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新书：一片升起来的乡村

乡村信仰

一

古邳镇党委书记乔英风是我多年的好朋友。2016年春节之前，他邀请我到古下邳去走一走，看看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在今天发生的巨大变化。昨天来到了惊蛰，我忽然想起岠山顶上那一场大梦，就决定应下他的邀请，到古下邳的春天里看一看。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乔英风。但我没有告诉他，在古下邳的土地上，会不会找回那幅张良弄丢了的《下邳乾坤图》。

开往古邳的农班车，人不多，空着许多位子。我选择在前排靠窗的地方坐下。初升的阳光格外的好，金亮亮地撒遍了开始苏醒的阡陌，好像一田野全都是明晃晃的金子。麦苗儿翠绿，油菜儿茁壮，我喜欢看油菜现在肥大丰硕的样子，胖乎乎的有些逗人。天也出奇的好，高远湛蓝，没有一丝儿云彩。怎么会没有一丝云彩呢？这么好的春天，如果有几丝白云在飘，那不就是浮动在蓝天上的诗行吗？可能那诗还隐藏在远处吧。不是说诗在远方吗？要等着南归的燕子衔着来吧。虽然昨天是惊蛰，那些该出来迎接春阳的飞鸟和虫兽，估计都如我一样还在路上。路两边高大挺拔的意大利杨树，冬天里枝条收缩得紧紧的，如今都舒展开婀娜的腰枝，在微风里千姿百态，万种风情，显现出羞怯的淡淡绿色，那是它情不自禁的浅笑吧。两条狗在麦田里追逐，麦田也跟着心动。还是春天好啊，春天让杨柳绽放出自己妩媚的美丽来，透露出一股淡淡的泥土的香气。再过一段时日便是清明，它们会周而复始地更加蓬勃起来，它们会飞扬起来。

乔英风安排镇党委宣传委员申宁宁接待了我。在不长的接触时间里，我知道古邳镇正在举行“好媳妇”评选活动，而且还知道有一位被评上好媳妇的村民，认为自己不够条件，做得并不好而拒绝去领奖。这位拒绝去领“好媳妇”奖的人住在吴口村，这使我一下就记住了吴口村。心想，乔英风主政下的古邳镇，让我一进入就遇上了奇事。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神奇大地啊？吴口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它和其他村有什么区别？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负责带着我去采访的镇文化站长柏长河说：“吴口村是江苏省文明村，书记吴风波是省模范村书记。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歪头又看看柏长河，觉得他“白”得很亲切，怎么说呢，把常常用在形容女性的两个字，用在他身上也很适合：文静。我突然感觉到，柏字当中，本身就可能蕴着文静的含义。也许，他就是以这种细致的性格，才先后给五六任镇党委书记开过车吧。他说，我经历的镇党委书记，有十几位呢。

吴口村村部到了，是一个大院，推开大门，一眼就望见院子里堆放着许多待栽的树苗。柏长河说：“这是女贞，全镇都在植树，树种不一样，差不多栽的都是景观树。”这是一个重要变化，说明老百姓指望栽速生树发财的时代，从此过去了。几千年来“栽树防老、打口棺材”的历史，已经被老百姓自觉自愿地掀到一旁了。

村部办公室里挂满了各种奖匾奖牌，大约有几十块，代表着各种各样的荣誉，也是各种各样的面孔。除了这些，剩下的就是必挂的各种制度和宣传语录了。

村部没有人。院子里除了一位模样在60岁左右的男子，捧着小本子在记录着什么之外，显得特别安静。后来知道，这个捧着小本本作记录的男子，是来村里义务看管发放树苗的。他原先是村里著名的老上访户，从村里一直上访到北京，他现在来义务为各小组发放树苗，弥补了村部人手不足的燃眉之急。这个变化，堪称是奇迹。原来，在乡村，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柏长河去找村支书。我在院子里四下闲逛。看到东南角有一棵粗壮的意大利杨，用手去丈量一下，腰围大约有二米五左右。北面，靠墙宣传栏后面，立了一块石碑。院子里立了一块石碑，难道是一口古碑？仔细一瞧，发现是一块“鸣谢碑”，文字如下：

公元2004年（甲申） ，吴口村村镇公路铺成。为方便行人及车辆往来，本村路面标外拓宽。其经费由乡亲们自愿募捐，共襄善举。今将捐助者姓名以助资多少和姓氏笔画为序，勒石志之。以表感谢。

捐助5000元：X X X

捐助2000元：X X X

捐助1000元：X X X、X X X、X X X、X X X、X X X。

捐助500元……

捐助300元……

捐助200元……

捐助100元……

落款是古邳镇吴口村党支部、村委会。二〇〇四年五月立。

看后心里浮起一层笑意。这样的功德碑，在许多寺庙里也见过。可是，这块碑为什么要立在这里呢？后来，我同村支书吴风波熟悉了，在村里参观拓宽的水泥道路时，就问他。他说：“原来是准备立在路边的。可有人提出来，立路边被来往车辆撞上怎么办？遇到心机不正的人故意去毁坏怎么办？最后议定立在村部院子里。”

“为什么村里这一段公路要拓宽？”

“那也是村民要求的，说我们自己出钱，也要拓宽。要知道今天公家会花钱给拓宽，就没有当初这回事了。老百姓捐的钱，由老百姓自己管，村里不插手。怎么花他们自己说了算。完工那天，摆了五六桌，还请了喇叭班子。他们说，这个钱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出的，自己庆贺一下，与你们村部没关系，你们不用管。那一天，村里可热闹了。村里也真的没去管，人家吃的是自己钱，由一位大老板出的。干的是公益的事，庆贺一下，我们怎么去管？”他在向我解释，为什么会在那一刻，出现了有违上级领导指示精神的吃喝事件。我表示理解，干吗去管这些事呢？

回到当下，等村支书的间隙，我同那个手捧小本本的男子闲拉起来。

他说他叫王思甜，今年60岁了。1976年去当兵，退伍回来安排在水利局姚集指挥部工作。他干了一段时间不干了，土地分到户了，干这份工作还不如回家种地。一个月30元工资，加个班一小时给三毛钱，不干了，回家。

“现在该后悔了吧？”

“谁也没长后眼，能看到现在。”

“你当的什么兵呢？”

“在国防科委第21试验基地，告诉你，就是搞原子弹试验的！”

我还真的吃了不大不小的一惊，说：“原来你是参加原子弹试验的功臣啊！”

“嗯。我现在有参战生活补助费，一个月五六百元呢。”

“你是村干部？”

“不是，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村里植树，人手不够。凡是享受低保补助什么的，都来参加义务植树了。白干，一分钱不要。人家传说，我原来是村里的老上访户。其实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上访？就算是上访，也是被村里逼的。提留款本来一人只该要120元，村里要300多元。家里养几只鸡一只猫，也算收入，还收什么车船使用费，谁家使用车船了？我就不给。村里就告我，起诉我，还盖了镇里大印，说我带头不交一人333元的提留款。镇里怎么会给村里盖上大印呢？你想一人9分地，种金子银子啊，交这么多？你告我，我也得告你。我就去上访。法院把我传去，我就把带去的材料朝法院的人面前一放。法院的人说，拿国家文件来，跟文件走。我就说材料里都有。后来镇里要求调解，还认了我800元误工钱，官司我打赢了。我答应了调解，按120元交钱，多交的给退回来。可是村组又按240元要。我说我120元交齐了，剩下没有了，过本过利了。他们说要收我苔干特产税，一家400元。我不听摆布，就去徐州、省里找文件。我对镇里说，你打我我没意见，可不能你打我不准我跑，情给你打。你打我，我就得跑。你起诉我我没意见，你不能不让我去上面咨询。那个时候，派出所派人来蹲守，不交钱的还要扒人家粮食。

“我也兄弟六人，我是名军人，我老大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在工作单位还被选为市人大代表。你想，你要理我的头，我能不理你的头吗？你不让我过去，我又会让你过去吗？村里捣蛋，都是干部捣的蛋，不是老百姓捣的蛋。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他们不憨，得过日子，没有时间跟你干部倒饬事。可你把他逼急了，他就有时间了，狗急了还爬墙呢，我一碗饭正吃着，你给夺走了，行吗？”

“现在村干部怎么样了？你们现在的书记？”

“现在的书记还用说吗？村主任也干正事，天天忙，大小事都是他跑在前头。村书记人不孬，正气，从不喝群众家里酒，谁请也不去，从来不打牌，看二行也不看。见到群众就掏烟，对人特别和气。我都这么大年龄了，人家瞧得起俺，还给俺钱花。马大值钱，人大还值钱吗？村里打仗斗殴没有了，一顺百顺。书记人家名字起得好，叫吴风波。人家一上来干，快有20年了，村里真的无风波。对农村干部，老百姓要求不高，一不要胡来，二不要拥孬，三要公平公道，四要看得起人，高矮平等，一视同仁就行了。”

“你这只胳膊好像有问题？”

“那是打工时伤的。这里人做板材加工的多，输送带咬着我了，神经断了，粉碎性骨折。”

没看到王思甜的脸上有痛苦不幸的表情，反而还露出来无所谓的笑容。他是一个很快就会忘掉痛苦并知道感恩的农民。毕竟，他当过兵。在普通人的眼里，当过兵的没有坏人，更不可能有犯罪的人。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军队里也有吃人的“老虎”。现在的王思甜，还原了当兵人本来的样子。

二

吴风波——被王思甜说是吴口村无风波的人来了。62岁的他，留着整齐的大背头，他的全身只有这个发型，像个村干部，而且是主职干部。一张经过风吹雨打的脸，像岠山的山峦一样，被冲刷出道道沟壑，条条渠纹，流着和善的笑意。看面相很善，相由心生，是个诚实忠厚、小心谨慎的模样。他说，在支部书记的位置上，他至今干有18年了。我就很惊讶。18年了，这么多的岁月流经他的家门口，他竟然会一尘不染，显得是如此的自信和心安理得。这样的书记，应该心里是一直平静的，腰板一直是硬朗的，所有的闲言碎语——假如是针对他的话，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因为他自己明白自己，心正不怕影子斜。

他说：“我原先在徐州工程集团当过焊工，后来于20世纪80年代，回到家乡的农机修造厂，做过生产厂长、经营厂长。2000年11月任吴口村支部书记。而在我之前，从1996年开始，换过5任支部书记，其中还有两任是跨队担任的。小组长换了80多人，有一个小组先后换了18任小组长，几乎家家都有人当过小组长。自从我担任支部书记后，村组干部就几乎没有换过。我上任时，挑选了8个人，任8个党小组组长，现在活着的还有3个，其中最大的都90岁了，走了5个。走的人到走时还是党小组长，活着的3个人，现在还是党小组长。直到现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党小组长要到我家里聚一聚，喝一杯春酒，谈一谈村里一年里的大事小事，新一年里主要想为村里做些什么。当然喝的吃的全是由我个人出，不花村里一分钱！就我和这几位党小组长，其他人一个也不参加。他们干党小组长，可是一直到干到死还是党小组长啊！”

吴风波开始抽烟，点燃后他说：“我们村现在2460多人，526户。我是县十五、十六、十七届人大代表，是徐州市十五、十六届人大代表。我去开代表会，许多真实情况不敢说，说了下次开会就不会找你来了。农村琐碎的事太多，我们只说大局的事，群众满意的事。比如低保办了。60岁以上的有补助了，虽然说钱不多，但在群众手里管用。皇粮国税不用交了，群众很满足，个别人不满意的是他个人素质太差。吃喝不用愁了，看病不花钱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村里人三分之一以上不在家，家里有年龄大身体不好的，就留一个年轻人在家，剩下的都外出打工去了。在家里70岁的照样干活，60岁的算是好劳力。我家属在家也坐不住，天天去板材厂上班，一天一百多块钱，在家干什么？实在不能干动活的，村里也有三四户，上面计生口的一年给2000多，养老保险给2000多，整个生活还是没问题。小孩占一半以上都去城里上学了，剩下这一半在学区上，有的上镇上去上。

“现在的老百姓，也不好管理，他们常常不服管理。他们用不着村组干部给他办什么事，你倒过来还得给他些什么，像各种补助。对老百姓来说，在管理上都是软杠子，没有硬杠子。你比如流转土地，他不同意流转，你就没有办法。地里有几棵树要锯掉，他不同意，你就锯不掉。你说的让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也不能彻底解决所有问题。

“我这个人真跟别人不一样，我做的事，群众基本满意哦。18年不吃百姓饭，老百姓家里有红白喜事，我都去出礼，和大家一块坐席，去挤，一个样。亲近房家里有事，我必须得去，否则不像话了。群众家里来了客人，需要我了，我只是提前到跟前去坐坐，问问要帮什么忙，到吃饭前必须走，留我也留不住。时间长了，习惯了，人家都知道也就不再生我的气，说我不给面子不架势了。到了后来，谁家来了客人，有什么事要吃饭的，干脆都不来找我了。过去村里干什么都是倒数第一，负第一，现在是正第一了。我还参加过省委党校学习，干部培训班，是第33期学员，其他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只有我和另外几个人，是村支部书记。在我们村里，召开过全省计划生育现场会。计划生育专干是我兼的，不兼怎么办？找不到人干，从2003年兼任到现在。一开始干的时候，领导说你不能干一年就不干了。原因是过去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干过两年的。后来我不准备干了，老百姓又不愿意了。我在2008年被评为市五星村书记，连续被评上8年。2012年被评为市劳动模范。2015年被评为江苏省吴仁宝式优秀村支书，你问我多高文化，高中没上完就下学了。”

介绍到这里，还要说几句本不可以说的话。吴风波说，按上级的文件规定，连续8年被评上省级好村支部书记（吴风波已经连续被评上9年了） ，会有额外的补助。他认为他的条件够享受这一待遇，到上面去找了，谁知回答他的，和他理解的并不一样。他就想不通。他想起来在省党校学习时认识的一位同学领导，就向他诉了心中的苦闷和不解。他的这位同学领导说，我来替你问一下吧，结果没有多久，地方的领导找他个别谈话了，问他你作为基层的优秀党支部书记，怎么会带头去上访呢？吴书记向我说到这些，几乎是趴在我耳朵上问我，你说，我这叫上访吗？我只是给我的朋友说了啊，又是一脸的委屈和无奈，意思是像这样的话，他以后没法再向谁说了。又不十分甘心，我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

“村里的事干不好，是不能埋怨老百姓的，全压干部身上。我们那8个党小组长，以前全是当过大大小小干部的，从我干开始，他们是义务小组长，没有一分钱工资的。他们之间有的以前关系还不好，后来都好了。正月初一在我家聚会，年龄大的自动坐上位，大家暖心。每个党员去世时，村两委、每一位党小组长都要送花圈去，开追悼会。有往来的个人出礼，没有往来的烧一把素纸。这样做，让群众看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的荣誉和自豪，也让活着的共产党员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给老百姓做个榜样。我们村部墙上挂的这么多奖状，省里的市里的县里的镇里的，这都是大家干出来的。这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挂不上了。18年先进，从来没掉过链子。这个有名的上访村，18年来没出现过一例上访的，连一个信耶稣的也没有。原先有一个信的，女的，人家走了。

“离开吴口村的人越来越多。有在北京、上海两地都买房子的。有一个组50多户人在外地买房子住。有的组小汽车超过30多辆。这里的人出去，有的是搓背的，有的是在建筑工地支壳子的，有的是掏下水道的，有的是修树收树枝子的。有的一家连小车加大车，有十来辆。一家二三口人，一年多的挣三四十万，少的挣二三十万，最少的也有八九万、十来万，日子都过好了。”

我就这么听着吴风波的叙说，竟然忘了要去看看那位不愿意领奖的“好媳妇”。

见到了那位90岁的党小组长曹鸿启，他是8个党小组长中年龄最大的。老人家耳不聋眼不花，还可以自己做饭。长着一对长眉。他做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1983年分田到户时，他才退下来。吴风波干村支部书记时，他又带头出来当党小组长，直到现在，还是党小组长。他说：“当一名党员，嘴要有笼口，不能乱吃，更不能胡扯。如果不这样，就没有群众理你了，群众对我们就会有看法，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他和吴风波，细数着各位党小组长的名字。我把他们的名字，记在这里：

王原组党小组长，曹鸿启，原大队副书记，大队长，人在。

赵楼组党小组长，赵培振，原老书记，已去世。

胡塘组党小组长，王思龄，原老主任，人在。

吴一组党小组长，张兆全，原小学校长，已去世。

吴二组党小组长，王洪志，原联队会计，已去世。

吴三组党小组长，张荣彬，原治保主任，已去世。

吴四组党小组长，张兆文，原小队长、村支委，人在。

欢口组党小组长，陈成章，原小队长，已去世。

曹鸿启老人回忆说：“原来的吴口村是个捣蛋村，来一个书记，群众不服，给捣跑了。来两个书记，群众不服，还是给捣跑了。谁来这里当书记，都够头，不愿意干。吴书记也是经党员群众推荐上来干的，大家对他有好感。我们这几个老党员，经常在一起，对党员进行评价。我们都觉得吴书记工作踏实，一身正气，他能干好。吴书记一上来，首先刹的是吃喝风，刹干净了。他不参加吃喝饭局，连群众一根烟也不接，倒过来给群众，谁还敢再去吃吃喝喝？我们老同志拥护他，也该拥护了。再不拥护他干好，上级党委对吴口村没有好印象，吴口村人不后悔吗？栽树、修路，上级党委都支持，我们能不扶持吗？我们不扶持他，还能发挥什么作用？无论如何不能让吴口村再翻个了。别说他没有缺点，有些小缺点也支持他干。他身上就一个字：正！正了就能服人，老百姓就能照着他说的去办。过去没路走，现在有好路走了，过去不栽树，现在树成行了。大家都好好干事，这个村的工作就好干了。”

吴风波插话说：“我原先在企业干，对农村工作一点也不懂，刚干书记那阵子，多亏了老书记和几位党小组长的支持。老书记对我说，你在群众中的威信在，一点一点学着干吧。老书记说当党小组长，没有补助，不准向群众要钱，就坚持下来了。所以，党员去世时，悼词都是由我来写的，是对死去的人怀念尊敬，也是念给活着的人听的。我们有十几位老党员去世了，可我们发展了新党员。现在全村有62名党员，比过去多了。大过年，我们也给全体党员上党课，老党员新党员全来。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就有什么样的老百姓。

“去年9月，换届选举，我不想再当县人大代表了，原因是年龄大了，但镇领导不同意，选市人大代表时，我得的票数和县委书记一样多，357票。”说到这里，他叹口气，说：“像我这样的市人大代表，原先有3个，其中两个进去了。有一个市人大代表，去开会时，身上带了许多钱。我问他：‘我一分也没带，你带这么多钱干什么？给吃给住，要花什么钱？你带这么多钱，怎么花？’他说：‘去金鹰店买衣服啊！后来我看他光包买了三个、衬衣买了三件，又坐高铁去了南京玩。村里三个副书记，一个计生专干，开会时又给他送钱来。我对他说你可要注意，这么干早晚会出事的。可他不听。结果，他出事了，被判了四年零六个月。问他钱是哪来的？他说是村里的。你这么干，老百姓能不反对吗？给什么都要，给辆小车也敢要。孬人在哪里都孬，好人在哪里都好。使人家这么多钱，能安眼吗？不给钱不办事，来者不拒，越送越多，还能不出事？我连老百姓一颗烟也不敢接，接了一颗，我就是孬熊了，拿就是祸害。有一年，有一位村民送我两瓶酒，我推来推去不要，他不愿意。我怕弄砸了，天也黑了，就先收下来，天一亮就给他送去了，对他说，我闺女多，不缺酒喝。后来，他找我要宅基地。我就想，幸亏没喝他的酒，不然，我就不好开口说话了。”

可是，我就想，进去的那两个市人大代表，是怎么被选上代表的呢？老百姓投的票吗？

老书记曹鸿启接着说：“不参加党员活动，我心里就憋得慌，不明亮。看电视也不知道村里事，心里就闷。村里有党员活动，我去了，回来心里就亮堂。”我说：“你住的这房子，是老房子啊！”老书记说：“我这是泥踩的墙，水泥棒，水泥笆。水泥棒当时本地没有，我是从县里人家盖汽车站那匀来的。有一个生产队，要送三棵脊棒来，说是这树是我栽的。我说是我栽的我也不能要。我去一个朋友那里，买了三棵洋槐树当脊棒，当场给了钱，不要钱不扛。为了解决村里困难，我去找一位老领导，他教我说，你给县里写个报告，不批准不回来。结果给村里解决了3万元钱。为了蒙这位老领导的情，我买了两条大前门不带嘴的烟，提了自己榨的十斤豆油，去上门感谢。老领导不在家，他老婆在家，对我说，老曹，大兄弟，你赶忙拿走，我收了你的东西，等他回来，我的罪就来了。他要发起了火，我怕。他会审我啊，还得逼我给你送去，我受不了那个罪。我没听她说的，放下东西就走了。老领导的老婆一直撵我到东方红（旅社）门口，到底把东西让我带回来。她说，要人家东西，人会骂我们是孬种。一晃多少年过去了，老领导的孩子因为贪进去了。老领导开车来接我去玩，对着我流了眼泪，说孩子不听他话，现在真是没脸见人了。真是啊，脚崴了，都是自己走的。”

三

吴风波说：“我带你去村里走走，去看看几个‘好媳妇’。”

阳光灿烂而安静。大片的麦苗，大片的蒜苗。一眼的青翠，一地的生机。我问：“这里到底是麦苗多，还是蒜苗多？”他说：“当然还是麦苗多。”他指着远处说：“你看，原来这四周，都是树，看不到村庄。现在都砍了，杨树长毛毛，容易失火，去年村里就失火了。现在上级号召更新，换树种。”我应道：“也真的该换了。”

到了66岁老人吴成光的家。他有两个孩子，名字起得好！一个叫吴忧，一个叫吴虑。他的儿媳妇嫁过来11年了，11年里没有红过脸、吵过仗。种了15亩地，有麦有蒜有苔干。儿媳妇叫魏玉红，她说：“在家也有父母，到这，老人就是自己的父母，没话说。”吴成光说：“我去住院，有肺气肿，她送水送饭，真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一大家人，没有分家。住院时，送老衣她都准备好了，可我又活着回来了。我拖了孩子的后腿了，她也无法出去打工。”儿媳妇说：“我们也拖过你的后腿啊！”老人又说：“看病得花钱，要不是共产党给报销药费，不然真的扛不动。”

在拉家常中我知道，他的孩子在无锡那边干修树收树枝的活，给城市修树枝给工钱，落下树枝子又可以卖钱，一车能卖千把块。村里有的人在那里干，还成立了公司，都过得有钱了。说到家里有老人，儿媳妇脱不开身，儿媳妇说“有老人就比没有老人强”。

在77岁的刘贤菊家里，她说儿媳妇给她吃，给她穿，陪她去洗澡，帮她搓背。儿媳妇进门20多年了，对她一直是这样。她就一个儿子，在镇上上班，照顾她的事都是儿媳妇做的。伤风感冒去医院，儿媳妇就会说：“有病就要看，别心疼那点钱，钱是人挣的。”她要是不去，儿媳妇就会打电话，叫儿子回来劝她去。儿子接到电话，会赶忙回家带她去医院。这位老人说：“有些活，我能干的，都尽量自己干，舍不得使儿媳妇。儿媳妇结婚后，一直住在东下屋，堂屋不住，留给我住。生活好了，盖上新楼了，我这个当婆婆的，再怎么说也不住正屋了，我要自己住在前屋过道房，这样住方便，自由，不烦心。再说，住在楼房，进门台阶那么高，我也不好上下。儿媳妇怎么劝我住楼房，我就是不听。儿媳妇和两个小孩姑姑也处得极好，像胞姊妹一样。我要给孙子洗脚，儿媳妇就会说：‘你还是不累的，七八十岁了，他不伺候你，你倒过来伺候他？’我说我怕热水烫着孩子脚。”

在残疾人吴祥民家里，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景象。吴祥民的腿，是在砖厂干活时伤的，安了假肢，当然就无法再出去打工了。他养了一头母猪，一年两窝。他也喂过牛，赔了。养猪，他说去年也没赶上行情。他母亲这样说：“俺儿媳妇对俺就是好，不吵不闹，讲吃讲穿，这就是福。她没有孬处，净是好处。一寒天我的衣服，都是她洗的。”她儿媳妇说：“也不能光说我好。天底下也难找你这样的好婆婆。”她丈夫指着她说：“你就会和我吵。”她回他：“我怎么不和好人吵呢？那不是你娘啊，你咋呼什么的？”她又说：“能忍的，忍忍忍，谁家都有父母，我做的都是给小孩看的。我对这个妈不好，我娘家弟媳妇对我那个妈也不会好，我早晚回去又怎么办？”

这一对夫妻俩，生活很乐观，从他们谈笑中，看得出来。但我一直想看的不好意思去领奖那位“好媳妇”，吴风波说她忙去了，我也没找到她。

四

时隔两个月后，我又去了吴口村。

原因是吴口村的村支书吴风波一句话，他说：“刘少奇曾经在他们那里工作生活过。”

这可是件大事，从未听说过刘少奇曾经在吴口村生活工作过。吴风波说，吴口村那时叫湖堂乡。

据他描述说，湖堂乡当时的地盘很大。乡驻地有一位细长身材的年轻人，负责管理账务，化名姓周。后来这个人走了。老一辈人发现，电视上的刘少奇，就是当年湖堂乡管账务的那个细长身材的年轻人，惊讶得不得了，也惊喜得不得了，好像是全村人的面子、荣耀。

我到的时候吴风波正在新办公大楼里打扫卫生。县里一个部门资助的造价百万元的村部新办大楼，看来很快要启用了。这是他两个月前，在党员活动日面对党员和群众代表承诺过了的，现在看可以兑现承诺了。老村部的院子大门紧锁着。新楼当然很气派，有几位中年妇女正在清理卫生。

吴风波带我去见一位退休教师，说他知道的事很多。这位教师告诉我的却是另一个版本。他说刘少奇当年从胶东去延安开会，在这里停留过，当时是秘密路过。我问，陈毅从这里路过，也是去延安开会，留下一块拴马石，在花家大院里，还有两首诗，这个可以证明。刘少奇路过这里去延安，留下什么证据呢？比如有人亲见过，比如留下了物证，或文字，或别的回忆？他说这个还没有。

没有就不可信啊。

吴风波似乎还不甘心，他又亲自去找来两位老人，都80多岁了，请他们回忆一下。然而，他们的到来，讲的是湖堂乡出了多少大干部，父母是谁谁。当时乡长、指导员是谁谁。吴风波说，那时指导员就是我这样的，不过，他们不叫书记，叫指导员。他们的语气里，都透露着为地方出过这样的大干部而自豪。

老人说，邓子恢到过湖堂乡：“他是骑马来的，住在这里，和大人小孩都接触，待人很和气。他问当地人，问的是蝎子，说这个东西不拿头咬人，光拿腚咬人，是个什么东西？”又转头问我：“邓子恢算不算大官？算不算名人？”我说：“他当过国务院副总理，你说官大不大？”他们现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

不过，我见到了从大蒜地赶过来，当年最初的8个党小组长之一的王思玲。这个1983年任过第一届村委会主任的王思玲，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吴风波书记讲起了另一段村人曾经的事。不过，我没有记住。倒是柏长河对他说：“镇里要组织检查验收今春栽下的树，成活率到底有多少。前几天乔英风书记还在会上表扬吴口村，这次你能经得起一棵一棵检查吗？”吴书记说：“查就是了，没问题。死了的那几棵，我已经预留树苗了，明年再补上，现在是没法补了。”

我忽然问起他关于镇里布置的，培养村级后备干部的事：“你们村里选好人了吗？”他说：“没有选出来，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挣钱了。没有想当村干部的，跟他们说他们根本也不理你。我跟别人说，村里没有人想当村、组干部，也没有人相信。”

“你将来连个接班人也找不到啊？”他听了我这么问他，没有回答我，好像没听见一样。他在担心忧虑吗？

是的，不仅村里成了空壳村，而且还找不到将来为村里干事的人！

松翠半山

一

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采访。采访一个月后发生的事件，令我震惊并痛惜，它将在我一生中都难以忘记。

沈强是半山村党支部书记，前一阵子听说要被提拔为副镇长，后来又传出来说弄不成了。问为什么？回答说在年龄上出现了问题，超过提拔年龄界限两个月零几天。于是，这个对于他来说重要的机遇他没有抓住，擦肩而过。这两个月零几天，是一道无法翻越的山，是跳不过去的河。提起这事，沈强一笑，看起来他并不十分在意。而我却为他报亏，不就超龄两个月吗？对于一个人才，干吗要规定的那么死？

沈强除了身体健壮之外，还有另一个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他在全军硬骨头六连当过兵，任8班班长，入了党，和全连战士一起，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军最高首长的多次接见，至今还保留着合影照。总政歌舞团的大牌演员们，都到过他们的连队慰问演出，也留下了合影照。提起部队的生活，沈强说，我们8班，在全连里是最棒的，军事素质过硬。这让我十分羡慕。我当年想到部队去当兵，可是个子矮，带兵的不要。我想就是要了，地方上也会以种种理由，比如家庭历史原因，不让我入伍的。保卫祖国？没你的份。

见到沈强，确实感觉到一股力量扑面而来。怪不得一路上柏长河说，沈强是一位很能干的村书记。上面交待给他的什么事，人家都能不声不响给干成干好。看起来他的话说得不虚。

沈强是1988年从古邳中学毕业的，1989年入的伍，在“硬骨头六连”尖子班8班当班长，当了3年半。本来是该当3年的，因为这一年调整新兵入伍时间，又让他多当了半年。毫无疑问，在一支与南京路上好八连齐名的连队当兵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笔精神财富，塑造了他一身英气逼人的军人气质，和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品质。

部队首长还希望沈强能留下来，说以他的表现和能力，提干是大有希望的。而沈强对于一个“官”字，似乎并不贪恋。他选择了退伍回乡，报效父老乡亲。而他的老乡——表现几乎与他齐肩的九班班长选择留在部队，后来，老乡提干了，人家早已经是正营级了。

沈强退伍回乡，成为了一个热门人物，因为他的身体素质政治素质俱佳，许多部门都希望接收他。他选择了到县水利局水上派出所。半年之后，他跳槽到了古邳抽水站。干了一年，他干脆回家创业搞运输，买船买车干个体。再后来，他进旧城湖开发公司，做副经理兼总账会计。1998年，他成了镇规划办副主任，一年后兼任城管队队长。后来，村里老党员、老干部要求他回村里干。他们说，半山村现在太需要他了。但镇里却又不放他回去。2010年村里换届选举，无论沈强本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被选进了村领导班子，任村里总账会计。2012年，因原村支书身体不好，他就被镇党委直接宣布为村支书了。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他是党员，党员是有组织的，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纪律，他在部队时就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

那个时候的半山村，用村民的话来形容，是又穷又乱，村支书，没有人干，谁也不敢接。

沈强在不断地折腾自己，挑战自己，考验自己，实践自己。

上任村书记，他考虑干的第一件事，是建村部。村部就是村子的家，一个村子，不能没有家。村部是村里老百姓过日子的保障，是遮风挡雨奔向好日子的指挥部。必须建个像样的村部。如果再不建个村部，连那点可以建村部的地方，也快被村民挤占完了。

新标准，新形象。半山村的村部建立起来了，迎面是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有了村部，他想到该怎么为村集体赚钱。

关于这一点，他有特别的认识。他说早几年他不愿意干村干部甚至村书记，是因为家庭经济基础没打好。作为一个村支书，自己家里过得很贫困，还当什么书记？群众能服气吗？作为一个村子，集体没有收入，起步都得向群众腰包要钱花，还是个村书记吗？村书记，自家的日子不能过穷，村里的日子更不能过穷。

半山村是省扶贫村，他找省扶贫工作队队长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肯定和支持。他向镇里和县扶贫办汇报了自己的计划，也同样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在省扶贫工作队的大力扶持下，很快，投资100万元的四栋标准化养猪大棚建起来了，并且他们村与广东温氏集团签订了养猪合同。此项业务可增加村集体年收入14万元。家有斗金，不如日进分文。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过日子得有长远谋划，沈强深知这其中的道理。

接着，他们又利用争取来的扶贫资金80万元，建起了半山村生活服务中心，转租了农资超市、吉庆服务中心，为全村及周边群众带来了便捷，增加了村民就业岗位，还每年为集体增加4万元的收入。

沈强的能干，沈强的责任心，不仅得到了群众的肯定，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欣赏。有了富民工程，就会想到他。镇里的景区连接线，其中4公里多要从他们村中通过。土方工程就交给了沈强，沈强把它作为增加村集体收入的大项目，集中人力、物力，按照要求严格施工。工程做下来，沈强高兴地说，可为村里增加20万左右的收入。

村集体有了钱，沈强想到了要为群众多办些实事。

他组织民间艺人杨新明，在村里成立了“怀中抱子扇”培训班，成功培训了100余人次，他希望抱子扇可以在网上销售，可以在线下预定。

修复一座旧电站，新建一座新电站。

投资120万元，建村水泵房一座，让全村吃上自来水。

投资13.8万元，建成省级规范化村医疗卫生室，大大改善了半山村的医疗卫生条件，解决了村民看病难的难题。

投资4万元，建成了600平方米的舞动乡村广场。

全村安装了10个高清探头，改善了治安环境。

然而，沈强心里还是感觉有点堵。什么堵的？路！村子里还有3个小组没有铺上水泥路，一遇雨天，寸步难行。他要把这些小组的路铺好，他要把心口窝的堵去掉，他要把老百姓的出门难改变过来。铺路，钱从哪来？有人说，一事一议，向群众筹集。

沈强立即否定说：“不能向群众筹集。”

“那怎么办呢？”

沈强说：“号召捐款，我带头。”

“能行吗？”

“我看行。”

会后，沈强捧出了3000元钱，对大队会计刘为举说，这是我以一名普通村民身份捐的修路钱。

号召发出去了，一连三天，根本没动静。眼看号召捐款修路要化成泡影。

“怎么办？上门口要去吧。”

“坚决不行，我不信没有人捐款，是不是看我们还没有真正行动？”

村里开始丈量，测算，清除障碍物。很快，有人来捐款了，100元，3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而且全都是自动送到村部来的。村部设有一个专门小组，负责修路一切事务。村路经过的人家，没有一户不捐款的……

沈强笑了，说：“我不相信半山村父老乡亲不会捐款。”

这些钱原封不动，上交给了负责施工的单位，有了这十几万元的捐款，就可以争取到上级的配套资金支持。4公里的村组路铺成了，群众早上出门，晚上归来，鞋子上再也不沾泥了。

沈强提议，为村里：

上二本的大学生，奖励500元。

上一本的大学生，奖励1000元。

重大疾病的，救助1000元。

志愿入伍的，支持500元。

全村保洁费由集体出，村民免缴。

秸秆还田的费用，集体负担。

下一步还将建村养老服务中心，建村民洗浴中心，建村民集中居住小区，发展特色生态采摘一日游……

从2013年开始，沈强连续获得了这些荣誉：

徐州市五星村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