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850至1949年，中华民族历经内忧外患，饱经沧桑。本书记载了这个时期中国的十位杰出人物的事迹。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在艰难的环境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他们有的是教育、医疗、媒体、外交领域中的先驱，有的是妇女运动、民事机构和社会工作的领导者。此外，还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他们都是基督徒。

随着中国社会不断的进步，人们对近代跨文化的交流以及世界基督教历史的兴趣也在与日俱增，因此，这些尘封多年的往事终于等到了成书面世的好时机。这本书并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的宣教历史和教会人物，而是在探索十位处于不同岗位的基督徒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

透过这十位人物的故事，我们还可以了解中美社会和文化关系史。遗憾的是，这一点常常被学者们所忽略。作为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大都曾经在美国留过学，在中国的沿海城市与美国人一同生活和工作过。他们与美国所建立的深厚的关系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宝贵的资源；另外，在中美产生阶段性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中，这又成为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缓冲剂，保护了中美之间的跨文化交流。

本书所提到的大部分人物因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而在中国的历史中留名。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的痛苦经历和坚定的信仰，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他们的品格。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彼此并不认识，但他们成长的经历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当然，这也并不排除他们从彼此的著作中相互学习。

这十位男女人物以卓越的职业技能，为中国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虽非圣贤，却树立了基本的美德典范，令后人仰慕。

这些改革者们跨越东方和西方，立足于传统和现代，创造性地运用了他们在西方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自己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活出了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中的要求标准：通过美好的行为，成为这个世界中的“光”和“盐”。作为“盐”，他们在经济混乱和政治腐败的社会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却保持了高尚的道德标准；作为“光”，他们为那些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真理和希望。如今生活在全球化社会中的人们，从这些曾经努力建立公民社会和跨文化桥梁的人物身上，仍然能够获得激励和鼓舞。

全球化运动的浪潮

在1900年之前的几十年里，新的通讯和交通方式改变了世界的联系方式。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外国势力开放经济和社会，并且在世界资源掠夺竞赛中被列强瓜分和宰割。

1850年之后，清政府中的一些改革派与沿海的商人合作，控制了一些行业的发展，为中国带来了利益。一些大的家族在广东、福建、上海和天津都有自己的势力地盘。他们由于在通商口岸已经生活了几代，对外面的世界比较熟悉，了解西方的教育、海外旅行和移民。他们在帮助清政府控制关键的资源，获得国际上的认可以及采纳“师夷之长”的观念方面，起了带头的作用。

然而，国人在接受了新兴的国际主义理念——作为国际社会众多成员中的一员——之后，反而强化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身份。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那些受过现代教育而且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仁人志士们成为当时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其中有许多是基督徒。

西方“进步主义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当时居住在沿海城市中的国人，包括本书中提到的这些人物，也受到了始于英国后来传到美国的国际潮流——“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当时，英国的农村劳动人口涌进新的工业化城市，快速增长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导致了种种弊端，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及道德改革运动。改革者们通过打击垄断、促进合作和信任的价值观等实现了新的社会平衡。这种对社会秩序的回归，明显反映在英国和美国犯罪率的下降。

“维多利亚主义”是一场道德运动，宗旨是寻求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和对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移民进行道德素质教育；它产生的其他影响还包括：普及公共教育、设立现代警察制度和改革宗教机制。这场运动发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对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卫理公会领导了美国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由此产生了主日学、基督教青年会、废奴运动和禁酒运动，而这些事情的发生迅速改变了社会。农村和城市的底层人成长为自觉守法的工人和负责任的公民。维多利亚文化式的美德，例如礼貌、整洁、守时和勤奋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得到了中产阶级的认可，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给个人带来了福利，给社会带来了进步。

在英国，是宗教领袖和宣教士们发动了第一场国际社会运动（废奴运动），他们反对奴隶制和买卖奴隶。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人们又开始其他一些国际运动，例如，反对买卖苦力劳工和鸦片贸易。其中，“学生志愿海外宣道运动”导致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其他非宗派性、非教会模式的宗教运动。

英国的改革运动迅速传到美国，然后成为影响广泛的国际潮流，传播着一种新的理念：通过人们的意志、创造性和科学技术，就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在对“进步”以及对社会“能动论”的理解方面，主要反映了两种思路：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宗教的。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的极端设想。这一思路导致了人们的恐惧。因为在殖民统治下，中国可能就会因为落后而导致民族的灭绝。另一种是清教徒的思路，认为上帝是人类生存的源泉，人类历史发展是在上帝的计划之中。这一思路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认为开化、正义、勤奋工作的人们能够通过服务社会而拯救一个民族。

基督教的复兴、社会改革和社会服务的成果，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普遍的乐观情绪。卫理公会的“循道运动”激励着信徒们追求圣洁的生活，不仅是在私人敬虔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慈善和公众服务方面的人道主义行为。进步主义运动的观念和社会活动，让西方人树立了自信。此外，由于人们开始大胆地憧憬促进国际范围的进步，再加上早期全球化时代所积累的新工业财富，导致了宣教运动被大力推动。当时，大多数宣教士认为，教会的普世统一局面将要出现，并对这种局面将要产生的全球影响力持乐观态度。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新教宣教士人数开始增长，由1840年的几十个人，增长到1890年的1300人、1905年的3500人。

那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当时也受到美国社会变化的影响。1890年到1929年期间，美国飞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了经济紊乱和社会动荡。在农村和城市中，那些在尚未规范化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受苦最多的人们，受到“进步主义运动”的特别关注。城市宣教活动开始为大城市中的打工者和移民提供服务。有一项研究表明，1925年之前，旧金山几乎所有的紧急救援食品和住房都是基督教机构提供的，基督教救世军就是其中之一。

留美学生回国时，也将这些道德革新的社会运动模式带了回来。同时，在中国的民众也阅读宣教刊物，欣然接受这些新的观念，甚至加入宣教士的社会服务活动。在中国的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新的工业化经济也导致了社会动荡，于是一些美国式的自愿者服务协会纷纷出现。这些自愿者服务协会不仅在大城市中服务，还在一些洪水、干旱定期发生的农村地区服务。他们的数量很多，背景各不相同：有宗教背景的、专业背景的，或者是慈善类型的。中国的基督徒高等院校和教会，成为人们参与这些社会活动的平台。

许多城市里的中国人都在乐观地谈论现代化的进程表，围绕着如何通过教育、公民培训和社会变革的方式，让中国强大起来，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许多人都认为旧的儒家传统不能满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面对急剧膨胀的社会腐败、道德堕落和严重的贫富分化，一些中国人将基督教视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和道德哲学，认为它能够提高公共道德水准，建立平等的社会新秩序。

然而，由于中国的军阀混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人们对于推动国际化、建立和平世界的信心，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面对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西方国家保持沉默，于是中国人觉得被欺骗了。五四运动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西方的价值观更加不满，却拥抱启蒙运动中的科学和民主的理想。1922年之后，反基督教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导致了1926至1927年宣教士的大规模离华。

这时候，为了让基督教远离帝国主义的糟糕形象，基督教青年会逐步开始强调所谓的“社会福音”。青年会的领导们强化基督教的社会特征，弱化其属灵的生活。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1927年和1931年联手召开了代表大会，研讨和辩论如何运用道德原则来平衡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

1931年之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尖锐的政治、军事斗争；1937年，日本全面对华开战，让中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切导致建立自由民主中国的设想最终失败了。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机，长期的“民族复兴”计划，不得不让位于“民族救亡”的政治和军事动员工作。许多中国的基督徒领袖，原来都是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这时候也加入了这一保卫国家和民族的抗战运动。

于是，大部分社会改革的努力和成果，都因为日本人占领沿海城市、中国人向内陆撤退而付之东流。基督教机构的资源被用来帮助沦为难民的基督徒，以及救援无家可归者。

改革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持久影响

1898年“百日维新”全面失败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那种一夜之间就想让中国从教育到宪政领域完成整个制度改革的宏图大志是不可行的。于是，他们开始了长期的道德和文化改革，以支持最终的制度上的变革。在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模式方面，基督徒们起到了先锋作用。他们通过关怀穷人、促进公正的法制、对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领域进行民主改革等社会服务活动，逐渐摸索出一种循序渐进地推动社会进步的方式。

当然，人们不会忘记的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那些早期的中国社会精英，包括本书中提到的人物，他们所播下的关于公共责任和个人品格的种子，在社会的许多领域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播下的种子，在今天的中国仍然结出果实。

奠定道德和科学教育的基础

19世纪末，在广东省的一个小县城里，一些家庭意识到，需要投资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现代科学的教育。容闳先生是第一位在美国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并且在美国成为了基督徒。在基督教信仰的激励下，容闳立志要建立由政府资助的“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提供机会让中国人赴美国留学，学习西方的技能和知识，以及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观念。他曾经帮助过几位朝廷要员购买了一些军事设备，并在外交领域做出了一些成绩。因此，他于1871年获得这些官员的支持，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他所做的确实太超前了。他创办的“中国教育使团”在十年后破产了，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中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夸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1881年，他送出的120名留学生被勒令回国。

开始的时候，这些在海外留学过、会说英语的城市年轻人，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们有许多人被分配在官办的技术学校里，或者担任基层官员的助手，也有一些人在通商口岸为外国人工作。自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呼吁进行彻底的改革。于是，这批留学生们迅速得到重用和提拔。

当时中国的改革者们认为，西方的教育将会取代孔孟之道。那些在中国的教会学校和美国的高等院校中接受过教育的学生，已经熟悉了以基督教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教育和社会生活模式。因此，中国当时的基督徒们在城市现代化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低。

1905年，象征着孔孟式教育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了，这是晚清教育改革所迈出的一大步。在这样有利的环境中，唐国安先生进一步复兴了容闳的梦想，将清华学校作为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基地，并担任校长。唐先生还支持校园里的基督徒活动，将现代科学教育与基督徒的课外活动相结合。在这个教育模式下，许多清华的毕业生，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一些著名院校的负责人和教育家。例如，清华毕业生梅贻琦，后来成为清华的校长，并在日本入侵中国期间主政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

现代职业的领军人物

1900年后，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受过教育的基督徒成为中国城市新兴行业的领军人物。社会的变革为“中国教育使团”的学生们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矿业工程师、军事专家和外交官。在容闳之后，唐国安参与了官方的外交事务，并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此外，他还效仿容闳，抵制社会邪恶的潮流。容闳反对苦力劳工的买卖，唐国安极力呼吁停止鸦片贸易。

石美玉和林巧稚这两位女士，在医疗领域中带入了浓厚的基督徒职业规范。石美玉建立了中国的第一所护士学校，为农村地区缺乏卫生常识和医疗条件的人们服务。后来，她的护士学生们还在上海帮助贫苦的百姓。她在上海设立了“伯特利宣教机构”，将医疗和福音工作相结合，这家机构如今在香港继续这项事业。林巧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基督徒群体中，高度强调以基督教价值观为基础的职业道德。林女士当时并没有高高在上躲在医院的精英群体中，而是常常为那些城市、农村中贫穷的妇女们服务。至今，林女士仍被视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杰出的校友，她的道德和价值观，一直是医生、护士和学生的基本职业原则。

对公共媒体和民事机构的影响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总部设于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对本书中所提到的大部分人物，都产生了重要而关键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让他们执著于进行中国的道德和社会改革，而这样的改革是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站立和兴起的关键因素。

基督教青年会的编辑范子美，得益于美国宣教士和出版商林乐知（Young J.Allen）的教导。他们一道探索寻求从宗教、道德和科学的方面，综合改变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例如，他们尝试从孩子们和妇女的教育入手，希望能够因此改变家庭，从而最终影响整个国家。作为基督教青年会报刊的编辑，范子美在中国大力宣传并推进这样的观念。范子美和丁淑静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作为和表现，集中体现了他们对国人品格和公民素质建设的重视，以及对农村和城市中劳动阶层素质自然提高的期待。

范子美坚信，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义务通过建立协会和社会机构帮助政府管理国家。例如，唐国安先生在上海建立并领导了商业、学术、宗教和社会机构。他和一位密切合作的伙伴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让城市中的外国人能够听到中国人的意见和声音。他们甚至因为鼓动和宣传改变通商口岸体制这样的敏感政治主张，差一点被迫离开上海。

提高了中国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那些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妇女们的故事见证了基督教价值观对中国社会和家庭的影响。根据传统的中国文化，妇女们的生活范围被限制在家族领域之内。她们首先是女儿，然后是妻子和母亲。她们受到的教育很少，仅仅是传统的音乐、诗歌之类。此外，由于裹脚、纳妾和买卖妓女的风俗，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力被大大限制。

石美玉和林巧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医疗界的先驱，得益于她们的父亲。石父和林父都是开明的基督徒。由于受到那些宣教士女性榜样的激励，他们支持自己的女儿不缠足，并且供养女儿们上学。林巧稚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哥哥就承担起供养妹妹接受教育的责任。

丁淑静是一位妇女领袖的先驱，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生平事迹中，而且也表现在她对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些原则和活动的影响。吴贻芳在一系列的生活悲剧中失去了整个家庭，但是却在金陵女子大学（第一所基督徒女子高等院校）中找到了大家庭。作为第一批为数不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吴贻芳、石美玉和林巧稚都感到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为中国的妇女们提供教育机会。

奠定社会工作的基础

“社会进步主义运动”主要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们，即城市和农村中最为贫穷的人们。因为主要是这些人承受着自然灾害的痛苦，并为高速的经济增长付出高昂的代价。本书中所提到的这些人物，他们当中大多数在社会服务机构中都相当活跃。晏阳初先生首先看到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迫切性。他发展建立了一套模式，集扫盲、公共健康和农村发展为一体。后来，这种模式被一些私立和公立的机构所采纳。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也发展了一套相似的综合方案，来解决城市中劳工阶层的问题。

建立国际关系纽带

20世纪早期，西方的对外政策逐渐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向较为柔性的外交政策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了英国议院和美国国会的压力以及文明这一观念的影响。这些压力和影响，最初是来自国外的宣教士。唐国安先生和其他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员们，就是在这种新的观念下，通过中美之间的合作，来反对鸦片贸易，并用“庚子赔款”投资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韦卓民先生和其他一些中国基督徒领袖，为发展国内外教会之间的联系做了很多工作。韦卓民和吴贻芳两人都是“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活跃人物，都作为代表参加过国际基督教会议。韦卓民先生的理论促进了世界教会联盟对基督教性质的理解，即非种族、非政治性和非地区性的属性。吴贻芳女士作为非官方的卓越外交家的资历，最终让她能够作为中国的代表签署联合国宪章。

本书中的这些人物，他们一方面抗议帝国主义的危害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够放眼全球，从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将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外国。他们的朋友、合作伙伴和机构，都具有中西双向联系和交流的能力特点。作为机构的领导人，石美玉和晏阳初在管理运作方面，寻求独立于外国的宗教机构和中国政府的模式。丁淑静的目标是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建立一个世界共同体的模式，在民族和阶级之间建立起桥梁，消除在欧洲和中国都很盛行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韦卓民希望他的大学能够成为模范样板，让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学生们能够在一起和谐生活与工作。

光与盐：美德和信心的生命

本书介绍的十位人物，都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历史时期，为塑造新的中国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旧有的社会秩序崩溃之后，他们一同探索新的方式来创造新的社会秩序，提倡为中国带来道德和社会更新所必需的美德。

作为最早出国留学的中国人，他们从独特的角度看到西方最好和最差的方面，同时也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化。他们所获得的共识是，中国必须要学习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中最优秀的部分，而不仅仅是工业和军事科技，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被西方势力所控制的国际舞台上生存和竞争。

作为中国人，他们发现儒家所教导的“正心”与他们所笃信的基督教信仰不但不矛盾，甚至有异曲同工之效。在这一点上，孔孟之道与影响他们的人文院校和青年组织所提倡的有相似之处，即强调清洁的良心和圣洁的生活；他们追求内在的正直、谦卑和尊重他人，这让他们与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他们的信仰，作为灵魂的神圣之锚，赋予他们勇气、力量、希望和执著，去面对挑战，并在几十年的动荡甚至恐怖中始终如一。正是信仰带给他们远见卓识和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并让他们在所选择从事的职业中能够独树一帜。

这本书中重点提到那些早期社会改革家们的“光与盐”计划——属灵的复兴、道德的改革、民事机制的发展和慈善事业。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来说，这个计划仍然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如今正处在以通讯技术和知识更新为基础的全球化运动的急流中，国家当前的任务包括积累人力资本，进行全球化经济的竞争。中国公众对腐败和社会功能的紊乱感到担忧，因为在中国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模式过渡的过程中，内在的规范和制度则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美德是支撑经济发展和更新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应当在公共教育、宗教活动、职业教育、管理培训和非营利性机构及其规范等方面进行强化。

本书通过传记的方式描述了这些塑造历史的人的性格和作为，不只是他们的言语。他们是改革的行动家，不仅仅是理论家。今天，作为全球化社会中的公民们，依然能够从这些中国公民社会的早期建立者和跨文化的使者们身上，得到激励和鼓舞。

鸣谢

我们感谢这本书的合作者们出色的研究和耐心的配合。感谢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特斯维尔（Charlottesville）的“世华中国研究中心”（非营利性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研究中心）对我们的支持。我们要感谢这个机构的负责人、顾问和联络人，特别是李亚丁博士和彭萃安博士对这本书的建议和鼓励。另外，感谢这本书的几位译者：单传航先生（序言和第2、5、9章），王文宗先生（第1、6章），刘红女士（第3、10章以及其他材料）以及第4、7、8章的作者。此外，我们还要感谢鲍勃·哈姆林（Bob Hamrin）和汤姆·比勒（Tom Bieler）对这本书给予的实际帮助，他们编辑校订的工作，以及汤姆对本书中插图提供的技术性支持。

李可柔（Carol Lee Hamrin）

毕乐思（Stacey Bieler）

2008年6月于美国

1. 这是李鸿章在1862年所说的带有幽默口吻的话。参看Samuel C.Chu和Kwang-Ching Liu所编著的《李鸿章和中国早期洋务运动》，1994年美国出版，第11页。（Li Hung-Chang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Armonk, NY: M.E.Sharpe, East Gate, 1994.）
2. 《巨大的鸿沟：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作者Francis Fukuyama，1999纽约出版，第14、264、268页。（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Touchstone, 1999.）
3. 巨大的鸿沟：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作者Francis Fukuyama，1999纽约出版，第266-268、270页。
4. 关于社会进步运动的背景，请参看Richard Hofstadter的著作《改革的时代：从布兰到罗斯福》（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D.R.1955年纽约出版）和James T.Kloppenberg的《不确定的胜利：1870-1920年美国和欧洲思想中的社会民主和进步主义》（Uncertain Victory: Social Democracy and Progressiv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70-1920，1986年牛津大学出版）。
5. 《洁净的浪潮》（The Cleansing Wave），作者Edwin Woodrull Tait；《拯救灵魂与身体》（Saving Souls and Bodies），作者William Kostlevy，2004年出版，第22-25，28-31页。
6. 《1807-1840年在中国的英美宣教事业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作者Murray Rubenstein，1996年出版（Lanham, MD: Scarecrow），第359页。
7. 《1880-1914年帝国范围内的英国新教宣教事业》（The Imperial Horizons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s, 1880-1914），编者Andrew Porter，2003年美国出版Grand Rapids, MI: 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参看《前言》内容。
8. 《中国和基督教院校》（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作者Jessie Gregory Lutz，1971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第5-6页。
9. 《拯救灵魂与身体》，作者Kostlevy，第29页。
10. Thomas H.Reilly 在他的论文《传播社会福音：中华民国的基督徒和经济现代化》（Preaching the Social Gospel：Protestants an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中，谈到了1927年和1931年这两次大会（提交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7年4月26-27召开的研讨会：“东西方的交会——纪念罗伯特·马礼逊牧师来华宣教200周年暨第五届中国现代基督教会历史研讨会”）。
11. 《女性才能的摇篮：中西女塾——1892-1937年女孩们的家和学校》（Cradle of Female Talent: The McTyeire Home and School for Girl 1892-1937），作者Heidi A.Ross，刊登于作者Daniel H.Bays的《十八世纪至今中国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美国斯坦福大学1996年出版，第211页。
12. Francis Fukuyama：《巨大的鸿沟：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第255-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