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与海军装备建设

杨肇林

苏振华（1912～197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苏七生。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1师排长、连政治委员，第1师经理处政治委员，第4师第10团总支书记，第5师第13团政治委员，第4师第12团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4年获三等红星奖章。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政治委员，教导第3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党校校长，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合并）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政治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贵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政治委员，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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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屋建瓴 浓墨重彩绘蓝图

195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苏振华代表党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总结了海军组建7年来的经验，指出：“在正确的海军建军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以空、潜、快为主的海上战斗力量。”“今后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加强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有计划地进行基地工程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这次大会标志着海军由初创时期向成长发展时期转变，海军建设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17日深夜，苏振华还在准备明天大会结束时的讲话稿。他写累了，来到住房外面的走廊透透空气。

这是一座解放前修建在一个土阜高坡上的两层楼房，从走廊上可以俯看整个海军领导机关驻地。

海军领导机关所在位置，原是北京西郊一片墓地，荒凉空阔，有一些零星的树木，散落着几处有钱人家的坟冢。当年看坟人的房屋，如今作了苏振华等领导人的住屋。在废弃的坟地上，已经修建了一座六层的办公楼，有中国式的大屋顶，环抱有粗大的廊檐柱，室内则采取了实用的西式格局，很符合“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这一要求。还有四栋与之相配套的军官宿舍楼。都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很具中国特色的建筑，外表看去，似庙宇，似殿堂。在当时的西郊，可称得是巍峨耸立，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老百姓戏谑地称这里是“龙王庙”。

龙王，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是保卫国家海宴河清的神！苏振华深感人民对海军的重托和期望。他又不由得想起几天前，6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海军党代会代表时的情形。

毛泽东在与代表们合影前，意味深长地向大家问道：“你们学了十条方针没有？”

毛主席说的十条方针就是不久前，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其中一条专讲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指原子弹等）。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苏振华回答毛泽东说：“学了。这次党代表大会就是以十条方针为中心指导思想召开的。”

毛泽东又问：“你们都赞成吗？”

同志们齐声回答说：“我们都赞成。”

毛泽东却笑笑说：“不一定。你们军队有些同志对十条中九条赞成，其中一条不赞成。你们说是哪一条？”

苏振华理解毛泽东的担心，回答说：“假如有的话，就是第三条，关于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说：“就是这一条，军队的同志恐怕不容易通。”

许多人又一齐说：“会通的。”

毛泽东说：“能通就好。陆海空三军中，你们海军能通就很好。”

毛泽东接着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和平，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进行经济建设。现在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被杜勒斯那样的人所作的战争叫嚣所吓住。帝国主义想要我们把钱都花在国防上，让我们的国家工业化搞不成，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把宝贵的时间都耽搁了。一旦帝国主义真的动手了，我们却处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们要下决心精简，集中人力、物力来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还诙谐地对代表们说：“我想，我们海军恐怕没有人不同意搞先进的鱼雷，没有人不同意用导弹来代替过时的海岸炮吧？如果真想要这些东西，不是假想，而且是想得很，你们现在就减少一些军费。这样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军队就能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了。”

最后，毛泽东特别叮嘱苏振华和萧劲光司令员：“世界各国海军装备和技术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你们要早抓，抓紧。我们这些人，懂得科学技术太少，又缺乏经验，容易犯错误。我们要兢兢业业地学习和工作，不要骄傲，不要停步，以免犯错误。”

想到这些，苏振华在心里感慨：毛主席洞察国际风云。他的讲话，见常人之所未见，想常人之所未想，高屋建瓴，为海军指明了新的航向！明天闭幕式的讲话中应当强调，海军同志要很好领会毛主席的教诲，海军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和要求！海军要按毛主席的要求，赶紧抓科学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和发展，而且一定要抓紧、抓好。

早在1950年8月，海军初建时，由萧劲光主持海军党委会议研究建军方针，就提出了“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也即重点发展“空、潜、快”的思想。无疑，这符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应世界各国海军发展潮流，是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成效。就在这次党代会上，苏振华代表海军党委作工作报告，肯定了这一方针。他强调：“我们海军建设，必须建立在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国家工业的发展，海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他以生动的事例说明道：“我国工业建设已经为海军建设展示了一个远大的前途，在211个新建的项目中，专为海军设置的制造厂就有17个，在国家主要工厂中为海军生产装备器材的制造厂在50个以上。”进而强调：“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国家建设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整个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并相应地发展海军的方针；在海军建设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潜、快为主并相应发展其他兵种的方针。”“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依然是今后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同时强调，应当按照国家《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加快步伐，有重点地加强海军技术装备建设。

第二天大会上，苏振华向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接见时的讲话。会场上沸腾了，同志们热情激荡。海军建设的新阶段开始了。

主管装备工作的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和海军舰船修造部部长林真、副部长薛宗华组织拟订了《海军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发展规划》，提出要立足国内，提高舰艇战斗性能，研制新型动力装置，加强水鱼雷、导航、水声等新课题的研究。海军党委讨论通过了这一规划。苏振华更提出：必须立即着手建立有关海军科学研究基础和比较完整的造船工业体系，把军事科学研究、工业生产和训练使用三者构成有机整体，互相促进。

苏振华深知，军队的基础在士兵。为避免将来“有了装备拿不起来”，必须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他力主在海军部队开展培养“海军技术能手”的运动，掀起学习技术的高潮，切实有效地提高了训练水平，加强了战斗力。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制订和颁布了奖励技术能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学员的办法和规定，推动运动持续开展。

1957年2月25日，海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听了汇报，欣然同意接见全体代表。3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来自四海的海军积极分子列队等候。毛泽东由贺龙等人陪同走过来，挥动手臂向大家致意，全场欢声雷动。苏振华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在1953年春节同水兵们一起航行时发出的号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更叮嘱大家要“爱舰、爱岛、爱海洋。”他和同志们一起热烈鼓掌，表示对毛主席号召的拥护。

3月9日，苏振华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要求代表们把毛泽东、党中央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和大会精神传到四海，带动全体同志积极投入学习技术、苦练精兵的热潮。海军领导机关又进一步完善了奖励标准和办法，推动运动深入、广泛、健康地发展。

在这以前，2月7日，苏振华已经被任命为海军政委，他以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毛泽东的号召为指针，研究了中国海防的历史和现状，注意到各国海军装备日新月异的发展，主张中国海军建设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借鉴和消化外国先进技术，设计、制造自己的新型舰艇，建设海上战斗力量。他亲自过问选调优秀干部，主持组建造船、水中兵器、水声、航海、工程等5个科学技术研究所。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全军有千余名高级干部参加。会议总结建国8年多来的工作，针对当时形势，讨论国防建设问题。海军萧劲光司令员在会上讲了加强海军建设的意见。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在会上发言，主张经过10～15年时间，海军逐步发展舰船XX万吨，在反对外来侵略时，用海上力量在海上阻止敌人，把敌人消灭在海岸、岛屿附近；平时用海军保障和支持国家和平利用海洋，将来还要到南极去。

刘道生是我军年轻的将领，红军时期就是很有作为的指挥员，参加了人民海军的初建，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毕业，回国被任命为海军副司令员。他的发言，既从实际可能出发，又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反映了海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令人鼓舞。但是，有些同志持不同意见，有的甚至说这是“大海军主义”。

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说：“我是始终主张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但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刘道生的发言，可能急了点，但要保护他的积极性，他主张的数字并不大嘛。打个比方，蒋介石的海军像个蚊子，风一吹就吹跑了。我们要建设强大海军。”

毛泽东还指示说：“我们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力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立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苏振华和所有出席会议的海军同志大受鼓舞。

6月22日下午，苏振华参加了毛泽东召集主持的军委扩大会小组组长会议。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讨论，在同志们汇报时频频插话，十分活泼而生动。苏振华联想到战争年代同毛泽东的接触，知道毛泽东说出的话，无不经过深思熟虑，有感而发，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毛泽东谈及海军建设时，苏振华更加聚精会神，一字一句地仔细记录。

毛泽东面带笑容说：“海军提出保卫海防，不让敌人上岸。中国海岸线一万几千公里，都不让上岸，是不是能够办到？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一万公里不让上，有几千公里让他上；上来后好捉活的．不让跑掉。完全不让上，我看靠不住。就是有些地方准备好了让他上来，把他困住，消灭掉。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打法呢？”

苏振华感到毛泽东讲的是一个重大的方针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积极防御，而不是分兵把口。晚清末年，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海防一触即溃，政治腐败是根本原因，而分兵把口的防御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只听毛泽东又接着说：“几年以后，形势会有改变，将来钢生产出来了，工厂搞起来了，要造什么样的飞机，什么样的军舰呀？”毛泽东举目问道：“海军需要多少钢？”

苏振华慎重答道：“造150条潜艇，大约要30多万吨钢。”

毛泽东摇头说：“太少了。还可以多搞些。”

彭德怀插话说：“可以再多搞些潜艇。”

黄克诚也兴奋地说：“还可以搞航空母舰。”

苏振华也接着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出国访问，连一条像样的军舰也没有。将来自己可以造军舰了，太平洋的局势就要改观。”

许多元帅和将军们都兴致勃勃地表示，支持建设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等大家议论了一阵后，说道：“军队，特别是海军、空军，现在要赶快抓技术，抓设计，抓科学研究。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五年，十年以后，还可设想一些新问题。”

苏振华趁势说道：“海军刘道生副司令员写了个关于海军建设的材料，其中有一些新的提法。”

毛泽东很感兴趣，说道：“材料在哪里？我要看一看。”

苏振华回答说：“我这里有一份。”

毛泽东伸出手来，苏振华便把刘道生写的关于海军发展设想的材料递了过去。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强调海军要赶快抓技术，抓科研，抓设计，苏振华和海军的同志们都坐不住了，感到重任在肩，刻不容缓。

美国早在1951年8月，就开工建造第一艘核动力试验潜艇“舡鱼号”，1954年1月下水，1955年5月，开始从新伦敦到圣胡安水下航行试验。另一艘核动力试验潜艇也在建造。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美国人认为只有迅速发展核潜艇，才能对付苏联强大的潜艇舰队，加快了导弹核潜艇的研制。

1958年，苏联已经在“列宁号”破冰船上使用了核动力装置，并开始建造核潜艇。

英国、法国也都在致力于核潜艇的研制。

潜艇核动力装置，使潜艇成为真正能够长时间潜伏海底的战斗力。核反应堆里的铀原子通过裂变产生巨大能量，推动舰艇航行。它没有内燃过程，无须像常规潜艇那样，定期浮出水面。而且，热能经过冷却后又返回核反应堆，循环往复，不停地工作，可以使核潜艇无需补充燃料，也能航行到地球的任何一处海洋。

1958年5月14日，苏振华就和萧劲光、罗舜初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在现代条件下，我国海军也应该以火箭、导弹为主要武器。

海军新建立的研究所提出了发展军用核动力装置和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

这时，苏振华受毛泽东6月21日、6月22日讲话的鼓舞，更加思绪如潮。他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长征后进保安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今天，面对世界各国海军科技发展，他越发迫切地感到需要学习，需要迎头赶上。他想起清人魏源在《海运全策》里说的话：“海道未通，海氛未靖，海商船舶未备，虽欲藉海，用海无舟”。“非海难人，而人难海”。没有船，没有军舰，何谈利用海洋？不从世界造船最新发展起步，何谈赶上先进？

发展和加强海军建设，正面临一个历史机遇。

6月24日，苏振华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邀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五院院长钱学森和一机部、二机部的领导同志开会，向他们通报了海军向党中央建议研制核潜艇的报告，说道：“你们都是专家，请你们来审查，看是不是可行？如果可行，我们代表海军几十万指战员，请求你们支持，支持中国人民实现百年来的心愿，建设起强大的海军，使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外人的欺负！”

苏振华的诚意，苏振华的热切希望，使这些原本就对海军建设情有独钟的同志们，也热血沸腾。他们以科学家的严谨，更以科学家的胆识，支持海军的建议，主张着手独立研制核潜艇。

海军向聂荣臻副总理作了报告，聂荣臻再次召集有关同志，听取了海军的详细汇报。聂总十分高兴，肯定了这一主张，指示海军综合各方面的意见，重新修订请示报告，把需要和可能，成功的把握和预期的困难，客观地、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聂总反复仔细地审核海军重新修订的报告，由他于6月27日署名向党中央报告：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用于国防的问题……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力量，考虑国防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注着这一工程。他接到报告后，第二天，6月28日便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

6月29日，邓小平就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他高兴地特别加注说：是好事！

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他看了很高兴。海军同志有此雄心，应予支持。他欣然在报告上圈阅，表示赞同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中国核潜艇工程起动了。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大搞民兵，大搞特种武器。

大搞特种武器！毛泽东发出了加速进程的命令。

1958年11月，为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和协调，苏振华又力主成立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选调老大学生于笑虹担任部长。瞄准世界各国海军新技术的发展．着手追赶。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设过这样的机构，当时，也唯有海军设立了这一部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支持、批准。

与苏周旋 有理、有利亦有节

正在这关键时刻，1958年夏，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发信台、远程收信台以及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和“联合舰队”，这是涉及维护中国主权和尊严的严重问题。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的长波电台。6月间，苏联政府送交中国政府一份由他们草拟的协议（草案），公然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在中国境内，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所需费用，苏方负担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投资30％（土建）。建成后长波台的使用按“投资比例划分”。而且，急切要求6月上旬便派苏方人员前来勘察建台地址。

海军分析，苏方的要求如此紧迫，可能是已经组成了能够携带导弹的潜艇舰队，将在印度洋，以及通往美国海岸的太平洋区域活动，很想在中国有利地区建立长波台，以便沟通与舰队的联系。

海军把对苏联意图的分析和草拟的谈判的意见，向中央军委报告，由彭德怀转报党中央、毛泽东。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所有材料，于6月7日在彭德怀所拟的谈判稿中加写了一段，对其中的一些话，特别加了着重点：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

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转达了苏联方面的要求：共同建设和共同使用长波电台，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中苏建立“共同舰队”。尤金说：苏联的黑海“容易被敌人封锁”，北方的海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上“不能算安全”，支支吾吾，不敢吐露真实意图。

毛泽东严正要求尤金讲清楚，尤金无言以对。毛泽东说：“你讲不清楚，请赫鲁晓夫同志来讲。”

尤金向莫斯科作了紧急报告，奉命再次求见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说是为了对付美国第7舰队。

于是，赫鲁晓夫在7月31日秘密访问中国。

毛泽东仍然礼节性地到南苑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然后各自乘车直驶中南海颐年堂，立即进行会谈。

互致问候，各自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说：“尤金向我谈了你们那么个意思，但没有说你们究竟出于什么考虑。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一起谈谈好。”

赫鲁晓夫打着手势，以恩赐和索取报偿的态度打他的如愿算盘，要求在中国得到潜艇基地，共建长波电台。他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得意，一如他后来回忆录中所说：“我们已经答应了毛的要求愿意帮助他建造潜艇。我记得我们已经把设计图纸交给了中国人，还派出专家帮助他们选择建造潜艇的地点。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十分尴尬。

毛泽东直戳要害质问道：“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十分圆滑，支吾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建立潜艇基地、长波电台的必要性。

毛泽东动怒了，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仍然一味搪塞，说道：“我们不过是同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愤怒地说：“什么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

陪同赫鲁晓夫的费德林是一个汉学专家，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仍然不死心，说道：“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断然说：“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独立出资建设长波台，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建立潜艇基地和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

1958年8月3日，中国、苏联政府正式签订关于中国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协定规定由中国自建，苏方提供技术援助，所需费用全部由中方负担。建成后中、苏双方共同使用，使用方法，另行商定。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

结果呢，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怒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叫嚷了起来，说：“你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

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

关于我们要求建立无线电台的事，我向毛道歉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

作为回答，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给我们必要贷款，我们自己来建这个电台。”

“很好，”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必要的贷款。”

“行，”毛说：“我同意。”

这个问题谈了这么多。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的海军希望在中国沿海港口能为我们的潜水艇加油，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当我向毛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斩钉截铁地当场拒绝了。

“毛同志，”我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好吧。那么也许你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太平洋的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你看怎么样？”

“不行，”毛说，“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自己本国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

“那好，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潜艇舰队的基地。”

对于毛的回答我不能反对得太强烈了。我们当时提出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他们显然猜疑我们为将来的入侵活动取得立足点。

赫鲁晓夫离开后，毛泽东即去南方视察。9月19日晚7时，他在蒙蒙细雨中从裕溪口渡过长江，来到安徽芜湖造船厂，夜宿在造船厂的招待所里。第二天，9月20日下午，他和张治中、罗瑞卿等视察正在建造的鱼雷快艇。

工厂的同志知道毛泽东来到了他们工厂，早早地在工厂道路和造船用的横移滑道旁等候。

毛泽东来了，人们热烈鼓掌欢迎。

天还下着雨，而且雨滴很大，安徽省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说：“天下雨，请主席去看车间吧。”

毛泽东看着道路两旁，防波墙上，直至树上，都是人群，他笑笑说：“我先到那边去一下，再去看车间。”

毛泽东走到人群面前，人们争相伸出手来同他握手，有人情不自禁地喊道：“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举手答礼。

毛泽东在车间看到许多大马力鼓风机，惊喜地问道：“你们能制造大型炼钢设备吗？”

十分急切，殷殷期待。

毛泽东视察了船台上正在建造的“02”型鱼雷快艇，又在车间看到4艘已经装配好的快艇，问道：“这是什么艇？”

驻厂海军军代表王玉璋回答说：“远航鱼雷快艇。”

毛泽东问：“是铁的吗？”

“木制的，主要是红松、柏木和落叶松木料。”

毛泽东又问：“不用铁吗？”

“用得很少。”

毛泽东看到涂成深色的快艇尾部，问道：“那也不是铁吗？”

“那是铜的。”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这艇多重？”

“标准排水量62吨。”

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钢铁，再次问道：“你们能不能制造大型炼钢设备？可不可以制造潜水艇？”

造船厂的同志回答说：“能够制造。”

毛泽东看了看他，说道：“那很好。”

王玉璋大胆地提出请求说：“主席，我们想请您乘坐我们制造的鱼雷快艇。”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又谦虚地问道：“可以让我们坐吗？”

王玉璋说：“特意请您坐！”

毛泽东说：“你们十分钟能准备好吗？”

227艇的指战员立即上艇准备，只用了5分钟，便做好了出航准备。

14点50分，毛泽东登上227号鱼雷快艇指挥台。

中队长操纵鱼雷快艇离开码头，向大小梁山方向的宽阔江面驶去。

快艇以20节的速度飞驰，艇首翘起，江水迎面奔涌而来。

毛泽东转头问操纵快艇的中队长：“能再快些吗？”

“能。”

鱼雷快艇增速到30节。风声、水声在耳边呼啸。

毛泽东又问：“还能不能再快？”

鱼雷快艇加大时速到35节，快艇似乎要在水面上飞起来了。

江面上三四级风浪，鱼雷艇高速航行，乘风破浪，冲刺疾进。尽管不时在浪上跳跃，艇身剧烈颠簸，毛泽东却显得十分惬意，说道：“这艇很好，跟坐在小汽车里差不多嘛，很稳当。”

王玉璋对毛泽东说：“艇身是木壳的，木制材料韧性好，有减冲减震的作用。”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向他问及鱼雷艇的构造、性能，王玉璋一一作了回答。

前方已经到了四会山江面，鱼雷艇施放了液体烟幕。艇尾托出一条白色的长龙，继而烟雾散开，江面上顿时扯起了一张雾幔，如同涌起一道乳白色的云墙。

毛泽东兴奋地问道：“烟幕用什么材料，都有什么成分？”

王玉璋又一一作了回答。

鱼雷快艇返航，轻盈地靠上码头。毛泽东从驾驶台下来，走向每个战位。他来到鱼雷发射管旁边，对鱼雷班长刘述记说：“鱼雷是怎样发射出去的？”

刘述记作了简要说明，把鱼雷发射管后盖打开请毛泽东看。毛泽东俯下身子，仔细察看发射管内部。

从鱼雷艇下来，毛泽东又走到码头上两条操雷旁边，兴犹未尽地仔细端详，对鱼雷班长说：“请你给我讲讲，鱼雷是怎样在水中航行的？”

鱼雷班长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一条鱼雷装多少炸药？怎么爆炸？”

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鱼雷班长的介绍，非常满意，用双手比划着，风趣地问道：“鱼雷打中了，能把敌人军舰炸一个大洞吗？”

“能，能炸一个很大的洞。”鱼雷班长和水兵们抢着回答。

毛泽东笑了，说道：“好，那好得很啊！”

苏振华深深感激毛泽东对海军建设的关心。毛泽东已不止一次视察海军造船工程了。1956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元帅陪同下，视察了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的第一艘“03”型潜艇。从毛泽东的问话中，特别是他一再提到钢铁生产，苏振华深深体会到毛泽东要尽快建设强大海军的心情。想到毛泽东去南方前同赫鲁晓夫的会面，他那坚定的态度，犀利的语言，使赫鲁晓夫不得不放弃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的打算，但也一定使毛泽东痛感中国需要钢铁，中国需要自己制造军舰，中国需要强大！

苏振华要求把毛泽东视察快艇建造的情况，通报海军各单位，激励人们牢固树立起自力更生，加强海军装备建设的思想和信心。

为了力争苏联技术援助，党中央决定派以苏振华为团长，由海军、有关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负责人方强、张连奎、刘杰、刘秉彦、王士光、林真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海军技术协定。

行前，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国防部长和黄克诚总参谋长指示，谈判一方面要适可而止，一方面要争取尽可能扩大商谈成果，志在必得新式装备及全部技术资料和转让制造权利。苏振华预计谈判将是困难的，出国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选调一批有实际才能，有相当技术基础的中年、青年科技人员参加代表团，通过访问、参观、谈判，得到锻炼，并尽可能多而深入地了解科技发展情况和相关信息。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经过三个多月艰苦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卖给中国常规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导弹快艇、水翼鱼雷艇和潜对地弹道导弹、舰对舰飞航式导弹及制造特许权。这有助于提高我国造船工业水平，帮助我们缩短海军装备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但是，关于核动力装备的技术，苏联方面称，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提供这方面的装备和技术援助，导弹驱逐舰方面也不可能给予援助。我方“抛砖引玉”地提出咨询，苏方也避而不答。

苏振华向国内汇报了谈判情况，邓小平当即明确指示：不要再提了。代表团决定按照原定方针，适可而止。

1959年1月29日，毛泽东审阅了协定草案，圈阅同意。于是，苏振华代表中国政府在2月4日同苏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海军舰艇制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以有限的经费，争取到苏联以比较优惠的条件卖给5种型号的舰艇、导弹技术资料以及样品和转让制造权。

代表团回国了，参加访问、谈判的中、青年技术人员，后来都成了中国造船工业的骨干。

在此以前，1953年6月4日，由罗舜初等经过长时间艰苦谈判，曾与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海军协定，协议三年内中国向苏联购买143艘小型战斗舰艇，其中10艘成品，其余为半成品，由中国自行组装，同时还购买辅助舰艇84艘、飞机260架、海岸炮108门；协议苏方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中国帮助培训技术人员。所有这些由苏联提供的技术援助，对提高我国造船工业技术，增强我国制造海军舰艇的能力，起了积极作用。在西方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下，这种援助是十分宝贵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造核潜艇 历尽坎坷志不渝

为了加强海军装备建设，苏振华明确指出：“大力开展科学研究设计工作，是建立造船工业的基础和突破尖端技术、自力更生的极重要的先行环节。”经海军党委讨论决定，着重抓紧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的设计制造。并按党中央的要求，选派方强、赵启民、边疆等海军高级干部到有关工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50年代，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神州大地，激荡着摆脱落后，力争上游的热情。苏振华时时有一种重任在肩的历史使命感。

回顾历史，古代中国，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海洋强国。

“见寂木浮而知浮舟”。“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古代中国人和古腓尼基人、埃及人一样早地利用舟楫“以利不通”。

早在春秋时，吴、楚等国就建立了“舟师”。秦、汉时，农业、医药、天文、历算等科学技术进步，促成了中国造船的第一个高峰。汉武帝时，即有千人巨舶，航行于“海上丝瓷之路”之上。中国人最早使用帆，而且懂得利用多帆，充分发挥风力作用。三国时成书的《南洲异物志》载：有一种船“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依相聚，以取风吹……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中国人最早使用橹和舵，“一橹三桨”，橹的摇动，不间歇地产生推动力，比桨更具优越性；舵的使用，使得巨舶能够顺利航行，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技术进步。

祖冲之曾经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特别有意义的是东晋《拾遗记》中就曾大胆设想一种“沉行海底，而水不浸”的“沧波舟”。这可能是人类最早提出的水下潜航的设想。

在封建盛世的唐朝、五代和宋朝，中国海船著称于世。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公元851年所著《印度--中国游记》里写道：“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巨大，抗风的能力强，能够在波斯海里畅行无阻。”在宋代，指南针普遍用于航海。公元1119年，北宋《萍洲可谈》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唐代建造了“车轮舟”，“挟二轮踏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这是机械推动船舶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