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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的家园

归去来兮 作者:唐宁


第四章 新的家园

在与战争爆发争时间、抢速度的紧张气氛中,大批建设者从东部城市迅速又秘密地迁往陌生的三线地区。从1964年到1970年底的“三五计划”期间,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000名职工、38000多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三线建设奠基初期的这些数字和情况,在很长时间内都秘而不宣,不为世人所知。(1)

人在旅途

光研室支部书记陈商诚的妻子毕婉卿,怀孕8个月也挺着肚子上了火车。好几位孕妈妈都被安排在卧铺车厢,也得不到休息。火车每停一站,就涌上不少红卫兵小将,免票乘车去各地串联,车厢走道挤得挪不开脚。有一位孕妈妈动了胎气,阵阵腹痛,全身大汗淋漓。列车长只得联系前方柳州站,救护车来把孕妇接走了。

上海青浦人民医院护士颜红娣,抱着刚满百日的女儿晴虹,跟丈夫卞铁夫上了西行列车。孩子一直在拉肚子,灌服黑药片矽碳银都不管用,瘦得像只小猫。那趟车上有数十个未满周岁的婴儿,被父母抱着去了三线,他们中还有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王小帅。在日夜兼程的颠簸中,婴儿哭叫声此起彼落。这批婴儿长到学龄年时,子弟学校开设两个班级,来容纳66名新生,而之前大多数年级就一班学生。

卞铁夫、颜红娣和刚满百日的女儿来到贵阳

和颜红娣一起去医务室工作的顾惠琴,也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还拖着6岁的女儿。她和丈夫朱瑞松是上海本地同乡,说话有点口音,工友给朱瑞松起个绰号“乡下人”,叫着叫着就忘了他的原名。在一次短暂停车后,“乡下人”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而火车已经启动。有人说看到一群孩子在站台上玩耍,顾惠琴大惊失色,趴在车窗上嘶喊起来,站台却迅速消失了。

其实,火车启动的前一刻,在站台上玩耍的一堆孩子都被乘务员拎上了火车,由他们自己去寻找父母。“乡下人”和老婆正在伤心,女儿却摸回了车厢。“乡下人”恼羞成怒想拿女儿出气,同事们赶紧拉住说,小囡蛮聪明,走不掉的啦!

大部队抵达贵阳时,厂区宿舍门窗还没装上,职工和家属先在市内小旅馆下榻。分配房间时发现缺少一间房,工作人员把两对夫妻带进一屋,请他们帮忙解决难题。看着两张相邻的床铺,四个年轻人愣住了。两家男主人是金工车间的同事,其中一位绰号“三毛”,互相还算熟悉。女家属却是初次见面,不过两人将在子弟学校共事。四人面面相觑,尴尬了一小会儿,谁都没再说啥,就商量起来。屋内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痰盂罐,就留给女人使用,男人外出解决。两对夫妻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天,并遵守组织要求,绝对保密。直到退休多年,四人中有位陈娣老师,在和老友聊天时提起此事。一众听者深感讶异,旋即爆发出一阵大笑——那时的我们啊,什么都信,什么安排都无条件服从,真真是傻得可以哦!

那个秋天出发的迁徙队伍中,有8名医学和卫校生都是随迁家属。在上光厂医务室工作的郑罗珊,没有在大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被通知去贵阳时,她已经来不及写信告诉丈夫。虞和清在贵阳工地上已经一年多了,夫妻俩本来商定,虞和清留在贵阳,郑罗珊留在上光厂工作,一对儿女就在上海读书,女儿虞沁璇这年刚好上一年级。

郑罗珊(时为上光厂厂医):

1966年除夕吃年夜饭时,我和婆婆想到虞和清在千里之外回不来,眼泪就落下来了。有人告诉我说,虞和清有破坏三线建设的言论,在贵阳挨批判了。我想他再有什么意见,都已经留下工作,有啥好批判呢?后来造反派来抄家,婆婆觉得事情严重,把我叫进小房间求我说:“罗珊,我怕儿子一个人顶不牢,侬还是去贵阳吧,求求侬帮这个忙,好伐?”

老太太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实是违背儿子心愿的。我左右为难,但又解释不清,心一软就答应了。厂里贴出的光荣榜上没有我名字,还没等我去要求,就得到了口头通知,写信去贵阳都来不及,我带着两个小囡就上了火车。

到达贵阳站,在那里搞基建的人都来接站,一家一家都团聚了。等到月台上只剩下我和两个小囡,还是不见虞和清。三连的陈鹤良跑来对我说,虞和清没空来,我先带你们去旅馆。到我们住下来,虞和清才出现。那天大队人马到贵阳,到下班才有人告诉他说,你家属也来了。他匆匆忙忙赶到市里,看见我们三个,就怪我事先不打招呼。我还来不及解释,就有人通知他,在这里过夜的话,必须经过厂里批准,他只能跑出去打电话请假。我马上感到,他的日子很难过了。

郑罗珊的行李中有外国小说和古典名著,这在当时还有点犯忌。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盛行,很多人家为避免飞来横祸,销毁了书信、照片和书籍等物件。有的图书被撕掉封面送去废品回收站,或干脆付之一炬。

郑罗珊把图书放入行李箱带去了贵阳,还有一些同事也做了同样的选择。没过多久,那些避开了销毁的图书,在山区宿舍开始悄然流转。《红楼梦》《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那些故事和语言像暗夜的露水,给人做了精神的灌浆。渐渐地,一本本图书被翻卷了书角,折损了书脊,页面渐渐残缺不齐,但依然在暗夜中疾走,像野地里的猫。

十年后,新添寨上小小的新华书店门前,厂矿子弟们通宵达旦,排队购买那些似曾相识的新版图书。

一罐黄金

光学车间工人江鉴康,把一个秘密带到了贵阳。

他揣着一只沉甸甸的小铁罐,里头放着黄金首饰。罐子原是姆妈的粉盒,涂脂抹粉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百货店就断供了,老太太留下空罐子放些细软。江老爷子从前给印书馆做铜模,在手艺值钱的年代攒下一些小金条。儿子和鲍秀华结婚前,江家姆妈拿出一根小黄鱼金条说,去老凤祥打两只鸡心,一只刻鲍秀华的名字,另一只刻上我的名字。她拿出两根金链子让媳妇挑一根,鲍秀华挑了一根细的,老太太满意地笑了。鲍秀华想,头颈里戴根粗链条,也太乡气了。内迁开始时,鲍秀华有了身孕,前两次怀孕都没保住,母亲和婆婆就叫她留在上海,让江鉴康先去贵阳。

江鉴康(光学车间工人):

我丈母娘是个小脚老太太,说无论如何要等小囡平安出生后,把户口落在上海,才放女儿去贵阳。还说小囡户口落在上海,我们退休还能回来。我们还笑她想太多了,那时我们根本没想过再回上海。

1966年夏天,上海很多人家都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了家。一大帮人冲进来乱翻一通,还有抄错人家的呢。我老爸是手艺人,算不上黑五类,我们那时住在丈母娘家,她也催我家把贵重物品转移出去,让我回家报信又担心被说黑串联,特意包了两棵自家腌的咸白菜叫我带着,要是有人问,就说送腌白菜去。我爷娘拿出装了黄金物件的小粉罐叫我带走。丈母娘看到这罐子,也不敢放在家里,叫我送到她娘舅家去。娘舅是做大饼油条的劳动人民,总归安全了吧?谁知道两天后娘舅就把罐头送回来,说风声太紧,你们还是自己藏好吧。

那天夜里我爬上阳台,东张西望像做贼一样,把罐头放入网兜,垂吊在落水管里,绑好后心里还慌兮兮。9月2日,我弟弟传呼电话留言说:“客人来过了”,听到这句暗语,我知道家里被抄过了,一颗心就踏实了,值钱的东西没有丢。后来,我父母叫我把这罐东西带去贵阳,说造反派不会跟过去抄家的。

在新添寨安家时,江鉴康扛了一块预制板,上面挖个圆洞,边上砌起砖墙,做成烧饭的灶头。糊砌炉膛时,他把铁罐放了进去。母亲并不知道遥远的贵阳是什么模样,财产转出家门,她倒安心了。等媳妇诞下孙女,报了上海户口去和丈夫团聚时,江妈妈再将一对儿女转移去贵阳,以规避插队落户的风险。

开学了

新光子弟学校的第一课,是在临时工棚里开始的,都等不及校舍竣工。1966年随迁的孩子中有100多个适龄学生,从一年级新生到六年级,哪届都不缺。孩子上学是头等大事,朗朗书声响起来,父母们才能安心搞建设。所以再偏远的三线企业,也有子弟学校。

课堂的泥地上,还留着建筑工人打地铺的印痕,黑板是油毛毡做的,湿布擦上几次,才能抹清粉笔的字迹,黑板上也留下了一片灰白。首任校长胡仁俊,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进上光厂搞职业教育,做完了贵阳学徒工的培训,就被调去新光厂创建子弟学校。学校最初只有11名老师,还是清一色女性。他是“娘子军”里的“洪常青”。

胡仁俊(新添光学厂子弟学校首任校长):

三线企业的子弟学校,是在厂领导和内迁职工合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子校初创期,临时工棚就在生活桥边的平地上,我们先在那里上课。一年级新生有两个班,二、三、四、五、六年级各有一个班,还有十几名小学毕业生。快到新年时天气冷起来,师生们终于搬进了新校舍。最初的十一名女教师都是随迁家属,多数是中等师范学校以上,有三名大队辅导员、三名共产党员,副校长陶乃茹原先在上海当老师,也是随迁家属。小学生吃午饭时,老师要去食堂把饭菜抬回来,再把碗筷洗干净送回去,后来挑饭的事就由我来承担。学校搞春游活动,汽车开到黔灵公园门口,馒头也由我挑进去,就我一个男劳力嘛。

我们最初用的是上海教材。第一学期准备不足,老师们就自己刻钢版,誊印后发给学生。后来联系了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购买教材,每次开学前,有老师回上海探亲办事,就负责把教材带回来。厂办子校没有当地政府给的教育经费,办学很艰苦,很多教具都要自己解决。篮球架都是我动手做的木工,造了一只脚的篮板架,地上洞挖得深一点就站牢了,篮筐是车间职工焊铁做的。

每个老师带一个低年级班,语文数学都教,从四年级开始分科,有时老师生病或者有事,我就顶班代课,大概只有唱歌课我不会教吧。有十几个大孩子是小学毕业班,我们刻了图章,送市教育局备案,发了毕业证书。随着学生长大,子校开办了初中班,正式调老师进来。新光厂有不少老大学生可以任教,但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大家宁愿在车间劳动,也不肯来当老师。在上光厂搞贵阳徒工培训的五个老师都是大学生,都到贵阳来了,有的在生产科,有的在中心试验室,只有一个老师愿意来子校。后来从过来团聚的职工配偶中选老师,像光研室主任朱壁文的丈夫崔可义老师,在上海就是中学教师,调来后教物理、数学。还有一位太原工学院助教,来新光厂和爱人团聚后,也在子校教中学生。教化学的薛炳昭老师是四川大学毕业生,教外语的王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我们还从贵大、贵阳师范学院要来毕业生,配齐了教师队伍。

孩子们一拨拨地升级,当时去乌当中学读高中要翻山越岭,厂里还得修路。当地教育不拨付三线企业子弟的教育经费,地方中学也不愿接收我们的学生,有困难就得自己解决。办初中部时,子弟学校场所不够用了,厂里在半山腰上造了一幢三层楼的校舍,以车间作为学工场地,调了几个师傅来带教,卞铁夫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个多面手,还带学生排戏搞文娱活动。我们搞文艺活动还得到过不少家长的支持,王家驹来帮我们排节目,还有位陈师傅拉京胡,给学生伴奏排样板戏。

没几年,子校学生就将近300个了。我要负责教学规划,还要搞仪器采购、办图书馆、计划管理什么都做。我们办过两个高中班,每班20多个学生,他们碰到了恢复高考的机会。刚开始录取率很低,但子校高中班每年也有学生上榜。第二届高考前,我和崔老师各带一个毕业班物理课,我还兼上初二物理,每周十几节课,两次全班夜间辅导,还给成绩好的学生开小灶。我有个学生任国豪,取得了贵阳市物理竞赛三等奖,吕克勤也是那年考上大学的,他们两个后来都发展得非常好。那年高考结束,我就累趴了,动了阑尾炎手术,治疗了一个多月。

803成员裘耀庭的妻子韩藕英,原本在上海当小学教师,也随迁调往子弟学校。列车刚驶入湖南地界,她就出现高原反应,气喘吁吁。裘耀庭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束手无策。

裘耀庭(潜望镜技术人员):

我妻子韩藕英本来在上海教书,她患有心脏病,为了支持我,还是跟去了贵州。她高原反应特别明显,而且特别强烈。我们到生活桥安家时,708大卡车把所有托运家具和行李,从贵阳东站拉过来,像摆开了一个大集市,衣柜、床架、桌椅、樟木箱,被头铺盖,煤球炉、痰盂罐……一路摊开去,场面十分壮观。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家安顿下来。那时候宿舍建筑刚刚完工,墙壁都没干透,棉被床铺也黏滞隔搭,这样的潮湿环境,对韩老师身体很不利。但是这么多职工小孩都等着读书,子弟学校刚刚开班,她就去带班教学了。每天吃下许多药,也不大顶用,有两次心脏病发作得相当厉害,动动就心跳很快。学生仔对她很尊重,师生感情很好,有两次她请长病假回上海去调整一下,都是学生仔背着她上车的。

后来成为厦门大学教授的赵致琢博士,小学三年级是在新光子弟学校工棚里开始的。从上海一路向西去贵州的景致,让10岁的男孩兴奋不已。厂矿子弟学校与上海长宁区中心小学有天壤之别,但艰苦是长大之后品出的况味。子弟学校的师生都是邻居,老师的配偶与学生家长又是同事乃至密友,有的还沾亲带故。一些年轻教师的婴儿都是被邻家的学生抱大,特殊的师生样式,是大城市居民无法想象的。每个子校的孩子,都珍藏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赵致琢(随迁二代):

我和姐姐赵致理都没坐过长距离的火车,对有山有水的贵阳充满了向往,1966年10月4日,老式的绿皮车厢,在黑色蒸汽机车的牵引下驶出上海站。一路上疯玩的很多发小,就此开始了一生的友谊。车到嘉兴站,妈妈买来了好吃的粽子。火车驶过钱塘江大桥,看到课本上描写的钢铁大桥,大家一片惊呼。列车经过桂林时,很多人念叨“桂林山水甲天下”。妈妈说她有三个女同学,分别来自黄山、庐山和阳朔,据说阳朔风光比桂林还好,可惜她没能等到可以外出旅游的这一天。10月7日,我们从暂住的贵阳服务大楼去新光厂,在生活桥3号楼见到了自己的新家。父母去认领行李,我和姐姐像有默契似的,悄悄溜出家门,来到生活桥边下的河边,脱下鞋,挽起裤腿,小心翼翼走进清澈的河水,试图捉住浅水湾里的小鱼虾。在上海,也只有中山公园和长风公园,能让我们流连忘返。真没想到,贵阳家门口就有天然的公园景色。

我家曾住在华山路上的华园,小区有20多幢小洋楼,如今是上海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建筑。华园3号是一栋法式小洋楼,住的都是上光厂职工,我家在二楼。3号楼东临华山路,正对复兴西路,竹子做的篱笆墙和成排的冬青树把住家与外面分割开来。小学同学尚模和勤华住楼下,我们时常一起玩。三年自然灾害时,尚模家在花园墙角边放个笼子,养了一头猪,猪圈上面正对着我家的侧面窗户,邻居有些怨言,但我父母从没有流露不悦,反而教育我们要理解人家的难处。我和尚模关系甚好,后来杀猪时,他妈还挑了一块上好的猪肉给我家。

我父亲赵德甫,1953年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是新中国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他先分去中国科学院长春科学仪器馆,一年后被派到长春科仪馆上海实验工厂(上光厂前身)技术科工作。经王大珩教授推荐,他到了上海给时任总工程师过静宜当助手,后来过总还推荐他在交大等三所高校兼职授课,参加指导毕业设计和答辩。

我母亲姚振英,1952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先于父亲分配到长春科学仪器馆。母亲和王大珩是远亲,在长春得到他和夫人在生活上的关照。1953年10月,母亲被调往上光厂任生产统计会计,她患有支气管扩张疾病,本不宜去海拔高、温差大、气压低的贵州。为此,远在太原的我爷爷曾请山西省统战部致函上海市委并转上光厂,希望能照顾我母亲身体,让她留在上海。爷爷赵晓峰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傅作义部供职有年,曾先后在傅部和董其武部下任连、营、团、师长和军参谋长,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不少硬仗,是爱国将领。1949年9月他随董其武将军率部在绥远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后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师长。1955年转业后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乱了套,没人理会我爷爷的请求。造反派光顾了我们家,还拿走了一张有500元的存折,并对我父母施加压力。在不得已情况下,父母决定全家内迁。母亲很不适应贵阳的气候环境,经常夜间咳嗽吐血,加剧了病情的发展,不到10年,就在一次较重的咳血中,因抢救不及而身故了。

在上海时,父母经常给我买书,家里连环画书就有近200本。临行前,父亲买了《天山的阳光》《猎人一家》给我们带去。在子弟校上三年级时,近30个同学都是10岁左右,也许我转学证明上是全5分,老师就叫我当了班长。文化大革命中,厂里大字报铺天盖地,两大派别组织的争斗发展为武斗冲突,车间陆续停工,但子弟学校还在上课。跟着社会上流行做法,用红小兵、红卫兵替代了少先队和青年团,厂里还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直到发生9.13林彪事件后,学校才恢复称班级,不再是连、排制了。

子弟学校依附于内迁企业,在封闭环境下,基本沿用上海学校的教学体系和教材。子校的特别之处在于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漂亮的顾琴珠老师,还有教化学课的薛炳昭老师。小顾老师是贵州师范数学系毕业的上海人,说话温和,授课条理清晰,她丈夫是个中专生,从事零件热处理工作。薛老师讲课激情饱满,她和丈夫林康是四川大学化学系同学,1968年分配到新添。我同学王树珍的母亲李珍珠老师教过平面几何,她丈夫和我爸在同一科室。崔老师的大女儿崔凌云跟我姐姐同班,小女儿崔凌英在乌当中学读高中时跳过两级,成了我的同班。我们班有一对同学后来成了夫妻,兄弟姐妹间互相结亲的就更多了,绕来绕去都成了亲人。

三线建设形成了贵州历史上又一次移民高潮,仅1964年到1965年,内迁职工和家属就达8.2万人。到1978年时迁黔建设队伍已超过18万人。每个单位的独立大院内都创办了子弟学校。贵州的三线企业先后建立了100余所企业子弟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较高。(2)

医务室

新光医务室初创时的一号员工沈光富,是从上海崇明参军的卫生员,复员时和82名老兵一起来到贵阳。几个月后,新华医院护士丁梅宝跟随丈夫於震迁往贵阳,成了新光厂医务室第二名员工。集结到9名“娘子军”时,医务室有了一定规模。喜欢说笑的陈赛珠,见医护人员中只有沈光富一个男生,便借用“三娘教子”的典故说笑:“哎哟,阿拉医务室变成九娘教子了嘛!”

医务室部分成员 前排右二为陈赛珠,左一为丁梅宝。

陈赛珠(医务人员、随迁家属):

我是杨浦区卫生学校的中专生,当时在区防疫站培训。阿拉老吕的单位上光厂要调我随迁,我们领导不肯放,说我是培养对象,以后要去地段医院做院长的,让他们另外找人。我姆妈生过10个孩子,只养大了2个,也不舍得我离开上海。但是吕鹤延已经急煞勿煞在厂里表态说,国家有需要,我们应该积极响应!科长说,名单还没出来,你着什么急。老吕说,既然已经表过态,就准备起来吧。他把毛货衣裳都送人,说自己要去贵阳艰苦奋斗,毛货衣裳穿不上了!他是1952年的调干生,当时国家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他就报名去读书,是上海机器制造学校金属切削专业第一届学生,在沪江大学旧址上读了4年。他加入了共青团,还经常跑去问支部书记,我有啥缺点要改正?书记说你没啥毛病,就是有个叔叔在台湾。言下之意,就像政治上有一个硬伤,其实他跟叔叔没有任何联系。他在上光厂搞教育和工会工作,下班还去财经学院读夜大学,1959年加入了共产党。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内迁动员开始时,他对一个同事说,你妈妈重病,家里有困难,就不必要做戏了,把人家拦了下来。他自己则是态度鲜明,表示要全家革命。当时儿子克勤3岁、女儿吕虹只有1岁。到了贵阳,我每天早上像打仗,女儿要赖床,把煮鸡蛋塞到她手里,才肯穿衣裳。为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我抄近路走山崖,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儿子,靠近山体拼命跑!厂里人多小囡多,状况不断,医务室工作有时也没日没夜,那么多年,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呀。

三线建设企业急需医务和教育专才,最好的来源就是职工配偶。新光厂知名度最高的黄金儿医生,被上光厂人事部门在职工配偶职业排查中发现后,她丈夫陈光武才被圈入内迁职工名单。

黄金儿(内科医生、随迁家属):

我家老先生陈光武是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我们是同乡,我上高中时他当过我的辅导老师。他是个老实人,无论在上光厂财务科,还是内迁去贵阳新光厂,认识他的人都不多。

我生长在医生之家,叔叔是第一个把青霉素引进漳州的医生。高考时我上了福建医学院读内科,毕业分到上海第二纺织医院。上光厂内迁时,人事部两次跑去医院调我,都被我们院长拒绝。最后厂里说,再不放就是不支持三线建设,还要扣大帽子,说反党什么的,院长就没办法了。那时我们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陈佳上一年级没几天,就去了贵阳。医务室建立之初,我们手里只有一只听诊器,连化验设备都没有。上千名内迁职工和家属从上海来到山区,有不少出现高原反应,还有上百个婴幼儿,生病和意外情况没有断过,孩子一发烧就是高温,半夜都有人来敲门。看到急病重症,我就陪去几里地外的乌当医院,或者二十里外的贵阳医院。医务室设备少,人手又紧,最后把学兽医的人都调来了(笑)。

有一年冬天,我们住的干打垒宿舍,连接宿舍与厂区的坡道上都结了冰,我在接诊后赶路时滑了一跤,尾骨挫裂了,疼得不能坐下,可是工作忙不过来,也没法休息。我自己家三个女儿,都是老先生在照顾,在做饭。我晚上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大女儿时常说,共产党员回来了。在孩子眼里,共产党员就是先进工作者。

我在新光厂待了一辈子,业务上没有任何进修和晋级的机会,整天忙于琐事,有时难免对老先生抱怨,说本来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怎么就到了这里,还扎根了呢。他说,要怪就怪你的职业太好咯,我是被你带来的呀。厂里很多人叫不出陈光武的名字,就叫他“黄医生的老公”,好像是他成了我的随迁家属(笑)。前两年,我母校搞了一次同学会,不少人在医学领域上都很有造诣,成了名医大家,收入是我的几倍,我连职称都没有就退休了。老同学看到我就问,黄金儿,你这50年去哪儿了?了解和听到同学们的情况,内心不免会产生些许酸楚……

黄金儿(中)和丈夫、女儿拍完这张照片就出发了。

新光医务室初建时缺医少药,独独不缺少需要帮助的病人。医护人员包扎过摔破脑袋的顽童,清理过劳动事故和文革时期武斗人员的创伤,给意外身亡者做甄别,经常送危急病人去市医院抢救。医疗设施和手段虽然有限,但人们都说只要黄医生在,就安心多了。

内迁不久,新光厂就发生了一场传染性肝炎,也是黄医生发现的。她从邻家两个孩子的脸色中看出端倪,立刻把孩子带去乌当医院抽血,果然是急性肝炎。那时没有特效药,黄医生就抓了草药回来煎汤熬水,叮嘱家长管住孩子,碗筷要消毒,防止交叉传染。

但肝炎还是蔓延开来,有些人家两三个孩子都被感染了。医务室迅速建起隔离病房,把病孩集中起来喝药、吃饭,食堂派来厨师,从附近的肉类加工厂买紧俏的猪肝,那家厂也是上海援建企业。在隔离病房吃了很多猪肝和鸡蛋,子校学生龚正明后来再也不碰这两种食物,他还学会了给自己注射B12,这是当年在草药汤汁之外唯一的针药。几年后龚正明才知道,这场肝炎使他失去了参军和义务献血的资格。

感染人数不断增加,还蔓延到成人,厂领导谢云初也住进了隔离病房。厂里又腾出一处地方做了隔离病房。病区医生颜红娣的女儿也染上了肝炎,郑罗珊医生每天用紫外线灯消毒病房,每间屋子照射20分钟,一段时间下来得了日光型眼炎,眼睛肿痛、流泪,眼药水都不管用。有人提起一个偏方,用新鲜的人奶滴眼睛能减轻病症。几个哺乳妈妈都挤了奶水给她,滴了几次还真见效了。

肝炎只在新光人里流转,周围村庄没有一例发生,人们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到饮用水上。新光厂区的生产和饮用水引自贵阳南明河的分支,依着山湾地势自然流淌,河床清澈,流水激越,村民农户在河道里淘米洗衣,放牛喂马。厂区里的大人小孩,还将这河道开发出游乐功能,男人戏水钓虾,拷浜捉鱼。女青年穿着泳衣,还去小瀑布前拍照。原本寂寂无名的山寨河流,经过新光厂门前时,人们像给街道定位取名,称它为803河浜。用城市生活的格式,给山水赋予寓意。

三线建设强调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工厂从河道铺设管道引水时,没有再增加消毒措施。南明河是贵阳的母亲河,就像黄浦江于上海,村民们喝了千百年的河水,会欺负外来建设者吗?若不是肝炎传染,新光人不会去想南明河与黄浦江水有啥区别。饮用水问题一经提出,种种蛛丝马迹忽然都被发现了。从上海带来的烧水铜吊,没多久壶嘴就变细了,壶底积起白乎乎的水垢,蚀出针眼似的小洞,渗出水珠在炉火上发出滋滋声响。

葛民治立即叫医务室送水样去市防疫站化验,果然是大肠杆菌,还有好几个指数都严重超标。与村民世代相安的河水,还真是欺生。厂里决定重寻水源,将任务交给了人称“老朱头”的动力科长朱瑞兴,。全厂机器设备无论哪台出毛病,他站在边上听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老朱头”一口无锡话,为人十分热情。他请来地质工程师,一起翻山越岭,在几公里外找到了理想的水源,决定挖井取水。清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葛惠珍,担起铺排水管线路的设计。重新引水入厂后,在蓄水池再做两次沉淀,水质超过了当时乌当水厂的自来水。水管沿途有18家农户,生产队提出免费供水给农家作为交换条件,新光厂就答应了。多年以后,这18农户的生产队,膨胀为500多家用水户,都不肯付水费,让乌当区供水改造工程无法推进,给新光人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是为后话。彼时,设计水管线路的葛惠珍已调往上海,后任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

新水源启用不久,传染病就销声匿迹了。深井泵房外筑起围墙,厂里指派了一名专职看管,他养了一条狗来帮他守夜,并将那狗训练得能叼起饭碗,跑去食堂给他打饭。

城与乡

打桩机进来之前,新添寨只有鸟儿啁啾,河水潺潺,时光像悬挂在天边的云朵。一阵鸡飞狗跳后,厂区和宿舍就像天外来客,占据了青山绿水,画风十分突兀。要经过多少年风吹雨打、云蒸霞蔚,这景色方能圆熟润滑,与周遭环境浑然一体。同样,东部城市人来到西部山区,也得遭遇经年的日晒雨淋,才能与这方水土和谐共生。

以单位为建制的三线企业的厂矿大院,在崇山峻岭间营造功能齐全的大型厂区和职工居住区,设置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和服务设施,甚至还有娱乐场所。自成一统的小社会施行封闭式管理,特别是生产厂区,得有证件和标志才能进入。对于世代生长在山寨里的农户来说,大院里的世界是个神奇的存在。

农人们蹲在集市路边,看西洋镜似的跟着厂矿大院的人,那些衣着清爽的男人,漂亮白净的女人,叽叽喳喳鸟语一般,说着难懂的上海话。小孩子脸蛋儿粉嫩,像剥壳的鸡蛋,嘴里糖果的香甜,隔好远都能闻到嘞。

“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三线企业的围墙,拉开了城与乡的距离。但有形的围墙,挡不住城与乡的沟通。来自城市的企业职工和本地山民,在互相探视和接触中,逐步走近。

张庆元(时为新添厂筹建处人员):

工厂筹建处和当地生产队打交道比较多,我们最初去生产队时,还有一个摆不上台面的心思,要防止有人来工地上偷东西。那时山区贫穷落后,农作物从种下到收起,中间不搞田间管理,碰上灾荒就颗粒无收。农民日子很苦,只吃早晚两顿,有时是苞谷,有时把玉米打碎、蒸熟后干吃,蒸笼盖像一顶帽子,就是贵阳十八怪中的“草帽当锅盖”吧。家里架三根木头,吊个铝锅烧开水,青菜扭成两段涮一下,蘸点辣椒水吃。折耳根(鱼腥草)就算好菜了。当地把西红柿叫作“毛辣果”,只有拇指大小。他们不吃荠菜、田螺,看到上海人爱吃,就挑来卖给我们。自家种烟草,叶子卷起来就抽。他们也很少洗澡,身上有股怪怪的味道,上海人称之为“阿贵味”。

十八怪的另一怪“鸡蛋串起卖”,反映了他们的聪明,拿一束稻草打个结,再分成三段,中间放个鸡蛋,再打个结又放个鸡蛋……这样就串成了一串,一串是5个或10个,这样扎着鸡蛋不容易打破,又不被买家挑大剩小,还容易计算。有个别小青年,见农民不会计算,反应又慢,就欺负对方,一个鸡蛋三分钱,十个就是三毛钱,小青年说我买9个,三九二十一,给农民二毛一分钱。农民当时反应不过来,回家才发现受了骗。那时农民不识秤,东西都是一堆一堆的摆着卖,要“一哈去”。你付一张十元的钞票,他不敢要,只要角角钱,分分钱。我们这些大城市人到来之后,农民也变得精明起来。

潜望镜生产进入连轴转状态,邓美慈工作繁忙,丈夫王家驹又下了乡。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农户夫妇,把儿子送去托养,每月给付20元钱。当时大学生月工资才五六十元,很少有人舍得这么花钱。年幼的小帅在农户家泥地上爬来爬去,生成了贵阳乡土生活的初始记忆。

邓美慈与幼年王小帅

王小帅(随迁子女):

我被托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家里,父母叫他们少伯少妈,他们是寨子里的农民,除了农活之外,少伯也是个马夫。他们慈眉善目,少伯一直光着膀子穿一件白布搭衫,抽长长的烟斗。那时留下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们小屋的地,泥地,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黑黑的泥地,我想这是我从有生命开始的第一个记忆,并且很显然,我还只能趴在地上玩。第二个印象是我和寨子里的其他孩子爬在少伯少妈家门口的街上,一条满是泥巴的街。和所有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我的肚子胀鼓鼓地像个西瓜。这一点我以后一直没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在寨子里长大的孩子都有一个胀鼓鼓的肚子。后来回到家里,为了释放我肚子里的气,母亲经常长夜里用粗粝的大便纸卷一个纸卷,点上火将一头烧红,像点着的烟头,在我肚子上熏,直到我能放出一个屁来。(3)

工厂职工、家属与农户出现了各种交集。生活物品的交换,很快就在厂矿和乡村之间展开,情感交流也随之产生。山村沟壑的角角落落,低矮茅屋中黑黝黝的脸庞,是城里人陌生又好奇的世界。新生活就像803河道的流水,打磨着每一颗掉入河床的石头。比王小帅年长几岁的贾家姐弟,被农户请去作客时,想起村口蹲着那条大狼狗,有点害怕。

贾春(随迁子女):

干打垒西南面有个叫“新寨坡”的小村庄,住着几十户农家。他们时常把自家的蔬菜、鸡蛋和苞谷、番薯,用土背篓装好,放在爸妈上下班的路边上叫卖。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有个叫“小母狗”的农户家与我家有了交往。妈妈会把我们穿过的衣服和家里不用的东西送给他们,他们也常常拿着刚采摘的蔬菜送到我家来。一次过年前,“小母狗”他爸(有只眼睛好像是残废的)战战兢兢问我妈:可不可以带你家娃娃去我家里?妈妈回答:好的!当心村里的狗!

左起:贾华、贾春、贾冬姐弟摄于60年代末

我和姐姐走到村口就看见杨家的那条大狼狗瞪着眼,再往前走几步,几条土狗冲我们汪汪乱叫,“小母狗”他爸走上前,挥着手叫道:“狗屎嘞!滚!”

小母狗家的门很矮,大人要低头才能进去,屋里很破、很黑,有一盏微亮的电灯。地上有个小火坑,连着被烟熏成墨黑的大灶台。“小母狗”他妈让我们坐在火坑边的木凳上烤火取暖,然后拿了一口铁锅,挂在小火坑上方的铁钩上,往锅里放入猪油,往土碗里打了两个鸡蛋,沁入切好的粑粑,再放入油锅煎炸。“小母狗”的姐姐“小南瓜”,递过放了蔗糖的碗,煎好的粑粑放入碗里,我一口咬上去……哈,烫死我了!猪油的香,蔗糖的甜,粑粑的糯,实在太好吃了!

“小母狗”和他姐姐看我们吃着粑粑,很开心的样子。“小母狗”他妈从挂在小火坑上方的烟熏肉里拿了一条说,这还是去年留着的,拿去给你妈。等我再大点才知道,农民在过年前会杀一头猪,过年就吃猪头和内脏,其余的用烟熏方法储存起来,就是全家人一整年的荤菜了。

贾冬贾春在“小母狗”家吃糯米粑粑时,光学工人江鉴康正前往大狼狗主人杨农户家,为家里养的母鸡“六道红”去讨个说法。他在300支光大灯泡下孵化出来的一群小鸡里,“六道红”是最优秀的鸡婆,产下的红壳蛋,六个就重一斤。左邻右舍纷纷向他讨教。

为弥补副食品供应不足,不少职工养起了鸡鸭。鸡崽们朝九晚五外出觅食,傍晚会跳着上楼,跑回鸡窝,还不走错人家。鸭棚则搭在户外排水明沟上,让流水带走鸭屎。于是,集市上活禽生意清淡起来,农户们自然感觉不爽。有几天,鸡鸭们回家时一瘸一拐的,像是受了伤。江家的“六道红”不仅跷了脚,还几天没下蛋,江鉴康急得像自己被打伤,碾碎了止痛片给鸡婆喂下。有人见杨农户家的小跷脚,守在山道上棒打鸡鸭。但这是传言,没有抓到现行,纵使上门理论又从何说起呢?何况还有条大狼狗。城市生活的规则,让江鉴康冷静下来。思前想后,他揣上一包烟,钻进了黑乎乎的杨家,掏出香烟先敬主人,热络了一番。杨农户被这五迷三道的生存法则击中了,踩灭一只烟头,操起棍棒去追打儿子,当然被江鉴康拦了下来。工人农人开始称兄道弟,一包香烟还发向左邻右舍,杨农户感觉倍有面子。从此,厂矿大院的鸡鸭再没受过追打。

东部城市的职工和西南山区的农民,就这样春风化雨,开始了你侬我侬。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对阵与抗衡中握手言欢,混血交融。像风吹来一把种子,在阳光雨露中肆意生长,结出三线基地特有的文化果实。企业职工汲取了西部农人的悠然与散漫,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洒脱,渐渐扬弃着拘谨与傲慢。多年以后,他们中不少人返回上海,和从前的同学同事,甚至兄弟姐妹,在观念和习性上竟有明显的差异,只说无辣不欢的浓重口味,还有寻欢作乐须及时这两样,他们都更像贵阳人了。

部落式族群

新光宿舍循着自然山丘和地势,分为干打垒、生活桥、新寨坡、杨梅山和梅兰山等几片社区,高高低低,像散落在山间的不同群组。这些外来人口虽以山乡群组的形式做了组合,但生活秩序还带有鲜明的城市生活和企业文化特色。

泥土垒筑的干打垒,是干部家庭相对集中的“新光中南海”。用砖墙垒砌的新寨坡宿舍,离厂区较远,对面山坡上还有几只坟墩。有次黄昏时分,顾早明的妻子沈菊英老师在公共龙头区清洗一只鸡,几只乌鸦呱呱叫着掠过头顶。她抬头向周围张望,不见人影,而对面坟墩上荒草摇曳,阴影重重。沈老师一个寒颤,越想越怕,把鸡扔在水池里就逃回家去了。不足半岁的女儿,已在腰子木盆里睡着,边上泥地里窜出一个黄豆发出的幼芽。崭新的集体宿舍,就像掉在野地里的障碍物,砖墙门窗也挡不住蛮烟瘴气。沈老师给婴儿盖上被子,墙隙里穿来了隔壁的灯光。她回过神来,喊邻居一道出去用水,捡回了那只鸡。

宿舍群组间的走动,要沿着山道徒步绕弯。住房先是按车间划分,人们上下班都在一块,熟悉得越来越像家人,他们频繁走动,交往稠密,用抱团的热量抵御山居生活的冷清。哪家包馄饨、做饺子,都给左邻右舍端一碗过去,来来回回,温热了彼此的心肠。若不是屋檐挂冰,很多人家白天都不关门。喜欢热闹的家庭更是夜夜客满,喝酒吹牛,打牌下棋,女人们编毛衣钩台布,彼此交换着秘密,这种分享贴心贴肺,那一瞬间感觉是有依靠的,消减了远离父母和血亲兄妹的孤单。因着备战而匆忙迁徙的族群,在长途跋涉和后来的庸常生活中,又发展出了兄弟姐妹、叔伯妯娌、爱人知己和儿女亲家等层层叠叠的关系,城市生活在这些关系中延续、生发,开出了新的花朵。也有互相不开心的时候,立即拍桌摔凳,吵架咒骂,没多久又和好如初,这样不断操练,修成纠缠此生的因缘。只有极少数人为门前寸土,搞出了一世恩怨,吵闹就像周期性的竞技,几天没有动静,那定是其中一户回了上海。

宿舍区最为壮观的集体劳动,是家家户户做煤饼。解放牌大卡车从外面拉来煤块,由男人们挑回宿舍门前,女人孩子们敲捣煤块,掺水搅拌,再一摊一摊铺开来晾晒。个头单薄的像裘耀庭,挑了担子起步都有困难,只得借小推车来运煤,上坡时还得叫妻子韩老师来助推。那一天,太阳光照到的地方都是湿漉漉、亮晶晶的煤饼,收干后搬回家,留下一摊摊黑色的印痕,没等雨水冲走,煤车又进山了。相比起砍柴烧火的村民,烧煤做饭和取暖的生活也算是进步的了。

上海街头的流行,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过来。蝴蝶牌缝纫机,是很多女人的心仪之物,巧手翻飞,把女娃打扮得像公主。只要有孩子穿上,什么翻领衫、海魂衫,绞着麻花的绒线衫,厂区孩子便一个接一个,很快都上了身。哪家男人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回上海的人马上就收到一串托带的名单与尺寸。那时人们以同款为乐,以撞衫为趣,跟风最时髦,彼此相像就安心了。女人们用棉线钩织装饰布,铺在五斗橱、樟木箱、收音机和沙发靠背上。印花窗帘、泡泡纱彩条床罩、五斗橱上的车料花瓶……哪家得了风气之先,左邻右舍就来学样。山高水长,挡不住内迁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寨子里没有理发店,来自“阿飞厂”的工人,对“头等大事”哪肯马虎。剃刀发剪很快就现身,先拿小孩练手,被轧刀夹住头发时,小孩尖叫着跳开去,顶着锅盖头躲避追赶。在手艺比拼中冒尖的崔阿姨,后来就凭这一手,供儿子读了大学。

人口稀松的山寨涌入过千的移民,副食品立刻紧张起来。猪肉铺、豆腐店和小菜场,每日清盘神速。农户摊上的鸡鸭、乌江鱼和土鳖,一捆捆扎起的毛豆,都成了紧俏货。鱼虾、螺蛳都成了厂矿人的餐桌美味,农户们惊奇这些上海人什么都吃,于是捉了来卖,后来自己也吃起来。那时候每副肠胃都清水哐当,像填不满的袋子。三线企业职工大多拖家带口,孩子每天都在长个头,需要能量补充。寨子小铺里,有茅台没有饼干,有辣椒没有酱油,上海人喜欢的肉松糖果面包零食,一概没有。李世英有位在北京出版社当总编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桶猪油,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老婆毕阿姨,挑豆大的一点猪油捂在热饭中,加几滴酱油拌匀,看孩子们热络下肚,胜过今天吃任何美味。新添寨上不说猪油,连酱油都是稀罕物。工厂小卖部懂得职工的需求,用卡车拉来酱油。每次有消息传开,大家都拎着瓶瓶罐罐去排队,总是迅速销空。有次在推挤中,打翻了一只酱油瓶,失手的女孩眼看被泥土吸干的酱油,不禁嚎啕大哭。

逢年过节,工友们就开始自娱自乐的联谊。虽没有长辈亲戚和兄弟姐妹间串门拜年,过年也得图个热闹。一家家轮流做庄,哄来哄去。节前一个月就开始备料,香菇木耳烤麸干、香肠腊肉黄鱼鲞、梅林午餐肉、大白兔奶糖、凯司令点心……食材源源不断从上海带来。有小石磨的人家早早就被预约排队,手推水磨糯米粉。跟着炒芝麻、炒花生、炒瓜子的香气,年味就来到了。每家待客都是一场厨艺展示,鸡蛋胡萝卜做出炒蟹粉的味道,豆腐衣做成素鸭形状,甩着湿面粉变出一张张春卷皮子,饭勺上摊出一个个黄金蛋饺……食物的匮乏,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创造。陈商诚的妻子毕婉卿,在一次聚餐中端出过36道菜,变戏法似的逐一呈现,在干打垒传为美谈。

三线企业职工和家属,就这样在偏远山区里苦中作乐,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得着觉,他们就能夜夜打鼾。贵阳电力紧缺,宿舍区灯泡忽明忽暗。若从空中俯瞰,那些灯光就像山里的萤火虫,微弱而渺小。唯有孩子的眼睛,能将微光中的欢乐放至无边无际,就像后来的种种撕裂及愈合。干打垒将留下他们童年的密码,还有青春的疤痕。

小谷垅农场

几位男职工对葛民治叹苦经,老家农村的配偶和孩子要来贵阳团圆,希望厂里能解决分居问题。那时的人民群众没有组织批准和户籍,农民也不敢贸然易地而居。与配偶分居的建设者,只有一年一度的探亲,他们中有从上光厂迁来的大学生,有退伍的三连老兵。新光厂建在贵阳市郊山里,也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是贵阳市民户口。靠天吃饭的农民,与拿工资定粮的城镇人口,中间有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东部城市迁往西部山区的建设者要跨越鸿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葛民治马上叫人事部门统计相关情况,并和乌当区政府协商,设法安排家属团聚落户。区政府表示很为难,没有特殊照顾条例,外地农村家属就算过来,户口性质也难以改变,招工名额都轮不到她们头上。葛民治很生气,带点粗鲁地说,夫妻长期分居不解决,不是逼人家去轧姘头吗?

厂里决定筹建农场,安排农村籍家属入住与工作。但建农场也要解决土地问题,中央规定援建企业不得占据良田好土,如在无法避让情况下占了一些耕地,也要就近造田作为补偿。贵州虽为农业省份,山多地少,耕地也有限。谈判拉锯了几个回合,乌当区政府才同意在新添寨10公里外的小谷垅一带,由新光厂选点开荒,建设农场。

小谷垅山水荒蛮,通往外界的路都没有一条,空气却是透彻的清冽。早些年国民党部队和红军曾在此地交战,驻守部队留下几处茅屋和一座破庙,几户苗族和布依族在这里耕田,山坡上随意生长着一些苞谷和山芋。

农学院毕业生毕婉卿原本在上海农科所工作,挺着大肚子随丈夫陈商诚调来贵阳,休完56天产假,就投入了勘查农场的工作。邓美慈的丈夫王家驹也加入了选点队伍,在大自然中行走,比坐办公室打杂有意思多了。毕婉卿掰开苞谷,看得出是糯性品种,卷心菜只有拳头般大,西红柿长得像拇指头,却都是野生作物。小谷垅河道里奔腾着南明河水,有水源就能建农场。最后厂里定下在河边开垦荒地,返还给生产队,换得了10亩向阳的山坡来建农场。

荒芜寂寥的小谷垅空前地热闹起来,党员干部、随迁家属和新来的大学生,轮流去开荒平地,修路造房,拓展厂矿企业的疆域。山谷里修出了通往外界的道路,马车拉着水泥砖块进来,山坡上砌起了三座平房。

葛民治记录过筹办农场的过程:

1966年10月底,为安置内迁职工家住农村的家属,需筹建新光农场。党委决定抽出30余名同志(其中女同志占半数以上),带着简单的行李,开赴距离厂十公里以外的小谷垅开垦荒山,平整土地,开挖建房地基。他们住宿在茅舍破庙,就餐于荒山地头,饮用河中水,蜡烛引光明。从马路边到施工现场没有道路,粮食、蔬菜、建筑材料和施工用水,都是从一里之外的马路边肩挑手抬,运到工地。从工地到厂区,沿途野狗成群,回厂一次只能手拿打狗棍,结伴而行。经过三个月,完成了任务,为新光农场建设奠定了基础,满怀喜悦回到厂里。(4)

万物生长的春天,46户职工的配偶和孩子们,从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安徽、云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共13个省份,来到贵阳和亲人团聚了。山谷里南腔北调,大呼小叫,生机盎然。

十亩山坡地,耕出了几十户人家的团圆和欢乐。

许俊德的妻子游梅英,拖着大儿子许东峰,抱着二小子许荔峰,从福建莆田辗转来到贵阳小谷垅。团圆的路曲折蜿蜒,却是许家幸运之旅的起点。

许俊德(光研室科技人员):

我从高小毕业后就在家种田,土改后上了商业专科学校,毕业时面临精兵简政,就回乡种田。创办互助组和合作社时,我当了会计,但我一心想读书,莆田人多地少,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1954年,我考到了莆田一中,高中毕业又考去浙江大学,1962年分配到了上光厂,从此可以离开“农民”帽子了吧?可不然!1963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原本在福州铁路局上班的妻子游梅英,被动员回乡成了农民。我从上光厂到贵阳筹建新光厂光研所,她也只能安置在小谷垅农场,“农民”帽子没能摘下。到1969年,新光农场有40多户人家(包括大龄子女及9位老人,共有60多人),农场人开始手执锄头,肩挑粪桶,上山开荒种地,寻找自力更生的生存之道。

建场之初,新添厂委派吴元善书记和郭吾馨两名干部来农场,领着60多人(老人、妇女、大小孩)上山开荒种地瓜、苞谷、蔬菜,还养猪。采用农村生产队记分的分配制度,那时每位家属——全劳动力者每天仅发三角钱报酬,最多也不超五角的微薄收入,坚持至80年代初,人均13元报酬。当时工人最低月工资是37元。农场人无论大小,一律按农民身份待遇:无布票、无粮票、无肉票、更惨的是:孩子出生没有“代乳粉”票……农场的孩子童年吃穿都比新光厂孩子差,不是父母不舍得,那时每家就一张肉票,就一张……文革前后,有9户调离农场,回新天公司、或回原籍等,最终职工和家属约有40来户,一直坚守农场18年……

许俊德、游梅英的结婚照

幼年许东峰跟母亲离开家乡时,还不懂得父亲的忧伤。他的童年是放肆玩乐、满地撒野的岁月。农场孩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简单又饱满。丁点儿小事或一个恶作剧,就能笑到岔气。缺衣少肉的孩子们,独独不缺少欢乐。

许东峰(随迁子女):

我一岁多跟妈妈来贵阳探亲时,发高烧出疹子,被乌当医院诊断为脑膜炎,在传染病房躺了6天才醒来。我妈问,外面有几个小孩你认识吗?我喊出了他们名字。我妈松口气说,还好还好,脑子没有烧坏。可是,那些小孩以后总是追着我喊,脑膜炎!脑膜炎!

幼年许东峰、许荔峰和许峰

3岁那年,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来贵阳和父亲团聚。弟弟荔峰才几个月,被妈妈抱在怀里。农场有几家情况和我家相似,男主人是老大学生,在光研所搞计算机,或做技术员。我们住在小谷垅山上的筒子房里,前后两间,门口砌个炉灶烧饭。山上比较冷,冬天房檐上就挂起透明的冰条,父亲拿铲子去敲冰棍,我跟着打扫。公用水在宿舍外面,洗衣服有时要抢龙头,后来我妈学会了修龙头,把水管引进了家里。从海边跑到深山里,吃的东西太少了,她常常要家人寄些蛏子干、虾干和橡皮鱼干来,说儿子们需要营养。在贵阳到了冬季成天吃梅干菜,我妈离开贵阳后再也不碰梅干菜了。她在农场养猪、种菜,很辛苦。我小时候会帮家里添柴煮饭,还去地里拔猪草。我6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小弟弟,我还帮着洗尿布。厂区宿舍里的上海孩子见多识广,衣着和游戏玩耍都比我们高级,让人很羡慕。农场的孩子比较野蛮,每次看到小路上有车开进来,我们就狂奔过去,往路上摆石块,车轮碾到石头时发出“咯噔咯噔”声响,一颠一颠,我们就高兴得哈哈大笑。有个男孩才7岁,看拖拉机没人还跑上去拉动了车头,突突突乱跳,大家都跟着拍手乐啊。我们也打架斗殴,有一次我脑袋都被打出血来。有个小孩在旧战场上摸到过一个手榴弹,弄来弄去,结果炸伤了手指。

许东峰和农场子弟们,在小谷垅土路上撒小石子,把外面驶入的庞然大物弄得一簸一颠时,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驾驶私家车。许东峰在小谷垅农场和新光子弟学校间的十公里长路上走了整整10年,闭着眼睛都能说出路边的山水,春天的花朵秋天的果。

东峰的同学王小帅那时眉清目秀,戴着三道杠的大队长标志,后来在片场上叱咤风云,成为著名电影导演,在回望时光的图书《薄薄的故乡》中,许同学带着冷幽默温暖出场,王小帅写道:

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更加艰苦,衣服、书包都非常破旧。虽然我们之间没有歧视,但一起玩耍的时间并不多。每天早上一辆解放牌卡车把他们拉到学校,放学后再把他们拉回去。他们和厂里那些上海人家的孩子,从口音、穿着都有巨大的落差,应该说从那时候看来,他们完全就是农村的孩子。许东峰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眼睛奇大无比,眼白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黑眼珠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头发乱糟糟的像鸡窝里的草盖在头上,他一直吸溜着鼻涕,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小学时期算术相对简单,我们人人似乎都能对付,许东峰也只是做得更好更稳定而已。到初中的时候他在数学上的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上课的时候,他盯着黑板,可以回答老师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且为同一个方程式找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他甚至开始用高中的数学来解答初一的问题。有时他在黑板上默默地推演一个方程式,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符号总能引出最后那个标准答案。老师拿他教育我们认真听讲的好处,我们一致认为不对,老师根本没有讲这些。(5)

陈红霞于母腹中来到小谷垅,在贵阳呱呱落地。当年的户籍制度规定孩子随母亲上户口,小小的红霞不会明白其中的缘由。只是从喝米汤还是喝牛奶的区别中,渐渐明白自己与厂矿宿舍的孩子生来不一样。这差别不是她的选择,也不是父母的错误。

陈仁义一家,前排吃手的小姑娘为陈红霞

陈红霞(随迁子女):

1968年,我在妈妈王元香的肚子里,从江苏兴化一路颠簸来到贵阳,所以我很调皮。父亲陈仁义是复员军人,在扬州农业大学读过大专,奶奶走得早,爷爷娶了后奶奶,我爸就出去当兵了。复员时被动员去贵阳支援大三线建设,我爸就来到贵阳新光厂,成为“三连”老兵的一员,参加了厂房和宿舍的建造,干最苦最累的活,但也无法改变母亲和孩子的身份。妈妈去田里出工,种红薯、苞谷,还喂猪、插秧、种菜。我家最小的弟弟出生时,大姐还停学两年来带他,让妈妈去上班挣工分,虽然收入很微薄。农场孩子,无论父亲是内迁职工、大学生还是复员军人,户口随妈都得不到城镇孩子配有的奶票,所以我们都是喝米汤长大的。妈妈们没有固定收入,有些孩子开学时学费都交不上,只能先领书上学,再慢慢交钱。有些工厂小孩看不起我们,就嘲笑我们是“农场猪猡”。

当地农户也欺负我们,挖个断头路,让接送我们上学的卡车走不了。有时下午不上课,我们走路回家,他们就把大狼狗放出来。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也会偷摘地里的胡萝卜吃。我们得不到定粮供应,杂粮吃多了,肚子愈发会饿。有个邻居男生是农场孩子里第一个考出去读中专的,学校能管饭,让大家很羡慕。这男生在生长发育时能吃下一脸盆面条,两个妹妹经常把自己那份拨点给他,后来他出去做生意发财了。

海试

1966年的最后一夜,803大楼内灯火通明。潜望镜接受了各种校验,新光厂的光学仪器指标全被通过。在外镜管不锈钢的光洁度上,军代表和项目组成员有点分歧,各执己见。1967年元旦,在通宵达旦的争论中悄然到来。

终于到了把产品送出生产基地的时刻。三节卡车改装的超长运输车,在驶出新添寨坡道时,被一辆窜出的马车挡了道,避让不及之中,运输车滑下了路基。潜望镜在油布的严实遮挡下,边上还坐着两位押运员,差点都被甩入河浜。超长的运输车无法转回路面,军代表只得联络铁路局借用30吨大吊车,把大拖车拉回路上。所幸采纳了李世英的建议,产品被粗铅丝固定在车上,避免了滑落的情况发生。

潜望镜从西南山脉运到渤海湾的海军基地,被装上舰艇进行出海试验,803项目主要人员前往参加,结构工程师陈士民记录了首场海试的情景。

陈士民(时为潜望镜结构工程师):

1967年6月,海军司令部决定这台样试产品在旅顺海军基地进行实艇试验。同年7月,我同新光厂的其他成员及海军驻厂代表江国华、徐忠烈等,到北京海军司令部装备部报到参加海试。由于是第一台国产潜望镜,试验成功与否关系极大,上级部门极为重视,试验组由海军装备部军械部部长赵甲弟亲自带领。在旅顺基地,海军官兵看到自己国家也能生产潜望镜,并由他们进行海试,显得异常兴奋。基地领导从当时为数不多的潜艇中,调出316号潜艇进行配合试验,我们按商定的试验项目及日程对样试产品进行全面严格的测试。

按计划要做两次出海试验。第一次出海是做密封性检验、航行试验及发射鱼雷试验;第二次出海是考察产品,在不同航行条件下不同距离的测距精度。当时国际形势比较严峻,基地首长对海试作了周密的部署,海试期间,海面有水面舰艇护航,空中有飞行警戒。我第一次登上潜艇参加海试,心情很是激动,站在舰桥上,面对宽广的大海,深感责任重大,深深体会到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潜艇驶出海港,进入黄海就处于潜航状态,进行各种航速下的航行观察及发射鱼雷的试验。试验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中午才告一段落。然后潜艇停留在50多米深的黄海海底近一个小时,考察产品的水密性能。第二次出海进行测距试验,是以护卫舰为目标,和护卫舰进行对测,潜艇用潜望镜测护卫舰的距离,护卫舰用1.5米测距仪反测潜艇的距离,然后进行对比分析。二次出海后又进行停泊测试,考核出海试验后产品性能参数的变化情况,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和考核,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基本性能符合出厂验收技术条件的要求,指挥潜望镜样试产品的海试取得了成功。(6)

新添寨厂区大院内,小谷垅农场的田野上,建设者们正在修筑新的家园,先将上海光学仪器厂拷贝不走样,再谋求更大的发展。新光厂虽然建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中,场地却比上光厂更宽阔,上光厂的人才、工种和技术,新光厂一应俱全。被选拔过来的职工也很优秀,有理想、够青春。所有的日子有条不紊的铺展开来,建设者们抛洒心血,在青山绿水中描绘梦想的画卷。

新光厂的设计目标以生产民用光学仪器为主,潜艇潜望镜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既然能够摘下世界光学仪器的“皇冠”,也有望创造更多的奇迹,攀登“东方蔡司”的高峰。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遥远的老雾荡,并非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1) 参见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

(2) 参见王佳翠《三线建设与贵州城镇发展》

(3) 参见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4)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建设新天》

(5) 参见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6) 参见陈士民《参加第一台国产潜望镜海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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