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的家园

在与战争爆发争时间、抢速度的紧张气氛中，大批建设者从东部城市迅速又秘密地迁往陌生的三线地区。从1964年到1970年底的“三五计划”期间，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000名职工、38000多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三线建设奠基初期的这些数字和情况，在很长时间内都秘而不宣，不为世人所知。⁽¹⁾

人在旅途

光研室支部书记陈商诚的妻子毕婉卿，怀孕8个月也挺着肚子上了火车。好几位孕妈妈都被安排在卧铺车厢，也得不到休息。火车每停一站，就涌上不少红卫兵小将，免票乘车去各地串联，车厢走道挤得挪不开脚。有一位孕妈妈动了胎气，阵阵腹痛，全身大汗淋漓。列车长只得联系前方柳州站，救护车来把孕妇接走了。

上海青浦人民医院护士颜红娣，抱着刚满百日的女儿晴虹，跟丈夫卞铁夫上了西行列车。孩子一直在拉肚子，灌服黑药片矽碳银都不管用，瘦得像只小猫。那趟车上有数十个未满周岁的婴儿，被父母抱着去了三线，他们中还有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王小帅。在日夜兼程的颠簸中，婴儿哭叫声此起彼落。这批婴儿长到学龄年时，子弟学校开设两个班级，来容纳66名新生，而之前大多数年级就一班学生。

卞铁夫、颜红娣和刚满百日的女儿来到贵阳

和颜红娣一起去医务室工作的顾惠琴，也抱着未满周岁的儿子，还拖着6岁的女儿。她和丈夫朱瑞松是上海本地同乡，说话有点口音，工友给朱瑞松起个绰号“乡下人”，叫着叫着就忘了他的原名。在一次短暂停车后，“乡下人”突然发现女儿不见了，而火车已经启动。有人说看到一群孩子在站台上玩耍，顾惠琴大惊失色，趴在车窗上嘶喊起来，站台却迅速消失了。

其实，火车启动的前一刻，在站台上玩耍的一堆孩子都被乘务员拎上了火车，由他们自己去寻找父母。“乡下人”和老婆正在伤心，女儿却摸回了车厢。“乡下人”恼羞成怒想拿女儿出气，同事们赶紧拉住说，小囡蛮聪明，走不掉的啦！

大部队抵达贵阳时，厂区宿舍门窗还没装上，职工和家属先在市内小旅馆下榻。分配房间时发现缺少一间房，工作人员把两对夫妻带进一屋，请他们帮忙解决难题。看着两张相邻的床铺，四个年轻人愣住了。两家男主人是金工车间的同事，其中一位绰号“三毛”，互相还算熟悉。女家属却是初次见面，不过两人将在子弟学校共事。四人面面相觑，尴尬了一小会儿，谁都没再说啥，就商量起来。屋内没有卫生间，只有一个痰盂罐，就留给女人使用，男人外出解决。两对夫妻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天，并遵守组织要求，绝对保密。直到退休多年，四人中有位陈娣老师，在和老友聊天时提起此事。一众听者深感讶异，旋即爆发出一阵大笑——那时的我们啊，什么都信，什么安排都无条件服从，真真是傻得可以哦！

那个秋天出发的迁徙队伍中，有8名医学和卫校生都是随迁家属。在上光厂医务室工作的郑罗珊，没有在大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被通知去贵阳时，她已经来不及写信告诉丈夫。虞和清在贵阳工地上已经一年多了，夫妻俩本来商定，虞和清留在贵阳，郑罗珊留在上光厂工作，一对儿女就在上海读书，女儿虞沁璇这年刚好上一年级。

郑罗珊（时为上光厂厂医）：

1966年除夕吃年夜饭时，我和婆婆想到虞和清在千里之外回不来，眼泪就落下来了。有人告诉我说，虞和清有破坏三线建设的言论，在贵阳挨批判了。我想他再有什么意见，都已经留下工作，有啥好批判呢？后来造反派来抄家，婆婆觉得事情严重，把我叫进小房间求我说：“罗珊，我怕儿子一个人顶不牢，侬还是去贵阳吧，求求侬帮这个忙，好伐？”

老太太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实是违背儿子心愿的。我左右为难，但又解释不清，心一软就答应了。厂里贴出的光荣榜上没有我名字，还没等我去要求，就得到了口头通知，写信去贵阳都来不及，我带着两个小囡就上了火车。

到达贵阳站，在那里搞基建的人都来接站，一家一家都团聚了。等到月台上只剩下我和两个小囡，还是不见虞和清。三连的陈鹤良跑来对我说，虞和清没空来，我先带你们去旅馆。到我们住下来，虞和清才出现。那天大队人马到贵阳，到下班才有人告诉他说，你家属也来了。他匆匆忙忙赶到市里，看见我们三个，就怪我事先不打招呼。我还来不及解释，就有人通知他，在这里过夜的话，必须经过厂里批准，他只能跑出去打电话请假。我马上感到，他的日子很难过了。

郑罗珊的行李中有外国小说和古典名著，这在当时还有点犯忌。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抄家盛行，很多人家为避免飞来横祸，销毁了书信、照片和书籍等物件。有的图书被撕掉封面送去废品回收站，或干脆付之一炬。

郑罗珊把图书放入行李箱带去了贵阳，还有一些同事也做了同样的选择。没过多久，那些避开了销毁的图书，在山区宿舍开始悄然流转。《红楼梦》《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那些故事和语言像暗夜的露水，给人做了精神的灌浆。渐渐地，一本本图书被翻卷了书角，折损了书脊，页面渐渐残缺不齐，但依然在暗夜中疾走，像野地里的猫。

十年后，新添寨上小小的新华书店门前，厂矿子弟们通宵达旦，排队购买那些似曾相识的新版图书。

一罐黄金

光学车间工人江鉴康，把一个秘密带到了贵阳。

他揣着一只沉甸甸的小铁罐，里头放着黄金首饰。罐子原是姆妈的粉盒，涂脂抹粉成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百货店就断供了，老太太留下空罐子放些细软。江老爷子从前给印书馆做铜模，在手艺值钱的年代攒下一些小金条。儿子和鲍秀华结婚前，江家姆妈拿出一根小黄鱼金条说，去老凤祥打两只鸡心，一只刻鲍秀华的名字，另一只刻上我的名字。她拿出两根金链子让媳妇挑一根，鲍秀华挑了一根细的，老太太满意地笑了。鲍秀华想，头颈里戴根粗链条，也太乡气了。内迁开始时，鲍秀华有了身孕，前两次怀孕都没保住，母亲和婆婆就叫她留在上海，让江鉴康先去贵阳。

江鉴康（光学车间工人）：

我丈母娘是个小脚老太太，说无论如何要等小囡平安出生后，把户口落在上海，才放女儿去贵阳。还说小囡户口落在上海，我们退休还能回来。我们还笑她想太多了，那时我们根本没想过再回上海。

1966年夏天，上海很多人家都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抄了家。一大帮人冲进来乱翻一通，还有抄错人家的呢。我老爸是手艺人，算不上黑五类，我们那时住在丈母娘家，她也催我家把贵重物品转移出去，让我回家报信又担心被说黑串联，特意包了两棵自家腌的咸白菜叫我带着，要是有人问，就说送腌白菜去。我爷娘拿出装了黄金物件的小粉罐叫我带走。丈母娘看到这罐子，也不敢放在家里，叫我送到她娘舅家去。娘舅是做大饼油条的劳动人民，总归安全了吧？谁知道两天后娘舅就把罐头送回来，说风声太紧，你们还是自己藏好吧。

那天夜里我爬上阳台，东张西望像做贼一样，把罐头放入网兜，垂吊在落水管里，绑好后心里还慌兮兮。9月2日，我弟弟传呼电话留言说：“客人来过了”，听到这句暗语，我知道家里被抄过了，一颗心就踏实了，值钱的东西没有丢。后来，我父母叫我把这罐东西带去贵阳，说造反派不会跟过去抄家的。

在新添寨安家时，江鉴康扛了一块预制板，上面挖个圆洞，边上砌起砖墙，做成烧饭的灶头。糊砌炉膛时，他把铁罐放了进去。母亲并不知道遥远的贵阳是什么模样，财产转出家门，她倒安心了。等媳妇诞下孙女，报了上海户口去和丈夫团聚时，江妈妈再将一对儿女转移去贵阳，以规避插队落户的风险。

开学了

新光子弟学校的第一课，是在临时工棚里开始的，都等不及校舍竣工。1966年随迁的孩子中有100多个适龄学生，从一年级新生到六年级，哪届都不缺。孩子上学是头等大事，朗朗书声响起来，父母们才能安心搞建设。所以再偏远的三线企业，也有子弟学校。

课堂的泥地上，还留着建筑工人打地铺的印痕，黑板是油毛毡做的，湿布擦上几次，才能抹清粉笔的字迹，黑板上也留下了一片灰白。首任校长胡仁俊，扬州师范学院毕业后进上光厂搞职业教育，做完了贵阳学徒工的培训，就被调去新光厂创建子弟学校。学校最初只有11名老师，还是清一色女性。他是“娘子军”里的“洪常青”。

胡仁俊（新添光学厂子弟学校首任校长）：

三线企业的子弟学校，是在厂领导和内迁职工合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子校初创期，临时工棚就在生活桥边的平地上，我们先在那里上课。一年级新生有两个班，二、三、四、五、六年级各有一个班，还有十几名小学毕业生。快到新年时天气冷起来，师生们终于搬进了新校舍。最初的十一名女教师都是随迁家属，多数是中等师范学校以上，有三名大队辅导员、三名共产党员，副校长陶乃茹原先在上海当老师，也是随迁家属。小学生吃午饭时，老师要去食堂把饭菜抬回来，再把碗筷洗干净送回去，后来挑饭的事就由我来承担。学校搞春游活动，汽车开到黔灵公园门口，馒头也由我挑进去，就我一个男劳力嘛。

我们最初用的是上海教材。第一学期准备不足，老师们就自己刻钢版，誊印后发给学生。后来联系了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购买教材，每次开学前，有老师回上海探亲办事，就负责把教材带回来。厂办子校没有当地政府给的教育经费，办学很艰苦，很多教具都要自己解决。篮球架都是我动手做的木工，造了一只脚的篮板架，地上洞挖得深一点就站牢了，篮筐是车间职工焊铁做的。

每个老师带一个低年级班，语文数学都教，从四年级开始分科，有时老师生病或者有事，我就顶班代课，大概只有唱歌课我不会教吧。有十几个大孩子是小学毕业班，我们刻了图章，送市教育局备案，发了毕业证书。随着学生长大，子校开办了初中班，正式调老师进来。新光厂有不少老大学生可以任教，但文化大革命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大家宁愿在车间劳动，也不肯来当老师。在上光厂搞贵阳徒工培训的五个老师都是大学生，都到贵阳来了，有的在生产科，有的在中心试验室，只有一个老师愿意来子校。后来从过来团聚的职工配偶中选老师，像光研室主任朱壁文的丈夫崔可义老师，在上海就是中学教师，调来后教物理、数学。还有一位太原工学院助教，来新光厂和爱人团聚后，也在子校教中学生。教化学的薛炳昭老师是四川大学毕业生，教外语的王老师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我们还从贵大、贵阳师范学院要来毕业生，配齐了教师队伍。

孩子们一拨拨地升级，当时去乌当中学读高中要翻山越岭，厂里还得修路。当地教育不拨付三线企业子弟的教育经费，地方中学也不愿接收我们的学生，有困难就得自己解决。办初中部时，子弟学校场所不够用了，厂里在半山腰上造了一幢三层楼的校舍，以车间作为学工场地，调了几个师傅来带教，卞铁夫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个多面手，还带学生排戏搞文娱活动。我们搞文艺活动还得到过不少家长的支持，王家驹来帮我们排节目，还有位陈师傅拉京胡，给学生伴奏排样板戏。

没几年，子校学生就将近300个了。我要负责教学规划，还要搞仪器采购、办图书馆、计划管理什么都做。我们办过两个高中班，每班20多个学生，他们碰到了恢复高考的机会。刚开始录取率很低，但子校高中班每年也有学生上榜。第二届高考前，我和崔老师各带一个毕业班物理课，我还兼上初二物理，每周十几节课，两次全班夜间辅导，还给成绩好的学生开小灶。我有个学生任国豪，取得了贵阳市物理竞赛三等奖，吕克勤也是那年考上大学的，他们两个后来都发展得非常好。那年高考结束，我就累趴了，动了阑尾炎手术，治疗了一个多月。

803成员裘耀庭的妻子韩藕英，原本在上海当小学教师，也随迁调往子弟学校。列车刚驶入湖南地界，她就出现高原反应，气喘吁吁。裘耀庭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束手无策。

裘耀庭（潜望镜技术人员）：

我妻子韩藕英本来在上海教书，她患有心脏病，为了支持我，还是跟去了贵州。她高原反应特别明显，而且特别强烈。我们到生活桥安家时，708大卡车把所有托运家具和行李，从贵阳东站拉过来，像摆开了一个大集市，衣柜、床架、桌椅、樟木箱，被头铺盖，煤球炉、痰盂罐……一路摊开去，场面十分壮观。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家安顿下来。那时候宿舍建筑刚刚完工，墙壁都没干透，棉被床铺也黏滞隔搭，这样的潮湿环境，对韩老师身体很不利。但是这么多职工小孩都等着读书，子弟学校刚刚开班，她就去带班教学了。每天吃下许多药，也不大顶用，有两次心脏病发作得相当厉害，动动就心跳很快。学生仔对她很尊重，师生感情很好，有两次她请长病假回上海去调整一下，都是学生仔背着她上车的。

后来成为厦门大学教授的赵致琢博士，小学三年级是在新光子弟学校工棚里开始的。从上海一路向西去贵州的景致，让10岁的男孩兴奋不已。厂矿子弟学校与上海长宁区中心小学有天壤之别，但艰苦是长大之后品出的况味。子弟学校的师生都是邻居，老师的配偶与学生家长又是同事乃至密友，有的还沾亲带故。一些年轻教师的婴儿都是被邻家的学生抱大，特殊的师生样式，是大城市居民无法想象的。每个子校的孩子，都珍藏着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赵致琢（随迁二代）：

我和姐姐赵致理都没坐过长距离的火车，对有山有水的贵阳充满了向往，1966年10月4日，老式的绿皮车厢，在黑色蒸汽机车的牵引下驶出上海站。一路上疯玩的很多发小，就此开始了一生的友谊。车到嘉兴站，妈妈买来了好吃的粽子。火车驶过钱塘江大桥，看到课本上描写的钢铁大桥，大家一片惊呼。列车经过桂林时，很多人念叨“桂林山水甲天下”。妈妈说她有三个女同学，分别来自黄山、庐山和阳朔，据说阳朔风光比桂林还好，可惜她没能等到可以外出旅游的这一天。10月7日，我们从暂住的贵阳服务大楼去新光厂，在生活桥3号楼见到了自己的新家。父母去认领行李，我和姐姐像有默契似的，悄悄溜出家门，来到生活桥边下的河边，脱下鞋，挽起裤腿，小心翼翼走进清澈的河水，试图捉住浅水湾里的小鱼虾。在上海，也只有中山公园和长风公园，能让我们流连忘返。真没想到，贵阳家门口就有天然的公园景色。

我家曾住在华山路上的华园，小区有20多幢小洋楼，如今是上海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建筑。华园3号是一栋法式小洋楼，住的都是上光厂职工，我家在二楼。3号楼东临华山路，正对复兴西路，竹子做的篱笆墙和成排的冬青树把住家与外面分割开来。小学同学尚模和勤华住楼下，我们时常一起玩。三年自然灾害时，尚模家在花园墙角边放个笼子，养了一头猪，猪圈上面正对着我家的侧面窗户，邻居有些怨言，但我父母从没有流露不悦，反而教育我们要理解人家的难处。我和尚模关系甚好，后来杀猪时，他妈还挑了一块上好的猪肉给我家。

我父亲赵德甫，1953年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是新中国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他先分去中国科学院长春科学仪器馆，一年后被派到长春科仪馆上海实验工厂（上光厂前身）技术科工作。经王大珩教授推荐，他到了上海给时任总工程师过静宜当助手，后来过总还推荐他在交大等三所高校兼职授课，参加指导毕业设计和答辩。

我母亲姚振英，1952年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先于父亲分配到长春科学仪器馆。母亲和王大珩是远亲，在长春得到他和夫人在生活上的关照。1953年10月，母亲被调往上光厂任生产统计会计，她患有支气管扩张疾病，本不宜去海拔高、温差大、气压低的贵州。为此，远在太原的我爷爷曾请山西省统战部致函上海市委并转上光厂，希望能照顾我母亲身体，让她留在上海。爷爷赵晓峰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傅作义部供职有年，曾先后在傅部和董其武部下任连、营、团、师长和军参谋长，参加过抗日战争，打过不少硬仗，是爱国将领。1949年9月他随董其武将军率部在绥远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后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师长。1955年转业后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都乱了套，没人理会我爷爷的请求。造反派光顾了我们家，还拿走了一张有500元的存折，并对我父母施加压力。在不得已情况下，父母决定全家内迁。母亲很不适应贵阳的气候环境，经常夜间咳嗽吐血，加剧了病情的发展，不到10年，就在一次较重的咳血中，因抢救不及而身故了。

在上海时，父母经常给我买书，家里连环画书就有近200本。临行前，父亲买了《天山的阳光》《猎人一家》给我们带去。在子弟校上三年级时，近30个同学都是10岁左右，也许我转学证明上是全5分，老师就叫我当了班长。文化大革命中，厂里大字报铺天盖地，两大派别组织的争斗发展为武斗冲突，车间陆续停工，但子弟学校还在上课。跟着社会上流行做法，用红小兵、红卫兵替代了少先队和青年团，厂里还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直到发生9.13林彪事件后，学校才恢复称班级，不再是连、排制了。

子弟学校依附于内迁企业，在封闭环境下，基本沿用上海学校的教学体系和教材。子校的特别之处在于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漂亮的顾琴珠老师，还有教化学课的薛炳昭老师。小顾老师是贵州师范数学系毕业的上海人，说话温和，授课条理清晰，她丈夫是个中专生，从事零件热处理工作。薛老师讲课激情饱满，她和丈夫林康是四川大学化学系同学，1968年分配到新添。我同学王树珍的母亲李珍珠老师教过平面几何，她丈夫和我爸在同一科室。崔老师的大女儿崔凌云跟我姐姐同班，小女儿崔凌英在乌当中学读高中时跳过两级，成了我的同班。我们班有一对同学后来成了夫妻，兄弟姐妹间互相结亲的就更多了，绕来绕去都成了亲人。

三线建设形成了贵州历史上又一次移民高潮，仅1964年到1965年，内迁职工和家属就达8.2万人。到1978年时迁黔建设队伍已超过18万人。每个单位的独立大院内都创办了子弟学校。贵州的三线企业先后建立了100余所企业子弟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普遍较高。⁽²⁾

医务室

新光医务室初创时的一号员工沈光富，是从上海崇明参军的卫生员，复员时和82名老兵一起来到贵阳。几个月后，新华医院护士丁梅宝跟随丈夫於震迁往贵阳，成了新光厂医务室第二名员工。集结到9名“娘子军”时，医务室有了一定规模。喜欢说笑的陈赛珠，见医护人员中只有沈光富一个男生，便借用“三娘教子”的典故说笑：“哎哟，阿拉医务室变成九娘教子了嘛！”

医务室部分成员　前排右二为陈赛珠，左一为丁梅宝。

陈赛珠（医务人员、随迁家属）：

我是杨浦区卫生学校的中专生，当时在区防疫站培训。阿拉老吕的单位上光厂要调我随迁，我们领导不肯放，说我是培养对象，以后要去地段医院做院长的，让他们另外找人。我姆妈生过10个孩子，只养大了2个，也不舍得我离开上海。但是吕鹤延已经急煞勿煞在厂里表态说，国家有需要，我们应该积极响应！科长说，名单还没出来，你着什么急。老吕说，既然已经表过态，就准备起来吧。他把毛货衣裳都送人，说自己要去贵阳艰苦奋斗，毛货衣裳穿不上了！他是1952年的调干生，当时国家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他就报名去读书，是上海机器制造学校金属切削专业第一届学生，在沪江大学旧址上读了4年。他加入了共青团，还经常跑去问支部书记，我有啥缺点要改正？书记说你没啥毛病，就是有个叔叔在台湾。言下之意，就像政治上有一个硬伤，其实他跟叔叔没有任何联系。他在上光厂搞教育和工会工作，下班还去财经学院读夜大学，1959年加入了共产党。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内迁动员开始时，他对一个同事说，你妈妈重病，家里有困难，就不必要做戏了，把人家拦了下来。他自己则是态度鲜明，表示要全家革命。当时儿子克勤3岁、女儿吕虹只有1岁。到了贵阳，我每天早上像打仗，女儿要赖床，把煮鸡蛋塞到她手里，才肯穿衣裳。为赶在上班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我抄近路走山崖，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儿子，靠近山体拼命跑！厂里人多小囡多，状况不断，医务室工作有时也没日没夜，那么多年，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呀。

三线建设企业急需医务和教育专才，最好的来源就是职工配偶。新光厂知名度最高的黄金儿医生，被上光厂人事部门在职工配偶职业排查中发现后，她丈夫陈光武才被圈入内迁职工名单。

黄金儿（内科医生、随迁家属）：

我家老先生陈光武是厦门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我们是同乡，我上高中时他当过我的辅导老师。他是个老实人，无论在上光厂财务科，还是内迁去贵阳新光厂，认识他的人都不多。

我生长在医生之家，叔叔是第一个把青霉素引进漳州的医生。高考时我上了福建医学院读内科，毕业分到上海第二纺织医院。上光厂内迁时，人事部两次跑去医院调我，都被我们院长拒绝。最后厂里说，再不放就是不支持三线建设，还要扣大帽子，说反党什么的，院长就没办法了。那时我们有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陈佳上一年级没几天，就去了贵阳。医务室建立之初，我们手里只有一只听诊器，连化验设备都没有。上千名内迁职工和家属从上海来到山区，有不少出现高原反应，还有上百个婴幼儿，生病和意外情况没有断过，孩子一发烧就是高温，半夜都有人来敲门。看到急病重症，我就陪去几里地外的乌当医院，或者二十里外的贵阳医院。医务室设备少，人手又紧，最后把学兽医的人都调来了（笑）。

有一年冬天，我们住的干打垒宿舍，连接宿舍与厂区的坡道上都结了冰，我在接诊后赶路时滑了一跤，尾骨挫裂了，疼得不能坐下，可是工作忙不过来，也没法休息。我自己家三个女儿，都是老先生在照顾，在做饭。我晚上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大女儿时常说，共产党员回来了。在孩子眼里，共产党员就是先进工作者。

我在新光厂待了一辈子，业务上没有任何进修和晋级的机会，整天忙于琐事，有时难免对老先生抱怨，说本来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怎么就到了这里，还扎根了呢。他说，要怪就怪你的职业太好咯，我是被你带来的呀。厂里很多人叫不出陈光武的名字，就叫他“黄医生的老公”，好像是他成了我的随迁家属（笑）。前两年，我母校搞了一次同学会，不少人在医学领域上都很有造诣，成了名医大家，收入是我的几倍，我连职称都没有就退休了。老同学看到我就问，黄金儿，你这50年去哪儿了？了解和听到同学们的情况，内心不免会产生些许酸楚……

黄金儿（中）和丈夫、女儿拍完这张照片就出发了。

新光医务室初建时缺医少药，独独不缺少需要帮助的病人。医护人员包扎过摔破脑袋的顽童，清理过劳动事故和文革时期武斗人员的创伤，给意外身亡者做甄别，经常送危急病人去市医院抢救。医疗设施和手段虽然有限，但人们都说只要黄医生在，就安心多了。

内迁不久，新光厂就发生了一场传染性肝炎，也是黄医生发现的。她从邻家两个孩子的脸色中看出端倪，立刻把孩子带去乌当医院抽血，果然是急性肝炎。那时没有特效药，黄医生就抓了草药回来煎汤熬水，叮嘱家长管住孩子，碗筷要消毒，防止交叉传染。

但肝炎还是蔓延开来，有些人家两三个孩子都被感染了。医务室迅速建起隔离病房，把病孩集中起来喝药、吃饭，食堂派来厨师，从附近的肉类加工厂买紧俏的猪肝，那家厂也是上海援建企业。在隔离病房吃了很多猪肝和鸡蛋，子校学生龚正明后来再也不碰这两种食物，他还学会了给自己注射B12，这是当年在草药汤汁之外唯一的针药。几年后龚正明才知道，这场肝炎使他失去了参军和义务献血的资格。

感染人数不断增加，还蔓延到成人，厂领导谢云初也住进了隔离病房。厂里又腾出一处地方做了隔离病房。病区医生颜红娣的女儿也染上了肝炎，郑罗珊医生每天用紫外线灯消毒病房，每间屋子照射20分钟，一段时间下来得了日光型眼炎，眼睛肿痛、流泪，眼药水都不管用。有人提起一个偏方，用新鲜的人奶滴眼睛能减轻病症。几个哺乳妈妈都挤了奶水给她，滴了几次还真见效了。

肝炎只在新光人里流转，周围村庄没有一例发生，人们将怀疑的目光集中到饮用水上。新光厂区的生产和饮用水引自贵阳南明河的分支，依着山湾地势自然流淌，河床清澈，流水激越，村民农户在河道里淘米洗衣，放牛喂马。厂区里的大人小孩，还将这河道开发出游乐功能，男人戏水钓虾，拷浜捉鱼。女青年穿着泳衣，还去小瀑布前拍照。原本寂寂无名的山寨河流，经过新光厂门前时，人们像给街道定位取名，称它为803河浜。用城市生活的格式，给山水赋予寓意。

三线建设强调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工厂从河道铺设管道引水时，没有再增加消毒措施。南明河是贵阳的母亲河，就像黄浦江于上海，村民们喝了千百年的河水，会欺负外来建设者吗？若不是肝炎传染，新光人不会去想南明河与黄浦江水有啥区别。饮用水问题一经提出，种种蛛丝马迹忽然都被发现了。从上海带来的烧水铜吊，没多久壶嘴就变细了，壶底积起白乎乎的水垢，蚀出针眼似的小洞，渗出水珠在炉火上发出滋滋声响。

葛民治立即叫医务室送水样去市防疫站化验，果然是大肠杆菌，还有好几个指数都严重超标。与村民世代相安的河水，还真是欺生。厂里决定重寻水源，将任务交给了人称“老朱头”的动力科长朱瑞兴，。全厂机器设备无论哪台出毛病，他站在边上听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老朱头”一口无锡话，为人十分热情。他请来地质工程师，一起翻山越岭，在几公里外找到了理想的水源，决定挖井取水。清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葛惠珍，担起铺排水管线路的设计。重新引水入厂后，在蓄水池再做两次沉淀，水质超过了当时乌当水厂的自来水。水管沿途有18家农户，生产队提出免费供水给农家作为交换条件，新光厂就答应了。多年以后，这18农户的生产队，膨胀为500多家用水户，都不肯付水费，让乌当区供水改造工程无法推进，给新光人生活造成很大困扰，是为后话。彼时，设计水管线路的葛惠珍已调往上海，后任上海市环保局副局长。

新水源启用不久，传染病就销声匿迹了。深井泵房外筑起围墙，厂里指派了一名专职看管，他养了一条狗来帮他守夜，并将那狗训练得能叼起饭碗，跑去食堂给他打饭。

城与乡

打桩机进来之前，新添寨只有鸟儿啁啾，河水潺潺，时光像悬挂在天边的云朵。一阵鸡飞狗跳后，厂区和宿舍就像天外来客，占据了青山绿水，画风十分突兀。要经过多少年风吹雨打、云蒸霞蔚，这景色方能圆熟润滑，与周遭环境浑然一体。同样，东部城市人来到西部山区，也得遭遇经年的日晒雨淋，才能与这方水土和谐共生。

以单位为建制的三线企业的厂矿大院，在崇山峻岭间营造功能齐全的大型厂区和职工居住区，设置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和服务设施，甚至还有娱乐场所。自成一统的小社会施行封闭式管理，特别是生产厂区，得有证件和标志才能进入。对于世代生长在山寨里的农户来说，大院里的世界是个神奇的存在。

农人们蹲在集市路边，看西洋镜似的跟着厂矿大院的人，那些衣着清爽的男人，漂亮白净的女人，叽叽喳喳鸟语一般，说着难懂的上海话。小孩子脸蛋儿粉嫩，像剥壳的鸡蛋，嘴里糖果的香甜，隔好远都能闻到嘞。

“墙内飞机导弹，墙外刀耕火种”。三线企业的围墙，拉开了城与乡的距离。但有形的围墙，挡不住城与乡的沟通。来自城市的企业职工和本地山民，在互相探视和接触中，逐步走近。

张庆元（时为新添厂筹建处人员）：

工厂筹建处和当地生产队打交道比较多，我们最初去生产队时，还有一个摆不上台面的心思，要防止有人来工地上偷东西。那时山区贫穷落后，农作物从种下到收起，中间不搞田间管理，碰上灾荒就颗粒无收。农民日子很苦，只吃早晚两顿，有时是苞谷，有时把玉米打碎、蒸熟后干吃，蒸笼盖像一顶帽子，就是贵阳十八怪中的“草帽当锅盖”吧。家里架三根木头，吊个铝锅烧开水，青菜扭成两段涮一下，蘸点辣椒水吃。折耳根（鱼腥草）就算好菜了。当地把西红柿叫作“毛辣果”，只有拇指大小。他们不吃荠菜、田螺，看到上海人爱吃，就挑来卖给我们。自家种烟草，叶子卷起来就抽。他们也很少洗澡，身上有股怪怪的味道，上海人称之为“阿贵味”。

十八怪的另一怪“鸡蛋串起卖”，反映了他们的聪明，拿一束稻草打个结，再分成三段，中间放个鸡蛋，再打个结又放个鸡蛋……这样就串成了一串，一串是5个或10个，这样扎着鸡蛋不容易打破，又不被买家挑大剩小，还容易计算。有个别小青年，见农民不会计算，反应又慢，就欺负对方，一个鸡蛋三分钱，十个就是三毛钱，小青年说我买9个，三九二十一，给农民二毛一分钱。农民当时反应不过来，回家才发现受了骗。那时农民不识秤，东西都是一堆一堆的摆着卖，要“一哈去”。你付一张十元的钞票，他不敢要，只要角角钱，分分钱。我们这些大城市人到来之后，农民也变得精明起来。

潜望镜生产进入连轴转状态，邓美慈工作繁忙，丈夫王家驹又下了乡。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家农户夫妇，把儿子送去托养，每月给付20元钱。当时大学生月工资才五六十元，很少有人舍得这么花钱。年幼的小帅在农户家泥地上爬来爬去，生成了贵阳乡土生活的初始记忆。

邓美慈与幼年王小帅

王小帅（随迁子女）：

我被托养在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家里，父母叫他们少伯少妈，他们是寨子里的农民，除了农活之外，少伯也是个马夫。他们慈眉善目，少伯一直光着膀子穿一件白布搭衫，抽长长的烟斗。那时留下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们小屋的地，泥地，已经被磨得油光发亮的黑黑的泥地，我想这是我从有生命开始的第一个记忆，并且很显然，我还只能趴在地上玩。第二个印象是我和寨子里的其他孩子爬在少伯少妈家门口的街上，一条满是泥巴的街。和所有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我的肚子胀鼓鼓地像个西瓜。这一点我以后一直没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在寨子里长大的孩子都有一个胀鼓鼓的肚子。后来回到家里，为了释放我肚子里的气，母亲经常长夜里用粗粝的大便纸卷一个纸卷，点上火将一头烧红，像点着的烟头，在我肚子上熏，直到我能放出一个屁来。⁽³⁾

工厂职工、家属与农户出现了各种交集。生活物品的交换，很快就在厂矿和乡村之间展开，情感交流也随之产生。山村沟壑的角角落落，低矮茅屋中黑黝黝的脸庞，是城里人陌生又好奇的世界。新生活就像803河道的流水，打磨着每一颗掉入河床的石头。比王小帅年长几岁的贾家姐弟，被农户请去作客时，想起村口蹲着那条大狼狗，有点害怕。

贾春（随迁子女）：

干打垒西南面有个叫“新寨坡”的小村庄，住着几十户农家。他们时常把自家的蔬菜、鸡蛋和苞谷、番薯，用土背篓装好，放在爸妈上下班的路边上叫卖。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有个叫“小母狗”的农户家与我家有了交往。妈妈会把我们穿过的衣服和家里不用的东西送给他们，他们也常常拿着刚采摘的蔬菜送到我家来。一次过年前，“小母狗”他爸（有只眼睛好像是残废的）战战兢兢问我妈：可不可以带你家娃娃去我家里？妈妈回答：好的！当心村里的狗！

左起：贾华、贾春、贾冬姐弟摄于60年代末

我和姐姐走到村口就看见杨家的那条大狼狗瞪着眼，再往前走几步，几条土狗冲我们汪汪乱叫，“小母狗”他爸走上前，挥着手叫道：“狗屎嘞！滚！”

小母狗家的门很矮，大人要低头才能进去，屋里很破、很黑，有一盏微亮的电灯。地上有个小火坑，连着被烟熏成墨黑的大灶台。“小母狗”他妈让我们坐在火坑边的木凳上烤火取暖，然后拿了一口铁锅，挂在小火坑上方的铁钩上，往锅里放入猪油，往土碗里打了两个鸡蛋，沁入切好的粑粑，再放入油锅煎炸。“小母狗”的姐姐“小南瓜”，递过放了蔗糖的碗，煎好的粑粑放入碗里，我一口咬上去……哈，烫死我了！猪油的香，蔗糖的甜，粑粑的糯，实在太好吃了！

“小母狗”和他姐姐看我们吃着粑粑，很开心的样子。“小母狗”他妈从挂在小火坑上方的烟熏肉里拿了一条说，这还是去年留着的，拿去给你妈。等我再大点才知道，农民在过年前会杀一头猪，过年就吃猪头和内脏，其余的用烟熏方法储存起来，就是全家人一整年的荤菜了。

贾冬贾春在“小母狗”家吃糯米粑粑时，光学工人江鉴康正前往大狼狗主人杨农户家，为家里养的母鸡“六道红”去讨个说法。他在300支光大灯泡下孵化出来的一群小鸡里，“六道红”是最优秀的鸡婆，产下的红壳蛋，六个就重一斤。左邻右舍纷纷向他讨教。

为弥补副食品供应不足，不少职工养起了鸡鸭。鸡崽们朝九晚五外出觅食，傍晚会跳着上楼，跑回鸡窝，还不走错人家。鸭棚则搭在户外排水明沟上，让流水带走鸭屎。于是，集市上活禽生意清淡起来，农户们自然感觉不爽。有几天，鸡鸭们回家时一瘸一拐的，像是受了伤。江家的“六道红”不仅跷了脚，还几天没下蛋，江鉴康急得像自己被打伤，碾碎了止痛片给鸡婆喂下。有人见杨农户家的小跷脚，守在山道上棒打鸡鸭。但这是传言，没有抓到现行，纵使上门理论又从何说起呢？何况还有条大狼狗。城市生活的规则，让江鉴康冷静下来。思前想后，他揣上一包烟，钻进了黑乎乎的杨家，掏出香烟先敬主人，热络了一番。杨农户被这五迷三道的生存法则击中了，踩灭一只烟头，操起棍棒去追打儿子，当然被江鉴康拦了下来。工人农人开始称兄道弟，一包香烟还发向左邻右舍，杨农户感觉倍有面子。从此，厂矿大院的鸡鸭再没受过追打。

东部城市的职工和西南山区的农民，就这样春风化雨，开始了你侬我侬。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在对阵与抗衡中握手言欢，混血交融。像风吹来一把种子，在阳光雨露中肆意生长，结出三线基地特有的文化果实。企业职工汲取了西部农人的悠然与散漫，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洒脱，渐渐扬弃着拘谨与傲慢。多年以后，他们中不少人返回上海，和从前的同学同事，甚至兄弟姐妹，在观念和习性上竟有明显的差异，只说无辣不欢的浓重口味，还有寻欢作乐须及时这两样，他们都更像贵阳人了。

部落式族群

新光宿舍循着自然山丘和地势，分为干打垒、生活桥、新寨坡、杨梅山和梅兰山等几片社区，高高低低，像散落在山间的不同群组。这些外来人口虽以山乡群组的形式做了组合，但生活秩序还带有鲜明的城市生活和企业文化特色。

泥土垒筑的干打垒，是干部家庭相对集中的“新光中南海”。用砖墙垒砌的新寨坡宿舍，离厂区较远，对面山坡上还有几只坟墩。有次黄昏时分，顾早明的妻子沈菊英老师在公共龙头区清洗一只鸡，几只乌鸦呱呱叫着掠过头顶。她抬头向周围张望，不见人影，而对面坟墩上荒草摇曳，阴影重重。沈老师一个寒颤，越想越怕，把鸡扔在水池里就逃回家去了。不足半岁的女儿，已在腰子木盆里睡着，边上泥地里窜出一个黄豆发出的幼芽。崭新的集体宿舍，就像掉在野地里的障碍物，砖墙门窗也挡不住蛮烟瘴气。沈老师给婴儿盖上被子，墙隙里穿来了隔壁的灯光。她回过神来，喊邻居一道出去用水，捡回了那只鸡。

宿舍群组间的走动，要沿着山道徒步绕弯。住房先是按车间划分，人们上下班都在一块，熟悉得越来越像家人，他们频繁走动，交往稠密，用抱团的热量抵御山居生活的冷清。哪家包馄饨、做饺子，都给左邻右舍端一碗过去，来来回回，温热了彼此的心肠。若不是屋檐挂冰，很多人家白天都不关门。喜欢热闹的家庭更是夜夜客满，喝酒吹牛，打牌下棋，女人们编毛衣钩台布，彼此交换着秘密，这种分享贴心贴肺，那一瞬间感觉是有依靠的，消减了远离父母和血亲兄妹的孤单。因着备战而匆忙迁徙的族群，在长途跋涉和后来的庸常生活中，又发展出了兄弟姐妹、叔伯妯娌、爱人知己和儿女亲家等层层叠叠的关系，城市生活在这些关系中延续、生发，开出了新的花朵。也有互相不开心的时候，立即拍桌摔凳，吵架咒骂，没多久又和好如初，这样不断操练，修成纠缠此生的因缘。只有极少数人为门前寸土，搞出了一世恩怨，吵闹就像周期性的竞技，几天没有动静，那定是其中一户回了上海。

宿舍区最为壮观的集体劳动，是家家户户做煤饼。解放牌大卡车从外面拉来煤块，由男人们挑回宿舍门前，女人孩子们敲捣煤块，掺水搅拌，再一摊一摊铺开来晾晒。个头单薄的像裘耀庭，挑了担子起步都有困难，只得借小推车来运煤，上坡时还得叫妻子韩老师来助推。那一天，太阳光照到的地方都是湿漉漉、亮晶晶的煤饼，收干后搬回家，留下一摊摊黑色的印痕，没等雨水冲走，煤车又进山了。相比起砍柴烧火的村民，烧煤做饭和取暖的生活也算是进步的了。

上海街头的流行，像长了翅膀似的飞过来。蝴蝶牌缝纫机，是很多女人的心仪之物，巧手翻飞，把女娃打扮得像公主。只要有孩子穿上，什么翻领衫、海魂衫，绞着麻花的绒线衫，厂区孩子便一个接一个，很快都上了身。哪家男人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回上海的人马上就收到一串托带的名单与尺寸。那时人们以同款为乐，以撞衫为趣，跟风最时髦，彼此相像就安心了。女人们用棉线钩织装饰布，铺在五斗橱、樟木箱、收音机和沙发靠背上。印花窗帘、泡泡纱彩条床罩、五斗橱上的车料花瓶……哪家得了风气之先，左邻右舍就来学样。山高水长，挡不住内迁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