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结号

在刻不容缓加强战备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运用了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调动能力。这种能力来自新中国建立之前28年的革命战争、根据地建设的历史，也来自新中国建立后14年在政治运动、经济建设中进一步巩固的领袖与政党的威望。⁽¹⁾

“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动员口号和荣誉感，让很多职工对内迁心向往之，成了搬迁得以顺利展开和神速推进的基础。内迁职工和家属，怀着“让毛主席睡好觉”的虔诚心愿，奔赴贫瘠偏远的三线地区，投身于后方基地建设。

调兵遣将

上光厂先遣队员在新添寨开工时，108名贵阳学徒代培生启程前往上海，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当时上海不少援建企业都招收过“小贵阳”和“小四川”，与1965年分配入厂的大中专学生及部队复员军人一起，充实到三线建设者的生力军中。

17岁的刘学文是108名代培生中的一员，满怀兴奋地来到上海，开始跟师学技术。

刘学文（时为新招入厂的代培生）：

厂里人简称我们是“贵阳徒工”，其实当时我连贵阳话都听不懂。我在徐州出生、长大，初中毕业才去贵阳，和在那里工作的父亲团聚。父亲本来是徐州煤矿的科级干部，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参加工作队去了贵州，后来在贵阳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当书记。第二年，我们全家去贵阳和父亲团聚。

我听不懂贵州话，不想再上学了，刚好上光厂来新添寨建厂，要招收108名本地人当学徒工，我就进厂了。我们在贵阳市先集中学习一个月。在徐州我家主食吃煎饼和馒头，在贵阳学习时主食米饭，我吃不大惯，还拿细粮跟人换苞谷和窝头。那时年轻比较容易适应，到上海之后我也习惯吃米饭了。直到现在还有人开玩笑问我，换不换窝窝头？

那时我们对上海都很向往。在火车上叽叽喳喳地议论，有人说上海百货公司的卫生间，比贵阳百货商场还干净呢。我们住在宁国北路的上光厂宿舍，前三天到处跑，还逛了南京路，看了一场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带一副特殊的眼镜，感觉很新奇。

分配工种时，我在机修车间冷冻房里学开空压机。一年后回去，在新添机修车间，颜根娣是我师傅。贵阳人比较野，有两个男生在上光厂草坪上打架，其中一个拿出水果刀来，把上海人吓坏了。“小贵阳”在上海，最不习惯吃饭没有辣椒，有时去附近店里吃面条，有辣椒酱时，无论瓶子里有多少都被我们倒光。上光厂花园里长着一些红色的小尖椒，还没长大，就被我们吃完了。还有徒工叫贵阳家人寄信时，往牛皮纸信封里倒辣椒面，在食堂吃饭就拿着信封往饭菜上洒，呛得边上的上海人直打喷嚏，后来都不敢靠近我们的桌子。

上光厂三线建设动员得很快，当时我是徒工团支部书记，厂里叫我们向师傅们宣传贵阳说那是个好地方，四季如春，冬暖夏凉。有些老师傅听了，就没准备厚棉衣。1966年9月，我们和上光厂三线建设大军一起回到了贵阳。那年冬天特别冷，据说是10年没有过的低温，好些没带棉衣的上海人，冻得连家门口都走不出去。有些师傅来问我：“刘学文，你不是说贵阳四季如春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好实话告诉他们，我也是听说的。我1965年才到贵阳，还没过冬就来上海了。

易学俭也是代培生中的一员，去上光厂实习时还未满17岁。一帮女中学生住在宿舍里，像一群欢乐的麻雀。上班跟师傅学技术，星期天出去逛上海，游公园。爱美的女生，在临江公园里留下了青春的倩影。

易学俭（时为代培生）：

女徒工在上海临江公园，前排中为易学俭

我这个姓，以前只有湖南人才有，我家祖上是岳阳的一个大家族。日本人进来把我们家老房子给砸了，祖母逃难离开了湖南，那么大的一个家说散就散了，奶奶说家里楼上郑板桥的画都没来得及拿，全家前往云南找我父亲。亲戚在云南开车行，我父亲去那里学技术，后来就在保山开车拉货。祖父母到了昆明，没找到儿子，再跑到贵州还是没见着。后来还是我父亲听说有一帮湖南人拖家带口逃过来，自己找过去才团圆的。胜利后他们没回湖南，还好没回去，否则后来土改被划为地主老财，也要吃苦。我六叔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国民党，后来还起义，解放后一直是“运动员”，靠拉人力车过日子。我们生活在贵阳，父亲在世时家里都说湖南话，所以我概念里真不知哪里才是我的故乡。

初中毕业时，同学有上山下乡，也有考高中和中专，被招进新光厂的代培生里，还有贵阳修机场时的征地工、社会青年，比我们大五六岁。我们到上光厂培训时，我分在金工车间，跟乐桃林师傅学开铣床。我们八个女孩住一间宿舍，每周三天在上光技校上课，三天去车间干活。文化课学机械零件的公差配合，还有物理、数学。过了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车间里抽我去抄写大字报，抄完后交给车间党支部，抄了3个月吧，就跟着内迁职工大部队返回了贵阳。

1965年分到上光厂大学生就有近60名，来自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机械学院等相关专业。另有一批四年制的中专生，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上海电机制造学校，实训一年之后，全部迁往贵阳新光厂。

哈工大毕业生张存骥从上光厂内迁到贵阳，初来乍到时的集体生活艰苦又欢乐，一直在他心里驻留着，活色生香。

张存骥（时为技术员）：

我父母抗战时期逃难到四川乐山，我在那里长大，高考时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分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同届校友还有张宝贵、赖福兴，后来都内迁到贵阳新添，在那里成家立业，两位同学至今生活在贵阳。当时，我们七八十个大学男生在一个大仓库里睡统铺，晚上没什么活动，大家就在被窝里吹牛。记得有位姓戴的同学很爱喝酒，那时一瓶茅台酒才卖一元多，他就着一些饼干，就喝光了一瓶茅台。我们说他醉了，他说没醉，我们就鼓动他穿上衣服，去桃花山小石桥上走几个来回。桃花山是靠近干打垒宿舍的一座小山，与厂区隔着一条小河，职工上班要走过河上的一座石板小桥。那年冬天特别冷，桃花山下的小路都结冰了，下山时路很滑，南方来的同志简直下不了山，只好在脚上捆上稻草，手脚并用慢慢地爬到河边。那天晚上，在大家起哄下，戴同学和我们一起来到了桃花山下。那时河边没有路灯，月光照着黑黝黝的群山，潺潺流水之上，小石桥结了一层薄冰，滑溜溜的。戴同学在小石桥上走了两个来回，稳稳当当，没有半点醉意，果然是好酒量啊。⁽²⁾

血书

1966年7月份，803工程的全体职工首先到达贵阳，同时上光厂于7月27日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召开全体职工动员大会，并邀请了不少在上光厂工作的职工家属一起参加。会上向职工们说明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意义，要求在会后分单位分组讨论，主动报名，由领导审批；会上还要求报名内迁的职工要全家革命，扎根内地。当天下午全厂停工讨论，报名人数大大超过内迁需要的职工人数，在三日内根据工作、工种、配套，职工的政治表现和业务素质等逐个研究，确定人员名单，用红榜公布。名单公布后，很多青年工人见自己榜上无名，纷纷找到车间和厂领导要求内迁，很多职工为不能内迁而__放声哭泣，我们不得不耐心做工作，希望留下的同志安心工作，帮助内迁职工做好准备工作。

——葛民治《艰苦奋斗创建新天》

跟葛民治一道去西部选址的陈商诚，此时已任光学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室里有300多名科技人员，是工厂的“头脑”部门。三线建设动员会后，要选出近半数的科技人员去贵阳也建立一个光研室，让两厂的科研生产比翼齐飞。为了平衡两边的人员配置，在报名踊跃的情况下，还要做工作把一些人留下来。

陈商诚（时为上光厂光研室党支部书记）：

葛民治（左）与陈商诚摄于80年代

当时我们光研室有位女同志写了血书，还在血书上签下全家人的名字，女儿只有一两岁吧，名字也上了决心书。试造车间有两个女徒工还不到20岁，也哭哭啼啼，吵着要去。

那时上级部门没有叫葛民治去贵阳工作，他是要留在上光厂继续搞好生产发展的，我也没有定下走还是留。我还劝一些同志说，我们要建设“东方蔡司”，也需要有人干活的，大家都要服从组织分配和工作需要，有些人就这样被劝下来了。光研室大学生比较集中，有些人的配偶是干部，还有的是飞行员，是不可替代的紧缺人才。当时有条不成文的规定，配偶是处以下干部，可以跟着一起去贵阳安家，如果对方是处以上干部，岗位比较重要，就不选这名职工了，不能造成太多的夫妻分居。但如果配偶是中学教师和医生，就会优先入选名单。企业建在山区，和当地社会联系不便，加上管理体制问题，三线企业都得自建一套循环系统，要建学校，要方便看病就医，太需要这些人才了。

江湾体育场动员大会当天下午，26岁的光学车间团支部书记顾早明，在车间继续动员会中跑上台去，表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去贵阳参加建设。发言后他感觉意犹未尽，用沪语唱起了歌曲《打起背包走天下》：

打起背包走天下呀，我们要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

顾早明是上海机械学院中专生，1962年和30多位同学一起分进上光厂。同学都知道他家是上海浦东本地人，妹妹已出嫁，父母跟前只有他一个儿子。大家笑他说，你再表态、唱歌也不会走的。顾早明有些气恼，觉得自己的决心受到了轻慢。

顾早明（时为光学工人、车间团支部书记）：

有些同学跑来问，小顾啊，你是真的要去，还是嘴上说说的？我马上跑到办公室，咬破右手小拇指，挤出鲜血，在信纸上写下三个字：决心书。然后用钢笔接着写：“我坚决响应党的号召，强烈要求去支援三线建设，全家一起革命！”写完后把决心书交给领导，同学看我是真心实意，就不响了。

我进上光厂后跟师光学刻度专家宋长标，他发明过很多光学仪器的关键元器件，我亲历了他对度盘、标尺传统加工方式的革新，用刻度和照相复制原理，淘汰了粗糙、有毒气的工艺，大大降低成本，还提高了仪器精度。厂里为此举办刻度训练班，技校也开设照相刻度班，还把光学刻度组发展成一个车间。在宋长标的主持下，我把刻度工艺生产操作过程整理出来，为技校提供了教材，我从中也学到了东西。内迁前夕，车间支部书记王惠芬把我调去金工车间，那里有几百个职工，我还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国家号召三线建设，我当然是要响应的。

阿爸晓得我要去贵阳，叹口气说：出门一里，不如窝里。他晓得说服不了我，在自己工作的国棉19厂叹苦经，厂党委书记亲自跑到上光厂来协商，想把我留在上海，让同在上光厂的我妹妹去贵阳。领导拿出了我的血书，书记回去对我阿爸说，老顾啊，还是留女儿在上海吧。阿爸气呼呼地说我是“一头犟牛”。那时我们宣誓立言，都是从心里出来的，大家都相信写过血书的人，一定会去实践诺言。决心书就是交给组织的契约，更何况是血书呢！我妻子沈菊英是凤南新村小学老师，是个老实人，我说走她也没有二话，就跟着去了，抱着不到1岁的小女儿。3岁的大女儿先留在爷爷家，户口也被我迁走了。现在的人会说我们太戆了，写归写，做归做嘛，多少人就是讲一套做一套的嘛。

初到新添寨非常艰苦，宿舍都没造好。有天晚上几个小青工坐在地上，说起我在动员会上唱歌，他们也唱起了沪剧《小珍珠》：“妈妈啊，快来救我出火坑……”唱归唱，大家并没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到现在聚在一起，对那段经历还很留恋。谁没有年轻过？哪个年轻人没有过理想和冲动呢？

厂党委关起门讨论了三天，结合工种、政治表现和业务素质，对逾千名职工逐个研究和调配。部分实在难以取舍的部门和人员，按工号单双数做决定，最终定下了800个职工的名单和工号，人称“八百壮士”（见附录）。考虑到两边的生产和发展需要，在部署内迁工作时，争取到一批复员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加上当地招收的108名徒工，贵阳新添光学仪器厂到正式开工时，职工人数达到了1340余名。

户口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为稳定社会，建立新秩序，实行户籍校正和查对，对户口进行登记，将流动人口严格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纳入政府管理系统的户籍，维系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口粮及各种副食品的定量供应、孩童学籍、成人就业以及住房分配等等。户籍登记制度减少了流动，城市人口相对稳定和固化，此后再更换居住城市和工作地点，就是比较麻烦和困难的事了。

上光厂党委还在研究内迁人员名单，党委秘书张庆元就先行一步，带上自己的户口去了贵阳。他从浙江大学调来上光厂后，很得葛民治的赏识，这次被派出差去贵阳，只是监督工程进度。此时葛民治还未料到自己将在半年后被调去贵阳，对陈商诚、张庆元等得力助手从未松过口。

张庆元（时为上光厂党委秘书）：

张庆元保存的上光厂和新光厂证件

我出生在汕头，在抗战中遭遇了家破人亡，独自出门去流浪，还经历过要饭充饥的日子，后来被姨妈收留在福建。解放后我能有机会读书，考上浙大接受高等教育，全靠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培养，我对党对国家感情很深，一旦有需要，我会毫不犹豫去行动。我1961年从浙大光仪系毕业，1960年就提前被分配留校工作了。1964年暑假，上光厂来浙大选人，阴差阳错把我要走了。浙大知道后派老师来上海把我要回去，还说用一名懂得三国外语的老师来换我。但葛民治不肯放，说我们厂有课题，要和浙大协调把我妻子也调来上海，为她联系去一所中学当老师。上光厂把我作为培养对象，派出去参加四清工作队，还给我分了房子。

四清结束后，我担任了党委秘书，那时内迁工作已经开始，葛民治要我留在厂里，但我想去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厂里筹备组过去时，老葛说贺湘迅书记带队，你陪他出一趟差吧。我决定乘这个机会，把集体户口上我的那一页带走。1966年4月12日，我跟着贺书记上了火车。到工地上一看，本该7月交的房，才刚刚开始浇水泥，进度太慢了。贺书记就叫我去复员军员人组成的三连一起工作，领导看到我的行动，也知道拦不住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妻子苏玉真从浙大打来电话说，上光厂来人把她调走了。我说等我回来接你吧，我想回浙大一趟和老师同学道个别，可是贺书记说，这边跑不开，叫我顾全大局别回去了。结果上光厂派了两个人去浙大，到我家帮忙打铺盖收拾行李，送人上火车。苏玉真连电报都来不及发给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到了新添寨。

工程师诸镜清和妻子张惠君去派出所迁出户口时，户籍警叫他们去边上坐20分钟，想好了再作决定。全家两大两小，迁出去容易，再迁回来就没这么便当了哦。对这善意提醒，诸镜清很不耐烦：“同志，我没辰光考虑这个问题，侬快点帮阿拉迁脱！”

内迁初期的诸镜清、张惠君夫妇

诸镜清（潜望镜光学工程师）：

当时我刚完成潜望镜大透镜光胶工艺的技术攻关，好比给潜望镜做眼球。把转向透镜的两块大镜片，用光胶的方式胶合在一起，不用粘合剂。从130毫米、150毫米，到180毫米，那么大两片透镜，靠分子引力吸牢，中间不能有一点点杂质，上光厂做过的光胶镜片最大直径只有50毫米。攻关小组的几个人从土办法开始试验，2个人把住夹具中的一对透镜，一个人用木棒在上面加压，排出里面的空气，现在想想蛮可笑……这样一步步，到1965年已经能够从产品里挑出一些合格品，作为样试产品送去装配了，但是还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³⁾

我16岁就进私营厂学生意，那时机械、光学和装配不是分得很清，学徒工什么都做。后来工厂被国家赎买并入上光厂，我白天上班，晚上还去江苏路上的市三女中读中学课程，一边拼命钻研技术。1960年我在仪表局被破格提拔为工人工程师，和蔡祖泉同一批。我再半脱产去读业余大学，读到第3年，内迁开始了。当时还有几个同事在和我一起读书，要是不内迁的话，再坚持一段时间就毕业了。

诸镜清和妻子张惠君，对户籍警表示已经拿定主意了。于是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页面上，全部被敲了注销章。临出发前，6岁的女儿诸黎华突发急症，身上出现多处淤青，医生判断为血小板过低而引发，建议留院观察。但他们还是按时上了火车。抵达贵阳的当天晚上，小黎华突然呼吸局促，淤青斑块一片连一片，成了深紫色，看着就吓人。随队医生决定送市里医院，张惠君抱起孩子出门拦车。第一辆车停下时，一看是运尸车，她们不肯上去。过一阵来了第二辆，是运粪车，气味难闻，但医生说救孩子要紧，还是上去了。

诸镜清家迁出户口时，一个叫赵月英的小姑娘走进宁国路派出所，拿出一个户口本说，阿爸姆妈叫我来迁户口，我们家要到外地去了。户籍警问，你爷娘为啥不来？小姑娘说他们在上班。10岁的赵月英长得机灵相，又有盖了公章的内迁证明，警察便手起章落，注销了眉州路60号赵冠军、蔡宽桂夫妇及三个孩子的户口。

赵月英（随迁子女）：

我那时不知道“去外地”意味着什么，我们有个邻居在贵阳棉纺厂工作，妈妈带我去她家问贵阳怎么样，有一句话让我记住了，她说贵阳煤很便宜，一只煤巴8分钱，有10斤重。离开家去北火车站的前一刻，我突然感觉到，要和奶奶分开了，我拉着窗栅栏就哭起来，奶奶也眼泪汪汪，后来是爸爸妈妈把我手掰开，拉起我走了。

赵冠军全家摄于内迁前夕，左一为赵月英

奶奶只有我爸爸一个孩子，父亲10岁时，爷爷跟国民党部队调防走了。母子俩相依为命，我们家内迁时，太祖母还在世。1969年初，太祖母快不行了，奶奶要我爸回上海都赶不及，那时火车太慢了。我也只能到了暑假，才能回上海看奶奶。后来我工作了，每月给奶奶寄5块、10块的，让她开心开心。那时邮递员投送汇款单时，会在弄堂里大声喊：几号几号，谁谁谁敲图章！奶奶就喜欢听这声喊叫。

临行前两天，6级技工冯振福去房管所办手续，将父亲早年购置的私宅交给公家。房屋地址在华山路1928号，是一开间的街面房子，进深直通后弄堂，是冯老爷子早年所购置，位于现今的徐家汇港汇广场边上。

徐家汇是上海的重要地标。明代大学士徐光启在这里活动，其家族也在此繁衍生息，商贸日益繁荣。1949年间，徐家汇华山路段有191家商店，多经营服装鞋帽类日用品，冯家早年购置的房产也在其中。长方条形的屋子被隔为三段，朝南沿街开设了日杂货铺，冯家人居住在中段，靠后门的小间住着租客，解放前夕物价飞涨难以控制，冯家将租金设为每月一斗米的市价。冯老爷有两个儿子，老大在北京工作，小儿子冯振福是上光厂技工，两人对做买卖均无兴趣。解放后，前面的店铺被国营公司征用，开设日用品杂货商店，还挂有店招。老冯一家从后门弄堂进出。

上海的民宅在解放后，因业主出走、迁徙或上缴等变动，多归国有房管所和企事业单位管理。租户只要做过户口和居住地登记，向管理单位缴纳租金，便拥有长期居住权。当户主迁离上海，户口注销之后，住所就归由房屋管理单位重新分配。冯振福在内迁时，是将私宅作了公房式的处置。然而，在房管所签字办结时，办事员对他说：“你付200元钱。”

老冯一愣：“200元？这是什么钱？”办事员说，是装修店面的钱，你先垫付了，回去再和杂货公司结算。老冯说，这店是公家开的，为啥要我垫付修理费？房子都交给你们了，还叫我付钱？他一生气，扭头就走了。

此时，女儿冯敏已是天平路小学一年级新生。5岁的儿子冯民甲要再过15年，才懂得父亲一怒之下的那个转身，对他意味着什么。虽然还不识字，小民甲却能流利地背出家庭住址：华山路1928号。小民甲曾在这年夏天走失过一次，母亲和姐姐遍寻不见，去派出所报了案。那时还没有人拐卖儿童，小弟弟独自一人，竟走到了市郊北新泾一带，被路人送进派出所。小民甲说不上家庭住址，只说弄堂口有很多店，也许就凭这个线索，警察就和徐家汇派出所联系上了。回家路上，小民甲被父亲逼着反复吟诵：“华山路1928号，华山路1928号……”

临危受命

直到大部队出发前十天，葛民治还在上光厂办公室里，考虑着人员和设备经过大出血式的抽调后，如何得以继续发展。偏偏这时，千里之外的贵阳工地出了情况。多年以后，葛民治仍记得那天的长途电话。

葛民治（时任上光厂党委书记）：

1966年9月24日，我突然接到朱德顺同志的电话，告知贵阳由于动乱，负责新厂厂房施工的建工部四局一公司已经搬走，新厂除主厂房、部分职工宿舍、供水设施外，其他都未完成。我听完他的情况汇报后，对他说，上光厂的内迁这边工作已经按时完成，要他们继续做好内迁准备。我立即向部局领导电话汇报了贵阳的基建情况和上光厂的内迁准备情况。请示是否按计划内迁。部局决定：“晚迁不如早迁，还是立即内迁。”⁽⁴⁾

此时上千名职工和家属大部队已整装待发，距离出发只有几天了。150多台非标设备、2万多套工装，以及当年投产的7种计量仪器毛坯件和半成品已全部装箱发车。可现在，施工单位撤离了。怎么办？

与此同时，许多三线基地也都成了被迫停工的烂摊子。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打乱了正常的步骤。全国大中学校纷纷停课，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批斗校长和老师，查抄有“封资修”嫌疑的人家，乘上免票火车到各地串联。工人群众也开始批斗书记厂长和单位领导人。大字报和标语给城市建筑外墙糊上了斑驳的纸衣。人们神情高亢，红袖章与旗帜横幅交汇，形成了红色的海洋。备战的急迫性在不知不觉中竟被延宕，1966年上海内迁工厂指标为198家，到6月底只迁走57家。

尚在运行中的国家部委依然强调要如期完成计划。在这个当口，葛民治被派去贵阳救场。接到命令三天，葛民治已到达新添寨，赶在了大队人马出发之前。

葛民治（新任新光厂党委书记）：

部局调整了新建厂的领导成员，决定由我任新厂的党委书记，贺湘迅、朱德顺等同志调回上光厂，同时补充夏永扣、姜保堂等同志任副厂长。

当夜，召开党委会，传达了上级的决定，汇报了内迁准备情况。针对贵阳当时的情况，我指出，只能依靠广大职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争取按时完成内迁投产任务。⁽⁵⁾

那天办公室的灯火通宵达旦，葛民治步出会场就去了工地。横七竖八的泥工木桶和刀铲上结着水泥硬块，砖墙高一片低一块。除了803大楼和主厂房的轮廓，其他车间和辅楼还是空架子。

一场硬仗开始了。

葛民治被调往贵阳新添3个月后，夏维带着五个孩子来到了新添寨，入住干打垒。夏维曾以为，贵阳只是他们革命生涯中的一站。三线建设完成后，葛民治还将被派往别处，也许回上海，或者去南京和北京。她和老葛结婚十几年，从未在一个地方住满三年。习惯搬家的葛家儿女，也没想到会在这片山地里长大，父母将在这里工作直到离休。

葛大庆（葛民治的长子）：

全家搬去贵阳那年，我才11岁，已经跟父亲搬了几次家。爸爸总是说走就走，我们平时在家，都是妈妈在灯下备课的侧影伴着我们入睡。爸爸随部队调防到南京，妈妈就在南京工学院外语系工作。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家里雇了两个保姆，外婆也来我们家同住。我上小学在南师附小，是当地最好的小学，我转到上海之后还跳过级。妈妈到了上海，在机械学院外文系教研室工作。全家搬迁去贵阳后，我只能读厂办子弟学校，刚去时连个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在临时工棚里上课，黑板是油毛毡做的，用湿布擦得都发白了，一个老师要兼几门课。那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将在这里长大成人……

葛家七口人搬进了干打垒，起先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宁海县的大小姐夏维开始动手做饭。在南京有母亲和勤务兵帮忙，在上光厂家里也有两个保姆，在新添寨一切都得自己来。寒冬腊月，她去户外公共洗衣处刷衣服，手上出了冻疮，肿得像个馒头。劈柴生火时，她被烟呛得咳嗽不止，火候也掌握不好，米饭经常夹生，或者焦煳。一段时间过后，十岁的大女儿葛莲叫母亲打住，宣布以后由她做饭。她像隔壁人家的女孩那样，做起了小当家。

夏维穿上劳动布工装，成了一名油漆工、电镀工。给翻砂件去铁锈、打腻子，将零件扎上铁丝浸入电镀水缸里。稍不留神，电镀药水溅在工作服上，就会侵蚀出洞眼，她的工装上有不少小洞眼和铁锈斑迹。每天上班劳动，下班后再操持孩子的作业，给他们教英语，讲故事。然而这样的岁月也没能维持多久，老葛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夏维再也没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年她37岁。

(1)　参见董志凯《三线建设中企业搬迁的经验与教训》（《三线风云》第三集）

(2)　参见张存骥《工厂门前的小河》

(3)　参见《潜望镜》“关键工艺的突破”

(4)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　创建新天》

(5)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　创建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