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的家园

在与战争爆发争时间、抢速度的紧张气氛中，大批建设者从东部城市迅速又秘密地迁往陌生的三线地区。从1964年到1970年底的“三五计划”期间，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000名职工、38000多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三线建设奠基初期的这些数字和情况，在很长时间内都秘而不宣，不为世人所知。⁽¹⁾

人在旅途

光研室支部书记陈商诚的妻子毕婉卿，怀孕8个月也挺着肚子上了火车。好几位孕妈妈都被安排在卧铺车厢，也得不到休息。火车每停一站，就涌上不少红卫兵小将，免票乘车去各地串联，车厢走道挤得挪不开脚。有一位孕妈妈动了胎气，阵阵腹痛，全身大汗淋漓。列车长只得联系前方柳州站，救护车来把孕妇接走了。

上海青浦人民医院护士颜红娣，抱着刚满百日的女儿晴虹，跟丈夫卞铁夫上了西行列车。孩子一直在拉肚子，灌服黑药片矽碳银都不管用，瘦得像只小猫。那趟车上有数十个未满周岁的婴儿，被父母抱着去了三线，他们中还有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王小帅。在日夜兼程的颠簸中，婴儿哭叫声此起彼落。这批婴儿长到学龄年时，子弟学校开设两个班级，来容纳66名新生，而之前大多数年级就一班学生。

卞铁夫、颜红娣和刚满百日的女儿来到贵阳

和颜红娣一起去医务室工作的顾惠琴，也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还拖着6岁的女儿。她和丈夫朱瑞松是上海本地同乡，说话有点口音，工友给朱瑞松起个绰号“乡下人”，叫着叫着就忘了他的原名。在一次短暂停车后，“乡下人”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而火车已经启动。有人说看到一群孩子在站台上玩耍，顾惠琴大惊失色，趴在车窗上嘶喊起来，站台却迅速消失了。

其实，火车启动的前一刻，在站台上玩耍的一堆孩子都被乘务员拎上了火车，由他们自己去寻找父母。“乡下人”和老婆正在伤心，女儿却摸回了车厢。“乡下人”恼羞成怒想拿女儿出气，同事们赶紧拉住说，小囡蛮聪明，走不掉的啦！

大部队抵达贵阳时，厂区宿舍门窗还没装上，职工和家属先在市内小旅馆下榻。分配房间时发现缺少一间房，工作人员把两对夫妻带进一屋，请他们帮忙解决难题。看着两张相邻的床铺，四个年轻人愣住了。两家男主人是金工车间的同事，其中一位绰号“三毛”，互相还算熟悉。女家属却是初次见面，不过两人将在子弟学校共事。四人面面相觑，尴尬了一小会儿，谁都没再说啥，就商量起来。屋内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痰盂罐，就留给女人使用，男人外出解决。两对夫妻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天，并遵守组织要求，绝对保密。直到退休多年，四人中有位陈娣老师，在和老友聊天时提起此事。一众听者深感讶异，旋即爆发出一阵大笑——那时的我们啊，什么都信，什么安排都无条件服从，真真是傻得可以哦！

那个秋天出发的迁徙队伍中，有8名医学和卫校生都是随迁家属。在上光厂医务室工作的郑罗珊，没有在大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被通知去贵阳时，她已经来不及写信告诉丈夫。虞和清在贵阳工地上已经一年多了，夫妻俩本来商定，虞和清留在贵阳，郑罗珊留在上光厂工作，一对儿女就在上海读书，女儿虞沁璇这年刚好上一年级。

郑罗珊（时为上光厂厂医）：

1966年除夕吃年夜饭时，我和婆婆想到虞和清在千里之外回不来，眼泪就落下来了。有人告诉我说，虞和清有破坏三线建设的言论，在贵阳挨批判了。我想他再有什么意见，都已经留下工作，有啥好批判呢？后来造反派来抄家，婆婆觉得事情严重，把我叫进小房间求我说：“罗珊，我怕儿子一个人顶不牢，侬还是去贵阳吧，求求侬帮这个忙，好伐？”

老太太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实是违背儿子心愿的。我左右为难，但又解释不清，心一软就答应了。厂里贴出的光荣榜上没有我名字，还没等我去要求，就得到了口头通知，写信去贵阳都来不及，我带着两个小囡就上了火车。

到达贵阳站，在那里搞基建的人都来接站，一家一家都团聚了。等到月台上只剩下我和两个小囡，还是不见虞和清。三连的陈鹤良跑来对我说，虞和清没空来，我先带你们去旅馆。到我们住下来，虞和清才出现。那天大队人马到贵阳，到下班才有人告诉他说，你家属也来了。他匆匆忙忙赶到市里，看见我们三个，就怪我事先不打招呼。我还来不及解释，就有人通知他，在这里过夜的话，必须经过厂里批准，他只能跑出去打电话请假。我马上感到，他的日子很难过了。

郑罗珊的行李中有外国小说和古典名著，这在当时还有点犯忌。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盛行，很多人家为避免飞来横祸，销毁了书信、照片和书籍等物件。有的图书被撕掉封面送去废品回收站，或干脆付之一炬。

郑罗珊把图书放入行李箱带去了贵阳，还有一些同事也做了同样的选择。没过多久，那些避开了销毁的图书，在山区宿舍开始悄然流转。《红楼梦》《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那些故事和语言像暗夜的露水，给人做了精神的灌浆。渐渐地，一本本图书被翻卷了书角，折损了书脊，页面渐渐残缺不齐，但依然在暗夜中疾走，像野地里的猫。

十年后，新添寨上小小的新华书店门前，厂矿子弟们通宵达旦，排队购买那些似曾相识的新版图书。

一罐黄金

光学车间工人江鉴康，把一个秘密带到了贵阳。

他揣着一只沉甸甸的小铁罐，里头放着黄金首饰。罐子原是姆妈的粉盒，涂脂抹粉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百货店就断供了，老太太留下空罐子放些细软。江老爷子从前给印书馆做铜模，在手艺值钱的年代攒下一些小金条。儿子和鲍秀华结婚前，江家姆妈拿出一根小黄鱼金条说，去老凤祥打两只鸡心，一只刻鲍秀华的名字，另一只刻上我的名字。她拿出两根金链子让媳妇挑一根，鲍秀华挑了一根细的，老太太满意地笑了。鲍秀华想，头颈里戴根粗链条，也太乡气了。内迁开始时，鲍秀华有了身孕，前两次怀孕都没保住，母亲和婆婆就叫她留在上海，让江鉴康先去贵阳。

江鉴康（光学车间工人）：

我丈母娘是个小脚老太太，说无论如何要等小囡平安出生后，把户口落在上海，才放女儿去贵阳。还说小囡户口落在上海，我们退休还能回来。我们还笑她想太多了，那时我们根本没想过再回上海。

1966年夏天，上海很多人家都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了家。一大帮人冲进来乱翻一通，还有抄错人家的呢。我老爸是手艺人，算不上黑五类，我们那时住在丈母娘家，她也催我家把贵重物品转移出去，让我回家报信又担心被说黑串联，特意包了两棵自家腌的咸白菜叫我带着，要是有人问，就说送腌白菜去。我爷娘拿出装了黄金物件的小粉罐叫我带走。丈母娘看到这罐子，也不敢放在家里，叫我送到她娘舅家去。娘舅是做大饼油条的劳动人民，总归安全了吧？谁知道两天后娘舅就把罐头送回来，说风声太紧，你们还是自己藏好吧。

那天夜里我爬上阳台，东张西望像做贼一样，把罐头放入网兜，垂吊在落水管里，绑好后心里还慌兮兮。9月2日，我弟弟传呼电话留言说：“客人来过了”，听到这句暗语，我知道家里被抄过了，一颗心就踏实了，值钱的东西没有丢。后来，我父母叫我把这罐东西带去贵阳，说造反派不会跟过去抄家的。

在新添寨安家时，江鉴康扛了一块预制板，上面挖个圆洞，边上砌起砖墙，做成烧饭的灶头。糊砌炉膛时，他把铁罐放了进去。母亲并不知道遥远的贵阳是什么模样，财产转出家门，她倒安心了。等媳妇诞下孙女，报了上海户口去和丈夫团聚时，江妈妈再将一对儿女转移去贵阳，以规避插队落户的风险。

开学了

新光子弟学校的第一课，是在临时工棚里开始的，都等不及校舍竣工。1966年随迁的孩子中有100多个适龄学生，从一年级新生到六年级，哪届都不缺。孩子上学是头等大事，朗朗书声响起来，父母们才能安心搞建设。所以再偏远的三线企业，也有子弟学校。

课堂的泥地上，还留着建筑工人打地铺的印痕，黑板是油毛毡做的，湿布擦上几次，才能抹清粉笔的字迹，黑板上也留下了一片灰白。首任校长胡仁俊，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进上光厂搞职业教育，做完了贵阳学徒工的培训，就被调去新光厂创建子弟学校。学校最初只有11名老师，还是清一色女性。他是“娘子军”里的“洪常青”。

胡仁俊（新添光学厂子弟学校首任校长）：

三线企业的子弟学校，是在厂领导和内迁职工合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子校初创期，临时工棚就在生活桥边的平地上，我们先在那里上课。一年级新生有两个班，二、三、四、五、六年级各有一个班，还有十几名小学毕业生。快到新年时天气冷起来，师生们终于搬进了新校舍。最初的十一名女教师都是随迁家属，多数是中等师范学校以上，有三名大队辅导员、三名共产党员，副校长陶乃茹原先在上海当老师，也是随迁家属。小学生吃午饭时，老师要去食堂把饭菜抬回来，再把碗筷洗干净送回去，后来挑饭的事就由我来承担。学校搞春游活动，汽车开到黔灵公园门口，馒头也由我挑进去，就我一个男劳力嘛。

我们最初用的是上海教材。第一学期准备不足，老师们就自己刻钢版，誊印后发给学生。后来联系了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购买教材，每次开学前，有老师回上海探亲办事，就负责把教材带回来。厂办子校没有当地政府给的教育经费，办学很艰苦，很多教具都要自己解决。篮球架都是我动手做的木工，造了一只脚的篮板架，地上洞挖得深一点就站牢了，篮筐是车间职工焊铁做的。

每个老师带一个低年级班，语文数学都教，从四年级开始分科，有时老师生病或者有事，我就顶班代课，大概只有唱歌课我不会教吧。有十几个大孩子是小学毕业班，我们刻了图章，送市教育局备案，发了毕业证书。随着学生长大，子校开办了初中班，正式调老师进来。新光厂有不少老大学生可以任教，但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大家宁愿在车间劳动，也不肯来当老师。在上光厂搞贵阳徒工培训的五个老师都是大学生，都到贵阳来了，有的在生产科，有的在中心试验室，只有一个老师愿意来子校。后来从过来团聚的职工配偶中选老师，像光研室主任朱壁文的丈夫崔可义老师，在上海就是中学教师，调来后教物理、数学。还有一位太原工学院助教，来新光厂和爱人团聚后，也在子校教中学生。教化学的薛炳昭老师是四川大学毕业生，教外语的王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我们还从贵大、贵阳师范学院要来毕业生，配齐了教师队伍。

孩子们一拨拨地升级，当时去乌当中学读高中要翻山越岭，厂里还得修路。当地教育不拨付三线企业子弟的教育经费，地方中学也不愿接收我们的学生，有困难就得自己解决。办初中部时，子弟学校场所不够用了，厂里在半山腰上造了一幢三层楼的校舍，以车间作为学工场地，调了几个师傅来带教，卞铁夫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个多面手，还带学生排戏搞文娱活动。我们搞文艺活动还得到过不少家长的支持，王家驹来帮我们排节目，还有位陈师傅拉京胡，给学生伴奏排样板戏。

没几年，子校学生就将近300个了。我要负责教学规划，还要搞仪器采购、办图书馆、计划管理什么都做。我们办过两个高中班，每班20多个学生，他们碰到了恢复高考的机会。刚开始录取率很低，但子校高中班每年也有学生上榜。第二届高考前，我和崔老师各带一个毕业班物理课，我还兼上初二物理，每周十几节课，两次全班夜间辅导，还给成绩好的学生开小灶。我有个学生任国豪，取得了贵阳市物理竞赛三等奖，吕克勤也是那年考上大学的，他们两个后来都发展得非常好。那年高考结束，我就累趴了，动了阑尾炎手术，治疗了一个多月。

803成员裘耀庭的妻子韩藕英，原本在上海当小学教师，也随迁调往子弟学校。列车刚驶入湖南地界，她就出现高原反应，气喘吁吁。裘耀庭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束手无策。

裘耀庭（潜望镜技术人员）：

我妻子韩藕英本来在上海教书，她患有心脏病，为了支持我，还是跟去了贵州。她高原反应特别明显，而且特别强烈。我们到生活桥安家时，708大卡车把所有托运家具和行李，从贵阳东站拉过来，像摆开了一个大集市，衣柜、床架、桌椅、樟木箱，被头铺盖，煤球炉、痰盂罐……一路摊开去，场面十分壮观。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家安顿下来。那时候宿舍建筑刚刚完工，墙壁都没干透，棉被床铺也黏滞隔搭，这样的潮湿环境，对韩老师身体很不利。但是这么多职工小孩都等着读书，子弟学校刚刚开班，她就去带班教学了。每天吃下许多药，也不大顶用，有两次心脏病发作得相当厉害，动动就心跳很快。学生仔对她很尊重，师生感情很好，有两次她请长病假回上海去调整一下，都是学生仔背着她上车的。

后来成为厦门大学教授的赵致琢博士，小学三年级是在新光子弟学校工棚里开始的。从上海一路向西去贵州的景致，让10岁的男孩兴奋不已。厂矿子弟学校与上海长宁区中心小学有天壤之别，但艰苦是长大之后品出的况味。子弟学校的师生都是邻居，老师的配偶与学生家长又是同事乃至密友，有的还沾亲带故。一些年轻教师的婴儿都是被邻家的学生抱大，特殊的师生样式，是大城市居民无法想象的。每个子校的孩子，都珍藏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赵致琢（随迁二代）：

我和姐姐赵致理都没坐过长距离的火车，对有山有水的贵阳充满了向往，1966年10月4日，老式的绿皮车厢，在黑色蒸汽机车的牵引下驶出上海站。一路上疯玩的很多发小，就此开始了一生的友谊。车到嘉兴站，妈妈买来了好吃的粽子。火车驶过钱塘江大桥，看到课本上描写的钢铁大桥，大家一片惊呼。列车经过桂林时，很多人念叨“桂林山水甲天下”。妈妈说她有三个女同学，分别来自黄山、庐山和阳朔，据说阳朔风光比桂林还好，可惜她没能等到可以外出旅游的这一天。10月7日，我们从暂住的贵阳服务大楼去新光厂，在生活桥3号楼见到了自己的新家。父母去认领行李，我和姐姐像有默契似的，悄悄溜出家门，来到生活桥边下的河边，脱下鞋，挽起裤腿，小心翼翼走进清澈的河水，试图捉住浅水湾里的小鱼虾。在上海，也只有中山公园和长风公园，能让我们流连忘返。真没想到，贵阳家门口就有天然的公园景色。

我家曾住在华山路上的华园，小区有20多幢小洋楼，如今是上海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建筑。华园3号是一栋法式小洋楼，住的都是上光厂职工，我家在二楼。3号楼东临华山路，正对复兴西路，竹子做的篱笆墙和成排的冬青树把住家与外面分割开来。小学同学尚模和勤华住楼下，我们时常一起玩。三年自然灾害时，尚模家在花园墙角边放个笼子，养了一头猪，猪圈上面正对着我家的侧面窗户，邻居有些怨言，但我父母从没有流露不悦，反而教育我们要理解人家的难处。我和尚模关系甚好，后来杀猪时，他妈还挑了一块上好的猪肉给我家。

我父亲赵德甫，1953年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是新中国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他先分去中国科学院长春科学仪器馆，一年后被派到长春科仪馆上海实验工厂（上光厂前身）技术科工作。经王大珩教授推荐，他到了上海给时任总工程师过静宜当助手，后来过总还推荐他在交大等三所高校兼职授课，参加指导毕业设计和答辩。

我母亲姚振英，1952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先于父亲分配到长春科学仪器馆。母亲和王大珩是远亲，在长春得到他和夫人在生活上的关照。1953年10月，母亲被调往上光厂任生产统计会计，她患有支气管扩张疾病，本不宜去海拔高、温差大、气压低的贵州。为此，远在太原的我爷爷曾请山西省统战部致函上海市委并转上光厂，希望能照顾我母亲身体，让她留在上海。爷爷赵晓峰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傅作义部供职有年，曾先后在傅部和董其武部下任连、营、团、师长和军参谋长，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不少硬仗，是爱国将领。1949年9月他随董其武将军率部在绥远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后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师长。1955年转业后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乱了套，没人理会我爷爷的请求。造反派光顾了我们家，还拿走了一张有500元的存折，并对我父母施加压力。在不得已情况下，父母决定全家内迁。母亲很不适应贵阳的气候环境，经常夜间咳嗽吐血，加剧了病情的发展，不到10年，就在一次较重的咳血中，因抢救不及而身故了。

在上海时，父母经常给我买书，家里连环画书就有近200本。临行前，父亲买了《天山的阳光》《猎人一家》给我们带去。在子弟校上三年级时，近30个同学都是10岁左右，也许我转学证明上是全5分，老师就叫我当了班长。文化大革命中，厂里大字报铺天盖地，两大派别组织的争斗发展为武斗冲突，车间陆续停工，但子弟学校还在上课。跟着社会上流行做法，用红小兵、红卫兵替代了少先队和青年团，厂里还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直到发生9.13林彪事件后，学校才恢复称班级，不再是连、排制了。

子弟学校依附于内迁企业，在封闭环境下，基本沿用上海学校的教学体系和教材。子校的特别之处在于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漂亮的顾琴珠老师，还有教化学课的薛炳昭老师。小顾老师是贵州师范数学系毕业的上海人，说话温和，授课条理清晰，她丈夫是个中专生，从事零件热处理工作。薛老师讲课激情饱满，她和丈夫林康是四川大学化学系同学，1968年分配到新添。我同学王树珍的母亲李珍珠老师教过平面几何，她丈夫和我爸在同一科室。崔老师的大女儿崔凌云跟我姐姐同班，小女儿崔凌英在乌当中学读高中时跳过两级，成了我的同班。我们班有一对同学后来成了夫妻，兄弟姐妹间互相结亲的就更多了，绕来绕去都成了亲人。

三线建设形成了贵州历史上又一次移民高潮，仅1964年到1965年，内迁职工和家属就达8.2万人。到1978年时迁黔建设队伍已超过18万人。每个单位的独立大院内都创办了子弟学校。贵州的三线企业先后建立了100余所企业子弟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较高。⁽²⁾

医务室

新光医务室初创时的一号员工沈光富，是从上海崇明参军的卫生员，复员时和82名老兵一起来到贵阳。几个月后，新华医院护士丁梅宝跟随丈夫於震迁往贵阳，成了新光厂医务室第二名员工。集结到9名“娘子军”时，医务室有了一定规模。喜欢说笑的陈赛珠，见医护人员中只有沈光富一个男生，便借用“三娘教子”的典故说笑：“哎哟，阿拉医务室变成九娘教子了嘛！”

医务室部分成员　前排右二为陈赛珠，左一为丁梅宝。

陈赛珠（医务人员、随迁家属）：

我是杨浦区卫生学校的中专生，当时在区防疫站培训。阿拉老吕的单位上光厂要调我随迁，我们领导不肯放，说我是培养对象，以后要去地段医院做院长的，让他们另外找人。我姆妈生过10个孩子，只养大了2个，也不舍得我离开上海。但是吕鹤延已经急煞勿煞在厂里表态说，国家有需要，我们应该积极响应！科长说，名单还没出来，你着什么急。老吕说，既然已经表过态，就准备起来吧。他把毛货衣裳都送人，说自己要去贵阳艰苦奋斗，毛货衣裳穿不上了！他是1952年的调干生，当时国家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他就报名去读书，是上海机器制造学校金属切削专业第一届学生，在沪江大学旧址上读了4年。他加入了共青团，还经常跑去问支部书记，我有啥缺点要改正？书记说你没啥毛病，就是有个叔叔在台湾。言下之意，就像政治上有一个硬伤，其实他跟叔叔没有任何联系。他在上光厂搞教育和工会工作，下班还去财经学院读夜大学，1959年加入了共产党。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内迁动员开始时，他对一个同事说，你妈妈重病，家里有困难，就不必要做戏了，把人家拦了下来。他自己则是态度鲜明，表示要全家革命。当时儿子克勤3岁、女儿吕虹只有1岁。到了贵阳，我每天早上像打仗，女儿要赖床，把煮鸡蛋塞到她手里，才肯穿衣裳。为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我抄近路走山崖，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儿子，靠近山体拼命跑！厂里人多小囡多，状况不断，医务室工作有时也没日没夜，那么多年，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呀。

三线建设企业急需医务和教育专才，最好的来源就是职工配偶。新光厂知名度最高的黄金儿医生，被上光厂人事部门在职工配偶职业排查中发现后，她丈夫陈光武才被圈入内迁职工名单。

黄金儿（内科医生、随迁家属）：

我家老先生陈光武是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我们是同乡，我上高中时他当过我的辅导老师。他是个老实人，无论在上光厂财务科，还是内迁去贵阳新光厂，认识他的人都不多。

我生长在医生之家，叔叔是第一个把青霉素引进漳州的医生。高考时我上了福建医学院读内科，毕业分到上海第二纺织医院。上光厂内迁时，人事部两次跑去医院调我，都被我们院长拒绝。最后厂里说，再不放就是不支持三线建设，还要扣大帽子，说反党什么的，院长就没办法了。那时我们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陈佳上一年级没几天，就去了贵阳。医务室建立之初，我们手里只有一只听诊器，连化验设备都没有。上千名内迁职工和家属从上海来到山区，有不少出现高原反应，还有上百个婴幼儿，生病和意外情况没有断过，孩子一发烧就是高温，半夜都有人来敲门。看到急病重症，我就陪去几里地外的乌当医院，或者二十里外的贵阳医院。医务室设备少，人手又紧，最后把学兽医的人都调来了（笑）。

有一年冬天，我们住的干打垒宿舍，连接宿舍与厂区的坡道上都结了冰，我在接诊后赶路时滑了一跤，尾骨挫裂了，疼得不能坐下，可是工作忙不过来，也没法休息。我自己家三个女儿，都是老先生在照顾，在做饭。我晚上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大女儿时常说，共产党员回来了。在孩子眼里，共产党员就是先进工作者。

我在新光厂待了一辈子，业务上没有任何进修和晋级的机会，整天忙于琐事，有时难免对老先生抱怨，说本来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怎么就到了这里，还扎根了呢。他说，要怪就怪你的职业太好咯，我是被你带来的呀。厂里很多人叫不出陈光武的名字，就叫他“黄医生的老公”，好像是他成了我的随迁家属（笑）。前两年，我母校搞了一次同学会，不少人在医学领域上都很有造诣，成了名医大家，收入是我的几倍，我连职称都没有就退休了。老同学看到我就问，黄金儿，你这50年去哪儿了？了解和听到同学们的情况，内心不免会产生些许酸楚……

黄金儿（中）和丈夫、女儿拍完这张照片就出发了。

新光医务室初建时缺医少药，独独不缺少需要帮助的病人。医护人员包扎过摔破脑袋的顽童，清理过劳动事故和文革时期武斗人员的创伤，给意外身亡者做甄别，经常送危急病人去市医院抢救。医疗设施和手段虽然有限，但人们都说只要黄医生在，就安心多了。

内迁不久，新光厂就发生了一场传染性肝炎，也是黄医生发现的。她从邻家两个孩子的脸色中看出端倪，立刻把孩子带去乌当医院抽血，果然是急性肝炎。那时没有特效药，黄医生就抓了草药回来煎汤熬水，叮嘱家长管住孩子，碗筷要消毒，防止交叉传染。

但肝炎还是蔓延开来，有些人家两三个孩子都被感染了。医务室迅速建起隔离病房，把病孩集中起来喝药、吃饭，食堂派来厨师，从附近的肉类加工厂买紧俏的猪肝，那家厂也是上海援建企业。在隔离病房吃了很多猪肝和鸡蛋，子校学生龚正明后来再也不碰这两种食物，他还学会了给自己注射B12，这是当年在草药汤汁之外唯一的针药。几年后龚正明才知道，这场肝炎使他失去了参军和义务献血的资格。

感染人数不断增加，还蔓延到成人，厂领导谢云初也住进了隔离病房。厂里又腾出一处地方做了隔离病房。病区医生颜红娣的女儿也染上了肝炎，郑罗珊医生每天用紫外线灯消毒病房，每间屋子照射20分钟，一段时间下来得了日光型眼炎，眼睛肿痛、流泪，眼药水都不管用。有人提起一个偏方，用新鲜的人奶滴眼睛能减轻病症。几个哺乳妈妈都挤了奶水给她，滴了几次还真见效了。

肝炎只在新光人里流转，周围村庄没有一例发生，人们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到饮用水上。新光厂区的生产和饮用水引自贵阳南明河的分支，依着山湾地势自然流淌，河床清澈，流水激越，村民农户在河道里淘米洗衣，放牛喂马。厂区里的大人小孩，还将这河道开发出游乐功能，男人戏水钓虾，拷浜捉鱼。女青年穿着泳衣，还去小瀑布前拍照。原本寂寂无名的山寨河流，经过新光厂门前时，人们像给街道定位取名，称它为803河浜。用城市生活的格式，给山水赋予寓意。

三线建设强调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工厂从河道铺设管道引水时，没有再增加消毒措施。南明河是贵阳的母亲河，就像黄浦江于上海，村民们喝了千百年的河水，会欺负外来建设者吗？若不是肝炎传染，新光人不会去想南明河与黄浦江水有啥区别。饮用水问题一经提出，种种蛛丝马迹忽然都被发现了。从上海带来的烧水铜吊，没多久壶嘴就变细了，壶底积起白乎乎的水垢，蚀出针眼似的小洞，渗出水珠在炉火上发出滋滋声响。

葛民治立即叫医务室送水样去市防疫站化验，果然是大肠杆菌，还有好几个指数都严重超标。与村民世代相安的河水，还真是欺生。厂里决定重寻水源，将任务交给了人称“老朱头”的动力科长朱瑞兴，。全厂机器设备无论哪台出毛病，他站在边上听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老朱头”一口无锡话，为人十分热情。他请来地质工程师，一起翻山越岭，在几公里外找到了理想的水源，决定挖井取水。清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葛惠珍，担起铺排水管线路的设计。重新引水入厂后，在蓄水池再做两次沉淀，水质超过了当时乌当水厂的自来水。水管沿途有18家农户，生产队提出免费供水给农家作为交换条件，新光厂就答应了。多年以后，这18农户的生产队，膨胀为500多家用水户，都不肯付水费，让乌当区供水改造工程无法推进，给新光人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是为后话。彼时，设计水管线路的葛惠珍已调往上海，后任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

新水源启用不久，传染病就销声匿迹了。深井泵房外筑起围墙，厂里指派了一名专职看管，他养了一条狗来帮他守夜，并将那狗训练得能叼起饭碗，跑去食堂给他打饭。

城与乡

打桩机进来之前，新添寨只有鸟儿啁啾，河水潺潺，时光像悬挂在天边的云朵。一阵鸡飞狗跳后，厂区和宿舍就像天外来客，占据了青山绿水，画风十分突兀。要经过多少年风吹雨打、云蒸霞蔚，这景色方能圆熟润滑，与周遭环境浑然一体。同样，东部城市人来到西部山区，也得遭遇经年的日晒雨淋，才能与这方水土和谐共生。

以单位为建制的三线企业的厂矿大院，在崇山峻岭间营造功能齐全的大型厂区和职工居住区，设置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和服务设施，甚至还有娱乐场所。自成一统的小社会施行封闭式管理，特别是生产厂区，得有证件和标志才能进入。对于世代生长在山寨里的农户来说，大院里的世界是个神奇的存在。

农人们蹲在集市路边，看西洋镜似的跟着厂矿大院的人，那些衣着清爽的男人，漂亮白净的女人，叽叽喳喳鸟语一般，说着难懂的上海话。小孩子脸蛋儿粉嫩，像剥壳的鸡蛋，嘴里糖果的香甜，隔好远都能闻到嘞。

“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三线企业的围墙，拉开了城与乡的距离。但有形的围墙，挡不住城与乡的沟通。来自城市的企业职工和本地山民，在互相探视和接触中，逐步走近。

张庆元（时为新添厂筹建处人员）：

工厂筹建处和当地生产队打交道比较多，我们最初去生产队时，还有一个摆不上台面的心思，要防止有人来工地上偷东西。那时山区贫穷落后，农作物从种下到收起，中间不搞田间管理，碰上灾荒就颗粒无收。农民日子很苦，只吃早晚两顿，有时是苞谷，有时把玉米打碎、蒸熟后干吃，蒸笼盖像一顶帽子，就是贵阳十八怪中的“草帽当锅盖”吧。家里架三根木头，吊个铝锅烧开水，青菜扭成两段涮一下，蘸点辣椒水吃。折耳根（鱼腥草）就算好菜了。当地把西红柿叫作“毛辣果”，只有拇指大小。他们不吃荠菜、田螺，看到上海人爱吃，就挑来卖给我们。自家种烟草，叶子卷起来就抽。他们也很少洗澡，身上有股怪怪的味道，上海人称之为“阿贵味”。

十八怪的另一怪“鸡蛋串起卖”，反映了他们的聪明，拿一束稻草打个结，再分成三段，中间放个鸡蛋，再打个结又放个鸡蛋……这样就串成了一串，一串是5个或10个，这样扎着鸡蛋不容易打破，又不被买家挑大剩小，还容易计算。有个别小青年，见农民不会计算，反应又慢，就欺负对方，一个鸡蛋三分钱，十个就是三毛钱，小青年说我买9个，三九二十一，给农民二毛一分钱。农民当时反应不过来，回家才发现受了骗。那时农民不识秤，东西都是一堆一堆的摆着卖，要“一哈去”。你付一张十元的钞票，他不敢要，只要角角钱，分分钱。我们这些大城市人到来之后，农民也变得精明起来。

潜望镜生产进入连轴转状态，邓美慈工作繁忙，丈夫王家驹又下了乡。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农户夫妇，把儿子送去托养，每月给付20元钱。当时大学生月工资才五六十元，很少有人舍得这么花钱。年幼的小帅在农户家泥地上爬来爬去，生成了贵阳乡土生活的初始记忆。

邓美慈与幼年王小帅

王小帅（随迁子女）：

我被托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家里，父母叫他们少伯少妈，他们是寨子里的农民，除了农活之外，少伯也是个马夫。他们慈眉善目，少伯一直光着膀子穿一件白布搭衫，抽长长的烟斗。那时留下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们小屋的地，泥地，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黑黑的泥地，我想这是我从有生命开始的第一个记忆，并且很显然，我还只能趴在地上玩。第二个印象是我和寨子里的其他孩子爬在少伯少妈家门口的街上，一条满是泥巴的街。和所有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我的肚子胀鼓鼓地像个西瓜。这一点我以后一直没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在寨子里长大的孩子都有一个胀鼓鼓的肚子。后来回到家里，为了释放我肚子里的气，母亲经常长夜里用粗粝的大便纸卷一个纸卷，点上火将一头烧红，像点着的烟头，在我肚子上熏，直到我能放出一个屁来。⁽³⁾

工厂职工、家属与农户出现了各种交集。生活物品的交换，很快就在厂矿和乡村之间展开，情感交流也随之产生。山村沟壑的角角落落，低矮茅屋中黑黝黝的脸庞，是城里人陌生又好奇的世界。新生活就像803河道的流水，打磨着每一颗掉入河床的石头。比王小帅年长几岁的贾家姐弟，被农户请去作客时，想起村口蹲着那条大狼狗，有点害怕。

贾春（随迁子女）：

干打垒西南面有个叫“新寨坡”的小村庄，住着几十户农家。他们时常把自家的蔬菜、鸡蛋和苞谷、番薯，用土背篓装好，放在爸妈上下班的路边上叫卖。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有个叫“小母狗”的农户家与我家有了交往。妈妈会把我们穿过的衣服和家里不用的东西送给他们，他们也常常拿着刚采摘的蔬菜送到我家来。一次过年前，“小母狗”他爸（有只眼睛好像是残废的）战战兢兢问我妈：可不可以带你家娃娃去我家里？妈妈回答：好的！当心村里的狗！

左起：贾华、贾春、贾冬姐弟摄于60年代末

我和姐姐走到村口就看见杨家的那条大狼狗瞪着眼，再往前走几步，几条土狗冲我们汪汪乱叫，“小母狗”他爸走上前，挥着手叫道：“狗屎嘞！滚！”

小母狗家的门很矮，大人要低头才能进去，屋里很破、很黑，有一盏微亮的电灯。地上有个小火坑，连着被烟熏成墨黑的大灶台。“小母狗”他妈让我们坐在火坑边的木凳上烤火取暖，然后拿了一口铁锅，挂在小火坑上方的铁钩上，往锅里放入猪油，往土碗里打了两个鸡蛋，沁入切好的粑粑，再放入油锅煎炸。“小母狗”的姐姐“小南瓜”，递过放了蔗糖的碗，煎好的粑粑放入碗里，我一口咬上去……哈，烫死我了！猪油的香，蔗糖的甜，粑粑的糯，实在太好吃了！

“小母狗”和他姐姐看我们吃着粑粑，很开心的样子。“小母狗”他妈从挂在小火坑上方的烟熏肉里拿了一条说，这还是去年留着的，拿去给你妈。等我再大点才知道，农民在过年前会杀一头猪，过年就吃猪头和内脏，其余的用烟熏方法储存起来，就是全家人一整年的荤菜了。

贾冬贾春在“小母狗”家吃糯米粑粑时，光学工人江鉴康正前往大狼狗主人杨农户家，为家里养的母鸡“六道红”去讨个说法。他在300支光大灯泡下孵化出来的一群小鸡里，“六道红”是最优秀的鸡婆，产下的红壳蛋，六个就重一斤。左邻右舍纷纷向他讨教。

为弥补副食品供应不足，不少职工养起了鸡鸭。鸡崽们朝九晚五外出觅食，傍晚会跳着上楼，跑回鸡窝，还不走错人家。鸭棚则搭在户外排水明沟上，让流水带走鸭屎。于是，集市上活禽生意清淡起来，农户们自然感觉不爽。有几天，鸡鸭们回家时一瘸一拐的，像是受了伤。江家的“六道红”不仅跷了脚，还几天没下蛋，江鉴康急得像自己被打伤，碾碎了止痛片给鸡婆喂下。有人见杨农户家的小跷脚，守在山道上棒打鸡鸭。但这是传言，没有抓到现行，纵使上门理论又从何说起呢？何况还有条大狼狗。城市生活的规则，让江鉴康冷静下来。思前想后，他揣上一包烟，钻进了黑乎乎的杨家，掏出香烟先敬主人，热络了一番。杨农户被这五迷三道的生存法则击中了，踩灭一只烟头，操起棍棒去追打儿子，当然被江鉴康拦了下来。工人农人开始称兄道弟，一包香烟还发向左邻右舍，杨农户感觉倍有面子。从此，厂矿大院的鸡鸭再没受过追打。

东部城市的职工和西南山区的农民，就这样春风化雨，开始了你侬我侬。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对阵与抗衡中握手言欢，混血交融。像风吹来一把种子，在阳光雨露中肆意生长，结出三线基地特有的文化果实。企业职工汲取了西部农人的悠然与散漫，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洒脱，渐渐扬弃着拘谨与傲慢。多年以后，他们中不少人返回上海，和从前的同学同事，甚至兄弟姐妹，在观念和习性上竟有明显的差异，只说无辣不欢的浓重口味，还有寻欢作乐须及时这两样，他们都更像贵阳人了。

部落式族群

新光宿舍循着自然山丘和地势，分为干打垒、生活桥、新寨坡、杨梅山和梅兰山等几片社区，高高低低，像散落在山间的不同群组。这些外来人口虽以山乡群组的形式做了组合，但生活秩序还带有鲜明的城市生活和企业文化特色。

泥土垒筑的干打垒，是干部家庭相对集中的“新光中南海”。用砖墙垒砌的新寨坡宿舍，离厂区较远，对面山坡上还有几只坟墩。有次黄昏时分，顾早明的妻子沈菊英老师在公共龙头区清洗一只鸡，几只乌鸦呱呱叫着掠过头顶。她抬头向周围张望，不见人影，而对面坟墩上荒草摇曳，阴影重重。沈老师一个寒颤，越想越怕，把鸡扔在水池里就逃回家去了。不足半岁的女儿，已在腰子木盆里睡着，边上泥地里窜出一个黄豆发出的幼芽。崭新的集体宿舍，就像掉在野地里的障碍物，砖墙门窗也挡不住蛮烟瘴气。沈老师给婴儿盖上被子，墙隙里穿来了隔壁的灯光。她回过神来，喊邻居一道出去用水，捡回了那只鸡。

宿舍群组间的走动，要沿着山道徒步绕弯。住房先是按车间划分，人们上下班都在一块，熟悉得越来越像家人，他们频繁走动，交往稠密，用抱团的热量抵御山居生活的冷清。哪家包馄饨、做饺子，都给左邻右舍端一碗过去，来来回回，温热了彼此的心肠。若不是屋檐挂冰，很多人家白天都不关门。喜欢热闹的家庭更是夜夜客满，喝酒吹牛，打牌下棋，女人们编毛衣钩台布，彼此交换着秘密，这种分享贴心贴肺，那一瞬间感觉是有依靠的，消减了远离父母和血亲兄妹的孤单。因着备战而匆忙迁徙的族群，在长途跋涉和后来的庸常生活中，又发展出了兄弟姐妹、叔伯妯娌、爱人知己和儿女亲家等层层叠叠的关系，城市生活在这些关系中延续、生发，开出了新的花朵。也有互相不开心的时候，立即拍桌摔凳，吵架咒骂，没多久又和好如初，这样不断操练，修成纠缠此生的因缘。只有极少数人为门前寸土，搞出了一世恩怨，吵闹就像周期性的竞技，几天没有动静，那定是其中一户回了上海。

宿舍区最为壮观的集体劳动，是家家户户做煤饼。解放牌大卡车从外面拉来煤块，由男人们挑回宿舍门前，女人孩子们敲捣煤块，掺水搅拌，再一摊一摊铺开来晾晒。个头单薄的像裘耀庭，挑了担子起步都有困难，只得借小推车来运煤，上坡时还得叫妻子韩老师来助推。那一天，太阳光照到的地方都是湿漉漉、亮晶晶的煤饼，收干后搬回家，留下一摊摊黑色的印痕，没等雨水冲走，煤车又进山了。相比起砍柴烧火的村民，烧煤做饭和取暖的生活也算是进步的了。

上海街头的流行，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过来。蝴蝶牌缝纫机，是很多女人的心仪之物，巧手翻飞，把女娃打扮得像公主。只要有孩子穿上，什么翻领衫、海魂衫，绞着麻花的绒线衫，厂区孩子便一个接一个，很快都上了身。哪家男人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回上海的人马上就收到一串托带的名单与尺寸。那时人们以同款为乐，以撞衫为趣，跟风最时髦，彼此相像就安心了。女人们用棉线钩织装饰布，铺在五斗橱、樟木箱、收音机和沙发靠背上。印花窗帘、泡泡纱彩条床罩、五斗橱上的车料花瓶……哪家得了风气之先，左邻右舍就来学样。山高水长，挡不住内迁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寨子里没有理发店，来自“阿飞厂”的工人，对“头等大事”哪肯马虎。剃刀发剪很快就现身，先拿小孩练手，被轧刀夹住头发时，小孩尖叫着跳开去，顶着锅盖头躲避追赶。在手艺比拼中冒尖的崔阿姨，后来就凭这一手，供儿子读了大学。

人口稀松的山寨涌入过千的移民，副食品立刻紧张起来。猪肉铺、豆腐店和小菜场，每日清盘神速。农户摊上的鸡鸭、乌江鱼和土鳖，一捆捆扎起的毛豆，都成了紧俏货。鱼虾、螺蛳都成了厂矿人的餐桌美味，农户们惊奇这些上海人什么都吃，于是捉了来卖，后来自己也吃起来。那时候每副肠胃都清水哐当，像填不满的袋子。三线企业职工大多拖家带口，孩子每天都在长个头，需要能量补充。寨子小铺里，有茅台没有饼干，有辣椒没有酱油，上海人喜欢的肉松糖果面包零食，一概没有。李世英有位在北京出版社当总编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桶猪油，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他老婆毕阿姨，挑豆大的一点猪油捂在热饭中，加几滴酱油拌匀，看孩子们热络下肚，胜过今天吃任何美味。新添寨上不说猪油，连酱油都是稀罕物。工厂小卖部懂得职工的需求，用卡车拉来酱油。每次有消息传开，大家都拎着瓶瓶罐罐去排队，总是迅速销空。有次在推挤中，打翻了一只酱油瓶，失手的女孩眼看被泥土吸干的酱油，不禁嚎啕大哭。

逢年过节，工友们就开始自娱自乐的联谊。虽没有长辈亲戚和兄弟姐妹间串门拜年，过年也得图个热闹。一家家轮流做庄，哄来哄去。节前一个月就开始备料，香菇木耳烤麸干、香肠腊肉黄鱼鲞、梅林午餐肉、大白兔奶糖、凯司令点心……食材源源不断从上海带来。有小石磨的人家早早就被预约排队，手推水磨糯米粉。跟着炒芝麻、炒花生、炒瓜子的香气，年味就来到了。每家待客都是一场厨艺展示，鸡蛋胡萝卜做出炒蟹粉的味道，豆腐衣做成素鸭形状，甩着湿面粉变出一张张春卷皮子，饭勺上摊出一个个黄金蛋饺……食物的匮乏，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和创造。陈商诚的妻子毕婉卿，在一次聚餐中端出过36道菜，变戏法似的逐一呈现，在干打垒传为美谈。

三线企业职工和家属，就这样在偏远山区里苦中作乐，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得着觉，他们就能夜夜打鼾。贵阳电力紧缺，宿舍区灯泡忽明忽暗。若从空中俯瞰，那些灯光就像山里的萤火虫，微弱而渺小。唯有孩子的眼睛，能将微光中的欢乐放至无边无际，就像后来的种种撕裂及愈合。干打垒将留下他们童年的密码，还有青春的疤痕。

小谷垅农场

几位男职工对葛民治叹苦经，老家农村的配偶和孩子要来贵阳团圆，希望厂里能解决分居问题。那时的人民群众没有组织批准和户籍，农民也不敢贸然易地而居。与配偶分居的建设者，只有一年一度的探亲，他们中有从上光厂迁来的大学生，有退伍的三连老兵。新光厂建在贵阳市郊山里，也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是贵阳市民户口。靠天吃饭的农民，与拿工资定粮的城镇人口，中间有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从东部城市迁往西部山区的建设者要跨越鸿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葛民治马上叫人事部门统计相关情况，并和乌当区政府协商，设法安排家属团聚落户。区政府表示很为难，没有特殊照顾条例，外地农村家属就算过来，户口性质也难以改变，招工名额都轮不到她们头上。葛民治很生气，带点粗鲁地说，夫妻长期分居不解决，不是逼人家去轧姘头吗？

厂里决定筹建农场，安排农村籍家属入住与工作。但建农场也要解决土地问题，中央规定援建企业不得占据良田好土，如在无法避让情况下占了一些耕地，也要就近造田作为补偿。贵州虽为农业省份，山多地少，耕地也有限。谈判拉锯了几个回合，乌当区政府才同意在新添寨10公里外的小谷垅一带，由新光厂选点开荒，建设农场。

小谷垅山水荒蛮，通往外界的路都没有一条，空气却是透彻的清冽。早些年国民党部队和红军曾在此地交战，驻守部队留下几处茅屋和一座破庙，几户苗族和布依族在这里耕田，山坡上随意生长着一些苞谷和山芋。

农学院毕业生毕婉卿原本在上海农科所工作，挺着大肚子随丈夫陈商诚调来贵阳，休完56天产假，就投入了勘查农场的工作。邓美慈的丈夫王家驹也加入了选点队伍，在大自然中行走，比坐办公室打杂有意思多了。毕婉卿掰开苞谷，看得出是糯性品种，卷心菜只有拳头般大，西红柿长得像拇指头，却都是野生作物。小谷垅河道里奔腾着南明河水，有水源就能建农场。最后厂里定下在河边开垦荒地，返还给生产队，换得了10亩向阳的山坡来建农场。

荒芜寂寥的小谷垅空前地热闹起来，党员干部、随迁家属和新来的大学生，轮流去开荒平地，修路造房，拓展厂矿企业的疆域。山谷里修出了通往外界的道路，马车拉着水泥砖块进来，山坡上砌起了三座平房。

葛民治记录过筹办农场的过程：

1966年10月底，为安置内迁职工家住农村的家属，需筹建新光农场。党委决定抽出30余名同志（其中女同志占半数以上），带着简单的行李，开赴距离厂十公里以外的小谷垅开垦荒山，平整土地，开挖建房地基。他们住宿在茅舍破庙，就餐于荒山地头，饮用河中水，蜡烛引光明。从马路边到施工现场没有道路，粮食、蔬菜、建筑材料和施工用水，都是从一里之外的马路边肩挑手抬，运到工地。从工地到厂区，沿途野狗成群，回厂一次只能手拿打狗棍，结伴而行。经过三个月，完成了任务，为新光农场建设奠定了基础，满怀喜悦回到厂里。⁽⁴⁾

万物生长的春天，46户职工的配偶和孩子们，从江苏、浙江、广西、福建、安徽、云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共13个省份，来到贵阳和亲人团聚了。山谷里南腔北调，大呼小叫，生机盎然。

十亩山坡地，耕出了几十户人家的团圆和欢乐。

许俊德的妻子游梅英，拖着大儿子许东峰，抱着二小子许荔峰，从福建莆田辗转来到贵阳小谷垅。团圆的路曲折蜿蜒，却是许家幸运之旅的起点。

许俊德（光研室科技人员）：

我从高小毕业后就在家种田，土改后上了商业专科学校，毕业时面临精兵简政，就回乡种田。创办互助组和合作社时，我当了会计，但我一心想读书，莆田人多地少，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1954年，我考到了莆田一中，高中毕业又考去浙江大学，1962年分配到了上光厂，从此可以离开“农民”帽子了吧？可不然！1963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原本在福州铁路局上班的妻子游梅英，被动员回乡成了农民。我从上光厂到贵阳筹建新光厂光研所，她也只能安置在小谷垅农场，“农民”帽子没能摘下。到1969年，新光农场有40多户人家（包括大龄子女及9位老人，共有60多人），农场人开始手执锄头，肩挑粪桶，上山开荒种地，寻找自力更生的生存之道。

建场之初，新添厂委派吴元善书记和郭吾馨两名干部来农场，领着60多人（老人、妇女、大小孩）上山开荒种地瓜、苞谷、蔬菜，还养猪。采用农村生产队记分的分配制度，那时每位家属——全劳动力者每天仅发三角钱报酬，最多也不超五角的微薄收入，坚持至80年代初，人均13元报酬。当时工人最低月工资是37元。农场人无论大小，一律按农民身份待遇：无布票、无粮票、无肉票、更惨的是：孩子出生没有“代乳粉”票……农场的孩子童年吃穿都比新光厂孩子差，不是父母不舍得，那时每家就一张肉票，就一张……文革前后，有9户调离农场，回新天公司、或回原籍等，最终职工和家属约有40来户，一直坚守农场18年……

许俊德、游梅英的结婚照

幼年许东峰跟母亲离开家乡时，还不懂得父亲的忧伤。他的童年是放肆玩乐、满地撒野的岁月。农场孩子像一颗颗小土豆，简单又饱满。丁点儿小事或一个恶作剧，就能笑到岔气。缺衣少肉的孩子们，独独不缺少欢乐。

许东峰（随迁子女）：

我一岁多跟妈妈来贵阳探亲时，发高烧出疹子，被乌当医院诊断为脑膜炎，在传染病房躺了6天才醒来。我妈问，外面有几个小孩你认识吗？我喊出了他们名字。我妈松口气说，还好还好，脑子没有烧坏。可是，那些小孩以后总是追着我喊，脑膜炎！脑膜炎！

幼年许东峰、许荔峰和许峰

3岁那年，妈妈带着我和弟弟来贵阳和父亲团聚。弟弟荔峰才几个月，被妈妈抱在怀里。农场有几家情况和我家相似，男主人是老大学生，在光研所搞计算机，或做技术员。我们住在小谷垅山上的筒子房里，前后两间，门口砌个炉灶烧饭。山上比较冷，冬天房檐上就挂起透明的冰条，父亲拿铲子去敲冰棍，我跟着打扫。公用水在宿舍外面，洗衣服有时要抢龙头，后来我妈学会了修龙头，把水管引进了家里。从海边跑到深山里，吃的东西太少了，她常常要家人寄些蛏子干、虾干和橡皮鱼干来，说儿子们需要营养。在贵阳到了冬季成天吃梅干菜，我妈离开贵阳后再也不碰梅干菜了。她在农场养猪、种菜，很辛苦。我小时候会帮家里添柴煮饭，还去地里拔猪草。我6岁那年，家里又添了小弟弟，我还帮着洗尿布。厂区宿舍里的上海孩子见多识广，衣着和游戏玩耍都比我们高级，让人很羡慕。农场的孩子比较野蛮，每次看到小路上有车开进来，我们就狂奔过去，往路上摆石块，车轮碾到石头时发出“咯噔咯噔”声响，一颠一颠，我们就高兴得哈哈大笑。有个男孩才7岁，看拖拉机没人还跑上去拉动了车头，突突突乱跳，大家都跟着拍手乐啊。我们也打架斗殴，有一次我脑袋都被打出血来。有个小孩在旧战场上摸到过一个手榴弹，弄来弄去，结果炸伤了手指。

许东峰和农场子弟们，在小谷垅土路上撒小石子，把外面驶入的庞然大物弄得一簸一颠时，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驾驶私家车。许东峰在小谷垅农场和新光子弟学校间的十公里长路上走了整整10年，闭着眼睛都能说出路边的山水，春天的花朵秋天的果。

东峰的同学王小帅那时眉清目秀，戴着三道杠的大队长标志，后来在片场上叱咤风云，成为著名电影导演，在回望时光的图书《薄薄的故乡》中，许同学带着冷幽默温暖出场，王小帅写道：

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们更加艰苦，衣服、书包都非常破旧。虽然我们之间没有歧视，但一起玩耍的时间并不多。每天早上一辆解放牌卡车把他们拉到学校，放学后再把他们拉回去。他们和厂里那些上海人家的孩子，从口音、穿着都有巨大的落差，应该说从那时候看来，他们完全就是农村的孩子。许东峰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眼睛奇大无比，眼白占据了大部分空间，黑眼珠似乎随时都会掉下来，头发乱糟糟的像鸡窝里的草盖在头上，他一直吸溜着鼻涕，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小学时期算术相对简单，我们人人似乎都能对付，许东峰也只是做得更好更稳定而已。到初中的时候他在数学上的优势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上课的时候，他盯着黑板，可以回答老师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且为同一个方程式找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他甚至开始用高中的数学来解答初一的问题。有时他在黑板上默默地推演一个方程式，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符号总能引出最后那个标准答案。老师拿他教育我们认真听讲的好处，我们一致认为不对，老师根本没有讲这些。⁽⁵⁾

陈红霞于母腹中来到小谷垅，在贵阳呱呱落地。当年的户籍制度规定孩子随母亲上户口，小小的红霞不会明白其中的缘由。只是从喝米汤还是喝牛奶的区别中，渐渐明白自己与厂矿宿舍的孩子生来不一样。这差别不是她的选择，也不是父母的错误。

陈仁义一家，前排吃手的小姑娘为陈红霞

陈红霞（随迁子女）：

1968年，我在妈妈王元香的肚子里，从江苏兴化一路颠簸来到贵阳，所以我很调皮。父亲陈仁义是复员军人，在扬州农业大学读过大专，奶奶走得早，爷爷娶了后奶奶，我爸就出去当兵了。复员时被动员去贵阳支援大三线建设，我爸就来到贵阳新光厂，成为“三连”老兵的一员，参加了厂房和宿舍的建造，干最苦最累的活，但也无法改变母亲和孩子的身份。妈妈去田里出工，种红薯、苞谷，还喂猪、插秧、种菜。我家最小的弟弟出生时，大姐还停学两年来带他，让妈妈去上班挣工分，虽然收入很微薄。农场孩子，无论父亲是内迁职工、大学生还是复员军人，户口随妈都得不到城镇孩子配有的奶票，所以我们都是喝米汤长大的。妈妈们没有固定收入，有些孩子开学时学费都交不上，只能先领书上学，再慢慢交钱。有些工厂小孩看不起我们，就嘲笑我们是“农场猪猡”。

当地农户也欺负我们，挖个断头路，让接送我们上学的卡车走不了。有时下午不上课，我们走路回家，他们就把大狼狗放出来。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也会偷摘地里的胡萝卜吃。我们得不到定粮供应，杂粮吃多了，肚子愈发会饿。有个邻居男生是农场孩子里第一个考出去读中专的，学校能管饭，让大家很羡慕。这男生在生长发育时能吃下一脸盆面条，两个妹妹经常把自己那份拨点给他，后来他出去做生意发财了。

海试

1966年的最后一夜，803大楼内灯火通明。潜望镜接受了各种校验，新光厂的光学仪器指标全被通过。在外镜管不锈钢的光洁度上，军代表和项目组成员有点分歧，各执己见。1967年元旦，在通宵达旦的争论中悄然到来。

终于到了把产品送出生产基地的时刻。三节卡车改装的超长运输车，在驶出新添寨坡道时，被一辆窜出的马车挡了道，避让不及之中，运输车滑下了路基。潜望镜在油布的严实遮挡下，边上还坐着两位押运员，差点都被甩入河浜。超长的运输车无法转回路面，军代表只得联络铁路局借用30吨大吊车，把大拖车拉回路上。所幸采纳了李世英的建议，产品被粗铅丝固定在车上，避免了滑落的情况发生。

潜望镜从西南山脉运到渤海湾的海军基地，被装上舰艇进行出海试验，803项目主要人员前往参加，结构工程师陈士民记录了首场海试的情景。

陈士民（时为潜望镜结构工程师）：

1967年6月，海军司令部决定这台样试产品在旅顺海军基地进行实艇试验。同年7月，我同新光厂的其他成员及海军驻厂代表江国华、徐忠烈等，到北京海军司令部装备部报到参加海试。由于是第一台国产潜望镜，试验成功与否关系极大，上级部门极为重视，试验组由海军装备部军械部部长赵甲弟亲自带领。在旅顺基地，海军官兵看到自己国家也能生产潜望镜，并由他们进行海试，显得异常兴奋。基地领导从当时为数不多的潜艇中，调出316号潜艇进行配合试验，我们按商定的试验项目及日程对样试产品进行全面严格的测试。

按计划要做两次出海试验。第一次出海是做密封性检验、航行试验及发射鱼雷试验；第二次出海是考察产品，在不同航行条件下不同距离的测距精度。当时国际形势比较严峻，基地首长对海试作了周密的部署，海试期间，海面有水面舰艇护航，空中有飞行警戒。我第一次登上潜艇参加海试，心情很是激动，站在舰桥上，面对宽广的大海，深感责任重大，深深体会到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潜艇驶出海港，进入黄海就处于潜航状态，进行各种航速下的航行观察及发射鱼雷的试验。试验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中午才告一段落。然后潜艇停留在50多米深的黄海海底近一个小时，考察产品的水密性能。第二次出海进行测距试验，是以护卫舰为目标，和护卫舰进行对测，潜艇用潜望镜测护卫舰的距离，护卫舰用1.5米测距仪反测潜艇的距离，然后进行对比分析。二次出海后又进行停泊测试，考核出海试验后产品性能参数的变化情况，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和考核，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基本性能符合出厂验收技术条件的要求，指挥潜望镜样试产品的海试取得了成功。⁽⁶⁾

新添寨厂区大院内，小谷垅农场的田野上，建设者们正在修筑新的家园，先将上海光学仪器厂拷贝不走样，再谋求更大的发展。新光厂虽然建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中，场地却比上光厂更宽阔，上光厂的人才、工种和技术，新光厂一应俱全。被选拔过来的职工也很优秀，有理想、够青春。所有的日子有条不紊的铺展开来，建设者们抛洒心血，在青山绿水中描绘梦想的画卷。

新光厂的设计目标以生产民用光学仪器为主，潜艇潜望镜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既然能够摘下世界光学仪器的“皇冠”，也有望创造更多的奇迹，攀登“东方蔡司”的高峰。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遥远的老雾荡，并非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1)　参见陈东林《三线建设始末》

(2)　参见王佳翠《三线建设与贵州城镇发展》

(3)　参见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4)　参见葛民治《艰苦奋斗建设新天》

(5)　参见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6)　参见陈士民《参加第一台国产潜望镜海上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