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毛泽东诗词创作分期

毛泽东诗词想象丰富，气魄宏大，寓意深刻，意境高远，平易朴实，雄伟瑰丽，有很高的艺术性，誉满海内外。从1901年初口占《杂言诗·迎春》至1973年春吟诵《五言韵语·读〈十批判书〉》，73年间写下了大量的诗词。但有的由于年代久远，有的因为战争年代居无定所赠送别人而没有留下底稿，有的作品自己也没有刻意收藏，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没有全部保留下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各种权威出版物上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包括残篇、残句、联句、改诗、仿诗和韵语）已有100余首。

毛泽东诗词创作经历了学习、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读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期

这一时期（1901年至1926年）是毛泽东从读书到走上革命道路从事革命活动的时期，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学习期、成长期和臻于成熟期。这一时期为我们留下了诗词（包括残篇、残句、联句、改诗、韵语）20余首。

毛泽东的故乡韶山，位于湖南省湘潭县西北部，群山环抱，林木葱茏，风景秀丽。西南有韶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传说五千多年前，舜帝南下巡视，他让臣僚在山上演奏动听的《韶》乐，竟引来凤凰起舞。留下“乐成九韶，音召凤至”的千古佳话。从此，这里名曰韶山，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游览歌咏的圣地。被韶山环抱的一块狭长谷地便是湘潭县的韶山冲。毛泽东从8岁起在家乡读了6年私塾，四书五经熟读成诵。故乡的人文景观、神话传说，赋予了毛泽东浪漫多情、想象丰富的诗人气质，使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显露出非凡的诗词天赋。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他广泛阅读了中国古典诗文，认识到“文学为百学之原”，应“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确立了“诗言志”的文学观。他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写出了一批早期诗词。从内容上看，有反映农村春节民俗的顺口溜，有纪游的诗作，有送别的诗作，有言志抒怀的诗作，有深切悼念亲人和同窗挚友的诗作。

1921年创作的言情词《虞美人·枕上》、1923年创作的言情兼述怀词《贺新郎·别友》、1925年秋创作的言志词《沁园春·长沙》，标志着毛泽东诗词创作已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的创作，体裁以诗为主，内容主要是个人生活、同学交往、亲情、爱情、婚姻、遭际等。在表现手法上，主要以现实的时空为依托，按照自然的时序和物序叙述和描写，抒写作者真实的情感，呈现的基本上是再现性的境界，初步形成了雄奇瑰丽、以婉约为主的艺术风格。

（二）革命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1927年至1949年）包括土地革命战争、长征和到达延安初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创作诗词（包括改诗、韵语）30余首。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最困难的阶段，也是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阶段。其间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出现了一个历时十年的高潮，作品大多是短小的词，主要内容是表现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初步显示出毛泽东诗词作为中国革命史诗的性质，也表现了毛泽东坚忍不拔的人格力量。其中有反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葬送了大革命的前途，作者为革命前途担忧而充满苍凉心境的《菩萨蛮·黄鹤楼》；也有反映“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组建红军的新时期”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有反映粉碎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反映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大“围剿”前夕，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困难，毛泽东此时又遭受“左”倾路线排挤时，仍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等。

长征和到达延安初期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大转折阶段。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世界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奇迹，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胜利结束到达延安后，中国革命真正出现了新的转机和曙光。这一阶段毛泽东诗词创作持续出现高潮，在较短的时间内创作了一批精品力作，有反映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历尽千难万险的《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这些作品讴歌了中国工农红军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大智大勇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大自然的艰难险阻以及党内的错误路线，终于从挫折走向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同时抒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堪称一组英雄史诗。有反映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为巩固陕北革命根据地打胜第一仗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有反映对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欢迎和礼赞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还有讴歌祖国壮丽河山，纵论古今人物的《沁园春·雪》，“标志着毛泽东豪迈地登上了中国词创作的高峰”。其中《七律·长征》和《沁园春·雪》被人们誉为毛泽东诗词中诗的极品和词的极品。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艰苦阶段，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沉寂期。正如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信中所说：“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但是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却创作了不少与抗日战争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对联和悼念革命烈士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对联，也可以说是诗人表达思想情感的另一种艺术形式。这一阶段诗词作品虽少，但题材重大，意义深远。例如，《四言诗·祭黄陵文》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誓死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四言韵语·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热情鼓励全中国劳动妇女奋发努力，积极投身于中国妇女自我解放运动和抗日救国运动中；《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悼念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戴安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阶段。这一阶段，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大决战，军务繁忙，日理万机，根本无暇顾及诗词创作，因而留下的作品也较少，但却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真实地反映转战陕北艰苦战斗历程的《五律·张冠道中》和歌颂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失地，解放区军民转入大反攻的《五律·喜闻捷报》，更有标志着蒋家王朝被彻底推翻、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辉煌胜利，抒发将革命进行到底思想，艺术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及表达朋友之间关怀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两首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很少出现的五言律诗，从而丰富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体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被誉为反映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丰碑式的史诗。

这一时期创作的诗词仍然保持了读书和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期的创作方法。作品大多反映的是当时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现实生活，具有史诗的特质。这些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的言志、抒情、虚实、形神、意境等美学理论，采用的是纪实性、描写性和抒情性相结合的方法。而采用比、兴手法创作的诗词较少，没有一首诗词是全用比和兴的，诗词中只有少数词句使用了比、兴。采用赋写作的诗词占一半以上，例如《沁园春·雪》，几乎全用赋的表现手法写成。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这一时期（1950年至1976年）可以分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前夕到“文化大革命”两个阶段，为我们留下诗词（包括改诗、仿诗、韵语）40余首。20世纪50年代是毛泽东诗词创作新的发展期，特别是50年代后期，出现了建国后诗词创作的高潮。作品内容主要是抚今追昔、缅怀先烈，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讴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有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盛况和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颜斶齐王各命前）；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登庐山》；有缅怀革命先烈，表达痛失亲爱的夫人杨开慧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有反映人民领袖诚挚深厚的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七律·到韶山》、《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有反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旅游休憩、轻松快适心情的“闲适诗”《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和《七绝·观潮》等；还有咏怀历史人物的《七绝·刘蕡》。其中词作《水调歌头·游泳》成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典范，开创了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新局面；《蝶恋花·答李淑一》被誉为以豪放为主兼有婉约风格的上乘之作。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毛泽东诗词创作持续出现高潮，而且诗词兼擅。这一阶段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题材进一步扩大，体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批判修正主义、霸权主义成为这一阶段诗词创作的重要内容，格律诗已成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主要形式。在艺术上继续保持雄奇瑰丽风格的同时，在部分诗词中又增添了诙谐幽默的风格。创作题材丰富多样是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有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严峻考验的形势下，表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图强，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批判修正主义、霸权主义，对胜利充满信心的《七律·读报》、《七律·改鲁迅诗》、《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也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取得新成就的《七律·答友人》，讴歌妇女和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中展现英雄风貌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杂言诗·八连颂》；有痛悼亲密战友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还有表现诗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历史的咏史之作《七绝·屈原》、《七律·咏贾谊》、《贺新郎·读史》。其中《贺新郎·读史》展示了诗人的大手笔，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堪称有别于古今所有咏史诗的力作。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阶段是毛泽东酝酿、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到祖国南方视察，重游了38年前自己亲手开创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写下了《念奴娇·井冈山》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两首词，表达了晚年毛泽东的执着追求和老骥伏枥的革命志向。这一阶段的作品，《念奴娇·鸟儿问答》形似寓言，幽默风趣，语言大雅大俗，犀利尖锐，融入了散曲的风格。并非吟咏洪都之事的《七律·洪都》抒发了诗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壮志豪情。毛泽东在诗词中一再表达自己的“凌云志”，隐含着他即将要发动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以解决国际反修反霸和国内反修防变等重大问题的思想。

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将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国内和共产党内部，于1966年发动了一场历时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他把诗词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成了他最后这一阶段诗词创作的主要内容。正如他接见外宾时所说的：“你要写诗，就要写阶级斗争。”这一阶段诗词的数量大大减少，有些诗的质量也有所下降。在继续保持雄壮和豪放风格的同时，他的诗词也隐约地透露出一种凄凉和悲怆的心境，诗风也趋向率直和粗放，进入了诗词创作的衰退期。《七律·有所思》和《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极端的估计和判断，其内容当然是应当否定的，但却有助于人们了解毛泽东晚年在胜利的豪情中，在笔下的风雷中，隐藏着的某种沉郁以至苍凉的心境，有助于人们认识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悲剧的根源。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诗词创作的题材大大拓展了，体裁也更加丰富了。诗词主导风格仍以豪放为主，但创作方法已由前两个时期的现实主义为主，拓展到浪漫主义，进而发展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即“两结合”创作方法。“两结合”创作方法丰富了诗词的审美内涵，增加了诗词审美魅力。这一时期采用赋手法创作的诗词越来越少，而运用形象思维创作的作品却逐渐多起来，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诗词采用了比、兴手法。有些诗词几乎全用比、兴手法写成，例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念奴娇·鸟儿问答》等，诗词创作进入了表现性的意象化境界。毛泽东晚年的诗词创作风格也发生了新变化，以散文入诗，以杂文入诗，甚至以大量的口语入诗，这种大胆创新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其诗词从内容到艺术整体上是趋于衰退的。

纵观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有一个学习、成长、成熟，达到创作高峰，最后又趋于衰微的过程。毛泽东酷爱写词，从青年时期直到晚年，佳作迭出。而于律诗则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早年喜古风，中晚年则渐喜格律诗，认为虽受格律束缚，但意蕴丰富，音韵铿锵，形式整齐，艺术审美高雅，因而在律诗创作上逐步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最后达到了诗词兼擅的艺术境界。毛泽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用旧体诗词艺术形式与全新的时代内容融合，实现了旧体诗词表现现当代生活的现代转型。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48页。

沈曜《初论毛泽东的长征词创作》：马国征、季世昌主编，王同书副主编《流韵壮东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2页。

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52页。

龚国基《毛泽东与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6月版。

徐四海、季世昌《略论建国后毛泽东诗词诗论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