作、容止进退，无一不于鲁之学得之。君瑞年方壮，籍籍有诗名”^c。被吟社取中的“君瑞”也许就是这位诗名籍籍的年轻人吧。

以这些材料为基础，我们可以简单认识吟社诗人们在宋末的大致情况。有些是曾经出仕的，比如连文凤曾入太学，后来“仕籍姓名除”；魏新之为咸淳辛未（1271）进士，初授庆元府学教授；全璧“宋时尝官侍从”；林子明“咸淳九年癸酉（1273），两浙漕解第三人”，曾“摄浙西安抚司干官”；高镕为婺州教官。有些可知曾入太学，如刘应龟咸淳间游太学，为博士弟子员；刘汝钧咸淳间为太学生；白珽“十三受经太学”。有些人身份较为特殊，如赵必范是宋宗室，且中进士；第三十名赵必拆，“太宗十世孙”^d；全璧则是度宗全皇后族人，属于后戚。有些可以确定一直未仕，如杨本然、杨舜举父子，陈希声与陈尧道、陈舜道父子，黄景昌，以及摘句图中的刘边。还有僧人，如第三十五名即为宝觉寺僧了慧岳重，不过他是否宋末就已出家难以考证。至于其他人，要么在宋季年齿尚少，要么文献乏徵，从他们的樵逸山人、避世翁、吟隐之类寓名来看，在参与吟社活动之际，他们大约只是属于地方中下层文人，或者是自我认同这一类生活。

然而即使是这有限的可知诗人们，他们在“生逢千劫后”^e的巨大时代动荡中，个人的出处选择仍呈现出多元特点，“遗民”这一道德色彩浓郁的词语尚难涵盖。就在征诗当年，林子明就受到地方荐举，“初，朝旨命翰林寻访人才，冯提学梦龟举君堪知制诰”，其结果是“至元中摄桐庐簿，寻为分水教谕”。^f这一年白珽更受到程钜夫的直接推荐，“程文宪公钜夫、刘中丞伯宣前后交荐之”^a。虽然他这一次以疾辞免，但此后终于出任太平路儒学正，转常州路儒学教授，又升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司副提举等职，官终兰溪州判官。实际上如果考察诗人们入元之后的选择，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很多人选择了与元廷合作。梁相大德年间任镇江路教授，后为婺州知事；刘应龟任义乌教谕，调月泉山长，杭州路学正；周暕至元二十四年（1287）已任余姚学官；姜霖元贞元年（1295）任兰溪州教谕；陈公举至元末任浦江教谕，累迁江浙儒学副提举，后为应奉翰林文字；陈公凯大德年间任月泉书院山长；何鸣凤任分水教官；仇远大德年间任溧阳教授；方德麟不但参加了元代的科举考试^b，后来还出任松江府儒学教授。

不难看出诗人中仕元的比例已经较高。当然，像周暕那样“以诗文游诸公间”“日汲汲道途”^c的热衷功名之士也许并不多见。特别是他们中不少人流转于学职之间，与直接莅民治事的行政官员有较大不同。这些人或是迫于生活压力，或是出于“亡天下”的忧虑，而选择振起斯文的学官一途。^d由于元代重视根脚，南人获得出仕的机会本来就少，而从士人的心理出发，虽然由儒入吏不失为更便捷可行的入仕方式，其接受认可程度却不高。因而“年来儒官赴选部如水赴壑”^e的社会现象，实际上反映了文人仕元进路的逼仄，或者说出任学官是他们无奈之下的最佳选择。如果从严格的“遗民”界定来说，出为学官仍应视作仕元行为，像赵文、刘壎等人，四库馆臣对之并无恕词。^a按照统一的标准，吟社诗人们“大抵宋之遗老”的说法，其实尚需斟酌。^b既然吟社的遗民色彩没有以往所认识的那样浓郁，那么分析吸引诗人们广泛参与征诗活动的原因，也许就不应局限于家国意识。

实际上诗人已经自道心声。被拔萃为第一名的连文凤，在答谢的启劄中明确点明：“抚景兴思，慨唐科之不复；以诗为试，觊同雅之可追”^c，提示了诗社兴盛与科举废止的关联。大概没有人甘愿承受家国覆亡的悲痛而成为遗民，吟社诗人中的多数只是被宋元易代的时代巨变所裹挟。当时局渐渐安定下来，作为文人进身之阶的科举却未能兴复，他们在寄慨于科考停废的同时，只得将过去花费在举业的精力，转移到作诗吟咏之上。元人文集中多见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如欧阳玄指出，“宋讫，科举废，士多学诗”^d；刘辰翁发现“士无不为诗”，“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e。如果考察征诗的具体形式，也会发现这是民间对科举的一次戏仿。诗社十月命题、正月收卷、三月揭赏，和宋代科举“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f的时序略无二致；给赏的五十名分为五等，和宋代进士五甲类似；诗体主张“律五七言四韵，馀体不取”，借鉴了省题诗律体的要求；至于题意中强调要敷绎题旨，评语中对起、承、转、结的屡屡提示，也都不离科场评文习气。颇有意味的是，“场屋科举之弊俱革，诗始大出”^g，而当诗人们竞入吟社时，科举仍显示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也提醒我们，在已经给予“遗民”足够多的关注之后，不妨将眼光投向他们的诗歌。

二 “杂兴”与诗学追求

吟社征诗活动的前夜，正是江湖诗风大行于诗坛的时机。时人以为“自四灵后，天下皆诗人”^a，大抵可见当时诗歌流行的状态，而“诗人”一词在晚宋特定的环境下，约略等于“江湖诗人”的转语。^b四灵力效姚、贾，专攻近体；嗣接而起的诗人们虽然将学习对象推扩到晚唐诗人，但也往往造语雷同，意象近似，诗境浅狭，“诗至晚唐已厌，至近年［江］湖又厌，谓其和易如流，殆于不可庄语，而学问为无用也”^c，形成了泛滥无归的局面。作为“因诗取友”^d的吟社，将如何因应这一诗学困境？

由于现存吟社诗是方凤诸人评选之后的结集，这可以看作是领袖诗人们诗学观点的体现，不妨先考察一下他们的诗学见解。据说方凤就对宋末的文学风气很是不满，“宋季文弊，凤颇厌之”^e，但是王次澄考察的结果则是“方凤诗虽近江西，但晚唐江湖诗风仍然依稀可辨”^f。方凤诗歌散佚严重，今人大力搜集也仅存90首而已。这其中五律17首、七律20首，所占比例之高即已暗示了他的关注体裁，而这与江湖诗人的偏好并无太大差异。至于诗歌的语言风格、意象选择与联语运用等，也多是晚唐家数。不过他五古存有11首，七古存20首，体现出开拓诗境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像《题郑氏义门》密集用典，语句劲直；《三洞》结构开阖，移步换形；《故宫怨》凄惨哀怨，用语艰险；《送吴立夫》俊爽洒脱，一气直下，虽然仅窥一斑，但比起江湖之作，在风格、才力方面都杰然自异。在他身上，江湖诗风底色犹存，而变异之处也不难发现。

谢翱诗歌主要见于《晞发集》，存诗290馀首，近体近80首，显示出重古体的倾向。不过他的近体诗，早就受到严厉的批评：“附《晞发道人近集》一卷，诗四十八首，刻画晚唐，酸涩无足录。唯‘山带去年雪，春来何处峰’一联差佳，岂才尽耶？抑删去之诗，而后人摭拾之者耶？”^a王士禛所不满的，显然是谢翱规摹晚唐的江湖近体。不过其集中大量古体诗却展现了不同的风貌，鼓吹曲、琴操等刻意拟古之作固不待言，就是写景咏物的平常题目，也都不乏奇奥气象。如《冬青树引别玉潜》奇幻沉痛，语词扑朔，暗喻了杨琏真伽发陵事件对当时文人心理的强烈冲击；《文房四友叹》以寓言体寄慨乱世文人流落不偶，出语恢诡，恻怛激越；其他追迹楚辞、孟郊、李贺的诗作，也多开阔动荡，一洗破碎浅近之弊。从其诗歌渊源来看，大抵得力于李贺为多。以致杨慎曾激赏，“谢翱《晞发集》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予尤爱其《鸿门䜩》一篇”，“此诗虽使李贺复生，亦当心服。李贺集中亦有《鸿门䜩》一篇，不及此远甚，可谓青出于蓝矣。元杨廉夫乐府力追李贺，亦有此篇，愈不及翱矣”^b。而这些力追唐人之作，基本属于江湖诗人较少涉足的乐府歌行。

有别集存世的吟社诗人们诗作取径如何？连文凤有《百正集》三卷存世，四库馆臣以为“大抵清切流丽，自抒性灵，无宋末江湖诸人纤琐粗犷之习。虽上不及尤杨范陆，下不及范揭虞杨，而位置于诸人之间，亦未遽为白茅之藉。则当时首屈一指，亦有由矣”^c。王次澄虽然不认同“流丽”之说，认为当改作“流利”，但实际上也承认连氏深受江湖体影响，而在五律之外复工七律，诗作内容繁富，故而能够“沾濡江湖而另辟蹊径”^d。

再看存诗600多首的仇远，他曾经明确提出“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e，这一口号在后来多被视为元诗的整体创作取向，在他的创作中也颇有体现。他的近体诗多达近五百首，足见心力所在。诗作风格以平易闲远为主，有取法郊、岛，重视锤炼的一面，“诗格高雅，往往颉颃古人，无宋末粗犷之习”；不过他与江西殿军方回游从颇密，在诗学观念上也有相近之处^f，对束书不观、讳言用典多有不满，四库馆臣以为“其言颇中江湖、四灵二派之病，今观所作，不愧所言”^a。合而观之，仇远浸染江湖诗风，却能不流入纤仄；不废江西，但也不失于粗豪。

与仇远齐名的白珽有《湛渊遗稿》三卷，《全元诗》整理后共录诗76首。他的诗作绝大部分是近体，有晚唐体清新工致的优长，又能“不为雕刻苛碎，苍然者不惟极尘外之趣，兼有云山韶濩之音”^b。而在22首古体中，竟有十首《续演雅》，属于明显的山谷体；《题惠山》七律中颈联“雨前茶有如此水，月里树岂寻常花”，也是典型的以文为诗笔法。

从诗社领袖人物与代表诗人的作品来看，似乎能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他们大都受到了其时流行的晚唐诗风影响，晚唐近体在其作品中所占比重明显为多；但在创作与认识上他们也往往对“南渡自四灵以下，皆模拟姚合、贾岛之流，纤薄可厌”^c的江湖诗风有所警醒，力求突破其局限，故能与“但工近体，大抵以清隽雕琢为事，颇近四灵、江湖之派，终不脱宋人窠臼”^d这一类的指摘保持距离；更有诗人在作品中流露出江西诗风的痕迹。由于他们的作品尚未细致编年，尚难判断这一倾向发生的具体时段。但是从整个创作轨迹来看，大约可见这一出入江湖的趋势。那么，这一进路与月泉吟社诗是否表现出一致性？

如果仔细研读吟社的诗题和《诗评》，就会发现这次大型同题诗歌竞赛的组织者最关心的，其实是如何“就春日田园上做出杂兴”，因而虽然“凡是田园间景物皆可用”，“却不是要将杂兴二字体贴”。^e脱离田园而直接遣兴当然是离题，拘泥田园而仅咏风物则缺乏诗趣。于是《题意》中特意以《归去来辞》为例，说明何为赋体、何为兴体。吴渭提出：“有因春日田园间景物感动性情，意与景融，辞与意会，一吟讽顷，悠然自见其为杂兴者，此真杂兴也。不明此义而为此诗，他未暇悉论，往往叙实者多入于赋，称美者多近于颂，甚者将杂兴二字体贴，而相去益远矣。”^f组织者如此强调“杂兴”，其着力点究竟在于什么？

其实以田园景物为歌咏对象的诗歌，在江湖诗人的作品中可谓俯拾皆是，这样一个平常的题目该如何写作，本不应成为切切丁宁的主题。组织者突出“杂兴”，让我们想起宋末严羽反对宋诗的有名论断：“诗有词理意兴。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a这一标揭唐诗、推崇汉魏的态度，在元诗中多有践行。吟社领袖们是否类似于严羽，有惩于宋诗的重理倾向，而用“杂兴”加以补救？

不过这一推想有明显的难解之处。江西诗风虽然在宋末仍有影响，但显然已非主流，“近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b，因而吟社诗人们恐怕不必再为此而苦费心神。笔者屡读吟社诗作与评语，对这一问题颇感困惑；后重读连文凤诗评语，似有所悟。此诗被推为魁选，必然是最符合组织者标准的作品。评语称：“众杰作中求其粹然无疵、极整齐而不窘边幅者，此为冠。”用“边幅”来评定诗歌，似首见于张说对张九龄诗的评价：“张九龄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c诗作“窘边幅”，实即宽广不足、境象狭仄，而这恰恰是四灵而下的众多晚唐诗作的流弊。

实际上刘克庄早就指责“姚贾缚律，俱窘边幅”^d，把根源推溯到四灵的祖师那里。四库馆臣则指出：“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e认为四灵、江湖都不免“边幅太狭”。对于薛师石诗，又以为“边幅太窄，兴象太近，则与四灵同一门径”。^f在评述南渡之际陈棣诗作时，更点明了这一诗弊产生的原因：“棣诗乃于南渡之初，已先导宋季江湖之派。盖其足迹游历不过数郡，无名山大川以豁荡心胸；所与唱和者，不过同官丞簿数人，相与怨老嗟卑；又鲜耆宿硕儒以开拓学识。其诗边幅稍狭，比兴稍浅，固势使之然。”^g所说的游历、唱和、师友诸方面的局限，江湖诗人的情况也大致相差不多。需要注意的是，与“边幅稍狭，已近江湖一派”^h相关联的，往往是“边幅少狭，兴象未深，数首以外，词旨略同”ⁱ。联系到晚宋流行模山范水、烟云月露的大量作品，应该不难体会诗人缺乏深衷，而仅仅执著于景物锤炼所导致的兴象浅近的缺失。方回曾厉言批评晚唐体的弊病：“九僧以前，四灵而后，专尚晚唐。五言古调、七言长句，皆不能不彼此相效。许浑水、郑谷僧、林逋梅、魏野鹤，雪月风花，烟霅竹树，无此字不能成四十字。四十字之中，前联耳闻目见，后联或全是闻，或全是见。”^a语词重叠，物象堆垛，层次单调，想达到情、景、意、词相融会的“兴”的境界，当然不大可能。“杂兴”的提出，其针对性或在于此。

不妨以具体作品为例。诗作被陈起刊入《江湖后集》的胡仲弓，斥退后浪迹江湖以终，他写有《春日杂兴》七律十五首，与吟社征诗题目切近，正好可以用作比较。随意挑选一首来看：“高下云藏野老家，纵横水潄竹篱斜。勤将春去许多雨，流出山来都是花。白首风烟三径草，清时鼓吹一池蛙。身闲不耐闲双手，洗甑吹香夜作茶。”前六句映带本题“春日”，后两句为“杂兴”；颔联流利，颈联工致；结语也带有变俗为雅的趣旨，并不是下乘的江湖之作。然而意象选择不离云、水、烟、雨，敷演景物无外耳目闻见，兴会所至无非野老之闲，更不用说疏于点检而导致的“闲”字重出了。再看被列为第五十九名的吟社作品：“白粉墙头红杏花，竹枪篱下种丝瓜。厨烟乍熟抽心菜，篝火新干卷叶茶。草地雨长应易垦，秧田水足不须车。白头翁妪闲无事，对坐花阴到日斜。”此作结构上与前诗相似，意象选择也涉及草、篱、花、雨，“杂兴”同样落笔于“闲”，联句的推敲方面似乎还不及前诗讲究。然而厨烟、篝火、垦地、车水的出现，使诗作一下子变得鲜活而充满田园生气；白墙红杏的对比鲜明、竹枪的语词生新，都不见刻意痕迹；如此才使得对花对日的翁妪之“闲”，与前部歌咏的田园生活密切融会，从而兴味盎然。尽管排名已经靠后，但本色生动，真气淋漓，评语所评价的“此真‘杂兴诗’，起头便见作手”，确然不虚。再回转过来看前诗，就会发现诗境难脱浅近，其中的“闲”，也恐怕与自述的“野老”身份尚隔一间。若联系到评语中不断出现的“说田园的而杂兴寓其中”“末借言杂兴，的是老手”“馀见杂兴”“结有悠扬不尽之兴”“前四句咏题，后乃述意，末二句亦不离春兴，格韵甚高”“结句所引与兴字相关，尤有深味”“全篇是杂兴本色”“末感兴深”“以雅健语写高洁操，悠然之兴见于篇末”等等评述，则吟社征诗强调“杂兴”的用意也就可以体会了。

由于现存吟社诗都是中选之作，是作为激赏对象而推出并供吟友观摩的，因而这些作品在克服比兴浅狭、窘于边幅方面成就不俗，其实不难理解。这也可以被视为吟社组织者振救江湖末派诗弊努力的一次集中展现。不过这些优选之作虽然在力去末俗上带有共同追求，但对于江湖晚唐诗风其实熏染依然很深。在诗歌体制上，虽然选择余地很小，但74首诗中五律仅有11首，远远低于七律的比重。四灵偏重五律，赵师秀“一篇幸止有四十字”^a的说法为众所知，江湖诗人则有所展拓而转向专攻七律，吟社诗人的选择依循了这一好尚。江湖诗风有以摹写风物来纠正江西诗派尚理而乏意兴的倾向，吟社诗人同样也避免了仅去体贴“杂兴”的时文习气。江湖诗风强调锤炼字句，对仗精工，吟社诗则特意设立“摘句图”一项，而且起句、结句均仅录四句，而以联句独重。^b评选者特意选入了第五十名的两首回文诗，表现出对文字技巧的重视。与此同调，吟社诗也并未完全排斥江西风味。诗作中不乏用典之处；避世翁的七律“全效坡体”，却并不妨碍成为第三十五名；摘句图中“蚕一二眠催出伏，秧三四叶尚忧风”则是明显的江西句法。甚至带有理学气息的诗歌也不在摒弃之列，第三十一名陈舜道的诗歌，各篇首尾均以“春来非是爱吟诗”成句，这是明显的尧翁击壤体，但也因为“摹写各尽其妙”而得到欣赏，并成为一人入选十首的特例。

这些较为复杂的面相说明，吟社诗作为一个整体，在艺术手法的基本面上其实仍有宋末江湖诗风的深刻影响在。江湖诗人本来就是一个成员庞杂的群体，在诗歌取径上也不尽相同。江湖诗风在主体上呈现出重晚唐的倾向，但仍有部分江湖诗人沾染江西风气。从钱锺书先生《容安馆札记》中对江湖小家风格的细致分析，不难看出江湖诗人出入江西、晚唐的倾向。“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猥杂细碎，如出一辙，诗以大弊”^c，这是吟社诗人所面临的宋末诗坛格局，他们标举“杂兴”的意图，也不妨归入到这一背景中去推求。

三 后吟社时代的元初诗坛

征诗活动之后，关于月泉吟社其他大型活动的记载，在文献中就再难发见。这也许与主要组织者及经济赞助人吴渭在此后不久即谢世有关，相隔不到十年谢翱又在杭州病逝，吟社主盟相继零落，活动想必大受影响吧。不过经由诗社而传递倡导的诗学精神，在后辈诗人那里却并未消散。诗社中中坚力量实属谢、方。谢翱诗奇丽恢诡，参入中唐，后人以为“元诗所以一变乎宋者，谢翱之功也”^a，所注重的是其力矫诗弊的新变意识。方凤“尝与闽人谢翱、括人吴思齐为友。思齐则陈亮外曾孙，翱则文天祥客也，皆工诗，皆客浦阳，浦阳之诗为之一变”^b，可见吟社主盟俨然已成为地域诗坛宗主。实际上“为之一变”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浦阳。自方氏“开风雅之宗”后，“由是而黄晋卿、柳道传皆出其门，吴渊颖又其孙女夫，宋潜溪、戴九灵交相倚重，此金华诗学极盛之一会也”^c，而这一脉络更已由元及明，蔚为大观了。

方凤弟子黄溍曾述及婺州诗学渊源。就浦江邻县义乌而言，黄溍以为“吾里中前辈以诗名家者，推山南先生为巨擘。傅君景文、陈君景传，其流亚也”^d。山南先生即刘应龟，高中吟社第五名，评语还特别引录了他另外两联，以为“律细韵高”“夐未易及”。而景传为陈尧道字，其诗入选第八名。可以说，吟社诗人实际构成了义乌诗坛的核心。至于年辈稍后的诗人，黄溍称：“始予弱冠时学为诗，同郡柳道传、王申伯、陈茂卿、方子践、子发皆以能诗称者也。柳初效粤谢翱，后自成一家。方受学尊父存雅先生，而杂出于谢。陈与谢不相识，乃酷似之。”^e方樗、方梓传承方凤家学，同时旁参谢翱。元蒋易所编《皇元风雅》卷三〇录陈茂卿《花石行》一篇，全从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与《将进酒》出，黄溍称之与谢翱暗合，不为无据。

黄溍本人是刘应龟的中表子侄，早年多受刘氏教益；弱冠以后又从方凤学诗，有转益多师的长处，受吟社诗风浸染也更深。他前期作品中五律较多，与元人的习惯颇有差异。^f这些作品大多是与吟社成员的唱和之作，表现出好尚的趋同性。他的古体作品学习晋宋，有大小谢幽峭之趣。在诗学主张上，他曾诲示王袆，提出“诗贵乎平实而流丽”^a，平实即内容的中和平正，流丽即语言的流畅清美，这与方凤的看法近似，更符合元诗的时代主潮。

柳贯也是吟社诗风熏染的重要后学，“执弟子礼于同里方先生凤、括吴先生思齐、粤谢先生翱。三先生隐者，以风节行义相高。间出为古文、歌诗，皆忧深思远，慷慨激烈，卓然绝出于流俗。清标雅韵，人所瞻慕。公左右周旋，日渐月渍，不自知其与之俱化也”^b。柳贯所存六卷诗歌中，前三卷都是古体，可见他并不拘泥于晚唐近体。七古中他对李、杜、韩都有汲取，阔大与奇崛并存；五古多得力于魏晋。他不认同宋调以才学为诗的倾向，“诗成置我江西社，兔苑梁园隔几尘”^c，充满了对堆垛典故习气的不满。但是对于宋诗劲健的句法也不全然排斥，“老不废诗，视少作尤古硬奇逸而意味渊永”^d。

至于吴莱，因为是方凤孙婿，所承诗教更为真切。他的作品以乐府歌行体为多，才气纵横，以杜、韩为宗，故而胡应麟称“吴立夫学杜大篇，气骨可观，而多奇僻字”。不过他壮岁早逝，诗境未及淬炼，负气逞才处也不免粗豪之失，但在元诗中已称鹤立，“元诗靡弱，自虞伯生而外，唯吴立夫长句瑰玮有奇气。虽疏宕或逊前人，视杨廉夫之学飞卿、长吉，区以别矣”^e。吴莱重视古体也与吟社诗人互相交流有关。吴莱自称：“始予弱冠，时从黄隐君游。隐君讳景昌，字明远，世为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朴而开悟，及长益通五经、诸子、诗赋、百家之言。岩南公尝一再携予诣隐君质《春秋》。”^f这位由方凤带领吴莱前去受教的黄景昌，就是征诗活动中的第二十五名“槐窗居士”。黄景昌“长从方凤、吴思齐、谢翱游”“以古人论诗主于声，今人论诗主于辞，声则动合律吕，可以被之金石管弦，辞则文而已矣。乃集汉魏以来诸诗，各论其时代而甄别之，作《古诗考》”^g。吴莱曾去信与黄氏专门讨论此书，又为之作后序。他们之间的切磋影响，较然易见。

当黄溍、柳贯、吴莱等活跃于文坛时，元诗主体风貌已然形成，“虞杨范揭”四家称名于时，宗唐崇古的诗学观点渐次获得时代认同。从仇远提出甚获方凤认同的“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a，到杨载主张“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b，大约也正是吟社活跃到元诗兴盛这一时段。从元诗发展的时序来看，元初的南方诗坛，基本处在江湖诗风的笼罩之下，“宋元之际的诗人，大多早年都受到江湖诗派的影响”“如果不是元一统天下，可以预见南宋诗坛上江湖派必将‘一统江湖’，成为人数众多、压倒一切的主流派”^c。南宋与金南北分峙，造成了翁方纲所称的“程学盛南苏学北”的不同文化景观。元初的北方诗坛大抵沿袭金源一脉，“诗人多学坡、谷”^d。但是即使如此，其时的北人代表如王恽就已主张金诗“直以唐人为指归”^e。正如邓绍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南渡后的金诗以唐人为归，那么与金代斯文一脉相承的蒙古王朝和元初诗坛，也就归于唐音了”，或者说“元初诗坛出现了宗唐呼声”。与南方宗唐的趋向类似，“从王恽传递的消息到卢挚、刘因的创作实践，诗歌宗汉魏晋唐的风气就在北方文坛上出现并形成了”^f。尽管南北诗风的发展具有不完全同步性，但是至延祐时期元诗南北融合的进程基本完成，以元诗四家为主体的宗唐诗风成为时代主流。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角度而言，元诗体现了元人力图在唐音、宋调之外，别辟蹊径的诗学努力方向。近体宗唐、古体崇《选》的“宗唐得古”之风，是为元诗主体风貌。而吟社诗人们标举兴象，振刷江湖末学的纤薄浮浅，并通过后吟社时代诸人传递这一诗学精神，不正代表了元诗初音的形成吗？

如果我们不反对元人自我认同、以元诗有别于唐诗与宋调、而能自成一代文学的“元音”的话^a，那么月泉吟社诗“虽不逮唐制，若曰元初夫自为一代，有唐之遗风”^b。在元音形成的进程中，吟社诗人与有力焉。翁方纲曾说，“元初之诗，亦宋一二遗民开之”^c，用意就在于此吧。

a 《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十一，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己巳，第2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87页。

b 程钜夫：《故建昌路儒学教授蒋君墓志铭》，《全元文》卷五三八，第1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c 《月泉吟社诗》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25页。

d 杨镰先生即指出：“一个有两三千人实际参与的任何文化活动，特别是完全处于自发状态，起自民间，这在信息并不发达的宋元之间都是奇迹了。”（《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32页）

e 吟社成员考订诸方面，参见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专题的诗社研究有邹艳《月泉吟社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f 全祖望：《跋月泉吟社后》，《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9页。

a 方勇：《我却为春愁——月泉吟社的文化情怀》，《光明日报》2015年2月26日。

b 欧阳玄：《此山先生集序》，《此山先生诗集》卷首，择是居丛书本。

c 王理：《国朝文类序》，《全元文》卷一六四六，第5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d 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八月辛酉，婺州永康县民陈选四等谋反，伏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册，第5118页）

e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克谨篇》，乾隆五十一年刻本。

f 吴渭：《诗评》，《月泉吟社》卷一，金华丛书本。

a 沈约：《宋书》卷九三《陶潜传》，第8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289页。

b 宋濂《跋胡方柳黄四公遗墨》称方凤“后以特恩授容州文学，未上而宋箓已讫。终身思宋，一饭不能忘，每语及之，辄涕泗交颐，世称为节义之士”（《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2页）。

c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方凤传》，《宋濂全集》，第2265页。

d 张孟兼：《释登西台恸哭记》，《全元文》卷一七六二，第5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e 宋濂：《吴思齐传》，《宋濂全集》，第311—312页。

f 《月泉吟社诗》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七，第2625页。这一认识大抵反映了后人的认知，如明人田汝耔《刻月泉吟社诗叙》认为“今考吴溪社士，皆故宋人也”（《月泉吟社》卷首）；稍早于馆臣的赵信也以为“其间或有名或无名，大抵皆宋末遗老也”（《南宋杂事诗》卷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a 方德麟作有《禹鼎赋》，为此年江西乡试古赋题。如果他参加江浙乡试的自述没有问题的话，则《禹鼎赋》当为拟作。

b 厉鹗：《宋诗纪事》卷八五《赵必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066页。

c 《（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九“咸淳四年戊辰陈文龙榜”，华文书局1967年版，第2150页。

d 《（万历）青浦县志》卷五《僧崈古》，万历刊本。崈古所馆曹氏为曹知白贞素（1272—1355），见贡师泰《玩斋集》（嘉靖刻本）卷一〇《贞素先生墓志铭》。

a 《全元文》卷四一八，第1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b 汪珂玉：《珊瑚网》卷一《褚河南枯树赋真迹》，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页。

c 连文凤：《百正集》卷下，知不足斋丛书本。

d 《宋诗纪事》卷八五《赵必拆》，第2067页。

e 连文凤：《病后》，《百正集》卷上。

f 方回：《林东冈用晦墓志铭》，《桐江集》卷八，宛委别藏本。

a 宋濂：《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铭》，《宋濂全集》，第1522页。

b 连文凤《有感》云：“年来懒作少年狂，一枕功名属梦乡。举世相夸唐字学，几人曾识汉文章。自怜晚岁桑榆景，敢入春风桃李场。到此相逢莫相笑，谁知臧谷两亡羊。”王次澄以为“是指参与科举未实施以前的吏进选拔，或元仁宗延祐二年回复开科取士的科举考试”（参见《宋遗民诗人连文凤及其诗析论》，《宋元逸民诗论丛》，大安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此书中另有两文论述方凤及月泉吟社诗，注重从诗歌本身讨论，深具启发性。不过此处理解似不确。“敢入”用于诗歌，取其轻度反问语气，实即“不敢”，也就是感慨年纪老大，不能再去参加科考，所以有“功名属梦乡”之语。末句用《庄子》典故，略谓年轻时刻意功名，未能斩获；而今已缺乏进取之意。虽然原因不同，“亡羊”的结果却是一样。

c 张伯淳：《送周方山序》，《全元文》卷三七七，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d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周祖谟《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周祖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陈高华《元代的地方官学》（《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实际上，甚至连方凤之子后来都出任学官。如方樗即任浦江学正，方梓则任义乌训导。

e 张伯淳：《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全元文》卷三七八，第11册，第194页。

a 如《青山集》提要批评赵文“沧桑以后独不能深自晦匿，以迟暮余年重餐元禄，出处之际实不能无愧于诸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第2206页）。

b 如果执着于至元二十三年这一时间点，那么也许吟社诗人中绝大部分都尚未出仕新朝。但一方面此时入元时间还较短暂，另一方面，从静止的视角考察诗人们的出处选择，其实缺乏实际意义。

c 《回送诗赏劄·罗公福》，《月泉吟社》卷三。第十二名刘汝钧诗中“年来梦断百花场，安分农桑万虑降”、摘句图中“田农夫”的起句“桃李场中已免参，只将农圃系头衔”，表现的大约也是科举不复之后寄迹农圃的无奈。

d 欧阳玄：《李宏谟诗序》，《全元文》卷一〇九二，第3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e 刘辰翁：《程楚翁诗序》，《全元文》卷二七〇，第8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2页。

f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第1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04页。

g 戴表元：《陈晦父诗序》，《全元文》卷四一八，第12册，第122页。

a 刘克庄：《跋何谦诗》，曾枣庄、刘琳：《全宋文》卷七五八二，第32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5页。其《毛振龙诗稿》中“诗料满天地，诗人满江湖。人人为诗，人人有集”，是江湖诗风盛行的更生动描述。

b 史伟：《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人”》，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

c 刘辰翁：《序》，《陈与义集》，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页。

d 栗里（杨本然）：《回送诗赏劄》，《月泉吟社》卷三。

e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方凤传》，《宋濂全集》，第2265页。

f 《宋遗民诗歌与江湖诗风——以连文凤及方凤诗作为例》，《宋元逸民诗论丛》，第30页。

a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六题识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42页。

b 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二《谢翱诗》，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78—179页。

c 《百正集》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第2194页。

d 见前揭《宋遗民诗人连文凤及其诗析论》，《宋元逸民诗论丛》，第168页。

e 方凤：《仇仁父诗序》，《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f 如仇远以为“近世习唐诗者以不用事为第一格，少陵无一字无来处，众人固不识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读书之过耳”，参见《山村遗稿》卷一末所附仇远与盛元仁书（1278），清钞本。

a 《金渊集》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第2211页。

b 宋濂：《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铭》，《宋濂全集》，第1524页。

c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9页。

d 《谷响集》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第2209页。

e 《春日田园题意》，《月泉吟社》卷首。

f 《诗评》，《月泉吟社》卷首。

a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见《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页。

b 张之翰：《跋王吉甫直溪诗稿》，《全元文》卷三八四，第11册，第301页。

c 《新唐书》卷二〇一《王勃传》后，第18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43页。

d 《跋程垣诗》，《全宋文》卷七五七六，第329册，第247页。

e 《云泉诗》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第2185页。

f 《瓜庐诗》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二，第2157页。

g 《蒙隐集》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第2131页。

h 《竹轩杂著》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第2121页。

i 《云松巢集》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第2257页。

a 《跋仇仁近诗集》，《桐江集》卷四。

a 刘克庄：《野谷集序》，《全宋文》卷七五六六，第329册，第86页。

b 摘句与偏重近体具有一致性，正像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所说：“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沧浪诗话校释》，第151页）

c 《唐诗品汇》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第2639页。

a 谢肇淛：《小草斋诗话》卷二外篇上，收入张健辑校《珍本明诗话五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0页。

b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方凤传》，《宋濂全集》，第2266页。

c 朱琰：《金华诗录序例》，《金华诗录》卷首，乾隆癸巳刻本。

d 黄溍：《绣川二妙集序》，《全元文》卷九四〇，第29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e 黄溍：《书王申伯诗卷后》，《全元文》卷九四三，第29册，第131页。

f 胡应麟即指出：“元人力矫宋弊，故五言律多草草无复深造。”（《诗薮》外编六“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页）

a 王袆：《练伯上诗序》，《王忠文公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1页。

b 黄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全元文》卷九六五，第3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c 柳贯：《春尽日雨中宴坐次刘士幹宪史见贻之作》其二，《全元诗》第25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1页。

d 黄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全元文》卷九六五，第30册，第110页。

e 《带经堂诗话》卷四纂辑类，第96页。

f 吴莱：《田居子黄隐君哀颂辞》，《全元文》卷一三七二，第4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吴莱《古诗考录后序》则明确说“予尝从黄子学诗”，见《全元文》卷一三六七，第44册，第72页。

g 宋濂：《浦阳人物记》卷下《黄景昌传》，《宋濂全集》，第2266页。

a 方凤：《仇仁父诗序》，《方凤集》，第64页。

b 王袆：《练伯上诗序》，《王忠文公集》卷二，第51页。

c 《元诗史》，第334、337页。

d 元好问：《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金文最》卷二五，光绪乙未江苏书局重刻本。

e 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全元文》卷一七六，第6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f 邓绍基：《元代文学史》第十七章第一节《元诗宗唐得古风气的形成及其特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

a 从一代文学之角度对元代诗歌特点进行归纳与体认，在元末明初的文献中即已较为普遍。坚定的元代遗民戴良在《皇元风雅序》中就提出：“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景明正统刊本）这是对元诗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撇开其间的强烈文化归属意识不论，从对性情与议论的离合而言，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对元诗宗唐整体风格趋向的追认。明初孙原理遴选元人诗作，纂成被四库馆臣称作“于去取之间颇具持择”的《元音》，其命名在诗歌认同上正不无与唐诗、宋调相颉颃之意。尽管诗人境遇不同，情怀各异，但是“其音节调度则未始有不同焉者，其可不类而辑之，以备乎一代之典也哉”（乌斯道《元音序》，《元音》卷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4页），也体现了对作为“一代之典”的“元音”的整体认同。元人近体宗唐、古体崇《选》的诗学主张，藉手于一代诗作，以“元音”形式呈现出时代样貌。学界早前所论，“如果就局部而言，元代的作家中，也有继续坚持江西诗派的创作之风的，也有主张兼学唐宋的，但就整体而言，宗唐得古成为支配有元一代诗坛的潮流，因此元末人有‘举世宗唐’之说”（邓绍基：《元代文学史》第十七章第一节，第345页）正是对作为一代文学的元诗之整体艺术特征的高度概括。

b 田汝耔：《刻月泉吟社诗叙》，《月泉吟社》卷首。

c 《石洲诗话》卷四，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