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上一章所指出，韩愈是信仰与提倡儒道的。他一再提出一个传道的统绪，即后来所谓的“道统”说：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

而他自己，则立言行事“务使合于孔子之道”（《与少室李拾遗书》），以发扬儒道为己任，以当世圣人自居。这决定了他的儒学复古的倾向，以及思想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的方面。例如他在世界观上讲“天命”，在政治观上重等级名分等等，都是儒学的落后方面，对形成他保守的政治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一种思想、观点、学说，只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改造，才能够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也才能传继与生存。儒学也是如此。在它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在保存着基本面貌的基础上，随着现实社会的变化，不断在补充、改变着它的内容，甚至形成了一些对立的观点学派。中唐以后的儒学复古，也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的思想运动的一部分。它实际上已不同于汉儒“章句”之学，而开始冲破那种专守训诂、严守家法、相信天人感应与谶纬迷信的旧传统，对繁琐的、教条的“章句”开始批判，下开两宋“义理之学”的先河。特别是当时的啖助、赵匡、陆质的新《春秋》学，空言说经，以经驳传，专以己意解释“圣人之意”，提倡“一家独断”的学风，在学术上是从旧章句束缚下的解放，在政治上则为当时的改革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德宗、顺宗之际“二王（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的政治革新，就是以这种新《春秋》学为理论基础的。儒学上的这种变化，对韩愈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另外，从唐代“古文”的发展看，韩、柳的先行者大都有轻章句、重事功的传统。唐代第一位在革新文风上做出成就的陈子昂，就慷慨有经世志，“经史百家，罔不该览”（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全唐文》卷二三八），自负有管、乐之才，热心于政治事业；在陈子昂之后另一位在改革文风上有所贡献的张说，也主张“博学吞九流之要”（《洛州张司马集序》，《张燕公集》卷二十二）；被称为开元贤相的姚崇，批评“庸儒执文，不识通变，凡事有违经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适权者”（《答捕蝗奏》，《全唐文》卷二○六）。元结被认为是“笔力雄健，意气超拔，不减韩之徒”的“特立之士”（欧阳修《唐元次山铭》，《集古录跋尾》卷七），是陈子昂以后、韩愈以前写作“古文”的第一人，但他却“不师孔氏”（李商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樊南文集详注》卷七），自称“元子”，即自列于百家中为一家。“古文运动”的先行者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都是提倡尊经重道的，但他们之所重也不在先儒章句，而重在道德仁义、礼乐刑政、褒贬惩劝等实用之学。如独孤及就“遍览五经，观其大义，不为章句学”（崔祐甫《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神道碑铭》，《毗陵集》附录）。梁肃亲承他的指教，韩愈则是梁肃所汲引的。这可以说是“文人”对待儒学的传统，韩愈也继承了这种思想倾向。

韩愈论“圣人之道”，以为孟子以后，“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与孟尚书书》）。这样的论断，除了表明他对孔、孟之道的推尊与卫道的热情而外，还包含有一举扫荡两汉以来一切儒家繁琐章句的意思。这与柳宗元批评那些“陋儒”“党枯竹，护朽骨”（《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柳河东集》卷九）的教条主义，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把近千年的经学史的发展说成是一片衰敝和混乱，这才替自己改造和重建儒学体系建立了条件。在孟子以后，他大力推崇的是扬雄。这除了因为扬雄在文章方面的成就被他重视外，恐怕还由于扬雄在思想与学风上的特点。扬雄的“太玄”是一套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但在他的思想中却多有批判宗教迷信、神仙方术的内容。例如，他认为“天”是“无为”的（《法言》卷四《问道》），神怪是“茫茫”的（《法言》卷十《重黎》），都闪现着理性主义的光辉。他在治学方法上，也是否定章句注疏的繁琐学风的。他虽然努力模拟“圣人”，却又企图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在这方面韩愈与他精神相通。韩愈在《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一诗中又说：“《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明确表示不满于注疏之学，而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何焯评论这段诗说：“此类是《春秋》大义，忽自韩公发之，殷员外及啖氏三家，岂得以其专门骄公哉？”（《义门读书记·昌黎集》卷一）殷员外指殷侑，啖氏三家即啖助、赵匡、陆质，都是当时倡导新学风的经学家。陈沆则解释说：“言君子学务其大，则不屑其细，苟诚知道，则衡盱古今……”（《诗比兴笺》卷四）韩愈称赞友人卢仝“《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寄卢仝》）。也指的是那种以经驳传、一家独断的治经方法。他的另一个友人樊宗师著《魁纪公》、《樊子》、《春秋集传》等书，他称赞它们是“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以前人们理解这个评价，只强调主张造句矜创的一面，而忽略了还有称赞思想内容不循章句的意思。韩愈曾就学于当时著名经师施士丐。从韦绚记录的《刘宾客嘉话录》看，施士丐讲《毛诗》，纯粹是缘词生训，主观臆断。后来唐文宗李昂评价他的《春秋》学是“穿凿之学，徒为异同”（《新唐书》卷二○○《啖助传》）。而韩愈写《施先生墓铭》，却称赞“先生之兴，公车是召，纂序前闻，于光有耀。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也明确否定繁琐注疏，要求不拘章句，直探奥旨。他在《县斋有怀》中说：“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犹嫌子夏儒，肯学樊迟稼？”在经学发展史上，孔子弟子“诸儒学皆不传，无从考其家法；可考者，惟卜氏子夏”（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二）。相传子夏作《易传》、《诗序》、《仪礼·丧服》等，公羊高、穀梁赤都是他的门人，所以后人以为《诗》、《书》、《礼》、《乐》，定自春秋，发明章句，始于子夏。那么韩愈“犹嫌子夏儒”一句的反章句、反传统的意义就很明显了。他在《此日足可惜赠张籍》一诗中又说：“孔丘殁已远，仁义路久荒。纷纷百家起，诡怪相披猖。长老守所闻，后生习为常。少知诚难得，纯粹古已亡。”他要人们在习以为常的“长老”传授的教条之外去探寻“纯粹”的经义，这就再一次表明了他反对一切繁琐章句的态度。

韩愈重视《论语》。据张籍《祭退之》诗：“《鲁论》未讫注，手迹今微茫。”（《全唐诗》卷三八三）而李汉《昌黎先生集序》也记载他“注《论语》十卷”。现存《论语笔解》二卷，内容是他与李翱讨论《论语》某些章节的片段意见，或许就是他准备为《论语》作注的残稿。《论语》的记载重于政治伦理、人生哲学，被宋儒大力推重，朱熹列之为“四书”之首，开风气之先的就是韩愈。《论语笔解》中所使用的完全是臆断的方法，与韩愈一贯主张的学风是相一致的。如解释孔子“温故而知新”一语，说：“先儒皆谓寻绎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也。吾谓‘故’者，古之道也；‘新’谓己之新意，可为新法。”（《论语笔解》卷上）实际上，反对“记问之学”，要求出“己之新意”，这与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正相反对，而恰是唐代啖助一派的治学态度。又如其中解释《雍也》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释“畔”为“偏”，“弗畔”就是不流于一偏，与历来释为“违畔”截然不同；解释《先进》篇“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时，认为“货殖”是错字，是“资权”之讹，即资于权变，更是出以臆说。李翱很赞扬他的这种态度，说：“古文阔略，多为俗儒穿凿，遂失圣人经旨。今退之发明深义，决无疑焉。”（《论语笔解》卷上）而李翱也正是宋学的前驱者。韩愈在论及一些具体问题时，更常常表现出突破传统章句教条的精神。他的《复仇状》，分别引述了《公羊》、《礼记》、《周官》对“复仇”的主张，得出结论说：“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这显然是把经与律区分为二，与当年董仲舒以《春秋》断狱的态度不同，并进而要求行事断以当世之“宜”。唐代“三礼”之学比较发达，而韩愈却认为“《仪礼》难读”，并把它等同于百氏杂家之列（《读〈仪礼〉》）。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谈到“以礼治国，人未安其教”，显然对儒家礼治表示不满。他的《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对《礼记·擅弓》记载曾子说的“小功不税”表示怀疑，并论定“礼文残缺，师道不传”。他的《石鼓歌》提到《诗经》，说“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对孔子所删定的经书并不那么恭敬。他曾表示过“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的恭慎态度，但一接触实际则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了。

总之，时代变了，学术不能不变。韩愈讲“圣人之道”，也要适应现实要求，提出自己当时的理解。当然，对古代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和运用，也要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会是各种各样的。如韩愈的儒学与柳宗元的儒学就有很大的不同。韩愈较多保留和发扬了原始儒学的唯心主义内核，加之他保守的政治态度，他的儒道也有保守、落后的倾向。但他处于时代矛盾中，思想上也是矛盾的。他的儒学后来产生了那么深刻的影响，总有其合理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方面。

后来不少人对他的儒道不纯提出批评。除了宋代理学家外，如王令说：“今其书具存而可考。其它亦多与孟子不合。然则愈之视杨、墨以排释、老，此愈之得于孟子者也。至于性命之际，出处致身之大要，而愈之与孟子异者固多矣。”（《说孟子序》，《广陵先生文集》卷十四）汪琬说：“顾先儒必言文为载道之器，琬窃谓此惟‘六经’、《语》、《孟》足以当之。他如退之之《原道》、永叔之《本论》，则犹举其粗而遗其精，沿其流而未溯其源也。夫当其去陈言、辟邪说，毅然以起衰立教为己任，亦岂遂瞀瞀于道者。然其中之蹐驳疏漏支离而附会者，已为不少矣。”（《与曹木欣先生书二》，《尧峰文钞》卷三十二）章学诚则说：“后代辞章之家，多疏阔于经训。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乃云‘凡为文辞，宜略识字’。‘略识’云者，不求甚解，仅取供文辞用也。又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又苦‘《仪礼》难读’，盖于经学不专家也。”（《报谢文学》，《文史通义》外篇卷三）实际上，韩愈经学上的蹐驳不纯，往往是他的新鲜思想的表现；而表达这些思想，也就需要新的语言形式。他在文章上以“复古”为名行“创新”之实，与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密切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