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苦干乐于奉献

1938年12月，叶丰川从纵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结束，于1939年1月被分配到山东分局大众日报社电务室担任报务工作。当时报社电务室刚刚成立，设备简陋，人手不足，工作单调枯燥，收报难度很大。无线电训练班的一些同志都不愿到大众日报社电务室工作。当组织找叶丰川谈话时，叶丰川不讲任何条件，愉快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来到了报社电务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踏上电务工作的叶丰川，由于文化水平低，实习阶段对收报工作十分吃力，错码、漏行现象较多，抄收的电讯稿常常译不成句。为了尽快掌握抄报技术，性格内向、不爱言语的叶丰川，主动向周围同志请教，刻苦钻研，勤学苦练，战胜收报中的一个又一个困难。他不仅在收报机上一次又一次地练习，下机后也不肯休息，为了提高抄收速度，他从写阿拉伯字母练起。功夫不负有心人，叶丰川的业务进步很快，3个月的实习期还不到，他抄收的电报已没有错码、漏码现象了。但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成绩，他怀着一颗对党忠诚，对事业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不断改进工作，努力使电报收得更好，并在实践中学会修理收报机，熟练地掌握了业务技术。他抄收的电报和电讯稿，总是干净、整洁，译报员和编辑对他抄收的电讯稿都很满意。

叶丰川将收报工作做得如此出色，是十分不容易的。初创时的报社，物资匮乏，技术设备落后，加之新华社延安总社的电台讯号微弱，声音非常小，又受国民党和日伪军大功率电台的严重干扰，抄收延安电台的难度极大。叶丰川总是坐在机器旁，静心耐心地细听，捕捉着极微弱的讯号，一工作就是两三个小时。他还经常值夜班，帮助或替别的同志值班，白天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长时期地工作，精力又高度集中，体力消耗很大，物质生活又无保证，营养得不到补充，虽是不足19岁的小伙子，下机后经常头晕眼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就是这样，叶丰川从不叫苦喊累，更不要别的同志替班，顽强地坚持工作，并依然常替别人值班，收的电讯稿完好率越来越高，多次出色完成紧急情况下的收报任务，成为报社一名优秀的报务员。为此，受到大众日报社和山东分局的嘉奖和表扬。

1939年秋，沂蒙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众日报社也随之发展壮大，电务室增添了两台收报机。1940年1月又添了一套15W的发报机，人员从10余个一下增加到30多人，电讯室改名为新闻电台，分为延安新华社、重庆中央社、南京中华社3个收报组，叶丰川任新华社新闻收报组组长。刚刚有了发报机，大家都觉得挺新鲜，争先恐后地上机练习发报，因为发报工作相对来说比收报工作要容易些，主动些，报务员都想争取做发报工作。看到这种情形，叶丰川主动地让别的报务员先上机练习，自己仍然安心地做收报工作，直到大家都轮流练习完后，他才上机练习发报。叶丰川无论做什么，都是困难的事抢着干，处处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行为要求自己，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大家。

1940年9月，叶丰川担任了新闻台报务主任，负责全面业务工作，还具体承担一个收报组的值班任务，同时兼任报社编辑部党支部组织委员和新闻台党小组长，任务繁重，事情琐碎，但叶丰川总是沉着冷静，一件一件有条不紊地安排好，业余时间按党支部要求做好党内外同志的思想工作和驻地群众的工作。他虽少言寡语，内向老成，可他做思想工作却以自己的热诚、主动，实实在在地帮助同志们排忧解难，赢得大家的称赞。开始是他找大家，后来是大家找他，连当地老乡都主动找上门和他谈话、反映情况、解决疑难问题。因为他老成持重，同志们喜欢称他“老叶”。当地群众见他整天忙忙碌碌，以为是什么“大官”，也跟着大家叫他“老爷(叶同音)”。他从不生气，但脸上总是露出难为情的笑容。

随着我党抗日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报社新闻台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报务人员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山东分局和大众日报社决定自力更生创办一期报务培训班，学员由分局组织部抽调，政治课由报社领导负责安排，业务课则由新闻台负责解决教师和教学器材。1941年3月下旬决定此事，4月开学，任务紧迫。叶丰川和新闻台的同志们在报社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自己动手编写教材，制作教具，报务员、机务员走上讲台授课。本来就人手不足的新闻台，同志们既要坚持正常的值班工作，又要给训练班学员上课，常常是下了夜班来不及休息，就赶到课堂去讲课，有时下了课就得又去上机值班，非常辛苦。辛苦的事，叶丰川就抢着干。这期间叶丰川兼课最多，他总是让别的报务员去休息，他来替他们去上课。叶丰川讲课既认真又有耐心，对学员的提问总是细心地给予答复，教学效果明显。